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华（莫斯科访谈01），温州商人，29岁，主要做夏季的服装生意，一般每年3月份来莫斯科，8月份回去。阿华是我在莫斯科较早认识的华商之一，我第一次参加当地华人活动时即先同他进行电话联系，他告诉我具体时间、地点，并让人在地铁站接我。他原来在国内温州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工作，但后来听亲属说这边生意较赚钱，他就跟过来了。阿华在2006年就来到莫斯科，当时给他姑姑打工，后来有老乡要跟他合伙，即阿宝家，他就离开姑姑同阿宝家合伙做生意。他没有资金，主要出力，但他外语很好，人际交往能力很强，所以很多人也愿意跟他合作。国内的事情他不用管，在这边主要做销售和联系客户的事情。阿华性格开朗，愿意交朋友，也愿意帮助人，在市场上人缘非常好，很多人有事都找他。我2012年在莫斯科调查时，他告诉我他最近的生意不是很好，在吃老底，8月底就回去了；回去也没事情可做，国内形势也不好，原来国内的厂子天天都要开工，还不能供应上，但现在形势不好，基本已经停产了，生产短裤的原料布的钱还没有支付。这些生产的短裤在这里卖不了，回去更没法卖，因为国内的样式和这儿完全不一样。阿华的妻子在国内，刚刚生了孩子，正好回去照顾孩子。阿华认为，这里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就是国内必须长期来做一件事情，几年后才能见到成效，在这里有可能几个月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不用长期投入，只要赶上好时候，就可以赚上一大笔，所以第二年他又过来了。阿华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访谈对象，他的箱位也是我的一个重点观察点，后来通过阿华我认识了阿宝等人，并在他们的住所住了一段时间。
田辉（莫斯科访谈02），40多岁，2004年来到莫斯科，老家是黑龙江绥芬河的。他很早就出来经商，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做过生意，在南方也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也在黑龙江哈尔滨买了房子。他刚来莫斯科时，主要还是“练摊”，也就是自己没有商品代卖别人的商品，后来就跟别人合伙做生意。前几年，生意较好的时候，赚了钱，后来他就开始自己独立做生意。现在，他在国内有厂家供货，父亲在厂家那边进行管理，他在这里进行销售，母亲也在这边帮忙。但他刚刚自己独立做生意，产品不太符合俄罗斯人的需求，所以生意一直并不是很好。他现在离异，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在国内，他的前妻那里，儿子由他抚养。儿子刚刚高中毕业，田辉让他儿子过来读书，正好也可以帮他打理生意，他就让自己母亲回去了。田辉常年在这边经商，认为俄罗斯人素质较高，他很愿意在这里生活，但由于整天忙于生意，至于未来是否在这里定居他也很少考虑。2012年时，他办下来一个三年的工卡签证，在这里就可以有一个长期合法的身份。我第一次参加华人组织的活动时就是田辉到地铁站接的我，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没带护照，害怕警察盘查，在较为偏僻的角落里等着我，我也很是感动。田辉是我在莫斯科早期最重要的调查对象，我最初几次到市场调研就是到田辉的箱位，通过田辉认识了更多的华商。在2014年我再次到莫斯科调查时，由于近两年生意不好，赔了很多，田辉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很遗憾，我再也没联系到他。
高丽（莫斯科访谈03），女，吉林人，是我在地铁站认识的，那天在地铁中我看到一个中国人，就主动上去搭讪，高丽也很热情。她老家在吉林舒兰，20世纪90年代就来莫斯科了，当时也是一句俄语也不懂，后来经过别人的介绍找了个有中国血统的混血儿，是俄罗斯国籍。她早年也在市场中做生意，但现在她有了俄罗斯的“身份”，来回较为方便，就经常回国内做一些快递生意，收入不菲。她采取的是跟当地人通婚的融入尝试方式在此生存。在地铁站认识后，我们互留了电话。回国前，我本来想对她进行一次访谈，但当时她说很忙，没有时间，很遗憾没有她的更为翔实的材料。
张利民（莫斯科访谈04），50岁左右，因为最近生意不好，他就把箱位承租出去了，他外语比较好，现在在货运公司工作，货物从国内运输过来后，他负责同俄罗斯方面沟通把货接下来。张利民也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访谈对象，我同他是在一次华人活动中认识的，后来我们也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张利民是1999年来到莫斯科的，他在国内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他更喜欢自由，不愿意受单位领导的约束，所以就辞掉工作出来闯一闯。他是俄语专业毕业的，外语非常好。刚来的时候跟朋友一块开了一家外贸公司，后来朋友回国了，他就一个人留在这里。因为赶上的时机较好，俄罗斯刚刚经历过金融危机，很多华商经不起打击回国了，而俄罗斯人又离不开中国商品，所以那个时候做生意比较赚钱。后来他们全家都来到了莫斯科，并在莫斯科买了房子，他的儿子在这边上大学，在这边又生了个女儿，女儿在这边长大，现在俄罗斯的小学读书。他也有一些俄罗斯朋友，尽管如此，他也明显感觉到俄罗斯人如周围的邻居对他们不是很欢迎。