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地缄默，智慧地发声】

    有人说，理性和情绪是对立的。或许，这样的说法过于绝对，其实理性中蕴涵着智慧，情绪中也包含着智慧，情绪智慧的高低决定一个人对情绪的意识水平，情商高的人都是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

    试问，你如果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了，那么你还能控制什么呢？即便把整个世界都奉予你的手上，你早晚也会毁掉一切。所以，不要把不良情绪挂在脸上，那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你做不了心态的主人，必然会沦为情绪的奴隶。

    我们都是性情中人，都曾有过年少轻狂的岁月，杨绛亦是如此。那时他们已经回国，被困在上海沦陷区，钱钟书的工作没有着落，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便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的工作给了他，一家人才得以勉强糊口。

    时局动荡，他们的生活是凄苦萧瑟的。原本杨绛是在母校振华女中分校做校长的，如今分校也停办了，失了工作的她，只得一边当家庭教师，一边在小学做代课老师。生活所迫，她不得不为了每月的三斗米来回奔波。

    压抑的日子过得久了，总难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即使是豁达的杨绛，也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困居于上海时，他们的家是在法租界内的，而杨绛代课的小学却在公共租界，相距甚远，她每天不得不乘车到法租界边缘，然后再乘坐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甚是辛劳。

    刚开始，当有轨电车经过苏州河大桥时，车上的乘客都要排队过桥，并且要向驻扎此地的日本兵行鞠躬礼，倔强如她，自是不愿向侵略者卑躬屈膝的，于是便低着头蒙混过关。

    后来，乘客们不再下车过桥，但是日本兵会在桥头上车检查。每次日本兵一上车，全体乘客便会起立等待检查，车内气氛立马肃静而沉重。有一次，杨绛起立慢了一些，一个日本兵便瞪着她，还用食指挑衅地猛抬她的下颌。

    这样轻佻的举动惹怒了杨绛。巾帼不让须眉，怎么能让这帮没有人性的日本人如此嚣张跋扈，只见她怒目相向，不甘示弱地大声呵斥道：“岂有此理！”

    一句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本就肃静的车厢更是静默得可怕。不知过了多久，那个日本兵转身走了，车厢过道回荡着笨重军靴的沉闷声响。

    日本人下车后，电车继续开动，车内霎时炸开了锅，杨绛身边的同事早就吓呆了，她抚着胸脯说：“啊唷！侬吓杀吾来！侬哪能格？侬发痴了？”

    其实，后知后觉的杨绛此时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她暗自庆幸自己并没有惹下大祸，对于这些残忍的日本人来说，当街斩杀一个弱女子并不是什么大事，她有些后悔自己往枪口上撞了。以后的日子里，她宁愿绕道而行，也不愿再受日本人的羞辱。

    挑衅这样一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只能说杨绛够幸运。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再遇到日本人，她不再用情绪说话，而是用智慧行事。几年后，他们家突然闯进了两个日本宪兵，那时钱钟书在外上课，只有柔弱的她自己在家，但这一次她的表现很是机警。

    我们的杨先生不卑不亢，先冷静地请日本兵坐下，然后便借沏茶的机会，将丈夫珍贵的《谈艺录》手稿藏到了楼梯上的亭子间，并悄悄差人告诉丈夫不要回家。

    这一切做妥后，她端着茶水回到厅堂，客客气气地应付着两个日本兵，最后只让他们带走了自己的通讯录，外加一叠剪报，如此而已。正是因为她的机敏和不动声色，钱钟书智慧的结晶才躲过了盘查，未遭损毁。

    最惆怅的雨季，上海文坛被日伪牢牢把控，处处皆是陷阱深渊，一不小心便会招来日本宪兵的一番搜查拷问，而她就这样惊险脱身。他们夫妻二人，韬光养晦，谨慎待之，耐心等待河清海晏之时。

    有人如是评价她：“杨绛不是那种飞扬躁厉的作家，相反，她有缄默的智慧。她是一位勤劳的贤淑的夫人，白皙皙的……唯其有清净的优美的女性的敏感，临到刻画社会人物，她才独具慧眼，把线条勾描得十二分匀称。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

    情绪是智慧不足的产物，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风云怎样变幻，她均用缄默的智慧对抗磨难。不知是谁说的，当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时，你就是优雅的；当你能控制自己的心态时，你就是成功的。是的，杨绛不仅是优雅的，还是成功的，她创作的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颇受民众的喜欢。

    都说文如其人，她的剧作一如自身，自然而平实，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浓郁的幽默感，给了沦陷区百姓宣泄苦闷郁结的出口。这便是她，这便是她的剧作，她善于同笔下的人物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又从来不失温柔敦厚的本色。

    此情此景，此文此字，她自己是这样说的：“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坚强，那么，这两个戏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她的喜剧是空际传神、栩栩如生的，她的喜剧是幽默乐观、浅浅淡淡的。直面现实，梦想不断被拉扯，而她总是乐观相对，严肃思考，因为早已明了，你做不了心态的主人，必然沦为情绪的奴隶。

    后来，无论是下牛棚、挨批斗，还是丈夫、女儿相继离世，她都一直乐观面对生活。睿智的她早已将一切看破，守住自己的情绪，守住自己的人生，这才是圆满的一辈子。

    佛学大师赵朴初在自己的遗作中如是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老牵挂。”这是何等的境界！当我们看淡生死，看破人生，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对于情绪的掌控便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

    有人说，女人的自信来源于内心的淡定和坦然。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在这竞争的社会，女人的烦恼不比男人少，我们的生命舞台上充满各种各样的挫折和荣誉，所以不要太过狂喜，也不要太过悲伤，做到宠辱不惊，才能成为一名内心强大的坚韧女子。

    有句话说得好，越是有故事的女人，越是沉静简单；越是肤浅单薄的人，越是浮躁不安。你是什么样的女人呢？你是否也如杨绛这般，平静而从容？

    生活之中，也许有很多事情都无法预料，也无法强求；生活之中，也许有很多悲欢离合让我们无所适从，也无法面对。但是，真正强大的内心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依然不动声色地向前奔跑！

    享受淡定，品味优雅，智慧的女人，少了一份焦虑，多了一份豁达；智慧的女人，少了一份浮躁，多了一份魅力；智慧的女人，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幸福！

