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茧成蝶张幼仪：遗弃让她成长

    她之所以被人记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那段并不成功的婚姻。因为她嫁给了后来名扬天下的浪漫诗人徐志摩，人们提起她，也总是说她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即使后来她创出了自己的名声，但她的身份却永远只能是“被徐志摩抛弃的女人”。人们为她与徐志摩的分离而好奇、叹息，却从来不会正眼看她离婚后的故事，尽管后来的故事对一个女人来说更加精彩。

    她就是张幼仪。

    她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是在父亲给她的照片上。年轻，相貌清秀，有点书生气，戴着一副圆圆的金丝眼镜。父亲问她如何。她看了看，只回了一句：“我没意见。”

    （一）

    张幼仪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从小就被按照“三从四德”的标准教育，是那种延续了几千年传统的中国女人。她听得最多的两句话就是“听父母的话”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她来说，自己的命运似乎早已确定。将来的自己会跟父母指定的对象结婚、生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地度过一辈子。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种种，她的人生是不会变的。

    小时候，母亲给她缠足，她忍受不住那种锥心的疼痛，不停地哭闹。最后还是二哥张君劢看不下去，阻止了母亲。还说，要是妹子以后因为这双脚嫁不出去了，自己养她一辈子。于是，她就成了张家第一个天足的女子。

    那个年月的女子，是难以进入正规学堂接受正式教育的，而她却是幸运的。12岁那年，在二哥和四哥的帮助下，她得以进入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受到二哥和四哥的影响，她也多多少少接受了一些新式思想，但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当父亲让她回家准备嫁人时，她没有反抗，没有怨言，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家，从父亲手上接过了未来丈夫的相片。

    就在她接受命运安排、准备出嫁的同时，徐家的大少爷章绶（后来改名志摩）也看到了她的照片，当时的他也只撇嘴说了一句：“乡下土包子。”一方是听从“父母之命”，另一方是不情不愿，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剧的味道。

    张幼仪的心中是有着小小的希望的。虽然这是场没有“自由恋爱”的婚礼，但年轻的她也幻想过，她时常猜测，自己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否真如相片上的那样，似一个书生般温文尔雅。

    他们举行婚礼的那天，张幼仪心中可谓是小鹿乱撞。除了那张照片，她还从未正眼看过自己的丈夫。当盖头被掀起，她终于能够仔细打量这个将与自己共度一生的男人的时候，却因害羞而抬不起头来。她心里寻思着，要说几句话来打破这种尴尬的场面，她好想跟他说话，好想大声感谢命运的安排。她想说，她现在是徐家的人了，希望能好好侍奉他们。可是自己却连一个字也吐不出，只能继续一言不发地低着头。而此时的徐志摩却一点都没有后来的大诗人面对其他女人时的那种热情，也是睁大眼看着他娶来的新娘，一句话也说不出。两人的生活，便从这种无言的沉默中开始了。

    这终归是一场旧式婚姻。在她嫁过来前，母亲就告诉她重要的两点：第一，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和丈夫之间发生什么事，都得以同样态度对待公婆。婚后的张幼仪可谓牢记这两点，每天早早地起来向公婆问安，打理家事，处理家务，无事的时候就在屋子里缝缝补补，做到了名副其实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照顾公婆，对志摩也是关心敬重。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的话，她确实是个好儿媳妇、好妻子，但是对志摩来说，这个贸然来到他身边的女子恰恰是他所痛恨的传统与旧俗的代表。在志摩眼里，张幼仪不是什么闺秀，不是什么贤妻，而只是一个“乡下土包子”，一个被中国传统所毒害的旧式女子。与这样的女子一同生活，对天性浪漫、追求自由的志摩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煎熬。

    张幼仪明显地感受到了丈夫异样的目光。那是一种鄙视之中夹杂着可怜，悲哀之中掺杂着同情的眼神，而那双明亮、清澈的眸子中，却独独没有一丝的爱意。他会让仆人帮他拿东西，会让仆人帮他抓痒，唯独不要幼仪的帮助。每次她一动手，他就会用那种眼神看着她，让她不寒而栗。与这个男子结婚良久，却从未感受到一点来自他的关怀。他选择无视她，不仅不让她接触他，似乎与她说话都令他心生厌恶。夫妇两人的关系，也只是在悬崖边上徘徊罢了。

    （二）

    婚后第三年，她生下了与志摩的第一个孩子。而此时的志摩却没有享受为人父的快乐，他只有完成了使命般的愉悦，他终于完成了为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从此可以尽情追求他向往的生活了。于是，他告别了家族，渡海远航，前往欧洲留学，而把照顾家族的任务交给了生产不久的幼仪。

    大概从那一刻起，她就对这个男人失却了信心。她好像明白，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他的爱了。她放弃了他的爱，但她却不能放弃妻子的位置，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履行着好儿媳妇、好妻子的责任。她受到的传统教育告诉她，女人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的，除非死去或者被休。既然得不到他的爱，又不能离开他，那就只能以他的妻子的身份好好活下去，这样的一辈子，大概也是很好的。