张利民今年50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落叶归根的情感越来越强烈。他认为：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了，回国虽然很不适应，但不管怎样，在国内有家的感觉，在这儿经历的风风雨雨多了，就是想回去。感觉在这边没有根，但因为女儿的原因暂时不能回去。他的女儿是在这边出生的，从小在这儿长大，受教育，回国后很不适应。张利民也非常为难，如果没有孩子，早就回去了，回去生活成本低，以后还可以领养老金，不用在这儿受到排斥，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林国南（莫斯科访谈05），福建福清人，在莫斯科做生意已有10年左右，主要在市场上做服装生意，但他一年四季都在莫斯科，很少回去。他与老乡一同过来的，还有很多亲属都在这里。在老市场的时候，他很早就买了一个箱位，后来箱位的承租费涨了三四倍，他也很庆幸。尽管后来因为市场关闭，箱位也损失了，但他因为买得早为他节省了几倍的承租费。现在他又在这边买了一个箱位，生意做得很不错。
周建国（莫斯科访谈06），50岁左右，吉林人。他是做鞋类生意的，2012年刚刚从俄罗斯中部城市叶卡捷琳堡来到莫斯科。在国内原来做销售，收入非常不错，后来就跟着朋友来到俄罗斯。他现在的货主要是从叶卡捷琳堡过来的，进价非常便宜，在这里也就卖100卢布。他上货的渠道主要是从海关扣下来的一些货，所以非常便宜。他原来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样的一些俄罗斯人，这些人和海关的人有联系，扣的货他们可以非常便宜地拿到，再卖给中国人或者其他人。你要跟这些人处好了，他们就把货非常便宜地卖给你。周建国的儿子在这里，他主要是为了儿子才来莫斯科的。刚来到莫斯科时，主要给人看守仓库，这个活儿风险很大，因为有很多贵重的货物，货物丢失了就得赔偿。做了一段时间，他开始跟朋友合伙做生意。现在生意不好，他暂时不做了，主要在教会中做一些服务工作。
刘德庆（莫斯科访谈07），内蒙古人，也是蒙古族。有蒙古人的特征，性格也比较豪放。在参加华人的活动时我们认识的，谈得比较投机。有一次他陪我去市场上华人卖菜的场所买菜，我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他1989年来到莫斯科，当年就是“倒爷”；现在开一个公司，主要是销售和维修中国纺纱机，公司一共12个人，他是老板，其中还有几个俄罗斯人。他在莫斯科买了房子，在郊区还买了别墅。在留步利诺市场上他有箱位，他告诉我购买的价值大约是12万美元，但一年租金6万美元，仅这一项每年的收入就很可观。后来我们本来约好要在一起吃饭，我想了解一下早年“倒爷”进入时的一些情况，但那天他公司又临时有事，没有赴约，后来我再联系他时，他已回国。
吴超（莫斯科访谈08），山东人，他今年30出头，主要在萨达沃市场做冬装羽绒服。在2000年左右就来到了莫斯科，本来想去美国但没成行。当时，也是因为他的亲属在这边工作，所以他很容易就过来了。最开始是过来读书，读书的时候吴超就是一个非常讲朋友义气的人。走上经商道路后，因为他外语比较好，经常帮助华人朋友和俄罗斯人沟通，办一些事情，所以他的朋友圈也比较广。在老市场的时候，他很是如鱼得水，当时主要做汇款生意，因为他的朋友多，很多人都来找他汇款。但后来一次汇款出现问题，他损失了很多。老市场关闭后，在新市场他就开始做冬季的服装生意。他有很多温州朋友，这些温州朋友就为他提供货源。2012年7月他来到莫斯科，当时主要是了解市场行情，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我们是通过阿宝认识的，有一次我答应要领阿宝去莫斯科红场游玩，第二天他也一块来了。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后，8月份的时候，他又回国了。9月份他妻子的弟弟也过来了，两个人合伙来做。吴超主要联系货源和客户，他的内弟做一些体力活。后来，忙的时候他又让他的舅舅过来帮忙。他的舅舅退休了，没事可做，也想过来看看商业行情。他有几个拜把子兄弟，遇到事情都互相帮助。后来，我经常到吴超那里，他是我很好的报道人，通过他我了解了华商在莫斯科很多事情，也认识了一些新华商。但2012年后，他就把生意转到了国内，在老家开了一家商场，生意也不错。我们经常联系，虽然他现在重心已转到国内，但也时常通过朋友关注莫斯科的商情，并没有完全切断同莫斯科的联系。
大鹏（莫斯科访谈09），是刚过20岁的年轻人，老家在吉林舒兰，现在在田辉处打工。原来母亲舅舅都在这边，所以他就跟过来了，但因为最近生意不好，亲属们都回国了，就他一个人留到了这里，先帮助别人打工，也留在这里随时观察莫斯科的商业行情。我到田辉处时，就经常同他聊天。但后来田辉的儿子过来了，生意也不是很好，就把他辞了，他又找到另一家。我回国后，同他保持着QQ联系。在2014年，他也回国了，主要原因就是生意不是很好，再加上卢布贬值，人民币升值，每个月赚1500美元，去掉吃住和办理身份的花费剩下的回国内换回人民币也剩不下多少钱，所以就暂时回国了。回国后，他找到了女朋友，并已结婚。
大力（莫斯科访谈10），山东人，来莫斯科2年，但现在身份已经过期，经常为寻找一个安全的住所而苦恼。他现在主要给别人打工，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华商范畴。他来到莫斯科后就没回去过，一方面担心回去之后就不能再办新身份，因为他的护照已经过期，被盖了黑章，过境时属于重点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也为了省些路费。他在这边赚的钱去掉吃喝花费全部会邮回国内，他老家在农村，比较穷，孩子也较小，家里还有老人，家里的经济负担较重，所以必须拼命在这边赚钱。他为人打工不惜体力，从来不偷奸耍滑，很多老板都看中他的这个劲头，抢着雇用他。