    【坚强，是不动声色的理性】

    我们常常在行走中迷失了方向，对前路的未知让自己变得迟疑、驻足不前。其实，这一切只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当我们鼓起勇气迈出第一步，就会发现，每走一步，前路都会更加清晰。有时候想得太多，不如坚强地迈出一步，人生的方向就会越来越明朗。

    坚强是身处逆境之人的心灵灯塔，只要在失意与厄运面前不对生活低头，你就是真正的强者。同大多数江南女子一样，杨绛有着纤瘦小巧的身材，可在困难面前，她内心爆发出的强大能量，却绝非一般人能够比拟的。坚强，与外形无关。

    对于杨绛来说，1945年的春天是一个让她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悲恸时期。姐姐从苏州打来电话，说父亲生病了，让杨绛即刻赶回苏州。

    杨绛赶快与弟弟、妹妹商定，第二天一早一同回苏州。可铁路已经被日本人严格控制，火车票很难买到，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便是长途汽车。似乎连天气也在为父亲的病情感到伤心，第二天一早便下起了雨，杨绛冒着雨总算买到了去苏州的汽车票。所谓客车，只不过是一辆破旧的大卡车，乘车的人很多，杨绛几乎是被一拥而上的人群挤到了车上。

    卡车有着十个轮子，车上却只有四条长凳，虽然车顶有两片防雨布，可雨水还是不断地从每个缝隙中漏下来。特殊时期，车上自然是能装多少人，便装多少人，根本就没有超载的概念。车上的人全部挤在一起，仿佛装在沙丁鱼罐头里一样。车上不仅有人，还有乘客们携带的各种行李，甚至还有装满咸鱼和糖的麻袋。

    卡车不胜重负，一路上摇摇晃晃地开着，乘客们随着卡车东倒西歪，随着颠簸上下起落。如果遇到被日军破坏的桥，全部乘客还要下车，和司机一同找来或长或短的木板将桥搭好，再让客车缓缓开过去，人们从残破的桥上走过去，再一哄而上，抢不到座位的，就只能一路站着。

    杨绛和弟弟、妹妹已经无暇顾及沿途的颠簸，他们的一颗心全都飞到了父亲身边。杨绛不知道父亲得了什么病，更不敢往深处揣测。凭着一股勇敢面对的精神，她才支撑着一路没有倒下。

    回忆起在父亲膝下恣意玩耍的岁月，她发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渐渐长大。坚强与勇敢，变成了长大的标志。过去的快乐让她无法忘怀，可生老病死远远超出了她可以掌控的范围，她可以做的似乎只能是勇敢面对。

    一路上，杨绛任凭眼泪默默流淌，心中却坚定着一定要再见到父亲一面。可是似乎天不遂人愿，当汽车行驶到太仓，路断了，河上不仅没有桥，连桥架子也没有，面对着这样的“道路”，卡车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太仓与苏州虽然相距不远，可也绝非徒步就能走到的距离。

    卡车司机告诉乘客，只能原路返回上海，杨绛没有办法，只能重新上车。卡车在返程的路上一路飞奔，因为天色已晚，担心遇上土匪，性命难保，有时遇到残破的断桥，卡车只得猛然加速冲过去，有时后轮悬空，几乎就要翻过去，大家一动不敢动，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只能把自己的性命交给卡车司机。好在杨绛和弟弟、妹妹平安地返回了上海，却也留下了一生的遗憾。

    当惊魂未定的杨绛回到上海的家里时，却被告知，苏州打来电话，杨父已经去世了。伤心至极的杨绛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这一哭，几乎哭了一夜，没有入睡。

    再坚强的女人，在噩耗面前也忍不住掉下眼泪。只是，坚强的人在哭泣过后会重新整理思绪，规划日后的生活，而不会一味沉溺于悲伤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因为生活还要继续，活着的人要继续以最饱满的姿态，走完剩下的人生。

    在钱钟书的陪伴下，杨绛渐渐从失去父亲的悲伤之中稍稍走出。可是，日本人还在控制着上海，日本兵四处横行，任意闯入民宅，搜查店铺，侮辱和逮捕市民。杨绛身在戏剧界，她的许多朋友都属于进步剧团，她也时常听说某位朋友被抓，每当听到警笛声呼啸而过，她便知道，又有人被抓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轮到自己。从与朋友的聊天中，她也在默默学习着“经验”，如果被抓，可以找什么人营救、怎样不牵连旁人。如果撒谎，会遭到更加严酷的对待，但是却要试着巧妙地隐瞒……

    连杨绛自己也没有想到，危险的一天竟然来得那么快。一天上午，钱钟书去学校上课，杨绛正在厨房里择菜，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来的是一个日本人和一个朝鲜人。杨绛一面招呼他们，一面假装倒茶，一面飞快地跑到屋里把钱钟书写的《谈艺录》手稿藏起来。叔叔看到日本人的本子上写着“杨绛”，便要她出去躲一躲。杨绛借口去邻居家，从后门溜了出去。可是她也知道，躲是躲不过去的，只要她不回家，日本人便不会走。

    出来了半天，总要有一个交代，杨绛向邻居借了一篮鸡蛋，假装是出来买鸡蛋的。进了家门，她特意大声对婶婶说：“我给您买鸡蛋回来了。”从大门走向里屋的一路，杨绛看到日本人已经把家里翻得乱七八糟，柜子里、书桌里和抽屉里的东西全部被倒了出来，到处都是。

    朝鲜人问：“杨绛是谁？”杨绛勇敢地大声回答：“是我。”朝鲜人又问杨绛为什么说自己姓钱，杨绛依然没有退却，说自己夫家姓钱，自己当然也姓钱。忽然又假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原来你们是找我啊，怎么不早说。”她一边假装道歉，说耽误了日本人的时间，一边又坦荡荡地要跟他们走。

    日本人让杨绛明天上午自己到司令部去，家里人吓得够呛，杨绛却丝毫不觉得恐惧。她仔细检查着被翻乱的东西，发现只少了一本通讯录和一本剪报，还有剧团演员联名为她写来的感谢信。她不仅不觉得烦恼，反而感到庆幸，还好自己把钱钟书的《谈艺录》手稿藏了起来，否则恐怕难以得到保全。

    第二天到了日本人的宪兵司令部，杨绛只是简单填了一个表格便被放了回来。后来才知道，日本人要找的“杨绛”并不是她。虚惊一场的一番大阵仗，硬是被杨绛凭着一腔沉着与勇敢应付了过去。

