与族际互动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即是外来移民与当地族群的融入。融入主要有两种模式，即同化与多元文化论。所谓“同化”是指外来移民逐步与当地族群融合，吸收其文化，最终与当地族群融为一体。应该说，“同化”是一个最终的结果，也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果，但这个过程较为漫长，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与“同化”理论不同的“多元文化”论，认为融入的结果是外来移民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原有文化和特点，会形成一个和当地不同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一种文化体。无论是“同化”还是“多元”，主要指的是融入的结果，而绝大部分的移民融入更多地表现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则是移民与当地社会族际互动的过程。移民在这个过程中则是一个行动主体，他们不是被动地应对于当地社会，而在很多方面是具有积极主动性，作为行动者的移民会在外在条件下主动选择一定的方式与当地社会进行族际互动。本章主要从华商主体视角出发结合实地调查资料探究华商在淘金场中是如何进行族际互动和融入，进而来淘金的策略问题。
第一节 淘金场中的族际互动
俄罗斯是一个多族群的国家，族群交往与族际互动也较为频繁。自20世纪80年代末华人开始进入俄罗斯后，数量逐步增长，在当地也成为一个较有影响的族群，与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必然会发生一定的联系。来俄罗斯的华商，他们的目的就是淘金赚钱，淘金场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域，这里是华商与俄罗斯族群交流与互动的主要场所。但在实际交往中，华人也很难分清楚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也没有必要做出区分。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体，一个是他们的客户，另外一个就是当地的警察，与这两个群体的互动则成为其商业能否成功的关键。
一 与客户商业往来
华商能够来到莫斯科淘金，首要依靠的是乡土关系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华人社会中的资源。但要在当地经商进行商品销售，就必须要构建自己的商业网络，即要同商品销售对象——“客户”进行必要的互动和往来。而华商经营场所——市场本身就是各个国家商人共同汇聚的地方，来采购的客户也是来自俄罗斯各个地方，甚至还有原独联体国家的商人。因此，对于华商来说，与这些客户的商业往来则成为其族际互动的最重要的内容，和他们的关系构建决定着商人们的利益获得。
早晨开箱之后，采购者就会陆续地上来了。一般情况下，采购量比较少、不经常来的客户，双方之间一般不会有过多的交往和互动，华商们最多稍微让点利，把名片或者电话留给他们，说一些希望下次再来的客气话。如果是一些老客户，特别是购买量大的客户过来的话，那就需要认真对待了。商人无论怎么忙，也得把手头的事放下来接待他们，冲杯咖啡或泡点茶，和他们在箱位里面坐下聊聊天，当然了都是一些较为简单的交流用语。随后就要看看货，看中了就要谈价钱，成交后就定下取货时间。为了挽留住这些客户，华商们一般都会答应他们提出的一些条件，如没有现钱要欠账，或者是取货时间要晚一些。生意谈成后，双方也都非常高兴，关系会又进了一步。笔者在调查对象汤红那里观察了她和她的一个客户的商业交往活动，以下是当时的调查日记：
今天我想先去上次认识的四川大姐汤红那里。到了市场之后，就直奔她那里。因为我帮她问了她儿子在这边上学的事，所以她对我很热情。
今天在她那儿还真有收获，因为碰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客户在和大姐谈生意。大姐就说，这位客户是去年12月份认识的，人挺好的。他现在过来主要是挑挑鞋的样式，也侃侃价，如果谈妥了明天再过来取。我就问大姐这位客户是不是俄罗斯人，大姐也不知道。看来，大姐只关心和这位客户做生意的事情，其他事情并不关心。这从我的另一个问题中又得到了印证。我问大姐，这个俄罗斯人能不能在其他方面帮助她。大姐就说，跟他没什么其他方面的往来，就是生意方面的。这就是说，和当地人的交往就只考虑生意方面，中国人也不想和他们深入交往。但中国人对俄罗斯人的普遍评价就是，他们非常懂礼貌，也讲信用，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般不变化，不像中国人、中亚人和越南人那样不讲信用，还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推脱。
后来，我在和这个人聊天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不是完全的俄罗斯人，家里有埃及人的血统，但现在在这居住，有俄罗斯的国籍了。在莫斯科的商店工作，经常往返于市场和商店之间，在市场上看好鞋的样式，买完鞋后就带回商店卖。在这待了一会，我们共同喝了一杯咖啡，他就出去了，还把电话落下了，汤红就赶紧把电话收起来，恐怕别人拿走。不一会儿，那个人打电话来了，汤红就告诉他电话忘在这里了，让他来取。
一会儿他就回来取电话了，正好看到大姐在里面干活，要把新来的几箱鞋摆到上面去。他就主动过来帮忙。因为他是男人，身体也比较壮，他们也是非常讲礼数的，一般不让女人来做重活。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这个人和大姐的关系处得不错。
最后走的时候，他定好了明天来取货的时间，并告诉了所需要的各种货的样式，装好后需要运到的地点等，但当时也没有给现钱。汤红就赶紧让儿子去配货，按照刚才客户的要求来准备。他走后汤红就告诉我：“俄罗斯人非常懂礼貌，尊重女性。跟俄罗斯本地人做生意也是比较放心的，他们比较讲信誉，一般都是说到做到。但现在他们讲价才狠呢，如果你的货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价钱也不够低的话，就是关系再好也不会要你的货的。”[35]
在和客户的商业往来中，很多时候也并不是十分融洽。俄罗斯的本地客户好一些，他们受教育程度高，非常文明，讲信用。但原独联体的一些中亚国家的商人，也就是中国人经常称之为的“二毛”“黑毛”的人，他们的信用度很低。华商和这些客户打交道则十分头疼，他们都是不给现金，总是欠账，还的时候那就要把很多零头抹掉了。为了不失去这些客户华商又不敢得罪他们，还得想尽办法跟他们周旋。笔者在调查阿发箱位时观察了他和这些客户的交往活动，以下是整理后的当时的访谈日记：
我看田辉忙，就去别的地方转了，去阿华摊位那锁着门，就又转到阿宝的远房亲戚阿发那儿去了，正好他一个人在，我就跟他聊了起来。问了他生意和个人的情况。
……
在聊天时，正好来了一个“二毛”（注：其他民族和俄罗斯民族的后代），他过来就是想要一批货。阿发刚来到莫斯科，外语不好，“二毛”就问我懂俄语吗，我说懂，他就直接说想要一批货。阿发就告诉我：“不要搭理他，他总来要货，今天都来四五趟了，要完货又不给钱，所以不愿意卖给他，等我姐回来再说。”现在生意不好，但作为一个客户，也不想得罪他，但又不想给他，所以很矛盾。那个人给他姐姐打了电话，就走了。在阿华那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个越南妇女来要货，先不给钱赊账，阿华不想卖，但又不能得罪她，就在那磨叽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给她了。
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个穿戴较整洁的“黑毛”。阿发就告诉我，他是一个巴恰，干完活了换上一身好衣服，装作一个商人，有的客户要买东西，他就做一个中间人，他不让客户和商人接上头，他可以通过低买高卖的方式赚一笔中介费。他来到箱位后，又跟那边客户电话联系，问问要什么样的货物。因为阿发的姐姐没在，他也做不了主。但那个巴恰显得很着急，阿发说一个小时后他姐姐回来，他就说等不及。阿发就让他给他姐姐打电话，他姐姐说马上到，这个巴恰就在这等着。阿发就告诉我：“现在生意不好，什么人要货也得卖，这些‘黑毛’拿货不愿给钱，但也得给他。”[36]
20世纪90年代初刚刚开始转型的俄罗斯，日用等轻工业品极为缺乏，那时只要商品一进入莫斯科，立刻会被抢购一空，也就是所谓的“卖方市场”。但今天已不同于早期，一方面俄罗斯市场逐渐开放，各个国家的商品蜂拥而入，已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越来越多，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更新和增加，中国人自己内部竞争都极为激烈。因此，客户在莫斯科市场中的商业地位极为重要，必须跟他们构建良好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些稳定的可靠的当地客户，就很难在这里生存下来。
