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教授 志在设计师

    1949年8月的北京，尽管还残留着战争带来的萧瑟凋敝的影子，然而，人们沉浸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欢乐气氛之中。

    从踏上这片热土的那一刻开始，陆孝彭便感受到了百废待兴、蒸蒸日上的革命理想和热情。这种热情深深地感染着陆孝彭，使他血脉喷张，热流涌遍全身，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崭新的天地里，好好干吧！

    29岁的陆孝彭从此翻开了极富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航空人生。他满怀赤诚忠心，像战士般战斗不止，奋斗不息，用生命的全部致力于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未回头，从未动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中央军委接待处，陆孝彭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很快，他们便接到通知，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要在家中设宴接待他们。

    当时，军委航空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全国性的航空管理机构，也是人民空军的雏形。1949年初，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先后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主力大部分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空军的基本条件具备。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任命常乾坤为局长。航空局从东北航校抽调人员，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的机场、设备，收容其空、地勤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才，为正式组建人民空军创造条件。

    军委的吉普车将陆孝彭、虞光裕和高永寿带到一个整齐、端庄的四合院门口。刚进正房，一个身材魁梧面色红润的军人便笑脸迎上前来，发出宏亮的声音：“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啊！”他用力地与三人一一握手，这个人就是常乾坤。陆孝彭被他举止间透露出的身经百战的将军风度所折服。陆孝彭早就听说过一些关于常乾坤的风云事迹，知道他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是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留学苏联，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创办军事学校，解放战争时期，又在东北办航校，现致力于新中国空军建设，是人民空军的创建者之一。

    常局长询问了陆孝彭三人在国外的学习生活以及归国后的感受。听了三人的经历后，他充分肯定和赞许了陆孝彭等人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冲破国民党的阻挠，毅然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义举。他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在迅速恢复和发展，航空工业也要尽快发展起来。现在航空工业急需用人之际，你们都将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创造者……听到这样的话语，陆孝彭激动万分。

    常局长还问到他们回国后的打算和想法，陆孝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从国外回来，经历特殊，希望能够得到理解和信任。

    常局长听后哈哈一笑，爽朗的笑声在屋子里回荡：“你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你们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党和人民会理解你们的，希望你们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贡献！”

    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激荡在陆孝彭的心里，让他备感温暖……

    陆孝彭三人住在军委航空局招待所内，他们的任务是学习党和军队的相关政策，并撰写自传。在北京短暂停留的一个多月里，陆孝彭印象非常深刻，后来，他在诗篇《忆昔之五十二（航空局）》中有描述：

    忆昔军委航空局，革命生涯新生命。高粱红粥似琼糜，玉米窝头却百病。

    政委谆谆谈思想，往事历历写厄运。局长一饭暖我心，南下宁沪谱新韵。

    （政委指李涛，局长指常乾坤）

    一个月后，陆孝彭三人接到通知，被分配到华东军区航空处工作。于是，三人又打点行装，奔赴上海。

    陆孝彭等人报到后，被送到理查饭店。据说，这是上海开埠以来乃至全国第一家西商饭店，由英国人Richards创建于1846 年，被誉为“上海著名的里程碑建筑”。当时，中国第一盏电灯在此点亮；中国第一部电话在这里接通；西方半有声露天电影在这里首次亮相……众多的第一，使之成为当时最先进技术进入中国的窗口。历经风雨百十载，她犹如一幢历史丰碑昂然屹立，叠影出上海变迁的缩影。走进这个具有新古典主义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的饭店，陆孝彭恍如隔世，在英国的点滴瞬间涌上心头，格洛斯特小城，美丽洁净的街道，他驾着奥斯汀轿车载着玛格丽特……

    航空工程研究室在这里租用了几间房子。陆孝彭看见，研究室内已有几位工作人员在忙碌，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都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留用人员，还有几位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突然，一位精神抖擞的年轻军官出现在陆孝彭面前，热情地直呼他的名字，陆孝彭一时没反应过来。军官爽朗地笑起来，他提醒陆孝彭，他是李扬群，中央大学航空系，比陆孝彭低两届，一起闹学潮的“小李子”。说到这，陆孝彭才想起来。但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穿着军装的人就是当年的“小李子”，变化太大了。他乡遇故交，陆孝彭一时激动，使劲握着李扬群的手，眼睛里流露出久别重逢的喜悦与兴奋。

    同是校友，虞光裕和高永寿也很高兴。4个人聚在一起畅谈一番，从学潮到毕业，从母校到英国，从生活到感情，如痴如醉。

    陆孝彭这才知道：李扬群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上海搞地下工作。1949年初，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空军开始撤退，国民党空军南昌航空研究院也开始经上海向台湾搬迁。该院有一部分中、高级航空工程技术人员，如王裕齐、昝凌等一行40 余人及其眷属，被编入搬迁队，安排住在上海杨树浦的一个大仓库里，随时可能被送往台湾。在关键时刻，当时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李扬群，利用原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老同学的关系，秘密与他们联系，并成功将这批人员从搬迁队转移到中共地下党员家中，从而使他们留了下来。后来，他又组织这些人参加护卫航空资产、迎接解放的斗争。李扬群也因为保护上海机场免遭破坏而立功。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对这批航空工程技术人员十分关心，经常了解华东航空处接收航空技术人员的情况，并指示要将他们组织起来。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1949年9月，以这些航空工程技术人员为主要成员的航空工程研究室在上海正式成立。由王裕齐任主任，李扬群任副主任。研究室下设飞机、发动机、军械和特设仪表电气4个专业组。

    安顿妥当后，李扬群交待了任务，陆孝彭等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工作。他们调查国民党空军航空工业概况，草拟航空工业工厂的建厂计划，为有计划进行飞机设计和筹建新飞机工厂准备资料，还编写教材，配合部队作战训练。同时，配合防空与作战需要，协助抢修和扩建军用机场等。

    当时的上海已经解放了，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轰炸上海，在沿海，特别是舟山群岛修建基地。没有掌握制空权的大上海时刻面临威胁。上海防空备战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日日夜夜进行着。

    1950年2月开始，夺取上海制空权的战役打响了。同年3月，航空工程研究室接到扩建和修建上海、浙江地区机场的任务。上海有5个机场，吉普车载着陆孝彭等人一天之内跑了龙华、虹桥、江南和大场4个机场。上级要求扩建龙华机场、改建虹桥机场，此外还要建造油库和房屋设施，限期15天完成，任务非常紧急，负责技术问题的陆孝彭等人不能有丝毫松懈。

