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动者，华商实质上就是一个淘金者群体。苏联解体前后，其国内轻工业品严重缺乏，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所产生的剩余产品，也需要寻找新的市场。中国商人利用了这种比较优势，把中国商品带入当地，以此来淘金赚钱。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每位华商实际上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追求经济利益是他们来莫斯科的最主要目的。但不能仅仅从经济和利益的角度理解人的行为，更应该考虑其所具有的社会性。他们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化”的人。正如韦伯在社会行动研究中所指出的，行动者赋予一定动机和意义的行动同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是紧密相关的，是源自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具有主导性的主流文化氛围，其来源是社会共享的“意义”。因此，华商本质上具有的“经济人”角色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交互影响的作用下形成的，社会主导的文化氛围和结构塑造了他们，又影响和决定着他们。
自本书开始研究这一群体起，便将其形成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置于首要的分析任务中，并认为考察宏观的历史背景有利于对这一群体更深入的理解。他们形成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末，这一时期的中国已并不是那个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敌人的时代。发展经济已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进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对外开放的主旨也是为了加强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影响下，社会主导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人开始以发家致富为荣，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不再遮遮掩掩。原有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转变，政府和国有性质职业并不受到格外的青睐。特别是对经商看法的改变，使得择业观开始愈加重视经济利益。只要能赚钱，不在意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职业。“下海经商潮”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在本书的调查对象中，很多人也是当时主动辞掉原来国有单位的工作，加入经商的行列中。同时，人们也不再秉守传统“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不再安土重迁，农村人涌向城市，内地人涌向沿海，“出国热”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将目光投向海外。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大批的中国人开始寻找各种机会来经商致富，只要有机遇，他们也愿意抛家舍业、背井离乡，甚至可以远走异国他乡。
国内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给了人们进行新的生存选择的机会；而在俄罗斯赚钱的各种“神话”式的淘金故事，吸引着越来越多人的注意。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中苏边境人员流动加剧，贸易异常火爆，而先前进入的一些留学生、其他出国工和人员和旅游者会把当地轻工业品极其缺乏的消息带回国内。“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开来。这种“神话”式的淘金故事最大的功能就在于激起人的想象，从而成为改变人们行为的一个极大的动力因素。“跳出”原有的社会生活，再进入另一种社会生活，很多人主动放弃了原有的职业和较为安稳的生活，踏入一片与原来迥然不同的新天地。社会在给予人们新机会的同时，也给了其行动和选择的自由，离开家乡来莫斯科淘金是华商自己为自己选择的一条新的生存之路。而一旦踏上这条淘金之路，他们的生活就必然变得不同，前途充满着各种风险和曲折，他们也必然会采取各种行动来应对前方的挑战。
本书在对华商淘金行动进行分析时，主要采用了吉登斯“结构二重性”理论视角，重点在于探究作为行为者的个人主观与外在客观环境的关系，行动的能动性与结构制约的关系，进而探求行动者在分析研究中的合适地位。吉登斯认为，外在结构不仅对人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也是行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和中介，它使行动成为可能；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又改变着结构。行动与结构之间这种相互依持，互为辩证的关系反映在处于一定时空条件的社会实践中。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对行动产生影响的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
因此，作为行动主体的华商，在被动地受制于各种外在因素制约的同时，还具有很大的行动自由性，他们会寻找和利用各种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结构和机遇，也正是在不断地利用外在的结构性的各种规则和资源，进而展开在两国之间的跨国淘金活动。华商的最初形式就是一群手拎肩扛各种商品游走于中俄之间的跨国商贩，这些人又被称作中国“倒爷”，即将廉价的中国商品带入俄罗斯再高价出售，从中获取利润差额。“倒爷”并不是一个专门性的职业，留学生、旅游者、短期出国人员都可以临时担任，其中很多人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在一些中介公司和个人手中获得入境邀请函，再通过某种方式带入中国商品，在当地销售一空后返回国内，然后再不断地进行国内进货、俄罗斯销售这种循环往复的跨国式的商贸活动。华商正是利用了中国的商品资源优势和俄罗斯轻工业品极其短缺这种结构机遇，发挥自己的行动能力，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从而进入莫斯科进行淘金活动的。
华商在俄罗斯的贸易方式被称作“跨国直销”，这是他们利用各种外在结构性条件进行尝试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华商构建出的一种新型国际贸易方式。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政治发生转轨，市场经济不规范不成熟，也没有较为完善的外贸体制，但又急需其他各国的商品，而外国商品通过在当地寻找代理商和零售商的贸易方式很难进入当地市场。在此情况下，中国公司和商人就采取了这种机制较为灵活的跨国直销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商品出口到俄罗斯，通过这种形式直接进入俄罗斯商业网络。因此，华商正是利用已有的外在条件，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不断地进行新的创造。跨国直销模式是适应当地市场的特点而出现的，华商也正是利用俄罗斯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构建出中俄之间“跨国直销”贸易方式的。