    但恐怕她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志摩来到了欧洲，好似鸟飞入林，鱼跃入海，自由的灵魂终于得到了解放，诗人的灵感蓬勃而出。他在这里才真正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真正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人。还在遥远的东方的幼仪自然不知道，在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公婆、抚养幼子之时，一个名叫林徽因的女子出现在了志摩的日记之上。

    若非幼仪的二哥，恐怕她至今还蒙在鼓里。张君劢好似预料到了他这个妹夫早晚要出问题，当志摩并未要幼仪去英国团聚之时，他就告诉幼仪要出问题，于是赶忙催幼仪治装西行，往英国寻夫。

    张幼仪在轮船上细细思量，对徐志摩的行为亦似乎早有预感，这段没有感情根基的婚姻是没有未来的。那么自己却又为何踏上追寻志摩的航路呢？可能，是一点希望的火苗未灭，一种为人妻的尊严使然吧。她想，就算志摩有了喜欢的女人，那他可以带她回家，纳她为妾，自己依然是大夫人。而传统的礼教也告诉幼仪：为人妻者，慎勿妒忌。

    漫长的航程结束，幼仪终于抵达了马赛港。她引颈张望，寻找那曾经熟悉的身影，却偏偏看到了她最不愿看到的表情，在那些在港口守望的人群之中，虽然许久未见，她却一眼就认出了他：穿着一件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白丝巾，所不同的是，在所有接船的人中，他是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出现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心中那小小的希望，最终也破灭了，仅存那微弱的尊严，支撑起她疲惫的身躯，她已不在乎他的爱了，所想的，只是如何在叫志摩的那个人面前保持自己最后的尊严。她的心，此时已是冷若冰山。这个叫徐志摩的男人，在她心中，已变成了一个名为“丈夫”的符号了。

    本来希望借着来英国的机会，可以多接触一些新思想，可谁知自来英国后，她却做着保姆的工作，打扫卫生、缝补衣服、买菜做饭，还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徐志摩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从未给她好脸色看。每次他有机会离开这个家一段时间，心情霎时就会好起来，因为可以不用再看见她了，而在家的时候，他则永远阴着脸，没有一丝温柔。虽说早已对他不抱期待，但他的态度还是让幼仪心如死灰。

    她并没有见到那个传说中的林徽因，只有一次徐志摩告诉她有一个“女朋友”来访，她还误以为那就是徐志摩看中的人。来访的“女朋友”穿着一身毛料海军裙装，留着短发，打着口红，而在那裙子下面，却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她强忍住自己没有失态，送走访友后，对徐志摩说：“她看起来很好，就是小脚跟裙子不搭调。”没想到徐志摩闻听此话，竟失态地大叫：“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那是她第一次听说“离婚”这个词，是从自己的丈夫口中。

    张幼仪又有了身孕，她本着妻子的义务，告诉了徐志摩。没想到徐志摩毫不犹豫地说：“把孩子打掉。”她顿时万念俱灰，然而却仍不放弃希望地辩解：“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而死掉。”而这个与她有着六年婚姻的男人、这个以他的浪漫着称的诗人竟然开口说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的呢，难道人家就不坐火车了吗？”那一刻，这冰冷的话语就像一把利剑，刺入了她的心，让她痛得血色全无，把她对志摩仅剩的责任感也彻底摧毁。她明白，这个男人对她来说，已是绝望的深渊，自己已然全无期待了。

    （三）

    很快，徐志摩就从家里消失了。她还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出个远门不久便会回来，谁承想他竟一去不还，将已有身孕的张幼仪遗弃在伦敦。甚至连离婚都不肯亲口告诉她，只是委托了一个朋友来找她。无依无靠的幼仪只得写信向在巴黎的二哥求援，辗转之后，又随家人前往柏林，在那里生下了与志摩的第二个儿子彼得。而就在这时，徐志摩托人送来了离婚书信。

    张幼仪坚持要徐志摩亲自来与她谈。这个男人遗弃自己的妻子，毫无男人的担当，现在甚至连离婚之时也不来见她，她要看看这个男人的嘴脸，同时告诫自己，与这个无情的男人诀别吧。

    两人正式见了面，她本想征求徐父徐母的意见，而徐志摩却早已等不及了，逼着她赶快在协议书上签字，好结束这段令人不快的婚姻。张幼仪看着这个急切的男人，感受着他的无情，她明白，自己其实也早就受够了这有名无实的婚姻，既然他这么想离开，那就放他走吧，这样，对两个人都好。签字完毕的那一刻，徐志摩方才舒了一口气，笑逐颜开，而张幼仪盯着这张她从未看到过的喜悦的脸，默默说道：“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那一时刻，可以称得上是张幼仪的解放。被家族、丈夫、孩子压得几乎喘不过气的她，终于得以有机会考虑自己的事。在德国时，她逐渐改变了自己。她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虽然憧憬二哥跟四哥的新式思想，自己也没有缠足，但自己从骨子里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徐志摩跟她离婚的理由是“小脚跟西服不搭调”，虽然她没有小脚，但她的心中却缠了小脚。

    也许从这一刻开始，她才得以开始一段属于张幼仪的自己的人生。往后的时间，就要靠自己了。她心里大概还憋着一股气吧，她要急起直追，要让那些男人看看，她张幼仪不是这场婚姻的牺牲品，她将从这场失败的烈火中获得重生。

