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研究一般分为研究前的准备、进入现场、实地调查、补充调查等几个阶段，实际上是一个多次反复的过程，笔者的田野研究过程基本上也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并于2012年和2014年两次赴莫斯科进行调查。第一次约为8个月，第二次做了一个补充调查，时间约为1个月，时间虽短，却有很多“惊险”和“意外”的收获，两次调查经历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下笔者把当时记录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事件和经历的日志穿插入研究过程的介绍中，这些虽是笔者的个人经验，但笔者觉得对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介绍可以使我们对这一群体及他们所处的外在环境有更为直观的了解，也能更好地了解本书研究的过程和资料搜集的情况。
国内准备
笔者在2011年就确定了关于俄罗斯华商的研究主题。确定选题后就开始着手查找相关的资料，并在2011年6月申请到一个关于“俄罗斯中国移民适应”的项目，这样研究有了经费保障，笔者就开始着手做出国调研的各种准备工作。
经费虽然有了保障，但调研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去海外做调查，方方面面的困难都得想到。在去俄罗斯进行正式调查之前，笔者一直都是忐忑不安的。一方面是因为笔者的外语交流能力不行，这也是中国外语应试教育所造成的，考试能力很强，可听说交流能力基本为零，而且俄语本身就是听说较难的一门外语。另一方面就是经常听去过那里的人说，俄罗斯治安状况极为恶劣，还有一些极端的歧视外国人的团体“光头党”，他们经常会对中国人拳脚相加。虽然在国内就预料到这些困难，但这同时也促使笔者在正式调研之前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2011年7月和9月，笔者去了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市和绥芬河市，在那边了解一下边贸的情况，也访谈了一些过去在俄罗斯做生意的商人，初步了解了俄罗斯华人的情况。
在满洲里，笔者调查了一位这样的商人，他向笔者介绍了自己在俄罗斯的感受及经商的一些情况。从他那得到的最多的信息，还是俄罗斯比较乱，治安状况不好，警察经常欺负中国人等。2011年9月笔者又到了黑龙江省的边境城市绥芬河市了解了一下边贸的情况，了解到在中俄边贸中现在还有很多“倒包”人，他们就是经常在中俄之间往返，每次都拎着大量的货物，很多商品也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运过去的。同时笔者又访谈了一些到过俄罗斯做生意和打工的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俄罗斯待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都不想长期在那边定居，主要就是为了赚钱。这就使笔者了解到了这个群体“候鸟”式的这种特征，他们更多的是在两国间进行经常性的往返活动。
在国内的两次调查使笔者对俄罗斯华商群体有了初步了解，但紧张忐忑的心理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又向北大的两位去过莫斯科并对当地华商群体做过调查的同学请教了一些问题，他们给了笔者很好的建议。然后，又找到一位老师，向她请教相关问题，并请求她找一些关系给予帮助。总之，能想到的笔者都去做了，能建立联系的也都建立了。根据实地调查的技巧，进入这个群体最重要的还是找一个熟人带领。在多方努力下，终于找到了一位现在在那边做生意的熟人，这样笔者就满怀着希望和信心准备奔赴莫斯科。
进入莫斯科
笔者是在2012年3月5日上午坐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的。原以为在国内建立好联系，过去之后就能较顺利地开展调研，但真正进入莫斯科后，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异国他乡的各种不适应。生活方面还好说，最主要的是语言，书本上学习的俄语和实践用的完全是两码事。因此，在莫斯科最初的阶段笔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要适应语言和环境，感受一下异国的风土人情，对调研的外在环境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一个充分了解。
2012年3月13日
……
我在3月5日上午11点左右坐上了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既紧张又兴奋。在飞机上，我邻座的是到莫斯科郊区种菜的中国农民，我首先就跟他聊了起来。他去俄罗斯已经有几年了，他的一个老乡在莫斯科郊区承包了一块地，说那边赚钱多，就把他也带过去。这次回来是要重新办身份，至于如何办身份买机票他都不知道，都是他的老乡帮着弄的。在俄罗斯有很多中国农民和建筑工人，因为俄罗斯劳动力急缺，特别是在农业和建筑业方面，中国又是劳动力大国，所以政府和一些中介机构就组织中国人到俄罗斯打工。我向这位农民了解了一些他们生活的情况，一般他们都不外出，就在农地上干活，所以对俄罗斯也不是很了解，吃的什么的都自己做，没有什么不适应。我想，他们生活的相对封闭一些，不像商人要直接同俄罗斯人打交道，经历会更丰富一些。不一会儿，就要开餐了，我坐的是俄罗斯航空的飞机，吃的是俄餐，很丰盛。我也向邻座学会了几句有关鸡肉、鱼肉、饮料等简单的俄语表达。我们在学校学习的外语太不适用了，连这些最基本的词汇都不涉及，真是悲哀！
快到莫斯科时又发了一个入境卡片，这个卡片很重要，必须要填写，而且不能勾画。我第一次填错了，向飞机工作人员要，他们说没有了，旁边的人比较好，给了我一个多余的，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填好。飞机飞行了8个小时，大约在当地晚上6点钟就到达了莫斯科机场，过关的人不是很多，很多人都是从莫斯科中转到其他欧洲国家的。过关的时候我也非常紧张，因为来之前很多人都讲，海关的警察如何刁难等。我走的通道的检查人员是位女性，他跟我说了一句俄语，就是让我摘下眼镜，但我第一遍没听懂，她就有些不耐烦了，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仔细检查我的相貌和相片是否相符后，就卡上了一个章，我就算顺利过关了，真正来到了莫斯科。
我在国内已经订好了华人的出租车，司机已在机场出口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牌子等着我。一出机场，这座城市的最初面貌就让我有些失望。虽然已经晚上6点多了，但天还很亮，可路上到处都是雪，都已经融化了，弄得路上很脏，人也不多，哪有世界大城市的风采啊！坐上出租车，一边看路两边的俄罗斯特色建筑，一边同出租车司机聊天。司机可能是太疲劳了，也不是太愿意聊。他说最近从国内过来的人比较多，今天都来机场三次了。本来想用司机的手机给国内家里发短信，但在网上了解到的方法根本不可行，所以也没发成。到了市区就开始堵车，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来到了莫斯科大学，我这次来主要是想先在学校中找一个住所，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在这里开展调研，这样比较安全和方便。
到了正门，门口有保安，也就是门卫，他们要检查身份。我拿出了护照，就跟他们说，确切地说是用手比画，因为我说的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我也听不懂。他看了我的护照后，就让我进去了。我就找到莫斯科大学的宿舍管理处，跟他们介绍完自己后，再说什么我也听不懂，他们也听不懂我说的，但还好，他们写的我能看懂。就这样耽误了好长时间，才为我办完临时住宿手续。我领完被褥后，就来到了自己的房间。进了房间，又让我很失望，因为房间非常小，而且还很破，墙皮都掉灰。是两个房间合在一起的，旁边住的是俄罗斯学生，还好，他对我比较友好。
刚刚进入时，莫斯科给笔者的感觉处处都是失望，想象中的浪漫与美好也不复存在了。头一周就是办理各种手续，然后就开始学外语。笔者的俄语基础不错，很快就适应了。下一步就向已在这边学习一段时间的留学生们了解莫斯科的情况，特别是了解华商们的经营场所大市场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坐地铁，因为在莫斯科出行地铁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2012年3月31日
