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两国首都的经济状况也部分地放大了原先在古代政制时期的城市就已存在的东西。贸易、借贷和行政管理依然是这两个首都的主要活动。工厂需要占据很大面积的土地，一般来说，它们就算设置在这两座城市中，也只能在地价较为便宜的地方立足。城市中心更多的是血汗工厂，它们规模较小，机械化程度也不高。在19世纪，两国首都特有的这些血汗工厂大体都从事贸易加工业，它们规模不大，专门加工来自殖民地或其他欧洲国家的货物，快速地将其变成可供零售的商品。
两国首都内部的这种经济状况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追求。由于城市人口增长如此巨大，零售业变得前所未有的有利可图。大量的顾客催生了一种以百货商店为中心的公共商业形式，原来的露天市场和小商店则变得门可罗雀，逐渐消亡。19世纪公共生活的所有复杂性和问题都在零售业的这种新形式中出现了；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窥见公共领域即将发生的变化。为了理解这种新的公共贸易，让我们先来看看物质生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放大原先存在的东西。
19世纪城市人口的新变化
19世纪两国首都的人口增长很迅速，光是那些增长数字本身就足够让人感兴趣的了。下面是人口学家A·F·韦伯列出的巴黎历年人口增长数据：
下面是一种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的方法：以1801年的人口为基数100，然后以基数比的方式列出这个世纪中历年的人口增长。在19世纪中，法国全国的人口基数比、除了巴黎之外12个最大城市的人口基数比和巴黎本身的人口基数比如下：
①有的统计学家在算1852-1865年巴黎人口的时候将某些城区包括在内，有的则没有，所以这个比率并不是依照巴黎人口的原始数据算出来的。
这幅增长的图景十分清晰：12个大城市的增长比法国全国的增长迅速得多，巴黎本身的增长又比这些城市快得多。[234]
伦敦在这个世纪中的人口增长和巴黎一样迅猛，但要将其描绘出来比较难，因为“伦敦”没有清晰的人口、行政或社会界限。那儿有一个伦敦行政郡，在此之外还有一圈外围地带，将伦敦变成“大伦敦”；甚至在这圈外围地带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城区。然而，这数目巨大的人口和英国其他城市人口、英国全国人口的关系，正好跟巴黎和里尔或法国的关系一样。阿萨·布里格斯写道：“（自1871年到1901年）大伦敦的人口增长比任何地方城市都要快，比起英国全国人口的增长更是快得多。”[235]
如果我们仅统计伦敦行政郡的数字，那么伦敦人口在19世纪的增长可以计算如下：
在18世纪，伦敦比巴黎大得多，不过话说回来，这两个城市比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又大得多。考虑到各自国家的情况，伦敦和巴黎的增长率是相同的。下面是伦敦、其他大城市（人口在10万以上）和英国全国（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比率：
法国和英国模式的差异在于各自地方城市的增长；比起英国的地方城市，法国地方城市的人口增长更快，也更稳定。巴黎和伦敦在这个世纪的逐年人口增长比率异乎寻常地齐肩并进。[236]
要理解这些数字的人类意义，人们必须回忆起一个事实：在那个时候之前，城市规模能够和巴黎或伦敦相提并论的城市是1 600年前的帝国时代的罗马。或者可以这样说，从来没有其他已知的城市居住区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增长得如此之快。
这两个首都变得如此庞大的原因相当复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这个世纪中，不管是巴黎还是伦敦，出生人口越来越多于死亡人口。医疗条件和公共卫生的改善消除了从前一直存在的瘟疫威胁——原先有大量城市人口死于瘟疫——所以更多在城市家庭出生的小孩能够长大成人，并且开始拥有他们自己的家庭。但即使城市的人口增长多多少少来自其内部，增长的人口大部分还是来自迁入的移民。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流入的人口主要是未婚青年人，来自和城市有一定距离的地方；1850年之前，乡村的危机尚不算特别严重。就算等到它全面爆发的时候，也并非所有的农民家庭都举家离开故乡；涌向城市的依旧是原先那些单身的人，只不过加入了一些新的移民家庭罢了。
关于这些巨大的数字，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流出城市的人口数目也非常庞大；他们——尤其是那些离乡背井的农民——像潮水般退回地方城市和乡村，其中很多人在某一年的人口普查中被算在内，第二年就离开了城市。彼得·奈特和斯特凡·瑟因斯特罗姆认为，19世纪城市人口增长的真实图景应该是这样的：城市的永久居民人口快速而稳定地增长，此外还有更多的、更不稳定的增长来自那些流入大城市的人群，这些人很快又离开，被又一波同样不稳定但人数更多的移民所取代。
城市的区域划分
由于我们对稳定的城市移民和不稳定的城市移民之间的差别所知无多，我们很难弄清楚他们是否居住在不同的区域——这是人口密度的基本条件。我自己对芝加哥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城市定居的中产阶层和城里居无定所的工人一样，也经常搬家。有一项关于19世纪巴黎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但另外一项研究则相反。[237]
和在18世纪一样，巴黎和伦敦在19世纪用相当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人口密度日渐加大所带来的普遍问题；而且也和在古代政制时期一样，这些不同的模式产生了相同的社会后果。
