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将带你一起来探索“社会中的自我”。
31.社会化的人——狼孩的启示
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他人。许多科学事实已经证明，离开了他人，人成不了人，即使成了人，也很难生存下去，更谈不上幸福。
正因为如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把“在世界中生活”作为人生存的最基本状态。这里所谓的“世界”并不只是使用工具与物打交道的“周围世界”，而且也是与人打交道的“共同世界”。
1920年，一个名叫辛克莱的牧师，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发现两个狼孩。这两个和狼生活在深山老林自然环境中的女孩，大的七八岁，小的约两岁。辛克莱把她们救回送到孤儿院抚养，并给大女孩取名卡玛拉，给小女孩取名阿玛拉。阿玛拉入院后第二年死去。卡玛拉表现出了奇怪的生活习性：习惯用四肢行走，用双手和膝盖着地歇息；她害怕强光，白天喜欢蜷伏在黑暗的地方睡觉，睡觉以腰臀着地；夜间潜行，夜视敏锐，午夜嚎叫，闲逛游荡，企图寻找出路，逃回丛林；她用鼻子四处嗅闻，寻找食物，嗅觉特别灵敏，不吃素食，喜欢吃生肉，不吃人手里的，只吃扔在地板上的肉，舔食流质；她怕火，也怕水，从不让洗澡，即使天气寒冷，她也撕掉给她穿上的衣服，摆脱给她盖上的毯子。
辛克莱为了改造卡玛拉的动物行为，对她进行了细心照料和耐心的教育。但她进步非常缓慢，两年后才学会站立，六年后才学会独立行走，但在快跑时仍四肢并用。卡玛拉智力发展尤为迟钝。八岁时她只具有相当于六个月婴儿的智力发展水平；四年后学会六个词；到七年后才学会四十五个词，能用手吃饭，用杯子喝水。十七岁时，卡玛拉死去，当时她的智力发展水平仅相当于正常的三四岁的儿童。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心理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的心理活动，就其产生方式来说，是脑的反射活动，即客观事物作用于人所引起的高级神经活动；但是就其内容来说，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狼孩”之所以具有人脑而没有人类的心理活动，就是因为她们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可以说，一个人脱离了人类的社会生活，即使有一副正常的人脑，也不会形成和发展成人类的正常心理。
人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个结，人必须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而不能逃离它。就像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必须面对各种关系，如家庭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等。这所有的关系形成一张巨大的网，而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结。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有一句名言：“为了使自己幸福，就必须为自己的幸福所需要的别人的幸福而工作；因为在所有的东西里，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这句富有哲理的名言深刻揭示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联性，揭示了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内在的一致性。
在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使人们尚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在某些特殊的情形下甚至单个人也可能孤独地生存下去。但是，即使在传统社会人们最终也离不开他人，只是单个人还能在低层次上养家糊口。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人类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极大地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但是，在人类获得今天这样的幸福和自由的同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也在日益一体化，个人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他人和社会。在今天这样的现代化社会里，每一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致于离开了他人和社会，个人就会马上衣食无着，寸步难行，根本无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今天的人们，社会化和对他人依赖的程度比过去更高了。这个社会上，对于各种社会角色有不成文的规范，谁不遵守这个规范，就会在社会生活中举步维艰。
32.社会角色规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角色”，原是戏剧、电影中的名词，指剧本中的人物。在戏剧、电影中，角色是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它有两层含意：
第一，不管是谁，只要他担当某一特定角色，他就要按照这个角色的行为规定来行事；
第二，扮演某一角色的演员会消失，但这个角色一直存在，即使这个演员不存在了，将来别的演员仍然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人际关系心理学的角色概念，就是借用这种含义，表明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某种地位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模式。
人类社会犹如一个天然大舞台，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都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剧。每个人都在这“社会剧”中担任一种或数种职务，按照一定的行为模式，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串演着一出出绚丽多彩的社会话剧。
卫国有户人家娶媳妇。婆家借来两匹马，加上自己家里的一匹，用三匹马驾着车，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十分隆重地去迎接新娘子。到了新娘家，迎亲的人将新娘子搀上马车。一行人告别新媳妇的娘家人之后，就赶着马车往回走。
不料，坐在车上的新娘指着走在两边拉车的马问赶车的仆人说：“边上的两匹马是谁家的？”驾车人回答说：“是向别人家借来的。”新娘又指着中间的马问：“这中间的马呢？”驾车人回答说：“是你婆家自己的。”新娘接着便说：“你如果嫌车走得慢，要打就打两边的马，不要打中间的马。”驾车人有些奇怪地看了看这位新媳妇。
迎亲的马车继续前进，终于到了新郎家。伴娘赶紧上前将新娘扶下了车。新媳妇却对还不熟悉的伴娘吩咐说：“你平时在家做饭时，要记住一做完饭就要把灶膛里的火熄掉，不然的话会失火的。”那位伴娘虽然碍着面子点了点头，心里对这个新媳妇的多嘴多舌不太高兴。
新媳妇进得家门，看到一个石臼放在堂前，于是立即吩咐旁边的人说：“快把这个石臼移到屋外的窗户下面去，放在这里妨碍别人走路。”婆家的人听这个新娘子的话没有分寸又讲得不是时候，都不免在心里暗暗发笑，认为新娘子未免太爱讲话又太不会见机讲话了。
其实，这新媳妇所说的三件事，对婆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可是她刚踏进婆家门就俨然以主妇自居、多嘴多舌，这种做法却引起了旁人的反感。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人说话、办事，首先要考虑自己所处的位置，再根据这个位置的要求来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如果不顾时机、不分场合，不顾自己的社会角色，即使是好话、好事，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会引起别人的讥笑。
开放性的社会系统，是一种社会角色的网络结构。社会是角色系统，个人是角色系统中的子系统，社会就是由角色构成的一根连续的“链条”，每个人都是这根链条中的一环。一根链条，只要其中的一环出了毛病，整个的运转就会受到多米诺骨牌似的影响。这就像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只要一个角色越俎代庖，比如生演成丑，全剧就得乱套。因此，想要得到人际关系的和谐，每个成员都得留意自己此时此地的角色规范。