老刘、老王（莫斯科访谈11、12），河北人，夫妻俩，今年都已超过60岁，他们的经商经历是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我最先认识的是老刘，她最近几年才来莫斯科。原来她的丈夫老王自己在这边，她在国内发货，后来生意越做越好，他们在莫斯科买了房子，也成立了公司，她就在公司上班。现在也是一边在家族公司上班，一边操持家务，为家里人做饭。为了要个男孩，他们要了5个孩子，属于严重超生，那个时代在农村不仅要被罚款，孩子也不能上户口。为了生存，他们全家就迁移到城里，在城里打工维持生计。后来老王跟着一个朋友到莫斯科来卖货，老刘留在国内，既要照顾5个孩子，又得组织发货，非常辛苦。
后来我又认识了老王，他们经常请我去家里吃饭。老王每次都介绍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商经历，在正文中我也不止一次引用过他的案例。在最后，我再做一些补充。他1995年来到莫斯科，国内有个朋友让他过来帮着卖皮夹克，当时因为家里孩子较多，条件并不是很好，为了生存他就闯了出来。那时候做生意非常辛苦，吃住条件都很差，但老王属于那种能吃苦的，性格要强，从来不服输。一开始是在住所出售商品，也就是所谓的“批货楼”。后来，他觉得集装箱市场有前景，因为在那里采购者不用去更多地方就能买到多种商品，不像现在的“批货楼”一般只卖一种商品，采购者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和麻烦，老王是最早在市场上买箱位的商人。在集装箱市场上经营了几年后，老王就觉得这种形式没有前景，当时也有朋友提醒他，应该有自己的品牌，成立一个公司。在2000年左右，他就开始着手办理成立公司的各种手续，开始创建自己的品牌。当然，创建品牌的过程也是很艰辛的，一开始根本不赚钱，因为很多客户根本不知道你的商品，老王又不懂得如何去推广自己的商品，所以当时每年都要赔钱。后来，凭借着商品的质优价廉和他同客户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商品才越来越有市场，如今老王的商品已经遍及全俄罗斯。前不久，国内来了一批质量有点问题的产品，老王赶紧停止了销售并把已销售出的商品追了回来，给客户道歉赔偿。他还想要跟国内这个公司打官司，认为国内很多企业不重视俄罗斯市场，所以造成了现在的很多问题，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意见很大。
最近几年，生意好了，老刘也来到了莫斯科，5个孩子过来了4个，老大在上海开了一个对俄贸易公司，专门向俄罗斯发货。其他4个孩子都在这边，都已大学毕业。老王现在在莫斯科郊区还建立了工厂，老二负责工厂的生产事宜，老三外语好，做一些同俄罗斯人沟通的工作，老四还小，刚刚毕业，自己做导游，老五，也就是他们家唯一的男孩，现在又成立了一个网络公司，模仿国内淘宝网那种网上经营的方式准备在这边做网络销售。老王未来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发展网络公司，虽然已经60岁，但还想大干一场。
孙红花（莫斯科访谈13），女，40岁左右，老家在内蒙古，已在莫斯科经商十几年，一开始也是在市场上做生意，但近两年因为市场生意不好，就不做了。又到学校里学习了一年俄语，想提高一下自己的外语能力，希望以后在这边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她现在是一个人，最近把女儿又带过来了。2012年我对她访谈时，她要从事中药生意，跟国内一些中药企业合作，最近马上要签两个单子，她告诉我哪怕能成功一件就会给她带来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她也庆幸这两年没在市场上做，否则起早贪黑忙活还得赔钱。她原来在国内投资了一个工厂，后来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关门了。
洪超（莫斯科访谈14），今年40岁出头，2000年左右来到莫斯科。老家在吉林舒兰农村，从家乡出来后，做了厨师，在饭店工作。早期收入是非常高的，后来不景气了，因为他的一些亲属在莫斯科，就来这儿闯荡了。他对我毫不隐瞒地讲述了自己的很多故事。他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就跟着自己亲属打工，也没朋友，后来遇到事情就总跟人打仗，那时候他自己一个人，遇到人多或者比他强的人他就被打，身上也有很多伤疤，但他就是敢打，不服输，输了下回还要打，直到打服为止。因为能打在市场创出名声了，很多人都知道他，一般也不敢招惹他。在老市场的时候，凭着自己的辛苦和拼搏，他赚了不少钱。莫斯科各种诱惑比较多，特别是赌博，如果参与进去后就不能自拔。洪超闲暇之余，就去玩了会儿，却一发不可收拾。一开始，没玩多大，后来越赌越大，输的也越来越多，不仅把自己赚的钱输了进去，把一个箱位也输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他的老婆跟他离婚回国了，亲属也不理他，当时正赶上生意不好，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是非常要面子的人，也不好意思找朋友借。那时没钱住宿，冬天就只能露宿街头，睡一会儿就赶紧起来跑步，然后就不敢睡了。很早就去市场，在餐厅喝杯茶水就缓过来了，他大约在街上睡了10天。他当时仅有6000卢布，一开始就是练摊，在市场上找一块地方代卖别人的东西，后来慢慢地又重新爬了起来。现在在新市场他又买了几个箱位并承租出去了，自己还和别人合伙做生意，另外他还承租了一个库房，每个月收入较高。他把自己的妹妹从国内也带过来了，给她在19公里处的市场买了个箱位，让她先锻炼一下。尽管如此，他还去干巴恰的活，每天能赚个二三万卢布，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他的原则就是只要能赚钱，什么活都能干。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在这里赚上200万人民币，然后就回去，回家去孝敬母亲，和家人团聚。但在我2012年离开莫斯科时，听别人说他由于劳累，又加上喝酒，得了脑溢血，住进了俄罗斯医院。回国后，我就一直没有了他的消息。
