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采访的所有人，对陆孝彭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爱国爱党”。家庭的熏染教育，时代的潜移默化，漂泊海外的种种遭遇，陆孝彭在青少年时代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如果说好友虞光裕送上的三本毛泽东著作第一次叩开了陆孝彭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向往，那么，回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陆孝彭则将这种信仰渗透到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始终不渝。
1950年，陆孝彭回国后被分到华东军区航空处，在同窗好友李扬群的帮助和鼓励下，陆孝彭递交了他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他羡慕李扬群，他希望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然而，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异常浓厚的时代，陆孝彭复杂的经历并没有得到组织上的通过。华东军区批回意见：该同志回国时间较短，需要考验，可以先发展加入共青团。年近30 岁的陆孝彭自然不适合加入共青团了，此事便作罢。历史就这样漫不经心地取消了陆孝彭的第一次入党的机会。经历这次挫折，陆孝彭从此树立了一个目标，同时也领悟出了一个道理：国民党是逼着人集体入党，而共产党是要通过考验才能加入的，真的不一样。
但他并不知道，这一考验，竟然是漫长的30多年。在这30多年里，陆孝彭不断地经受着政治审查，在北京南苑飞机修理厂，他受到新厂长的质疑，但他并未丧失信心；“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被关押的日子，“审查”更为严格，从头审到脚，从10 多岁审到50岁。他不停地写自传，不停地递交入党申请书，不停地学习，生怕自己落后，生怕思想停滞不前。他在诗抄中这样写道：“转眼因循四十年，自惭思想滞未前，务将毛选殷勤读，争取红专志气先。”尽管一直没有批准入党，但他却按照优秀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陆孝彭是真正意义上的入党积极分子，这一点，曾经在洪都飞机设计所任职的张道政非常清楚，他回忆说：
当时，我由总体组调任飞机设计所任所办副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1981 年，所办党支部组织“积极分子学习党章小组”，陆总主动要求参加。事情再忙再多，他都挤出时间并事先做好准备，在每周一次的学习中他都非常认真，联系思想和工作积极发言，写心得笔记；如果确有事不能参加，也一定事先向支部请假。许多同志都感到：陆总这么大年纪，仍然要求上进、追求党组织矢志不移，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陆总对党组织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陆孝彭的信仰是中国共产党，这信仰是经历战与火的考验磨炼而成的。他亲眼目睹共产党救了中国，他看到了老一辈党员干部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他信奉中国共产党，相信党员。这种信仰是如此的坚定，不可动摇。这种信仰，与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灵魂相依相存。
终于，陆孝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1982 年底，由余松涛、雍正球介绍，陆孝彭终于获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喜报一出，陆孝彭异常兴奋，他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那一年，他62岁高龄。
陆孝彭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小儿子陆晓天已经是党员了。他对父亲入党的事记忆犹新：
我入党比我爸早一年左右。终于入党了，他特别高兴。我休假回家时，他开玩笑地说：“我们家终于可以成立支部了，我是新党员。”我觉得爸爸一生追求共产党，对他来说，能够始终保持对党的追求，这是他的一个心愿。
对陆孝彭来说，入党是他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每每回想起入党的情景，陆孝彭都激动不已。晚年，他在《忆昔之五十一（入党）》里写下铮铮誓言，表达了永不叛党的决心：
忆昔应召支部会，入党之日永铭志。镰刀斧头亮我心，共产主义传永世。
金石良言发肺腑，如今好友成同志。对天盟誓不叛党，刀斧加身宁一死。
事实上，在陆孝彭看来，和平年代里，“叛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丧失党的原则立场，是叛党；贪污腐败，是叛党；不守党纪，是叛党；玩忽职守，是叛党……陆孝彭誓与它们斗争到底。
陆孝彭对国家、对民族等原则问题特别敏感。他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做出反应，他说，强5、第四代战斗机等，他要把它们尽快搞出来，这样才不愧对国家，不愧对党。1997 年香港回归，陆孝彭喜不自禁，写下了《祝贺香港回归祖国（二首）》，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欢庆香港回归日，殖民统治已陈迹。一国两制庆统一，港人治港真良策。
经济繁荣创奇迹，爱国热情正洋溢。举国同欢七一节，雄鹰护港永不息。
陆孝彭在洪都工作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工作突出，先后担任了设计室副主任、设计所副所长、设计所所长、洪都副厂长兼设计所所长、科技委主任等。尽管身居高位，他却时刻牢记自己的信仰与原则。
陆孝彭公私分明，这一点，熟悉他的人都深有体会。大女儿陆群回忆说：
小时候，设计所里晒蓝的图样，边角料裁下来后，都烧掉了。母亲觉得很浪费，于是便拿了一些回来，裁成纸条，给我们几个孩子当草稿纸。爸爸知道后，大发脾气，责问妈妈。大家都不理解，觉得这都是要烧掉的东西，不用很可惜。但他说，“只要是工厂的东西，就是不能拿回家，一丁点都不能拿。”
吴立新对陆孝彭公私分明、高风亮节的品质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忆说：
1990 年1 月，我陪陆老到北京参加部科技委召开的基层科技委主任会议。会议结束那天下午自由活动，午餐时，陆老说：“明天就要回厂了，今天下午咱们到王府井买点东西带回家吧！”陆总比较喜欢他的外孙女，要给她买东西。午餐后，我就和会务组联系派好了车，因为，会务组特别交待我，如果陆总要用车就开口。当我回到房间后，就告诉陆老：“下午去王府井的车已经安排好了。”这时陆老很严肃地对我说：“谁叫你要车的，办公事用公车，下午买东西是私事，私事哪能用公车！你把车退了，下午咱们乘公共汽车去。”我的天啊，那个大冬天，下着大雪，天又冷，路面又滑！70 岁的人了，万一摔个跤可怎么办啊！我是提心吊胆的。陆老说：“哪会那么凑巧，咱俩一同去，有什么关系！”没办法，他坚持要坐公共汽车，我看他执意不肯，就退了车。
我们在雪地里走了20 多分钟才到郊区一个车站，站着等了近1小时，风吹雪飘，陆老没戴帽子又未系围巾，只穿了呢子大衣，冻得鼻尖通红，清鼻涕直往下流，上车后人多，拥挤不堪。我没办法了，将两只胳膊牢牢把住公交车上的扶手，然后，让陆总站在我怀里，护住他，就这样，一直站到王府井，下车后到东安市场买了一大包东西。大概陆老在车站冷得够呛，特意买了一顶鸭舌帽和一条围巾，出门就戴上、围着，仍乘公交车返回。“私事哪能用公车？”从此铭记我心头。
有一次，我到科技处领“变后掠技术研究”报告编写费，孙道章处长要我代领陆老的编写费300元。当我回到科技委转交给陆老，他迟迟不收，还问我：“这是什么钱，是谁发的，你有没有，还有哪些人有？”我答道：“这是孙道章处长发的 ‘变后掠技术研究’ 报告编写费，你300 元，我200 元，还有一些人，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他还拨通了孙处长的电话，电话中孙处长一一回答了陆老的提问，他才收下。当时我有点纳闷，回到办公室就告诉了文书小杨，并问她以往发给陆老钱的情况，小杨说：“情况基本相同，发给他的钱，若他未做工作，不要；若大家没有，只给他，也不要。”这时我完全明白了陆老的高风亮节。
有一次，组织上给陆老安排带家属到井冈山疗养。到了井冈山，大概是当地政协的什么人请陆老一家吃了一顿饭，结果，他非要给人家伙食费。回来时，他又坚持要给司机车费。像他这样的人，确实是太少了！
陆老1982年底光荣入党， 1983 年他退居二线任科技委主任。为了保持与科技人员联系，他的行政关系转到科技委，党的关系仍留在洪都飞机设计研究所。陆老非常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共产党员光荣称号，严格按党员条件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一贯以普通党员身份按时参加组织生活，交纳党费，不搞任何特殊化。有一次，他生病住院叫我去，我一到他病房，他对我说：“明天下午组织生活，你代我向程万里书记请个假。”当我问程书记的电话号码时，陆老很认真地说：“我是个人对组织，打电话请假不尊重，你得去一趟，找到程书记代我请假，并说明原因。”之后，我多次代他请假、交党费。
陆孝彭对党组织非常尊重，只要是党组织决定的事情，他绝对服从，忠实执行。有时，他生病了，经检查，要他住院治疗。他考虑工作丢不开，执意不住院，这时，只要让党组织出面做他的工作，一做就灵。再比如说，技术骨干要调走，他是非常反对的，不让调。后来只要说，党委已经同意了之类的话，就算他不情愿，他也不会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也成为他的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1996年4月17日，为纪念航空工业创建45周年，中国邮政首次发行《中国飞机》邮票，以新中国国产飞机为图案设计的，共4枚，其中，包括强5 飞机。邮票出来之后，厂里一次就拿了1000份过来，请陆孝彭签名。对于组织安排的事情， 76 岁高龄的陆孝彭丝毫不懈怠，很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签，晚上加班也要签完，手都签酸了也不停下来。
陆孝彭听党的话，也听党员的话，最为典型的就是陆孝彭特别服高镇宁。对于这一点，陆孝彭的同事雍正球回忆说：
陆总和高镇宁相处得很好，曾经部里还想将他们俩作为一对模范树典型，一个管技术一个管管理，他们俩是优势互补。可以说，正是因为高镇宁领导有方，才使陆总能够充分发挥他技术上的才能。每当遇到重大技术问题，我们都会集中起来进行讨论。技术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优化，只有相对优化。讨论嘛，大家都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也经常会因为意见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每到这个时候，都是高镇宁出面。别人这样讲，陆总听不进去，高镇宁这样讲，他就听；而且，就算是最后不采纳他的意见，他也能接受。这一方面，与高镇宁的领导有方有关系，而另一方面，也与陆总的思想观念有关。在他的思维中总是这样认为的，高镇宁是所长，是党的干部，是党员，他相信党，相信党员，也听党的。
那时候，强5几上几下，反反复复，多苦呀，太折腾人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总会抱怨几句，也有人替陆总鸣不平，可身为总设计师的陆孝彭，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对党、对上级领导从来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他就是埋着头干自己的，不停地干，一心一意搞技术。