今天是自己来莫斯科第一次坐地铁。上午的时候国内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何老师约我一同去红场，我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来莫斯科快一个月了，还没坐过地铁，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正好让何老师教一下。今天是星期六，地铁站人不是很多。但一进入后，我就感觉设施很陈旧，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莫斯科地铁票很贵，一次28卢布，合人民币6元钱，没有时间和里程限制，但多买可以便宜些。地铁票就是一张小卡片，只要在入口晃一下就可以进。但同国内不同的是：进地铁站的护栏是开着的，你刷一下卡再通过，不像我们国内的护栏是关闭的，你刷一下卡再打开。我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在上面刷一下，但刷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被栅栏挡了回来，还好有一个俄罗斯人帮了我忙，才顺利通过。在地铁站中我也体会到了俄罗斯人的文明和高素质，虽然地铁站中的人较多，但在滚梯中你必须要把左侧的位置让出来，站在右侧排成一排，这样就可以让很多有急事的人从左侧快速通过。
可真正来到地铁站下面，莫斯科地铁的悠久历史、宏伟气势、艺术氛围就呈现在眼中。每一个地铁站都有自己的特点，两旁的壁画也各不相同，俄罗斯民族真是一个具有艺术细胞的民族。还好，虽然第一次坐地铁，也听不清广播员快速报站的俄语，但我还认识车厢中的俄语站名，所以也没有像很多初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那样打怵坐地铁。
第一次坐地铁，对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气势宏伟的壁画，而是它进口和出口的管理。俄罗斯地铁的进口和出口跟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是栅栏先拦着的，用卡一晃就可以进，但他们的栅栏是开着的，你晃一下卡片后，才可以进，而且出口处也不需要划卡，直接就可以出。这里面蕴含着怎样的国情和文化呢？我想是不是中国人逃票的比较多，所以把栅栏一开始就要封住，这好像就把人拦到了外面。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坏了的时候就看出两者的区别了，中国封口坏了的时候是封着的，而俄罗斯的封口坏了的时候是开着的，所以这就可以看出两国人的文化差异不同而导致的管理方式不同。这从地铁出口也能看出来，俄罗斯地铁出口是没有封闭的，也不担心有人通过这个出口不买票进来，而中国是绝对不行的。这就是我第一次乘坐俄罗斯地铁的感受。
初入现场
笔者初到莫斯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俄罗斯有一个亲身体验和感受，了解莫斯科的整体环境和调研场所的一些基本情况。而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笔者开始寻找熟人进入研究群体。但调研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国内建立起来的关系断了，那个人现在不在莫斯科了，去其他城市了。怎么办？笔者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在网络上找一些人，建立点关系。于是就找到一些莫斯科华人交友的网站和各个地区的同乡QQ群。一开始当然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因为毕竟在国外一切还是要以安全为主。但在网上交往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人，他告诉笔者在这边有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里面的华人为人都很友善，也很愿意帮忙。笔者突然想到，在国内和一个做过莫斯科华商调研的北大的同学聊天时，也提到了在莫斯科的华人组织主要有商会和基督教会，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它们，特别是华人基督教会，它们是很愿意帮忙的。于是，笔者就开始通过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来进入研究群体。
笔者清晰地记得那天是4月1日愚人节，4月份也是俄罗斯“光头党”异常活跃的月份，因为它们的崇拜对象希特勒就是诞生在4月。但笔者也不顾其他留学生最近不宜出门的提醒，在4月1号那天自己一个人去了华商人数最多的留步利诺市场参加华人组织的活动。
2012年4月1日
来莫斯科已经快一个月了，第一个月基本就是在学习外语。好在我的外语基础较好，基本的日常交流很快就适应了。下一步我就开始准备要正式进入调研了。可在国内建立的那个联系已经中断了，怎么办？前两天，又加入了内蒙古老乡聊天群，其实我加入这个聊天群就想多认识几个做生意的人，但实际效果并不好，这可能因为他们做生意都很忙，没时间上网聊天。只认识了一个人，跟他聊得挺投机的。他告诉我这儿的华人基督教会的地址和电话，在国内北大一个同学来此调研时也提到了这个基督教会。我把电话就记了下来，但没有打通。后来在网上又找了个电话，打过去之后，那边挂了之后又给我回了过来。我就说明我的意思，她就说过一会儿让一个人给我回电话。不一会儿，真有人给我打电话了，是一个南方人，江浙一带的，很热心，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非常兴奋，以为这回可找到突破口了，于是又到网上找地铁线路图，找到了去市场的捷径路线。今天我自己敢去了，因为昨天坐了一次地铁，觉得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么乱。
坐地铁到留步利诺市场还是很顺利的，只是路上的时间长了一些，把走路的时间都加上的话得需要一个半小时。我本来以为市场的名称就叫作留步利诺，其实中国人习惯用地铁站名称来称呼市场，就像原来的“一只蚂蚁”老市场，也是地铁站的名称，而市场的名称是“莫斯科商贸中心”。从留步利诺地铁站下来后，莫斯科华人基督教会的田辉在附近接我，他是黑龙江人，跟我是老乡，2004年就来莫斯科了。他也不敢到地铁站门口来接我，因为害怕有警察。我一开始有些不解，后来在调研过程才慢慢了解到：原来俄罗斯的警察经常盘查外国人护照，特别是中国人，因为早期来的很多中国人护照都不合法，所以就拿钱了事，渐渐地警察就养成了不好的习惯，很多时候盘查护照仅仅是借口，要钱才是目的，所以田辉也不敢去警察多的地方。田辉是我到莫斯科认识的第一个商人，那天在教会中我还认识了阿华、周建国和高丽等人。
初期调查的困难与挫折
参加教会活动使笔者认识了一些华商，然后也很顺利地进入现场，笔者去华商的经营场所留步利诺市场也能找到一个固定的点了，并也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但这一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调研并不顺利。笔者以为认识了几个商人就可以顺利开展调研了，但却忽视了一点，商人特别是在海外的商人，他们对生人的警惕性是非常高的。尤其在莫斯科这个地方，这里经常是华人欺骗华人，很多针对华商犯罪的背后都是自己人。所以，在笔者最先对这些人说起笔者要做调研时，他们并不是很关注，也不理解，自然就不是很配合，正式的调查和访谈很难开展下去，这些人根本不会在这种条件下向你讲述自己经商的事情。
2012年5月27日
现在市场上我只知道田辉的箱位，他在H区88号，是从8号门进入的，所以每次到市场就以田辉的箱位为调查点，然后再观察市场上其他人的一些活动。今天我又去他那里了，最近田辉的母亲也过来了，帮忙看着摊位，还雇了两个人，一个女的，一个男的，都比较年轻。田辉看到我就说这两天遇到了很多事，周二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还损失了1000美金，具体他没有说，我也不好问。然后他说要去二楼给一个人送钱，出来时旁边一个商人跟他说一些事情，他就说不行，意思太便宜，他赔本，得损失1万卢布，那个人就说他不够意思，那1万卢布就当请他吃饭了，因为是个老客户已经谈妥了，两个人谈了一会我们就上二楼了。田辉就跟我说，刚才那位朋友要点货，给的钱太低，都不够本，没有办法都是朋友关系，他们也都照顾我，损失就损失吧！去了二楼，他把一些钱给了一个商人，就回来了。我就在他的箱位跟他们聊天。