要想象19世纪上半叶巴黎城内人口增长的情况，我们可以拿一个装着玻璃块的盒子来打比方；越来越多的玻璃被塞进这个盒子，在压力的作用下，这些玻璃块本身开始碎裂，然而盒子的各面完好如初。到了1850年，这个盒子再也装不下任何东西了，但它没有裂开，而是整体扩大了一些，不过盒壁依然很牢固。这个增压的过程又开始了。巴黎和伦敦不同，它的城区并没有杂乱无章地向四面八方扩散，它的城市结构总是被人口增长的极限逼得变形。
历史上，容纳巴黎的盒子是它的城墙。城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功用。到了18世纪，城墙不再充当抵制外敌入侵的防线；实际上，到了18世纪70年代，城墙的功用已经转变为控制内部的人口。巴黎的城墙有60个入口，它们全都向进入城内的商品货物收取入市税。人们把它叫做“收税员之墙”。19世纪40年代之前，它一直是巴黎的法定城界。19世纪50年代晚期，豪斯曼男爵开始为巴黎修建一道新的城墙，这道城墙既是法定的城界，也是行政的和居住的城界；它的功能和先前的城墙相同，只不过它不再是一道物理结构而已。
在19世纪上半叶，巴黎日渐增加的人口不得不在“收税员之墙”内部找空间。可供居住的房子很快被填满。然后房子开始被隔成许多小房间；等到这么做还不够的时候，人们开始在旧楼之上叠加新的楼层。想想上个世纪那些空旷的公共广场吧，这些巨大的开放空间在19世纪初期依然很开阔，但现在却被一些人满为患的城区所环绕。只要想象中央公园周边城区比20世纪30年代各色移民聚居的下东区的人口密度还要大，美国人就能够理解这种极端的情况。[238]
关于各种社会阶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混居于这些拥挤的街道，历史学家之间有很多争议。说起19世纪初期巴黎的住宅，人们通常会认为富裕人家住一楼，二楼住着一户体面的人家，依此类推，阁楼住着的是仆人。这种形象当然是误导的，不过否定它也是误导的。原因在于，19世纪50和60年代，豪斯曼对巴黎进行了重新建设，在此过程中，城市规划降低了城区中不同阶级杂居的程度。尽管巴黎的私人楼房在这个世纪上半叶分拆成公寓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导致了阶级杂居的情况，但新规划却旨在使得各个街区变成经济属性相同的区域；因为那些出资兴建或者翻修房子的人需要准确地知道他们把钱投在什么地方，他们自然乐于见到某个街区的居民都属于同一个阶级。城区的分布从而也就等同于阶级的分布：这恰恰就是豪斯曼在这种城市的市民中树立起来的一道围墙，就像他在城市周边修建的围墙一样。
巴黎人口密度的根本问题依旧和过去相同，聚集在这个空间的人口迅速增长，可供分配的城区面积却固定不变。主要街道后面和新建广场周围的住宅区和商业区依然人满为患。但由于那种旨在赋予城区更为同质的阶级属性的重新规划，大都会的属性和功能区的划分发生了改变。
戴维·平柯尼曾说：“百余年前的巴黎人通常在几条街的范围内生活、工作和娱乐。”豪斯曼对巴黎城市结构的重新修整恰恰体现和落实了一个更大的进程，这个过程芝加哥的城市学家路易·沃斯称之为城市的“碎化”，他的同事罗伯特·帕克则称之为巴黎的社会“分子”在19世纪的形成。这些碎片和工业经济中日渐增长的劳动分工相辅相成。巴黎的人口密度越来越大，社会地位相同的人聚居在同一地盘，不同地盘的人社会地位各不相同。[239]
当然，在古代政制时期，巴黎也有富人区与穷人区——但“富人”区往往意味着有很多富人居住在那儿而已，并不意味着该地区的饮食或住宅价格高于其他较不富裕的人居住的区域。今天的城市人早就习惯了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该地区居民的富裕程度“相称”，所以很难想象19世纪前期巴黎城区的实际境况：就算不是混居在同一栋楼座，各种不同阶级所住的房子也相邻颇近，以不同顾客为服务对象的各种档次不同的摊亭、商店甚至小型市集都混杂在一起。
巴黎人口在19世纪的这种再分布过程使一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那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公共广场在古代政制时期给城市带来的问题。由于城市继续填满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与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陌生人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孤立。广场的问题被放大成城区和街区的问题。
巴黎城中各种社会阶级彼此隔离的状况也发生于19世纪的伦敦，但伦敦和巴黎不同，它通过城市的扩张——而不是把各种阶级压缩在原有的城区之内——来实现这种隔离。由于伦敦新辟了城区，建筑者修建了大量成批的房子以满足各种经济属性相同群体的不同需求。和巴黎的情况一样，如果该地产只提供给同一个阶级的成员居住，那么其投资将会较为稳固和安全；如果修建的是供布尔乔亚的住宅，在新的城区修建外观相同的房子意味着这个街区的房价不太可能会下跌；如果修建的是工人的住宅，那么修建大量相同的、工人阶级的顾客能够买得起的房子，意味着建筑商可以通过大批量的采购原材料来降低其成本。