    当天晚上，陆孝彭来到虹桥机场，借着月光查看工地施工情况，只见各种设备东倒西歪，碎石跑道的水泥铺面还没有开始浇灌，坑坑洼洼，而铺跑道用的石料还在山上，无人开采。任务要求半个月之内将虹桥机场原来的两条碎石跑道合成一条，并延长路基，筑成一条全新的沥青跑道，只有这样，苏制飞机才能降落起飞。但看到施工现场这幅情景，陆孝彭一时急了。

    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李扬群，并表示，要按时完成任务，必须增加三四千名工人。当天，陈毅便下达了命令。很快，上海军管会沪北办事处通过上海总工会动员3000余人，通宵达旦轮番干。后来，整编的军队也开进采石场，昼夜赶工，把石子运到机场……

    由于条件有限，陆孝彭动员大家因陋就简，没有测量工具就用绳子连起来量跑道。陆孝彭头戴草帽，光着脚，和战士、工人们并肩战斗，每天工作时间近20小时。就这样，终于提前2天完成扩建任务，保证了米格－15飞机按时进驻机场。

    正因为机场的及时修复，在1950年2—5月的保卫大上海战役中，我军击落敌方战斗机、轰炸机、重型轰炸机共16架，夺取了上海的制空权。

    这是陆孝彭回国后的首次任务，他完成得非常出色，受到上级表扬。关于这段经历，陆孝彭在《忆昔之五十三（修机场）》中写道：

    忆昔华东修机场，金门残寇犹未除。龙华十夜立奇功，千金一言珠可吐。

    忽到浙江观东海，嘉兴荒郊变广途。岂知军机多变化，留宁转入工业部。

    在全国上下为解放台湾作准备的时候，战争前沿遭遇了金门战事的失利。随后，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停止。后来，航空工程研究室奉命迁往南京。1950年下半年，华东军区正式成立空军司令部，航空工程研究室一部分人员分配到空军工作，之后，其余人员也陆续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这段时间，陆孝彭比较清闲，便应邀到南京大学航空系讲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回到母校，陆孝彭感慨颇深，烽烟战火中求学重庆沙坪坝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勾起了他无限的回忆。如今，他也像他的先师们一样，站在了母校的讲台，这从心底里激发了他的热情。

    陆孝彭的课生动入理，他留学英美，经历丰富，眼界开阔，有系统的理论根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当时的南京大学航空系主任立即向陆孝彭提出请求，希望他留下来当教授。此后，上海交通大学也邀请陆孝彭加盟，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陆孝彭记得大学时代曾经教过他的不少教授，他们也满怀报国之志，他们也都漂洋过海，然而，当时的中国战火不止，航空工业基础薄弱，根本没有条件给予他们实战的机会，以施展抱负，因此，他们回国后大多进了校园，做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教授。然而，时代不同了，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大步迈进，百废待兴，正是急需用人之际。陆孝彭不愿当教授，他宁愿到艰苦的航空一线从事飞机设计，实实在在干出一架飞机。他渴望，在他的笔下绘出的一张张图样变成一架架雄鹰飞上蓝天，那种感觉无与伦比，令他陶醉，令他神往。

    清闲的日子陆孝彭待不住，他也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不久，他听到消息，重工业部正在筹建航空工业局。这在陆孝彭平静的心里投下了一颗重石，他再也坐不住了，计划着投奔航空工业局，恰巧，虞光裕等人也有此意。于是，陆孝彭对李扬群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李扬群当然舍不得他们离开，但对他们的追求与抱负表示理解，让他们打个请调报告，并开了介绍信。

    陆孝彭作为代表，只身一人，带着介绍信到了北京……

    一心请调航空局

    陆孝彭带着介绍信到了北京，在重工业部，陆孝彭见到了时任重工业部副部长的刘鼎。

    当时，刘鼎副部长正致力于构思新中国兵工发展和建设的远景“蓝图”。他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兵工厂进行全面考察，对每个工厂的地理环境、规模、厂房设备、主要产品、职工状况以及遭受国民党特务破坏等情况，做了仔细记载，绘制成图表。他所掌握的建国初期全国兵工的实际情况以及重工业概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刘鼎副部长看了介绍信后，当即问起陆孝彭及其他同事的情况，陆孝彭一一作答。当得知他们都是中央大学航空系毕业，有人学飞机设计，有人学发动机，且都到国外深造过时，刘鼎十分高兴。他非常欢迎陆孝彭等人到重工业部工作，并安排他们先在重工业部留宁（南京）小组学习一段时间，再行分配。他还派专人同陆孝彭一道回上海办理人事关系移交手续。

    回上海后，陆孝彭把情况向李扬群做了汇报。得知消息，虞光裕、高永寿等人自是十分欢喜，赶忙打点行装，准备再次起程。就这样，陆孝彭告别了他的亲密战友李扬群，开始了新的征程……

    对于李扬群，陆孝彭常怀感恩之心。在上海期间，李扬群关心陆孝彭归国后的生活，注重陆孝彭的思想进步。在李扬群的影响下，陆孝彭递交了回国后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他渴望像李扬群那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在陆孝彭心里，李扬群一直是良师益友，让他敬重、钦佩。多年后，陆孝彭在《悼念李扬群同志》中写道：

    良师教益焉能忘，马列主义吾所从。生当无畏做人杰，死无反顾为鬼雄。

    首乘战车破敌垒，每设奇谋惩顽凶。奸小谗言何足论，烈士堂上一劲松。

    在南京留宁小组，陆孝彭专注于学习。当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同志买到了新出版的俄文版《飞机构造学》。大家翻了翻，觉得内容很不错。同时，大家也深感今后工作非常需要懂俄文，于是，徐舜寿、陆孝彭、齐志焜、高永寿4人便决定采用把这本书译成中文的办法学俄文。他们立即购买了当时能买到的俄英字典、俄英技术字典、俄文文法（英文）等书籍。请不到懂俄文的老师，他们就这样硬着头皮翻译。利用每天半天的业务学习时间，经过了3个月，硬是把这本300余页的书译成了中文。以后，这本书出版并再版，20世纪50年代，很多学校采用这本书作为教材。

    不久，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简称“镇反运动”。那时候，几乎每天，人们都会看见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插着木牌、判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武警和民兵的严密看守下，在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

    学习并不紧张，但由于经历曲折特殊，这段时间，陆孝彭不断地接受政审，写了大量的自传，这使得陆孝彭十分头痛，筋疲力尽，尤其是在英国的恋情和未婚妻的事情，陆孝彭不知道该如何“交待”。国内这种浓厚的革命氛围与在英国时的情景完全不同，陆孝彭内心时常会掠过一丝不安，他为自己的处境不安，更为他和玛格丽特的未来担忧。