高镇宁是优秀的技术干部，陆孝彭与高镇宁在一起合作了20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让人遗憾的是， 1996 年，高镇宁因肝癌逝世，享年67岁。在陆孝彭心里，高镇宁是他一生之中最敬重的领导，最难得的知音。他在《悼高镇宁》中这样写道：
人生知己岂易求，廿载战斗识真情。少年功名似唾手，离别顿痛失知音。
云天遍处飞神鹰，渗透高公沥血心。欲向苍天求修寿，钟期已去尚抚琴。
事实上，陆孝彭不仅时刻用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他对家人，也同样是这样的要求。子女找工作、上大学，只要是走关系的事情，找他都没用。这种事情，他宁可给别人办，也不会给自己的子女办。说到这里，大女儿陆群至今还对父亲“耿耿于怀”：
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我被下放到农村。1970 年，正好有一批进厂的名额，当时，负责此事的人问我父亲：“您的女儿还在农村，要不也让她进厂？”但父亲一口回绝了。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发脾气。我说，“人家的父母都是请客吃饭，想把子女调回城里。组织上照顾你，你却不给我这个机会。我到了农村，你从来没去看过我有多辛苦。就因为你一句话，我就要在农村多待两年。”但他说， “你不能搞特殊，别人都没回来，你怎么能回来呢？”
事实上，女儿并不是真的因父亲不给自己回城指标而生气，或许，她认为父亲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漠不关心”让她难以接受。而陆孝彭认为，越是关键问题，越不能“搞特殊”！
陆孝彭的弟弟陆孝衡在美国做生意多年，有一次在厦门，兄弟俩重逢，分外亲热。然而，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政见也不同，陆孝彭劝弟弟回来报效祖国，但这个建议终不被接受。后来，陆孝彭在《重游厦门见衡弟》中写道：
重洋远别音书稀，万里来寻手足亲。
独领京厦新创业，行商异国积巨金。
衰翁叮咛儿孙事，慈母遗容赤子心。
何期舌战辩真谛，千万勿忘故国情。
“千万勿忘故国情”，既是陆孝彭对弟弟陆孝衡的劝勉，更是一句朴实的自白，表达了当初他抛下热恋的未婚妻，放弃国外舒适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回国的坚毅与忠诚。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 年代初，这是陆孝彭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几年。由于出色的表现和在航空界的影响力，陆孝彭曾当选为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这样的荣誉，陆孝彭自然是异常的珍惜。1975年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陆孝彭喜不成寐，激动地写下了《浣溪沙》：
玉树银花耀眼明，云端闪闪缀红星。
今宵盛会奋人心，各族岂啻蒙藏汉。
英雄喜看老中青，全心全意为人民。
石屏院士与陆孝彭共事多年，他谈起陆孝彭时，说：“我认为，陆总一生有两点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是热爱航空，责任心强；另一个就是爱国爱党。”他回忆道：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责任心特别强。强5设计时，他对气动、强度特别认真。当时没有计算机，现在几分钟的计算量在当时要算几天才能得出结果，但他总是坚持自己计算。强5研制时，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经常跑车间，他跟工人的关系处得好，他去世后，好多工人都痛哭流涕，在困难时期，他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二是平易近人，他没有架子，跟他共事多年，从来没有敬畏的感觉。他平时不太爱说话，但对人非常真诚。强5研制时，当时一天到晚讨论，堆成山的图样要他审查，他有一个习惯，讨论时看图样从来不会坐着看，从来都是站着看的，有时经常一站就是几小时，这让我特别佩服。第三个印象是爱国，我说一个细节，和他共事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西装，他总是一身中山装，一双旧皮鞋，似乎从来没换过。就是到了后来，条件好了，也从没见他穿过西装。唯有一次，我还是在一张他出国的照片上见他穿着西装。
石屏院士所说的那张照片是陆孝彭1980 年去美国考察，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拍的。
1980年，陆孝彭应邀到美国考察。乘坐飞机，飞越大洋，陆孝彭思绪万千。几十年前，一批怀揣报国梦想的爱国青年经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大西洋彼岸，到达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寻求报国之路，寻求科学真理。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这些年青人最终饱尝欺侮和辛酸。事隔多年，陆孝彭做梦也没想到，他还会再次到达这里，而且是以中国航空学会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重返这个曾经让他伤心落泪的地方……
大西洋海岸的旖旎风光，高速公路上的风驰电掣，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富丽堂皇琳琅满目的商业中心，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广告……陆孝彭目不暇接。
到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陆孝彭已经找不到20 世纪40年代他在这里工作时飞机公司的影子，这里的发展令他瞠目结舌。飞机工厂外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工人们大都是开着小轿车上班。在那里，现代科技装备着整个飞机公司，从飞机设计开始，计算机已经广泛应用于每一个领域，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在飞机装配线上，电脑控制，战斗机、民航机、大型运输机在流水作业线上一架接一架地装配，现代化水平一流。面对眼前的情景，陆孝彭几分惊叹，几分羡慕，但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安。
陆孝彭很想见见麦克唐纳先生，却得知他已经不在了。在欢迎宴会上，美国航空界的友好人士十分热情，他们在欢迎词中说：“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是一个有意思的日子，发生了戏剧性的故事，陆孝彭先生旧地重游，当年，他曾从这里愤然离去，今天，他戴着友好的花环盛情而来……”
人们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掌声有尊重，有鼓励，尽管中国航空工业相对落后，但毕竟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再也不用像30多年前那样寄人篱下了……
在美国的日子，中国航空学会代表团成为当地媒体的焦点，陆孝彭因与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历史渊源更是受到媒体的追捧，记者的提问有友好的，也有挑衅的，有期盼的，也有质疑的，陆孝彭谨慎地回答着记者的每一个问题，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像一个外交家一样，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祖国的尊严和利益。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陆孝彭观看了航天器登月的景观再现，恍惚间，浩淼宇宙，碧海无垠，陆孝彭感慨万端。看着这高科技的世界，想到祖国航空工业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摧残所带来的停滞不前，甚至衰退，陆孝彭不免忧心如焚。
这次出访美国，使陆孝彭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祖国航空工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回国后，陆孝彭加紧了强6和变后掠翼课题的研究。
有一年，陆孝彭参观珠海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回来后，他更是像拼命三郎一般。他说：“我看见博览会上人家的苏－27飞机大出风头，我心里更不平衡了。这是在我国国土上召开的博览会啊！我们自己还是落后了啊！不快马加鞭怎么行呢！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和不安……”
“落后了”，会“恐慌”，会“不安”，朴实的语言，肺腑的表白，这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最真实的心声啊！这就是陆孝彭！
那一年，陆孝彭在自己的汇报材料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语：“现在这个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了……”当时，他已经快80 岁了。对于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没有人会苛求，可他还做出了这样的自我反省，这种自催自勉的精神让人感动啊！
等闲名利若浮云
有人说，除了设计飞机，陆老一生别无所求，这句话，是对陆孝彭最朴实无华的评价。
1978年，陆孝彭担任飞机设计所所长，没多久，被提为洪都副厂长。此后，他先后担任过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江西省科协副主席、中国航空学会常务理事、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委员，他还是南昌航空大学（原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的首任院长……1983 年，陆孝彭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担任洪都科技委主任，一直到1995年。
在担任科技委主任期间，陆孝彭筹建了科技委的工作班子，制定了规章制度和工作计划，组织了重大军、民用新产品可行性方案论证和研制中的技术评审，促进产品结构从单一型向多元化的过渡，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陆孝彭积极参与和指导重大项目的技改方案论证，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发展后劲。他组织开展了决策方法研究和软科学研究。他身体力行，积极从事航空航天系统华中地区基层科技委活动的组织工作，促进了地区基层科技委活动的进一步开展。
尽管身居高位，但陆孝彭却从不居功自傲，摆架子，总是那样平易近人。洪都工会职工刘大雨清晰记得陆总的一个小故事，他回忆说：
有一年，厂里迎国庆，搞了一个活动，就是花50 元钱买一张票，可以坐上飞机，到空中转一圈。这种活动比较受欢迎，买票的人很多。结果，我看见陆总带着孙子也在厂里体育馆门前排队买票，排好长的队，我看到了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连我这种工作人员都拿到了一张免票，陆总可是我们的飞机总设计师啊，他要上飞机，还得亲自排队，花钱买票。后来，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当时的副站长邓红喜，我说：“我们的飞机总设计师陆总啊，还在那里排队买票啊！”邓红喜马上开了辆车过来，要送陆总到飞机边上去，陆总还再三推辞。陆总这个人，一点架子都没有，真是个好人！