巴黎的城区距离相对较近，但通过住宅、食物和娱乐活动等的价格差异完成了城市的区域划分，而伦敦则在城区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通过遥远的地理距离和分隔完成了这一任务。人口学家有证据表明，伦敦的“中心区”（圣詹姆斯公园和梅菲尔区之外）依然是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心，但中心的含义逐渐丧失；伦敦变成了一道联结各处住宅区的绳子，就像它如今这样。伦敦庞大的规模意味着少数每天乘坐交通工具去工厂上班的伦敦工人多数空闲时间都是在路上度过的；这反过来加强了居住地的重要性——它是一个能够暂时逃离工作世界的地方。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工业时代，各国首都的工业并不发达。不过，工业在法国的含义和它在英国的含义不同；但这种差异再一次给两国首都造成了相同的结果。克拉普汉姆是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专门研究19世纪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他认为在1848年，就全国范围内的工厂系统而言，法国根本不能和英国相提并论。那一年法国出产的商品和货物比1815年要多，但都是从大型的作坊生产出来的。到了19世纪下半叶，真正的工厂确实设立起来了，但它们离巴黎都有一段距离。原因很简单：巴黎乃至巴黎近郊的地价都太贵了，不适合设厂。在大伦敦范围内，土地并不是紧俏的商品，“大伦敦”外围确实出现了很多工厂，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中心区的工业经济反倒不发达。[240]
芝加哥城市研究学派的人员曾经写道，“城市”体验的本质特征就是从一个街区到另一个街区、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运动。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城市人是那些不仅仅熟悉一个城区、一个区域特征的人，他们同时熟悉很多城区。然而，在19世纪，并非所有城市人都拥有这样的体验；这种体验具备一种阶级属性。由于城区和街区的经济属性变得同质化了，只有那些因为利益或者人际关系而需要在城市各个区域来去的人才有可能在不同场景之中移动；这些人都比较富裕。每天在城区之外活动成了布尔乔亚的城市体验；因而，成为城市人的感觉和成为布尔乔亚的感觉是相辅相成的。反过来也一样，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局限于在一个区域活动。巴黎的工人若到城里的非工人阶级城区，或者到别的工人阶级城区，惟一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到新出现的百货商店里面购物。因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城市体验——对城市中各种差异性的体验——就等同于购物的体验。
工人阶级的城区体验和中产阶级的城市体验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很少会愿意离开他们自己的城市安全角落；尤其是中等阶层的妇女，她们根本不想见到那么多陌生人。但富人的生意、娱乐和社交比较复杂，所以较有可能离开属于他们自己的那片小小城区；至于女人，她们需要出去做帽子，找裁缝，上女子学院，回家喝下午茶，然后出去吃晚饭；男人则需要去上班，去俱乐部，也许还要去看戏，去会谈。
今天有很多人以为19世纪巴黎的“城区生活”丰富多彩，但我们要清楚的是，这种亨利·勒弗菲尔所说的“城市权利”在当时是布尔乔亚的特权。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城区生活”很丰富，工人在咖啡馆或者街头的生活“多姿多彩”，但他们并没有明白，这种“多姿多彩”正是19世纪城区经济属性单一化的产物。在古代政制时期，城市里的工人尽管也是受到很多束缚，但他们穿的衣服和这个时期相当不同，也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城里各个区域娱乐、玩耍或者工作。当今有些好心的规划者认为城市应该建设一些小规模的街区，每个城区的特色要鲜明突出；他们全然不知道这样做其实相当专横独断，剥夺了部分人对城市的体验——19世纪的工人遭到的正是这样的对待。
因此，对于19世纪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是布尔乔亚而非工人阶级，那么身处“公共领域”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他们碰到的问题多少有点自相矛盾：如果更多社会阶层的人在公共领域活动，那么他们在公共领域遭遇的苦恼会减轻一些吗？
城市变化和布尔乔亚的生活
在封建等级四分五裂的城市中，布尔乔亚才是关键的阶级。在18世纪的巴黎和伦敦，商业和行政的工作并不是世袭的。进入19世纪之后，这些城市的布尔乔亚职业出现了新的面貌。
我们可以职业为依据，把伦敦和巴黎的布尔乔亚分类如下：至少有一个雇员的店家；政府的工人、办事员、记账员等等；还有地位在这些人之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群人相当庞大，在1870年，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占到伦敦总人口的35%至43%，在巴黎则是40%至45%。说到中等阶级家庭和总人口之比，英法的首都要高于两国其他地方。1867年，英国全国的中等阶级家庭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241]
工业资本主义在英国和法国的含义各不相同，伦敦“体面人”的自我意识和巴黎“布尔乔亚”的自我意识从内涵上来说也不尽一致。然而，两个首都的这些差异并没有两国在工业资本主义方面的差异大。在古代政治时期的首都，城市体验因不同国家而异；但到了19世纪，城市体验不再只和本国有关。19世纪的城市布尔乔亚具备了某些国际阶级的特征，而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反倒没有这种国际属性。在18世纪，“世故”这个词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都是贬义词，但在19世纪的布尔乔亚之中它成了褒义词。说一个人“世故”，相等于说这个人“很有教养”或者能够“得体”地和人交往，而不受语言、国家风俗和年龄的障碍影响。