外在的结构机遇和商人们所具有的主观能力是其能否在莫斯科成功的两大因素。商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这里运气太重要了，赶上好时候，什么样的人都能赚钱。”这就是商人们所理解的外在因素。但机遇和运气都不是可以控制的东西，今天在莫斯科淘金同早期相比已是天壤之别。早期个人式的“倒爷”贸易产生了一些问题，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俄罗斯严厉打击中国这些个体“倒包者”，对中国“倒爷”们的进入限制也日趋严格。“倒爷”在莫斯科的处境大不如前，很多人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但一些人坚守了下来，国内又有新的人员加入进来。在这里经商就像赌博，风险与不稳定时刻伴随左右。环境的不稳定也对个人行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个人是自己行动的发出者和计划者，是实现行动计划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更是自己行动的支配者和主宰者。外在机遇和运气虽然很重要，但如果他能实现计划，那靠的就不单单是运气了，判断机遇、能否抓住机遇及其相应的行动能力将决定着他们能否成功。
俄罗斯不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使得商人们也要根据这些外在因素的不断变化，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新的变化，进而又通过自己的行动构建出新的行动空间。早期个人手拎肩扛式的“倒爷”贸易受到限制和打击后，他们就开始在承租下来的住所中存放和批售货物，这种场所被称作“批货楼”。由于“批货楼”既作为居住场所又作为商业场所，较为混乱，华商们又寻找到了新的经营场所，即当地较为固定的市场，货物的仓储和批售逐渐又转移到指定的市场里进行，这也是当前华商在莫斯科的主要经营方式，即“大市场”的经营方式。“大市场”的方式也是极不稳定的，商品是通过“灰色清关”进入的，经常遭到当地警察的盘查，甚至货物被没收，一些商人开始尝试采取公司和网络的方式进行经营。总之，华商们会根据外在条件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积极进行新的尝试和创造来适应外在环境。
真正能体现行动者主体地位的研究，必须要进入行动者日常生活系统中去了解其行为。因此，本研究始终从“日常”的视角出发，以华商的日常行为作为研究出发点，深入华商的日常世界之中去探究其行动问题。按照舒茨对“日常生活世界”解释，“日常世界”首先是我们进行各种行动的场所，是我们对行动做出反应的场所。因此，“生活世界”就是社会行动的领域，人们在这个领域中互相联系起来，不仅努力互相达成协议，而且也努力与他们自己达成协议（舒茨，2011）。日常生活是“日常世界”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本研究重点考察的内容。
作为淘金者的华商，经济活动是其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他们的经营场所即是当地的市场。华商每天的活动都是以市场为中心，其日常经济活动也在此展开。这一区域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他们实现预先设定计划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具体空间场所。他们主要以出售中国的产品在当地进行淘金活动，因此同华人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交往对象主要是华人，只参加华人社团组织的活动，和当地人只有一些必要的经济往来；仅通过中文媒体来关注华人社会的信息，对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很少了解。因此，华商“日常生活世界”呈现鲜明的华人乡土社会特征。
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总是运用手头的库存知识、按照某种自然态度应对各种不同的情境，采取的是“想当然的”“合乎情理”的处理方式。社会世界的一切客体就是在这样的“手头知识库”所提供的熟悉的框架内被构成的，行动者运用这种知识库去处理与环境及他人的关系。这种“手头的知识库”“自然态度”在童年时的社会化中就已形成，在原有的文化氛围中早已形成。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社会，利用关系是中国人行动的最大特征，而刚刚来到海外的华商身上也打上了这样的印记，他们的日常世界也是按照自己习以为常的“手头知识库”，即通过运用和构建不同关系来适应外在生存环境的。
华商首先要运用的是华人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指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以及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虽然身在他乡，但华商时刻和国内保持着各种联系。由国内提供货源，他们把自己的亲属、老乡和朋友也都带过来，作为其可靠的助手。在市场经营过程中，他们积极运用这种关系资源，或者提供货源，或者提供市场信息，或者提供各种帮助，乡土关系资源成为华商的主要淘金资本。由于俄罗斯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市场制度还不完善，经济中的非正式运作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华商会与当地人构建一定的关系，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往往也会利用某些非正式关系，从而使自己能够更好地生存和适应下来。华商在淘金过程中会根据需要与当地人构建一种关系，并在实践中灵活使用。
本书研究的华商同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有较大不同，他们并不想定居在当地，来此仅仅是为了经商赚钱，并同国内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华商在莫斯科淘金的行动方式主要表现为经常性地在两国及社会之间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即跨国行动。早期的“倒爷”主要是经常在两国间进行跨国流动，而现在随着商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发展，不必经常在两国间进行跨国活动，华商只需在一个地区待着就可以很容易同另一地区进行联络，了解另一地区的情况和信息。当今世界地理、社会空间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跨越不同的边界进行行动，经常跨越于两种不同的时空来寻找更好的生存机会。华商在两个国家中建立了自己的关系网络，不但要利用他们从移出地带来的社会关系资源，而且还会不断地利用迁入地的各种社会关系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进行活动。