通过田辉和他雇的那个才24岁年轻人的介绍以及我的一些观察，了解了他们的一些情况和生活状况。他们一般早晨4点钟就得起床，然后就在市场上待一天。田辉还说早晨警察非常多，所以还得躲着他们，一般的话他们都是以查护照的名义要钱，那个年轻人也遇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他们的护照过期了，都不带着。我推断可能是因为身份办理需要时间，而且办理起来并不容易，而在这里做生意又不能脱身，以致很多人护照都过期了，还有可能是因为一些人觉得办理身份的价钱较高，为了节省这部分钱，但大部分商人应该不缺这部分钱。他们到市场后基本就不回来了，在市场上各种事情也非常多，具体做什么我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下午大约在3～5点钟关门，最晚也不会超过6点。但关门时必须得由保安登记，登完记后还得去二楼刷一下卡，否则的话第二天就得把摊位给封了。收拾完摊位后基本上就都回家洗漱、做饭去了。田辉家在离市场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当然都是租的房子，这儿的房租很高，他的房子一个月租金将近2万卢布。
晚上田辉邀请我到他的住所去，我没有拒绝，他也想雇我帮他卖货，我也正想更进一步参与他们的生活。房子的外部装修比较新，也比较现代化，小区环境很好，有一个小花园，还有小孩玩耍的一个游乐场所，一个小足球场。房子是个高层，但到田辉家之后才发现屋子里面比较乱，人也比较多。我原来以为就是他一家租的价格是2万卢布，实际上住了三家，进到他住的房间之后，也没感觉多大，放了两张床，一个柜子，一个小桌子后也没多大地方了。我这才意识到，在外面做生意、生活能不艰辛嘛，怎么可能像在自己家一样收拾得那么干净，像一个温馨的港湾。更不便的是要共享一个洗手间，一个厨房，做饭还可以，洗澡和上厕所多不方便啊！田辉雇用的年轻人几次想去洗澡，都说里面有人，洗不上。他们回来后就是先洗洗澡，做饭，吃完饭打开电脑上网，看看娱乐节目，跟家里人QQ聊天。
吃完饭后，田辉说有事要出去，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在网上通过和别人聊天转而要当面谈谈生意上的事情。田辉走后，我就跟田辉的母亲还有那位24岁的年轻人聊了起来。那个年轻人老家是吉林省吉林市人，原来母亲在这边，主要是买卖二手货的，就是被称作拼缝或代售的，现在回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就帮别人打工。我问为什么不回去，他说回去也没什么可做的，而且在这边收入能高些。他来这边两年了，原来在萨达沃那边，住的是公寓，公寓是8个人一块租的。我对这个公寓很感兴趣，就想以后最好能够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跟田辉的母亲聊天了解到他们家的一些情况，原来他们家是在哈尔滨的呼兰区，很早就出来了，一开始是在绥芬河，她的女儿在那里医院工作，他们来俄罗斯时间也不长，也就8年时间。最早是跟着别人干，最近才分出来的。
2012年6月1日
今天就算是我正式调研的开始吧！因为不仅自己从心理上真正认识到调研的紧迫性，还正式地跟市场上的田辉说了这个事情。调研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他们来说生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虽然我说了要调研，但是也没有像我预计的那样他们很反感，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同时我也感到了调研的困难性，可能我还没有正式地设计一些问题来提问（但愿是如此），他们一般不愿意说做生意的事情，特别是今年生意特别不景气的情况下，一谈到这些问题田辉就回避，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事情，可能田辉在这里经历的事情太多，很多都是挫折的事情，顾及面子他也不愿意说，是啊，谁愿意谈及伤心事呢？而同田辉的朋友聊天时，一问到一些个人问题他们就顾左右而言他。对商人的调查可真难啊，已经过去3个月了，调查还不能全面地展开，下一步应该如何做啊，再去寻找一些新的调查人吧，慢慢来，不要着急！
改变策略
在经历了一些挫折后，笔者总结了一些经验。为了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真实有效的资料，必须取得他们的信任，而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必须要对他们有所帮助，也就是说，让他们觉得你有用，而且觉得你做的事情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妨碍和企图。
基于以上的一些认识，笔者就改变了进入现场的策略：不要刚刚进入现场就提出自己的目的和问题，而要先和华商交朋友，聊一些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并且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策略改变后，笔者到市场后就不先提自己调研的事情了，去了之后就是到认识的人那里转一转，如果人家忙的话，就主动过去帮忙，或者他们有一些生意以外不明白的事情，笔者知道就主动告诉他们。
笔者最经常去的还是田辉那里。有一次，田辉辞退掉一个卖货的人，新的人还没有雇到，笔者就主动帮他卖货，也不要任何报酬，甚至吃饭都自己付账，他也很感激。笔者通过田辉又认识了几位商人，如周建国。周建国虽然刚来莫斯科，但他在俄罗斯其他城市待了很长时间，也很了解在俄罗斯经商的事情。周建国和田辉完全是两个类型的人。田辉说话快，思维总跳跃，而且有时候很多事情把握不准。周建国则说话较慢，而且很有条理，他也愿意跟人说，特别是自己的事情，他很乐观，这和田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才是最好的“报道人”。因此，笔者从周建国那里了解到很多有用的信息。
2012年6月5日
……
今天我到二楼，正好看见周建国在那里，他也是我在教会中认识的，现在在二楼租了个箱位。周建国来得比较晚，去年才来，所以一开始我没有把他作为调查重点。但现在看来我应该把研究对象范围扩大些，他这儿的朋友很多，他也可以提供其他的调查对象给我啊！周建国原来是在叶卡做生意，刚来到莫斯科半年。他告诉我，在二楼的一般都是靠接别人货然后自己来卖，不是从国内运货来卖的人。他这个货箱是4个人承租的，一共是40万卢布，每家摊10万，楼下整个则是60万，每家30万。他是靠要别人货底或者是资金周转不开了便宜卖的一些货做生意的，他说这不是占人家便宜，而是很多人有这个需要，而他们是小本生意只能这么做。他还分析了造成生意不好做的原因：现在的经济危机使得俄罗斯人消费能力减弱；另外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财政收入减少，就得想别的办法（我想这个影响还没显现出来，因为刚下跌，不知道到底是如何影响的）；气候也是一个原因，现在已经到夏季了，气候还这么凉，夏鞋卖得不好。他还说叶卡也很难做了，那边的市场做得太大，中国人太多了，自己人把自己人挤死了。他来到这儿主要是为了他儿子，他儿子在这边给别人打工。在这儿他和朋友们住一块，朋友对他帮助很多。他刚来时也是给人打工，管仓库，是皮货仓库，责任非常大，弄丢了一件那就得好几万，还好没出过错。我觉得他很乐观，当然他也很老到，我想今后也可以把他作为一个突破口。因为田辉有点不爱讲自己的事情，所以在他那里也得不到有用信息。
他们现在的货主要是从叶卡过来的，进的非常便宜，在这里也就卖100卢布。他说他上货的渠道主要是那些从海关扣下来的一些货，所以非常便宜。他在叶卡就认识这样的一些俄罗斯人，他们和海关的人有联系，扣的货他们可以非常便宜地拿到，再卖给中国人或者其他人，如中亚人和越南人。你要跟这些人处好了，他们就把货非常便宜地卖给你。正说着，来了一个俄罗斯人，应该是正宗的俄罗斯人，比较白，俄语也较正宗。双手跟我们握手，也非常热情。周建国说他叫伊万，非常厉害，他就能拿到一些非常便宜的货，很多都是从海关和警察那儿拿的。这个人非常谦虚，跟谁都是乐呵呵的，而且做生意也非常合理，他的货就存在仓库里，你能卖多少就拿多少，卖不完可以送回去。周建国还谈到在这里如何汇款的事，俄罗斯银行一般要的手续费很高，而且一个人最多只能汇10万卢布，国家要防止过多的钱流到国外。但在市场中有专门汇款的人，他们在香港有公司，并有渠道和办法可以汇到中国。具体如何运作的，还得继续追问，这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个方面。一般情况下，在这儿的中国人都要换成美元再往国内汇，这个也可以问问具体原因。