在人类社会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绝不是简单的相互间的刺激与反应，而必须为一定的角色规范所导演。角色规范是公认的，大家共同掌握的，而不是个人单独创造的。角色行为中的角色规范成分，使他人能够了解你的角色动机、角色情绪乃至个性特征，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故事中的新娘子，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新媳妇，应该遵守哪些行为规范，而做出了好像进门很久的媳妇做的事。初来乍到，毕竟还算不上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俨然以主人自居，管东管西，显得很可笑。尽管社会上的人千差万别，所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由于角色规范的存在，指示着人们需要满足的方式和提出相应的行为目标，使个人了解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从而才能使社会机制得以正常运转。否则，人类就会成为一盘散沙，社会也不成为社会了。
33.社会角色冲突——卧室门外的女王
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中扮演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当个人在所履行的两个或多个社会角色之间或角色与人格之间，有难以相容感，就发生了角色冲突。
角色冲突也可发生于个人遭受来自不同群体的不可调和的压力，或出现在角色定位模糊之时。
角色冲突可导致焦虑、紧张、苦恼、效率下降，或使个人为解决冲突而从一个或多个不相容的角色中撤退，重新定位或通过协调减轻对立诸方的压力。
维多利亚女王一次和她的丈夫吵了架，丈夫生气闭门不出。
女王来敲门，丈夫问：“你是谁？”
女王理直气壮地回答：“英国女王。”屋里没有声音，女王又敲门，声音平和了一些：“我是维多利亚。”里面仍是悄然无声。最后女王柔情地说：“亲爱的，开门，我是你的妻子呀。”门悄声地开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时刻惦记着你的地位和权力，每个人在不同时候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人的一生会扮演各种角色：领导、职员、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角色与人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当他（她）成功扮演各种“角色”时，既满足了社会的期望，也满足了个人的需求，所以他（她）能过正常的生活。反之，那些不能胜任各种角色的人，则很可能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中遇到困难，其中经常碰到的就是不能适应不同角色冲突带来的麻烦。
如果我们不能在需要的时候，自如地转化自己的角色，那么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行为上都会感到不自在。换言之，为了使日常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更为融洽，这种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即敏锐地观察出我们在各种情境下应扮演的角色并做出相应的角色行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角色转换会自发进行，但为了有备无患，我们还是多加注意为妙。
角色冲突是使人紧张的一个源泉。研究证明，总是生活在角色冲突中的人，会心率加快、血压增高。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角色紧张”。角色紧张对社会及个体的身心健康都非常有害。消除角色冲突，可以采取如下几种具体方法：
1. 学会角色换位
考虑和处理问题时，不要老是站在自己的角色的位置上，而应当换个角色位置，即站在他人角色的立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体验不同于自己的别的角色的需求、遭遇和感受。比如丈夫站在妻子的角度，妻子站在丈夫的角度，下级站在领导的角度，领导站在下属的角度，这样自然就能消除角色冲突，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2. 搞好角色调度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权利与义务。我们在角色转换后，应当及时对所承担角色的权利与义务有明确的认识，对该角色应有行为做出清晰的理解，以求顺应变化，尽早进入新角色，转换角色行为。
3. 避免角色混同
角色的权利与义务是各不相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应当区别对待。如在异性交往中，男性要把妻子、女朋友、女同事区别开来。同样道理，女方也要把丈夫、男朋友、男同事区别对待。如果将异性对象混同为一种角色，那就会出现很多矛盾和冲突。比如，在单位时是领导，习惯于发布命令、指挥别人，但回到家里，履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责，就不能一味严肃正经。
34.熟人链效应——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美国有人分析，如果随意挑出两个美国人来，例如：罗伯斯和约翰，那么，他们相识的可能性只有二十万分之一。但是罗伯斯认识某人，某人又认识另一个人，另一人又认识约翰。这种可能性却要多达一半以上。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熟人链效应”。
这条“熟人链”无始无终，如同经纬线一样网罩着整个地球。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熟人链”上的一环。
有一天，一个未过门的女婿准备去拜见丈母娘。他路过一家食品店，看见一条长蛇般的队伍延伸而出，原来是人们在排队购买脱销已久的一种名牌火腿。他忽然想起，“心上人”不是说她妈妈最喜欢用火腿煮汤喝吗？既然这种火腿特别可口，何不买几个，去讨她的欢心呢？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插到了队伍的前列。一位大娘看不惯，批评了他几句。他恼羞成怒，脱口便骂，把那个大娘气得怏怏离去。他心里想，反正茫茫人海，谁也不认识谁。
当他提着火腿，敲开“心上人”的家门时，一下子惊呆了。
前来开门的正是那位大娘。“什么？你，你就是我小女儿的男朋友？！”她目瞪，他口呆……
事后，他愧悔交加：“早知她是谁，我哪能干那事啊！”他的父亲听到后，厉声斥道：“难道不是你未见面的丈母娘，你就可以那样无礼吗？！”
有时现实生活中就是会发生这样巧的事情，本来“陌路相逢”，自以为会“分道扬镳”，谁料又“殊途同归”了。还有的时候，你在一个陌生的角落遇到一个陌生的人，闲聊几句后竟然发现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于是你不由感叹：世界真小！长时间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通俗心理学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只要通过五六站中间关系，就可以属于一个共同的熟人圈。你没想到你会成为朱丽娅·罗伯茨或爱斯基摩人的熟人吧？只要你尝试，通过熟人的熟人的熟人的介绍，最多不会超过五六站这样的熟人链，你就会成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人的熟人圈子里的一员。这一理论曾流行一时，据说是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提出的。
勿庸置疑的事实是，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灵活、开放。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使如今普天之下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村庄”即“地球村”。
在唐代，古人借长江三峡急流放舟，“千里江陵一日还”已使李白惊叹不已；而今天，现代交通工具使大洋彼岸相隔数万里之遥的美国，不用一天就能到。电子计算机的网络和终端设备，还使你只需把高见输入电脑，“地球村”里的任何一个需求单位及“公民”立即就能“近在眼前”，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瞬息之间传播到任何别的地方，就如从一个村庄的东头传到西头那么容易，那么迅速，甚至更容易、更迅速。由于“地球村”的出现，传统的时空观念受到了冲击，普通人的视野第一次真正地超过了国界的限制，遥远而神秘的异国他乡已变得近在咫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你，是这个“地球村”里的一位“村民”。“熟人链效应”在这个“地球村”里，在整个“开放的宇宙”里，其活动和作用的范围是大可任君想象的了。这正是社会系统开放性的一种表征。
卡耐基说过，一个人事业的成功，80％归因于与别人相处，20％才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灵。人是群居动物，人的成功只能来自于他所处的人群及所在的社会。只有在这个社会中游刃有余、八面玲珑，才可为事业的成功开拓宽广的道路。没有非凡的交际能力，免不了处处碰壁。总之，扩展你的熟人链，会对你大有好处。