    那一段处处笼罩着恐怖氛围的生活，让杨绛的内心真正变得强大。她懂得在危险面前掩藏情绪，也学会在冷静中撑过所有事情。也许，越是在危难的关头，越是容易找到那个最坚强的自己。她从不冲动，也从不蛮干，生活中没有跨越不了的山峰，哪怕是峰高让人望而却步，你也可以选择巧妙地迂回而行。这也是勇敢和坚强的另一种定义。

    【一个“零”的旷达与从容】

    如果说干脆洒脱是女人个性的精华，那平静从容则是女人内心的涵养。能够在平淡的岁月中刻意捡寻一抹诗意，无论春夏秋冬，用文静与素雅将自己熏染得如同莲花般脱俗、菊花般清淡，这样的女人就比花朵更加安静美丽。

    用清幽的内心换取外在的宁静，任何事情似乎都可以宽容对待，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美。杨绛是美的，无论岁月在当年那个如花小囡的脸上刻下多少痕迹，她依然从未在人群之中迷失自己，从不妄自菲薄，更不骄傲自大。谦卑中带着些许傲气，将人生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杨绛曾说“我是一个零”，可如此低调的睿智，总是能让“零”这个数字，比其他数字更强大。自幼在江南长大的杨绛，举手投足间总有一种莲花般的优雅，即便是在病中，她也从不容许自己活得邋遢。为了让杨绛有一个更好的养病环境，钱钟书决定回清华执教。刚回到清华时，杨绛的身体很虚弱，连在校园里走一走的力气都没有，不管去哪，都需要坐人力车。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列宁服在女同志中间成了服装上的潮流，人人都穿着灰色布衣长裤，胸前两排扣子，腰里扎一根布带。只有杨绛不落俗套，每天依然穿着她的上海旗袍，乘坐人力车时，还要撑一把小阳伞。并非是她故作姿态，而是她懂得什么是美，也从不羞于展示自己的美。

    杨绛的装扮，在清华校园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人在旁边默默欣赏，也有人在背地里说三道四。一次杨绛刚刚收起阳伞走下人力车，一位夫人走过来拿起她的小阳伞，用夸张的语气问：“这是什么东西呀？”杨绛知道她是想揶揄自己，只是笑笑，没有回答。

    有时，面对他人的非议确实无需用言语反击，平静地一笑，反而比任何话语更有力量。就如同中国功夫中的太极，四两拨千斤的力道，便能将一切非议化为无形。

    学校在“三反运动”中每天都召开“忠诚老实”会议，会议结束后就是评定每个人的薪资，薪资值多少斤小米由自己报数，再由大家评议。杨绛为自己报上的斤数很少，这并未给她赢得任何美名，同事们反而说她有“散工思想”，不愿意当专任教师，只愿意当“散工”，宁可工资拿得低一些，也不愿意为国家服务。

    最终评定的结果，杨绛的薪资是六百五十斤小米。在当年，这是一个很少的数字，杨绛却已满足。不愿事事都得头筹，只愿平静地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又有什么不好？用淡淡的笔墨去勾勒生活中一些素简的画面，虽不雅致，倒也足以一乐。

    清华大学在“三反运动”中与多所大学合并，杨绛觉得现在的清华再也不是从前的清华，她最擅长的文学已经成为学生最不热衷的科目，她开始潜心研究语法，打算只教基础英语。不久之后，她与钱钟书一同被调进文学研究所，那种感觉就像被逐出了清华。可经历过一场运动，教师们已经害怕教书，被调进文学研究所就意味着不用教书，大家反而都很羡慕他们。

    人们总是对幸福高谈阔论，却很少有人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模样。有些事情看似吃亏，实则隐藏着大大的福气。愚者认为幸福是那样遥不可及，智者却认为幸福随处可得。

    1952年的秋天，所有正在准备搬家的教师都带着被赶出清华的失落情绪，杨绛也夹杂在准备搬家的众人当中。钱钟书还有其他工作，没办法和她一起搬家，只有家中的保姆郭妈帮杨绛一起从家里把东西一件一件搬到车上，两个人手脚麻利地就把家从清华园搬到了文学研究所的平房里。

    心静之人，再荒凉的场景都能看出景色。文学研究所的平房门前有个小院，杨绛亲手在院中种了五棵柳树，为灰白的画面点缀出丝丝绿意。她努力地用双手创造着那些可以实现的美好，至于那些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她从不去争抢，任凭花开花落，属于自己的终会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也不去强求。

    杨绛与钱钟书在外文研究所的薪资都不高，她被评定为三级研究员，薪资只有六百五十斤小米，钱钟书虽比她高一级，但也只有七百斤小米。所有的薪资评定都由文研所的副所长何其芳一人说了算，曾与杨绛同级别的其他研究员，薪资都比钱钟书高一些，而杨绛一直到退休，也依然是三级研究员的身份，几十年都未曾变过。

    所有的一切都不能让杨绛在意，当年她和钱钟书决定留在大陆为祖国效力，就已经知道注定要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也做好了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她认为，领导喜欢提拔自己的熟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她只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服服帖帖地听任领导调遣就好。

    真正纯净的心灵才是神圣的，如果心中被各种永不满足的欲望填满，一颗曾经明镜般的心便如同落满了尘埃。可她偏偏不肯随波逐流，硬是看轻一切欲望，在无欲无求中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快乐和幸福。

    自从1952年被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杨绛就再也没有离开，无论文研所的归属如何变动，她始终留在原地。她曾笑着总结自己在文研所的经历：“二十五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

    最初来到文学研究所，杨绛和钱钟书有着“反动教授”的身份。所里一共有四名反动教授，他们夫妇就占了一半的名额。没人看得起他们，也少有人主动搭理杨绛。杨绛所在的外文组又分成若干个小组，却没有一个小组愿意接纳她。她最初以为只是因为“重男轻女”，可后来渐渐发现，许多女副所长只是“副研”的级别，而杨绛虽然身为“正研”，却什么好事都没有她的份儿。她渐渐明白，也许是因为自己不是党员的关系吧，在领导的心目中，她和钱钟书都是“外人”。

    在1953年的第二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文学研究所的全体研究员都是大会代表，只有杨绛和钱钟书不是。外文组曾经集体编写《西洋文学史》，也只有杨绛一人没有被批准参与。

    杨绛仿佛披上了“隐身衣”，谁也看不到她的存在，她也安静得不闻不问。她也有着一点小小的“私心”，希望加入现代组，因为可以读到新出的书。可听到她的申请，现代组的副组长夏森让她写个报告，其实也不打算要她。写过一两次报告之后，杨绛终于认清了现实，便不再写下去了，只要能让她读书，她就没有其他的要求了。