大伟（莫斯科访谈15），26岁，老家在哈尔滨，跟着亲属一同过来的，现在主要给亲属打工。我遇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份已过期，要办一次性出境回国，办了一次性出境后再办入境就很难，所以他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来。但后来，我在市场中又遇到他了。他说他的身份办得很顺利，现在也不给亲属打工了，自己开始单干，代卖别人家的货。去掉比较昂贵的箱位费一个月赚的钱相当于给别人打工的二倍，也开始体验当老板的感觉。
王熊（莫斯科访谈16），28岁，湖北人。我认识他时，他还在学校读书，但马上要毕业了。2003年就来到莫斯科，当时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莫斯科找了学校，准备读一个本科，但家里条件不是太好，所以就出来打工了，一开始是在饭店做服务员，后来就到大市场了，什么都做。他外语较好，也做过翻译工作。凭借着他的不断奋斗和努力，他又在市场附近开了个餐厅和咖啡厅，最兴旺的时候，他开了三个咖啡厅、一个酒吧，并承包了一个公寓，那时非常的风光。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莫斯科市政建设的需要，他承包的地方要盖停车场，所以就不能做下去了。他也有很多俄罗斯朋友。他经商的交往对象基本都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他还总结跟犹太人交往要讲究技巧，一定要果断，说到就做到，另外不能让他们瞧不起我们，该严肃的时候一定要严肃。
王熊去年经历的一件事对他打击很大，他被绑架了。在这里华人被绑架的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他当时本来是要谈一笔很重要的生意，但正是因为这次绑架使得这次生意没有谈成，和他谈生意的人觉得他掺和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和他做生意不放心，就不跟他谈了。王熊在莫斯科经历的各种事情太多了，而且多是伤心事，他又说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中，所以要回去发展。家里父母让他回去，就他一个孩子，他在莫斯科这么多年，父母在国内也离婚了。他的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国内，他也非常想念他们。他在莫斯科找了一个越南妻子，准备回国重新发展。在我离开莫斯科时，他已经回国了。我们在网上也经常联系，回国后他的事业做得也不错。
刘天丽（莫斯科访谈17），女，40岁左右，来莫斯科10年了，老家在吉林。在此生存主要是靠扣货获取货源，即有些商人的货想大批量便宜处理，他们就全部要下来，再高价卖给来市场采购的商人。她现在买了半个箱位，花了90万卢布，她告诉我说可能都租不上15万卢布了。她全家都过来了，儿子毕业了也没事可做，就帮着拉货取货等，也没雇人。她的妹妹全家也过来了，她认为亲属关系在这儿也非常重要，最起码要比生人强很多，所以互相帮助代卖一些货物。
阿宝、阿才（莫斯科访谈18、19），温州商人，做夏季服装生意。阿宝，25岁，阿才是他的姐夫，30岁。我通过阿华最先认识的阿宝，2014年再次到莫斯科时，又认识了阿宝的姐夫阿才，我就住在他们那里，从他们那里我得到非常多的有用信息。阿宝是2011年来到莫斯科的，当时刚刚大学毕业没有理想的工作，他的父亲也想让他历练一下。最初来的时候，阿宝不懂外语，也不愿意出去交朋友，那时他们家已经跟阿华合作了，大部分的事情都由阿华来处理。我和阿宝认识后，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他也很愿意同我交往。我还教他如何学习外语，把一些俄语的书籍送给他，领他去红场、莫斯科大学等景点游玩，他告诉我很多市场的事情。2012年他回国后，找到了女朋友，我们在北京也见了面，2013年、2014年他每年都过来，外语也越来越好，开始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阿才今年30岁，外表很像越南人，在市场上经常有人把他当作越南人。性格比较外向，看上去很和蔼可亲。阿才和阿宝是老乡，后来经人介绍，同阿宝的姐姐结婚，现在北京的孩子都已5岁了。他原来在国内一家生产电脑配件的工厂工作，他告诉我温州附近这样的工厂很多，他们同乡中很多毕业没工作的人就在这样的工厂工作。后来同阿宝的姐姐结婚后，就搬到北京生活。一开始是在阿宝家住，这两年做生意赚了些钱，他们就在北京买了房子。当然，都是在郊区。北京城里的房子很贵，也买不起。他很不情愿来莫斯科做生意，在国内他的朋友非常多，经常出去喝酒唱歌，在莫斯科基本没什么娱乐活动，也不敢出去，所以很枯燥。他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在国内北方城市开一家皮草店，以后就可以不用再过来了。在莫斯科，我和阿才成为较好的朋友。晚上回到住所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喝点啤酒，聊聊天，他也总讲一些老家温州的事情。后来，我先回国了，他在8月份才回去，我们在网上也保持着联系。他已感觉到，莫斯科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对自己的未来也较为迷茫。