根据记载，在1770年到1870年间，巴黎布尔乔亚工人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增长并不大，约为三分之一强。但更大的变化发生在他们从事交易和进行管理的背景——机器制造、批量生产的商品的系统。我们有必要理解那些身处这个系统中的人如何看待它。他们并不是很能完全理解它，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还用对旧城市的理解来看待新城市。但究竟是什么令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工业秩序呢？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人们对工业生活的基本态度——认为工业生活就是投机。所有对公共领域的看法都受到这种态度的限制，布尔乔亚的体面也以此为基础。
19世纪的商人和政府工作人员基本上不认为他们所参与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此外，由于他们是新系统的掌舵人，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们至少能理解自己的工作，但这和事实相去十万八千里。即使是那些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也往往弄不清各种赚钱和领导大型机构的新规则。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巴黎和伦敦的大规模工厂中的工人常常将他们的活动比喻为赌博，机会的赌博——以此来形容股票交易最为恰当不过了。
各种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因素让有钱人趋之若鹜，为了理解这些因素，我们必须知道投机在当时的含义。实际上，人们有可能隔夜暴富，也有可能转眼就一贫如洗。有余资的家庭通常将资本投进一个或者顶多少数几个工厂。所以，如果投资失败，豪富之家可能遭遇家道中落的窘境；而如果投资成功，投资者可能突然间就拥有一个崭新的世界。成功的投资和失败的投资都有些什么样的规则呢？在今天，投资者做决定的时候会参考很多信息，但可供19世纪的投资者参考的信息少得可怜。举例说吧，公布盈亏年报的公司凤毛麟角。多数“信息”都是小道传播的猜测之辞。伦敦的股票市场和金融区、巴黎的股票交易及其衍生产品没有任何管理法则，甚至也没有保障参与交易的公司确实存在的先期保险。商品交易的情况甚至还要糟糕。大规模的国家投资同样是投机行为，根本就连一点常识水平的理性都没有。法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修建了铁路，因为人们“怀疑”那儿迟早有一天会发现铁矿；血本无归的投资失败例子每年层出不穷，只不过一般来讲不像巴拿马事件[242]之类的大丑闻那么明目张胆地诈骗、那么引人注目罢了。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投资失败的事件，原因在于投资阶级本身根本就不知道工业发展的标准，因而不知道什么是理性的投资决策。
其实一直要到19世纪60年代末期，人们才开始把好年头和坏年头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经济循环的想法。但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循环呢？今天，凭借马克思在那个年代所写的著作，我们能够有条有理地讲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在19世纪，很少投机商会看他的书。曼彻斯特的银行家约翰·米尔斯认为，经济循环取决于“精神的科学”；1876年，威廉·蒲狄进一步阐发了这个理论，他认为经济循环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年轻的投资者步入中年，结果没有足够的身体力量来保证资本的活跃流通。法国人对经济循环的理解也好不到哪里去。19世纪的人看不清时局，原因在于当时的经济变化远比今天来得急剧和突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法国的工业便可从欣欣向荣转变为大萧条，紧接着是一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迹象的停滞期，然后却又突然莫名其妙地开始快速发展。[243]
投资领域这些难以言喻的动荡也使政府机构变得极不稳定。像“国家抵押银行”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经常会出现，参与一些貌似长期的计划，然后突然说垮就垮了，然后其他机构和新的人员会接过它们的职责。有些法国史专家喜欢比较法国和英国的行政机构历史，他们认为在法国，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比较有力，所以行政机构人员的地位比较牢固。如果只考虑到各省区的情况，这种观点或许能站得住脚，但说到伦敦和巴黎，它就错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很吊诡：虽说法国所有的国家部门都位于巴黎，这座城市本身的经济受到的控制却比外省或者农村地区少得多。豪斯曼对巴黎的重建造成了很大的财政和商业损失，换作在一个外省的城市，他的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因为当地的政府部门会插手干预这种资本、工人和建筑材料的狂热而又无序的累积。
体面的生活也建立在不可预测的运气上：不可预测是19世纪的经济属性，和其扩展与隔离的人口密切相关。布尔乔亚的尊严再次出现：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之下建立一个稳定的家庭，迫使全家人过上一种拘谨于礼节的生活。这是他们付诸实践并为之努力的意愿。在今天看来，那些拘谨的礼节令人窒息；但也许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变得比较有秩序，给予我们更为坚实的支持，我们才能够对19世纪的礼节说三道四。