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尔在1974年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找到一份工作》，其中他采访了几百名技术工作者，记录了他们的就业经历，发现有56%的被调查者是通过个人关系介绍找到工作的，其他20%是通过自己申请求职找到工作的，约18.8%的被调查者是通过猎头公司等渠道找到工作的。比如，新近失业的A在路上遇到了一年难得一见的熟人B，两人聊起最近生活情况，A对B说自己正想找一个软件程序员的工作。B突然想起了大学同学C上周在一次聚会上提到他们公司正在招聘，于是将C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告诉了A。最后，A通过C应聘到了他们公司。
不要小看了那些一年只有一两面之交的“半生不熟”的人，他们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往往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35.互惠原理——生活跷跷板
如果一个人帮了我们一次忙，我们也应该帮他一次；如果一个人送了我们一件生日礼物，我们也应该记住他的生日，届时也给他买一件礼品；如果一对夫妇邀请我们参加了—个聚会，我们也一定要记得邀请他们到我们的一个聚会上来。这就是互惠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互惠原理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以相同的方式回报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由于互惠原理的影响力，我们感到自己有义务在将来回报我们收到的恩惠、礼物、邀请等等。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如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就是要高低交替。一个永远不肯吃亏、不肯让步、不与别人互惠的人，即使真正赢了、讨到了不少好处，从长远来看，他一定是输家，因为没有人愿和他玩下去了。“跷跷板互惠原则”是你我在同事、朋友、恋人、夫妻……之间相处时，不可缺少的一门艺术。
在1985年，埃塞俄比亚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它的经济崩溃了，连年的旱灾和内战将食物供应破坏殆尽，人民由于疾病和饥饿在成百上千地死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5000美元的捐款从墨西哥送到这个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国家，估计任何人也不会感到奇怪。
但是报纸上的一条简短的新闻却让人跌破眼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确是有一笔5000美元的捐款，但捐款人和受惠者却与一般人设想的相反，是埃塞俄比亚红十字会的官员决定捐这笔钱给墨西哥，而受惠的人是当年墨西哥城地震中的受害者。
这是什么原因呢？还真有好奇者进行了仔细调查，发现了事情的原委：虽然埃塞俄比亚自己手头也很紧，但他们还是决定捐钱给墨西哥。因为在1935年，当埃塞俄比亚正受到意大利的侵略时，墨西哥也曾经给埃塞俄比亚提供过援助。这个事件证明了互惠原理的权威性。显然，互惠的原理战胜了文化的巨大差异、遥远的地理距离、极度的贫困饥荒和自己的切身利益。
著名的考古学家理查德·李凯认为，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互惠原理功不可没。他说：“我们人类社会能发展成为今天的样子，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在一个以名誉作担保的义务偿还网中，分享他们的食物和技能。”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张网，才会有劳动的分工，不同商品的交换。互相交换服务使人们得以发展自己在某一方面的技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和能手，也使得许多互相依赖的个体得以结合成一个高效率的社会单元。
感恩图报的意识之所以能够促成社会进步，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这种意识的未来性。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在人类社会的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意味着人们在与别人分享某些东西（比如说食物、能源、关怀）的时候，可以确信这一切都不会被遗忘。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达到了这样一种文明程度：当一个人将财物等资源分给他人时，其实并没有真正地将这些东西失去。
结果，那些以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资源为开端的交易变得容易起来，错综复杂而又井然有序的援助、送礼、防御和贸易体系也成为可能，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也难怪互惠原理会成为深深植根于我们心目中的价值观。
36.从众心理——众口铄金
从众是指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受群体的引导或压力，从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从众一方面表现为在临时的特定情境中采纳占优势的行为方式，如面对弱者的求助，跟随大家旁观，在动乱中跟随大家一起破坏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为对长期占有优势的观念和行为的接受，如顺应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所谓“入乡随俗”正是这种表现。
群体压力可以导致从众，如我们在家里可以穿各种奇特的服装，但当我们考虑是否穿这件衣服去上班时，想到同事们怪异和否定的目光，我们就可能放弃这个打算。群体压力可以在人们有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使人们经过理性考虑后选择从众行为；也可以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使人不自觉地跟随多数人的行动。最典型的就是足球赛后的骚乱，许多人盲目地受周围人行为与情绪的感染，不自觉地跟着大家一起起哄、破坏，而这些行为是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做出来的。
在孔子的学生曾子（曾参）的家乡费邑，有一个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这个同名同姓的曾参在外乡杀了人，顷刻间，一股“曾参杀了人”的风闻便席卷了曾子的家乡。
第一个向曾子的母亲报告情况的是曾家的一个邻居。那人没有亲眼看见杀人凶手，他是在案发以后，从一个目击者那里得知凶手名叫曾参的。这个邻居第一个把“曾参杀了人”的消息告诉曾子的母亲，但并没有引起预想的那种反应。曾子的母亲一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这个儿子，而且她的儿子是儒家圣人孔子的好学生，怎么会干伤天害理的事呢？曾母听了邻人的话，丝毫不信，她斩钉截铁地对那个邻人说：“我的儿子是不会去杀人的。”然后继续安之若素、有条不紊地织着布。
没隔多久，又有一个人跑到曾子的母亲面前说：“曾参真的在外面杀了人！”曾子的母亲仍然觉得不可能，不去理会这句话。
她还是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穿梭引线，照常织着自己的布。
又过了一会儿，第三个报信的人跑来对曾母说：“现在外面议论纷纷，大家都说曾参的确杀了人。”曾母听到这里，心里忽然紧张起来。既然这么多人都说她的儿子杀了人，恐怕是真的！她想，虽然她的儿子一直受着良好的教育，但是世事难料，他一时冲动杀了人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啊！她害怕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要株连亲眷，于是顾不得打听儿子的下落，急忙扔掉手中的梭子，关紧院门，端起梯子，翻越围墙从僻静的地方逃走了。
以曾子良好的品德和慈母对儿子的了解、信任而论，“曾参杀了人”的说法在曾子的母亲面前应该是没有市场的。然而，即使是一些不确实的说法，如果说的人很多，也会动摇一个慈母对自己贤德的儿子的信任。一个人说不相信，两个人说半信半疑，三个人或更多的人说很可能就相信了。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容易相信“众人”的意见。也就是说，从众心理，几乎每个人都有。
人为什么会有从众心理呢？
首先是为了获得行为的参照。当人们遇到不明确的情景时，往往更信任多数人的行为。因为在常识中，人们会很自然的假定，人多自然有人多的理由，人多的意见往往是正确的，那么自己跟随多数人的行为也自然是更合理的。