陆孝彭有一个原则，从来不会利用职权之便向组织、向领导提出私人要求，吴立新对陆总的淡泊名利、一尘不染深有体会，他回忆道：
1999年“两弹一星”表彰大会前，陆老正和我们讨论第四代战斗机有关问题，经理部通知陆老参加“两弹一星”表彰大会，马上进京，陆老听后立即说：“我没有参加 ‘两弹一星’ 研制，受什么奖？”“氢弹不是用强5 带飞空中发射的吗？”陆老：“哦，这个当年是于登根副总抓总的，应该他去受奖！”这时我在旁边说：“于总已经逝世了。”他才同意参加大会受奖。
1994年底，我参加部里申报工程院院士材料编写会，回厂后，我向陆总转告科技局同志的反映：“陆总的材料比较好，部里评审陆总排在第一位。上次陆总未上，我们都有意见，顾总也说过，‘上一批院士我的老师陆孝彭没上，我上了，心里感到不安’……”陆总听后说：“第一批院士，那样安排是合理的，各个专业上一个，我要上了，设计专业就有两个了，顾总不仅工作经验丰富，而且理论水平高，他已经是科学院院士，应该上工程院院士。”陆总的思想境界与那些为官位和职位四处活动，争啊、闹啊的成了鲜明对照！
2000年8月19日，正值陆总80大寿，中国工程院宋健院长给陆老寄来贺信，当我送到江西人民医院，他躺在病床上，叫我念给他听，我念完信，陆老连声说：“过奖了，受不了。我哪能称得上‘现代中国航空事业的功臣巨擘’ 呢？”并叫我代笔回信，他签名。
新机方案论证进行4年之久，从未发过奖金，连加班费都未发过。1999年陆老写了报告，经公司领导特批，争取到几千元奖金，分配方案由陆老拟定，分500 元和1000 元两个等级，他把主要承担者都定为一等（ 1000元） ，而把他自己定为二等（ 500元）。
我在科技委的时候，有一次，人力资源部人事处打算给来厂的研究生一个月800元钱的补贴，让我去参加评审会。我去了，但我唱了反调。因为，开会前，我专门找了我们文书，我问她，陆总现在一个月多少钱，文书说1300 多元钱。后来，我在会上讲，我说徐晓飞（时任洪都副总经理） ，他是研究生，他再加800也就1700多块钱，为了留住人才，你给这部分人提高，我是赞成的，问题是，整体水平不提高，只是蜻蜓点水，这不太合适。
这么长时间，说实话，陆总除了航空金奖奖励的10 万元，省政协副主席一个月50 元的保姆费，加上一点回国津贴，一个月他就领1000多元钱的工资。这相对于他对国家，对航空工业，对洪都的贡献，那是太不相等了。但他从来不计较这些，他觉得，能过成现在这样，他已经很满意了。
大女儿陆群告诉笔者关于陆孝彭的几件小事，她回忆说：
我爸爸到了科技委，结果，科技委的人都讨厌死他了。那个时候，科技委经常会到外面揽点活，让他签字，可他不愿意签。给他奖金，他也不要，结果，他不拿，别人也拿不了。后来，设计所发奖金，都不敢告诉他，都是我们偷偷去领，领回家了给老妈。要是让他知道了，他就会叫：“我是拿事业金的，怎么能拿奖金呢！”
那一年，我爸爸在省政协，是人大代表。有一个老工人找到我爸说，他的儿子上大学，分数考得很高，结果没有被志愿录取，分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他怀疑是人家开后门，把他儿子给挤掉了。我爸爸一听，想也没想就说，那怎么能行啊！只要一听说开后门的事，他就比较敏感。结果，他老人家也没搞清楚情况，就跑到省高招办，替老工人打抱不平去了。到了省招办，他说，人家老师傅三代都没出过大学生，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学生，不能搞特殊把人家给弄下来，要让人家上学。结果，高招办的人气得要死，在背后说我爸，肯定得了人家什么好处，不然怎么这么说话啊！
后来，那个小伙子被南昌大学录取了，很高兴，抱了一箱苹果到家里来。结果，我爸说：“我一个都不会要的，我要拿了你的，人家还真以为你给了我好处。”小伙子坚持要送，结果我爸就发脾气了，最后小伙子被我爸骂回去了。后来，他心里还气不过，跟我说，“高招办说我得了好处，我跟他们打官司，打到北京去我都不怕。”
1998年的珠海航展，我和父亲一起去的。深圳科技委的徐晓东动员我爸爸去深圳工作。他说，深圳很需要像他这样的院士，因为深圳当时没有院士，很想引进。给出的待遇是，月工资不低于1万元，房子、车子全部配好。但我爸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后来，家人都劝他，可他就是不听，他说，我去干什么？离开了洪都，离开了飞机，我什么都干不下去。听爸爸这么说，深圳那边又表示，可以去搞水上飞机。但爸爸还是回绝了，他说，我是搞战斗机的，我是搞能守疆卫土的飞机的，我的事业在洪都。
要知道，那个时代，深圳开出的待遇令多少人眼羡啊；还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洪都，境况是远远不如以前，处于非常艰难的困境之中啊！然而，陆总却并不为之所动，对洪都不离不弃，直到最后一息。
陆孝彭只专注事业，在他的头脑里面，钱只是一个概念，他从来不在意，因为这个，陆孝彭也时常闹些笑话。陆群给我们讲了两个关于陆总的故事：
我爸爸身上从来不会留多少钱，摸遍所有的口袋，最多就能找出个百十来块钱，因为他总会被人偷钱包。他总是这样子，皮夹子装在屁股兜里，一半装在里面，一半露在外面，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后来，老妈知道他经常掉钱，也不给他太多，最多不超过一百，经常是只有几十块钱，反正他自己一个人也不会去买什么东西。
有一次，我妹妹买了一个“袋鼠”牌的皮夹子孝敬老爸。结果，他老人家就到外面打个了圈，回来后皮夹子就没了。当然，里面也没多少钱，可我妹妹却心疼死了，直在边上叫：“哎哟哟，那个皮夹子很贵哦！”
还有一件事情，也比较有意思。我爸爸已经走了10 年了，但直到现在，每次我去洪都那几家卖水果的店买水果，老板都能认出我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爸爸。老板跟我说，我爸爸买水果从来不还价，老板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但是，他有一个习惯，他要挑最顺眼的，样子最好看的。他一个劲地挑，买2斤水果要挑上半天。他经常这样，结果，水果店老板都认识他了。
担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后，省里问陆孝彭工资关系是留在洪都，还是转到省里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属于副省级，去省里各种待遇都会高很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不同意转。他说，“我的关系要留在洪都，哪怕不当这个副主席，我也不能失去洪都总设计师的职务。”
在1996年5月11日的《洪都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陆孝彭自觉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消息，从这条消息我们得知，陆孝彭还是洪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第一人：
从1994年起，中国工程院院士、强5 飞机总设计师陆孝彭，自觉申报个人所得税，成为公司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第一人。
陆孝彭原系省政协副主席，享受副省级待遇，拿公务员工资标准。当他月薪晋升到881元时，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陆孝彭主动将个人收入超标部分申报交纳个人所得税。
陆孝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只要让我搞飞机，其他什么都无所谓。”
工作到65 岁时，他说，我干到70 岁就退休；快到70 岁时，他说：“组织上跟我谈了，我可以干到75 岁退休。”后来，被评为院士后，他非常高兴，他说：“工资关系没转到省里，这个事情我做对了，评上院士，可以永远不退休，我可以一直搞飞机。”
事实上，陆孝彭并不热衷于行政工作。当初，他当洪都飞机设计所所长，以及后来到厂里当副厂长，因为需要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再也不能专心致志地搞技术，这让他有一丝烦恼。据石屏院士回忆：
陆总担任所长的时候，我任副所长。他开会比较多，不愿意看文件，尤其是一些与设计不相关的文件，他每次都是分给别人看。后来，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有的文件甚至直接就请别人阅批，不必呈报给他。他知道了后，不仅不生气，还很高兴。
后来他提为副厂长，但他一直想留在设计所。在设计所，很多人支持他，最主要的是，他能实实在在搞飞机。到厂里去了后，没有机会，也没有人手，施展不开拳脚。在厂里那段时间，他还搞过航天飞机，画了草图，他经常打电话过来，让总体组的同志帮他计算。
南昌航空工业学院从大专转为本科时，请陆孝彭任第一任院长，他觉得能为航空教育做点事情，便欣然答应。但过了几年，他便主动提出辞职。他说：“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已经自成体系，走上正轨，我可以退出了。不然，人家工作很不方便，不该占着这个职位了。我洪都的工作很紧张，他们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过来请示我，来来回回，影响了人家的工作。我是不能离开洪都的，所以我只能退出。”就这样，陆孝彭把院长的位置让了出来。但陆孝彭仍然很关心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的发展，每到开学典礼等大型活动，他还会抽空去参加。最多的时候，陆孝彭同时身兼20多个职务，但后来，基本上都以这样的形式退出来了。
在陆总的一生中，有一些比较经典的语言常常被人们记起：“我是拿事业金的，怎么还能拿奖金呢？” “办私事怎么能用公车呢？”“只要让我搞飞机，其他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工厂的东西，就是不能拿回家，一丁点都不能拿。”“现在这个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够了。”……这样的语言，尽显陆孝彭的人格魅力，也让人们尊敬他，怀念他。
陆孝彭的夫人徐思瑜说：“直到今天，我每次去洪都，老工人一边伸出大拇指，一边对我说，‘你们家老陆，是这个’！”
事实上，陆孝彭的“等闲名利若浮云”来源于他内心的纯粹，来源于他的透明，来源于他的心胸开阔。陆孝彭的同事雍正球这样评价他：
陆总平常生活中有一些奇怪的习惯。比如说，出差时，大家一起吃饭，别人坐过的地方，他才会坐过去，新的餐位，他不坐；住宿，他总是带着榔头插销和搭子，晚上睡觉前要用搭子和插销把门闩死，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吃花生米，他喜欢吃那种炒得黑糊糊的……
但是，陆总是一个很纯粹，没有一点坏心思的人，很透明，跟他交往，自己不能太复杂，不要把他往深了想，他不会记仇，也不会使坏，就是这么一个善良的人。
因为陆总不主动和女同志说话，有一次，我们总体气动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和陆总到北京出差。坐上公交车后，我们看公交车上卖票的是个女同志，几个人便故意不买票，等着陆总买。看得出来，陆总不想买票，但他年龄最大（ 40多岁） ，不好意思不买，便硬着头皮，走到女售票员跟前，大概还有1米远的样子，他就把钱放在手心里，伸向女售票员，他的意思是，钱给售票员，让售票员把票放他手里。他也不说话，头还扭向一边，售票员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正觉得奇怪呢，突然，车开动了，一阵风吹进来，把陆总手上的钱都吹散了，我们几个人在后面偷偷地笑。我们这样跟他开玩笑，他也不放在心上。
因为陆总的经历复杂，“文化大革命”时，他也被关起来了，开始还好，后来越来越严重，还挨批斗，挨打。当时，我和高镇宁关在一起，高镇宁是我们的班长，我们都叫他“牛班长”，“牛鬼蛇神”的“牛”。当时，每天要交一份检查，白天干活，晚上写检查。但我们看不到陆总出来干活，他后来被关到了一招（后来的洪都航空宾馆），和冯安国关在一起，单独关的，他们级别要高，问题要严重，冯安国当时是典型的走资派，他也是“反动特务”什么的，大概吃了不少苦。不过，后来出来后，他从来不说谁打过他，甚至都不说挨过打，他心里面从来不记仇。