如果人们对身处时代的意识是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物质环境的直接产物，那么19世纪英法两国首都的布尔乔亚市民应该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永远动荡的岁月中。回顾历史，我们能够看清城市的物质环境和在工业秩序取得统治地位之前就已存在的物质模式之间的渊源，也能看清前者其实无非是后者的放大。但在当时，人口的增长、居住环境的变化和新工业秩序的波动十分巨大，乃至令人们摸不着头脑。因此对每个人来说，城市生活本该意味着一种人们避之惟恐不及的生活；人们应该认为城市中充满了大量无根而危险的盲流，维持体面的生活并非取决于人们的意愿，而是要靠运气。
但实际上，这些物质条件并没有导致这种印象的产生。大城市和其他地方城市的居民确实认为大城市的物质环境十分混乱，然而很多人尽管对首都的生活心怀忧惧，却仍渴望搬迁到那里去。就整个19世纪而言，流入城市的移民大多数是自愿离家出走的单身青年，而不是被迫流离失所的家庭群体。在英法两国，地方城市的居民更有可能认为他们正在投进深渊之中。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城市正是工业资本主义肆虐之地。法国的里尔和里昂、英国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都有很多工厂；这些工厂创造了新的经济和人口分布状况，将曼彻斯特变成一座新的城市。而在其他较为古老的城镇，这些地方城市的社会生活本来就相当薄弱，所以很容易被工厂和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影响冲撞得四分五裂。《米德尔马契》[244]一书描绘了一个城镇“即将发生的巨变”；《小杜丽》[245]描写了同样在伦敦发生的客观事实，以及伦敦的城市生活对这些变化的理解。《米德尔马契》展示的是地方城镇的变化，《小杜丽》描述的是伦敦的变化。
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为什么没有让人觉得城市生活是一片绝对的混乱呢？中等阶层的人们为什么会认为他们能够在城市中生存呢？大城市的生活既然有这么多可怕之处为什么人们还会觉得它重要而且有意义呢？原因恰恰在于，市民无需创造出一种能够让他们知道城市生活是什么、如何对付未知事物、在陌生人面前该有什么举止的文化。这种文化就是公共领域。古代政制时期，公共领域适应了人口和居住环境的客观变化；同样地，它在19世纪也抵受住城市中更为巨大的物质环境变化，成为当时的人用来维持秩序的工具。但19世纪的人和所有败家子一样，浪费了他们所继承的遗产。18世纪的人们发展出一些模式，用于在不确定交往对象个人背景的情况下过上一种有意义的公共生活，这些模式最终被布尔乔亚阶层改变得面目全非。但当时的人们依然极其希望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尽管他们实现这种愿望的辅助手段正在失效。这正是19世纪末的悖谬之处：客观环境变得更加广为人知，更加常规化，但公共世界却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公共生活是对新的客观环境的回应和抵制，那么，在上述的新的客观环境中，它是如何展开的呢？
公共商品
19世纪英法两国首都零售业的变化是个有趣的故事，用它来讲明这种公共生活最好不过了。百货商店的兴起尽管像是平平无奇的题材，但实际上恰恰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公共领域在人们生活中的变化：从一种主动的相互交往便成一种人口更稠密、交往更稀少的公共性的体验。
1852年，阿里斯泰·博西柯在巴黎开了一家叫做“便宜货”的小型零售店。这家店铺基于三个全新的创意：薄利多销、标明价钱、不讨价还价。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他的店铺翻看商品，而不用觉得非买不可。[246]
以固定价格零售商品的原则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创意。早在1824年，派里索的店铺“美丽园丁”就这样出售亚麻布。但第一个将此原则应用到所有商品的却是博西柯。给商品设置固定价格的原则没有尽早得到推行的原因是，直到古代政制时期的最后10年，零售商派发印有商品固定价格的传单仍然是违法的行为。此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固定价格对人们购物体验的影响。[247]
在零售价格浮动的市场，店家与顾客为了抬高或压低价钱而使尽花招。例如在中东的市场，交易中的人讨价还价往往口沫横飞，店家会满怀深情地说失去或者卖掉一张如此美丽的地毯会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而在18世纪的巴黎肉食市场，如果卖方打算将一块牛肉的价格提高几分钱，买卖双方通常会争执上几个小时。[248]
讨价还价和买卖双方的行为方式是城市日常生活戏剧化和公共人演员化的最为常见的例子。在一个没有固定价格的社会中，生产和分配链条的终端便会尔虞我诈，极力寻找对手铠甲上的裂缝，以便占得上风。这种程序化的你来我往使得买卖双方有了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不积极参与到其中，就意味着有损失钱财的风险。
博西柯的固定价格系统降低了不扮演角色的风险。他那容许顾客自由进入商店的创意则使得人们自此不再主动讨价还价。
在古代政制时期和19世纪初期巴黎的零售商店中，顾客走进商店，就意味着他不管买什么，总会购买一些东西。随意查看商品的行为只能在露天市场、而不能在商店内部进行。这种非买不可的“隐含契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价格未定的系统中需要那些戏剧化的讨价还价。如果卖方愿意花时间赞美他的商品、宣称他就要破产了一分钱也不能少，那么他肯定知道他的口舌不会白费。这种戏剧化的行为需要花时间，所以商品不可能很快被售出。博西柯预见到薄利多销的好处，于是他取消了这些戏剧化的行为。[249]