    她开始认真学习她能接触的一切。她学习德语，还在朋友的帮助下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攻读幼儿教育。她终于在新生的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恰在此时，三岁的彼得却死于脑膜炎。她悲痛欲绝，而此时徐志摩却因与陆小曼之事闹得焦头烂额，只得往欧洲暂避舆论。他亦前来出席彼得的丧事，在那里，两人又一次见到了面。只是，两人都已变了。张幼仪的变化甚至让徐志摩都感到震惊，他在给陆小曼的信中说：“C（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四）

    张幼仪回国后，并未与徐家走远。徐父徐母认她做了干女儿，还把一份家产分给她，足见对她的重视。而她也投桃报李，对徐父徐母尽孝，关怀备至。她后来还到了东吴大学教授德语，甚至在四哥的建议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还开了一家服装公司，成了一名女商人，打下了自己的天下。那时的她，在上海滩上，也是有名一时。

    她与徐志摩在离婚以后，却反而走得更加接近，两人时常通信。摆脱了婚姻枷锁的两人，反而获得了自由的友谊。

    志摩坠机身亡后，人们或不知所措，或悲痛难当，或哀婉叹息。还是她，让家人带着13岁的长子前去认领遗体；还是她，果断地处理一切，为志摩办理丧事。幼仪仍然记得，志摩离开前的几天，还到她的服装公司定做衣服，以备出席演讲之用。谁知转过天来，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当她得知志摩是为了听林徽因的演讲而乘机北上时，也只得长叹一声：唉，还是为了林徽因。

    她对林徽因一直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因为她是志摩的意中人，能够得到她得不到的志摩的爱，令她感到嫉妒；另一方面她也很好奇，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将志摩迷住。两人在前半生一直没有见面，直到1947年，林徽因病重，想见她一面。她才去看望她，只是那次见面，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林徽因也只是看着她微笑。她后来对人说：“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也许是看我人长得丑又不会笑。”

    虽然志摩已去，但幼仪仍然尽心尽力地照顾徐氏家族，为二老送终，尽全了一个女儿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幼仪迁往香港。在那里，与邻居苏纪之医生相识。两人离得近，经常在一起聊天，逐渐相互了解。苏纪之很快就向幼仪求婚了，这是幼仪第一次面对男人的求婚，而她早已年过不惑，虽然她并不讨厌苏医生，但这也让她感到困扰。于是只得询问自己的家人，谁曾想家人亦是模棱两可，将皮球又踢了回来。她又写信给在美国的大儿子，而大儿子也表现出了对母亲的尊重，回信道：“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母职已尽……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幼仪甚为儿子的理解感动，心中也没有了牵挂。与苏医生不久便结为连理，度过了二十年的时光。大概在张幼仪眼里，这种婚姻才算是真正的婚姻吧。就这样跟自己爱的人，过着平淡的生活，虽没有那种极致的浪漫，却有一种令人安心的温暖。这样的婚姻，才是她想要的吧。去世之后，她的墓碑上刻着的是“苏张幼仪”这个名字。

    据说，儿辈孙辈们经常问她与徐志摩的事，她被逼得没法，只得告诉他们说：“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多情美人王映霞：残宵无梦到横塘

    王映霞是那个年代的苏杭第一美人，有“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之说。她的美丽，让众多男士为之神魂颠倒。她一生中的两场婚礼轰动一时，一次是跟风流才子郁达夫的婚礼，西子湖畔，才子佳人，为人津津乐道；另一次是跟钟贤道在重庆举行的盛大婚礼，宾客盈门，大宴三日。

    美丽的女子是有罪的，她们被上天赐予了那华丽的容貌，却不得不承担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嫉妒、羡慕、觊觎与轻视。她们注定要有一段段不平凡的人生，注定要陷进一个个卑劣的陷阱，注定要出演一幕幕爱情的悲剧。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被铭记。

    （一）

    王映霞原来姓金，出生不久后，父亲就去世了。她只得跟着母亲住到了外祖父家，并改从母姓，才有了王映霞这个名字。外祖父是个传统的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王映霞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自是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天生丽质，又聪明绝顶，进入学校后很快就成为了中心人物，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众人的视线，那时的她第一次被人称为“杭州第一美人”。

    她第一次听说郁达夫就是从学校老师的口中，还听说了鲁迅、郭沫若这些文学领军人物。她第一次读郁达夫的《沉沦》，就被书中的大胆描述所震惊，甚至感到害羞。但她还是被郁达夫的文采深深折服。郁达夫成立创造社，在其刊物《创造》发刊词中说：天地若没有合拢来的时候，人生的缺陷，大约是永远地这样的持续过去的吧！王映霞就是为着这样的文字而迷醉。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19岁，他31岁；她待字闺中，他已有贤妻。可是那一次的见面，便注定了两人日后曼妙的未来。他被她所吸引，他的灵魂被她的美丽所慑服，他的一切在见到她的那一刻便仿佛凝固一般，那时那刻，他的灵魂与肉体便成为她的美丽的奴隶。