汤红、董明（莫斯科访谈20、21），四川人，母子俩，汤红是母亲，董明是她的儿子。他们是2006年来莫斯科的，也已10年了，汤红的儿子18岁就跟着过来了，她也感觉很内疚对不住儿子，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所以一直很想让她的儿子去读书。我之所以与她比较熟悉，就是因为我为她儿子联系上学的事情。董明一开始也心动了，并且我已帮他联系好人，但后来因为国内他舅舅的孩子刚过来，什么也不懂，得帮着带一带。他们原来在一只蚂蚁市场时，赚了些钱，但后来关闭后大部分货被扣了，剩下的也只能便宜卖了，以前赚的钱都赔了。那个事件对汤红的生意影响非常大，她不甘心，想在新市场再重新来。但现在的生意也不是很好，她经常要跟老乡借钱来应付一些费用。她现在主要做代卖，主要代卖一些四川老乡的货物还有温州一些商人的货物，以前有自己的工厂，但不赚钱，可能是样式不对，现在做代卖风险小一点。她已离异，现在非常依赖她儿子。最近她儿子回国一段时间，她的生意也停了一个月。原来的箱位要涨价，她又寻找了一个新的箱位。最近她的侄子要到莫斯科来，也来做生意，她就让儿子来帮带着她的侄子。
曹力（莫斯科访谈22），24岁，9岁时跟母亲来到莫斯科。他清楚地记得，那时候俄罗斯刚经历了经济危机，1998年卢布突然贬值，从1美元兑换约6卢布一直下降到1美元兑换约20卢布，当时的商人都赔惨了。在这之前钱非常好赚，那都应该称作日进斗金，但经过这一次危机之后，直到现在再也不可能赚到那些钱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局势对华商影响很大，现在他们家主要从事办理签证和买卖机票的生意，这个生意应该说是只赚不赔的，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大，不仅面向中国人，而且还针对俄罗斯人，机票和签证业务在俄罗斯其他城市也做，北京也有公司。他的母亲后来和一个俄罗斯人结婚了，生有一个女儿。虽然他很小就来到莫斯科了，但他十分想回国，认为国内吃得好，玩的多，最主要是有安全感。他记得在他们家经常会被警察查，他在外面也经常被警察检查身份，可能和他长得有点高大面容显得不够慈善有关，所以他感觉在这里没有安全感。他还认为这儿的政府很腐败，工资很低，老师还不到1000美金，城市建设也不如国内。总之，他还是较向往国内生活的。
洪力（莫斯科访谈23），吉林人，50岁左右，是洪超的叔叔，来莫斯科已10年了，老家是吉林市农村的。一开始在莫斯科做装修，赚了些钱，后来又在19公里市场买了一个箱位，那里也是中国人最近新开发的一个市场，但现在生意很不好，有时候一天只能卖几百卢布，箱位费根本就赚不回来，所以他不想干了。现在没钱的时候就向洪超要，身份已经过期，也不愿意回国，认为在莫斯科赚钱机会更多。
刘祺（莫斯科访谈24），50岁左右，来莫斯科已20年了，一开始也是在市场卖货，没有赚到钱，所以后来转行做修电脑的行业。在老市场就开始做这个行业，做了10年有余。但老市场竞争不规范，谁都可以开。到这儿就不一样了，他现在和犹太人合伙来做，而且在这边只能有一家。犹太人很会做生意，跟俄罗斯政府和警察也有很多联系。他的老婆孩子都回去了，孩子是在这边出生的，现在要上高中，回去就是为了学学中文，他孩子的俄语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想让他更好地学中文，会两种语言以后机会也会更多。刘祺的信誉是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中国人都来他这儿修电脑。
王华（莫斯科访谈25），23岁，河北人，现在一边读书，一边做生意，主要是从事办理身份和票务的中介工作。我向他咨询了办理签证和邀请函的事情。他每到7月份就非常忙，因为这段时间很多商人身份都已到期，都要回国办签证，所以就得找他们这样的中介公司。我帮董明打听上学的事情，就是向他咨询的，在这里学校的邀请函他也能给办。他的办公地点是在市场九龙饭店的二楼，我也经常到那边找他。后来，因为承租办公场所费用较高，他就在家办公，这样可以节省很多费用，也比较方便。
陈哲（莫斯科访谈26），福建福清人，40岁左右。他1998年就来到莫斯科，正好遇到金融危机，当时他赔了好几十万，但他不甘心，一点一点又做起来了。2009年老市场关闭的时候，他不但没赔钱，还赚了不少。那年他很有先见之明，看到生意不好，就让妻子先回国，自己在这边做，那年在市场上的存货量比较少，很快就卖出去了，而且还很赚钱。当市场关闭时，他的货也卖完了。他常年在这边，但每年都得重新办理护照。
阿健（莫斯科访谈27），阿宝的表弟，现在与阿宝的叔叔合伙做生意。我2012年在莫斯科时，与阿健相识，他当时很快就要回国，我们一同到莫斯科红场游玩。2014年，我在国内又与他和阿宝见面，他当时正准备再去莫斯科。要先做一些准备工作，然后他的叔叔再过去。原本我们可以一同去的，但他还没定什么时候走，他们已习惯这种来回的方式，家里事办完了，随时都可以买机票。我和阿宝到莫斯科时，听接我们的一个司机说，阿健在微信上说在早晨去市场的路上遇到警察了，当时他的落地签还没下来，落地签一般三天左右才能办好，但他到莫斯科还没三天。警察不管这些，当时把他身上一万二千卢布全拿走了，他很郁闷。我到市场后，又遇到了他，问起这件事，他也很无奈，只是说破财免灾吧，没事的时候可不能出去了。
