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移民的定义过于宽泛，中国传统观点对移民的定义则又过于看重移民的身份和结果，而移民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过程，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华商群体的显著特征就是并不以定居为目的，实质上是一批跨国倒买倒卖商品的生意人，是一批跨国淘金者。华商跨越国界来到莫斯科，其主要目的就是把廉价的中国商品带入进行销售从而获取经济利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但没有解决原有的问题，还造成了经济的急剧衰退，俄罗斯日用商品极为短缺。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内产生了大量的剩余轻工业品，而俄罗斯轻工业品极其缺乏，迫切需要价格低廉的日用品。中国的个体商人利用了经济上的这种比较利益，把对方急需的各种商品带入莫斯科，在当地进行销售，并经常穿梭于两国之间。
华商淘金的行动方式即是把莫斯科作为淘金场，把中国商品倒入当地，以销售这些商品淘金赚钱；国内家乡作为根据地，为其提供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支持，并经常往返于两个国家之间。华商在两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根据自己的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已然是一个将其在移居国的事业同中国祖（籍）国联系起来，并维系多重关系的商业群体，持续的、经常性的跨国行动与联系成为其生存的重要策略。华商的这种贸易方式被俄罗斯学界称作“梭子”贸易，这些个体商人们又被称为“梭心移民”或“钟摆式移民”，即他们如同梭子般地往来于两地之间，进行各种商业和贸易联系，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跨界式的行动方式。当前在国际学术界和海外华人领域较为流行的跨国主义视角正适合对华商这种贸易方式和行为进行解释，本章以下将采用这一视角对华商淘金的行动方式加以探讨。
第一节 华商的跨国性
当今处于全球化时代，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人口迁移现象愈发显著，新一轮移民潮汹涌澎湃，席卷全球，并表现出不同于传统移民的新特征，出现了经常在两国之间进行跨国活动的移民群体。针对国际移民出现的这种新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人类学家席勒（Schiller，1994）等人提出了新的分析移民现象的理论。他们认为现代移民行为并非像以前那样是“连根拔起”的，而是和母国维持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进而抛弃了传统移民研究的民族—国家中心范式，使用了“跨国主义”一词来描述由移民打造并维护的用于联结他们的母国和移居国社会的共时的多股社会关系的过程。
跨国移民被界定为其日常生活依赖于跨越国界的多重性的和经常性的相互联系，其公民身份是在一个以上的国家中构建的。一般认为跨国主义的移民研究主要是指“人们或者机构所建立和维持的跨越国界的网络，以及通过该网络而产生的各种互动和交换关系。它的行为主体可以是移民、社区、民间组织或者政府和跨国公司，其内容是跨越国家界限所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和活动，其范围跨越了政治、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领域，其发生具有一定的频率、广度、深度以及持续性等特征”（转引自丁月牙，2012）。跨国主义的提出主要是用来表达移民跨越边界的相互联系的社会经历，跨国实践、跨国社会场景和跨国社会空间是其分析移民的核心概念。作为一种后现代的话语，跨国主义是移民建立跨界的社会场域过程。这种个体的建构行动所表达的含义包括一种跨国化的过程和经历，一种身份意识的构造，一种跨国的社会空间或场域。相对于以往移民研究中的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研究方法，跨国主义尝试打破国家边界的禁锢，从跨界的全球视野出发，将国际移民放置于跨国社会空间中加以考察，这样有助于我们分析具有活力而多变的移民（潮龙起，2009）。
海外华人研究虽然呈现为一种多元化倾向，但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移民理论影响下，民族—国家的分析视角一直主导着学者们的思维方式。同时也需看到，民族—国家视角下的研究大多是以已经定居到迁入地的移民为对象，并把华人社会和移居社会作为不同的两个端点进行考察，侧重于最终的适应结果，这不能全面地认识移民迁移和华人心态的灵活性。近几十年来，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华人移民不断增长，移民过程日益复杂，族群认同和文化建构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而随着近年来跨国移民现象的凸显产生的跨国主义移民范式，给华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此，海外学者开始对过去的民族国家理论进行反思，并借用国际学术界流行的跨国主义理论，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华人出现的一些新的国际迁移趋势和不同于传统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式的新的华人移民类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跨国主义理论开始引入并应用于海外华人研究中，对应于跨国移民跨国华人概念也被提出。