    那一刻的他是真的把她当作婀娜的瑶池仙女，当作纯洁的安琪儿，当作从天而来的辉夜姬。他承认，那种美是他从未见过的，从未描写过的，从未经历过的。那挽起的青丝、明媚的双眸、小巧的樱口、精致的脸庞、窈窕的身姿，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他即使写了这么多的文章，描写了那样多的人儿，可现在，即使有一千支笔，也写不出她美丽的万一。

    她已成为他至爱的人。

    王映霞见到郁达夫的那一刻，心中所泛起的，只有对偶像的崇拜与喜悦。他的气质、他的谈吐、他的自信、他的从容，使她相信，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现在，就坐在她的面前，像个老朋友一样跟她谈话。此时的她，是满心的喜悦与难以置信。更难以置信的是，他将与她，在后来的岁月中，牵绊纠葛。

    他仍是她敬慕的偶像。

    后来，她收到了他的第一封情书。那张薄薄的信纸上，写着的，是满满的爱意。她一面喜悦，一面害怕。喜悦的是自己所崇拜的男人竟是爱着自己的，害怕的是像这样的男人竟会爱着自己。她战战兢兢地，回了这第一封信。她是犹疑不定的，她不知道该怎样应对一个才子的爱情，她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未来在等待着他们。她的迟疑，她的犹豫，非但没有让郁达夫知难而退，随之而来的却是他更加猛烈的进攻，他的语言愈益炽热，爱意愈益明显，他要让爱情的暴风雨将两人包围，他要让世界拜服在他们的爱情脚下。他要用他那绝伦的文字，赶走她的疑虑；他要让她明白，人类一旦面对爱情，就要抛却理智，以天生的直觉与火热的激情去迎接爱的狂潮。他告诉她：

    “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放弃……”

    在他猛烈而凌厉的攻势之下，那座坚城终于沦陷。

    1928年4月，西子湖畔，他们得以结为伉俪。

    那是一场名动全城的婚礼。一代才子，倾城佳人，两心相知，唯愿一生相守。那场婚礼，是那样的幸福，恰似王子与公主的故事，宛若美丽的童话。出席婚礼的众人，似乎没人会怀疑，这对神仙眷侣将过着幸福而美好的生活。柳亚子亦赠诗相贺，其中一句云“富春江上神仙侣”，传诵一时。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着实羡煞旁人。

    （二）

    童话故事里，王子与公主的结局，总是“两人过上了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对之后的故事，却再也没有一个字来描写。大概安徒生也好，格林兄弟也好，都是极聪明的人，他们知道爱情与婚姻的悖论，知道王子与公主在那之后的故事，已不再是美丽的童话了。王子最后变成了国王，公主也成了王后，两人照样生活在一起，却已没有了初时的激情。国王也会忙于工作，王后也会被孩子包围。家庭琐事、柴米油盐、吵架拌嘴，之后的故事，大抵如此。

    王映霞跟郁达夫之间，也未能跳过这一无奈的结局。

    婚后的一段时间，两人很是幸福地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生活富足，衣食无忧，感情圆满，王映霞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状态。郁达夫终于得到了他的瑶池仙女，自是百般呵护，还在报纸上把他对王映霞的爱赤裸裸地表达给世人看。那时的爱情，看上去很美。

    只是再美的爱情也经不起现实的鞭笞。人类的劣根性便是如此，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未得到时千方百计，万种情意；一旦到了手，就束之高阁，不曾怜惜。两个人在一起日子久了，就像左手握右手，感觉淡了，最后消失了。

    王映霞很不安，尤其是郁达夫对她的态度。虽然他对自己柔情蜜意，百般千般的好，但她总觉得缺点什么，总觉自己没有依靠。她发现，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妻子，在郁达夫眼中，自己究竟算是什么呢。她看郁达夫写给自己的文章，内中无非把自己比作东坡之朝云，只是一个姬妾，不是一个妻子。而早在订婚之前，郁达夫处理前一段婚姻的犹豫不决便让她颇为不快，她本想等待郁达夫与前妻离婚后再结婚，可是到最后郁达夫与前妻孙荃也只是分居了事。她虽然跟他结婚了，但说到底，自己也只是他的“朝云”，为他添香的“红袖”。

    这时的她，竟有了浮萍之感。她第一次怀疑脆弱的爱情是否能为生活提供支撑，第一次怀疑郁达夫这个文人是否能许她一个遥远的未来。女人是柔弱的，要多为自己想一想，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到男人身上。

    她让外公出面，要郁达夫写下了“保证书”跟“版权赠与书”给王映霞，以作为自己生活的保障。可是这一举动，却引起了郁达夫的反感。

    大抵知识分子，都有诸多毛病。自信、自由、自视清高、敏感、猜疑心重。王映霞这么做，刺痛了郁达夫那根敏感的神经。对郁达夫来说，他既然已经迎娶了她，就会负起责任，绝不会背叛。自己说的话、做的事，自己会负责到底，无须他人提醒。而王映霞让他签这两样东西，说明她并不相信他，怀疑他的忠诚与人格。这种事对普通人来说或许没什么，但对郁达夫这样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怀疑与忧虑不啻侮辱。王映霞没想到，自己的这一行为竟会引起这样的后果，嫌隙的种子已在两人之间种下，逐渐发芽，壮大。郁达夫对她也有了另一种看法，这个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妃似的女子，竟也是一个披了美丽外表的俗人。