    一有时间，陆孝彭会回家看望母亲。翁氏从老家迁到在南京工学院工作的女儿和女婿家里住。这期间，母亲和妹妹对陆孝彭的婚姻大事甚是关心。

    回国后，陆孝彭无比思念玛格丽特，除了紧张的工作外，只要有空他就会给她写信，一封接着一封。然而，陆孝彭却从来没有收到过玛格丽特的回信。这样的情况是陆孝彭此前所没有料想到的，理想浪漫的陆孝彭认为，回国后等自己稳定下来，就将玛格丽特接到中国，但他忽视了当时的现实情况。陆孝彭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陷入了“进无门，退不忍”的两难境地。陆孝彭知道自己的心，他不愿意放弃与玛格丽特的爱情，他也相信，玛格丽特一定在痴痴地等着他。然而，长久的杳无音信让陆孝彭深深陷入感情的苦闷之中。现实逼得他喘不过气儿，当翁氏得知儿子在国外有一个洋人未婚妻时，老人坚决反对，甚至以断绝母子关系相逼，她说，她对未来的儿媳没有任何要求，只要她是中国女子就行！陆孝彭是出了名的孝子，母亲的反对让陆孝彭异常痛苦。

    家人的催促，好友的规劝，组织的叮嘱，陆孝彭尚且能抵挡开脱，然而，陆孝彭要进入保密单位从事飞机设计，这段异国恋情便成为最大的阻扰。在当时，对于搞国防工业的党员、干部、军人，甚至是普通职工，别说跨国恋了，就是对象有个七大姑八大姨在海外，结婚都很难通过政审，政审不合格，组织是不会批准办领结婚证的。所以说，要想进保密单位好好干，必须得是“根红苗正”。

    这样的现实，让陆孝彭在感情的路上坚持得很辛苦。终于，他开始力不从心，他开始屈服于无情的现实……

    很快，就传出陆孝彭结婚的消息。学习已接近尾声，马上面临着分配，因此，陆孝彭赶在分配前结了婚。

    1950年，陆孝彭与徐思瑜在南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事隔60年，当笔者到陆老家中采访徐思瑜时，在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当年的结婚照。徐思瑜告诉笔者，他们的结婚照在“文化大革命”时全部被抄走了，仅存的这一张还是当年寄给母亲的，因此才得以幸免，保存下来。提起他们的婚姻，徐思瑜这样回忆：

    我妈妈跟我爸爸是我舅舅介绍的，他们感情相当好。我9个月大的时候，我妈妈就死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爸爸很疼我，他给我取名叫“思瑜”，因为我妈妈叫“张瑜”，他给我取这个名字具有纪念意义。我从小是姑妈和奶奶带大的，1950年，我高中毕业后进了南京复旦会计学校学习。在那里，我有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我们都是苏州人，比较谈得来，她已经结婚了，我经常到她家去玩。有一次，她说给我介绍对象，说是他爱人的校友，叫陆孝彭，是搞飞机设计的，出国留过学。

    在朋友家里，我见到了老陆。刚开始，他给我的印象是好害羞，讲几句话就会脸红。当时，他们那些一起回国的人有不少都已经成了家，有了小孩，老陆是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大家都叫他“小陆子”。老陆比我大9岁，当时家里人都没有反对，说他出过国，又是搞飞机的，都说好。

    我们俩还谈得来，当时，我说我想学俄语，他说，你想学俄语呀，好啊，我教你。就这样，交往就多了，后来，也没教几下子，就经常出去玩，当时的江苏路很漂亮，我们经常去那里。他喜欢跳舞，他们从国外回来的那一批人经常聚在一起跳舞，他就带我跳。我们两家住得比较近，那时候，他妈妈和妹妹都在南京，房子是他舅舅的，我就经常去他家里。他那时都30岁了，还没谈对象，所以我去了后，他妈妈和妹妹都很高兴，他妈妈也很喜欢我。

    我们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本来不应该那么快的，当时，老陆他们一起回国的人在南京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学完后就要分配工作。后来，老陆被分到了北京，马上要走，大家说干脆结婚吧！结婚前，他告诉我，他在英国有一个未婚妻，他们约好，让她等他一年，如果一年他还没有回英国，就不要再等了，后来，他们都不通信了。我见过她的照片，我还帮老陆好好保存，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部都被抄走了。对于他的这段感情，我能理解他，所以我还是答应和他结婚。

    我们结婚时，急急忙忙的，什么都没准备，没有接酒，也没请什么人，就我们两家人在夫子庙请了一桌酒。当时，那批回国的人里面，还有一对也结婚，于是我们结伴旅游，他们去了无锡，我们到杭州玩了一个礼拜，结婚照就是在杭州照的。

    关于这段往事，1997年，陆孝彭在《忆昔之八十一》中这样写道：

    忆昔金陵年而立，异国二年无音信。好友规劝当婚娶，得遇徐女亦多情。

    相依不忍三日别，小型舞会姻缘定。天意如此岂得意，白头偕老到七旬。

    结婚之前，陆孝彭写了一封信寄给玛格丽特，他告诉她，不要再等他了，他马上要成家了。陆孝彭明明知道，这封信也一样会泥牛入海，但他似乎在提醒自己一些什么……

    陆孝彭把玛格丽特的照片和过去珍藏的信件都放进皮箱内，他想把玛格丽特永远珍藏在心底。然而，事与愿违，他仍然思念玛格丽特，想得太甚了，便独自一人发痴，或是在风雨中奔跑，或是拼命地工作，以减轻心灵的创伤。

    事实上，在与徐思瑜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陆孝彭依然无法从玛格丽特的感情世界里走出来。这段传奇的异国恋情在陆孝彭的内心里以伤感的基调一直延续，随着时间的流逝，陆孝彭对玛格丽特的爱恋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深深的歉疚感，沉沉地积压在他心头几十年。“香车已订三生约，世事相违万里烟”“四十八年亦难忘，愧对英女疚在心。”这都是陆孝彭对玛格丽特的愧疚之情的真实写照。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这首清丽缠绵的《钗头凤》是陆孝彭的最爱。陆孝彭平生最爱陆游的诗，这不仅因为陆游的爱国诗句雄浑豪放，更因为陆游与唐琬经历过一段千古绝唱的爱情悲剧，这段感情带来的伤痛终其一生。或许，从陆游的诗句中，陆孝彭能够感受到一种痛彻心扉的共鸣吧！

    与玛格丽特的这段感情从骨子里影响了陆孝彭的生活和性格，在感情上，他变得有些孤僻。据陆孝彭的同事说，陆孝彭从来不主动与女同事说话，对于汇报工作的女同事，他总是不看着对方，并请人转述，这种习惯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慢慢改变了。