笔者在第二次到莫斯科调查时跟踪阿才的日常活动，观察到他跟客户构建关系时的活动和方式。他从国内刚来市场第一天除了承租箱位和库房外，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到去年的客户那里。因为阿才主要是把货批发给市场中的越南人，由这些越南人再向外批发和零售。阿才主要是做夏装，夏装做完后，他就回去了。今年过来后，担心这些越南客户会流失，所以来了就最先到这些客户那里转一转，也就是告诉他们今年他又来了，如果买货再从他这买，然后把手机号码互相留一下，也可以打电话联系订货或送货。阿才也明显感觉到现在的客户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好交往了，生意好的时候客户要主动来找你要货，你可以选择给谁不给谁货，他们要给你说好话。但现在市场上的货源是非常充足的，你不卖还有别人卖，所以关系已经倒转过来了。另外，阿华原来跟他们在一起，现在分开准备单干，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所以就更得同这些客户构建良好的关系，他们这次来还给客户带来一些中国的土特产。
有一次，笔者听到阿才和越南客户用不太正规的俄语进行的一次对话：
越南人：你们什么时候过来的？
阿才：刚到，今年生意怎么样？
越南人：不好，不好。萨沙过来了吗？（注：萨沙即阿华，原来与阿才和阿宝合伙来做，今年分开了，准备自己单做）
阿才：今年我们分开了，他自己单做。
越南人：你们三个人做吗（指着我）？
阿才：不是，他有另外的任务（指着我）。
越南人：好，好。
阿才：以后买货还买我们家的，便宜给你。
越南人：好，好。
阿才：这是我们中国的东西，非常好吃（送给对方）。
越南人：谢谢！谢谢！我非常喜欢！
阿才：再见！
越南人：再见！
在和客户进行交往时，开始的时候华商为了能够挽留住客户，主要采用中国式的交朋友的方法，如请吃饭、送礼物。但这种方法往往并不奏效，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看重交往过程中的人情和面子，他们更看重商品和价钱。因此，很多时候这种方式都是失败的，如吴超就讲了他同当地的生意伙伴在关系处理时遇到的问题：
这两天我正犯愁呢，我被去年合作的伙伴给骗了。去年我雇用了一个当地卖货的人，她卖得很好，帮我联系了很多客户。本来这个人说好了，要给我再干一年。我回国给这个雇员买了两瓶茅台，在机场又给买的香水，花了将近五六千人民币。8月份来的时候把她的广告打了出去，又把买的东西给了她，请她吃饭，并答应给她涨工资。但马上要卖货了，她却不来了。一开始我给她打电话，她先说家里有事情，过两天再来，我也没在意，就以为真的有事情。可过两天之后，再打电话，她还说有事情，总是说这个那个理由的。前两天，我在朋友那看到她了，她说今年自己干了，不过来了。这可把我闪了一下，现在再找人也不好找，况且我那有很多客户，都被她自己带去了。这些人啊，一点人情都不讲，他们也不管什么朋友不朋友。这些人都是为了利益，所以很难笼络住。通过这些事情，我也总结了经验，同俄罗斯客户打交道主要就是利益往来，他们看好货觉得可以的话，然后就谈生意上的事情，基本不会跟你交朋友。不像中国商人之间，如果生意做好了就可以交个朋友，以后生意往来也可以有个情义。我认为俄罗斯人从骨子里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虽然你赚了他们的钱，但俄罗斯人也觉得中国人不如他们，所以跟中国人也不是真心实意地像朋友那样交往（莫斯科访谈08）。[37]
因此，无论怎样，在市场中与客户很难建立中国人所认为的那种朋友关系，这是由双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中国人往往愿意在具体的事情中插入一些人情成分，而俄罗斯人各种事情分得很清楚，商业就是商业，朋友就是朋友。只要你的商品符合他们的要求，价钱也低，他们有钱可赚，那就跟你做生意，否则即使你们平时日常关系再好，也会跟陌生人一样，不像中国人还讲究些朋友情面。在商业世界中，生意就是生意，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此经商已20年的老王，他在莫斯科的生意做得很成功，成功之道很有说服力：
我来莫斯科已经20年了，跟俄罗斯人打交道也有一定经验了。我一开始就是帮别人卖货，那时候虽然风险也挺大，但也挺赚钱。后来，我就在老市场上买了个箱位，但经营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种方式很不正规，警察经常查，货物也经常被没收，俄罗斯也不讲什么法律，想什么时候查你就查你。我就觉得这种形式没有前景，当时也有朋友提醒我，应该有自己的品牌，成立一个公司。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就离开市场。现在看来这步走得还是对的，你看现在市场多不稳定，老市场被关了，现在的也长不了。那时就想成立公司，也没想到走到今天，就是觉得市场风险比较大，所以应该出来，我就是有闯劲，什么也不怕。当然，成立公司创建品牌的过程也不是容易的，一开始根本不赚钱，因为很多客户根本不知道你的商品，我又不懂得怎么做广告，就是看着做，当时每年都得赔钱。后来，凭借着商品的质优价廉和我同俄罗斯人打交道的一些经验，才逐渐闯出了市场。我给客户的商品价格都是最低的，也是先让他们卖，然后卖完再返还钱。如今我的商品已经畅销俄罗斯市场，并成为俄罗斯的名牌产品，还获得了俄罗斯展览会的一等奖。我认为跟俄罗斯人打交道，要特别重视一点，那就是一定要讲信誉，严把质量关，质量是第一位的。前不久，国内来了一批质量有点问题的产品，我就赶紧停止了销售并把已销售出的商品追了回来，给客户道歉赔偿。现在国内很多企业根本不重视俄罗斯的市场，销往俄罗斯的商品很多都不过关。所以，我准备起诉国内的那家公司，让这些公司也知道知道，不能轻视这里的市场。当然由于同俄罗斯的文化差异，俄罗斯人比较难打交道，他们很排外，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所以也很难跟他们建立那种“中国式”的朋友关系。俄罗斯大部分人收入比较低，他们买中国商品还是因为价钱便宜，因此只要你的产品质量好，价钱较低，俄罗斯人喜欢，在这里还是能立足赚到钱的（莫斯科访谈12）。[38]
因此，华商在同商业客户构建良好关系时，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注重商品的样式和质量，商品一定要符合俄罗人的特点，适合俄罗斯人，并且质量要有一定保证，不能以次充好。早期“倒爷”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欺诈行为已经引起俄罗斯人的极大反感，他们对中国人的提防心越来越强，恐怕再遭到中国人的欺骗。第二，价钱也不能太高。现在的俄罗斯客户跟中国商人学会了讲价，而且也会采取一些手段，你不卖我就以去别的商家那里来威胁，华商为了留下这个客户价钱不能要的太高。说到底，最根本的还是要讲信誉，要说到做到，不能欺骗他们。因此，跟俄罗斯客户打交道质量信誉是第一位的，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良好关系。
二 与当地警察“周旋”
华商在俄罗斯淘金，他们还需面对和应付的就是当地的警察。在俄罗斯警察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自由地检查人们的护照，查缉非法的本国人或外国人，甚至进行罚款。当代俄罗斯人称警察为“合法的黑手党”，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维持社会治安，不如说是声色俱厉地趁机在街道上大大方方地找麻烦、勒索要红包（张锡模，2013）。
在莫斯科，警察的名声很坏，对外国人主要是对在当地的中国人强行索贿和敲诈的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在华商经营场所附近的警察，他们对华商敲诈索贿较为严重，样式也十分丰富。最常见的一些手段有以下几种：
第一，警察最常用的手法就是以检查身份为由，然后对其索贿。俄罗斯的签证制度较为烦琐，即使那些很早就来到莫斯科的华人由于各种原因也不能完全按照要求去做，更何况这些大部分都是短期居住的商人。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会检查出问题，只能交罚款，当然这些罚款都是归入警察个人腰包。一般是警察在路上把华商拦住，让其出示护照，然后找护照签证上的毛病，如签证和落地签的地址不符等等，大部分华商的外语都不好，没法跟他们沟通，也心知肚明，知道这就是索贿，所以很多时候就主动给他们钱。如果你是铁公鸡，不拿钱，警察就会把护照放到兜里，不还给你，有的时候还把你拉上警车，带到警察局或者拉到郊区，最后很多华商只能是缴械投降，给钱了事。
第二，有一种警察是在华商居住的区域收取“保护费”，他们俗称为“片警”，管一片小区。如果看到华商出入这片小区的话，就拦住他们，也不管护照是否合法，就告诉你在这个区域居住每个月都得向他们缴纳所谓的“保护费”，才允许你正常居住。有的时候这些警察还到华商居住的住所去骚扰索要钱财，他们会想很多办法。如先把在楼梯间的电闸拉掉，过一会再来看，如果拉上了，就证明有人住，他们就得时常来“光顾”。所以华商在住所必须要十分小心，进出房间都要锁好房门，遇有人敲门也得十分警惕。
第三，还有一种警察被称作“阿蒙”（OMOH），也就是俄罗斯的特警，这种警察也是让华人最为胆寒的。他们来的时候都是手里拿着冲锋枪，随身携带警棍，有时还牵着警犬，直接来到市场或者直接去华商所住的公寓，以有不安全因素为由进行搜查，让华商双手举过头顶或背到身后，都到外面去。然后他们来个大搜查，回来后所有的钱和贵重物品都被拿走了。[39]