和周建国聊天时，他给我分析了商场的兴起和运作，其中能看出很多问题。商场是俄罗斯人的，他们把商场承包给犹太人了，犹太人把商场又承包给中国人了，中国人又把商场的摊位逐步地承包给个人，而不做生意的人又把商场租给这些做生意的人。从中可以看出这其中有多少中间环节，所以说最后到商人承租的时候价钱非常高了，而这两年的生意又不是很好，直接销售商承担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商人中那些在国内有厂家的人他们的压力最大，因为代卖的那些人投入的成本少，随时都可以撤出来，而他们一旦折里面就翻不过身来。他认为俄罗斯这个国家实质上存在黑社会参与政治的现象，如在远东时他做生意的市场黑社会也要参与控制，每个月每个摊位收2000卢布，不给的话就封摊位，然后你拿5000卢布才给打开。你给了这个保护费，他们把电话留给你，给你提供保护。他们一般比较守信用，如果你真遇到事情，如警察来没收货物的话，你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过来，跟警察说点好话或者他们背后有一些猫腻，警察听了他们的话一般都会对你少罚点或者把货物还回来。他还讲到，为什么经常出现查扣中国货物或者在中国仓库放火的事情，就是因为某个官员需要点钱，主要是管辖市场的官员和海关等警察，对本国人他们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去做，而中国人有钱，还有货物，那就从中国商人下手，华商的货物大部分都是灰色清关进入的，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法的，被没收后也不能寻找法律途径，要不就被他们拿走，要不就得给他们送钱。
在周建国处，笔者又认识了一位四川大姐，她是2006年来的，在这里也6年多了，她的儿子18岁，也跟着来了。原来在一只蚂蚁市场，在那儿赚了些钱，但后来关闭后她的货物都被扣压在市场中，剩下的她也便宜卖了，所以之前赚的钱都赔了进去，后来又辗转到这里来了。笔者就问问她儿子的事情，说他这么年轻就应该让他去上学。这一说，这位大姐还真意识到了。她让我们劝劝她儿子读书，她儿子比较犟，就是不愿意去。笔者就说了读书有什么好处，以后还可以多赚钱等。她儿子还真心动了，让笔者帮问问。笔者就开始帮助去问一些学校和自己认识的中介公司，总之，为他的事跑了几天，但最后他因为生意上的事脱不开身，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通过这件事情，笔者也取得了四川大姐的信任，每次到她那儿，她都非常热情，笔者也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这时笔者再把研究的目的在聊天中渗透给他们，慢慢地他们就理解了，也能很好地配合。
另外一种策略就是通过和一些年轻人的交往来打开局面。在莫斯科的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有的在这边上学，也有很多国内的。毕业后没有好的去向就到市场上来做生意，收入也很高。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城府不是很深，而且我们之间共同话语也较多，非常容易取得信任，他们也理解笔者在做什么。有一次，笔者到阿华那里，正好有一个年轻人在里面，他叫阿宝，也是温州人，和阿华是合作伙伴，他去年才来莫斯科，也没什么朋友，笔者到了之后，也非常愿意同笔者聊天。我们互相留了电话和QQ号，笔者答应过两天带他出去玩。后来，笔者又多次到他那里，为了让他提高俄语能力，给他带来了初级的外语书和词典，他也很感激。有一次，他感冒了，笔者又给他拿了药，并同他一起去看病。通过阿宝笔者又认识了他的表兄弟，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样，笔者得以顺利地进入调研现场，和很多华商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次笔者到市场后，他们都非常欢迎并配合笔者。
2012年6月21日
……
今天的收获很大，最后走的时候是从阿华那儿走的，正好他在那儿，聊了一会儿。他那儿的人也很多，一会儿来一个，一会儿来一个。最重要的是我和他的合作伙伴认识了，他叫阿宝，今年23岁，才来半年多。他父亲在国内管理工厂，给他们往莫斯科发货。我和阿宝互留了QQ和电话，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他多交流啊，还是年轻人好交流一些。他明天要回家办护照，这个事我可以关注一下，看这个护照到底是怎么做的。另外他家怎么发货也可以了解一下，以及如何和阿华合作的事都应该是关注的重点。在这儿和同乡合伙做生意应该是生存的一个手段和策略，这对双方都有很大好处，大家互相帮忙，你有事了他可以照应一下，他有事你也可以照应一下，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都是中国人中最常见的社会关系。
2012年6月29日
今天去阿宝那里给他带了俄语书。在阿宝那里，我又向他打听了在市场上学习俄语的一些情况。因为市场上有很多刚来的，他们俄语基本不会，所以就需要学习。这儿有个外语学校是中国人办的，如果要在这里学习的话要交1万卢布，一天什么时间都可以来学习，老师手把手地交。老师从最基本的俄语字母教起，教一些简单的语法和常用单词，最主要的就是教市场用语，这也是在这儿的商人最需要学习的。阿宝又说，在学校学的都是一些正规的俄语，而且也教你如何认识字母，如何写，但在这里学习的大部分商人都只想能听懂，会说一些常用语就行。市场上也有一些自己的语言，叫“市场俄语”，就是简化了的和一些外来的俄语。因为这个市场上中国人和越南人最多，他们学俄语有点难度，而且语系相差的比较远，特别是对越南人来说，很多俄语音他们发不了，所以就把很多俄语单词都简化了。我想下一步到俄语学校去了解一下情况。
……
2012年7月6日
……
上午在田辉处卖了几箱鞋，10点多钟我就去吃饭了，到了那儿还碰到了阿宝，他和他的堂弟在一块，我就坐到他的旁边一块吃。他的堂弟刚来3个月，马上就要回去了，说是护照到期了，而且说在这边生意也做完了。他们出于降低风险考虑，就只做夏装。吃完饭，我和阿宝一块回到他的摊位。他又讲到承租给他摊位的也是一个吉林人，他的孩子在这边读书。我见到这个孩子后，才知道他没有读完，一方面不愿意读，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赚钱。阿宝又讲到二楼这十几个摊位都是一个中国人买下来的，是一个东北人，他每年光租金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阿宝说，这在这里就算是中等，有钱的有的是。我跟阿宝说，让他找我玩，给我打电话。
……
资料搜集
笔者顺利地进入现场后，实地研究的资料搜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笔者最初也想了几个方案来进行资料搜集，如问卷法、结构式访谈法，但当笔者试着运用这种方法来到他们之中进行调查时，发现根本就不可行。不仅市场管理者严禁做任何调查，华商们也不能很好地来配合，他们一会儿要卖货，一会儿去接货，根本没有完整的时间来填问卷或接受你的访谈。问卷和结构式访谈实际上本身也有着巨大的缺点，这种方法只问一些非常死板的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实际的情况。笔者每次去的时候，虽然都想好了问题，甚至还拿着问卷，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理解笔者的问题，甚至很多问题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此外也不可能搜集一些数据性资料，市场管理者也不会配合，甚至还可能因为你是调查者要把你驱逐出市场。
笔者及时改变了资料搜集的方法，笔者认为应该通过观察法和非正式访谈法来进行调查。笔者就主要通过观察他们的日常活动和在他们闲暇时进行非正式访谈来获取资料。笔者最先选择的是田辉的箱位作为观察点，观察田辉每天主要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后来，笔者又几次到他家里去做客，观察他回到家里的一些活动。当然，在观察的过程中，笔者也随时和田辉聊天，了解相关信息，并了解他以前以及来到莫斯科后的一些个人经历，也就是他的生活经历。田辉辞退掉一个卖货的人，就叫笔者去帮他卖几天货，从而笔者得以亲身参与到一些商品交易的事务上来，获得了很多翔实的资料。田辉的箱位是笔者初期调查最重要的一个点。在调查的这段时间中，他几次更换箱位，或者由于外在原因，或者由于他自己主动想调换，但笔者仍然同他保持着联系，每次到市场都要到他的箱位看一看。田辉对笔者的帮助很大，但他不太愿意讲述自己以往的经历，笔者只能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来获得他完整的经商史，有时还需从他的家人和朋友那儿获得些关于他的故事。