博西柯及其仿效者——伦敦的伯特、芝加哥的波特·帕尔默——为什么会开始以薄利多销的理念销售商品呢？最简单的答案和生产系统有关。比起手工生产的商品，机器生产的商品的生产速度更快，产量也大得多。我们提到的百货商店和工厂相互呼应。赖特·米尔斯提供的补充解释则和工业科层组织有关。在《白领》一书中，他为固定价格系统提出了如下的解释：出售大量货物的商店肯定会有很多雇员，所以，“如果店主本人并不卖东西，他必须设定一个价格；他无法信任雇员能够成功地进行讨价还价。”[250]
除了工厂和非人格的科层组织之外，如果没有大量的顾客，百货商店也不能取得成功。正是在这里，涌进首都的人口进入了这个场景。但房地产开发的经济使得大量的潜在顾客越来越固定在一个城区活动。错综复杂的旧城区街道也不利于大量顾客的聚集。据估计，在19世纪初期的巴黎，由于城中街道曲折而狭窄，今天我们步行15分钟能走完的路程，在当时需要花一个半小时。离开自己的城区是一件花时间的事情，然而对百货商店来说，要想生意兴隆，就必须吸引全城各地的顾客。19世纪60年代巴黎兴建的主干道使得这种情况有实现的可能。巴黎和伦敦的交通系统则使得这种实现更为可行。尽管巴黎直到1838年才出现公共马车，但19世纪50年代是公共马车快速发展的时期；在1855年，它们运送了3 600万乘客；1866年，它们运输的乘客达到1.07亿。1871年大火之后的芝加哥也同样出现了这种快速交通系统和零售商业齐肩并进的发展。设计这种公共交通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快乐，它的路线也没有沟通各种不同的社会阶级。它的目的在于运送工人去上班和购物。[251]
批量生产的商品、处理交易的大型科层组织、大量的顾客，所有这些都是促使卖方放弃原先那些旨在获取更多利润的零售商业模式的因素。它们并没有解释顾客这一方为什么也愿意随之改变。除此之外，卖方的利润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巴黎的顾客在付钱的时候愿意变成一个不讨价还价的人。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顾客愿意在购买商品时不再主动讨价还价的最简单和最明显的原因。一般来说，百货商店的价钱并不比老式商店更加便宜。虽说某些商品的价格水平会下降，但即使是最为节俭的人，往往也会买一些本来不想拥有的东西，这样省下来的钱等于贴进去了。中等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的总体消费水平上升了。举个例子：由于百货商店的出现，人们开始购买几套大同小异的机器制造的衣服，用于上街的时候穿着。再举一个例子：在这些商店，人们开始购买各种功能各不相同的炊具，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购买一个多功能的炖锅或烧锅。
卖方这种被动的新角色和新的消费刺激因素有关。达文奈尔扼要地描述了新百货商店所售货品的质量：
它们（百货商店）既不销售利润惊人的高档商品，也不卖只有一点蝇头小利的低档货物，而是出售一些质量上乘或者相当不错的产品，并且只赚取和过去低档商品带来的收益差不多的利润。
中档商品只赚取低档商品的利润，顾客花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东西——这就是物理商品“标准化”的真谛。当时的零售商——尤其是博西柯和帕尔默——知道他们很难刺激人们购买这些平平无奇的商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商店外面布置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场景；通过联想，这种场景能赋予商品一种商品本身所缺乏的令顾客感兴趣的属性。[252]
零售商使用的第一种办法是将一些商品摆放在一起，产生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人们要是到纽约布鲁明代尔商店的家具楼层去，便能体会到这些19世纪商店的意图。它们不会在地板上摆出100个同样大小、同一厂家生产的饭锅，而是每种饭锅只摆一件样品，在一个饭锅旁边摆一个形状不同的饭锅。左拉写道：“各种不同种类的商品摆放在一起，它们相互衬托，相互突出彼此的优点，这样一来，百货商店的力量增加了10倍。”达文奈尔也同样指出：“这些迥然相异的物品一旦摆放在一起，似乎产生出一种相互支持的效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商品的使用属性暂时被置之不理。商品变得能够“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因为它暂时变成了一件顾客意想不到的东西，变成了一件奇怪的东西。[253]
通过不断地寻找珍奇的“新产品”来放在最为寻常的货物之中，零售商加强了这种不同物品摆放在一起所产生的刺激。伯特兰·吉勒说，新奇的产品和来自殖民地的进口商品在贸易中不仅仅是商品本身而已。它们使得顾客养成了这样的观念：他将会在商店中找到他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东西，因而愿意带着他本来不打算购买的东西离开商店。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迷惑顾客的行为，零售行业得以卖出大量的商品：顾客的购买欲望来自商品所获得的新奇感和神秘色彩。[254]
从这种刺激顾客购买欲望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销量巨大意味着商店中商品出现和消失的速度都很快。零售商利用这一事实，创造出供不应求的幻象，但实际上这些商品都是大批量生产的。顾客如果看到货如轮转的情况，而且那些商品的属性又蒙上一层和其实际用途无关的联想，那么他或她的购买欲望就会被激起。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间，百货商店的店主开始精心设计商品的摆放方式。他们在商店的地面层开辟了一些玻璃橱窗，而橱窗中摆设的是商店中最不寻常的货物，而不是最为常见的商品。橱窗本身的装饰也变得越来越新奇和精巧。[255]