对于警察的敲诈索贿，每个华商都会有很多故事，任何一个在市场上经商的华人，基本都经历过这种事情，有的甚至经历过多次。至于产生警察对华人的这种极为严重的敲诈索贿现象的原因，有些人把其归咎于华人自身，认为早期来莫斯科经商的中国“倒爷”由于护照问题遭到警察盘查时，为了图方便省事遇到事情就拿钱来解决问题，久而久之使得莫斯科警察养成了这种习惯，见到外国人就以检查身份为由索要钱财。他们认为就是因为有着这些不懂俄语，遇到警察就拿钱了事的华商的大量存在，才使得这些年莫斯科的警察对华人更加肆无忌惮。但实际上华商们对俄罗斯警察的这种行为也是深恶痛绝，他们也很无奈。因为来此经商的大部分中国人的文化程度较低，也没有专门学过外语，更不了解俄罗斯入境和居住的相关法律，很多人的签证都是中介公司办的，遇到警察盘查也解释不清，很难为自己争取权利。另外，中国人的思维一般都是在离家以外的地方能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减少些，况且还是在异国他乡，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就只能听任他们的摆布。
总之，在市场中生存必须要学会如何同警察进行“周旋”。如为在路上躲避警察，华商一般都在早晨来市场和晚上返回住所时乘坐“小巴”或打车，不敢在路上步行。在住所时也都紧闭房门，遇有外人敲门时都十分谨慎。一般情况下很少外出，即便外出也十分谨慎，走一些警察不经常出现的线路，遇到警察也都要绕道而行。如果不小心真遇到了警察盘查，特别是遇到那些直接向你敲诈的警察，也没办法，身份合法也得给他们钱。华商在莫斯科待的时间久了，他们也习惯了俄罗斯警察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会采用一些方法跟他们“周旋”，周建国就向笔者讲述了他遇到警察并跟其“周旋”的技巧：
前两天我去教会，到地铁站就遇到警察了，当时没躲开，跟我一块的朋友他们就过去了。因为我的护照马上过期了，也没带，带上如果被查着了更麻烦，所以就放家里压根就不带。警察管我要，我就说忘带了。要罚款，我就说身上没带钱。又问我去哪？我就说去教堂做礼拜，那天确实是礼拜天。他们信仰东正教，也都敬畏上帝，较为尊重信教者。他就告诉我下回一定要带上。我就跟他说我是市场卖鞋的，并想跟他交个朋友，把我的箱位号也告诉他了，互相留了电话，并告诉他如果需要鞋就来市场找我。过几天，我想咱得给人家打个电话，不管他们怎么样，咱们得守信用，打电话就说谢谢他，让他过来拿鞋。他就说，没关系，都是小事，咱们已经是朋友了。遇到警察了，不能老跑，得跟他们交朋友，他们实际上也比较愿意同咱们交朋友（莫斯科访谈06）。[40]
从周建国的讲述可知，华商也往往采取中国人习惯的交朋友方式同警察交往，当然如果能真正交到一个警察的朋友对其在市场上经商将是大有裨益的。由于“灰色清关”等问题，华商的货物并不是完全合法的，一些警察会利用这样的理由经常找华商生意上的一些麻烦，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扣压商品。所以华商最好能同当地某个警察认识，即通过交朋友的方式和警察建立关系，如送礼物、请吃饭等，当然建立的关系其中的利益占着较大成分。但这种关系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非常有用，如遇到麻烦了你就找到这个警察帮忙，他也愿意效劳，但必须要给他一定的好处费。
老市场关闭时，很多货物和钱财都被扣压在市场中，不允许外人进入。这时很多华商就通过和市场上的某个警察或保安平时建立的关系进入市场中，当然了必须要给他们不低的好处费。尽管如此，为了取走自己的钱财和货物，华商也愿意付出这些代价。阿华讲述了老市场关闭时他进去取钱的事情：
老市场封闭的时候我有几十万卢布在市场里面锁着，我的一个老乡阿宝的表叔也有上百万卢布锁到了里面。我正在市场外面转悠想办法的时候，正好看到了以前认识的一个保安。原来在市场没事的时候我总跟他在一块聊天，还请他吃饭，顺便也练练外语，关系处得不错。我就跟封锁市场的警察说，那个保安找我有事情，让我进去，警察就把我放了进去，然后我又回头把阿宝的表叔叫了进去。我就跟认识的那个保安说要去箱柜里取钱，那个保安却说不行，里面有好几道警察把着呢，得需要钱。我就给了他几万卢布，他就带着我们闯过了一道道关口，当然了每道关口都得拿钱来摆平，最后还可以，把箱柜里的钱基本都拿了回来，当然有一些货在里面也没办法了。如果不认识那个保安，我们什么也拿不出来，关键时候还真管用了（莫斯科访谈01）。[41]
此外，在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也得要经过市场周边的各个警察部门的允许和同意，它们是管理者，主要有当地警察局、移民局等，否则他们就会经常来找麻烦，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一般来说，市场从事经营活动的华商很少直接和他们打交道，主要由这个市场的老板和管理者出面，每个月向这些部门缴纳一定的所谓的“保护费”，当然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保护费”是从商人们每个月缴纳的箱位费中提取的。但在这有一些从事宾馆和酒店等服务行业的华商则必须要和周边这些警察局接触，因为他们开的这些宾馆和酒店是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特别是还有一些所谓“身份不合法”甚至一些没有身份的人在此居住，这些地方也是警察盘查最频繁的地方。他们除了每个月向这些部门缴纳一定的“保护费”外，还得私下里和个别警察建立关系，最好是和一些级别较大的如局长等领导认识。他们也需要时刻关注着警察的行踪，在警察局里面一般都有自己认识的人，一旦有什么检查行动，这些人会向他们通风报信，让他们藏好钱财等贵重物品，做好应对准备。总之，这些华商必须要学会和警察“周旋”，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华人来居住，否则他们就很难正常经营。
老赵原来在莫斯科开了一个宾馆，她这些年开宾馆的经历特别是如何和警察“周旋”和相处的经验很有代表性：
我1990年左右就来莫斯科了，那时候我从国内一包包地背过来各种商品到莫斯科卖。过关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因为带的东西比较多，很多时候都超重，那就想各种办法蒙混过关，有时候给海关警察点钱，有时候让别人捎带点，不过还好最后都能很顺利的过关。我来的时候是莫斯科最乱的时候，可以说很多事情我都经历了，什么政变、黑社会火并、杀人什么的都见到过。你们现在来的时候莫斯科的警察好多了，我那时候警察最厉害。在大街上见到警察就来查你，就管你要钱，要不就把你带到警察局，我经常被查，好几次都被带到警察局。那警察局就是一个小黑屋，条件非常差，进去一次就再也不想去。后来，我就在这儿开了个华人宾馆。一开始，也不行，没几个人，最主要就是因为经常有警察查。警察一来，没身份的人就被带走。有时，还来“阿蒙”，“阿蒙”就是俄罗斯特警，被称作“合法的强盗”。他们一来，就把整个宾馆扫荡一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总之，那时在宾馆什么事都遇到过。有一个人在我那住，可能跟别人因为生意上的事有点纠葛，那个人就派个杀手来杀他，就死到我那儿了。还有一个女的把她前夫的钱都给骗了，跟别人的男人跑了，也住我那。她的前夫就雇了几个俄罗斯黑社会的人，把他们给绑了，最后都残忍地杀害了。我待的办公室甚至还被机枪扫射过，这些事我都安全度过去了。后来，我就渐渐地认识了一些警察。一开始都是些小警察，他们为我通风报信。一旦警察来查的时候，他们就提前告诉我，我就赶紧让住的人藏起来。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些更大的警察，建立了很多关系，和警察局长也熟悉了，甚至内务部的警察也认识了。内务部的警察最厉害，所有的警察都怕他们。后来再有警察来盘查的话，我就打个电话，很快事情就能解决。所以，经历的这些事情多了，认识的警察也多了，有什么事情我也不害怕了，宾馆的人也越来越多，生意也越来越好。现在，虽然宾馆不开了，但这些警察的关系还在。有事情还得找他们，当然了得给他们一定的钱（莫斯科访谈45）。[42]
一般来说对于在莫斯科做宾馆、酒店等生意的人，跟警察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非常有用，可以为做生意减少很多麻烦。和俄罗斯警察打交道，就得使用金钱，他们收入都比较低，也愿意通过帮忙赚些外快。所以，华商也利用警察这样的心理，同他们“周旋”和交往。当然也很难建立起真正朋友式的关系，主要还是以利益为主。
总之，在当地市场经商，往往要建立一种非正式关系，这种非正式关系经常可以起到比正式关系更为重要的作用。市场中的非正式关系是与正式关系相对立的概念，正式社会关系为正式制度中的社会关系，即为法律、法规、契约、规章所确立从而具有明确约束力的社会关系。而非正式关系则指正式关系之外的社会关系，即为当事人所认可但却未被法律、法规、契约、规章确立的社会关系（刘世定，2003）。苏联解体后，由于市场制度和相应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子经济”或“灰色经济”问题较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非正式关系往往起着比正式关系更大的作用。
第二节 华商在当地的融入
有关移民融入的理论，主要还是以西方的移民研究成果为主。从现有的西方围绕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适应融入问题的理论研讨来看，虽然众说纷纭，论述浩繁，但按其基本取向，则可以梳理出“同化论”与“文化多元论”两大流派（李明欢，2000）。