    在团体之中遭受排挤，无疑是对精神世界的一种蚕食，可只要心灵纯净，就是自由的王者。一切的欲望不过是禁锢精神世界的枷锁，任何人口中的言语，都成为不了真正的你。这是披上“隐身衣”的作用，更是作为一个“零”的最高境界。

    平淡的生活，简单中也充满着乐趣。淡是杨绛的生活态度，有人喜欢生活充满浓浓的味道，而杨绛却偏偏喜欢淡。她把生活过得如同家乡的清粥小菜，味道虽不浓郁，却充满回甘，无比香甜。

    杨绛虽然并没有参与太多的工作，却觉得自己似乎浑身都是错，连已经翻译一半的Gil Blas也险些被终止。文学研究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三套丛书，所里的全部研究员都是编辑委员，钱钟书也是编委之一，又只有杨绛一个人不是。编委们每次开会，都能到同和居吃上一顿酒席一样的晚饭，每次听着钱钟书夸奖同和居的饭菜好吃，杨绛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羡慕，因为整个研究所只有她一个人与美食无缘。

    编委和美食都没有杨绛的份儿，可得罪人的事却总是找上她。组里让她负责审稿，每次作者、译者与责任编辑意见不一致，僵持不下时，总是要找杨绛来仲裁。这是一项两面不讨好的工作，不仅烦琐，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得罪双方。如果发现错误不指出来，人家会说她不负责任；如果指出错误，则容易得罪专家。好在，凭借智慧，杨绛的每一次仲裁都让双方服帖，这是极其难得的。

    像参加文娱活动这样的事，自然也没有杨绛的份儿。每次所里发戏票，钱钟书总是能得到一张，可杨绛不能去，钱钟书自然也不会去。直到多年以后，杨绛终于得到一张没人愿意要的国庆观礼末等票，她如获至宝，特地打扮了一下，想要去长长见识。可惜，末等票的位置太靠后，瘦小的她只能看到别人的后脑勺。

    虽然处处遭受冷落，可分配给她的工作，杨绛却从来不敢怠慢。每一次的翻译，她都仔细制订计划，按时完成。翻译之后还要请钱钟书帮她校对，如果有钱钟书觉得不好的地方，她再重新翻译一遍，再誊写到稿纸上。有时计划定得太紧，来不及完成，她每天赶工作赶得面无人色，连女儿都觉得她可怜。可是工作成果按时交上去之后，人家只夸译文好，依然看不起她。

    最让杨绛感到委屈的是，每当按时完成工作之后，旁边便会响起冷言冷语，说她之所以能按时完成工作，是因为她什么事都不管，别人都在忙着开会和搞“运动”，只有她一个人能按时完成工作。

    也许，无论生活或是工作，杨绛都不算是最好的那一个，可她却始终保留着一颗真挚而善良的心。不论现实是丑陋或美丽，她依然不骄不躁、心平气和，怀着一颗坦然自若的心，以平易近人的姿态，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杨绛和钱钟书的住所一搬再搬，最后搬到了一个大杂院里。杨绛和院里的每家人都走得很近，尤其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她，她总是得意地说：“我在上层是个零，和下层关系亲密。”

    在邻居们眼中，杨绛的心是一滴透明的水珠，入眼，清洁平淡，入心，温婉清新。再美丽的容颜也终将在岁月流逝中渐渐衰老，唯有一颗如莲如菊般素雅的心，无论时光怎样流逝，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模样，她仿佛将平淡当成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在淡淡的微风中自由自在地徜徉。

    【动荡的是岁月，不是内心】

    都说女人敏感，是因为她们有着纤细的神经，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件微小的事情都能触及女人的心灵。更有人说，女人大多冲动，当变故到来之时，总是难掩内心的慌乱，因此处变不惊的女人往往是最有智慧的。

    女人从少女走向成熟，开始懂得让那些生命中无法承受的东西，在时间的流逝中被风吹散，用一种微笑的心情去品味花开花落。冷静的女人最可爱，正因为有那冷静背后的一丝理性，才不至于在冲动之下办错事情。

    杨绛曾经历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堪称屈辱的事情，可她却用一种“怨而不怒”的冷静，将所有的恶言讽刺与残酷对待看得云淡风轻，并在多年以后，用平静的文字将这段不公平的往事娓娓道来，那清淡的语调，似乎是在讲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有人说卑微是最好的隐身，刚刚步入老年的杨绛，一下子从众人景仰的知识分子，变成身份最卑微的批斗对象。那一年，钱钟书刚好六十岁，杨绛本打算用一碗寿面为钱钟书庆祝耳顺之年，可还没等到生日那天，钱钟书便被下放了。杨绛带着女儿和女婿一起为钱钟书送别，可等到她被下放时，女婿已经承受不住迫害而自杀，来为她送别的只有孤零零的女儿圆圆。当火车缓缓驶出站台，女儿的身影消失不见，杨绛的眼泪早已溢满了双眼，她曾用文字这样写道：“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女人到了一定年纪，曾经得到过许多，也曾经失去过许多，本以为已经到了再也无可失去的年龄，可生命中总是隐藏着一波又一波的暗涌，唯有闭上眼睛，任凭风浪冲刷，平静对待，当再次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便会发现头顶又充满阳光。

    只是，杨绛头顶的那片阳光，并没有很快出现。她最初被下放的干校在河南省的息县，她与一同被下放的其他三位女同志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里，后来又搬进副队长家储藏干草和木头的屋子里。屋子中有一个最黑暗潮湿的角落，室友都说，住在那个角落里一定会得病，她们照顾杨绛年岁大，让她第一个挑床位，可杨绛却偏偏挑了那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面对室友们惊讶的神情，杨绛云淡风轻地说：“我已六十岁，来日无多了，有病也无妨，你们正年轻呢。”

    女人的善良，就如同潺潺的小溪，虽细水长流，却终将汇入大海。杨绛那一句看似平淡的话语，却仿佛一缕清淡的香氛，沁入室友们的心里，回味悠长。这一份善良与冷静，让瘦小的杨绛，在室友们的眼中显得那样高大，无意中播下的一个善因，也在无形中结出了善果。