华商跨国生存空间的构建过程也是其连接、维持家乡和莫斯科的多重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从社会网络的构成单位来分析，家族仍然居于华商跨国网络的核心地位，华人经济组织的核心是家族主义。家表现为“一家两国”的状态，表面上看是分裂的，但通过跨国式地利用家庭关系，家庭可以被不断解构和重构，并已形成了一定的跨国式的联络。同时，地缘联系是仅次于家族网络的社会网络，在华商网络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创建具有地缘性质的华人社团组织，以与国内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人进行广泛联络。这种新型网络既不受等级制约束，也不受政府部门所控制。它实际上是一种非正式组织，是一个被横向组织起来的松散型网络，其中每个个体都有很大的自主权。华商就是通过这种跨国式的关系的运用来构建和拓展跨国商业网络的，并在这种网络中采取行动，做出决定，发挥主观能动性。
因此，华商实质上就是一批跨国淘金者，采取的是一种跨界式行动构建方式。从行动者主体角度理解华商的这种跨界式的建构行动：他们既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安排，当然也不是绝对地排斥这些外在要素，他们是根据外在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及他们自身的生存能力，重新建构适宜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社会空间以及未来的行动策划。
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俄两国良好互动关系的建立，特别是俄罗斯方面的经济、政治的状况，这些将极大程度地影响商人群体对未来的计划和预判。但外在的因素并不能独立发生作用，必须要结合个人的主观因素，即客观性的主观化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外在结构而在不同个体中的反映不同。宏观的外在结构仅仅是一个大的背景因素，我们必须要深入考察个人具体情况，外在正是通过内在而起作用。因此，跨国生存空间的构建行动和其自身特质以及作为一个跨国主义者的自我计划和能力也密不可分。来到莫斯科的大部分华商，践行的是一种个人经济型的跨国主义，经济目的是其最重要的目的，主要的活动场所就在市场，而其中的绝大部分人文化程度较低，外语能力又很差，不想也很难走出市场，再加上俄罗斯人较为排外的民族心理和中俄文化的差异，使得这些人根本不能或不想进一步同当地人接触，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这些人就倾向于将自己未来事业的重点放置在国内。而另一些人已经走出市场，开始逐步融入当地社会，他们把家人，如配偶、孩子都带了过来，也已购买了房产，重心逐渐转移到莫斯科，并打算长期在莫斯科居住和发展，还有少数人同当地人通婚，已转为俄罗斯国籍。总之，华商群体更加多样化，并不断分化，生存状态也在不断转变。华商跨国生存空间的构建正是一个自我与外界（包括中俄两地）不断协商中的自我调适和定位的动态过程。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不断根据外在环境做出判断并不断改变自身行动，从而寻求更有利于自身生存的跨国淘金者。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更注重个体生活层面对知识的反思性建构问题，具体调查过程中主要关注个体的淘金实践和生活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一种生活史转向的趋势。生活史是一种对人们的生活经历进行详细了解和分析的研究方法，着力于再现个体一生或者某一生活阶段的生活经历，以及这种生活经历所反映出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个人。以个人生活史研究为切入点的研究隐含了这样的一些假设：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对于个人生活史的访谈本身就显示出一种社会意义，可以由此去透视社会和文化对个人的影响，反之也可通过对个人生活实践的了解来探究个人行为对社会及文化的建构作用。
吉登斯认为现代世界完全是一个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而构建起来的世界。他认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对人类活动特征的一个界定，可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这种行动反思的特征更加明显，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关于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因此，任何一种特定的知识要素都有可能会在这个世界被加以修订。在现实生活中，外行的行动主体，即那些使用或者被使用了这些专业知识的普通人群，通过他们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参与了知识以及生活本身的构建和重构。因此，所有建立在已有经验之上的知识都具有不稳定特征，社会科学的论断需要重新进入它所分析的情景中去（吉登斯，2011：32-39）。
在民族、国家和地方等作为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分析单位被解构后，移民个体的跨国实践作为跨国主义研究最佳的，也是最合适的分析单位而得到特殊的重视。波特斯等人特别指出，从个人的历史和行为着手来研究跨国主义是了解跨国主义的制度基础及其结构效应的最有效的方式，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应该优先于传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研究主题，并将跨国主义视为观察移民日常生活的框架。维托维克也强调了那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而细微的变化的重要性。他进一步建议研究者们去追踪移民个人的故事，例如，每天的生活经历、回忆、自传，以及那些象征性的符号隐喻等。但是，包括定量研究在内的传统的研究范式很难充分捕捉到这些冗繁而私密的一手资料。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史研究可谓最适合研究跨国主义的工具。随着跨国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重新认识到生活史研究的重要性，这恰恰符合了跨国主义对于知识建构的理论假设（转引自丁月牙，2012）。
本书所研究的在莫斯科淘金的商人群体，也是具有跨国性特征的迁移群体。他们的跨国淘金实践直接体现了一种跨国主义，他们是跨国主义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同时，他们的日常行动又在不断构建和改变着跨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华商的这种跨国实践本身就是一个对“跨国主义”反思性建构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本书将日常行动者作为研究的视角与跨国主义研究趋势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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