    （三）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成了两人决裂的导火索。郁达夫在家中竟然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说是情书，其实只是一般的问候书信。王映霞这样的女子，岂能被限制在家里。毕竟她是曾经的“杭州第一美人”，两人生活在杭州，难免要面对各种应酬，而王映霞当然是需要与郁达夫同行的。她是很喜欢这种场合的，虽然很累，但却能够交到各种朋友。她跟郁达夫是住在在杭州置办的“风雨茅庐”之中，她也经常在这间房子招待客人，茶余饭后，侃侃而谈，慕着王映霞“杭州第一美人”的名头，这间房子也就成了男士们时常光顾的场所。

    虽然许绍棣的信里只是平常的语言，但在敏感多疑的郁达夫看来，这就是“情书”无疑，再加上他又道听途说戴笠与她有染，更是怒不可遏，两人大吵了一架，王映霞气不过，便负气出走。

    对她来说，郁达夫是她第一个爱上的男人，这个男人的才华是她所钦佩的，当初抵不住他猛烈的追求而委身于他，结婚十年来，她为他付出了许多，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现在她刚想追求一点属于自己的幸福，就遭他横加指责，对自己殊无信任。负气出走，实为无奈之举，只盼他幡然悔悟，真诚道歉，她或可重新接受。

    谁知等来的不是幡然悔悟，而是无尽的难堪。愤怒的郁达夫竟在报纸之上刊登了寻妻启示，将两人之矛盾公之于众。这一行为令王映霞颇为尴尬，颜面尽失，也让她看清了那温文尔雅的面具之后的疯狂的灵魂。

    虽然经人劝告，郁达夫登载了一份“道歉启事”，王映霞写了份“悔过书”，两人算是重归于好。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感情已然破裂，不可挽回。他们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种丑恶的形象，虽然仍有夫妻之名，实际上早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郁达夫还是想将她拴在身边，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在新加坡找了份工作，就想带她一同前往，以躲开那些“狂蜂浪蝶”的骚扰。到了新加坡后，王映霞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心中对家乡甚是思念，而与郁达夫的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愈加紧张。两人的口角日甚一日，郁达夫总觉得她是想念她的“老情人”，她则认为郁达夫是自私地想把她当作奴隶豢养。

    郁达夫对每日的争吵感到厌烦，忍无可忍的他竟将“毁家诗纪”寄往报社，内容包括这两年来两人的争吵细节，其中对王映霞更是百般诋毁，尖酸刻薄，毫无情面。报纸登出后，王映霞顿时名誉扫地，饱受舆论攻击。

    但她也不是软柿子，当年的“杭州第一美人”岂是那么好欺负的。面对此种行径，像她这种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岂能跟传统的中国女人一样忍气吞声，她自要呐喊，自要说出真相。她一连写了几封信寄给报社，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于是两人陷入口水战、冷战，最终分居，分手。

    王映霞返回国内后，两人便分别在新加坡、香港、重庆的报纸上刊登了离婚启事。才子佳人的美丽童话，就此破灭了。

    （四）

    到了重庆后，在戴笠的协助下，王映霞进了外交部，在文书科工作。此时的她早已年过不惑，将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郁达夫，得到的却是失望与诽谤。现在的她，终于能够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了。

    虽然已经青春不再，但是“杭州第一美人”的底子还在，亦不至于人老珠黄。上班时她刻意打扮，特意穿上显身段的旗袍，脚踏高跟鞋，艳光四射。让人不得不惊叹，美人就是美人，即使43岁，依然有倾城之色，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别具风韵，魅力十足。

    摆脱了家庭羁缚的她，不再担心有人指责她的交往了，她可以更自由地出席各种舞会，参加各种应酬。凭着她的气质、家世、谈吐，她在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一下子摆脱了种种烦恼，再加上有戴笠撑腰，生活更是过得顺风顺水，无忧无虑。

    不过再好的美食，天天吃也会厌倦。整天穿梭于各种舞会、酒会、茶会的她，难免感到一丝厌倦。那些人表面上一个个西装革履，与自己相谈甚欢，谁知道他们背地里做些什么。她每天都带着虚假的笑容跟这些虚伪的人说着客套话，内心感到无限疲惫，回到家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她的压力也无从诉说。也许只有这时，她才会稍微想起在“风雨茅庐”的日子，现在的她即使想吵架也没有了对象。

    这倒不是她想回到郁达夫身边。她很明白，她跟郁达夫之间的关系早已是决绝的，在更恶劣地伤害彼此前分手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上，郁达夫在分手之后颇为后悔，毕竟当年是自己腆着脸皮、一封封情书攻势下追到手的女人，而且还为自己生了三个孩子，他怎么可能不想念她。他在一首诗中言“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试图以母子之情唤回曾经的爱人，不过王映霞是狠下心来与他决裂了，不论孩子怎样呼唤，她也不会再回到那个让她失望的男人身边。她有更好的选择。