通过刺激顾客对商品注入一些和其用途无关的个人感情，一套使得大规模的零售商业获利的信念系统出现了。贸易中新出现的这套信念系统体现了一种更大的变化，也就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感觉的变化：投入个人情感和消极的观察紧密相连；身处公共领域既是一种个人的体验，也是一种消极的体验。
卡尔·马克思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术语来指称这种消费心理：他称之为“商品拜物教”。他在《资本论》中写道：现代资本主义的每件劳动产品都变成了“社会的象形文字”；他的意思是劳动者和资本家在生产这件物品的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被掩盖了。如果商品获得某种神秘色彩、某种意义、某种和其用途无关的联想，那么人们的注意力便会从这些商品得以生产的社会条件转移到商品本身。[256]
博西柯和其他百货商店的店主所创造的正是这样一种意义。通过给商店中物品的用途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比如说通过展示一张某公爵夫人穿着某件裙子的照片来赋予这件裙子以“地位”，或者通过将一个饭锅摆放在商店橱窗中摩尔族妇女的裸体塑像旁边来增加它的“吸引力”，零售商首先让顾客不再考虑商品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甚至不再考虑它的质量，其次还使他们忘了自己的买家身份。商品就是一切。
但商品拜物教为什么能生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到资本主义和公共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找。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秩序有一种力量，能够让物品的外表处于永远不确定的、永远“神秘化的”状态中。设想一下博西柯打算卖一个新饭锅：他知道若想卖掉大量的饭锅，最好别准确地提及它的用途，以及家庭主妇该如何使用它；他知道他必须将它摆在商店的橱窗中，用摩尔族的女人来做衬托背景，暗示它的用途是不确定的、多种多样的，并且让顾客觉得这种饭锅极其抢手，很快将会成为收藏家的至爱。而在服装制造行业，我们也将会看到这种外表的神秘化，只不过其处理方式要简单得多：最便宜的机织衣服都只用一点布料，并且款式也只有几种，所以大多数人的外表看上去差不多。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现在的人们恐怕难以区分他们的外表。
但关于19世纪的城市文化，这种新的经济所无法解释的是，大城市的居民为什么以及如何这般认真地对待他们神秘化的、难以辨认的外表；商店中的他们为什么会认为穿上一件某位公爵夫人所穿的价值10法郎的裙子就会使人变得“高贵”一点；或者认为一个铁锅对顾客来说具备某种个人的意义，会让他联想起摩尔人的快乐。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一大特征是机器制造的同质化产品迅猛增长，那么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对于那些居住在卡莱尔的伦敦和巴尔扎克的巴黎的市民来说，作为个人性格、私人情感和个体性的标志的外表变得越来越重要。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购买商品，是因为商品能够体现他们的身份和个性；马克思本人由于反对这种观点而招致不断的批评。今天我们已经对这种观点习以为常，乃至很难通盘接受马克思这种讲求功用的批评取向。在马克思看来，每个人都在理性地追求合理的经济利益，只会购买那些有需要的或者派得上用场的东西。这就是19世纪思想的双重性：一方面抽象地强调事物的用途和具体的事实，一方面又对人们的心理形态有所察觉。马克思的思想也是如此，所以他本人才会注意到商品正在变成“体现购买者个性的事物的表象”；其他人则对别的一些易变表象做出解释，认为它们是恒定的内在特性的标志。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57]提出了一种“行为学”的科学，认为能够从细微的行动看出性格特征来；这种观点普及之后，人们开始根据他人的一些外在表象，比如头颅的形状或者写字的笔迹，来推断其性格。卡莱尔写过一本书，叫做《服装哲学》[258]，提出了服装是“灵魂的表现”的理论。达尔文出版了一本心理学巨著，《人类和动物的各种情感表达》，书中认为哭泣的细节能够体现出悲哀的意义，愤怒的感觉能够用一个人愤怒时脸上的肌肉形状来衡量。像贝蒂隆的“犯罪型”头颅测量法之类的广受欢迎的犯罪学方法更是这种新行为科学的体现。菲尔丁的世界，也即脸谱并不反映演员性情的世界，已经终结了；脸谱变成了脸庞。
在这里，在零售商业的世界中，出现了导致19世纪公共领域发生变化的第一种力量，还有一个这种力量所无法解释的问题。资本主义对公共生活的两大主要影响之一就是将公共现象神秘化，但这种神秘化要获得成功，必有一个先决条件：人们愿意相信物品被注入了各种人类的性格特征；卖方的利润并不能说明人们愿意如此相信的原因。要理解这种相信，我们应该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于性格的新看法。