“同化论”与“文化多元论”都是以美国的移民问题进行总结的。“同化论”的最早表述是“熔炉论”。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在美国建国时要求所有移民都要归同于生活在美洲、原英格兰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民族。因此，在美国初期时一直试图将不同种族、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的人融合为一个整体，即所谓“熔炉论”（姚建军，2011）。“同化论”则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布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在对芝加哥地区移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美国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但相继移入到美国的移民给当地城市带来了较大问题，从而引发了移民能否美国化和是否继续允许大量移民进入美国的激烈辩论。帕克带领他的学生通过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在对芝加哥地区移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最后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即认为移民最终是可以同化融入美国社会中。他认为“社会同化”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些具有不同种族源流、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共同文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共性至少应当达到足以使国家得以延续的程度。帕克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相遇、竞争、适应和同化。后来又有学者总结为同化的三阶段论：第一个阶段是移民的定居阶段，即他们要寻找生存和居住的场所；第二个阶段是适应阶段，这也是族群之间不稳定合作的时期，移民被迫改变和适应新的环境；最后一个阶段是移民族群与其他群体的同化阶段。无论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碍，移民最终都要同化到当地社会中，这个过程最长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胡锦山，2008）。
“同化论”实际上反映的是最终融入的结果，是一种理想状态，可现实中的各种移民群体并非如此，因此针对“同化论”一些学者又提出了“文化多元论”，又称为“民族文化模式”。“同化论”认为移民在融入主流社会中会逐步放弃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接受移民地的主流文化，最后同化进美国社会；而“民族文化模式”采纳了多元论的理论，提出的是“凉拌什锦”的视角，认为各种不同民族的移民群体可以按各自适应的不同方式同时生活在一个国家里。“民族文化模式”并不完全否认最终同化的可能性，但这种理论认为移民同化过程中会保持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最终经过几代人的演变，才能成为完完全全的美国人，这个过程也并不是要放弃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有些传统甚至一直会保持下来。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同化”和“多元”理论是迄今为止移民融入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视角。在这两种理论基础上，相应的移民研究才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两种理论一般是以已经定居到迁入地的移民为研究对象。探讨的是移民适应的结果，忽视对移民主体因素的探究。从最终结果来看，移民适应或者表现为趋同和“同化”，或者表现为“多元”。实质上移民适应和融入更多的是一个过程，在适应过程中各种外在因素和移民主体的因素则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些将会决定着最终的融入状况。
在同化和多元分析视角的影响下，海外华人研究对应于提出同化模式和效忠模式。王灵智认为：“在美国，同化或者从属于白人的观念主导着政府对华人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指导着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美国华人的研究。……相反的，在中国，学者与政府官员在研究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乃至于美国华人时所运用的主导思想则是效忠，抑即美国华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在何种程度上依然忠诚于他们在故乡的亲属、他们的祖籍故乡、中华文化、地理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王灵智，1994：13）。”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则普遍采用“落叶归根”“落地生根”“旅居者”“定居者”等概念，论述海外华人的迁移形态和融入问题。
在对较早迁入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来说，学者们则提出了不同的融入方式。陈志明先生基于对马来西亚华人的长期田野经验，提出了华人融入的“涵化”概念。他认为，华人的本土化有多有少，同时表现为不同层面，涵化概念比同化概念更适用于华人的本土化过程。同化所包含的不只是社会文化变迁，还有族群变迁；而涵化概念则注意到了个体的能动性问题。“涵化产生于个体对非本土文化原则的选择与结合，而非仅是族群活动之下的被动变迁”（陈志明，2012：27）。因此，华人适应和融入当地文化的过程和结果也必然是多样的，同其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自身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曹云华先生也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对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透视和探讨。他认为华人的文化适应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初级阶段文化适应的主要特征是容忍和接受，高级阶段则是认同和融合。文化适应不一定必然导致同化，同化只是文化适应的一个结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它有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对东南亚华人而言，文化适应实际上出现了四种结果，即本地化、新生化、混合化和西方化（曹云华，2001）。总体来说，对东南亚华人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已形成了一套分析范式（李亦园，2002；朱峰，2009；庄国土等，2009）。
综上，从中国海外华人社会文化适应融入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还是以北美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研究为主，并且是以传统的华人作为研究对象。而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又掀起了一拨向海外迁移的浪潮，特别是到海外经商的华人开始增多。这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打算在迁入地定居，他们只是在迁入地和迁出地不断地进行跨国流动。他们在迁入地还未有固定的居住区域，不想或者不能融入进当地社会，仅仅是在当地赚钱生存，文化适应和融入的问题并不是十分突出。本书所研究的莫斯科华商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迁入的时间较短，大部分不想在俄罗斯定居，但其中少数人也尝试着融入当地社会，从其所表现出的特征中也能看出未来的趋势和问题。
一 少数华商的融入尝试