齐颖（莫斯科访谈28），女，老家吉林，在市场上做鞋类生意，他们全家都过来了。她的孩子现在在莫斯科大学读书，在国内读完了本科，现在过来是读研究生。不忙的时候留丈夫一个人在这边经营即可，她经常要回去，回老家看看父母，父母岁数都很大了，身体也不好，必须要人照顾。她的大姐在家照顾父母，她家出点钱。她的孩子放假回北京去找同学玩。她认为，孩子如果能学好，就继续学，不行的话，毕业就做生意。
阿飞（莫斯科访谈29），福建人，来莫斯科将近10年了，做皮货生意。他这些年赚了一些钱，但也都花光了，在老市场赔了20万美金。但他不死心，还想再赚一把。我跟他认识那天，他正好帮助阿华一起去扣货，他跟我讲述了自己最近做生意时遇到的困难，正是由于朋友老乡帮忙才得以解决。
老蔡（莫斯科访谈30），阿宝的叔叔，40岁左右，也做夏季短裤生意。那次阿宝病了，他的叔叔过来领他去华人的诊所，我认识了他，晚上他留我在他住所住，我也没拒绝。后来阿宝说，他叔叔是跟我客气的，我还当真了。我当然也知道，但为了调研，脸面什么的也不顾了。他来莫斯科已经5年了，在老市场待过一段时间，关闭后就到新市场了。他说今年生意不好，因为天气比较凉，现在刚开始热起来，但马上进入秋季了，也卖不动了。他有两个男孩，都已经20岁，他的孩子也来过这里，但今年没有来。他老家是温州乐清的，20年前就去了北京，在北京也有自己的工厂。他马上就回去了，回北京也不能闲着，得做点生意。他认为在北京做生意不赚钱，不如这边利润大。他对俄罗斯的未来还是很看好的，认为普京要发展莫斯科，把莫斯科城扩大，要建很多房屋，这就需要大量的外来人口来购买这些房屋，他还把北京和莫斯科进行了比较，说北京也是这样，正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才把北京的房价炒了起来。但他怎么也不想在这边买房子，俄语也不行，在这谁也不熟悉，也害怕外面的警察，不如国内自由，所以以后没有在这边定居的打算。后来我跟他去他住的地方看了看，觉得条件很不错，现在就两个人，他和吴超。他说，现在这儿的房子很难租，这个是两屋一厨，五万五千卢布，很不错的。以前住的人多点，现在少了，很安静。不过如果8月份他们走的话，就又会来一些新人，这都是他们的朋友和老乡。明年他再来，他还租这个房子，所以也让他们卖冬季货的人留着。
郑石（莫斯科访谈31），华人诊所医生，45岁，2009年老市场关闭后才来到莫斯科。但他30岁左右就来到俄罗斯了，原来在圣彼得堡，那边的华人少，只能给留学生看病，所以赚钱不多。原来在国内是做教师工作的，也是大学本科毕业，但当时大学教师赚钱很少，所以他就选择了其他职业，学起了医学。一开始是在国内深圳的某个企业工作，后来就去了圣彼得堡学医学，学习了两年。他最早来莫斯科时是在萨达沃，最近一段时间才到留步利诺市场来。他说这边已经开了五六家了，把病人都分流了，现在他这儿的病人越来越少了。很多来到这里的中国人俄语不好，或者没有护照，也不相信俄罗斯人，所以生病了只能找中国的医生。这里没有健全的法律，俄罗斯人也懒得管中国人的事情，所以很多稍微懂点医术的人也开起了诊所。他在这儿承租的房子一个月6万卢布，这边的药不贵，特别是俄罗斯的，当然中国药也很多，在这儿有很多中国人从国内倒药。他的成本也不是很高，一般感冒打一针就得1500卢布，合人民币300，一天10个病人左右，最少得进账1万卢布，合人民币2000元左右。
阿发（莫斯科访谈32），温州人，是阿宝的堂弟，他姐姐很早就过来经商了。大学毕业后，国内没有好的工作，就过来跟着姐姐一块经商。我2012年在莫斯科调查时，他刚来莫斯科3个月，生活各方面很不适应。有一次，我邀请他出去玩，他也谢绝了。刚来市场，天天听到的都是谁又遇到警察盘查了，谁又遭到抢劫了等负面信息，使得他对莫斯科充满了恐惧。而每天市场和住所两点一线的单调生活，更让他难以忍受。他只办了3个月的商务签证，2012年底就回去了。本来以为他不会再来了，可我在2014年向阿宝了解他的情况时，阿宝却告诉我，他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市场的生活。我再次到莫斯科市场遇到他时，他已经能独当一面了，俄语能力也有很大提高，同客户和巴恰用“市场俄语”进行交流也没有问题。他们的生意也做得不错。
时燕（莫斯科访谈33），女，50岁左右，老家是绥芬河，她在市场14号口卖菜，我总去她那儿买，所以就跟她熟悉了。她是2009年来到莫斯科的，她丈夫来这儿四五年时间了，她的两个孩子原来也在莫斯科。现在姑娘回国了，在国内结了婚，因为身份问题比较麻烦，没法解决，所以一直没过来；她的儿子原来在莫斯科上学，但就念了2年，没能毕业，身份解决了，办得是3年的身份，现在在喀山，没有结婚。她认为这边的婚姻问题真是大事情，20岁左右的年轻人虽然比较多，但都不稳定，在这边也没法有房子，他们结婚只能回国内，或者两个人只能在这里简单地举办一下婚礼，然后就得为事业打拼。她丈夫在萨达沃市场开了一个修鞋和复印的店，一个月也不少赚。她在这边一天赚1000卢布，虽然比较辛苦，从早晨6点忙活到晚上6点，但刨去吃住花费一天能剩个700卢布，一个月21000卢布，按现在的汇率合人民币4000多。她认为在这边要比国内好，因为在国内像她这么大岁数根本就不可能赚这么多，所以很知足。她现在虽然没身份，用她的话说，叫身份黑着，但她也不出去，一天只在市场中，也不像年轻人老想出去玩，所以她认为在莫斯科没什么不方便的。