    1942年，由王正廷做媒，她与时任重庆华中航业局经理的钟贤道喜结连理。他们在重庆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新郎钟贤道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为人忠厚老实，踏实肯干，对正寻求安定生活的王映霞来说是做丈夫的绝佳人选。婚礼那天，场面隆重，不仅二人的亲戚、同事到场，还有不少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就连王莹、胡蝶、金山这些电影明星也前往捧场，甚至还有电影公司专门派人扛着摄像机去拍摄纪录片。着名作家施蛰存还专门为王映霞赋诗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说到平生泪迹濡。早岁延明真快婿，于今方朔是狂夫。谤书欲玷荆和璧，归妹难为和浦珠。蹀蹀御沟歌决绝，山中无意采蘼芜。”这场婚礼，令山城重庆为之轰动，当时就有人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婚后的王映霞颇为满足，虽然丈夫木讷、老实，没有郁达夫的浪漫与疯狂，但却让她有种安心之感，让她觉得，这才是能够过一辈子的夫妻。钟贤道任职经理，两人的生活过得颇为富足。而他也对王映霞很是爱惜，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她的要求，有好的东西也总是先留给她用，简直是把她当作菩萨供着。婚前，他就对她发过誓：“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王映霞有这样一个好男人相伴，算是抚平了心中的创伤，能够认真地与他共度一生了。

    戴笠死后，她便辞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昔日的“杭州第一美人”总算回归平淡，做了一回普通的妻子、母亲。

    新中国成立后，她随丈夫留在了大陆。日后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了幸福的晚年。闲来无事，在友人的建议下，她就写写自己的事，写写自己朋友的事，当然还有郁达夫的事。

    郁达夫终究没有再回到中国，抗战胜利后，竟被日本宪兵杀害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中，尸骨无存。她得知郁达夫被害的消息后很是伤心了一段时间，毕竟自己也曾爱过这个男人。她本想日后若能以朋友的身份相见，必是极好的，谁曾想他竟遭此难。所幸郁君为国捐躯，亦是遂他所愿。

    她终究是爱过郁达夫的，这个男人是她生命中永远绕不过的坎儿，她在自传中，绝大部分篇幅都围绕着她跟郁达夫之间的感情展开，而写钟贤道的只有寥寥几章。或许，在她生命之中，郁达夫就是一首革命诗歌，虽然饱含激情、梦想、浪漫、悲剧与绝望，但终究是自己无法驾驭的；而钟贤道却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安静、祥和、温暖、和谐，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钟贤道病逝于20世纪80年代，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38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晚年的她已没有年轻时的冲劲儿，但依然是个“美人儿”。老太太虽然年事已高，一头青丝也被染成雪白，但还是一样的光彩照人，走在大街上，还会被人说“真漂亮的老太太”。

    去世之后，家人将她与钟贤道合葬在杭州南山公墓。

    在她心中，最爱的是郁达夫，但能共度一生、无怨无悔的，只有这一个钟贤道。

    知性女子许广平：惊世忘年恋

    1925年3月11日，当时正在北大担任教师的鲁迅收到了学生的一封信，这封信笔迹清晰，书写认真，看得出寄信人的诚意与敬重。信中写道，“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有希望的人”，“先生！你放下书包，洁身远引的时候，是可以‘立地成佛’的了！然而，先生！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喷出一缕缕香雾迷漫时，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么？”信中的语言透露着这个年轻学生的疑问与彷徨，对此，鲁迅自然很重视，竟在收到信的当天连夜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个学生。

    他在信里谈了很多，学校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还谈了自己的想法。信也写得颇为平易近人，语气和蔼，甚至还在信的开头称那学生为“兄”，但鲁迅是只把旧日的朋友、同学或直接听课的学生称为“兄”的。

    寄出信之后的那名学生还在辗转反侧，忐忑不安，生怕石沉大海，现在先生的回信既令她受宠若惊，又让她满心喜悦。很快，她就又寄出了第二封信，这是她与鲁迅的通信之始。

    她就是时年27岁的许广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二年级的学生。

    （一）

    许广平的家族在广州可谓是名门望族。她的祖父许应骙是慈禧太后的干儿子，官至闽浙总督，堂兄许崇智、许崇灏并为辛亥元勋，另一堂兄许卓则是红军烈士。许氏一门，不愧为当时广州的第一家族。

    不过许广平之父许炳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庶出的他在家里是不受重视的，自然连前途都没人关心。读过几年书，最多算是个不得意的诗人，头脑里没有许多陈腐的观念，故此也算开明，许广平在这个家里也没有像其他女孩那样受“三从四德”的束缚，甚至都没有缠小脚，到了年龄居然还被允许像男孩子一样上学堂。

    不过，如此幸运的她也遭遇过令人哭笑不得的不幸。在天津上学的时候，她竟收到一封催问婚事的信，来信的是一个土豪劣绅的儿子。据说当年出生刚满三天，他的父亲就在酒席上将她许给了香港的马家，事后他亦很是后悔。不过却碍于“道义”，难以拒绝。马家是当地的地头蛇，向来横行霸道，哪里会合许家的意。许广平自然也对这门婚事不满，绝不同意。谁想马家竟将许家告上衙门，好在广平的三哥不知用什么手段，把事儿了了，婚也退了。可是今日马家的儿子居然还死缠烂打，寄信骚扰。许广平愤然拒绝了。

    五四运动的号角响起，一大批青年响应号召，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之中，许广平也在其列。她跟同学们一起制作标语、横幅，策划活动，一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她还同时投身了妇女运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关心妇女问题的文章。