华商来到莫斯科，主要目的是淘金赚钱，他们每天的活动就集中在市场，很少有市场以外的活动。在市场中维护好同客户的关系，同客户有正常的商业往来即可，无须跟当地人进行更多的互动和交往。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问题，大部分华商也很难走出市场，更不能与当地社会再进一步地进行族际互动。但早期到来的华商其中一些人已经走出了市场，开始尝试融入当地社会。这些人往往已在莫斯科有了固定住所，配偶孩子基本全部迁过来了，他们的事业重心也已转移到这里，并想方设法办理在莫斯科长期居住的身份。有的人寻找当地的工作单位，希望能找到稳定的职业和身份，还有些人与俄罗斯人通婚，取得俄罗斯的国籍，这样可以更便利地往返于中俄之间。通过这些融入的尝试，可以更多地与当地人交往，从而能够更好地在这里淘金与生存。
笔者的一位调查对象李敏就是准备在莫斯科长期发展的一位华商，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商经历及未来的打算：
我1992年就来到莫斯科，那时主要目的是读书，但找了很多学校都不接纳，后来遇到了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个人，这个人对我非常好，让我到科学院去读书，这才落了脚。读书的时候我就在市场上做生意，当时也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赚钱，实际上我就赔了不少钱。后来我就决定不在市场上卖中国货了，也不赚钱，就把一个住宿楼承包了下来，那时没人敢像我这样做，我就是胆子大，这样一点一点的就赚了钱。在2000年左右，我又在这个宿舍楼开了一个中餐馆，生意非常好，不仅在莫斯科的很多中国人在我这吃饭，甚至俄罗斯的政府官员和警察都到我这里。有一次我记得来了40多辆警车，最后都没有地方停车了。那次他们玩得非常开心，为了让他们玩得痛快，我这也不关门了，通宵开放，后来喝的酒吃的东西也不要钱了。我敢保证，在莫斯科再也找不到像我这里这样能让他们玩得如此开心的地方。那次就赚了将近1万美金。在这待的时间长了，认识的俄罗斯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这边有几个非常能帮忙的俄罗斯朋友，我认为，朋友不用太多，只要能真心帮忙的就行！我现在已通过俄罗斯朋友办了绿卡，在莫斯科我也买了房子，我们两口子准备长期在这边发展。虽然我的父母都在北京，在北京买了几套房子，也要经常回去看望老人，但我认为还是莫斯科这边赚钱机会较多，未来还是把重点放到这边（莫斯科访谈35）。[43]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像李敏一样的华商开始尝试着在莫斯科当地兴办实业，如宾馆、酒店、餐馆等，还有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中医诊所、武术馆等也在莫斯科陆续出现。华商们通过这种尝试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只在市场中销售中国商品的单一的经商方式，也可以更多地与当地人接触，加强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同时俄罗斯人对华人也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了解，改变了对中国人只想赚钱不想融入当地社会的不良印象。
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老李的淘金经历也很有特点。他的父亲是苏联时期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就出生在莫斯科，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他们全家都回国了。苏联解体后，两国关系改善，他又来到莫斯科，早期从事“倒爷”贸易，后来又开餐馆和宾馆。同时，他还找到莫斯科一家电台的工作，有了这个身份，在此经商也更为便利，他讲述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经历及对俄罗斯的一些看法：
我是20世纪50年代在这边出生的，父亲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后来中苏关系紧张，我们全家就回北京了，当时我6岁，我妹妹也在这边出生，后来也一块儿都回去了。那时候很多华人在这边感到危险，都不敢上街，但也不敢回国，因为国内当时正进行一些政治运动，把他们都当作叛徒，只能待在这里。他们的孩子也都出生在这里，现在基本都被同化了，就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能使用筷子，会做点中国饭，剩下的跟俄罗斯人没什么两样，在这边单位工作，和当地人结婚。
我1992年又来到这里，早期就是“倒爷”，那时候这边比较乱。后来我通过认识的莫斯科的老华侨找到了俄罗斯对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俄罗斯的工作并不是很好找，大部分中国人都很难找到。我找这个工作是需要担保的，我的父亲原来认识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华侨帮助我担保才能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一边工作我又一边做生意，我开过饭店，也开过宾馆。有了当地工作的身份办事也比较容易了，也不怕警察查，警察也不敢查。我来莫斯科，基本没被查过。有一次，我护照交上去办延期，没带护照，被带到警察局，我把工作证拿出来给警察局长看，警察局长立刻就让放人，并严厉地批评了下属。
我在工作单位也交了很多俄罗斯朋友，我认为跟俄罗斯人还是比较好交往的，他们比较直接，遇到事情也是很愿意帮忙的。我的儿子很早就被带过来了，在这边读的中学，现在也在这边做生意，俄语好，跟俄罗斯人容易沟通，生意也做得不错。我现在还没办绿卡，我工作的身份是能办的，但一直都没想办。现在莫斯科的工资待遇也越来越高，各种保险以及养老金都有，所以我现在也想办俄罗斯身份。正在办，再等等就下来了，办下来后就可以享受俄罗斯的各种保险和养老金，今后待在这边也挺好的。
我认为俄罗斯虽然历史渊源和文化同欧美联系较紧密，长相上也没太大区别，但俄罗斯和欧美各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俄罗斯这个国家公共道德水平也赶不上欧美其他国家，你看我们家附近的一些野地里，到处都有吃喝剩下的各种垃圾，都是现在俄罗斯的年轻人弄的，现在俄罗斯的公共道德水平也一代不如一代了（莫斯科访谈39）。[44]
从老李的讲述可得知，在莫斯科华人很难进入当地的正式单位工作，他主要是利用了一些老华侨的关系才能找到这样的工作。到当地单位工作，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身份问题，不用害怕警察的盘查，同时也能认识和交往更多的俄罗斯人，拓展自己的经商空间，更好地在莫斯科淘金。当然也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有利于融入当地社会中。老李现在正在办在俄罗斯长居的身份，再加上他的工作身份，就可以享受俄罗斯的各种社会保险待遇了，退休后也可以领退休金。但他骨子里对俄罗斯还是有一种负面看法，这种看法也影响着他融入俄罗斯社会。
此外，还有个别的华商与当地人结婚，这也是华商进行“融入尝试”的重要方式。但与俄罗斯人结婚，很多人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即为了获得一个俄罗斯的当地身份，因为俄罗斯法律规定，与俄罗斯人结婚就可以获得长居权，可以加入他们的国籍。有了这个身份华商就不会再被护照签证问题所困扰，也不会受到警察的盘查和敲诈，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的这种身份从事经商活动。高丽就是这样的一位商人：
我1990年就来莫斯科了，当时来的时候一句外语也不懂，在地铁站里还走丢过。那时，也没身份，就怕被警察查。后来，有人帮我找了一个混血，他有俄罗斯国籍，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也会说些中国话。在国内我离婚了，有两个孩子。在这找的这个人比我大挺多，平时我照顾照顾他，做个饭什么的。在这边只要找个具有俄罗斯国籍的人，就可以办俄罗斯的国籍和当地身份。现在，我已经有俄罗斯的身份了，非常方便，在这边遇到警察也不害怕了。最开始的时候我也在市场做生意，现在主要做的就是从国内到莫斯科的快递工作，因为我的身份来回往返都没问题。忙的时候一周就得来回往返一次，赚的也挺多的。现在我准备把我女儿也带过来，在这边收入还是比国内多（莫斯科访谈03）。[45]
因此，很多华商和当地人通婚更多还是基于生存的考虑，有了当地的身份他们才可以更方便地在两国往返从事商业活动。客观来说，与俄罗斯人结婚生活在一起，不仅可以便利地学习俄语，而且也可以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是融入当地社会最好的一种方式。但和俄罗斯人组建家庭后由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双方容易产生矛盾，很多家庭也并不是十分幸福。