    “我同你一起上天！”

    陆孝彭和徐思瑜婚后不久，便去了北京南苑飞机修理厂。

    南苑曾是元、明、清三代皇家苑囿。到了近现代，却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航空航天”卷中第590页到592页登载了南苑飞机修理厂研制飞机的照片，并配说明如下：

    1910年8月，清朝政府拨款在北京南苑庑甸毅军操场建筑厂棚，由刘佐战和李宝焌试制飞机一架。这是中国官方首次筹办航空企业。刘佐战和李宝焌是我国建立航空工厂和制造飞机的先行者。1914年南苑航校修理厂厂长潘世忠自行设计制造了80马力推进式飞机一架，称为“枪车”，这是中国最早自制的武装飞机。1924年9月，直奉战争后，东北军阀张作霖入关，在北京成立大元帅府，把在南苑机场存放的飞机全部运往东北。所余零部件由冯玉祥接管，后运往河南洛阳存放。

    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南苑机场，这里成了日军侵略中国的航空基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由国民党军方接管，成为国民党华北空军司令部和空军第二供应分理处驻地。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工作组进驻南苑机场，并由张开怏和老航校的部分学生组建了南苑飞机修理厂，定名为华北军区航空处南苑修理厂，从此南苑大院获得了新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该厂就修理好35架飞机，其中有11架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一百年来，南苑大院在风雨中走来，如今，当年的飞机修造厂已发展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所属的火箭总装厂。

    从修理飞机到制造飞机，从在风雨沧桑中蹒跚发展，到在新中国的热土上昂首阔步，这个百年老厂几经沉浮，艰苦创业，救国兴邦，承载国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天后美国海空军武装入侵朝鲜，第七舰队直抵台湾海峡。9月15日，4万美军在朝鲜仁川实施大规模登陆，15天后，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10月19日，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25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1951年3月，朝鲜天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年轻的战鹰。中国航空博物馆有数据记载：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先后派出战斗机部队10个师和轰炸机部队2个师入朝作战。仅作战初期就投入各型作战飞机近200架。一时之间，大批参战受伤的飞机急待修复，全国各大飞机修理厂立即投入战斗。然而，当时刚刚解放，接管国民政府的6家航空修理厂近似作坊，且设备陈旧，厂房简陋，严重缺乏技术人员。

    陆孝彭和徐思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进南苑飞机修理厂的。

    初到南苑，陆孝彭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五六个机库，到处堆积的机床、器材和工具。飞机一架架停放在露天场地上，东倒西歪，残缺不全，一架拉-9整个都趴下了，机翼也变形了。当时，南苑修理厂的姚厂长指着一架美国运输机C－46说，这是国民党留下的，当时来不及修好撤走，放在这里已经四五年了。由于严重缺乏航空技术人员，且已出现两次重大质量事故，面对大量飞机的涌入，南苑飞机修理厂束手无策。

    就在陆孝彭报到的同时，2架雅克－11战斗机又被送进工厂。

    自学习航空以来，陆孝彭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修理飞机，头脑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修理与设计，这中间隔了多远？没有修理飞机的经验，能否设计出可靠性和维护性能优良的飞机呢？他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然而，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急需的却是飞机修理师，而不是飞机设计师。这些飞机都是要参加战斗的，人命关天，陆孝彭告诉自己，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静下心来，虚心学习大修技术，修好这些飞机。至于设计飞机，以后再说吧！

    陆孝彭顾不上多想，便投入到工作中。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备件，到残破的飞机上去找；没有工具，家里的工具都贡献出来；没有设备，大家动手制造。

    由于时间紧迫，加上缺乏雅克－11战斗机技术储备，姚厂长向上级打报告，请求派苏联专家援助，很快，两名苏联专家便到了南苑。

    苏联专家带来了图样和技术资料，选了一架待修的飞机开始工作，陆孝彭跟着他们学习。

    苏联专家给陆孝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道：

    第一天见到苏联专家，他们便告诉我，第二天上机修理，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就等着我。我好奇，为什么要等我呢。翻译告诉我，苏联专家说，因为我懂飞机结构和制造，他们需要副手。

    当时，北京的天已经非常冷了，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我是南方人，受不了那个寒冷的气候，经常会走神。这个时候，专家就会毫不客气地随手拿起什么工具磕我的腿，用眼睛瞪着我，要我全神贯注看着他们怎么做的，非常严厉。有时候，动作不利索了，他们就会叽里呱啦喊个不停。

    不过，这些专家的工作态度让我敬佩。起初，我是戴着手套干活的。后来，专家将我的手套扯掉扔了，他说，在精密仪器上作业，手套碍事。从此以后，我也不戴手套，不戴皮帽，不管多冷的天，也不戴。我记得，钻进机头检修机舱是个苦活，由于机头管道太窄，身材瘦小的人爬进去还行，但两个苏联专家都是大高个子，爬进去很费劲，不过，他们每次都能爬进去。后来才知道，为了能顺利钻进去，他们之前就饿了几天肚子，工作时，又把厚衣服都脱掉了，就这样夹在里面，常常一干就是几小时。

    这让我很感动，直到现在，我还挺怀念他们的，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帮我打了底子，这种严格的工作作风对我后来设计飞机大有裨益。

    3个月后，第一架雅克－11飞机修好了。苏联试飞员检查一遍后说，行了。一试飞，各项技术指标都合格，飞机很快就被空军接走了。不久，苏联专家也收拾图样资料，走了。离开之前，苏联专家指名要陆孝彭负责维修另外一架雅克－11。当时所有人都表示担心，但苏联专家坚持说：“陆孝彭，他行！他是这个……”专家在厂长面前晃动着他的大拇指。

    当人们把苏联专家的话传到陆孝彭耳朵时，他已经在飞机上干开了。当时的情况是：整个修理厂只有6名技术员，还有一些日伪时期留下来的老工人，其他复员军人都是刚刚从部队上下来的，陆孝彭的压力非常大。

    陆孝彭带着技术员和工人，全身心投入到这架飞机的修理任务之中。

    在这期间，陆孝彭不断地遭到质疑，每当遇到难题时，总有人提出：“不行就请苏联专家来吧！”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做出了依靠苏联援助建设自己的航空工业的重大决策。1951年10月30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协定，苏方答应援建我国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材料、配件等，并派遣专家、顾问来我国，支援总金额为3000万旧卢布。当时，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援助，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时之间，大量苏联技术专家涌向中国，在群众之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然而，对于民族自尊心很强的陆孝彭来说，这样的质疑声显得异常的刺耳。一架需要大修的飞机，可能发动机系统、操纵系统、燃油系统、机翼都是千疮百孔，不可救药的。但真正让陆孝彭感受到不可救药的是人的思维习惯，妄自菲薄的自卑和“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拥有这种思想的人，腋窝下永远拄着一支“洋拐杖”。殊不知，一个民族要建立真正强大的航空工业，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是不得不选择的唯一途径。