除了田辉外，周建国对笔者的帮助也非常大。笔者把自己想法告诉他后，他极为支持，并主动跟笔者讲述市场上的事情。后来，笔者又跟阿华和阿宝熟悉了，经常到阿华那里去，他人也很好，把自己经商的经历都讲给笔者，也给笔者很多帮助。后来，同阿宝熟悉后，他们那就成为笔者最重要的一个调查点。笔者在其中观察到他们怎样利用老乡亲属的资源，如何同客户进行交往的细节。
在调研的最初阶段，笔者住在学校，离市场距离较远，需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而市场的经营时间一般是在早晨4点钟，那个时间根本没有地铁，后来正好同阿宝合住的人走了，笔者就住在他那里，这样就可以全天观察华商的日常活动，而且更有利于对华商进行深入访谈。在阿宝处住的那几天的早晨，笔者基本上都是4点钟就起床，很早就去市场，那时天还很黑，还得时刻躲避警察。一般4点多钟的时候，笔者就从住所往市场赶，看到这些做生意的人真的也是十分辛苦，他们有的拿着饭缸，有的拿着热水瓶，这都是为了吃的顺口些和可以喝到些热水，因为市场中没有热水。在这段时间中，笔者确实搜集到了华商在市场经营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有一次，笔者带着阿宝去红场游玩，通过阿宝的介绍，笔者又认识了吴超。吴超早年在莫斯科学习，当时他的亲属也在这边，所以他就跟过来了，毕业后就到市场做生意。他在莫斯科10年了，俄语特别好，又愿意帮助人和结交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报道人”。但那次吴超并没有同笔者讲述更多的事情，后来才了解到，他们在莫斯科做生意对外人是要极为防备的，因为在此经商经常会有中国人背后给中国人使坏，所以当时他对笔者还有所防备。但后来有一次，笔者认识阿宝的叔叔，并在他那住了一晚，当时吴超也在那里，我们聊了一晚，聊得很投机，就成为极为要好的朋友，所以吴超后来就成为笔者极为重要的“报道人”。
2012年7月29日
昨天晚上，我到阿宝的表叔那里住，正好吴超也在那里。我和吴超在红场时就认识了，但我感觉他对我并不太友好，但昨天晚上通过我们的深入交谈，我们聊得很投机，吴超提供的很多信息对我很有用，他是很好的“报道人”，以下我把他讲的一些内容（包括上次到红场玩讲的）分几方面记下来。
1.他讲到早期的一些“倒爷”，那时候北京和东北的人比较多，这些人赚完钱后就在赌场挥霍一空，莫斯科的赌场非常多，走一步就能见到一个。另外，这些“倒爷”赚了钱后大部分都不在这里了，有的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了，还有一部分去欧洲的匈牙利了。早期很多中国人都回国了，还有很多办理了俄罗斯国籍的人，又转成欧洲国家的，去那边定居了。总之，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在俄罗斯定居的。
2.他说在莫斯科无论是留步利诺还是萨达沃市场，都属于俄罗斯政府所有，具体管理者是犹太人，但在下面真正控制这个市场摊位的则是中国人。俄罗斯政府把市场交给犹太人，犹太人负责管理，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然后把摊位卖给中国人，大量的摊位都被几个中国人买断。这些中国人很有势力，他们再把摊位往下承租。一般来说，他们定的价钱很高，而且中国人做生意也必须要听他们的，如果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或者违反他们制定的一些规则，那不仅没法在这做生意，甚至可能生命都会受到威胁。这就是国内常说的黑社会组织，在俄罗斯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不愿意管中国人的事，而且他们也有黑社会组织。也就是说，在这儿的华商不仅要受俄罗斯政府和市场的管理，而且还要受中国人的管理，华商要向他们缴纳保护费，他们也能提供一定的保护，最起码能够解决警察经常骚扰的问题。14号口就是中国几个人的一个势力范围，他们都有股份在里面，向经商的人收取一定的摊位费，然后给他们提供一定的保护，不让警察经常来骚扰。这些人一般和俄罗斯警察和市场都有很好的关系，定期给他们上缴一定的钱，所以才能在这里进行所谓的管理和保护。这也是当地市场运作和管理的一种方式。
3.吴超说，在这里做生意风险非常大，但也非常赚钱，一夜之间一个老板可能会成为穷光蛋，但一个打工者也可能会成为老板。中国人在这边经常遭受警察的盘问和勒索，俄罗斯政策不稳定，使得华商在这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老市场，警察直接就要钱，不给钱就打。很多华商承受不了，只能回国。吴超还说，他的一个朋友在这里常常遇到警察，造成了心理上的抑郁，最后去了加拿大做农场生意，在那边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很适应。所以最后能留到这里的都是经历了巨大考验的、心理承受力很强的人。
4.吴超还讲了在老市场关闭后，一些有护照的中国人因为急于去拉货，到了那儿就被警察抓住，被拉上一个大车，车上最少得100多人，因为看到了这些人的护照国籍，所以就卡上章，遣送回国。相反，那些没护照的却留了下来，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国籍。
除了在市场上进行调研外，笔者还积极参加华商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教会的一些活动，在教会中又认识了很多人。说实话，没有教会的帮助，笔者的调研根本没法做起，也不能认识那么多华商。笔者跟教会的老王、张利民处得很好，他们都是全家过来的，在莫斯科也已买了房子。他们是在莫斯科经商的成功人士，笔者多次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对他们进行访谈，了解了他们的经商经历，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和资料。
2012年8月10日
昨天到老王家里，跟他聊了很多，他在莫斯科待了很多年，对莫斯科以及华人的一些看法对我很有启发。一开始我从商人对莫斯科警察的敲诈的不满说起，而老王不但不赞成我的观点，反而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他说，这儿的警察是经常敲诈中国人，但原因不完全是在他们。中国人自己也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有些中国人身份本身就不合法，俄语又不好，初次遇到警察就使用在国内拿钱贿赂的方法，久而久之俄罗斯警察就养成了遇到中国人就找中国人护照毛病的习惯，就是为了要点钱。老王认为，因为这个，越南人都恨死中国人了，现在警察遇到越南人也经常找他们的毛病，也是为了敲诈钱。老王还说，俄罗斯国民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如果你身份合法，并抓到警察的把柄了，你就跟他们据理力争，那他们就害怕了。老王也遇到过警察，而且不止一次，但他都据理力争，最后都化危为安。有一次，警察查他的车，他当时带着一个翻译，那个翻译俄语很好，不让他们查，就说他们没有权力查，说警察如果打开车门就可能把什么东西放到里面陷害他们，这样警察就不敢查了。还有一次，也是警察把他带到了警察局，把他的东西都搜出来了，钱也放到桌子上了，可检查完以后，老王回头一看，钱没有了，他就怒了，跟警察喊了起来，最后警察不得已只能把藏到桌子下的钱又拿了上来。出来之后，他的几个俄罗斯生意伙伴也非常恼怒，跟这些警察大吵大嚷，这些警察就非常害怕。还有一次，老王到市场上换了些钱，那时候装了一大兜子，出来后就被警察盘查，警察看到中国人背着大包就查，他们知道中国人有时候包里都背着很多钱，看到这么多钱，他们就像蚊子看到了血，一下子就围了上来。老王当时也吓坏了，后来老王就假装要给他们警察局局长打电话，这些警察也害怕了，最后给他们1000美金才算完事。