实事求是地讲，华商在融入的过程中面临着极大的困境，那就是明显感觉到俄罗斯民族的排外性。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对外来移民是极为排斥的。这主要源于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生成的民族主义。俄罗斯民族起源于东斯拉夫人，在15世纪80年代之前，俄罗斯基本上被外族统治着，并未形成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为了摆脱外族人的统治，一些小公国和族群陆续归于莫斯科公国的领导。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各个族群开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意识，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俄罗斯人产生了空前的民族自豪感，民族主义也随之产生（张建华，1994）。随后，俄罗斯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把周边大大小小100多个民族及其所属领土都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在这种领土扩张过程中，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也极度发展，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出现，他们认为自己民族是高贵的民族，歧视其他民族（张建华，2001）。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苏联建立初期，列宁实施了一些促进“民族平等”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持续实行下去，列宁之后的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们在国际关系上仍然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在国内同化甚至镇压其他民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思潮却并没有消退，俄罗斯的经济发生下滑和社会发展遇到问题，民族主义又重新抬头，当前又主要表现为民族利己主义。当今俄罗斯人对外来人并不欢迎，甚至把经济困难、就业难的原因归结为国外企业和移民的进入。在俄罗斯许多政党和社会集团都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以排外政策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纲领（左凤荣，2006）。一些政治党派和团体还利用民众的排外情绪，在竞选活动中通过宣传排外观点来拉拢选民，攻击竞选对手。一些学者和媒体也宣扬移民是威胁，他们认为，大规模且不加限制地移民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侵占当地居民的劳动机会和社会资源，破坏社会的稳定局势（敬菁华，2009）。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还出现了极端排外组织——光头党，把外国人特别是亚洲人作为袭击对象。华人也是“光头党”重点袭击的对象。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俄罗斯欧洲地区经商、留学和工作的很多华人都遇到过“光头党”，并受到程度不同的歧视和袭击，有些人被打伤甚至致残。
俄罗斯人的这种排外性使莫斯科的华商感受强烈。他们在这里经商和生活，明显地感觉到俄罗斯人并不是十分欢迎他们，感觉到当地人对外来人的排斥。俄罗斯人口较少，又缺少轻工业品，因此需要中国的劳动力和商品。但中国人来到之后，他们又感觉到一些威胁，认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赚了他们的钱，并夸大华人在莫斯科的一些负面影响。在遇到一些文化上的不同和冲突后，也不能以宽容的态度来接受。王熊的QQ日记中记载了他在莫斯科的一些遭遇，真实地反映了某些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态度。
我在服装商场看中一件衣服，问多少钱，售货员说：“2000卢布”，我砍价“1500卢布”，“这里不是中国市场”，售货员厌恶地回答。
在小巴上，看见对面坐着一个俄罗斯小女孩，大概三四岁，长得很像芭比娃娃，冲着我笑，然后把舌头伸出来舔自己的下巴做鬼脸，太可爱了。于是我也把舌头伸出来，她妈妈当着全车人的面严厉地对我说：“先生，请不要骚扰我女儿！”
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太太牵着一条腊肠狗，我想逗那条狗，就对它“汪、汪”叫，老太太微笑着说：“年轻人，我的宝贝不懂中文。”
一天饿了，就进了一家俄罗斯快餐店，我点了盘鸡蛋干饭，结果上来两盘，一盘鸡蛋，一盘干饭，我跟服务员解释说我要的是鸡蛋和干饭一起炒，他亲切地回答：“对不起，我们只会煎鸡蛋。”没办法，我把鸡蛋搞碎拌在饭里，尝了一口，没有任何味道，就骂：“妈的，连盐都不放的？”“先生，难道你没有看见盐瓶和胡椒瓶都摆在桌上？”服务员更亲切地回答。
俄罗斯民族所表现出的这种明显的排外性，再加上俄罗斯经济政治还不是十分稳定，特别是俄罗斯对外来人口的政策也是经常变动，使得华商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也很难把握，能否在这里长期经商也不能确定。他们实际上处于一个漂泊的状态，虽然很多人在这里已经买了房子，全家人也都一同过来了，但是很多在这边的华商表现得很无奈，也没有归属感。在笔者的调查中，张利民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他讲述了自己现在所处的一个两难境地：
我1999年就来莫斯科了，在国内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在单位感觉不是很自由，你得会溜须拍马才能混得开。我大学本科就是学俄语的，那时中俄贸易挺火的，当时我就跟着我的一个同事过来了，开了一个公司，国内的工作就不要了。后来朋友回国了，我就一个人留在这里。那时我在老市场也做点生意，赶上的机会较好，那几年还是比较赚钱的。后来我就把妻子孩子都带过来了，并在莫斯科买了房子，儿子也在这边学校上学，马上要毕业了。女儿是在这边出生的，现在俄罗斯的小学读书。在这边也认识一些俄罗斯朋友，有的还行，但大部分人不行。俄罗斯人的交往方式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不太重人情，也不太讲朋友情谊，头一天晚上在一块吃饭聊得挺好的，但第二天见面就不那么热情了。实际上俄罗斯人，像周围的邻居对我们并不是很欢迎，他们总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把他们的钱赚走了。我今年50岁了，但孩子还小，还得奋斗。现在在市场上有一个箱位，生意不好，我就没做，租了出去。国内我也买了房子，准备以后回去住。在这边虽然生活这么多年了，也习惯了，回国感到不适应了，吃的、环境什么的都不是很好。但不管怎样，在国内有家的感觉，在这经历的风风雨雨多了，就是想回去。在这边我们没有根啊，我们不像到美国那些发达国家的移民，他们已经扎根到那里了，在这边说不定哪天就撵我们走了。现在就是因为孩子的原因暂时不能回去。女儿在这边出生，从小在这长大，受教育，回国后处处都不适应。尤其教育方面更不适应，国内学校留的作业多，她受不了，在这边，不留什么作业，还有各种文体活动，特别是对音乐艺术方面的教育很注重。我现在也非常为难，如果没有孩子，我们早就回去了，回去生活成本低，以后还可以领养老金，不用在这受排斥，也没有那么大压力（莫斯科访谈04）。[46]
正如张利民所说，在这里的华人是没有根的，这种没有根的状态是指由于俄罗斯的这种排外的社会环境使其不能在这里扎根，不像美国和东南亚那些国家的华人已经移民了，说不定哪天在这儿的中国人就得离开。尽管很多华商长期在这边居住和生活但普遍没有归属感，由于家庭和生意的原因又很难离开莫斯科，也习惯了这里的一切，这就是华商所处的两难境地。
华商能否像早期美国的华人那样最终融入当地？早期去美国的华人主要是一些矿工和淘金者，刚刚到美国时他们也都是抱着临时侨居美国的心理——挣够钱了就回去。不幸的是，当大部分矿山已经枯竭，横跨大陆的铁路又已竣工时，中国工人发现自己尚未挣够钱，就想留下来多干一段时间再回家乡，就这样他们最终留在了美国，在美国结婚生子。当然，早期的这些华人从来就不想真正融入美国社会中。只是由于后来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取消了排华法案，又有很多华人新移民来到美国，这些人则放弃了侨居者的心态，已经下定决心并积极争取融入美国社会（周敏，1995：252）。而在莫斯科的华商和最早到美国的华人很相似，他们的语言能力很差，又不努力学习当地语言，不了解俄罗斯文化，经常产生一些文化上的不适，大部分华商还是抱着只想赚钱不想融入当地社会的态度。但和美国不同，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其民族在形成之初就具有较强的排外性。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外来民族的排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强烈。大部分华商的想法只是暂时在此生存，平时只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圈子中，除了生意上的事情很少同当地人交往，而较少和当地人接触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华商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中。因此，对于第一代华商来说，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当然，有很多在这里出生或者很早就来到莫斯科的年青一代，他们已经适应了这边的文化和生活，并能和当地人进行很好的交往，相反却不能适应国内的生活，这些新生代更喜欢在俄罗斯居住，也更能融入当地社会。