    南苑的经历，使陆孝彭立志彻底甩掉“洋拐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后来，强5研制过程中遭遇了无数的困难，但陆孝彭始终贯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锲而不舍，百折不挠。

    3个月后，这架拿过大顶、座舱损毁严重的飞机终于被陆孝彭修好了。修好的飞机被拉到起飞线，苏联试飞员也来了。这个试飞员走到飞机边，绕着飞机走了几圈，然后问道：

    “苏联专家来检验过吗？”

    陆孝彭说：“这架大修飞机，技术上由我全权负责。”

    试飞员不再做声，只是围着飞机打转，神态疑惑。

    良久，试飞员才上了飞机，大家都有些担心，陆孝彭也屏气凝神。

    座舱里传来摆弄仪器的声音，接着发动机起动，发出了轰鸣声。陆孝彭正等待着飞机起飞，没想到，试飞员竟然熄了火，从座舱里爬了出来，对着姚厂长和陆孝彭叽里呱啦一阵喊叫，似乎很生气，然后登上吉普车扬长而去。翻译说，苏联试飞员在骂人，他说飞机不能飞，他要求苏联专家重修。

    苏联试飞员的举动让大家又气愤又沮丧。陆孝彭不服气，他在图样上从各个角度对飞机的修理情况进行了分析，又请了机械师来重新检查飞机，并写出书面报告，交给姚厂长，保证试飞不会出事儿。

    鉴于苏联试飞员不肯飞，工厂通过空军请了中国自己的试飞员来。飞行员仔细检查了一遍，又查看了修理记录，对姚厂长说：“这架飞机没什么问题，符合试飞条件，我同意试飞。但是就怕有什么不测，另外，我对这种飞机还不是很熟悉……”站在一旁的陆孝彭理解试飞员的顾虑，他对试飞员说：“我是大修这架飞机的工程师，这样吧，我同你一起上天！”

    就这样，陆孝彭第一次登上了中国试飞员驾驶的飞机。随着绿色信号弹升空，发动机开始发动，滑跑，起飞……

    当飞机离开地面的一瞬间，陆孝彭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试飞员飞得很顺手，越飞越有兴致，索性飞起特技来，俯冲、爬升、横滚……发动机轰鸣的声音如同嘹亮的战歌，响彻云霄。

    坐在后舱的陆孝彭可苦了，他感觉身体被死死地压在座椅上，五脏六腑似乎都错了位，翻江倒海，巨大的压力使他喘不过气来，头晕目眩，几乎昏厥。

    飞机在一片欢呼声中凯旋，试飞员兴奋地跳出座舱，陆孝彭已经没有力气走出来，还坐在座舱里。试飞员重新登上梯子，扶起陆孝彭。

    一下飞机，试飞员便紧紧地握住陆孝彭的手……

    不久，陆孝彭又接到C－46运输机的修理任务。摆在陆孝彭面前唯一的资料是一本航空工业局送来的外场说明书，简单笼统。陆孝彭组织几名技术员先将英文说明书翻译过来，接着便办起了边学边干的学习班。陆孝彭不仅带着工人干，还带着他们学。从材料性能、热处理、铆接、操作等，技术员和工人们干劲都很大。几个月后，C－46运输机这个庞然大物便修理好了。

    通过与基层深入接触，陆孝彭深刻认识到，工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很多年后，陆孝彭仍然记得，车间一个叫崔忠的老工人自己发明制作了一个液压试验台，使附件检修质量有了保证。工人们还修复了一台破旧不堪的，日伪留下的磁力探伤仪，能探明钢质零件上的微小裂纹。

    熟悉强5研制历史的细心读者可能会发现，当年强5仅剩下14人的研制小组时，陆孝彭也开设了一个学习班，他带领着另外13个人边干边学，坚持了一年多，正是这种坚持，使得强5重获新生。大概，开设强5研制小组学习班的灵感便来源于南苑飞机修理厂吧！

    在南苑的几年时间里，陆孝彭和他的战友们成功修复了雅克－11、拉－9、C－46运输机、伊尔－12以及米格－15等各型飞机。一架架飞机被他们接收，又一架架地重返蓝天，有力地支援了朝鲜前线的空战。

    关于这一段，陆孝彭有诗篇《忆昔之十五（南苑）》为证：

    忆昔南苑修群机，年方而立血气盛。轻燕援朝试特技，巨鹏入藏靖边城。

    四十云烟空回首，竟宵话旧忆故人。忍看旧识半成鬼，唯有余生报国恩。

    陆孝彭善于从每一个实践过程中学习，这是难能可贵的。在北京修理飞机的几年时间里，随着修理飞机数量和种类的增加，陆孝彭仔细琢磨了各种型号在结构、动力、机翼、操纵、武器等装备上的区别，比较这些结构和装备的优劣。在国外留学时，他所接触的多为欧美飞机，而在修理厂，他对苏联飞机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分析不同国家的飞机设计原理，陆孝彭学会了别人先进的设计思想和技术。通过对比不同飞机的性能，陆孝彭知道了使用不同的技术能达到不同的设计效果。消化吸收别人的经验和成果，然后深入思考、研究、梳理、整合，并为己所用，这是陆孝彭拥有较强学习能力的表现。

    有一种人，天生就有一种能力———影响和感染别人，陆孝彭大概就属于这类人。原本上级对南苑飞机修理厂不抱希望，计划改为一所航校，规划图也做好了，筹备组也已经进驻工厂了。但因为陆孝彭的出现，南苑飞机修理厂凋敝的现状迅速得到改善，捷报频传。上级对南苑修理厂也刮目相看了，指示航校筹备组另迁别处，修理厂不但要保留，还要扩大规模。陆孝彭也深得姚厂长的重视和信任，被任命为设计技术科代理科长，离开车间，到厂部工作。

    可好景不长，没多久，姚厂长调走了，来了新的厂长。新厂长以前干了多年的地下工作，生性多疑。随后，陆孝彭在南苑飞机修理厂便经历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如果说在留宁小组学习时要求写自传让陆孝彭觉得头疼，那么在南苑飞机修理厂待的最后一段时间所遭受的盘问与误解，则让陆孝彭深感痛苦和受伤害。陆孝彭对记者讲起过这段往事：