刘宏最早对跨国华人概念做了系统的论述。他把“跨国华人”定义为：“那些在跨国活动中，将其移居地与出生地联系起来，并维系起多重关系的移民群体。他们的社会场景是以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为特征的。作为跨国移民，他们讲两种或更多的语言，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拥有直系亲属、社会网络和事业，持续的与经常性的跨界交往成为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刘宏，2003：217）他认为跨国华人具有“非地域性”，可以同时“既在这里也在那里”，他们可以经常四海为家，是“一种介于落地生根和落叶归根之间的移民模式”。同时认为现在有三类跨国华人：第一，“再次移民者”，即一批从传统的华人移居地（东南亚）迁至发达国家的早期移民（其人数超过二百万），这些移民在新旧移居地之间形成跨国网络；第二，早期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与大陆重新建立密切联系；第三，最近从大陆出来的新移民，包括技术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和非法移民。“哑铃”模式、“风筝”模式是对跨国华人生存方式的最好解释。
本书所研究的经常穿梭于中俄之间的华商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型跨国流动群体，其“跨国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商活动的“超地域性”。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地理的空间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国家、社会边界对人的限制越来越小，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跨越不同的边界进行活动，并经常在各种不同的时空来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因此，对于当代跨国型移民来说，地域的意义已不像对传统移民那样那么重要和不可或缺了，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主权的象征，经济和利益的机会与空间具有更重要的意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领土与地域就是建构于自身活动的空间之中。
在本书的调查中，明显感觉到华商行动的超越地域性，他们时常会因为各种事情穿梭于两国之间，出国或回国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出趟远门，当天决定当天就购买机票走人。如华商老王告诉笔者：“明天在哪我也不能确定，我就经常两边跑，随时有事随时买票就走。”因此，他们的行动是超越地域性的、不受地域限制的，很多时候就是生活在一个不问空间的状态中，回到国内也并不意味着稳定，哪里有淘金机会，哪里有更好的发展，就奔向哪里。如很多温州商人，他们在老家有房子，在北京也有住所，但他们做生意的地方可能又是另一个地方，要根据外在环境和自身需要不断变换生活地域。
当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也更加便利了华商这种不断跨越地域的活动。早期进入莫斯科的中国人乘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一周左右从北京能够到达莫斯科，他们将商品销售一空后就返回国内，然后再不断重复国内进货、莫斯科进行销售的跨越国界的钟摆式活动。而随着当前交通技术不断发展，成本不断下降，飞机则成为主要交通工具，每天往返两国的航班也有多次，价格也较为便宜，来往两地之间更为便捷。同时伴随着商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华商也不必亲自带入商品，已有专业的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和通关。他们只需运用现代通信技术，如利用电话、电脑就可以非常便利地进行联络，了解另一边的情况和信息，可以同时“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因此不断进步的交通和通信技术使中国与莫斯科之间保持着快速和持续的信息互动，为华商的跨国流动和联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华商的跨越国界行为是一种底层经济型的跨国实践。通常，移民的跨国实践可以根据行为发生的领域的不同而划分为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文化的跨国主义。同时，还可以根据行为主体的制度层级分为个体的、社区的、地方和国家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的跨国主义，或者如波斯特所提议的，分为以草根现象为主的底层跨国主义和以政府和跨国公司为行为主体的上层跨国主义。波斯特同时强调底层跨国主义是跨国主义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研究的部分（转引自丁月牙，2012）。根据对跨国实践的这一分类，显然，华商在中俄之间的跨国实践是一种以经济为主导的跨国主义，同时也是以草根现象为主的底层跨国主义。