    虽然她能够参与这一场全民的运动，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与力量，但是总觉得心里缺少了什么。看着那些热情、无畏的青年，看着他们举着标语前行，与他们并肩之时，有时候她会想，我们在向何处去？不过这一疑问最终在爱国的大潮下烟消云散，只在心底留一点小小的余烬。

    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女高师）的许广平依然不改初衷，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还结识了刘和珍等好友，而与鲁迅的相遇便是她升上二年级之时。

    其时，女高师校长为许寿裳，与北大校长蔡元培乃同乡至交，故此两校关系颇为密切。北大的不少老师都曾同时接受过女高师的聘书，前来讲课授业，鲁迅自然也在其中，其他诸如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不可胜数。鲁迅在女高师教的就是国文系的《中国小说史略》。

    （二）

    上课的那天，课堂上弥漫着一股紧张又期待的气氛。鲁迅当时已是在小说界赫赫有名的了，在学生中间亦是无人不知。同学们或期待地看着门口，或聚在一起讨论，对新来的周树人老师拿出了十二万分的好奇。许广平就坐在第一排，盯着大门，心里却想着这位老师究竟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的一年时间该怎样与他相处？

    上课铃一响，学生们尚未坐定，一道黑影便从她眼前闪过，刷刷地登上了讲台。许广平定睛一看，只见一名清瘦的男子立于彼处，眼神深邃透彻，留着大约两寸长的短发，似“怒发冲冠”般，黑直且硬，一派精神焕发之感，这人身穿黑色长袍，上面却有无数补丁，仔细一看，确是两件衣物，一件夹袍、一件马褂，只是穿得太久，洗得连颜色都分辨不出，甚至连脚上的皮鞋也打着补丁。赫赫有名的鲁迅竟是这样一番形象，一时间教室里议论声一片，似乎难以置信这乞丐一样的人竟是周树人老师，连许广平都茫然了。

    当鲁迅那充满着浓重绍兴口音的官话一出口，全场就鸦雀无声了。他的声音从他那瘦削的胸膛中发出，进入同学们之耳，书本上的知识在他的讲述下似乎变得那样明白、那样清晰，世间上的道理在他的口里是那么的直率、坦诚。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说到了点子上，都进入了同学们的脑子里，甚至连灵魂都能被其所震动，严肃的他在讲课时还会时不时地说一个小幽默来印证他的观点。同学们都被这样的老师吸引了，都真诚地成为了他的学生，他是真的掌握了这个课堂。许广平看着他，心中似乎有一团火焰燃烧了起来。

    那是团灰烬在燃烧，是迷茫的她又燃起了希望的火，她从他的眼神、他的话语中，似乎看到了他高大的灵魂，看到了自己迷失的方向。这样的老师才是真正的老师。

    许广平每周要上30小时的课，在所有的课里，她最盼望的就是鲁迅那只有一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略》，她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坐在第一排，焦急地等待老师的到来。上课之时，聚精会神，不肯放过老师的每个字、每句话、每个神情，她觉得，在鲁迅的课堂上，年青的思想才真正得到了升华，才能愈加进步。鲁迅已不仅仅是她的良师，更像是她的指路明灯。

    但是，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便急转直下了。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为女高师的新校长。杨荫榆虽然接受过欧美教育，但在担任校长期间却实行粗暴的家长式管理。对学生运动多加诋毁、限制、禁止，还多次开除进步学生，对不合己意的教职人员更是多方打压。鲁迅等老师遂愤而退回了女高师的聘书。杨荫榆的行为很快便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反抗，“驱杨风潮”自此而起。许广平更是这其中的中坚力量。

    学校环境日益恶劣，抗议、游行此起彼伏，学生们也面临着种种选择，更是有满心的疑问得不到回答。正是在这种苦闷、彷徨的时刻，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寻求答案。鲁迅也不负所望，很快回信解答了她的疑问。随着第二封信、第三封信的寄出，两人的通信也逐渐多了起来。日后，许广平还将她与鲁迅的通信结集出版，名之曰《两地书》，那几百封的信件，记录着两人的情感变迁。

    此时形式愈加险恶，杨荫榆竟将许广平、刘和珍等人开除，要他们的家人领回去，甚至还要派军警押送。在那种情势之下，鲁迅站了出来，告诉她们：“来我这里，不怕！”他那略显瘦弱的身躯在那时的许广平看来竟如泰山般伟岸宽广，他的行为已堪称英雄。许广平感到，他在自己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她已不想仅满足于做他的学生了。

    在鲁迅那里，她终于能够真正地接近他，接近这个她眼中的大人物，接近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内心，直到他的灵魂。

    鲁迅对许广平亦是颇怀好感的。许广平每次都坐在第一排，听课时神情专注，对他的提问也是积极回应，甚至还敢于打断他的话。两人第一次通信后，就未曾中断，他们在信中一同讨论现实、理想、社会、校园，渐渐地，信中的口气也不再那么严肃，而变得亲切起来。如果之前的信中还有着师生间探讨学术的严肃气氛的话，那么后来的信中则多了一份男女间的亲昵。