那么华商会不会像美国华人社会那样形成自己的“唐人街”，通过这种方式来逐步融入俄罗斯社会中呢？周敏在美国社会学家波斯特民族聚集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华人唐人街的“民族社会经济聚集区”的适应模式，华人生活的“唐人街”就是一个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民族聚集区的观点。她认为：一百多年来，唐人街仍充满生机和活力，主要在于唐人街为很多华人新移民提供主流社会无法提供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也使华人移民得以保持自己特有的文化习俗，而不至于在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丧失殆尽。作为少数族裔聚集区的唐人街并没有按照经典同化论所预测的那样，其最终结果会衰落和消失，而仍然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就是唐人街的“民族社会经济聚集区”功能。最早到美国的那批华人，也受到了很多歧视，特别是在和美国的工人在就业方面产生竞争后，政府就出台了排斥华人的法案。华人在劳务市场上受歧视，加上移民身份的种种劣势，这一系列的障碍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劳工被迫进入唐人街，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可以继续实现侨居目标的就业岗位。稍晚来到的一些华人移民由于不懂英语、缺乏市场适用的职业技能、对美国社会毫不了解，这些大大减少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机会。他们也通过唐人街，调动民族资源来开辟一条可融入美国社会并最终同化到美国社会的途径，并使得移民在新的国家里最终取得成功（周敏，1995）。而在俄罗斯，政府已经明确规定不允许华人有自己的聚集区，更不允许存在华人自己的“唐人街”。所以，华商在莫斯科很难形成自己的“唐人街”。在市场中虽然初步形成了以华商为主体的华人社会，华商生活在当地的华人社会中，各种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和国内并没有多大差别，但这种华人社会和“唐人街”有很大差异。因为在莫斯科华商很少有自己的固定住所，大部分都是租住当地人的住所，他们是和当地人以及其他国家的商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区域中，在这里主要是为了经商赚钱，经商对象主要还是以当地人为主，并不像唐人街是以华人为主。因此，最终也不可能以唐人街的“民族社会经济聚集区”的方式融入当地社会。
二 语言资本与融入
语言资本是布迪厄在论述其文化资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资本主要包括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按照布迪厄的说法，所谓文化资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指非正式的人际技术、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程度与生活方式等。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身体化的形态，体现在人们身心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性情倾向中；二是客体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物品之中（例如书籍、词典、机器等）；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体现在那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上（诸如教育资格认定方面的规定）。布迪厄最初提出文化资本是为了分析文化资源的拥有对教育结果的影响以及教育制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然而，文化资本理论的运用，对于我们认识社会、解析社会如何对社会中的人进行选择或排斥，以及揭露某些人借此操纵社会运作所形成的不公平等现象，具有普遍意义。文化资本中一种不可分割的元素即是语言资本，语言资本的人际接纳和排斥功能在选择亲疏关系上起着关键作用。语言既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又是构建文化的元素。语言无所不在，各种社会活动都在通过语言来区分“我们”与“他们”。正因为语言在文化资本中的重要作用，布迪厄特别将语言分类为一种特殊资本——“语言资本”（转引自朱红，2008）。
由此可知，语言资本属于文化资本重要的一部分，是身体化的形态。但布迪厄认为的语言资本绝对不是对语言能力的一个简单替代。按照语言学家的认识，语言能力是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能力系统，并且依据不同情境无限生成符号语言规则的话语的能力；但语言学家对语言能力的定义脱离了语言使用的社会实际背景条件（杨善华、谢立中，2006）。布迪厄独创性地把语言能力视为语言资本，一种“身体化的资本”。从这种观点和理论出发，语言则是一种身体技能，具体体现为语言方面的能力，尤其是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成为个人身体图示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它表达了个人与社会的全部关系，并且这种“身体化的资本”能够在市场中流通交换。也就是说，语言资本是在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的一种能力，与其他文化能力一样，语言能力的功效取决于自身与其所处市场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生产和再生产所有社会条件的总和。
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力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分析来认识，因为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不仅语言的使用反映出一种社会关系，语言所表达的概念也以各种形式又对社会科学起着支配作用。在社会学理论分析中，语言资本绝对不是对语言能力的一个简单名词替代。语言学家将语言能力的定义限制在抽象的理想的环境之中，脱离了语言使用的社会实际背景条件。通过将语言能力从纯粹抽象的语言学概念发展到语言资本理论，布迪厄关于语言交流经济学的理论为深入理解语言能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语言能力被提升为语言资本，强调的是在瞬息万变的场合及时做出明智判断，并能无限生成适宜的语句的实际交际能力。语言实践是通过各种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来体现的。因此，要认识语言在移民适应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将移民的语言运用实践置于他们社会实践的背景之中加以了解。实际上，语言交际能力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语言交际总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语言交际能力表达的不只是个人的语言能力，也包括了话语人的人际交往关系和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这种交往取决于个人在其相应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定位（转引自朱红，2008）。