    我到飞机修理厂之前，工人们不知道什么叫热处理，包括很多工艺和技术都不知道。于是，我根据在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制造厂的经验、技术资料和所见所闻，教会了工人一些基本的操作工艺，制定了严格的操作规程。但后来，我到厂部工作后，车间的规章制度开始松懈了。

    有一次，工人师傅冲洗从运输机上卸下来的油箱。洗油箱正常的操作程序是把油箱吊起来晃动，用汽油冲洗，几个工人来回晃动油箱，5天才能完成。我干这个活时总是在野外进行，这样汽油能及时散发掉。但因为那天正好刮大风，尘土飞扬，工人师傅便把油箱搬到车间里冲洗。结果，事故发生了，由于屋内的电闸不是防火开关，电开关一拉，电火花便引发了小爆炸，屋毁人亡，死伤两人。

    发生爆炸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在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多半会让人联想到政治事件。我作为代理技术科长当然有责任。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便感受到了来自新厂长异样的眼光。不久，担负工厂保卫工作的副厂长便找我个别谈话，问了我很多在英国和美国的事情。

    这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一架米格－15飞机修好后，发现机翼上有一处塌陷。围绕能不能飞的问题，两个苏联专家发生了争执：工厂总顾问说无关大局，可以飞；检验专家则不肯放飞。原本，米格－15飞机不属于我管辖的事情，但苏联专家偏偏就找到了我，问我能不能飞。我检查飞机以后认为问题不大，可以飞，便坦率地说了我的意见。结果，试飞时，飞机抖得厉害，拉起时机翼蒙皮起皱。尽管后来航空工业局调查的结果是，试飞员超过了规定的速度。但不久后，我又被单独谈话。

    一次次的谈话让陆孝彭越来越难以承受，他在国外的经历也一次次被揪出来旧事重提。陆孝彭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他记得很清楚，他进厂时，姚厂长曾亲口对他说：你陆孝彭对海外关系这一段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上头是信任你的，我们也信任你，不然也不会把你放到保密工厂来，也不会让你主管飞机修理。姚厂长的话似乎还在耳边回荡，可新厂长一上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陆孝彭接受不了。

    就这样，陆孝彭“代理科长”的头衔直到他离开南苑飞机修理厂也没有转正，陆孝彭并不在意这个头衔，而在意所遭受的不公和不信任，对于自尊心甚强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陆孝彭萌生了逃离的念头。

    除了工作上的不顺心，南苑也给陆孝彭夫妇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在北京的几年间，陆孝彭和徐思瑜先后有了3个孩子，大女儿陆群和二女儿陆晓苏因无人照料，便送至幼儿园长托班，只有周末才接回家。那一年冬天，晓苏感染上了麻疹，幼儿园的阿姨以为是感冒，结果晓苏高烧不退，阿姨这才慌了手脚，连忙送往医院。当时，陆孝彭夫妇俩都忙着工作，无暇顾及孩子，也没有察觉到晓苏的先兆。

    当陆孝彭昼夜不停地趴在C－46运输机上研究修理方案时，女儿陆晓苏幼小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得知消息的陆孝彭赶到医院时，晓苏已经离他们而去了……

    在陆孝彭的情感债上，他又给自己记下了重重的一笔……

    歼教1：100天内飞上蓝天

    1954年4月21日彭德怀、李富春要求航空工业在年内实现由修理到制造的过渡。就在72天后的一个下午，一架崭新的飞机矫健地飞上蓝天。这架飞机，就是洪都仿制的苏联雅克－18螺旋桨教练机，也是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初教5飞机。同年8月1日，毛主席给洪都全体职工发来了嘉勉信，祝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胜利上天，称“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初教5，是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走向制造的里程碑。

    但是，中国航空工业要建成独立自主的体系，要自立于世界航空工业之林，就必须设计自己的飞机，建立起自己的航空科研体系。

    1956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国务院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对12年自然科学发展远景进行了综合规划，这也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这个规划的带动下，航空工业局决定全力仿制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与此同时，以歼5为原型机，自行设计歼教1飞机，实现从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的三大步跨越。

    1956年8月2日，航空工业局下达命令，分别在112厂和410厂建立飞机设计室和发动机设计室，任命徐舜寿为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叶正大、黄志千为副主任设计师。徐舜寿在中央大学时比陆孝彭高三届，后来，两人一同出国留学，都是比较熟悉的朋友。当得知陆孝彭在南苑飞机修理厂的处境后，徐舜寿力邀他北上沈阳，到飞机设计室并肩作战。陆孝彭没有丝毫犹豫，很快便北上沈阳。

    到达沈阳后，陆孝彭才知道，有志于投身航空的有志之士已经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精英璀璨，人才辈出。据说，不少曾是县团级干部的技术人员自愿来设计室当设计员。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设计中国自己的飞机。

    两院院士顾诵芬后来回忆了当时徐舜寿、黄志千、陆孝彭、顾诵芬、程不时等航空精英汇聚沈阳的情景：

    一过国庆节，黄志千率我和程不时先行赴沈阳报到。

    到达沈阳后，我们住进了112厂的招待所。112厂招待所的位置在工厂大门左侧，是一座小楼。当时，112厂完成了喷气式飞机歼5（米格－17）的仿制，来工厂参观、考察的领导和各方面人员很多，所以厂里将这些原来是厂领导住的房子改建成了一个条件相对好一点的招待所。

    我们在小招待所里住了几个月。当时条件很差，招待所里连热水都没有。黄志千买了一个热水壶，我买了一把柴刀，自己劈柴，用房子里配设的煤炉子烧水，解决我们几个人用热水的问题。

    徐舜寿患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症。大约在我们到沈阳两周以后，他不顾孩子幼小，抛开在北京的舒适生活条件，来到沈阳。为避免由于安排家属等事务性工作影响组建设计室，徐舜寿和黄志千都是只身来到沈阳的。

    徐舜寿来了以后，与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他和黄志千一人一个单间，我和程不时住一大间，后来陆孝彭同志来了，也住在这个大间里。那时大家热情很高，徐舜寿有了什么新的想法，马上就找我们几个人一起讨论。

    虽然艰苦，但112厂的副食店里供应还是不错的。我记得每到星期天，厂里食堂中午不开伙，我们就到那里去买吃的。有一种是用油纸包着的枕头面包，很松软，是真有奶油在里面的。徐舜寿赞不绝口，说在北京也买不到这样的面包呢！

    到沈阳以后，徐舜寿和黄志千、叶正大立即动手，开始人员调配和机构设置工作，很快向航空工业局提出了飞机设计室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备的规划方案。