老王还谈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不想在这里定居。比如他，他虽然在这里生意做得很好，外语也不错，但最后还是要回国的。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俄罗斯人对外来人极其排斥。中国人在莫斯科为他们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他们不但不感激，反而认为把他们的钱全赚走了，所以对中国人很不友好。老王又说，在这里面文化差异也是很大一个原因。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定居了，有房子了，但跟俄罗斯人也会产生很大的冲突，如有的时候他想在楼梯走廊里放一些东西，他的俄罗斯邻居就不干。客人走了，按中国礼节中国人必须得出去送，他们就不让，所以这个很难融合。如果是美国，多民族的国家就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另外，在莫斯科也不允许有唐人街，所以在这儿的华人也找不到家的感觉，最后只能是赚够钱回国。他们在莫斯科生存和适应就是要通过跨国联系的方式，把国内的货物运输过来在这边卖，现在一些大的商人也开始在这边建工厂，但原材料也是国内的。如一些温州商人把一些半成品的鞋运过来，在这边再加工。通过同老王聊天，也就是非正式访谈，我获得了非常重要的有用信息。
资料整理与后期调查
关于调查资料的整理，是同实地调研一同进行的。一般情况是这样，笔者白天出去做调研，晚上回来整理资料。有的时候是第二天早晨来整理，最晚都不会超过一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调研过程中，笔者没有录音。最主要考虑的还是伦理和安全问题。因为笔者如果录音的话，基于伦理的考虑必须要告知被访者，而大部分被访者都是不愿意接受录音的。再有，莫斯科市场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原则，市场管理者也不允许拍照和录音。所以，最终笔者没有录音。但这并不能说笔者的资料就不能保证是准确和真实的。笔者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把重要的信息随时记下来，然后回去之后就把当天的观察和访谈资料整理出来。如果很多信息不能确定或者不够翔实的话，第二天笔者再去观察和访谈，对这些信息一定要多次验证。实地研究最大的特征就是可以通过多次调查来验证同一事情，这样就可以保证准确性。在调研的后两个月时间里，更多的时间笔者就是对原来的资料进行验证和补充，并且在笔者结束在莫斯科的调研回国后仍然和某些华商保持联系，随时对一些不能确定的信息进行再次访谈验证。
在进行分析时，笔者必须要强调一点，那就是笔者并没有引用当事人大量的原话，很多分析都是自己编辑整理过的。这主要是因为笔者使用的最主要的方法是观察法，所进行的访谈也是非正式访谈。这就是说笔者在访谈研究对象时，都是在随意聊天的过程中进行的，就他们在当时场景下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访谈。另外，在他们的经商场所中，经常会有客户和其他人在场，所以很难保证谈话只是我们两个人，交谈也会经常被他人或者其他事情打断。因此，笔者访谈所获得的一个人关于一件事情的叙述是这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零散地告诉笔者的，人们在讲述时又会省略以前笔者知道的很多事情。如果笔者不对这些零星的即时访谈做必要的编辑，读者是没法理解的。当然，在编辑过程中，笔者始终必须要遵守一个基本原则：不歪曲当事人的原意，编辑的目的只在于使行文更简明些。另外，当事人经常重复和最能反映当事人心理特征的语言，笔者是完全用他的原话的。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既保证遵循了他们的原意，又能保证行文流畅。
在莫斯科后两个月的调查过程中，笔者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对原来资料进行确认和补充。此外，笔者又考察了其他市场的情况，特别是又去了华商的另一主要集中场所萨达沃市场进行了考察。萨达沃市场条件要比留步利诺差一些，就是一个露天的大广场，外面扣了一个铁皮。里面供暖又不是很好，每天四五点钟华商就得来市场，所以冬天的时候里面就特别冷。吴超就是在这个市场卖羽绒服，他9月份就从国内过来了，他的妻子的弟弟也跟着过来了，两个人合伙来做。这时笔者主要就以吴超的箱位作为调查点。一开始不忙的时候，笔者对市场上不太了解不能确定的很多事情，就询问他，他都能给我一一解答。并且还介绍了很多新朋友，如他的结义兄弟郑子龙，签证公司的赵阳，吴超还让这些人配合笔者做调查。但后来进入销售旺季时，他就没时间了，忙的时候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笔者也不好意思再去打扰他，但通过他又了解了市场上的很多信息。
2012年9月7日
今天大约是1点钟左右到了吴超那里，吴超正在和一些人谈事情。我就跟和他一起经营生意的小兄弟聊了起来，原来那个小兄弟是他妻子的弟弟，2005年在莫斯科读书，2009年毕业，就在这边经商，外语也不错。去年没过来，今年又过来了。这时吴超他们谈完事情后，我就进去跟他们聊了会儿天，又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是吴超的结义兄弟郑子龙，1997年就来到莫斯科，当时在莫斯科给别人打工，而不是做老板。老市场关闭后郑子龙就回国了，在国内又无事可做，然后又回来了。
现在，郑子龙也想要练练摊，他说要租一个摊位，然后找一些温州人作为供货商，卖羽绒服。今天他就来找吴超，让帮忙找一个摊位，吴超就挨家挨户地问，还很顺利，真找到了。听他讲应该是一个公司的，这个公司是个人的，他在市场管理者那里买来摊位，当然只是使用权，然后再转租给直接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在转租过程中，他主要收取叫作“好处费”的钱，也就是使用权的钱，然后每个月再收取叫作摊位费的钱，可能也就是市场管理的费用。这就是萨达沃市场在承租箱位过程中所收取的钱，不知道在留步利诺是不是这样，下回要重点问一问这样的问题。
2012年9月16日
前天我去了一趟西南19公里市场，到那里实地考察了一圈。昨天我又去了萨达沃吴超那里，在他那里了解了一些信息，虽然不是很多，但要一点一点地获取吧！我大概不到2点钟到的他那里，我又问了他现在华商在这边有哪些娱乐活动。吴超说现在基本没有娱乐活动，每天回到家非常累，吃完饭，上会儿网就睡觉了，上网也是看看新闻，有的时候看会儿电视剧。早期有赌场，现在都关闭了，在莫斯科一条大街上还有一些妓院，很多中国人都去那里找俄罗斯的妓女。现在去的少了，但在报纸上有很多中国、越南和俄罗斯的小姐刊登的一些广告，很多孤身一人在这边的男的就去找。不一会儿，他的内弟从留步利诺市场取货回来了，他们也是帮别人代卖。他的弟弟在国内就在这个公司上班，秋季的时候就到这边来了，这个品牌在莫斯科已经成为知名品牌，是温州人的，他们跟这个公司关系很好，就帮助代卖。他们把货物放到了上面，是用一个专业的吊机吊上去的。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就是吴超说的他安徽的那位好朋友，他们谈了一些事情，我也不好在旁边听。好像是遇到了点麻烦，可能跟俄罗斯人还有“黑毛”有关，但背后有中国人指使。总之，在这边做生意真的很不容易，得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在调研的后期，笔者又认识了两位商人，即李敏和老李，他们很早就来到莫斯科了，现在已不在市场上做了，在莫斯科市中心经营餐厅和酒店。通过对他们的访谈，使笔者对华商又有了新的认识。原来笔者以为在这里的华商主要就在市场中，以销售中国商品为主，虽然也有一些从事服务类的华商，但也是在市场中。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对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华商走出了市场，开始把经商的触角伸向俄罗斯社会。笔者又了解到在莫斯科还有很多中国人经营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医诊所、武术馆等场所，华商现在已经开始尝试把中国文化引入进来，促使中俄文化进行不断交流和融合，更有利于中国人在此生存。
2012年9月28日