其次是出于对偏离的恐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个人对群体一般情况的偏离，会面临群体的强大压力甚至是严厉的制裁，因此，任何人对群体的偏离都会冒很大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大多数人会选择与群体保持一致，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
有时从众心理是来自群体的凝聚力。高凝聚力群体的成员，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会有强烈的认同感，愿意在群体中跟随大家一起行动。
社会上许多所谓的“流行”都可以用从众去解释。
大家都穿高跟鞋，你明明知道这对身体不好，但你仍会穿。如果你到了一个偏僻的村子，那里的女人都穿长裤，那么你也不会再穿短裙了。由于有从众心理的存在，才形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流行、习惯，但也由于它，有些人虽然觉得社会或团体有些不对之处，为了不与大家发生冲突，便违心地顺从了团体的意见。但在社会团体中，坚持自己的意见，顶住外来压力的人也不少。尽管他们可能受到非议，甚至为坚持真理而献身，但他们会带动更多的人觉醒，来跟随他们。我们把这种相反的现象称为众从。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从众和众从的行为，当然有些众从中的主导人物并不是由于认为群体行为不好，而有可能只为了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37.流言的产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流言是人们相互传播的提不出任何可信依据的消息。虽然在不确切性方面流言与谣言相类似，但与谣言不同。流言本身并不怀有恶意，其不确定性往往是无意讹传所致。它的后果可以很恶劣，如引起社会混乱或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但也可以是无所谓的。
流言传播的基本特点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一直传播到面目全非。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个人的经验有的人可以减去一些内容，有的人则可以增加一些内容。这种加墨润色是造成流言具有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春秋时期的宋国，地处中原腹地，缺少江河湖泽，而且干旱少雨。农民种植的作物，主要靠井水浇灌。
当时有一户姓丁的农家，种了一些旱地。因为他家的地里没有水井，浇起地来全靠马拉驴驮，从很远的河汊取水，所以经常要派一个人住在地头用茅草搭的窝棚里，一天到晚专门干这种提水、运水和浇地的农活。日子一久，凡是在这家住过庄稼地、成天取水浇地的人都感到有些劳累和厌倦。
丁氏与家人商议之后，决定打一口水井来解决这个困扰他们多年的灌溉难题。虽然只是开挖一口十多米深、直径不到一米的水井，但是在地下掘土、取土和进行井壁加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丁氏一家人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干了半个多月才把水井打成。第一次取水的那一天，丁氏家的人像过节一样。当从井里提起第一桶水时，全家人欢天喜地，高兴得合不上嘴。从此以后，他们家再也用不着总是派一个人风餐露宿、为运水浇地而劳苦奔波了。丁氏逢人便说：“我家里打了一口井，还得了一个人哩！”
村里的人听了丁氏的话以后，有向他道喜的，也有因无关其痛痒并不在意的。谁也没有留意的是有人把丁氏打井的事掐头去尾地传了出去，说：“丁家在打井的时候从地底下挖出了一个人！”以致一个小小的宋国被这耸人听闻的谣传搞得沸沸扬扬，连宋王也被惊动了。宋王想：“假如真是从地底下挖出来了一个活人，那不是神仙便是妖精。非打听个水落石出才行。”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宋王特地派人去问丁氏。丁氏回答说：“我家打的那口井给浇地带来了很大方便。过去总要派一个人常年在外搞农田灌溉，现在可以不用了，从此家里多了一个干活的人手，所以说得了一个人，但不是说从井里挖出来了一个人。”
流言往往就是这样，没有人去深究到底怎么回事时，就凭自己的一时印象传播了出去，如果下一个人也是这样，事情就会越传越邪。因为在传播过程中，没有人去认真地了解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们所以会传播流言，也有深层的心理方面的原因。比如：不安、恐怖、好奇或憎恶等。
在这个故事中，丁家过去从来没有井，现在打了一口井，引起了村里的人的好奇，加上丁氏的口误，引起人们奇怪的想象，就成了流言。再比如，听到某地闹地震，不少人感到害怕。有的人为了预测地震就自制了简易的地震仪，而地震仪的误差则成为“马上要发生地震”这个流言产生的原因，而真正推动流言传播的，实际是人们对地震的恐惧。
流言的内容是不确切的，但也不一定完全不真实。如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小道消息，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流言。它尽管不完全对，却也不是一点儿影子都没有。由于流言传播的绝大多数是不确切的消息，在某些场合难免会引起社会混乱，所以，有必要防止流言的传播。如何防止流言的传播呢？首先，社会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向群众提供确切的消息，以防止流言的产生。如果发现了流言，则要及时调查，把真相向群众通报。而作为个人，要有清醒的头脑、明智的态度，对各种消息要善于分析以判断流言所说是否准确，同时自己也不要加入流言传播者的行列。
38.社会促进实验——有竞争才会有发展
1897年，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观察发现，自行车比赛时，多人同时赛要比一个人单独计时比赛成绩更好。受到这种现象的启发，他做了一个实验，要求儿童绕钓鱼线，越快越好。结果发现，大家一起绕的儿童比单独绕的儿童速度更快。
后来，更多的心理学家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把他人在场（比赛伙伴或观看者）引起的个体活动中效率相应提高的现象，叫做社会促进。
类似的现象在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比如：
你在一条空旷的马路边散步，当另一个人在你身后急匆匆地赶过你时，你会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步伐；
你骑车上街买东西，当你发现后面有一辆自行车在向你骑的车子靠近，并正要超越你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加快车速；
你如果是位教师的话，虽然你有时候身体不大舒服，可是一上讲台，就来了精神；
你还常常看到，不少演员和运动员在表演和比赛时，观众越多，情绪越热烈，他们的劲头就越足，技术发挥得就越好；
…………
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人总是有惰性的，单独一个人时，无所谓输赢、好坏，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和你比较，你就觉得怎样都可以。当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人，甚至更多人，你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你会感到有人在看着你。你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们也可能正在评论我干得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好好干，让他们瞧瞧。”在任何社会环境中，人们害怕被抛弃，总想要别人喜欢和接受自己。很明显，当你与别人在一起时，这些动机更为强烈，当别人在身边时，你总认为别人可能正在观察自己。也许，你根本就不认识身边的人，但你却可能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进行着评价，而社会中的我们又是很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就不安起来，也会更加把劲了。如果对方碰巧和你做着同样的事情，就会让你感到一种竞争的存在，人都是好胜的，谁也不想被别人比下去，你于是想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不知不觉地提高了效率。
总而言之，当有旁观者或是同行者在身边时，容易激发起个人本能的反应，他们提高运动标准或努力展示自己，他们的工作就会进展得很顺利。他人的存在对工作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被称为社会性促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促进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或者说它的发生是有条件的。