对迁移到不同母语国家的移居者来说，他们的语言资本就是指利用移居国本国的语言的能力，即在具体社会条件下，如何掌握并使用当地语言达到其目标的能力。莫斯科的华商，语言资本就是指其利用俄语的能力。华商的经营场所市场是多个国家商人聚集的地方，除了俄罗斯人外，还有原来独联体国家的商人和打工者，他们的日常语言是俄语；另外，还有一些越南人和朝鲜人，在俄罗斯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语言自然也要用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为市场上的公用语言。在市场上经商，并想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学会基本的日常生活交流用语，特别是经商过程中经常用到的“市场俄语”[47]。学习俄语就成为初次来到俄罗斯的华商的必修功课，只有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市场俄语”，才能跟客户做生意，在此生存下去。这就是语言能力作为一种资本的最初意义。
华商可以自学俄语，也可以到市场上华人办的俄语辅导班去学。很多华商事务比较忙，没有时间，就自己买些上面有汉语读音的磁带和俄语书，空闲的时候听一听、读一读。一些平时和客户交流经常用的俄语就随时记下来，不明白的就问问市场上的俄语好的人，在市场上听得多了，慢慢自己也会说了。就这样，一点一点积累，最先只会听说简单的单词，渐渐地句子也能听懂并表达出来。但必须要指出，他们的这种外语学习仅仅是能够和市场上的客户进行简单的交流，而且只会听和说，不认识字母，也看不懂单词，这也限制了他们俄语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华商如果想系统地学习外语可以到市场上华人办的外语辅导班去学，在这里俄语从最基本的字母教起，并教一些简单的语法和常用单词，当然也是以市场常用俄语为主。学校考虑到商人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外语学习时间也比较灵活，从早晨9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只是周日休息，随到随学，老师手把手地教，也没有固定的学时，直到学会为止。外语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针对刚刚来到俄罗斯一点俄语基础都没有的华人，高级班针对有些俄语基础但还想进一步深造可以在市场上做翻译的一些人。应该说，在外语学校经过系统学习，再加上平时和客户的日常交流的锻炼，市场上简单的外语交流基本没有问题，也能认识字母，读出单词。但大部分华商不想在这里定居，交往对象也局限在市场上的人员，他们能进行日常的市场交流就已知足，不想再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外语能力。因此很多华商仅仅是在刚刚来的时候有过一段俄语学习的热情，一旦能在市场上进行正常的交流他们基本就放弃了外语学习。
同时，语言能力不仅本身有其重要性，最重要的是语言资本可以增加其持有者的社会关系资源，这也就是布迪厄所讲的语言资本可以转换为社会资本。社会交往中参与各方的交流能力越强，其社会关系也随之增长。语言交流反映出话语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语言产品的社会价值取决于话语者自身与市场也即是社会的关系。语言能力的这种作用对莫斯科的华商的影响也不例外。很多生意好的华商，都是外语较好的。因为俄语交流能力强，能和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更多地认识当地人，可以开拓自己的经营空间。俄语好在市场上也很容易交到朋友，很多华人愿意和语言能力强的人交往，所以这些人在市场上人际圈较广，发展空间大。这也增加了其在华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源和社会资本。笔者在市场调研时，很多人总提到一个叫大海的人，说他外语特别好，所以生意做得也好，在华人社会中也有地位。后来，笔者跟大海接触了几回，确实觉得他外语说的较标准。以下就是笔者跟阿华聊天过程中，他跟笔者讲述的市场上大海的一些事情。
大海是在圣彼得堡博士毕业后来到这里经商的，好像学的是法律专业。他外语特别好，不仅市场上有生意，在外面也开了公司。他语言能力强，也懂得当地的法律，所以在市场上很多人有事情都找他。14号口是华人卖菜的市场，是几个中国人承包下来的。最初承包的时候就是他和俄罗斯人进行的沟通和交流，谈成后也给了他一些股份。在教会里有一个朋友把货物卖给当地的一个中亚人，但拿到货后又不给钱，要耍赖，就找到大海帮忙。大海语言能力强，就找市场管理者来协调这个事情，他又懂得当地的法律，就跟这个中亚人讲法律的利害关系，最后，终于把欠下的10万美金还了回来，帮助解决了很大一个问题。很多人有事情都来找大海，哪怕是要在网上卖个东西这样的小事，我有事也经常找他。所以像大海这样的人在市场上的人缘非常好，他在这边才能吃得开，不仅能交俄罗斯朋友，也可以交华人朋友，我们就缺乏这种能力（莫斯科访谈01）。[48]
语言能力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资本，不仅本身有其重要性，而且语言是传达处理经济信息，特别是文化信息的有效工具，而这种文化信息的传达对加深双方的了解、互信以及促进双方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华商在当地所面临的社会条件和他们不想融入当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决定了当前他们语言能力的状况。大部分华商主要的活动场所就是在市场周围，以市场商人为交往对象。他们来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经商赚钱，并没有想在这里定居，因此俄语的学习动力也不强，他们仅仅把学会基本的日常交流的“市场俄语”作为最终目标。再加上大部分华商受教育程度都不高，而且他们已经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每天经商的各种事情较多又非常杂，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学习外语。很多人就是靠自学，没事的时候跟当地人聊聊天来锻炼俄语。所以市场上的大部分华商俄语能力都很一般，他们只能听和说一些基本的日常交流用语和经常用的“市场俄语”，读和写都不会，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字母都不认识。华商的这种语言能力严重影响了和俄罗斯人的进一步交流和沟通，他们只能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关系也不能更近一步。很多俄罗斯人也非常渴望了解中国，希望和华商深入接触，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但也苦于语言交流障碍。在参加当地华商的一次活动时，笔者听到了田辉和周建国的一次对话。
田辉：我现在没时间学习外语，刚来的时候还有点劲头，现在不行了。就感觉俄罗斯商人他们真的很希望多跟咱们聊聊，了解咱们国家和文化，就是存在语言问题沟通不了，感觉他们很着急，我也很着急。
周建国：可不是嘛，我也觉得他们确实是很想多了解一下咱们，就是语言沟通不了。我语言现在还可以了，现在坐车能听懂站名了。前一段时间坐车我就听懂了，某某站名都听清楚了。
田辉：我语言不行，坐公交车都不行。俄罗斯人挺好的，他们很懂礼貌，我觉得在这待的挺好的，但也不敢出去溜达。现在没精力学啊，也记不住。
周建国：我在市场上听和说没问题，就是不认识，看着也不会读！咱们这一代是不行了，他们年轻人行。
语言能力和语言资本对适应和融入一个新社会是极为重要的。移民若掌握了某个社会主要的社交语言，就能充分地参与该社会并与其成员交流分享。然而，如果没有掌握那种语言（该社会的主要交际语言），或所掌握的该语言的资源有限，那就意味着隔断了移民融入该社会的途径，也就是说，该社会资源的大门就将他们拒之门外了（朱红，2008）。在莫斯科，华商语言资本的缺失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当地的适应和融入。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排外性较强的国家，俄罗斯人很高傲，瞧不起本民族以外的人。如果语言再不好，沟通起来又很麻烦，他们就会更加瞧不起你，甚至歧视你。在这里的很多华商都认为：在莫斯科的华人害怕警察的盘查就是因为语言较差，听不懂所问的问题，最后就拿钱了事。如果你语言好，护照又合法，警察问的各种问题你都能如实回答，并能据理力争，警察自然也不敢歧视或敲诈你。这也给一些别有用心的歧视华人的当地人找到了借口，认为中国人在这里就是为了赚钱，赚够钱后就走，不想融入当地社会。但现在出现了一些好的现象，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大学毕业生加入华商的队伍中。他们有的是在俄罗斯大学毕业，外语自然就很好；有的虽然是在国内毕业没有学过俄语，但大学生学习能力强，而且他们又很好学，外语学习起来也会很快。华商自身也意识到了语言资本的重要性，他们也在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从而可以使自己更好地在当地淘金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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