对于陆孝彭不记仇的好习惯，吴立新也深有体会，他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加工资，按文件规定，“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的同志，不加工资。据了解，设计所有两个人打过陆老，调资小组找陆老调查时，陆老很肯定地说：“这两个人打过我，而且打得比较厉害，但是这已成为历史了，现在他们两个工作得很好，不应该影响他们加工资！”当这两位设计人员加了工资后，非常敬佩陆老宽阔胸怀，积极性十分高涨。
我记得在科技委搞课题，没有计算机，工作不太方便。于是，我们打了个报告，想给陆总配一台计算机，结果当时的厂长没批。因为这个事情，我对那个厂长有看法。后来，厂长调走了。有一次谈到这件事，我对陆总说那个领导，连一台电脑都不肯批，真是太小气了。结果，陆总听了我的话，说：“哎，人都调走了，不谈这个！”他从来不在背后说人坏话，这个风气很好。
在陆孝彭身边工作多年的张道政也证实了这一点：
说到陆孝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抄家、挨批斗甚至挨打的事，许多老同志都是知道的。但是，陆总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抱怨，更不会给人“穿小鞋”报复。在周总理亲自关照下，从他走出“牛棚”直至20 世纪80 年代，由于组织安排我就一直协助他工作。不论是在歼12的研制、强6 方案的艰苦奋斗岁月，也不论是他走到设计室、实验室或深入到试飞站、生产车间，凡是遇到参与整他“黑材料”或搞逼供的人，他都一律“归零”不计前嫌。反过来，这些同志很感动，都亲切地称他：“老陆真是个大好人，高风亮节！”记得在他“解放”不久，我问过他：“陆总，你在 ‘文化大革命’ 中吃了不少苦头……”他说：“打人或是整黑材料的人，他们都是年轻、要求上进的人，也都出自对党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之心，受到 ‘极左’ 思潮影响，他们已认识到这一点，我不能计较他们。现在最为关键的是，还要依靠他们一起把飞机研制工作做好呢！”好一个“归零”，它凸显了陆总宽大的“宰相”胸怀！好一个“依靠”，张扬了陆总带兵点将的大帅风范！试想，这样的人怎能不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呢！
不遗余力育新秀
耄耋之年的陆孝彭仍然奔波不息，他不仅要搞设计，搞课题，他还要带一支科研队伍，培育一批航空新秀……
陆孝彭说过，世上大凡有成就，对社会、对祖国有贡献的人，不只需要自己终身奋斗、事业辉煌，而且必须关注年轻人的培养与成长，尤其是需要关注他们在困难挫折、甚至失败中的成长。他非常赞成毛主席对年轻人说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他主持新机研制，特别是协同高镇宁所长期间，到他转战科技委主持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都在努力实践着……
陆孝彭注重在新机研制中培养一支专业配套、具有坚忍不拔与创新精神的设计技术队伍，努力做到三条：一是设计专业，要有专业带头人。一个设计群体（团队），既有总体气动、结构、系统设计，又有强度、特设以至试飞，因为飞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依靠的是集体智慧；二是素质上要善于学习，更精于应用，有创新更需突破；三是做法上结合型号、以老带新、勇于“三结合”实践。比如，通过强5飞机的研制与发展，设计专业得以完善配套，为以后新机研制奠定了基础，并使当年的年轻人（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毕业的大／专科生）成为专业带头人，如石屏、雍正球、余松涛、彭宾秋、林允水、丁宝贵、郭玉杰、王世昌、马启禄、王宝忠、白佐周、冯允太等，他们后来都成为设计栋梁、型号总师或工程院院士。正是他们的集体智慧，实现了强5两侧进气与独特的飞机低空性能等突破。通过歼12的研制和强6方案及强5改进改型研制，又使一批年轻设计人员（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毕业的大／专科生）走向成熟：朱杭训、朱晓彪、李庄生、杨振洲、刘殿印等。可以说，每个型号、每个人都有与陆孝彭在工作交往中的难忘的故事趣闻……
陆孝彭注重在新机研制方面整体制造水平的提升和超越。他有一个特点，也是他得以成功的关键要素，就是他不只是看到设计队伍，还注意洪都的整体实力。只要他看准的国外先进技术，或创新的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他就会分别找工厂内部的总工艺师、总冶金师、总特设师们，千方百计地说服他们大胆推广采用；同时，也会通过技术交流等方式向年轻的工艺人员介绍，希望他们学习与应用，如机械加工、钣金、装配、冶金、热表处理、铸锻、非金属、理化、特设、供应等系统，在陆孝彭的心里有一批专业骨干人员名单。许多人对陆孝彭都非常尊敬，有的说：“只要陆总说需要上的新工艺、新技术，我们一定努力实现，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克服，确保成功。”陆孝彭对他们提出的困难也非常重视，并坚持在现场一起研究，直至成功。陆孝彭给他的助理张道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影响着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张道政回忆道：
决定歼12由洪都研制并确定由陆总负责设计后（担任总设计师），当时军管下的革委会主任叶松盛、董毅志都非常支持，并明确副主任朱维斌为试制领导小组组长，陆孝彭为副组长。当时，我刚从结构设计室调到分厂办公室任秘书不久，一天，时任8分厂主任的杜学进（军代表、部长）找我谈话，他先说：“我注意到你一直坚持学习专业，你对专业技术感兴趣吗？”又问：“你对陆总有何印象，了解他吗？”接着说：“考虑到歼12 飞机研制任务紧急，陆总身边又无助手，还考虑到你对专业的热爱，经研究决定，由你做陆总的助手。此事，已征得陆总同意，他也很高兴，并早就注意到你了。”说实在的，当时心里既高兴又担心，当即表示：“同意，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努力做好工作。”陆总也找我谈话，知道我是南航毕业，学飞机设计的，我的老师多是他的学友（高永寿、张阿舟、程宝蕖等），又是南京人，所以很高兴，并对我提出了一些要求。从此，我与陆总就结下了这种紧密协作和学习的关系，他也是我工作上的恩师。在那些岁月里，我见证了陆总对新机研制的全部投入，他高度的事业心和忘我创新精神，以及他那超人的智慧与“三结合”的凝聚力，对我如何做人、如何工作、如何致力于事业发展等都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影响。有人说陆总性格“孤僻”，我感到他其实是一个很乐观活跃的人。每年春节，我们带小孩给他拜年，他都高兴地把我们的小孩抱在腿上，喂她们吃“水铺蛋”。还有一年，他到我们家来，我们给他吃汤圆，他连声说好吃……从中，我感到陆总始终关心我们年轻人……
余松涛跟随陆总进行了强5、强6 以及变后掠翼课题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变后掠翼课题中肩负重任，先后担当主管设计师和主管工程师。多年后，他谈到了他与陆总之间的一段师生情缘：
1958年，我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分到了洪都飞机设计室工作。没多久，陆总从沈阳到了南昌。事实上，此前我便认识陆总。1957年，我在沈阳112厂实习，被分配到第一设计室气动组。当时，组长是顾诵芬。陆总当时担任歼教1的主管设计师，也管气动，顾诵芬签字后，还要到陆总那里签字。当时就知道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大家都很尊敬他。
我帮陆总做的第一件事是替他将收音机从沈阳带到南昌。陆总搬家时，我正好在沈阳出差，便帮陆总搬家。我记得很清楚，陆总家有一台收音机。当时，收音机是很贵重的东西，陆总怕搬家碰坏了，便让我回南昌时，顺便将收音机拎回南昌。火车上，我小心翼翼，一路拎着那个大收音机，回单身宿舍后，我们这帮年青人都很兴奋，还打开收听节目。这个事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为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有人说陆总是特务，家里有收音机，搞电台啊什么的，当时，我听着很不理解。
陆总在厂里是作为专家来对待的，他主要管技术问题，当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设计员，但只要我们有问题向他请教，他都耐心给我们讲解，没有一点架子。
我在气动组工作，这个专业需要接触很多新技术。当时，我们没什么资料，在陆总的指导下，我们找了一些美国、苏联的资料，但气动力分布、载荷等方面的资料还是很少，我们从美国的技术报告中学习飞机气动计算。当时，没有计算机，都是靠手算的，手摇计算机也不多，只能用计算尺计算。我们就查资料、查曲线解决设计中的关键问题。应该说陆总并不是专门搞气动的，但他在气动、强度、结构等方面对我们年青人都有所指导。他工作严谨、认真、细致、敬业，他的这些工作作风对我们这一批人有很深的影响，我们都觉得搞科研工作就应该像他这样。
跟随了陆孝彭30 年的吴立新一提起陆老就异常激动，这位老科技工作者像对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和爱戴陆孝彭。回忆起他与陆总结下的这段亲密情缘，直到今天，他仍然很激动：
我原来是在中国气动力研究和发展中心工作的。搞歼12 时，洪都打报告向六院借一批人到厂里搞协作，当时，提出来不能空洞搞研究，要深入到型号之中，深入到实际当中！1970 年，我和同事们一起被借到洪都。起初，在洪都飞机设计所干了几年，后来，歼12项目停止了，我们也要撤回了。可没想到，这个时候，陆总跟领导说，厂里缺乏这方面的人才，还点名要留下我。后来，我就跟着陆总干了。陆总到了科技委以后，也是他点名，要我调到科技委，继续协助他开展技术工作，事实上，那时候我还很年轻。这期间，也有发展的机会，但我都放弃了，陆总非常信任我，我也敬重他，他不仅技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我从心底里佩服他，也乐意跟着他干活。就这样，我一直在陆总身边，一算也有30多年了。
陆孝彭关心科技队伍发展，吴立新是深有感触，他曾撰文写道：
陆老非常关心科技队伍发展，积极帮助中年知识分子解决后顾之忧，重视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充分发挥老年知识分子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承担“变后掠技术研究”性能计算的中年知识分子朱文程家在农村，爱人是农村户口，长期来厂探亲，住在自己搭的茅棚里，又无正式工作，生活困难，厂里已给朱文程爱人办了农转非，报到青云谱区公安分局迟迟没批下来。陆老得知后很着急，特地找到局长，介绍了朱文程同志的情况。局长很重视，当即表示：“我们会尽早办好，请陆老放心！”事后，陆老叮嘱我：“你隔两天就去一趟，了解情况，有困难我再找局长。”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朱文程同志接到爱人农转非批下来的通知，感激得几乎掉下眼泪。这之后，朱文程同志工作更专心，干劲更大，性能计算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我在陆老手下和身边工作了30多年，他对我非常信任和器重。在陆老指导下，我除了协助他做大量的技术工作外，还完成了静气动弹性和科学决策、预测两个专业技术研究，为洪都填补了两个专业技术空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较好地完成了歼12、强5、“变后掠技术研究”课题、歼轰7、导弹等型号静弹性任务和高教机、轻型飞机、农5飞机市场开拓、江西地方民航公司、公务机、青云谱机场招商引资改造方案论证和摩托车市场科学预测等软科学研究，所有这些成绩归功于恩师陆老的指导和教育！特别使我感动的，陆老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亲自动手帮我论证静弹性结果的精度，他用大量数据说话，证明我提供的静弹性结果是正确的，符合精度要求，力排非议！