也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新公共生活的各种心理表征中的一种：很多在古代政制时期没有被叠加想象的领域被叠加了想象。在1750年，裙子和你感觉到什么无关；它是一个精致而明确的符号，表明你在社会中的地位，你的社会地位越高，你根据某些精细的、非人格的规则来玩弄这件物品和自己外表的自由就越大。到了1891年，拥有相应的裙子能够让你觉得纯洁或者性感，尽管它可能是批量生产的、并不漂亮的服装，因为你的衣服“体现”你。1860年，你的消费欲望被挑起，想买下一个口径10英寸的黑色铁锅，因为它被摆在一个展示“神秘而诱人的东方美食”的商店橱窗中。工业广告通过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来打动消费者，这种转移有赖于想象对物品的叠加，而反过来，这种叠加又有赖于一种独特的生产模式和一种认为人类性格无所不在的独特信念。
除了上述的神秘化之外，工业资本主义对公共领域还有第二种影响。它改变了隐私的本质，也就是说，它影响到和公共领域相抗衡的私人领域。第二种影响的迹象也存在于城市商业的范畴之内，我们可以从受到百货商店挑战的小商店和市场所发生的变化中看到。
直到17世纪末期，巴黎的中央市场仍是市民购买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去处。路易十四驾崩前后，中央市场变成了一个更为专门的市场——食品市场。早在工业世纪来临之前，由于商业变得越来越专门化，巴黎的中央市场失去了其市集的特性，中世纪末期的表演和狂欢节等市场庆祝活动也消失了。工业时代只是完成了中央市场的这个专门化过程，而并非促使其专门化的原因。[259]
在19世纪发生变化的是限制食物买卖的社会条件。18世纪40年代，市场受到的约束极大，法律将中央市场的商贩都当成潜在的奸商，他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都受到严格的规制：法律禁止某些形式的广告，并且保障顾客有某些获得赔偿的权利；商贩能卖什么东西也由法律规定。[260]
中央市场的商贩受到这些约束在19世纪被解开了。卡尔·波兰尼认为自由市场是19世纪的福音，他所说的自由市场，是卖方的法人资格不受法律管辖的市场。但销售本身的“解放”并不是经由同样的方式。因为正是在19世纪，紧随大规模的百货商店之后，中央市场的零售交易也采取了固定价格的系统。[261]
开放价格的交易并没有从19世纪的中央市场消失；它继续存在于批发交易领域。但这些交易第一次被当成需要保密的生意。如果以零售价格购买商品的“公众”知道批发的价格，他们可能拒绝接受商品的定价，这样一来大规模的零售市场就会变成一片混乱。所以，批发贸易这种情况的出现，有赖于一种社会因素，也即人们赋予“私人领域”以新的意义：在私人领域，人们能够自由地讨价还价，而一个世纪之前，这些都是公共商业领域才有的行为。[262]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能够从19世纪巴黎的经济实践看到一种更大的变化的端倪。在“公共领域”，人们观察想购买的商品，在心里权衡比较，通过商品来表达自己；但这种购买不再是讨价还价的结果，而是一段被动、沉默、专注的观察过程。与此相反，“私人领域”意味着一个当人们被其他人触动时能够直接表达自己的世界；私人领域意味着一个互动的世界，但这种互动必须是秘密的。19世纪末期，恩格斯认为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特性。他应该说得再详细一点。和家庭相似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公共世界，而是批发的世界；在这两个领域，保密是人们持续交往的代价。
但在这里，也有一些无法立即得到解答的谜团。19世纪这条保密的法则十分费解。家庭，尤其是中等阶层的家庭，即将受到绝对的保护，和外部世界的混乱相互隔绝。如果人们强烈地认为家庭是一个抵御外部世界的避难所，在家庭中他们能够表达自己，那么他们就不会认真地认为城市公共世界的表象和个人情感有关。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只有在家庭的范围之内，或者只有在批发贸易的范畴之内的表象才具备一些心理属性。但这种逻辑并没有落到实处。人们在现实交往中注重隐私——然而所有人都认为陌生人能够从自己的外表和穿着看出自己的性格；城市是一个狂热的“戏剧世界”——然而在这个戏台上很少有人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
人们在毫无保留地进行交往时需要保密这种信念是一个关键，我们能从中瞥见当时社会的精神压抑的情况：为了避免无意中向他人表露自己的情感，人们希望把感情藏得严严实实。只有把你的情感变成秘密，这些情感才是安全的；只有在掩饰的时刻和地方你才能够自由地和他人交往。但恰恰是这种不愿表达情感的担忧，促使其他人为了知道你感觉到什么、想要什么、知道什么而更加接近你。逃避和强迫性亲密关系的种子紧密相关：由于打消他人的防备、让他愿意进行交往需要费上很大劲，所以纯粹的情感表达，无论表达的是什么情感，变得更加重要了。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这些自相矛盾的标志不但让回顾历史的我们大惑不解，也让当时的人们摸不着头脑。我们已经从零售商业的世界看到了这些谜团最为基本的要素，也就是资本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影响与限制：使得公共生活神秘化与私人化。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需要探讨人格如何变成了一个社会范畴，以及如何闯进了公共领域。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尽管当时的人们对这个变动中的世界认识十分有限，但有个人还是值得一提，他就是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的巴黎就算比马里沃的巴黎更不文明，更不吸引人，但它也更让人信服。现代生活的种子已经萌芽，但还需要挣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顺利地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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