    当时建设计室虽有局领导的支持，但在条件上是十分困难的，不像航空工业建工厂和建第四设计院那样，苏联派来各方面专家并带来成套资料。对于建飞机设计室，苏联方面并不热心，航空工业局苏联总顾问的态度是让我们干着看，并不要求有什么成就。空军方面也不指望要我国自己设计的飞机。在这种形势下要创建自行设计飞机的事业，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新建起的一个机构，办公、科研和生活的条件建设都要从零开始。飞机设计室的办公地点在112厂技术大楼三楼，只有临时挤出的几间办公室，非常拥挤。当时规定，从外地调来的人员一律不准带家属，都住单身宿舍，吃集体食堂。当时沈阳的生活供应与北京和南方一些城市相比还是较差的。但一些年龄较大、已经成家的同志都能以工作为重，忍受夫妻两地分居等生活上暂时的不便而毫无怨言。

    1957年，为了解决办公室的不足，112厂将厂部大楼后的一排弃置多年的平房加以修缮后作为设计室的办公场所。有了这样的条件，飞机设计室才得以正式开展工作。

    飞机设计室的机构是在主任设计师下设立了各专业组。开始总体和气动为一个专业组，陆孝彭为组长，随着工作深入，总体和气动分成了两个组，陆孝彭被任命为歼教1主管设计师。关于歼教1的研制经历，陆孝彭在《自述》中这样写道：

    1956年中央决定开始自行设计新飞机，在112厂成立第一设计室，自行设计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通过一年多的方案论证和木质样机评审，军委于1958年初下达型号研制任务，要求在100天内完成生产图样设计、原型机生产和首飞上天，任命我为歼教1主管设计师，主管全机设计工作，要我保证设计质量，并规定每张生产图上必须有我的签字，车间才能投产。这副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光荣感和紧迫感。当时正处在大跃进年代，我们牺牲了全部节假日，春节也不休息，夜以继日，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按期发出全部生产图，车间生产也很顺利，真的在100天内飞上蓝天。工厂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全机静力试验也恰好通过了100％加载试验，使我们全体设计人员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我深深地理解到精神力量的巨大作用，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鼓舞，很难想象能在短短100天内完成新机型的试制任务的。

    虽然这段文字简短概括，但仍然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豪迈的精神状态。可以想象得到陆孝彭当时的心情：自从回国后，陆孝彭先后辗转多处，先是修建机场，后又修理飞机，设计飞机的梦想一搁就是近10年，如今终于如人所愿，真正走上了设计岗位，而且是设计新中国自己的飞机，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啊！

    当时面临着不少困难。第一设计室组建时，几乎都是年轻人，有仿制或修理经验的，算是较好的，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整个设计室只有徐舜寿、黄志千和陆孝彭有飞机设计经验，但要找出一个熟悉飞机研制全过程的人，一个也没有。于是，所有人都是探索着前进。

    顾诵芬当时具体负责歼教1飞机的气动设计，他后来回忆了当时所面临的技术困难：

    整个飞机的气动设计，在学校学的都是螺旋桨飞机的，对于喷气式飞机的设计，根本就没有概念，只能学习，找来苏联的教科书和我毕业时刚出版的Perkins的《飞机空气动力学》（该书后由西北工业大学戴昌辉教授翻译出版）看。但苏联当时出版的教科书，讲喷气式飞机的也不多，尤其对如何设计喷气式飞机，讲的都不细，所以困难很多。希望有老专家来带，但根本没有，只能自己硬撑着，手头更没有得心应手的资料。

    事实上，顾诵芬所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案，在设计歼教1的过程中，大家也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了及时处理重大技术问题，徐舜寿等人在设计室里组织了一个技术委员会。

    《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一书中是这样记述技术委员会的：

    112厂设计室时期，徐舜寿吸收苏联的经验，在室里组织了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是他一直推行和采用的一种技术民主、博采众长、科学决策的方法与组织形式。

    技术委员会由正、副主任设计师（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主管设计师陆孝彭及总体、气动、强度、机身、机翼等5 个专业组长共9人组成，每周召开一两次会议，讨论解决一些设计中的重大问题，其目的是集思广益，使设计协调合理。同时，通过参加会议，各专业的领头人可以了解飞机的整体布局，提高设计协调能力。

    在歼教1的设计过程中，技术委员会的形式使整个设计队伍素质得到了提高，并培养了设计人员既独立思考，又集思广益的能力。这样一种发扬技术民主、培养和锻炼队伍的方法，大家反映很好。

    陆孝彭果敢决策，把握全局。作为技术主管，对于各个分系统、结构部件或设备所提出的设计方案，陆孝彭需要作全盘论证。在处理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时，他除了能看到问题表面所存在的矛盾以外，还可以通过类比性思维，对“冰山水面以下的部分”有所感觉，抓住问题要害，提出启发性的解决办法。

    陆孝彭富于创造，大胆突破。他不仅善于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也非常注重采纳大胆的、有想法的优秀设计方案。在设计方案中，他不甘于仅仅采用一些较为成熟的技术，稳步发展，而是寻求新的突破，挑战新技术。

    事实上，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陆孝彭除了做出正确的技术决策外，还要坚持正确的技术决策不受政治的干扰。原112厂飞机设计室重量控制组组长金刚裕曾经回忆起参与歼教1设计时的情景：

    记得歼教1进入结构设计阶段，那时，我已经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但还担任重量控制组组长，按规定每张结构设计图样都是要我会签的。记得有一位设计员，在机身梁的设计上，采用通过加强框时将梁分段，而用接头、螺栓连接起来的方案，4条梁共计8个接头、20多个螺栓，还有钢铆钉等，比在框上做下陷，让梁直接通过，增加的重量约2千克，同时，还存在螺栓松脱的隐患（我曾是112厂设计科负责米格－17飞机前机身大梁及框架的主管设计员），我善意地提出改进设计建议，但他不接受，还强调强度组都签字了，你算什么，凭什么不给签字，而后还大骂右派分子捣蛋、搞破坏，我只好去请求黄副主任，正好徐主任在场，当我说明情况后，凭感觉我觉得他们俩人都是支持我的。当时，黄副主任大概考虑到我的艰难处境，为了息事宁人，为难地叫我不要和他争了。我争辩说，一张图样增加2千克重量，让他通过，还要重量控制组何用？如果因为我是右派，不称职，可免去我重量组长职务。徐主任一直在旁边听着，做出了决定，叫我去找歼教飞机主管设计师陆孝彭，因为结构图样由他最后审核签字。陆工听了双方陈述后说：这个建议很好吗！一张图样，能减轻那么多重量，有什么不好，这和右派有什么相干！在那个所谓打落水狗，对被打倒人否定一切的年代，徐主任和陆工，凭着一个正直科技人员的良知，敢于支持右派的合理建议，这需要有多少勇气，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啊！