为了发挥老年知识分子作用，我退休前几个月，他亲自找姜亮董事长，要求返聘我协助他搞无人攻击机方案论证，姜董事长答应返聘3年。
1998年，科技委章舜如、陈瑞龙、范锦标3 位老专家同时退休回家。5月份科技委欢聚一堂，欢送3 位光荣退休，席间大家举杯相互祝愿，有的同志即兴表演，热闹非凡。然而，陆老始终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欢送会结束，我送他回家，沿途他也陷入深思之中，我以为他身体不舒服。第二天一上班，他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我一进门，陆老就对我说：“老吴，昨天我一夜睡不着觉，心情不好，科技委只剩下2名专委了，而且又不是搞技术的，往后怎么开展工作呀！今天起床后写了一首诗，帮我复印20 张，送给有关领导和专家！”诗文如下：
十年惜别到饭庄，老少咸集各尽觥。怜我老弱茶代酒，喜他高歌兴豪放。
专家退隐科技失，后继乏人费思量。老人残年多重病，感慨生死意忧伤。
诗中充分表达了对科技队伍的关心，对后继乏人的思量和彻夜难眠、忧国忧民的情感。
平时，有很多立志航空的青少年给陆老来信，讨教航空知识和飞机设计技术，陆老在百忙甚至病中，都抽时间一一回信。其中，湖南省长沙市一位高中生，设计了一种飞机，草绘了三面图，给陆老来信，讨教性能计算和操稳计算方法及总体布局原则等。陆老阅后很欣赏，立即写了5页纸的长信和有关资料交给我寄出，并再三叮嘱我：“以后这种来信，你帮我写回信，我签名，要注意培养立志航空的苗子！看来，飞机设计师也要从小培养，培养立志航空的兴趣和志向。我从小对航空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时代就立志成为飞机设计师，设计世界上最好的作战飞机，一辈子为之而奋斗！”
陆孝彭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他积极推荐我国K－8／教8飞机总设计师石屏，并亲手写推荐信。2003 年，石屏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样，洪都历史上便出了2位院士，这在我国航空企业内也是非常突出的成绩。
陆孝彭总是用自己的行动来给年轻人作表率，他的勤奋，他对科学抱以敬畏崇尚的态度对后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张道政回忆起陆总时这样说道：
陆总在飞机设计各个领域都有所造诣，特别是总体、气动、强度、结构等方面造诣特别深。这都缘于他的勤奋学习、善于学习，他对国外的技术动态掌握很迅速，对情报信息、航空发展新成果非常关注。陆总经常会列出一些课题项目，请人帮他收集国外资料，还会亲自动手抄下来，这使他在飞机设计过程中总会有新的思路，别人不敢想的，觉得风险太大的，陆总就敢干，也敢于尝试。当然，这种尝试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一定对策和措施的，通过试验来验证，并逐步完善的。
“文化大革命”解放出来以后，他把全部的热情都释放出来了，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歼12 飞机研制时，我正好跟着陆总，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听汇报，他经常让我随他一起跑车间、跑基层。也是受他的影响，后来，我在工作中，不管在哪里，就算是出差在外，我都要到一线去了解情况，获得一手资料。
陆总的工作习惯是做详细的计划，每个星期的工作计划是什么，应该完成哪些任务，涉及到哪些部门，应该怎么做，等等，他的计划做得非常详细。他用他的工作习惯给我们作表率，尽管很忙，但偶尔他会要求我向他汇报我的工作计划，这除了是正常的工作交流外，更是一种指导与督促，让我更快地成长。
陆总对洪都民品的发展也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支持，这方面，张道政深有感触：
1985年，厂里军品任务急剧下降，国家提出“抽调精兵强将，保军转民”，整个国防工业都面临这一大的转变。这时候陆总因年龄转战到科技委，任首届科技委主任。他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考虑洪都的发展，尤其是民品的发展。时任洪都厂长的吴铭望也特别尊重他，经常听取他的意见。这方面我也有较为深刻的体会。
正好那一年，我转到民品线上。先负责组建民品设计所，转而负责摩托车与发动机开发／技改，接着主持片梭机（国家“八五”重点工程）工作，同时还有农5 （国家“七五”重点工程）研制等，陆总都非常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我们克服诸多困难并获得第一台摩托车发动机成功发动时，他到了现场祝贺鼓励，并为四所成立科技委题词；当成功研制首台片梭机时，他为填补国内空白而祝贺，并为论文集题词鼓励；当农5———我国首架全过程贯彻适航要求研制的飞机首飞时，他表示祝贺鼓励……当然，更有困难时对民品的关注与支持。
这方面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原来，我们片梭机是仿苏联的老机器，后经努力并经朱镕基总理决策引进了瑞士的片梭机技术，列为国家“八五”重中之重项目。起初，陆总是很担心，不太支持这件事情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行政大楼正好遇到陆总，他对我们搞瑞士片梭机这件事比较担忧。因为当时，陆总是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还有一个副主席是设计院的，他对陆总说，这个片梭机难度太大，不适合洪都来做，所以陆总对此比较担忧。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洪都决定走进市场并和浙江湖州合作（提供一台样机）仿制试造。自此，我们开始测绘，厂领导让我来抓这个项目。当时， 100多个关键技术，我们用了一年时间给搞出来了。试制成功后，大家都很高兴。后来航空部和纺织部联合组织了鉴定。回南昌后，我们还组织了一次片梭机鉴定汇报会。当时，我请了洪都老厂长贺福康，还特地请了陆总。在这次会上，陆总的讲话让我很震惊，印象也非常深刻。陆总平常话不多，我跟着他那么多年，第一次听他说这样的话。他向我们表示祝贺，他说，中国是一个纺织大国，片梭机的制造精度要求很高，又是国家急需，又填补了国内空白，也是洪都保军转民的一大希望工程。他说，原先我对这个项目是有看法的，很担心，我认为它不适合洪都来做，现在看来我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陆总在这种正式的会议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样的话，对当时年轻的我以及全体在场的民品线上的人来说，确实感到深受教益和鼓舞，我很感激他！
陆孝彭的为人师表、身体力行，给认识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背后，却与他的科学严谨、勤奋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点，吴立新这样说道：
陆总的脑袋瓜子好用，记忆力超强。其实，这跟他的勤奋有关系，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次，我陪着陆总到北京开会，后来我们俩住一个房间。聊天时就聊到记忆力的问题，我问他：“陆总，您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啊？”
这时，我看见陆总从贴身的衣内口袋里面拿出来一个小本子。他很爱惜这个小本子，小心翼翼地翻给我看。我大吃一惊，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型号的数据，国内、国外的都有。他说他经常拿出来看，并记在脑袋里。其实，一般我们搞设计的人，都会记些这样的数据，不记数据，是没办法进行分析综合提炼的。但我们往往只是记录在本子上，用来查阅，但陆总却不，他还记在了心上；而且，他记录的数据特别详细，还有他自己的分析。这让我特别佩服！
在沈阳搞歼教1的时候，陆老除了是主管设计师，还具体管了强度。在给陆总写院士申报材料时，我了解到，歼教1 的静力试验，载荷正好加到100％时飞机破坏了。一般来说，为了安全起见，飞机强度都会留一点余地，正好在100％载荷破坏，这飞机设计真是绝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文章可做，想挖掘一下，我问他：“当时您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啊？”结果，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了实话，他说：“老吴啊，这个你就别问了，我也说不出来，这只是碰巧，运气而已！”当然，我的材料里也就没写这一段。
陆孝彭认为，对于科学问题，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认真看待科学的必然与科学的偶然，这本身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另外，敢于担当责任是陆孝彭一个重要的品质。在技术问题上，他的这个特点尤其明显，就是在他不太关心的行政事务上，也是如此。与陆孝彭一起在科技委共事过的老同志给笔者讲了这么一件事：
在科技委时，对于行政事务，陆总很少做具体工作。一般是年初时，陆总会参与定计划，年末时，他也会来开个总结会。其他时间，他充分放权：我用你，我就相信你；出了纰漏，我给你扛着。
记得有一段时间，科技委搞咨询，弄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得非常好，为企业创收不少。不过，当时的厂领导认为科技委应该集中精力开展基层科研工作，搞咨询是偏离了方向。后来，陆总便马上停止了咨询项目，这使得企业和科技委损失都很大，大家把矛头都对向他，因为这个事，有人还跟他吵，记得当时闹得很僵。其实，他也只是按照厂领导的意见贯彻，也没有参与具体事情，像这种情况，他完全可以说，“这个事情是别人干的，也没给我汇报。”一句话就可以脱身，但他却把责任给扛过来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很多老同志都表示，跟陆孝彭在一起工作很顺心，就算是遇到再大的技术难题也不会有畏惧，工作也不会太憋闷。“因为陆总的技术管理能力挺强。任务下来了，他会像抽样调查似的，选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围绕这些关键问题，他会做具体工作。等做得差不多了，心里有数了，他才会把工作全面铺开，让大家去做。”
陆孝彭思考问题比较深入，在培养人才，看人方面，他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技术上，他很重视年青人的基础知识，比如空气动力、强度、结构等方面的概念清楚不清楚。此外，他还注重年轻人的创新思维，比如说，人家没有提的，你提出来了，不管想法是不是成熟的，只要把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提出来了，他就比较高兴。另外，他很重视人品，提倡德才兼备。
对于年轻人的培养，陆孝彭倾向于引导鼓励。他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只要想搞，他就会想办法支持你。对于这一点，吴立新给我们讲到，陆孝彭曾经支持过他将强5改为无人机的设想：
那时候，陆总的想法比较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陆总还提出过将强5改无人机的设想。当时，我们在资料上看到，美国提出了无人作战飞机的概念，起初是侦察型的，后来改成了对地攻击型。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新想法，可以做一做。在陆总的支持下，我将强5改无人作战飞机作为课题进行研究。