华商群体最早是由活跃在中俄之间的个体商贩构成，他们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俄双边关系正常化后陆续来到莫斯科的，被称为中国“倒爷”。所谓“倒爷”就是倒买倒卖商品的人，他们从国内带入一些俄罗斯急缺的商品，来到莫斯科把货物销售一空，然后返回国内。早期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手拎肩扛把货物带入进来，当前他们不再亲自携带商品奔波于中俄两地，而开始在莫斯科固定经营场所进行经商活动，即“大市场”经营方式。华商在大市场主要从事着“跨国直销”的贸易，这种商贸形式即由国内提供货源，专业的物流公司进行运输和通关，在莫斯科进行销售，并已形成了商品生产、流通、销售的完整的商业链。作为中俄跨国贸易执行者和实践者的华商，构建了跨国直销这一中俄商贸形式，他们的这一系列跨国实践活动对推动中俄两国贸易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底层式经济型的跨国实践是华商的自主性行为，形成的是一种非正式贸易。在这种非正式贸易下商品进入采取的往往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灰色通关形式，没有必要的手续，海关、商检、产地证明等必要文件更无从谈起，导致商品进入俄境内后不具有合法地位。而华商本身也没有正式的身份，主要是旅游签证、商务签证，少量的工卡签证实际上也并不允许在市场经商，此外有一些商人尽管身份过期但是由于生意问题还留在当地。这种底层经济型的跨国实践活动是一种非正式的，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较易受到双边关系特别是当地政府政策及行为影响。莫斯科政府时常会以商品不合法和非法移民等理由采取一些没收商品、驱逐身份过期华人、关闭市场等措施，很多华商只能被迫暂时放弃这边生意，转而回国。因此，这一底层式以经济为主的跨国实践是不稳定的，华商群体的流动性也较大。
第三，华商虽然是一个跨国性的群体，但他们并不是没有根基地进行跨国性流动，特定的国家或地方在其跨国实践和适应方式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跨国主义虽然为当代的华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但却存在过度使用的情况，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跨国活动都是跨国主义，跨国活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他们的跨国性可能只出现在其生命历程的某个阶段，在另一阶段就表现为落叶归根或落地生根。此外，跨国性虽然是当今华人移民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同时海外华人的跨国性并不是没有根基的空间流动，他们仍然扎根于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如周敏通过对美国的跨国型族裔企业家研究后认为：“尽管这些企业家在接收国和原籍国之间从事日常的经济活动，但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更多地在接收国而非原籍国策划他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永久定居地，或者他们会将其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接收国，只作短期逗留，将自己家庭的长期定居地定位在原籍国。”（周敏，2006：199）因此，跨国主义同传统的民族—国家的二元移民分析也并不是排斥和矛盾的。正如刘宏所说：“在将华人置于跨国语境和空间之后，将其重新引入民族国家及其协调和互动机制之中。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更清楚地把握海外华人社会发展前景，并使海外华人的研究能够参与到全球性的社会科学的对话之中。”（刘宏，2003：236）
本书所研究的华商群体，在他们的跨国实践活动中，中俄两地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同的。莫斯科是其淘金地，是进行商品销售经济活动的主要场域；国内家乡则是其根据地，不仅提供经济社会资源的支持，更是其未来的目的地。国内所具有的经济资源和优势是华商在莫斯科淘金的首要条件。俄罗斯轻工业品缺乏，中国质优价廉的轻工业品大有用武之地。因此，华商同国内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在国内有自己的工厂或者有厂家提供稳定的货源。他们在莫斯科主要从事商品的销售工作，收回钱款后再打回国内，在国内进行再生产或其他投资活动。因此，虽然华商在中俄两国之间从事日常的经济活动，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将其经济活动的重点放在莫斯科，并只想作短期逗留，而将自己事业及其家庭的长期定居地定位在国内。