    杨绛下放的息县，当时的路极其难走，每当下雨，道路就变得泥泞不堪，从外面走回住处，总是要摔成一个“泥团”。即便如此，杨绛却从未用自己的年龄做借口，要求搬离这条难走的小路。反而是领导体谅她，想要她搬到离厨房很近的一间房子。可同屋的三个人舍不得杨绛，请她不要搬走，担心换了一个人居住，相处得不如现在融洽，更担心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无所顾忌地说话。杨绛曾经对同屋的三个室友说过，要她们随意地聊天，自己带着一个小收音机，她自己听广播，听不见室友说话。面对室友的挽留，杨绛对领导说，自己在这间房子中已经住习惯，也不怕摔跤，因此拒绝了领导的好意，没有搬家，依然坚持每天走那条难走的小路。

    其实，在喧嚣中保留一份冷静，一切的烦心都会省去。真正的乐趣不在于受到多少追捧，而在于无论外在如何冷落，内心依然热切。心灵宁静的人，总是能比别人品味到生活中更多的甜蜜，因为他们内心高远，却并不琐碎，能将枯燥演绎成恬淡。这便是杨绛用几十年的人生历练总结出的人生信条，这个信条也在她身边形成一层保护罩，让她虽饱经风雨洗礼，却安然无恙。

    当他人躁动不安时，杨绛却依然淡然地只愿做自己，她清楚，所谓的各种称呼只不过是别人硬加给自己的标签，她依然是杨绛，那个只喜欢与书为伴的女子。

    有一个被称为“刺儿头”的年轻人，曾经狠狠批斗过杨绛，可下放干校后，这名年轻人也面临着从严惩处的危险。“刺儿头”的家中既有老父，又有妻子和两个儿子，没有了他的薪水，一家人都没饭吃。无奈的他找到杨绛借钱，杨绛似乎从未将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只让“刺儿头”给自己留了一个地址，她把钱按照地址寄到他家里。不过，杨绛也并没有忘记凡事谨慎的道理，她叮嘱“刺儿头”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如果一旦被发现，自己就再也没办法帮助他了。

    杨绛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就连钱钟书也没有告诉。可这名年轻人在一次审讯时被打急了，险些供出杨绛。室友们都为杨绛担心，可杨绛却偏偏异常冷静，她早已打定主意，如果问到她，就坚决不承认，谁又能证明自己借过钱给“刺儿头”。室友们都为杨绛的冷静所折服，别人遇到这种事，都会只求自保，哪有人会像杨绛那样，不顾个人的安危去帮助别人。

    后来，“刺儿头”的妻子病重，他回家探亲之前，杨绛还借给他一百元钱，而她这次下干校一共才带了一百五十元钱。“刺儿头”回到干校后，杨绛还主动关心他妻子的病情。可“刺儿头”却误会杨绛是要他还钱，对她的态度很冷淡。杨绛却又从自己剩下的五十元钱里拿出四十元，让“刺儿头”寄回家去给妻子吃药补养。此举让“刺儿头”惭愧不已，杨绛的行为彻底让他感动了，他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压在了办公桌的玻璃下面，他说是杨绛教会了他什么是人、怎么做人。

    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一样的眼睛，却总是培养出不一样的处事能力。同一件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出发点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便不同，造成的结果更是千差万别。人的困扰大多是自己造成的，如若像杨绛一样时常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给人以热情，也许世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仇恨。

    许多时候，过多的言语并不能带来好的结果。杨绛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宁愿被误会，也不愿过多解释。一滴墨可以污染一杯水，却难以浑浊整条河，忍耐别人的缺点，宽容对待他人的误会，心绪自然平静。如果总是执着于某件事情而难以释怀，最终也不过是委屈了自己。学会让步与释然，用忍耐换取一世的风平浪静，日久自然见人心。

    帮助“刺儿头”，并不是杨绛在干校里唯一做的好事。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脚上被扎了一个洞，血肉模糊的，杨绛看了就心疼，不在乎他的脚脏兮兮的，直接捧过来放在自己腿上，为他清洗、敷药、包扎，这一举动让年轻人将杨绛当作真正的好朋友，更加信任她。

    身处再苦的生活环境中，杨绛也有着难得的“大方”。她每天把钱钟书买给她的牛奶糖装满口袋，只要见到在干校里干活的人，就给上几块，她自己却很难得吃上一块。室友张佩芬也时常会把自己从上海买来的糖送给她，她却舍不得吃，总是偷偷留给钱钟书。

    领导们对杨绛的大方反而看不顺眼，总是不点名地批评她，说有些人乱搞“人道主义”，这人塞几块糖，那人塞几块糖。面对领导的冷言冷语，杨绛丝毫不在意，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因“人道主义”而受批评，可她却深信，“人道主义”代表的是温暖，也代表着人性，不提倡人性，难道要提倡“兽性”不成？

    人这一生总是要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要经历形形色色的事情，如果一切行为都由别人的语言和评价左右，那与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又有什么区别？

    发扬“人道主义”时，杨绛从不挑选对象，更不会考虑对方是否做过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在难友被批斗之前，杨绛教他晚饭少吃一口，挨批斗时嘴里含一块人参，可以保持头脑清醒；在踩泥坯盖房子时，她又教另一位难友，带上一条毛巾和袜子，踩完泥换上袜子可以避免受凉。她帮助的这些人，许多都曾经欺负过她，甚至看不起她。有人说杨绛的行为是“糊涂好心人”，听到这样的评价，她却只是笑笑，依然不计前嫌地以德报怨，这是“人道主义者”对人性弱点最大的理解与宽容。

    “人道主义”发扬多了，总有收到回报的一天。当杨绛被分配去麦田除草时，男同志一人管四行，女同志一人管两行，队长照顾杨绛年纪大，只让她负责一行。可两位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却偷偷告诉杨绛，要她一行也别管，他们来帮她做，只留几根“毛毛”给她交差。看着同伴在前面如同一阵风一般干活，杨绛捡着他们留给自己的“毛毛”，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

    菜园班的班长也对杨绛非常照顾，为了不让她干活，就派她去看菜园，而钱钟书的宿舍就在菜园旁边不远的地方，走路也不过十几分钟。钱钟书在那边负责看守工具，班长就常常派杨绛去找钱钟书借工具，用完了再派杨绛去还，特意为他们创造见面的机会。

    笑看生活的刁难，暗处也能开出明媚的花朵。人生的河水不会永远平静，时常隐藏着波涛暗涌。用不蔓不枝的冷静为自己的航向掌舵，忽略耳畔一切想要主宰自己的声音，用宽容去对待这个世界，自然会收获一份坦然。