强5是个好飞机，改无人机把座舱拿掉后，加大油量，可以保证航程。另外，我提了一个想法，将机翼改成复合材料，以减轻机重。因为飞机的外形不能乱动，否则结构、刚度、强度都会受影响，但可以通过应用新材料来实现飞机的减重。陆总也赞同我的这个想法。
本来是想争取部里投入100万元，把这个型号搞出来，结果部里没批。后来，工厂总工程师姚志给拨了10 万元钱，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这个想法也就夭折了。不过，我很感激陆总在这个事情上支持我，对于搞技术的人来说，这种实践的经历是非常宝贵的。
在陆孝彭出任首届科技委主任后，他把更多的精力与智慧都放到洪都的发展上了。一方面建章立制，逐步形成一套制度，为洪都每年技改项目、课题开发、科技革新、各专业论文、争取并上报部级课题以及职称评审等打下基础；一方面组建各个专业组带头人和技术骨干队伍，加强专业活动，有力地推动洪都科技进步；同时，还做好华中片科技委牵头工作，积极参加航空系统间厂所的交流与合作。总之，陆总为科技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整个行业科技委系统，赢得了良好的声望。
功乎？功也！过乎？非也！
凡事都有两面，有正就有反，有是就有非。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所得出的结论也是迥异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写人物传记，这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在采访陆孝彭院士生前好友、同事的过程中，特别是洪都飞机设计所的一些老前辈，都无不赞颂、无不敬佩陆孝彭的为人和事业上的贡献，并称陆孝彭对自己的帮助是终身难忘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提起了两件与陆孝彭相关的事，表示留下了一些遗憾，其中一件，就是强5改斯贝发动机的问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当中国航空工业倾力消化吸收改进涡轮喷气发动机时，国际上更先进、更经济、更稳定的涡轮风扇发动机诞生了，并立即成为航空界的主流。经过反复权衡，中国航空界决定上涡扇发动机。1965 年9 月，沈阳606 所完成了涡扇6 方案论证工作，开始技术设计， 1966 年5 月投入试制，直到1968 年6月首台试验机才开始台架运转试车。由于涡扇发动机的难度、复杂性远远超过涡喷发动机，加上“文化大革命”影响，因此，涡扇6工程费时费力，进展异常缓慢。
中央军委叶剑英、张爱萍，特别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分了解这段艰苦卓绝的研制过程，深刻理解航空界为克服困难所做的巨大努力。但迫于现实的无奈， 1971 年底，周恩来针对航空发动机质量下降、性能落后问题，语重心长地指出：飞机的关键在发动机，发动机是“心脏”，“心脏”不好，问题不解决，何以打仗！
从此，高层决策者痛下决心，准备引进全套发动机技术。叶剑英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会议，同专家协商后，决定从英国引进斯贝军用发动机。
斯贝是英国著名发动机厂家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在20 世纪60年代研制并生产的系列涡轮风扇发动机。其民用型斯贝MK511 用于“三叉戟”客机，我国曾批量购买，质量好。从民用型发展的斯贝MK202 军用型涡扇发动机，曾被用于换装英国购自美国的F－4“鬼怪”式战斗机。因其技术先进可靠，美国又引进英国斯贝技术，改型后用于A－7攻击机。
1972年5月，我国航空界开始同英方接触，派出技术小组出国考察，并逐渐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1975 年12 月，我国花重金5亿英镑，购买了40多台斯贝发动机，并签订引进合同。
为了建立斯贝生产线，经中央批准，国务院拨款1亿英镑用来对430厂和有关的辅机厂进行技术改造，这笔钱按当时的外汇体制折算相当于12亿元人民币，这使得430厂和172厂从50年代水平的厂，一跃成为70年代末水平的工厂！
然而，尽管从资金、技术、人员，国家倾全力支持，但斯贝发动机的国产化进程依然艰辛。在引进之前，按规划是由410厂负责仿制。不料，因担心斯贝冲击已经研制多年的涡扇6 ， 410 厂表示不愿意放弃涡扇6的研制。迫于压力，航空主管部门被迫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任务改派430厂。
此外，斯贝引进之后，配装的飞机长期争论不休，举棋不定。当时，新型战斗机不愿意用它，毕竟是60 年代的技术水平。关于这一点，顾诵芬院士这样回忆道：
我发现斯贝的推重比并不是6，只有5 左右，按我们的规矩，把油泵等都加上以后，还要再下降一些。另外一点是发动机推力随速度、高度变化，性能是比较差的。用我们原来设计的歼6后继机的气动数据与它的发动机数据一对，计算以后，飞不到马赫数2.0，只能飞到马赫数1.8。高度更不行，斯贝的推力在地面时为9350千克力。到20000米高空、马赫数2 以后，只有1000 多千克力，推力甚至低于涡喷7。
我当时的念头还是搞高空高速。
由于当时已经没有希望从苏联拿到什么，于是部领导们很想打开这个门。当时段子俊是满怀信心要买这个发动机，我就给他泼冷水，说这个发动机现在或以后拿来做战斗机的发动机是不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推力的高空高速性能差。
就这样， 40多台发动机长期停放在仓库里，不仅积压了大量资金，还要耗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维护。国家花重金引进的设备因“嫁不出去”成了一堆废铁，一时之间，斯贝发动机成为“烫手的山芋”。
这期间，部里曾建议，让强5装上斯贝发动机，那个全新的强6就不要搞了。但陆孝彭一直想搞全新的强6 飞机，便没有同意这个事。至于陆孝彭为什么不同意，吴立新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他：
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问过陆总，陆总跟我讲，强5的气动外形跟斯贝发动机不匹配，装上这个发动机以后，强5的稳定性和操纵性都会受影响，这里边比较复杂。这就是陆总的观点，他完全是从技术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事实上，他应该是认真考虑过给强5换装斯贝发动机的事情。当然，强5当时是非常不容易才搞出来的，作为总设计师，从常理来分析，都是不愿意改的，怕改了后原来的设计受影响。但陆总还不是这种思想，他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斯贝发动机你讲推力大，是啊，推力大，速度上去了，气动性、稳定性、操纵性怎么样还不知道。从经济上讲，部里会拨给1 个亿，搞一个生产线。如果不负责任的话，完全可以先把钱拿到手再说，上就上，搞得好就好，搞得不好，不也就不了了之了。但他就是比较耿直，说这个不行，就是不行，他总觉得，强5 装斯贝发动机后，从技术上是难以达到预想目标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了。
关于这段往事，雍正球回忆道：
当时，国家从英国进口40多台斯贝发动机，一直放在库房里，花这么多钱，没办法用，部里面压力很大。当时围绕这个问题，给斯贝想了很多条出路，但都没成功。
恰好强5正准备搞后继机，部里建议说，强5不是要搞后继机吗？让强5换装斯贝发动机，进行改后继机，并要求厂里面拿出方案来。但这个事情，陆总坚决反对，他当时全心全意搞强6。变后掠翼技术不一定不好，但当时，光要实现机翼掠动，就要付出600千克机体重量的代价，这对于小型飞机来说，得不偿失。加上当时部里有些人反对搞变后掠翼，因此，强6一直不能立项，但陆总始终坚持不肯放弃。当时，大家谁也没往深了想，陆总是强5的总设计师，连他都反对了，还有什么话说呢？于是，大家就写了个报告，罗列了强5不能换装斯贝发动机的好多条理由，就这样报到部里面去了。本来部里面是要洪都拿换装斯贝发动机方案的，结果却看到了这么个报告，你说，能不生气吗？后来，西安的歼轰7就用了斯贝，开始研制了。这个时候，厂里面开始有人觉悟到，这个事情做坏了。你想呀！强5原来2台发动机要换1台斯贝发动机，那不就是要大改吗？差不多也就是全新设计了，那就可以把装了斯贝发动机的强5叫强6嘛！只不过是个名称的问题，这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呀！一下子醒悟过来了，于是，厂里面就赶紧派人到部里找领导汇报，要翻案，要求强5装斯贝发动机改后继机。当时，我是被派到北京的人之一，在北京写翻案报告，要罗列强5装了斯贝怎么怎么好！自己推翻自己，这个翻案报告难写啊！报告写完了，向部里汇报，结果，部里面不同意了。这样，就错失了一次机遇。后来，部里也确实没有再给洪都型号研制任务，以后研制的K－8 和现在的 L －15“猎鹰”在部里面都是没有排上队的，都是没有“出生证”的，教8 也是在K－8 出口比较好的情况下才被国内认可的。
这批斯贝发动机在仓库里停放了10多年后，才被歼轰7用上，而歼轰7正是强6的竞争对手。歼轰7批量生产后，斯贝发动机库存不够，而此时，国产化还未完成，只好进口，但英国的斯贝发动机已经停产，无奈，只得购买退役的发动机回国拼修以应急。
当时，强6的配套发动机是涡扇6，涡扇6 是针对高空高速战斗机的技术要求而设计的，在发动机参数和控制计划的选择方面，充分注意了提高发动机推重比和高速性能，因此，发动机重量轻，推重比大。经过10多年的潜心研究， 1980年10月，涡扇6性能终于达到设计指标。1982 年10 月，通过24 小时飞行前规定试车，整机试车共334 小时。然而， 80 年代后，国家政策转向经济建设为主，压缩军事投入，由于缺乏进一步投资，加上与涡扇6配套的强6、歼9型战斗机先后停止，涡扇6失去了适用对象，于1984年停止研制。由于我国一直遵循“以防御为主”方针，重视战斗机，忽视强击机和其他机种的发展，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歼击机或者歼轰机完全可以取代强击机，强击机不适合我国国情，不需要成为单独机种等论调，这在空军装备、航空工业、理论学术界都有非常严重的争论与分歧；加上洪都的定位是强击机和教练机，还有国家投入财力非常少，因而不仅迫使歼12 下马（其中一条原因，就是洪都定位不搞战斗机）；强5 后继机也取消了。由于上层的决策和洪都的特殊地域，致使缺乏后继机的研制任务，也就失去技术改造和国家的投入。与此同时，其他主机厂借助各自国家重点型号的投入得以快速发展，洪都则面临着生存发展的重大抉择。
直到今天，洪都老一辈创业者提及这件事情，对陆孝彭的态度还颇有微词。有人这样说：
在变后掠翼这个事情上，陆总比较固执。当时，上级要求强5换装斯贝发动机，替代变后掠翼方案的强6。陆总威望很高，上级把这个事情交给陆总也是很放心的，但陆总不肯干，他一心想搞全新气动布局的变后掠翼飞机。当时，谁能把这批斯贝发动机用起来，上级就支持谁的发展，后来，斯贝被歼轰7装上了，西安也因此得到快速的发展，洪都也就失去了这个发展机遇。虽然事情不能完全怪陆总，但他在这个事情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事实上，航空部下达强5后继机研制方案任务后，陆孝彭非常重视。当时他首先考虑强5改，并由此组织总体组等进行论证。结果表明，由于发动机的形式、推力，特别外形尺寸大、附件多难以协调安装，加之机翼也需作较大变化等而搁浅。接着，经过初步论证，提出变后掠翼和正常式布局的两个方案，同时开展方案论证。尽力收集有关情报，提交部里决策。但是基于当时形势、研制经费以及南昌的定位等诸多因素，上级的决策迫使强5 改斯贝以及强5后继机搁浅。这不仅给陆孝彭带来了重大打击，也使洪都人感到很失望，有些人甚至对陆孝彭产生了一些误会。当然，也有人客观分析过强6未能上，或者说强5改斯贝失败的原因：首先陆孝彭是非常想用强5改斯贝的，但是总体论证的结果无法实现；而强6方案又遭遇歼轰7的竞争，由于当时经费不足，航空部不可能同时上两个型号，必须只能作一个选择。这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任何人都没有这回天之力的。