心理学家阿尔波特在哈佛大学曾领导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选择了几种难易不同的工作，由简单到困难的排列是：划掉报纸上所有的元音字母，编排词的联想表，演算简单的乘除法算术题，反驳他人的哲学观点等。这些作业都要求被试（大学生）在两种情况下去完成：单独一个人做和五个人在一起做。结果发现，除反驳他人哲学观点的复杂作业外，其余几项作业，五个人在一起做都比单独一人做效果更好。当然应该注意，所谓社会促进作用，仅仅是由于他人的在场或参与便提高了个人的行为效率，而不是由于人们之间有竞争意识或接受他人的帮助的结果。
这个实验说明，在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时，身边有人在场，容易发生社会促进。相反，做比较复杂的事情，比如上面实验中的“反驳他人的哲学观点”，有其他人在场，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社会促退”。
39.社会促退实验——有人看着效率未必会高
有旁人在场，是不是都会引起社会促进呢？并不是的。社会促进并非总会发生，有时，身边有别人在场，会引起我们效率的下降。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促退”。
凡是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见到寺门匾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幅字还有一个有趣的来历。
大约两百余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庙里的和尚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位和尚，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不讳的人。洪川的每一勾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他都会“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批评道：“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和尚又摇头说：“更糟，还不如刚才那一幅。”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方丈说：“大师不在状态，会不会是嫌润笔费给得少了呢？”于是方丈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
洪川本来是位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84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和尚离开如厕的空隙，洪川松了一口气，在心无所羁的情况下，一挥而就这四个大字。那位和尚从厕所回来一看，翘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洪川开始时写不好字，就是社会促退的作用。
关于社会促退，心理学家皮森在1933年的实验中进行了证明。他发现，有一个旁观者在场，会减低被试者有关记忆工作的效率。心理学家达施尔也提出，有观众在场时，被试者即使是做简单的乘法，通常也会出现差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看来社会促进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对于那些做简单工作的人来说，有他人在场，会激发个体竞争的动机，而增强的动机有利于个体加快做事的速度。但如果这项工作对个体来说是新接触的，还很不熟悉，或个体还很难做好，还需要动很多脑筋，这时候，旁人在场会引发动机的增强，从而导致个体的紧张和焦虑，个体更容易表现得手忙脚乱，反而做不好。
比如老师让几个同学到黑板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黑板上演算几何题。如果题目是刚讲过的，比较简单，学生往往能很快做出，比下面的同学完成得快；但题目如果是很难的，站在台上的学生由于紧张发懵，其演算速度与结果往往不如下面的同学。
还比如当一个员工面临难题正苦于无计可施时，如果上司死盯着他不放，他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而无法专心工作。在教室里学习时，教室里如果有很多人，乱哄哄的，我们便很难保持高效率的学习。或者我们在背课文或记忆英语单词时，也喜欢一个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背。
了解了社会促进和社会促退的原理，管理者在工作中可以更合理地安排员工的工作。像打印上司交待的文稿、装订材料、核对账目这样的工作，员工已经做得相当熟练了，管理者可以将他们的办公桌和工作台放置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让许多人在一起工作，这样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如果需要完成的是一件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当事人集中精力思考，此时他人的存在会妨碍当事人的工作，就不应该让他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一项简单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存在社会性促进。而对于一项稍微复杂一点儿的课题，在大家尚未习惯时，可以让员工在封闭的环境中单独练习；而当他们可以胜任工作后，就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公开的环境下共同工作，以发挥社会性促进作用。
40.权威效应——谁说的话更可信？
著名空军将领乌扎尔·恩特的副驾驶员在飞机起飞前生病了，于是临时给他派了一名副驾驶员做替补。和这位传奇式的将军同飞，这名替补觉得非常荣幸。在起飞过程中，恩特哼起歌来，并把头一点一点地随着歌曲的节奏打拍子。这个副驾驶员以为恩特是要他把飞机升起来，虽然当时飞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起飞的速度，他还是把操纵杆推了上去。结果飞机的腹部撞到了地上，螺旋桨的一个叶片割入了恩特的背部，导致他终生截瘫。
事后有人问副驾驶员：“既然你知道飞机还不能飞，为什么要把操纵杆推起来呢？”他的回答是：“我以为将军要我这么做。”
航空工业界有一个现象叫“机长综合征”，就是在很多事故中，机长所犯的错误都十分明显，但飞行员们却没有针对这个错误采取任何行动，最终导致飞机坠毁。上面这个故事就是“机长综合征”的一个例子。
这个故事同时揭示了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就是人们对权威的信任要远远超出对常人的信任。
每个人都对身边的人或者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的大小各有不同。一般来说，权威人物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
假如你眼部不适，到医院就诊，如果其他条件相同，有一位眼科专家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大夫供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个呢？相信你一定会选择专家。
一篇医学论文是被推荐到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去报告，还是刊登在普通杂志上，这种反映医学成就的信息，其影响肯定是不同的。
这些都说明，权威对我们的影响力要超出常人。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权威的力量。
美国某大学心理系的一堂课上，一位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一位来宾——“施米特博士”，说他是世界闻名的化学家。施米特博士从皮包中拿出一个装着液体的玻璃瓶，说：“这是我正在研究的一种物质，它的挥发性很强，当我拨出瓶塞，它马上会挥发出来。但它完全无害，气味很小。当你们闻到气味，就请立刻举手。”
说完话，博士拿出一个秒表，并拔开瓶塞。一会儿功夫，只见学生们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都依次举起了手。但是后来，心理学教授告诉学生们：施米特博士只是本校的一位老师化装的，而那种物质只不过是蒸馏水。
这个实验中，人们宁可相信权威，而不相信自己的鼻子，是多么荒唐啊！
权威也许有更多的经验和资历，但是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的是，权威也是人，虽然他对我们来说可信度也许比一般人高，但是在倾听权威的意见时，永远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其实，如果总是相信权威，人类社会根本就不会取得进步。