华商主要靠着跨国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在当地从事经商事业，同时，由于俄罗斯不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特别是较为强烈的民族排外心理，使得华商也不想或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之中，他们保持了自身的特征，在当地的适应也表现为一种本土性。移民的本土性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地方意识和族群认同，它透过语言、心理、宗教、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等内在规定性表现为一种共同的地域特征和集体身份。本土性内容可以为外来移民提供“保护机制”的作用，它为移民的生存和抵抗排斥与歧视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而这种本土性资源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安顿初到异地的外来群体，起到提供安全保障和心理依靠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为移民个人、群体和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本土性内容的空间表达形式（吴前进，2004）。总之，华商的跨国性并不能否定其所具有的民族性，跨国主义视角同传统的民族—国家视角的分析也不是矛盾的。特别是在政治、文化层面民族性的特征更为突出，在他们身上并未出现跨国华人所具有的第三种文化（即熟悉母国和迁移国两种文化，并能熟练地驾驭两种文化），而其文化认同体现为一种民族性。
总之，华商实质上是一个“旅居性”的群体。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性使得这部分群体的最终状态还是要“落叶归根”的，大部分人不想也很难获得当地的移民身份。同时这种旅居性的特征还表现为旅途和迁移都是反复无常的，他们虽然都有回国发展的渴望，可心里总也放不下这里的生意，每当他们返乡后，若发现很难继续在家乡待下去时，便会再次萌生出国的想法（令狐萍，2014）。如由于俄罗斯经营环境的不稳定，很多华商被迫或暂时放弃这边生意，但回国后发现没有很好的机会，蛰伏休养一段时间会再次踏上莫斯科的淘金之路。因此，这种反复无常的迁移恰恰意味着他们已经陷入其家乡与旅居国之间难以协调的状况之中了。英国学者彭柯（Frank N.Pieke）在分析跨国华人空间流动的过程中曾指出，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并不是按照从一个地方的居民到移民再到定居者这样清晰的阶段进行的。跨国的、迁移的和地方化的实践互为条件，不能将它们看成是相互独立的过程。迁移是个人的重大事件，许多移民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他们的生活、社会环境和抱负从不限制在一个地方。一旦迁移，许多移民，包括那些回归者，从来就没有到达最后的目的地（转引自潮龙起，2009）。华商的生存状态就体现出不断迁移这种特征，他们在不同地域之间进行穿梭，哪里有更好的机会，就会转向哪里，在两国之间寻找生存机会，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跨国性”特征的华人群体。
第二节 跨国生存空间构建：一个典型个案
移民通过一系列的跨国行为构建出一个“共融”的社会空间，这一空间被称作为跨国社会空间或跨国社会场域。费斯特（Thomas Faist，1999）认为跨国空间由一系列因素组合而成，即跨越多国边界的社会性和象征性关系、网络和组织中的位置以及组织网络，并认为从跨国社会空间的角度能够真正把握和理解跨国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他进一步指出，这里的空间不仅指地理特性，也指某个特定地方呈现给移民的更大的机会体系、社会生活和主观想象、价值和意义。空间包括或超越各种领土性的区域。空间具有一种超越单纯领土的社会意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社会性或象征性联系，空间才对潜在的移民有意义（转引自潮龙起，2007）。
费斯特在分析跨国社会空间时，同时将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概念结合进来，认为跨国空间的内部建构以及运行状态还可以通过跨国网络来加以具体剖析。在空间内，个体或者组织是跨国网络结构中的结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其他结点建立联系，并在结点间实现资源的传输和转换。在对移民的网络进行分析时，极为重视移民的社会网络，尤其关注这种网络的跨国性特征。跨国空间的构建过程实际上也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祖（籍）国与移居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过程。它强调当今多数移民都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与政治界限的社会场景，并发展与保持了包括家庭、经济、社会、组织、宗教与政治的多重跨越边界的社会关系。因此，“跨国性”的一个根本要素即是移民在祖（籍）国与侨居国社会空间的多重卷入。跨国移民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关系网络中采取行动，做出决定，发挥主观能动性（转引自刘宏，2013）。