还有一件事，是与陆孝彭有关的。
陆孝彭对洪都飞机设计所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他带出了一支设计队伍。陆孝彭从沈阳来南昌，当时，洪都找不出一个参与过飞机设计的人。所有的专业陆孝彭都要管，所有的问题他都要处理。在技术上，他是洪都的依靠，是设计所的栋梁支柱。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通过以强5、歼12 等研制为依托，不断的改进改型，专业细分了，人员逐渐成长起来了，科研试验条件具备了，从而，使一个修理、仿制设计的飞机设计室过渡到具备自行设计先进喷气式强击机能力的飞机设计所，一直走在中国航空工业的技术前端，成为科研创新能力非常强的飞机设计所之一。那些年，洪都飞机设计所创造了无数个我国航空工业的第一。
据洪都飞机设计所所史记载，除了强5、歼12 等飞机的设计外，洪都飞机设计所曾经还进行或参与过歼10、歼13 等7 个型号的总体方案论证工作。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等应用课题研究成果显著。在试验方面，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可供实际使用的起落架落震试验台；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个燃油系统模拟试验台，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全机燃油系统模拟试验；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模拟飞鸟撞击试验用的空气炮，受兄弟单位委托，完成了歼7Ⅱ、歼8Ⅰ、歼教6、运10、歼轰7等7 个机种的前风挡玻璃鸟撞试验。其中，歼7Ⅱ、歼教6 和运10 的前风挡玻璃已鉴定合格……仅1978—1983年的5年间，飞机设计所共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7项，航空工业部科技成果奖16 项，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5 项。复合材料、优化设计、飞机性能计算、疲劳定寿、噪声环境对结构的影响等研究工作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声誉。
就设计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关系而言，我国航空工业早期是采用了设计部门从属于大企业的模式，也就是“厂所合一”的体制。然而，后来在聂荣臻主持国防工业时，航空组建了六院，如沈阳601所等， 1965年就转归航空部管理了。
当时，洪都飞机设计所同样面临着这样的机遇，但却没有把握好。据老一辈的洪都人说，当全国航空工业进行厂所分离的时候，因航空部推荐洪都采用“厂所合一”的体制，与此同时，洪都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如总工程师苏敏、设计所所长高镇宁等也都坚持“厂所合一”，正因为如此，导致洪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新机遇。当时，在赞成“厂所合一”观点的人之中，陆孝彭算一个。
早些年，苏敏、高镇宁、陆孝彭这些人在洪都是具有很高的权威的。他们认为，“厂所合一”有优势，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研制周期短，工作方便，而且，飞机设计所可以一心一意搞技术。如果成为独立的单位，各种行政管理机构都要自行设置，这样，势必会影响整个设计队伍的设计能力。由于当时尚处在计划经济时期，事业单位与企业的区别并不大，任务都是上级下达，因此，并不存在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就这样，洪都保留了“厂所合一”的体制。
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体制的调整，事情开始变得糟糕起来。独立的科研所有研制任务，有单独的事业费和建设费。而厂属所是企业编制，有型号研制时，才有一点型号研制费，至于其他的费用只能由企业自行筹集。由于经费受限制，物质条件比较差，例如，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上，洪都飞机设计所就比某些部属所落后。此外，厂属所设计人员待遇低，队伍的保持相当困难，后继无人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比较突出，受生产进度的大局影响，厂属所往往存在结合生产有余，钻研课题不足；搞具体设计经验丰富，而做分析论证力不从心的现象，这对于航空企业的科技创新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洪都一直没有新型号研制，导致早期积累起来的一支有经验的飞机设计队伍开始荒废，而新生队伍也没有实践学习的机会。就这样，与独立的科研院所相比，洪都飞机设计所逐步陷入了相对落后的境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10 多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有所好转。
当然，在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尽管面临着因为体制所带来的劣势和逆境，然而，洪都飞机设计所的这支设计队伍却继承了“强5精神”的精髓，以一种不畏困苦、不甘落后的气魄，以无私付出、牺牲小我的奉献精神，直面挑战，奋起直追。在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境之后，他们先后研制出了创造我国航空外贸神话的K－8 飞机和代表着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级教练机L－15“猎鹰”高教机等航空产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尽管他们的待遇不尽人意，尽管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比一般的科研院所要多得多，但这恰恰是他们无私奉献、英勇无畏、献身航空的真实写照！
在采访过程中，洪都飞机设计所的老一辈对当时坚持“厂所合一”体制的权威人士都颇有微词，有人这样说道：
这件事情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当时，所里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分离出来的。当然，所里要分出来是有很大阻力的，首先就是厂里不同意。
陆总当时并不是所领导，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威望和影响力，他的话还是比较有分量的。陆总比较倾向于厂所合一。我认为陆总的这个观点与他英美留学的经历有关，因为美英都是采取厂所合一的体制。
当然，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
“厂所合一”的事情，这不是陆总的问题。从出产品、快出产品、出好产品的角度来讲，“厂所合一”是一个好的模式。但是后来为什么其他科研所都从厂分离出去了呢？这关键在于上面决策层。国家不支持，不拨经费，老百姓就吃苦头啊！
我们试想一下，厂领导就这个事情征求陆总意见，陆总当然要谈自己的看法，在当时计划经济时期，“厂所合一”的体制优势的确很明显，当然，后来国家政策变了，那又是一回事了。陆总只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把这看成是陆总的问题，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
事实上，厂所是“合”还是“分”，决定权完全在上级航空部，基层只能执行。举个例子， 1968 年，部里先决定在南昌成立第二战斗机研究所（ 602 所） ，工厂和设计所立即组织派人参与组建，基建也已动工，可是，不久又被部里取消了，随之602所代号转给景德镇了。同样的道理，“厂所合一”的事情，决定权并不在陆总手上。
在这件事情中，许多人是寄希望于陆孝彭，希望他能以他的威望去说服上级，给予厂属所更多的独立性和经费上的支持，而这些又都超越了他的权限与所能。因此，要说陆孝彭有“过”，我个人理解为这不过是一部分人对陆总寄予希望转而失望的一种情感诉求。
当然，有一点应该承认，从陆孝彭留下来的文字和思想，很明显，他一直是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计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他曾经在总结强5 研制经验时撰文《自力更生自行设计强击机》中写道：
在设计、研制强5 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计人员和工人相结合，是加速发展我国航空设计事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设计人员虽然熟悉新机的设计程序和理论，但对工艺方法和操作方法往往不甚了解。如不和实际相结合，不和工人相结合，往往设计图样不切合实际；即使设计上并无毛病，但如得不到干部和工人的支持，也难以按设计意图把理想变成现实。我的体会是：生产图样发出前，组织工艺人员和工人对图样进行工艺性审查，是设计人员学习工艺方法的好机会。而试制时下到车间跟班生产，和工人师傅同甘共苦，则更是理论结合实际的好方法。记得当因加载钢索断裂而使静力试验失败时，我正懊恼万分，废寝忘食，同志们却鼓励我携手再干，说：“天塌下来还有咱工人阶级帮你扛着呢！”一席话说得我心头发暖，眼眶湿润。经过这一段奋斗，大家既增加了实际知识，又学习了工人阶级一心为国家，不计个人得失的高贵品质，真是令人难忘的经历呀！
从这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陆总的确是积极支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计人员与工人相结合的。今天，笔者并不想在此评判“厂所合一”和“厂所分离”，哪一种体制更优越，这也不是笔者有能力评判的。另外，纠缠于洪都内部体制问题的讨论，更是一件不太明智且毫无意义的事情。但为什么仍然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讲，这完全是因为笔者想通过这种方式一厢情愿地为陆总讨一个感情诉求的机会。在采访过程中，很多老同志说，陆总晚年一直有一个心愿，他希望能促成第四代轻型战斗机立项，希望为洪都争取到100亿元的国家投入，希望为洪都的发展尽最后一份力。想到这里，笔者不禁悲从心生，为陆总的殚精竭虑赤诚心不被理解，更为一股莫名的隔阂与孤寂……
在走访这些人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其实，这两件事情，最终的结果都不是因为陆孝彭的个人意志所导致的，这其中，陆孝彭要么只是一个“参政议政”的角色，最多也就是关键人物，但他并不是决定因素。然而，为什么？人们偏偏就对陆孝彭在这两件事情上的态度如此记忆深刻？
或许，正如人们说的那样，只有那些颇具影响力和权威的人，才有能力去决定一个企业、一个设计所的命运，而这样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记一辈子，功亦如此，过亦如此。大概，陆孝彭就属于这样一类人！
事实上，所谓的功与过，不过是站在不同的立场而言的。陆孝彭的功，是于祖国，于人民，于航空工业，于洪都的功。而陆孝彭的“过”，只是基于对洪都以及对洪都飞机设计所某个发展阶段而言的。因此，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所谓的“过”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了。总之，陆孝彭那个时代所留下的这些问题，是一个航空时代的遗憾。