    总之，在某一天，两人互相确认了对方的爱意，成为了一对恋人。

    这对师生恋在那个纲常礼教的中国很明显是异端，他们的恋情也很快就遭到了封建卫道士们的攻击、污蔑。但是鲁迅跟许广平仍未改初衷，他们对这种攻击早有预感，他们就是要用爱情来冲破纲常伦教的罗网，来宣示爱情的伟大，来宣示旧道德的荒谬。

    许广平岂是普通的女子，面对老夫子老顽固的攻击，自然要反击，岂可忍气吞声。她随即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上发表文章，名曰《同行者》。她赞扬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还告诉世间：她将不会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封建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他们先是奔赴广州，广州发生反革命屠杀之后，鲁迅愤而辞职，许广平也随着他转而赴上海居住。

    鲁迅开始正面迎击反革命势力的“围剿”了，他的一篇篇文章、一句句话就像一把把利剑，刺向了反动文人和旧道德鹰犬的心，吹响了自由、解放的号角。而在鲁迅用笔来战斗之时，许广平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全身心地支持爱人的战斗。

    她为他查找资料，抄写字句，誊录文章，为他洗衣做饭，照顾起居，正是因为有了许广平这个贤内助的支持，鲁迅在此后十年的创作成果，远远超出了之前的二十年。

    他们在工作上通力合作，在生活上互相支撑，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光。

    （三）

    但是，许广平很快就感觉到，她跟鲁迅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让她感受颇深。她好像感觉得到，她跟鲁迅在一起后，反没有之前那么亲昵了。

    家门口有个公园，以前鲁迅还会跟她一起去逛一逛，到后来渐渐去得少了。她要鲁迅陪她去的时候，鲁迅也没有了以前的欣然，最多就是说：“公园嘛，就是左边一条路，右边一条路，有一些树。”

    这大概就是文人的通病，对他们来说，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尤其是对女人，文人们通常是只有开始的热情，一旦得了手，便不再珍惜。就好像一件珍宝，只有在别人的手中价值连城，一旦自己拿到手，就仅仅变成了一件家什。

    这大概也就是爱情的副作用，无论开始的时候有多么甜蜜，一旦熟悉了，也就厌倦了。婚姻在把两个相爱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同时，也把爱人变成了家人。爱情之中又增加了亲情的重量，而且越来越重。

    对许广平来说，她与鲁迅的爱情或许使她放弃了很多，而她得到的却远比放弃的少。这是她为爱情所做的不公平交易，虽然吃亏了，但还是心甘情愿的。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他身边的女人，能够一直看着他、帮助他、照顾他、爱他、吻他、为他生儿育女。她终于能够在他的光辉下生活了，即使被那炽热的光芒所灼伤，她也依旧是被羡慕的对象。

    她与鲁迅在一起是很辛苦的，毕竟是要做鲁迅的女人，难度可想而知。不仅仅是鲁迅本人的光芒太过耀眼，还有鲁迅惹上的那些麻烦。文化敌人、反革命势力、旧道德拥趸、封建卫道士组成的包围网的“围剿”，让鲁迅和许广平必须时时面对险恶的环境和恶毒的攻击。这对一个女人来说，压力甚大。

    鲁迅一直没有给她一个名分，直到她怀孕后，两人才正式结婚。实际上鲁迅早在家乡时，就被母亲逼迫娶了一个名叫朱安的姑娘。鲁迅并不喜欢朱安，只是母命难违。虽然正式娶了许广平，但按照传统，朱安才是大夫人，许广平也只是姨太太。在鲁迅、许广平眼里，旧的传统道德根本没有参考性。鲁迅心中真正的妻子只有许广平一个人，对朱安他从来没有承认过。

    倒是许广平很是同情朱安，她了解中国女人的苦难，知道在传统思想的压榨下的她们是没有错误的，错的是时代。她经常以鲁迅的名义给朱安寄钱、寄物，以帮她赡养家小。朱安也很感激许广平，她时常对人说，许先生是能够理解她的。

    虽然跟鲁迅的感情没有以前那样炽热了，但是那感情早已经转变成了更加稳定的夫妻之情。他们是要共度一生的夫妻，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鲁迅对许广平的牺牲与贡献是怀着深深的感激的，发表文章时他还时常用“许霞”、“许遐”的笔名。

    有一年，鲁迅得到了一版珍贵的《芥子园画谱》，他将它赠给了妻子许广平，还在上面题诗一首，其中一句“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就写出了他对许广平真挚动人的感情，那是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的感谢。

    这份爱情最终也无法阻挡死神的脚步，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去世，许广平一直陪在他身边。“死生契阔，与子携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的愿望，已不能实现了，最终，他们也不能互相抚着花白的头发，回首属于两人的爱的往事了。

    许广平将自己的余生全部贡献给了鲁迅，她出版他的遗作，整理他的文章，扞卫他的名声。无论在多么险恶的环境下，她都没有屈服，因为她的眼中，还屹立着那瘦弱的背影，而那瘦弱的背影，却是民族的脊梁。

    她应是无悔的，她爱着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是一个看透了世间的男人，是一个会给自己温暖的男人，是给了自己一个家庭的男人。他是别人眼里的“民族魂”，但是对她来说，他是鲁迅，是她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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