因此，跨国空间还可通过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的空间建构行为来进行微观层面的进一步解析。正是这些移民主体的跨国生活经历赋予了他们构建跨国网络的能力和资本，他们对相应资本进行了有效的资本转换和再积累，对已有的跨国网络进行了维持和扩展，进而打造了自身的竞争优势。波斯特（2003）等也强调跨国主义行动者是遵循着“非制度化的”“经常性的”“个人和家庭的”方式来实现跨国实践，并且认为选择移民个人历史及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是把握跨国主义的制度化基础及其结构性影响的最有效方法，比起政府等制度化结构更能反映跨国行动的起源。总之，对移民跨国实践的研究应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应关注移民个人的跨国生活历程，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跨国主义理论的实质。
本章将以华商老王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对他及其家庭在莫斯科淘金的跨国经历的总结和分析，来探究华商是如何构建跨国商业网络和生存空间的问题。
老王是一位在莫斯科淘金的成功者，他的淘金故事很有传奇色彩，在本书中也几次引用过他的访谈资料。老王是1995年来到莫斯科的，算是较早来的一批人。当时是通过一个朋友的带领，国内一家贸易公司向莫斯科发货，他们就在这里进行销售，正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使他踏上了莫斯科淘金之路。最初时，他就是给公司打工，后来就开始自己做。他的妻子在国内，向莫斯科发货，并要照顾孩子。他们有5个孩子，4个女孩，1个男孩。他在莫斯科进行销售，一开始是在“批货楼”中，住处和销售场所不分。后来他发现莫斯科大市场的经营方式较有前景，因为在一个固定地点进行销售较为方便采购者，他们在一个地方就可以买到更多类型的商品，免于路途来回奔波。因此，他就在当时的“一只蚂蚁”市场买了一个箱位。老王较有眼光，他是较早发现“大市场”这种经营方式的，那时的大部分中国人还在进行“游击”式的经营，没有固定的地点，不断地变换场所。他也是较早买箱位的人，早期的箱位费还是较为便宜的。但老王并不仅仅满足于此，在集装箱市场上经营了几年后，就觉得这种形式前景不好，不正规，会经常遭到警察的盘查，他认为这个市场早晚得关闭，所以那时他就想改变一下经营方式和策略。这一想法得益于他认识的一位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的知识分子朋友，这位朋友给了他一些建议，让他离开市场，成立一个公司，创立自己的品牌，通过公司经营的方式要比这种非正规的市场经营更有发展前景。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就在莫斯科成立了公司。
在公司成立的初期，也很难赚到钱，老王也不知道如何去推广商品，而俄罗斯人就只认大市场。但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他的公司逐渐走上了正轨，生意越来越好，已创出了自己的品牌，产品获得了俄罗斯的金奖，很受俄罗斯人欢迎。妻子和孩子陆续都过来了，他的5个孩子中有4个来到了莫斯科，也都参与了他的生意，在莫斯科买了房子，并都成了家。大女儿在国内成立了从事中俄贸易的公司，在国内发货。老王现在已在莫斯科郊区建立了一个工厂，很多商品就在当地生产，二女儿就在生产基地进行管理。三女儿是在莫斯科上的大学，外语交流和沟通能力很强，主要就做市场销售，老王经常带着她同俄罗斯人进行商务谈判。四女儿大学刚刚毕业，现在做一些票务和导游工作。而最近老王正在筹建一个类似国内淘宝网的操作平台，准备向网络销售模式发展。而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老五对网络销售也是非常感兴趣，这种经营方式就主要由他的小儿子来管理。
老王已成为一位较为成功的生意人，并经常参加当地社团的活动。如大使馆举办的一些联谊活动，他也认识了一些在使馆工作的外事人员和来莫斯科学习的知识分子，和很多人都成为朋友。他们全家加入了当地的华人基督教会，并成为其中重要成员。华人基督教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他们都积极参加，每次在经济和事工方面都做出较大贡献。老王在教会中很有声望，不仅是商业成功的楷模，更是教会较为重要的组织者。虽然老王已较好地适应了莫斯科的生活，但他并不想真正定居在这里，他认为俄罗斯人还是较为排外的，所以最终还是想回国的。他在上海也买了房子，并经常回去，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有“落叶归根”的心理。