    人生之路从不平坦，世事也永远不如想象中那般完美，保持一份内心的淡泊，接受世间所有的是与不是，再多的风雨也不过是对心灵的一场洗涤。残缺中依然可以发现美，失败中依然可以寻找到生机。

    【再坏的事情也无须刻意规避】

    人生的每一天都有白天和黑夜，只不过人无法决定日出和日落的时间，我们很容易爱上阳光的灿烂，却憎恶让内心无比纠结的黑夜。人们总是担心原本照耀在自己身上的太阳一旦落下，便不肯再升起，其实即便是生活在黑夜里，也总是能找到一些东西来代替太阳，哪怕不如太阳那般明亮，却能让黑夜不再黑暗，这份光亮就是信念。

    懂得苦中作乐、悲里寻欢，这一切都是杨绛的精神境界使然。那段时光，杨绛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被丢弃在穷乡僻壤，进行艰苦的劳动锻炼，可每当回忆起来，杨绛却总是能从伤感与愤怒的情绪中跳脱出来，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性格的力量。透过荒谬和苦难，坚守自己的真理，传递善良和乐观，这是她毕生的信仰，更是在黑暗之中滋生出的一种信念。

    她能以最冷静的姿态平稳度过并不美好的光阴，是因为她心中有爱。心中有爱的人，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总是能找到头顶的一片光亮。

    杨绛曾经与一批老知识分子一同下乡锻炼，钱钟书想念杨绛，更心疼她，每天她都能收到一封钱钟书的信，密密麻麻的文字里饱含着绵绵的情意。一同下放的人，一两个星期才能收到一封家信，甚至有人从始至终也没有收到过一封信，唯有杨绛，每天都能在文字中感受到爱人从远方传递来的真心。她认为，这是钱钟书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就像钱钟书自己写的那样：“‘以离思而论，行者每不如居者之笃’，‘惆怅独归，其情更凄戚与踽凉长往也’。”

    每一封信都是杨绛的宝贝，她总是反复读上好多遍也舍不得丢掉，都收藏在衣袋里。衣服的每个口袋都被钱钟书的信塞得鼓鼓囊囊的，后来连行动都不方便了。她只好把所有的信都拿出来，藏进提包里，身上轻了，心却重了。虽然信中写的只是一些嘘寒问暖的话语，可她担心这些信会成为别人无中生有的借口。

    信越攒越多，到后来甚至无处可藏，杨绛只好狠下心来，在公社的泥地上，将所有信件付之一炬。每当回忆起那些宝贵的信件，杨绛总是感到心疼，可在那时她也只能安慰自己说，如果留下了，也许会招来更大的祸端。

    一切的爱都在心中，哪怕是书写在纸上的“爱的证据”荡然无存，那铭刻在心中的点点滴滴仍然是她一辈子的财富。

    一次又一次地下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瘦小柔弱的杨绛吃了不少苦。再没有人向她提供帮助，所有的行李她都要自己来提。虽然行李已经减到不能再少，可走到半路，杨绛就已经筋疲力尽。男同志力气大，走得快，杨绛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根本跟不上。可她又不能停在半路上，只能拼命往前赶，等到赶到人民公社，她累得几乎丢掉了半条命。

    在乡下，杨绛每天拿着一根木棍，跟着公社的老大妈们一块砸玉米棒子，将玉米粒全部敲落下来，然后再推着独轮车运送秫秸杂草。瘦小的她也学会了推独轮车，能把秫秸堆得比自己的身高还高。她学东西向来就比别人快，推独轮车时，走得非常稳，无论是上坡、下坡还是拐弯，独轮车从不翻倒。只不过，每天脚跟都非常用力，常常把袜跟磨破，露出脚后跟。

    活儿干得多，饭却吃得不好。乡下每天的餐桌上不是玉米碴，就是窝窝头和白薯，吃了一个月后，杨绛在梦里都能梦到荷包蛋，可是在梦里她却没有吃，她心中怀念的是钱钟书亲手为她做的牛奶和红茶。好不容易吃上一次白米饭，一向饭量不大的杨绛竟然一连吃了两碗，她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吃过那么香软的白米饭。

    人生的滋味有千百种，苦涩当中的一点点甜蜜会让人倍加珍惜。那两碗白米饭，始终让杨绛感受到无穷的力量。人生并非只有享受，黑暗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接受生命赐予的所有，坦然面对生活中的人和事，不抱怨，不摒弃，这才是豁达从容的人生。

    吃得不好，住的条件也自不必说。杨绛和女伴曾经在工人大嫂家住过几天，那里有热炕，不至于受冻，可没过几天，工人回家，她和女伴只能连夜搬到一间满是灰尘的空屋里，在冷冰冰的炕上住了一夜。后来又搬到公社的缝纫室，里面只有一张竹榻，在上面再架上一块木板，就算作上铺。女伴说自己身体重，爬不上去，杨绛就义不容辞地睡到上铺。每次扶着墙爬上床，躺下后就只能一动不动，否则就会滚下来。一段时间之后，杨绛又搬到托儿所的暖炕上住，早上起来要把铺盖卷好摆在里面，托儿所的孩子们就在炕上玩耍，她们的铺盖还曾经被不知哪家的孩子尿湿过。

    再苦的生活条件，杨绛都能咬牙忍耐。吃和住，对她来说都可以对付，可如厕却成了一大难关。乡下的茅房，只是用秫秸围住一个粪坑，下面又大又满，全都被村民储藏起来当作肥料。粪坑上搭着两个又窄又滑的木板，每次踩在木板上，杨绛都觉得会一不小心滑下去。每次如厕她都战战兢兢，生怕掉进去。到了晚上，这样的茅房是无论如何不敢进的，她们只好结伴蹲在墙根下解决。

    最让杨绛难忘的是一次半夜闹肚子，那一天白天，她吃了半碗绿豆粉做的面条，到了夜里，肚子疼痛难忍。可黑灯瞎火的，要走上半条街才能走到茅房，那时她还住在木板搭成的上铺上，她怕吵到女伴，悄悄地爬下床，带上手电出门，可一个人出门实在害怕，她想要女伴陪伴，可又不忍心吵醒熟睡的她，只好一个人摸索着走到大厅，可没想到大厅的门紧锁着，杨绛一下子就失了方向，借着微弱的月光穿过一个又一个的院子，直到走到一个没人居住的院落，院里落满了叶子，急中生智的她想到了猫儿，于是找到一片碎瓦，在地上刨了个坑，方便完了之后盖上土，再用落叶铺平，总算是解决了半夜闹肚子的难题。等到她回到住处爬上床铺，女伴一点都没发觉。