洛德·卢瑟福是英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因对元素裂变的研究获得19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断言：“由分裂原子而产生能量，是一种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企图从原子蜕变中获取能源的人，都是在空谈妄想。”但数年后，用于发电的原子能就问世了。目前原子能已经成为主要的发电新能源。在法国，原子能的利用率甚至已占各种能源的40%。
在科学大发现的时代——19世纪，当牛顿发现宇宙定律、伦琴发现X射线后，有科学家曾断言：科学的路已走到头了，以后的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使实验做得更精确一些。但不久，爱因斯坦就发现“相对论”，给了科学界一个新视野。
权威是相对的，我们自己如果有足够的努力，也可以从非权威变成权威。所以对权威永远不要盲目地服从。
41.名人理论——名气与社会影响力
《韩非子》中记载：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王袍，因而全国的老百姓都穿紫衣，弄得紫布紫绢大涨价。齐桓公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你若要阻止这种风气，只能自己不穿，再跟别人说你讨厌紫色。”齐桓公这样做，果然没多久老百姓都不穿紫衣服了。
为什么齐桓公的喜好会领导全国的风潮呢？并不是因为齐桓公更精通服装的设计，而是因为齐桓公是名人，而且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名人。
人们不仅对权威，对名人也容易有超乎寻常的崇拜和信任。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宠儿，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利。这就是名人定律。
美国有两位大学生打赌，他们寄出了一封不写收信地址，只写“居里夫人收”的信，看它能否寄到居里夫人手里。结果，这封信真的寄到了居里夫人手里。试想，如果换了一个普通人，信还可能寄到吗？
人们对名人的追随有时比对权威的盲信更加缺乏理性。因为权威毕竟是在某个领域里达到较高造诣的人，而人们对名人的遵从往往和他的专业能力并无关系，而仅仅是因为人们把名人神格化了。
中国自南唐李煜起欣赏女人的小脚，以至于此后世代兴起缠足风，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李后主宠爱的名妃为了可爱的小脚，用绫子缠足，结果这种风气蔓延到全国，乃至对后世的无数中国女性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
歌德失恋后写出了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一时。小说是一部悲剧，其主人公维特最终因失恋自杀，写得非常逼真感人。没想到，小说发表后不久，社会上青年人自杀的比率骤然升高。这都是受到小说中主人公的感染，在心情悲观的时候模仿主人公而导致的。当然只有像“维特”这样的“名人”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模仿效应，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自杀了，肯定无法引起这种大面积的模仿，以至于当局不得不一度将此书列为禁书。
上面这两个例子中对名人的追随和模仿都是非常盲目和不理性的，而且可以看出对名人的追捧是古已有之。
有很多时候，人们还会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服务。比如明朝年间，江西吉州地方有个名叫欧阳伯乐的秀才到省城赴考时，在行李担上插了一面旗，上写：“庐陵魁选欧阳伯乐”，以标榜自己是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代。众考生见此便赋诗一首加以嘲讽：“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你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羞）。”
借名人光的现象在今天也决不少见。企事业单位以及商场、酒店、学校、娱乐场所，大都愿意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名人雅士题写名称；很多书籍也喜欢请名人题签；有的药品、保健品的宣传资料上，常常见到政界高级知名官员的题词和接见董事长、总裁的照片。就是因为名人更容易让人们买账。还有许多人初次见面，总爱向对方夸耀自己认识某某大人物，一提到那些官居要职的人，即便攀不上亲戚之类，也一定要说成是自己的熟人，或曰“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都是想“狐假虎威”，借名人之名为自己捞取好处。
其实作为名人，如果只因为自己有点名声，就以为自己是拥有特权者，是高于公众的人物，简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狂妄自大，只能为人所不齿。如我国某著名影星，走路都要别人让道，只因为她是明星；或者有的名人以为自己拥有特权，人家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他还感觉特别不可思议。相比之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现任美国国卿希拉里则表现出谦逊的、平民化的风范。希拉里和朋友在一家酒吧喝酒，到打烊的时候，兴致正浓，但是酒巴服务人员不管你是谁，到点了都得走人。作为第一夫人，希拉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
实际上，世间每一个人从本质上看，都是普通人。每一个人的成就，都不可能纯粹是自己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许多其他人的劳动，只不过名声碰巧属于你而已。而且名声也不一定是永久的。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的人，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迟早要栽跟头。
42.旁观者效应——是什么导致集体冷漠
2005年12月28日，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熊某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上班，谁知途中竟被人追杀。当熊某身中数刀，趴在地上呼救时，围观的数百人竟然都作壁上观，无人出面制止，也无人拨打电话报警。还比如，2005年4月25日下午，一个19岁女孩被一男子尾随追进公厕，惨遭20余分钟的蹂躏。尽管女厕内不断传出痛苦的嘶喊声，但围观的40多名市民无一人制止。
孔子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一直被我们当作美德，可是在今天的社会中，见义不为，冷漠旁观却成了经常发生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社会上当然是一片道德谴责之声，却不能减少它发生的频率。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国外的心理学家从心理学的层面，挖掘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使全美感到震惊。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人给警察打电话。
当时，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两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们无动于衷，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众人的冷酷无情，或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是不同的。当一个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能提供帮助，他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他见死不救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分担，造成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也意识不到，就容易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他们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一个心理实验得出的。在他们组织的一项实验中，有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加。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这些学生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被告知他是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而事实上他听到的话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呦……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就这样做；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这样做了。后来，当问到学生们：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他们都说没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他们把这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