从老王个人的经商案例中可明显看出，老王正是不断利用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来构建跨国的商业经济和生存空间的。这种社会网络首先就是家庭。老王商业和社交世界的基础是家庭，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石就是家族关系和血缘关系。对于海外华人社会来说，家族不仅是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更是经济层面的。在有关华人经济及商业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家族具有重要作用，华人经济组织的核心是家族主义（黄绍伦，1985）。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华人经济及企业特有的家族性一方面确实会成为其自身发展的桎梏。另一方面，华人家族企业还是具有生命力的，家族仍然居于华人商业网络的核心地位。家虽然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但家的分散是经常发生的。在跨国主义的视角下，家更多体现为“一家两国”的状态，但这并没有减弱华人家庭的观念。实际上，家庭的这种分散正是为了整个家庭的长远利益，是为了以后更好地聚合。老王在莫斯科的淘金经历和过程正是不断利用和构建家庭关系网络的过程。他在早年来莫斯科时，正是他的妻子在国内发货，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商品，他在这边接货后再销售。同时他的妻子照顾5个孩子，他才能不为家庭的事情分心，安心地在离家千里的海外经商。近几年来，随着生意的发展，他的妻子也来到莫斯科，也在公司上班。现在是一边上班，一边操持家务。老王就经常两国跑，回国参加展会，寻找更好的货源，并积极开拓新市场。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现在他开始让几个孩子也都参与到企业中，各有不同的分工：大女儿在国内发货，二女儿管理生产，三女儿管销售，又为儿子开辟了网络营销模式。因此老王企业的家族性特征是极为明显的，他正是通过对家庭关系的这种跨国式的利用和重构形成了其跨国商业网络和生存空间。
除了家庭关系，其他社会关系也极为重要。老王也积极参加华人的社团活动，在社团中积极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老王更愿意同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交往，他在参加当地华人组织的活动时，认识了很多这样的朋友，并积极构建这种关系网络。这些朋友对他帮助很大，如他最初从市场中走出来成立公司的想法就是得益于一位在莫斯科大学进修的国内大学的教师，这位知识分子朋友对他的建议和忠告及在成立公司过程中所提供的一些帮助，对老王当时生意的转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此后的经商过程中，老王更加注重构建和维系这种关系，很多人回国了，他也仍然同其保持着某种联系。在生意上遇到一些事情时，他就积极利用这种关系。另外，老王也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华人的教会不仅是一种组织，更是一个非正式关系的集合体，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教会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教会中，由于有共同的信仰，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建立信任关系。他与教会的很多人都建立了良好关系，他的家庭与牧师家庭结成了姻亲关系，他的公司还雇用了很多基督教徒，并积极帮助教会中的弱势人群，而这些也正是其重要的社会资本。
同时必须看到，老王并不像其他华商那样不考虑与当地人的关系，在他的经商理念中，一直秉承着商品的信誉是最根本的，因为他深知，中国商品价钱较低，深受俄罗斯人喜爱，但早期来此的“倒爷”带来的假冒伪劣商品给俄罗斯人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所以，他严格保障商品的质量，商品还获得了俄罗斯金奖。他也建立了一定的客户群，同当地俄罗斯人建立了良好关系。
因此，正是通过不断的跨国活动来维系和构建其关系网络资源，华商才得以克服淘金中的各种困难在当地进行商业拓展和发展。当然这些社会网络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深思熟虑的投资策略带来的结果。这种跨国生存空间的建构行为和外界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息息相关。正是因为俄罗斯不正规的市场条件、不稳定的经营环境，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络才具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同时这种构建行为又和其自身特质以及作为一个跨国主义者的自我价值期待密不可分。老王虽然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其具有长远眼光。他经商并不仅仅看到眼前利益，更擅于同当地人相处，更注重商品销售在当地产生的影响。总之，跨国生存空间的建构过程是一个自我与外界（包括中俄两地）不断协商中的自我调适和定位的动态过程，是移民个体的理性行为。华商通过对外在环境、条件的判断，进行一系列跨越国家、社会边界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行为，进而形成了其跨国的商业网络，并在这种跨国生存空间不断进行自我行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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