郑子龙（莫斯科访谈34），1997年就来到了莫斯科，当时是在这里为别人打工，2009年老市场关闭后回国，在国内又无事可做，现在又回来了。我在吴超处认识的他。他同吴超是拜把子兄弟，一共六个人，他是老二，吴超是老六。他在这边待的时间长了，想换个环境，所以老市场关闭后就回国了。2010年和2011年都在国内，但在国内这段时间里，也无事可做。主要就因为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较长，朋友关系都在这边，另外他认为国内的经商环境比这里还要复杂，工商税务都得要认识，关系都得打点好，不像这里，只要拿钱就可以办事，所以今年他又回来了。两年时间没来莫斯科，他发现这边最大的变化就是市场关闭后，很多年龄较大的华人回国了，把一些年轻人又派到这里来经营，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他认为莫斯科就是这样不断淘汰一批旧人，一些新人又来淘金的高风险的地方。郑子龙谈到了早年在莫斯科的经历，当时在这边经商的华人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人，国家公派的一些留学生，这些人早年都在这边“练摊”，后来形成了专门的一些市场，相当于中国的早市或夜市。这些公派留学生学成之后，很多人也赚到了钱，大部分人就都回国了。他们一般外语较好，又是早年的留学生，回去之后的去处都很不错，如当教师。他又讲了他大哥当时在这边做生意的事情，他大哥在国内有供货渠道，国内货物通关过来后，他把商品直接卖给这里的阿塞拜疆人，他称作“投机倒把”。现在，郑子龙也想要练练摊，也就是说要租一个箱位，然后找一些温州人作为供货商，卖羽绒服。他就来找吴超，让帮忙找一个箱位，他认为今年能赚一二万美元就行。后来，在他的几个结义兄弟的帮助下，开始了他在莫斯科的第二次经商之路。但当我2012年离开莫斯科，再去他那儿探访时，他的生意没有什么起色，淘金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李敏（莫斯科访谈35），女，50岁左右，1992年就来到莫斯科，现在休闲在家，在这边也已买房，并有了长居的身份。她刚来莫斯科时很年轻，当时就是为了读书，但找了很多学校都不接纳她，后来遇到了俄罗斯科学院的一个人，这个人对她非常好，让她到科学院去读书，她才落了脚，她是俄罗斯科学院第一个自费的中国留学生。读书的时候她就开始做生意，当时是在市场，并不总是赚钱，她实际上还赔了钱。后来她就承包了一个住宿楼，这样慢慢地就赚了钱。2000年左右，她又在这个宿舍楼开了一个餐馆，生意非常好。这时她遇到了一个很好的俄罗斯人，是宿舍楼的楼长，不仅帮助李敏承包宿舍楼，在其他方面也帮了她很多忙，两个人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李敏在这边赚完钱后把钱拿回国内投资，她说在这边赚钱要比国内容易，但赚完钱后回国投资比较保险。近期由于一些原因，她把餐馆承包给别人了，但也正在寻找着好的时机。
老大（莫斯科访谈36），郑子龙的结义大哥，辽宁人，为人比较仗义。他来莫斯科7年左右，原来是常年在市场，现在只做冬季皮草。跟他聊天觉得他很实在，说话很直接也基本不隐瞒什么。他就讲了现在的生意不好做，2007年他刚来的时候是非常好的，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在这边有一些客户，他就是靠着这些客户才能支撑下去的。郑子龙管他借钱，他本来钱就紧张，国内催着要还货款，但兄弟情义又不能不顾，只能尽自己所能进行帮助。
马亮（莫斯科访谈37），男，30岁左右，老家河北，我在机场认识的。现在正准备回国看一批货物，准备先拿过来几件，在市场上卖一卖，如果可以的话，就大批地进货。回家时，也给家里人买了一些俄罗斯的特色商品。他们经常来回走，每次回去也都捎带些东西，从国内再捎带一些中国特色的商品。
赵阳（莫斯科访谈38），安徽人，25岁左右，我是在吴超的箱位处同他认识的，他在办理身份的中介公司工作，他向我讲述了很多华商办理身份的事情。吴超对做生意比较了解，他们家原来也是经商的，做砖窑生意，他的父亲非常能吃苦，不仅雇用工人去干活，自己也亲自上阵。但1998年的洪水把他们家的砖窑全淹了，就这样再也爬不起来了。他就讲在这做生意也是一样的，如果机遇不好，一下子折进去那就会让你赔得血本无归。他的观点是，只要你不欠账太多的话，能碰到好机遇，也一定能重新爬起来。机遇好的时候，确实也很能赚钱，一年赚个50万至上百万美金不成问题，很多人看着穿得不好，是因为在这儿不敢露富，但家里都得有个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有的资产上亿。机遇不好的时候，很多人也赔，底子厚的就不怕，没底子的赔得就只能欠债，一下子就起不来了，很多人就回国了，在这里经常是要不断淘汰一批人，又从国内新来一批人，就是大浪淘沙。第二次我到莫斯科时，就是通过他办理的护照。
老李（莫斯科访谈39），60岁左右，是20世纪50年代在这边出生的，父亲在大使馆工作，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他们全家就回北京了。老李1992年又来到这里，在这边做生意，后来通过在莫斯科的老华侨找到了俄罗斯对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一边工作他又一边做生意，开了饭店和宾馆。俄罗斯的工作并不好找，大部分人很难找到。现在莫斯科的工资待遇也越来越高，各种保险以及养老金都有，所以他现在也想办俄罗斯身份。但直到如今他还没有绿卡，正在办，再等等就下来了，办下来后就可以享受俄罗斯的各种保险和养老金，所以今后他也想待在这边。他的儿子很早就被带过来了，在这边读的中学，现在也在这边做生意，俄语好，跟俄罗斯人容易沟通，生意也做得不错。但尽管如此，他认为俄罗斯人虽然和欧美人长相上没太大区别，但俄罗斯和欧美各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他还说俄罗斯的公共道德水平也不如欧美，如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些野地里，到处都有吃喝以后留下的各种垃圾。总之，他也不是十分想融入这个社会中。