    生活总是在变，以好与坏各占一半的概率，也许有人会认为在无尽的黑夜里等待虚幻的黎明根本就没有意义，可杨绛偏偏对生活保持着最初的执着和信念，她相信，无论是否愿意接受，好与坏终将到来，不如坦然面对，再坏的事情也无须刻意规避。

    在乡下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只是为无尽的黑暗拉起了一个短暂的序幕。“文革”开始后，有一天，杨绛正在翻译《堂吉诃德》，却忽然毫无征兆地被迫要求交出全部译稿，而且当天晚上她就在宿舍大院被剃光了半个头。

    没有女人不在意自己的容貌，头发被弄成这个样子，就连钱钟书都替杨绛着急，可杨绛却平静得很，她顾不上忧伤，只是在冥思苦想该怎么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终于，在一次回家时，杨绛灵机一动，想起女儿圆圆几年前曾经剪下两条大辫子，至今还收藏在柜子里。她赶忙回到家中，找到一只掉了耳朵的小锅当楦头，又用钱钟书的帽子做底，将圆圆的辫子解开，把头发分成小股，再一小股一小股地缝上去，足足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她为自己做了一顶假发，只要出门，就戴着这顶假发。

    她愿意做一个乐观的人，妥善应对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不是在困境面前悲观低沉。杨绛总是有着乐观者的智慧，让她永远不会像悲观者那样萎靡不前，无法成功。

    杨绛遭受的惩罚决不仅仅是剃“阴阳头”那么简单，这是心灵上的伤害，而身体上的惩罚就是劳动。杨绛的劳动任务是收拾办公楼的两间女厕所，可她不仅不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反而觉得是一种生活的历练。

    她自己准备了小刀和小铲子等工具，还用毛竹筷和布条自制成拖把，打扫时还带上肥皂、去污粉、毛巾和大小不一的脸盆。一切工具准备妥当，她就专心埋头打扫，擦洗得无比仔细。还不到十天，瓷坑和洗手盆上一层又一层的污垢，就被她一点一点铲掉，变得雪白锃亮，好像从来没有使用过一样。原本脏污不堪的厕所竟然被她打扫得焕然一新，就连门窗和地板也擦洗得干干净净，甚至连水箱上的拉链都没有一点灰尘。每天她还要定时打开厕所的窗户，让空气流动，带走厕所中的异味，里面的清洁程度简直和家里没什么区别，所有进来如厕的女同志都对杨绛充满了敬重之情。

    逆境可以映射人的一生。杨绛虽已不再年轻，却依然不会轻易选择放弃和悲观，她让自己的价值与毅力捆绑在一起，渐渐升华。

    虽身处黑暗，倒霉的事情时有发生，杨绛却从未让自己的幽默感和同情心消失殆尽。她用自己智慧的双眼，守望着黎明出现的那一天。在面对不幸时，她不仅从不曾对生活绝望，反而更增添了一份自信，甚至对老天曾经赐予自己困难表示感谢。

    【人生低谷中的“向上力”】

    生活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总是在不经意间走进低谷。所谓得失，尽在尺寸之间，历经世间琐事，难免遭遇挫折与低迷。人们总是为人生的不顺而烦躁，其实所有的烦恼都是在与自己过不去。人生总有可能遇到低谷，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它会让人得到激励与磨炼，也会更知道什么是不容易。就像杨绛那样，一路隐忍，终会走到柳暗花明。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杨绛夫妇本来有过离开祖国的机会，可他们拒绝了对方的好意，一定要留在祖国，亲眼见证解放的时刻。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越来越被视作没有用的人，从做出留在祖国的决定那一刻起，杨绛早已预见，等待他们的也许是“冷板凳”的待遇。

    不喜欢参加各种“运动”的杨绛，越来越成为人们眼中的一个“零”，换言之，人们眼中的杨绛是那样“卑微”，“卑微”到可以让人视而不见。可她却因为人们的熟视无睹而自得其乐，没有人关注自己，正好可以保持自己最天然的本性。她本就不喜欢在人前出头，更喜欢守在安静的世界里，静观人间的世情百态。

    “不出头、不张扬”是杨绛一贯的个性。她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个儿中等，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端庄”；“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女性常有的矜持，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个‘文弱书生’”。

    她在不完美的人生中活出了一种平衡，仿佛时刻都能找到一种超然物外的闲适。用从生活中提炼出的智慧，泰然面对一切，自然低调地处理一切事情，从未让人生输给心情，也从未让生活败给心态，堪称一种明智。

    即使在各种接连不断的“运动”中被不断打磨，杨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棱角也不曾消失。她从不曾失去幽默感，这是她对逆境的嘲讽；她也从不曾失去同情心，这是她对同处倒霉之中的人们的一份关心。她的眼睛始终是那样清澈，没有人知道，在这清澈的背后，她正用锐利的眼光在观察着这个世界。

    其实，很少有人愿意给斯文有礼的杨绛加上不好的头衔，尤其是那些目睹她在逆境中的表现的人们，更是容易对她心生敬佩。在生命的寂然中，她该静则静，以一种优雅的姿态笑对人生。那种纯澈坦荡的心灵是一种修为，生命赋予的一切都坦然接受，既然活着，就要沉得住气。

    干校的生活给杨绛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与钱钟书虽不在同一个干校，却相距不远。每当钱钟书到邮电所去为干校领取报纸时，就会绕道到杨绛看守的菜园里去看看她。每次见面的时间很短，只能说上三言两语，却无比温馨，只要能够见面，就是两个人心中最大的满足。

    杨绛曾亲眼看见军宣队在菜园的旁边埋了一具尸体。那是一位自杀的男性，只用芦席卷上就草草埋葬，甚至连棺材也没有一口。

    有时钱钟书从干校来看她，她会特意提醒钱钟书路过菜园时小心不要踩到那座新坟，因为那位可怜的死者没有棺材，泥土下面就是他的身体。

    后来干校搬家，所有的建筑都被拆除，土地也被拖拉机犁了一遍，临走之前，杨绛依然惦记那个死去的人，特意来到坟地看了一眼，算是告别，可是曾经的窝棚、井台等物都被拆除了，只剩下一片空地，那座浅浅的新坟也再找不到了。