    2003年，《航空知识》杂志在歼教1上天45周年之际，刊登了胡除生、冯家斌共同撰写的《新中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喷气式飞机———歼教1上天的前前后后》一文，文章这样写道：

    1956年8月，航空工业局发出了关于成立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命令。9月，四局又决定从局机关和各飞机工厂的设计科抽调技术干部35人到设计室。当时建立设计室的骨干都是各厂设计科长，老一代的有陆孝彭、沈尔康，稍后一些的有屠基达，后来的有林家骅等。陆孝彭刚来时未带家属，先管总体和气动组，自己亲手作总体布置。

    ……

    在空气动力和总体组内，主要研究了机翼后掠角和发动机进气方式，我们有意选用英、美飞机通用的两侧进气方式，而不沿袭苏联飞机传统的机头进气布置，是有长远考虑的。因为从长远看，机头部分是适宜于安装雷达天线的部位，而雷达对于现代作战飞机是至关紧要的。教练机虽然不必安装复杂的雷达，但是掌握这种两侧进气的设计技术，对将来设计高性能的军用机很有用处。另外，经过性能和稳定性估算，初步确定了主要参数和载荷情况。到12月底，歼教1飞机的三面图和总体布置图大致就绪，重量、重心性能估算完毕后，就整理成文件送到空军司令部和二机部批准。

    ……

    自1957年9月样机审查委员会第一次审查、决定若干重大更改起，直到12月初第二次样机审查小组同意更改后的样机为止，是歼教1型飞机审批、更改、定型阶段。在这一阶段，陆孝彭被任命为歼教1飞机的主管工程师，另外北航派来1位讲师和5位助教实习，和大家一块工作。

    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陆孝彭和大家一起投入到设计之中，每天上班号吹响之前，大家已经伏案工作了，中午只用十几分钟吃饭，晚上，设计室的灯光总是亮到10点以后。

    据屠基达院士在他的自传《淡墨集》里回忆：

    1958年初的春节，大家是在全体义务加班突击发歼教1图样中度过的，徐主任（徐舜寿）对大家说，这是陆工（陆孝彭）的创意，提出：打破常规过春节，早送银燕上青天。

    “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院士在《我和“飞豹”》一书中也回忆道：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我们三四个组都在一个大房间里，密密麻麻的，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完了……当时参加这一型号飞机研制的108人都憋足了一口气，非要造出自己的飞机不可，所以人们管我们叫“梁山108好汉”。在112厂一排简陋的小平房里，全体设计人员昼夜苦干50天，于1958年3月末完成了生产图样。

    设计完成后，歼教1很快投产了。1958年7月26日，歼教1飞机由空军飞行员于振武驾驶首飞成功，从图样发完到首飞上天不超过100天，从开始设计到首飞成功，歼教1飞机也只用了1年零9个月时间，其速度之快，在国内外实属罕见。

    飞机设计师程不时在他的自传《天高歌长》中回忆了歼教1首飞当天的情景：

    1958年7月，歼教1完成了试飞前的一切准备，距离王西萍局长来工厂动员又正好100天。这是歼教1历史上第二个100天。

    7月26日那一天，全体机务人员在检查完飞机后，一反工厂试飞站平时比较随便的工作习惯，在飞机旁列队立正。组长跑到身穿皮飞行服的试飞员面前，猛然立定，举手敬礼，报告“准备完毕，飞机良好。”这个场面是很感人的。

    飞机的表面喷着银白色的罩光漆，使飞机成为一架名副其实的“银燕”。于振武来到登机梯前，看着这架崭新的从来没有人飞过的飞机，不自觉地用脚在地上擦了擦底上的土，才攀梯登上飞机。

    指挥台升起一颗绿色的信号弹。这是对歼教1放飞的信号，是对我们这支航空设计队伍的成绩初次考核的信号，也是祖国航空设计事业起跑的信号。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我感到喉头发梗，眼睛直冒泪花。

    歼教1在跑道上加速向前冲去，轻盈地飞上了蓝天。只见它逐渐积累高度，形状也迅速变小，它灵活地转了一个弯，保持在人们的视线内。

    当时许多设计人员和工人都在跑道边观看，紧张的心情立即释放出来，迸发出一片掌声和欢呼声，在空旷的机场上汇成巨雷般的轰响。

    ……

    按照初次飞行的规定，歼教1绕场一周，便下滑进入着陆航线。毕竟这是中国的第一架喷气飞机的胜利航行。飞机安全着陆后，设计室主任徐舜寿和试飞员于振武热情拥抱，人们把于振武抛了起来。

    新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飞机胜利试飞的消息，当即报告了周总理。当时甚至打算在国庆节飞过天安门。但经过对环境条件的通盘考虑之后认为，当时还不宜公开。周总理说，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新华社为这架飞机首飞成功发了一条内部消息……

    8月4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到沈阳参加报捷庆祝大会，观看了飞行表演，并对歼教1的设计与制造给予了肯定和赞许。

    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总结历史时，歼教1飞机突破机头进气形式，在国内首创两侧进气的设计方案具有非常重大而现实的历史意义。

    歼教1采用推力为1500～1600千克力的涡喷发动机、最大速度为700～800千米／时、航程约1000千米、升限为12000米以上，采用两侧进气、全金属、前三点起落架、双座、后掠翼的总体方案。这样的总体方案一举抛弃“米格机”机头进气布局，这样的设计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需要勇气的。

    设计歼教1时，112厂刚刚仿制成功苏联的米格－17喷气战斗机，工厂上上下下都对米格型飞机非常熟悉。然而，作为主管设计师的陆孝彭带领着设计人员全力突破，拒绝歼教1成为米格机的仿制品，有意识地采用了由中国设计人员对全系统进行集成、独立做出“工程综合”的设计路线，这一举动，开创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自行设计飞机的时代。而两侧进气布局可以在机头安装大型的雷达或电子设备，这对后来国产战斗机、强击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从歼教1的设计方案可以看出，陆孝彭以及歼教1设计团队心中潜藏的那一份甩掉“洋拐杖”，设计属于中国的飞机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而歼教1的成功不仅积累了一架新机研制全过程的资料和宝贵经验，而且培养了一批飞机设计师，如强5飞机总设计师陆孝彭，歼8总设计师顾诵芬，气动弹性专家管德，歼7改进型总设计师屠基达，“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以及运10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等。

    陆孝彭在诗篇《忆昔之三（雏燕）》中也肯定了这一点：

    忆昔松辽摆战场，军令如山不可违。百日须成万张纸，十句定教雏燕飞。

    静试一声刚满百，誉满中华数第一。赢得知交满天下，各领风骚建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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