李毅（莫斯科访谈40），60岁左右，在中苏关系刚刚正常化就来到莫斯科。现在已经取得了俄罗斯国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较好融入了当地社会。现在有6个孩子，大的30岁左右，最小的十几岁，基本上都是在莫斯科长大。他在莫斯科开了一个中医诊所，又请来了一位国内著名的中医专家，主要帮助他拓展中医市场。他的大儿子已进入莫斯科政府部门工作，另外的几个孩子主要跟他从事家族生意。他认为自己年龄再大些可能会回中国，孩子们不会回去了，但他们会同中国保持紧密联系，寻找一些商业中的机会。
孙波、蔡颖（莫斯科访谈41、42），夫妻俩，浙江海林人，40岁左右，主要做冬季的皮货生意。我第二次到莫斯科时认识的，来莫斯科已10年了，他们向我讲述了市场上最近的一些变化，从2013年8月开始警察主要是阿蒙对市场大进行了大盘查，对市场上所有的中国人、越南人和中亚人进行身份检查，身份不合法就给你在护照上盖黑戳。最近市场上人明显少了，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住在市场对面的公寓里面，公寓老板同警察关系处得较好，所以比较安全。他们冬季生意已经做完，马上要回去了，现在把箱位租给一位“黑毛”，实际上不愿意租给这些“黑毛”，认为跟他们打交道很不方便。同阿才认识后，把一些暂时不用的东西都借给阿才用，毕竟都是老乡，并打算明年把箱位租给阿才。
老夏（莫斯科访谈43），女，50岁左右，老家在黑龙江齐齐哈尔，跟我是同乡。我在市场过道的椅子上休息时认识的，她来莫斯科也将近10年了。早期是非常赚钱的，那时就卖别人的服装，赚了钱后就在国内建了工厂。但近两年的生意极差，每年都在赔钱，就是靠着以前的老本。但她还是不甘心，还想再赚一笔，很多来此淘金的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今年生意不好，就想着下一年会好一些。只要赶上一年好机遇，就能大赚一笔。
小郭（莫斯科访谈44），男，40岁左右，老家在吉林。原来在市场上卖货，但现在开出租车赚钱。我回国时就是他送的我，并跟他聊了聊他的一些经历。他来莫斯科七八年了，妻子也在市场，做汇款生意。现在他觉得这里不太好做了，所以也准备回国，想在哈尔滨开一个皮草商场。
老赵（莫斯科访谈45），女，50岁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就来到了莫斯科。当时她就是靠着手拎肩扛一些货物来到莫斯科淘金，她经历了莫斯科最乱的那个时期，警察敲诈勒索华人钱财的事情比比皆是，她经历了很多次被警察盘查以及带到警察局的事情。后来她开了一个华人宾馆，也是经常会遇到警察的盘查，甚至经常遭到阿蒙的抢劫，她把阿蒙称为合法的强盗。经历的这类事情多了，她就知道了如何和莫斯科警察相处，建立了很多关系，和警察局长也熟悉了，甚至内务部的警察也认识了。再有警察来盘查的话，她就打个电话，很快事情就会解决了。现在她全家都在这边，儿子也成家了，有自己的事业，她不做生意了，专职在教会进行服侍，已经成为专门的教会人员。
何斌（莫斯科访谈46），男，河北人，20岁左右，卖貂皮服装。我在吴超处调查时认识的，他也是吴超的朋友。那天他找吴超，求吴超帮忙给设计一个品牌。因为原来的那个品牌在莫斯科根本就卖不动，今年他赔了200万人民币，所以想换个牌子，就请吴超来帮忙。他的国内的合作伙伴生产这些商品，然后给他们，他们在这里再找代售的，他们自己不在箱位上卖，就直接转给代售者。但今年他们设计的样式不好，很多代售者都不愿意卖，所以他也想请吴超帮忙。他也说现在国内生产成本上涨，现在在国内收购的貂也涨钱了，人工成本上涨，而在这边零售价格又上不来，又卖不动，所以在这里赚钱越来越难，今年不赔就不错了。
范磊（国内访谈47），他是我在去莫斯科调研之前在国内访谈认识的，他向我讲述了在俄罗斯经商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初到俄罗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他1992年就到俄罗斯做生意，主要在俄罗斯远东城市，但最近几年生意不好就回来了。他最先告诉我的一个信息还是那边如何如何的不安全：法律不健全，中国人在那边没有人权，俄罗斯人也较为歧视中国人，特别是警察经常盘查中国人，其目的就是要钱。他自己就经历了很多次，如有一次他们去海关取一批货，路上就被警察拦截了，要把货物没收，还要把他们带走。没办法，他们每人给警察1万卢布，最后才让走。他还被警察带进过警察局，关在临时关押犯人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条件非常差，也非常恐怖，去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所以，中国人宁可交些钱，也不想让他们带走。范磊感慨地跟我说，在俄罗斯的中国人生存条件还是极为恶劣的，移民局说来查就来查，他们只能躲避起来，有的时候晚上不睡觉，躲在外面的土豆地中，白天照样摆摊，非常辛苦。范磊在那边的生意做得并不好，很多客户拿了货也不给他钱，所以没办法，只能回来了。最近几年，范磊没去俄罗斯，在国内边境城市做点生意，未来也并不想再去，但他说很多欠账都在那边，所以终究还得过去把欠账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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