    善良的人才最美丽，也许善良无法为人生带来财富，却一定能带来快乐。她一直用心呵护着善良之花，将善待他人当作善待自己。哪怕是对待一位死者，也尽最大的可能去呵护，因为她从来不求回报，只求问心无愧。

    心中装得下什么，眼中就看得到什么。哪怕世界再冷漠，也不要忘记保留生命的热度。在简陋的干校生活里，时光就这样在坎坷中一点一点流逝。两年的时光看似很短，却可以让生活变成另一种样子。经过了两年的干校生活，杨绛和钱钟书终于回到北京的家里。人虽然自由了，可还是要每天开会“学习”。

    他们在北京的家原本有四个房间，但后来因各种原因，无奈之下，杨绛和钱钟书被迫逃离了本属于自己的家，经过了领导的批准，开始了四处流亡的生活。

    女儿钱瑗的宿舍成为杨绛和钱钟书的第一个落脚点，那是一座朝北的房间，冬天很冷。钱瑗的邻居和同事们听说了杨绛夫妇的遭遇，都很同情他们，从家里为他们拿来被子、褥子、枕头、锅碗瓢盆甚至油盐酱醋，还有人拿来了炉子和蜂窝煤。

    阴冷的房间里只有几张上下铺的双层单人床，还有几张书桌，房间里堆得乱七八糟，落满了灰尘。一向爱干净的杨绛将房间从里到外仔细地打扫了一番，点上煤炉，就可以做饭了。也许没有比这再简陋的生活了，可杨绛的心里却感觉无比舒坦，友好的邻居也给了她无限的温暖。

    邻里间相互关怀的友情，超越了一切财富。拥有友情的人才是真正富有的人，你对别人付出多少爱，善待过多少人，就会有多少人用爱去回报你。就仿佛是一本账簿，只不过记录的是爱与被爱，收入与支持相减，剩下的就是盈利。斤斤计较的人，容易舍本逐末，往往失去的也会更多，有什么样的心境，就会获得什么样的人生。

    从家中逃出来时，杨绛夫妇只穿着随身的衣服，天气一天一天变冷，简陋的房间无法抵挡住一阵阵的冷风，暖气也几乎没有，杨绛自己可以忍耐寒冷，可她担心钱钟书着凉以后会引发哮喘。她央求一位身材高大的邻居充当保镖，陪着她回到原来的家里取来冬天的衣服，可惜钱钟书还是冻感冒了。

    钱瑗的同事听说了杨绛一家的遭遇，特意腾出了一间教职员宿舍给他们住，条件比那间寒冷的宿舍好很多，不仅家具齐全，还能照进温暖的阳光。已经感冒的钱钟书想在搬家时帮忙，可在打扫一堆尘土时不小心吸进了很多，引发了哮喘，在医院打了很多针也不见好，后来竟然越来越严重，几乎不能呼吸，抢救了四个小时才稍有缓解，杨绛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度过了寒冷的严冬，杨绛不好意思长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天气暖和一些之后，她请求军宣队给了他们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她的遭遇让人同情，文学所的年轻人主动来帮助她打扫卫生，擦洗门窗，布置好一切家具，还装上了炉子，甚至为他们准备好煤，让他们安心居住。杨绛为大家的所作所为感动不已，其实这也是她善待他人的一种回报。

    只要心中有温暖，寒冷的严冬也能活出热度。生活中有着太多的烦恼和不完美，谁也没有办法逃避，唯有放下烦恼去寻找一份快乐，才能活出一份洒脱。

    无论处境多么艰难，读书与创作都是杨绛最大的乐趣。在这座“陋室”中，杨绛继续翻译《堂吉诃德》，钱钟书继续撰写《管锥编》，仿佛曾经的遭遇从来不曾发生，只要有书有文字，两人就无比欣慰。

    总有一些或大或小的纷扰去搅乱平静的生活，陋室的生活已经不能再简陋，却还有“三灾”时刻困扰着杨绛夫妇：家里藏着一只老鼠，趁他们不注意，专门咬钱钟书的中文笔记；还有蚊子，多得直往脸上撞，厕所里没有灯，每次上厕所都要在脖子上挂上手电筒，还要用手不停地驱赶蚊子；还有杨绛最害怕的白毛虫，软软的，会变成飞蛾。杨绛鼓足勇气用筷子夹住小虫，埋进土里。

    所有的一切都不曾影响杨绛夫妇的工作，在这间陋室里，杨绛完成了《堂吉诃德》的全部翻译工作，钱钟书写完了《管锥编》初稿，还完成了《毛主席诗词》的英文翻译工作。每当家中有人来讨论工作，大家便要一同挤着坐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这里甚至连一把椅子都没有，只有小凳子供大家坐。

    一场大地震让杨绛夫妇居住的“陋室”成了危房。邻居们担心他们的安全，将他们全部的家当和两张行军床都搬到了安全的地方，年轻人轮流请他们吃饭，一家吃完再换一家，每当回忆起地震的日子，杨绛心头总是会流淌过阵阵暖流。

    黑暗岁月，杨绛遭受了许多常人无法忍受的磨难，甚至失去了许多亲人。可是，她仍然将某些行为看成头顶上的乌云，人们在黑暗中滋生出的互相关爱，则是她眼中乌云镶上的金边，无论世界变得多么黑暗，人性永远也不会泯灭，太阳迟早会出来，乌云无法永久地占领天空。

    杨绛渐渐习惯了在陋室居住的生活，因为曾经遭受过恶邻的欺负，因此她对如今和善的邻居无比珍惜。她希望用自己的行动作为回报，每天主动去打扫三次厕所，还会保护自来水管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对杨绛非常友善，孩子们也会经常来杨绛家里玩，她喜欢孩子，总是把家里的糖果和蜜饯送给他们。

    杨绛曾经说过：“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你根本无法想象她曾遭受过怎样的磨难，有人性的人总是有着宽宏的气量，这也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人并非一定要拥有多少金钱，淡然的生活态度也是一种财富。一份清幽的心境，胜过无数繁华。其实生活中的痛苦也能酝酿出甘醇的美酒，一切都看你是否能用淡泊的心态去包容。每个人都会走进人生的低谷，至于能否顺利地从低谷中走出，全在自己的心态拿捏之间，当你走出低谷的那一刻才会发现，所有经历的过程才是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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