晚年的陆孝彭一直执着于他的事业，不少人为之感动，但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有人笑他痴，有人说他固执，还有人说他功名熏心。他不解释，也不动摇，继续干自己的。其实，垂暮之年的陆孝彭，对功名利禄已看空，大有“塞上长城空白诩，镜中衰发已先斑”之慨。对于别人的评价，他觉得皆是付诸东流之物，任凭人去说好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不如归去多操纸笔，做点造飞机的实事儿，以免坐失良机，蹉跎岁月！
“强5 精神”落地生根
在南昌生活了几十年，在洪都工作了几十年，陆孝彭以他的专业技术和人格魅力征服了这片热土，征服了这个老军工企业。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洪都、尤其是洪都飞机设计所沉淀着一种与陆孝彭人格魅力相匹配的气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强5 精神”的落地生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百折不挠，锲而不舍；自强奋进，勇挑重担；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敢闯新路，争创第一”，这就是“强5精神”，这也是陆孝彭留给洪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后的几十年里，尽管面临着种种发展逆境，但洪都人仍然奋力寻求突破口，不放过任何一个发展的机会。这就如同强5当年的研制一样，尽管走得艰难，但却从未放弃过努力，“强5 精神”在洪都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极其恶劣，举国上下时刻警惕着“三尼一铁”（尼·谢·赫鲁晓夫、尼赫鲁、尼克松和铁托）的颠覆活动。其中，最让中国不放心的就是西北边的苏联，由于苏联具有压倒性军事装备优势，尤其是苏联空军装备有大批超声速轰炸机，使其具有强大的高速远程战略能力。如何拦截苏军的战略轰炸是令中国空军头痛的问题，此时大量装备的歼5、歼6 以及少量的歼7都难以执行这样的任务。空军在此时提出了一系列高性能战斗机的研制计划，如歼9、歼13、强6等，相应地，训练这些高性能战斗机飞行员的新型教练机方案也产生了，定点在洪都研制，当时，称之为L7。但L7因为发动机的原因，研制进度一拖再拖。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在发动机有进口可能的基础上，洪都与中航技合作研制新一代教练机。当时，任洪都飞机设计所所长的陆孝彭把任务交给了石屏，由他组建方案论证组。然而，这之后的几年里，又因为军方未立项，无资金来源，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新一代教练机依然困难重重。
直到1983年，中航技积极争取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思路渐渐清晰。1986年，洪都、中航技以及巴基斯坦最终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合作研制新一代教练机，也就是后来声名大振的K－8 飞机，以及后来国产化的教8飞机。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 年代，新型教练机几经反复，辗转周折，但洪都人始终没有放弃，最终突破传统的“军方立项，投入资金，研制，装备部队，再出口”的模式，而是寻求国际合作，从而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重大问题，研制飞机，先出口再实现国产化。事实证明，这种新的模式使洪都从无国内援助的绝境里走出了一条夹缝中求生存的新路子。尽管这条路异常艰辛，但也恰恰是洪都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真实写照。
K－8和教8 研制的那些年，是洪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日子。据说，洪都最艰苦的时候，支柱产品强5的年订货量只有3架，而3架强5飞机，却要养活2万名职工！当时，在洪都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搞飞机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迫于生计，大批科研人员走的走、散的散，留下来的也是在痛苦地挣扎，还有好大一批人转到民品线上。当时，为了养活职工，洪都改变机制，向民品线寻求生机。对于这一切，陆孝彭在《参加公司工代会有感》一诗中也印证了洪都曾面临的困窘局面：
万人大厂百废兴，老幼岂能忍腹饥。摩托外商谋新路，纺机高精谈何易。
军机出口可补阙，导弹切勿失良期。技术进步志不移，转变机制可转机。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代洪都人牺牲自身的利益，以“自强奋进，勇挑重担，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气魄，克服了超乎想象的困难，最终成功研制出K－8 和教8，并成为洪都的支柱产品。
K－8飞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它开创了我国航空工业成套技术出口的先河，仅出口埃及的K－8 E飞机就达到120 架，目前， K－8飞机已占全球同类教练机市场70％的份额。而后来实现国产化的教8飞机，也大量装备部队，并促成了我国飞行员训练体制的转型升级。
“敢闯新路、争创第一”一直就是洪都的传统。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先后研制和生产了歼轰7、歼10 等高性能战斗机，随着装备数量的不断增加，第三代战斗机飞机员的训练任务日益繁重，研制新一代高级教练机成为迫在眉睫的需要。
洪都经过充分研究和论证后认为，研制一种性能优良、设备先进的新型通用高级教练机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该机不仅可以保持与上一代教练机的合理衔接，同时还能充分满足未来先进战斗机使用要求，使飞行员平稳顺畅地过渡到第三代战斗机，从而有效地提高飞行训练质量、降低训练费用，大大减少飞行员训练时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首款第三代高级教练机L－15“猎鹰”便应运而生。
“猎鹰”集合了目前国际航空最前沿、最先进的技术，代表着国内教练机的最高水平。优良的气动布局，长寿命、高可靠性的机体结构，综合化的航电系统，三轴四余度数字式电传系统，高效费比等都成为“猎鹰”的突出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于我国飞行员的训练将产生革命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敢闯新路，争创第一”不仅体现了洪都人开拓创新的可贵品质，更是洪都人对祖国航空工业和国防装备事业发展表现出的强烈责任心的体现。
尽管陆孝彭并没有直接参与K－8、教8 和L－15“猎鹰”的设计研制，然而，陆孝彭带出来的这支设计队伍，继承了他的“强5精神”，沿着他的足迹，奋斗不息。
今天，洪都已经不再需要喊“强5 精神”的口号了，因为，这种精神品质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一代代洪都人的思想，融入他们的骨髓，化成无声的行动，影响着洪都的发展。
2000年6月5日，洪都举行了隆重的K－8 E首飞仪式暨纪念强5首飞3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吴仪致信，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邹家华发来题词予以祝贺。6 月23 日，《中国航空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大力学习和弘扬“强5”精神》，文中总结了“强5精神”的内涵：
“强5精神”是在我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薄弱条件下发展航空工业的必然选择；是航空工业创业者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投身祖国航空事业伟大实践的光辉写照；是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航空工业战线的具体体现；是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实现振兴航空宏伟事业的巨大精神动力。
2000年6月2日，洪都党委宣传部在企业报《洪都报》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回顾强5 历程 弘扬强5 精神》的文章，以纪念强5飞机首飞35周年，在文章中，以简练的语言对“强5精神”进行了这样系统的概括和提炼：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强5试制中最宝贵的精神。
“百折不挠，锲而不舍”是保证强5 试制成功、贯彻试制全过程的力量源泉。
“自强奋进，勇挑重担”是强5试制在最困难时期干部职工最真实的精神写照。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洪都人发扬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并成功研制强5的集中体现。
“敢闯新路，争创第一”是强5飞机取得成功和有其强大生命力的根源之所在。
直到今天，强5那个年代仍然常常被人们想起，人们怀念那时的纯粹理想，怀念那时的热情执着，怀念那时崇高的精神境界，怀念那时浪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人们纷纷留下文字，抒发对强5以及那个年代的怀念，在此选一篇洪都职工丁建洪的《强5 之歌———写在强5首飞35周年纪念之际》作为代表，以飨读者。
就站在这块土地
就在这个日子
就这样沿着强5宽阔的背脊
看那 比雄鹰还矫健的身姿
感觉 力量在充盈
天空在召唤
谁都知道 你命运坎坷
谁都知道 你脊背坚硬———
当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大
成长为蓝天上追风逐电的汉子
再去眺望逝去岁月的烟波
那一页页滚心烫肺的画面
就是一部洪都人的史诗
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我们底子薄弱怕什么
我们重重受困怕什么
我们有手 自力更生造过320号机
我们有脑 开拓创新敢撒手飞神鹰
航空需要献身 高峰需要攀登
说什么美国脑袋苏联屁股
说什么有心无力痴心妄想
研制者啊 你们静静地做 执着地争
———历史可以创造
洪都人啊 你们热热地飞 顽强地搏
———神话可以打破
强5鹰啊 你破壳的翼待翔的翅上
迎接的注目何等灼热
十四个人打造飞机是奇迹
十四个人背后是万众红心
拎上被褥 现场离不开
优先支援 强5等不及———
我们的设计师亲推板车运送零件
我们的工人列队欢送试验样机
———强5在小小的板车双轮上
在长长的目光跑道上
起飞 起飞
荣耀从战火中炼就
使命在成长中茁壮
自强不息的强5
在无垠的蓝天书写着
中国志气 洪都精神
强5从一张白纸上走下来，发展成为国防中坚、国际名机，被世人誉为“亚洲明星”，回顾它的历史，那十万颗铆钉拧起的不光是一只争气雄鹰，更是上万洪都人的热血和志向，连接的是同蓝天一样宽广的胸怀，是中国人战天斗地、献身与攀登的写照。“对强5要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不惜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最高的政治觉悟，是最高尚的品质”。为了这个志向，洪都人不怕牺牲，不计名利，勇于探索。有了这股热血，创业者们不甘落后，勇于探索，使20世纪50年代研制的强5 ， 80 年代飞越喀喇昆仑，远销国外；90年代扬威巴黎，让世人瞩目；新的世纪里，仍然驰骋于祖国的万里疆域之上，缔造中国一代名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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