今天我去了老李家，他的妻子就是李敏。本来设计好了很多问题，但因为他家不太好找，路上耽误了很长时间，也惹得他很不高兴，他还有其他的事情，时间很紧张，很多问题都不能深入交流。尽管如此，我也有很大收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老李个人情况又有了更多了解：他是20世纪50年代在这边出生的，父亲在大使馆工作，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他们全家就回北京了。他说，那时候很多华人在这边感到危险，但也不敢回国，因为国内当时正在进行一些政治活动，把他们都当作叛徒，只能待在这里。他们的孩子也都出生在这里，基本都被同化了，就会说几句简单的汉语，能使用筷子，吃点家里做的中国饭，剩下的跟俄罗斯人没什么两样，也在这边工作，和当地人结婚。老李6岁就回国了，他的妹妹也是在这边出生的。1992年他又来到这里，当时办的是多次往返的签证，在这边做生意，后来通过在这边的老华侨找到了俄罗斯对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一边工作他又一边做生意，开了饭店和宾馆。本来想更多地了解早期“倒爷”的一些情况，但他不愿意说，所以只能不了了之了。
第二，这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老李提到了华人为什么不能在俄罗斯扎根的原因，这要从历史谈起，比如中苏关系、俄罗斯排华等方面的原因，但朝鲜和越南的很多人在这边已经扎根了，这就说明一定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应该去挖掘。从历史来看华人不能扎根，不能形成一定的华人群体，但今天就更不能扎根了，因为中国条件比这里要更好一些，造成很多华人并不想移民到这里，也就是不想办俄罗斯的国籍。当然了，俄罗斯不轻易接受移民也是很大一个原因，俄罗斯对移民限制非常严格。这就要从历史及现实很多方面考虑。
第三，也是今天我最关心的问题，他是采取什么方式尝试着融入俄罗斯社会的，我通过不断地问问题，也了解了很多。老李通过在俄罗斯的单位工作，然后尝试着融入俄罗斯社会中。俄罗斯的工作并不好找，应该说大部分人都找不到。他找这个工作是需要担保的，必须有人担保，才能进入。他有了这个工作也交了很多俄罗斯朋友，他说，跟俄罗斯人还是比较好交往的，虽然不能做那种真正的朋友，但有事情还是可以帮忙的。不管怎样，他还是对俄罗斯人有些异议，认为他们不如欧美。所以，他不是十分想留到这里。现在就是两边跑，在国内待一段时间，在这边待一段时间，在这边待的时间多一些。当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他说要看情况，如果这边有机会赚钱的话就在这边，要不就回去，回去就是陪陪老人，但不想融入这个社会中。
第四，老李的儿子现在在莫斯科做生意，他儿子高中时就过来读书了，当然俄语也非常好，现在回国内联系生意上的事情，这里主要有俄罗斯的雇员。老李马上也要回国，主要是看望亲属，得一个半月以后才能回来，可能顺便也要看一看有哪方面的生意可做，国内如果有更好的话，就回去，没有的话就等着这边的机会。当然了在国内可以寻找一些和这边有联系的商品，或者一些人，如果联系好了可以开拓这边市场。
笔者在2012年11月时返回了国内，但是笔者的研究并没有结束，回国后仍然关注着华商们的情况。一般主要通过QQ和电话的方式同他们联系，了解莫斯科最近的一些变化以及华商们在国内的状况。
在北京时，笔者又同在莫斯科认识的阿宝联系，他向笔者讲述了很多他回国后的一些事情。如他们在北京的厂房要到期，承租的是村子里的地，村主任说那块地要做绿化用，承租期限也到了，所以他父亲千方百计想办法还想承包那块地，这是他们生存的最重要资本。阿宝最近在国内的这段时间，主要学习了俄语，也为了明年再次去莫斯科做准备。因为他们很多货物还在莫斯科，今年卖得不好。
2012年12月22日
昨天在莫斯科认识的商人阿宝来学校找我玩，阿宝比较年轻，他们家的生意主要还是以他父亲为主，他只是在莫斯科做销售。阿宝给我讲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很有用。最重要的一些信息就是他们家在北京的厂房要到期，他们家承租的是村子里的地，村主任说那块地要做绿化用，承租期限也到了。他父亲只能私下给村主任一些钱，最后又答应了再承包给他。另外，阿宝又讲了他们家的很多亲属早年在莫斯科赚完钱后，就回到家里，进行投资，或者把钱作为高利贷投放出去，然后就靠吃利息生活。阿宝最近在国内的这段时间，主要学习了外语，是为了明年再次去莫斯科，因为他们的货物还在莫斯科，今年卖得不好。阿宝家工厂现在也在生产服装，他们家主要生产夏天的短裤，原来是卖被单的，后来看到短裤比较好卖，所以就改为短裤。工厂占地面积20亩，很大，一年的租金也得几百万。他们去莫斯科的时间很早，一开始是他的父亲在那边，因为他父亲的外语不好，所以就派年轻人去了，如他的姐夫。阿宝和他姐夫在那边卖货，他的父亲在家里这边进行工厂的管理，货物生产后就发到莫斯科。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商网络。具体细节还得考察，或者哪些方面不清楚就在网上问阿宝吧！
再访莫斯科
在2014年3月的时候，笔者决定再次到莫斯科进行调查。笔者也体验了商人进入莫斯科的程序和过程，首先通过朋友介绍的中介公司办理签证，然后又联系了住所，笔者准备与阿宝住在一起，因为笔者也深知在莫斯科安全是第一位的，而要确保安全首要的就是要和熟人住在一起。第二次调查时间大约1个月，时间虽短，但有很多意外和“惊险”的发现。这次调查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必定是不寻常的，因为笔者在进入莫斯科的当晚，电脑包落到了华人的出租车上。电脑包中不仅有存有大量资料的电脑，而且这次调查带来的几千美元费用也都放在里面了。笔者感谢拾金不昧的华人出租车司机，他给笔者送了回来，否则这次调查不仅会前功尽弃，以前所收集的珍贵资料也将全部丢失。但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莫斯科虽然不允许有唐人街存在，但华人内部联系还是较为紧密的，莫斯科华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熟人社会。
2014年3月20日
我来到莫斯科已经是第四天了，刚刚能安心地记录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想想刚来到的那天，把电脑包落到了出租车上，里面有储存我所有资料的电脑和带来的所有的美金。直到昨天早晨才拿到，这才算安心。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只要回电脑，钱不要了，让家里再汇过来一些钱。感谢华人出租车司机小郭，如果是在国内，可能性很小，这正说明这边的华人社会就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我需要去探究的。我想这可能仅是我进入莫斯科所经历的第一次心理煎熬，在这里可能还要经历很多事情。
现在我就记录一下从国内出发，电脑包丢失和失而复得整个事件的过程。
在3月初的时候我就确定好要与阿宝一同走，所以我们就买了3月17日同一个航班的机票。我不到10点半就到达了北京国际机场。我去办理登机，但还没有开始。等了一会儿才开始，这时阿宝还没来，我就先办了吧，要了一个靠窗的前面的座。这时就在机场焦急地等着阿宝，一开始是在办理登机处等，后来又去入口等，来回溜达，非常着急，又害怕阿宝是不是改签了，我国内的手机放到家里了，他没法联系上我，总之是非常焦急的。直到11点半才在入口处看到阿宝和他的姐夫，他的姐夫叫阿才，长得像越南人，比较热情，比较和蔼可亲。他们就办了登机，我们在前后排，很近。
这次坐飞机不像第一次那样紧张和兴奋了，因为毕竟已经有了第一次的经历了。我跟阿才换了座位，让他坐到靠窗处，我同阿宝一同聊天，也不记得飞机上聊了些什么有用的信息了。看了看俄文的电影和报纸，又吃了两顿餐，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马上要到莫斯科了，这时要发一个入境卡片，这个卡片很重要，必须要填写。我第一次填错了，向飞机上人员要，他们说没有了（实际上他们不想给），旁边的人比较好，给了我一个多余的，但我又填错了，这时我就有点胆怯了，因为来之前听人说经常会发生不让入境的情况，所以就非常害怕。下了飞机，我又去填了一个入境卡，就排队准备出境。我到了一个看着比较和蔼的人那里排队，心情忐忑地等着，到我了，我过去，她看了看，就打开电脑，我的信息就显示出来了，没问题，她很快就给我按了戳！我出了关，阿宝他们已经在那里等我了，就开始等行李，行李出来的较慢。我们拿了行李后，还得过一道关卡，阿宝告诉说，这里有时候会被扣住，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要钱，他说为了以防万一，如果他被查到的话，他就把包给我，让我带出去。好在人比较多，没有被查到。