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这种冷漠旁观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43.社会感染——情绪共鸣的产生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很善于在大型集会中，进行煽动性的演说，以此来煽起民众的“大日尔曼主义”情绪。群众对希特勒报以近乎疯狂的欢呼，在场的每个人，都做出平时羞于做出的夸张动作，并喊出平时无力喊出的歇斯底里的叫声。
这种个体在感人场景感染下，表现出情感和行为上不同程度的失控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感染”。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可以见到。比如观众们在一个剧场里安静地观看表演，突然间浓烟滚滚，大家发现着火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的人猛地冲向太平门，然后所有的人马上都跟着向出口挤去。结果人多门小，反而都被堵在了门口。这就是社会感染的一个好例子。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群众中的社会感染与心理暗示。
还有，在公共场所，我们看到别人起立，自己也会起立；看人家鼓掌，我们也会鼓掌，甚至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打起哈欠来。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这起源于人与人的模仿。他的一句名言是：“社会就是模仿，而模仿乃是一种梦游症。”
美国学者爱德华·A . 罗斯进一步指出，这其实是刺激与反应一系列递进强化的过程：群众在受到暗示后，就会发生相互影响；在相互影响下，一些荒唐的暗示又更加能鼓动群众，引发某种骚动；而骚动本身再次坚定了群众对暗示的信任。在这样的循环之下，群众趋向于越来越狂热。
这种现象在股市中也会看到。研究股市投机心理的专家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群羊理论”，解释了股民们随大势非理性地买卖股票，造成股市暴涨或暴跌的现象。
当刺激发生时，一个人的反应是因为受了他人的刺激，而这个人的反应又构成对他人的刺激，并且这些刺激会变得一次比一次强。股市大涨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度兴奋，股民甲和乙看到丙与丁在大量买进股票，情绪更加亢奋，继续不断买进，而甲和乙的这一些反应又成为对丙与丁的强有力刺激，使丙与丁买得更多，丙与丁的反应反过来又刺激了甲与乙——就这样，彼此循环刺激，使股价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后引发崩盘。
不光是股市，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因为投机过盛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比如，几百年前荷兰疯狂炒卖郁金香的事件，也遵循这一道理。还比如海南上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就是由于社会感染的作用，导致房地产过热，后来经过宏观调控，烂尾楼比比皆是，房价突降，内需紧缩，经济萧条……
引起群众争相仿效的社会感染一般有两种，一是情绪传染，个体自控能力下降，表现出各类过激行为。二是行为传染，动作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
当参与者具有共同的态度、兴趣和价值观时，社会传染最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球场的大环境中，作为松散的无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同仇敌忾的球迷不约而同地跟随他人而行动。当人们对比赛的进程、比赛的结果或者比赛中的球员、裁判有意见时，不满的情绪被煽起，并迅速扩散，只要有一个人向赛场扔东西，其他球迷也会扔东西，一下子掷抛物会像暴雨般地向下飞去。同样，那些冲动的暴力行为也会迅速引起共鸣，从而引发球场骚乱。
在“社会感染”中，个体感到丧失了个人身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做出与内在的标准（主要是道德准则）不一致、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发生的行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匿名效应——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才敢这样大胆。
44.拉绳实验——人多真的力量大吗？
有句俗话叫“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心理学家却发现，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这样的集体中，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倒有许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甚至非常有害的结果。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门瑟·奥尔森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集团成员越多，以相同的比例正确地分摊关于集体物品的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因而离预期中的最优化水平就越远；而集团规模越大，参与关于开展集体行动进行讨价还价的人数越多，从而讨价还价的成本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此，大集团要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
这个规律解释了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瞎胡混，鸡多不下蛋”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人多反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出现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呢？
早在1920年，德国心理学黎格曼进行过一项实验，专门探讨团体行为对个人活动效率的影响。他要求工人尽力拉绳子，并测量拉力。参加者有时独自拉，有时以3人或8人为一组拉。结果是：个体平均拉力为63公斤；3人团体总拉力为160公斤，人均为53公斤；8人团体总拉力为248公斤，人均只有31公斤，只是单人拉时力量的一半。黎格曼把这种个体在团体中较不卖力的现象称为“社会懈怠”。
之所以产生“社会懈怠”这种现象，专家们的解释是：人们可能觉得团体中的别人没有尽力工作，为求公平，于是自己也就减少努力；人们也可能认为个人的努力对团体微不足道，或是团体成绩很少一部分能归于个人，个人的努力难以衡量，与团体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所以就降低个人努力，或不能全力以赴。
为了降低“社会懈怠”现象发生的严重程度，国外研究者提出许多增加个体的参与感与责任感的方法。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当工作较困难或具有挑战性，并且个体相信自己对团体有特殊贡献时，“社会懈怠”现象会有所降低。
所以，针对“内耗定律”，在集体工作中，应合理地科学地安排工作，尽量发挥个体的潜能，戒除相互依赖性，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要避免“人多瞎胡混，鸡多不下蛋”的社会浪费，尤其要防止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物提供“滥竽充数”的机会。方法是：一、若在三人之间出现了“收益不对称”，即假设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多，他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二、如果三人之间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即依据业绩、成就所实施的现代绩效考核，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45.破窗理论——交通违章为什么如此普遍？