出了机场大门，就算真正来到了莫斯科，我对这里很熟悉，接送过很多人。阿宝打电话叫来出租车，我们在1号口等着他，司机名叫小郭。小郭很热情，主动帮我们拎东西，他的车较好。坐上出租车后，我看到莫斯科还是老样子，堵车堵得很厉害。我们就得绕道走，一路上聊着最近莫斯科发生的变化。莫斯科在修桥和路，看来政府也要增加投资。1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住地。由于时差未调整过来，下车时我把电脑包落到了车的后排座上，上了楼我才想起来。这时给司机打电话，司机已经到家了，说明天再来。我一晚上也没睡好，因为不光电脑在里面，我的钱也都在里面，这可怎么办，他要不还我可怎么办，我只能祈求上帝了。
……
我一直惦记着我的电脑，本来想早晨就给出租车司机打电话，但阿宝说他可能在睡觉，晚点吧！10点钟又给小郭打电话，他说刚起来，一会儿过来。12点钟打电话，又说今天可能不能来了，明天保证过来。我的心悬着，那里有我的电脑和带来的所有美金啊！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晚上，我跟他们就一块回来了。
19号早晨7点钟我们就起床了，这时小郭就打来电话，告诉我把包放到市场上某个人的箱位上了。我既高兴又焦虑，想怎么能把包放到别人那里呢？我就焦急地等着赶紧要出去。到了市场后，他们两个也不着急拿包，而是先去昨天俄罗斯人那里，等到了那儿后，发现承租的牌子已经撤了，她们说不租了。俄罗斯人真是反复无常啊，昨天还说租，今天就不租了。我着急拿包，就告诉他们我下去取包了。我第一次找的一家找错了，第二次也找的不对，于是我打了电话，他告诉我在多少号，就在这个区，只是号记错了。于是就找到那家，两个女的在外面卖货，那个人在里面躺着。我说明来意，那个人就叫我进去，用手一指地上的包。我赶紧说声谢谢，拿着包就走。在外面又不敢看，害怕别人看见。回来打开包后，里面东西一样不少。
非常感激给我送回电脑包的出租车司机小郭，回国时我一定再找他送我，并当面表示感谢。现在电脑包失而复得，下一步就要开始正式调研了。
取回电脑后，笔者就开始进入正式的调研。前几天，笔者基本上就是跟着阿宝、阿才，了解他们经商的整个过程，当然也认识了一些人。后来，他们承租到箱位后，笔者就在箱位上进行观察。从这次调查情况来看，这两年莫斯科的经商环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劣了。2013年底当地警察对市场进行了多次检查，还遣送了很多身份不合法的人，虽然并不是要关闭市场，但使很多华商吓出了一身冷汗。很多长期在此经营的华商，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是最为明显的。当时主要情况就是阿蒙开始对大市场进行大盘查，对市场上所有的中国人、越南人和“黑毛”都一个个盘查，身份不合法就给你在护照上盖黑戳。最近新认识的一位浙江海林的大姐的微信上还有很多照片。她还讲到，当时市场上的通道都被警察封锁了，市场外面也被封锁了，很多人是通过钻栅栏跑出去的。查了好几次，她们家没事。她关上门就往外跑，他们住在10号口对面的宾馆还好一些，直接就进去了。这个宾馆是中国人承包下来的，每次警察来检查都能顺利通过。来检查时，宾馆的老板就跟着警察，帮着居住的人说话，当然都得给警察一定的好处。所以现在这个宾馆非常火，价钱都涨到一万五卢布1个人了。
此次调查笔者也有一些较为惊险的经历，如偷拍照片险些被抓，超市购物躲避警察，遇到警察检查。
2014年4月1日
早晨我是跟阿宝、阿才一起出发的，由于起得较晚，也没吃上饭。到了市场，他们就又开始瞎溜达，说是溜达其实主要还是到客户那里看一看，看他们是否需要货品。由于是周一，市场上的人相对较多，我们就在二楼的走廊上把着扶手向一楼看。一楼大厅那里正在交易，人头攒动，还有一个越南人和一个“黑毛”正在数钱，“黑毛”把钱给了越南人，越南人还跟他拍了拍肩膀。我觉得应该照一张相，所以就拿出相机直接按了快门，但后来发现照得并不好。这时下面有一个俄罗斯模样的人就总看着我，我想可能知道我照相了，但我觉得照得并不好，就换了个地方和角度，又拍了一张。这回可坏了，闪光灯闪了一下，当我把相机收回时，楼下的很多人都看着我，都是越南人，我旁边的人也看着我，我当时很害怕，很快就离开了。我开始向另一侧走，一直走到一楼鞋区，今天鞋区的人还较多。从仓库一直走出去，就害怕后面有人追。
我一想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后怕，他们那些眼神一直盯着我，就好像要把我怎么样似的。晚上的时候，我在那儿等阿才收拾箱位，观察楼下如何关箱位，我看了半天，保安也看了我半天，后来保安就问关箱位那个人认不认识我，也是越南人，他们看了看我，摇摇头，我又想起了早晨那一幕。晚上见到张利民，跟他说起这件事情，他就说，你得小心点，这是人家的地盘，不让照相，保安发现后会把你带到保安室里，训斥你一顿，还得删掉照片。亏了上午那些人是越南人，要是碰着一个爱管闲事的人，你就麻烦了。我也觉得以后再也不能照了，把以前的照片好好弄一弄也够了。
……
2014年4月3日
……
今天从市场出来后，我和阿才就准备去阿尚（注：莫斯科较大的一个连锁超市）。找到一辆出租车，200卢布。在去的过程中，我们迎对面就碰到了一辆警车。阿才告诉我，不要看他，一看他他就找上你来了。有一次，他和阿宝还有一个越南人坐出租车，就遇到了警察，警察让车停下，让他们下来，他和阿宝一个人给他们500卢布，越南人没给。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这边警察对中国人的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因，总惯着这些人。从超市买完东西，回来的时候在我们的前面又碰到了一辆警车，超市附近警车真多啊。这辆是比较大的车，不是小轿车，阿才很紧张。但我们的车就跟在他们后面，还路过几个红绿灯，停了下来，我也很紧张。在快到住宅的拐弯处时，警察的车向另一个方向走了。真是一场虚惊啊！
2014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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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马上就要回国了，我却在莫斯科第一次遇到了警察的检查。今天去了上次在莫斯科大学认识的同学那里，她有些东西让我捎带回国内，正好我也要在那边的超市买点东西。坐地铁回来在留步利诺站下来时，马上就要出地铁了，这时在楼梯口处有两个警察把我拦住了。这是我在莫斯科八九个月时间里，第一次遇到警察检查。当时我较为害怕，就问他们要干什么，警察说要查看护照，我就拿出来，给他们看，护照中还夹着我来到莫斯科后办理的落地签。我非常庆幸，多亏了自己办了落地签，因为很多人告诉我，就在这待一个月时间不用办落地签，但我觉得既然来这里就应遵守他们的法律，所以就花了1500卢布补办了一个。正要回国时，被警察检查了。如果没有这个落地签，就得被他们罚款，我身上带着的一千美元就得被他们拿去。除了我，还有一个越南人，也被检查了。警察看我的护照没什么问题，就让我把包打开，检查我的包。因为当时包里装着刚买的俄罗斯特产的酒，看着很沉，他们就要检查，翻了翻摸了摸，觉得没什么就让我走了。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否有权利来搜我的包。回到住处，我就把这些经历同阿宝、阿才讲了，他们就说，这很正常，没向你要钱就是好的了。但对我来说，第一次遇到警察检查，还是有些后怕。阿宝告诉我，他们检查你的包，是看包里有没有钱，如果是钱，那就惨了。我这才醒悟，原来检查包是这样的目的。马上就要离开莫斯科了，没想到还有如此一个经历，这也正好是一种体验，这一次莫斯科之行真的很不寻常啊！
再访莫斯科，笔者的总体感受是俄罗斯整体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差，华商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卢布也在不断贬值，利润空间不断缩小，这也使得很多华商只能放弃这里的生意返回国内，如2012年笔者调查时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莫斯科。这一次笔者跟踪了阿宝的整个经商过程，对承租箱位、组织货源、联系客户等整个过程笔者都有了详细的了解。笔者又联系了原来认识的一些老朋友，如张利民、老王等，了解了他们最近的一些变化。总之，通过这次调查，笔者获得了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也真实地体会到华商在莫斯科淘金的艰辛和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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