在北京，甚至在全国各地行人交通违章都是普遍现象，也因此出了许多的交通事故。明明知道违章，为什么还有人一干再干呢？对此，心理学上有一个“破窗定律”对此专门加以了解释。什么是破窗定律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进行了一项试验：他把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两个社区，一个是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一个是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对停在布朗克斯街区的那一辆，他摘掉了车牌，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不到一天就被人偷走了；而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停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车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定律”。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没有得到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破窗理论”揭示了，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会传递一种信息，导致这种不良现象无限地扩展。这种情况在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
比如，在窗明几净、环境优雅的场所，没有人会大声喧哗或吐痰；相反，如果环境脏乱不堪，就时常可以看见吐痰、打闹、互骂甚至随地便溺等不文明行为。又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那么谁也不会不顾别人的眼光而贸然插队；相反，车辆尚未停稳，如果有几个人猴急地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
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对管理秩序的任何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损害，如果不闻不问、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其后果可能就是纵容更多的人去破坏它。于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各类有损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出来。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
比如，在公共场合，如果每个人都举止优雅、谈吐文明、遵守公德，就能营造出文明而富有教养的氛围。“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是很重要的。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看起来很小的过错，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可能影响深远，呈蔓延之势。
这个定律还启示我们，越是无秩序的东西越易受到侵犯。因为第一扇窗户打碎了，秩序被破坏，后面的侵害就会接踵而至。一个团体，如果处于混乱之中，就很容易被外来的力量侵扰甚至被吞并。
比如某杂志社产权之争延续数年，人心不齐，矛盾错综复杂，于是不仅有人想侵吞这个“天上掉下的馅儿饼”，广告商、发行商也乘机拒付广告、发行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家杂志社，那里管理严密，制度规范，不仅外人无法插手，就是广告商、发行商如果费用不到位，也绝对上不了广告，拿不到发行权。
中国有句俗语“家不和，外人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如果内部矛盾重重，纪律松散，规章制度不健全，就容易被人坑骗、欺负。而针对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团体的内部凝聚力，内部井然有序，才能无懈可击。
46.时尚心理——人们总会和流行为伍
不同的年代相应流行不一样的时尚，同样，按照不同的时尚也可以区分不一样的年代。自第一条牛仔裤诞生至今，牛仔裤已有过百年的历史了。由最开始为军需品，到后来变成潮流的符号，牛仔的风格由单一到多元再重新回归淳朴。
世界上第一条牛仔裤，是指Levi"s501款，至今已有109年的历史，它用改进后的柔软布料做成。此前的廿多年，犹太青年Levi Strauss用耐磨的帆布做裤子卖给来美国的淘金者穿，没想到大受欢迎，他本人也成为牛仔裤的鼻祖。1925年，英国的Lee推出世界上第一条“拉链牛仔裤”。
20世纪30年代是牛仔裤的初始流行阶段。40年代，作为军需品，牛仔裤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其结实耐磨的优良特性。
在叛逆的50年代，Lee Cooper将女装牛仔裤拉链从侧身改至中间，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议。当时好莱坞明星马龙·白兰度、梦露都喜欢穿牛仔裤，使其成为年轻人追求的目标。
轻松时髦的60年代，美国出现了“嬉皮”一族，英国街头出现了“朋克”风潮，这些玩世不恭的青年给牛仔装加入了游戏精神和叛逆色彩。服装不再单纯为了美，更为彰显个性、表达有些颓废的自我提供了舞台。此时的Lee Cooper通过合并，成为欧洲最大的牛仔成衣制造商。
在豪放的70年代，牛仔裤文化成为主流，贵族与社会名流也将之收藏于衣柜中，不再对其有阶层的偏见。英国的安娜公主，埃及的法赫皇后，法国的蓬皮杜总统都喜穿牛仔装，更富有戏剧性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还身穿牛仔装参加总统竞选。70年代末，牛仔裤传入我国，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80年代的特点是经济繁荣、思想活跃，牛仔裤被故意撕破，裂口、破洞、毛边成为最流行的标志。
到了返璞归真的90年代，重视环保、价值反思使牛仔裤的潮流趋向纯正、朴实。“红布边”、“不石磨”、“二手货”的流行，体现了世纪末牛仔装的回归与怀旧。
牛仔裤的精神是自由，这自由二字大约等同于我们概念中的“放纵”——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人性本真。这样的境界，可能是人人都渴望的，但未必人人都可及。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上至百万富翁，下至平民百姓，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喜爱牛仔裤的势头仍方兴未艾。牛仔裤之所以能跨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受到社会不同阶层人们的喜爱，除了有实用的特点、独具匠心的设计外，时尚这一社会心理现象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时尚是一定时期社会上或某一集团中普遍流行的风气与爱好，是一种群体的心理状态。
从服饰、发型等有形具体的东西，到歌曲、说话用词等无形抽象的东西，只要社会上一时崇尚，任何样式都可以成为时尚或流行趋势。例如，流行服饰、流行发式、流行色、流行家具、流行歌曲、流行语、流行动作、流行的思维方式等等。
时尚流行是否有规律可循呢？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是有的。
第一是新奇。每一种时尚的开始，都是以与众不同的形式出现。它以最快的速度反映社会的某一现实状态，是新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风俗形成的前驱。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时装的式样兴衰有一定的循环规律。如果一个人穿上离时兴还有五年的时装，会被认为是怪物；在前三年穿戴会被认为是招摇过市；提前一年穿会被认为是大胆的行动；在时尚的当年穿就被认为非常得体；一年后再穿就显得土里土气；五年后穿就成了老古董；十年后只能用来耻笑；可是过了三十年再穿人们又会认为很时髦、新奇。某种时髦在消失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还会“东山再起”，形成一种循环。新奇是为了满足人们吸引别人注意的心理需要。
第二是从众。社会中对时尚趋之若鹜和视而不见的人都属少数，而绝大多数人都是以时尚的发展为转移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乎时尚的就是美的、进取的、好的，反之则是保守的、陈旧和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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