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亲密性专制，我们很容易想起两幅画面。一个是被孩子、房贷、夫妻争吵、看兽医和牙医、准时散步、坐地铁上班、回家、规规矩矩地每天只喝两杯马提尼和只吸八根烟、担心账单等等所限制的生活——这份日常家务的清单很快勾勒出亲密性专制的一幅画面；它是幽闭恐惧症。亲密性专制还可以代表一种政治灾难：警察国家；在警察国家中，人们所有的活动、朋友和观念都受到政府的监视。在这种亲密性的压迫之下，人们日夜担心自己会因为说漏嘴而招来牢狱之灾，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可能会童言无忌说了不该说的话，担心自己可能会无意间犯下国家表面上假装不禁止的罪行。《包法利夫人》是第一种亲密性专制的象征；优秀的小共产党员向秘密警察举报行为不轨的父母的斯大林式传说是第二种亲密性专制的象征。

    这两幅画面都有不足之处。家庭责任无法解释为什么今天还有很多人深受幽闭恐惧症之害。法西斯式的画面则很容易误导人，让人以为一旦不存在法西斯主义，那么各种亲密性的政治控制就会被削弱；但实际上它们只是改头换面而已。这两幅画面之所以不能够完全代表亲密性专制，是因为这两者都是粗暴强迫的专制。专制本身可能成为更微妙的东西。

    “专制”这个词在政治思想中最古老的用法之一是作为统治的同义词。当所有的事情都由某个人或者某种统治原则来决定的时候，这个人或者这项原则就对社会生活实行了专制。单一来源的统治权力并不一定要通过粗暴的强迫才能管制各种习惯和行动；它同样可以通过诱惑达到目的，使得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个地位在他们所有人之上的单一权力的统治。这种诱惑所涉及的专制统治者也不一定是人。一种制度可以成为统治权力的单一来源；一个观念可以充当衡量现实的惟一标准。

    亲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专制属于最后一类。它诱惑而不是强迫人们相信有一种真理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用心理学标准来衡量社会的方法。只要这种诱惑性的专制取得成功，社会本身就被改变了。在本书中，我无意说我们完全以人格的展示来理解各种制度和事件，因为那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想说的是，只有当我们能够在各种制度和事件中察觉到人格因素的作用时，我们才会去关心这些制度和事件。

    亲密性是一片虚幻的田野和一种人类关系的期待。它缩小了人类经验的范围，使得和生活的直接环境关系密切的事物变得至关重要。缩小人类经验范围的规则越多，人们就会给彼此施加越多的压力，以便拆除阻碍人们坦诚相待的由各种习俗、礼节和姿态等构成的屏障。人们还对人类关系产生了一种期待，认为密切的关系能够给他们带来温暖；为了拆除亲密关系的障碍物，人们乐此不疲地追求密切的社会交往；但这种期待被这种行动打败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是密切，他们就越不可能彼此交往，越会为这种关系感到痛苦，而且也越会彼此伤害。

    保守的学者认为，亲密性的体验之所以打败了人们对亲密遭遇的预期，是因为人类内心的“本性”十分邪恶或者具有破坏性，所以当人们彼此揭露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所展示的都是一些在其他较不密切的社会交往中掩饰得严严实实的不可告人的邪恶念头。我认为亲密关系战胜社会交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各种关于人性的观念被改变了，变成了一种个体的、不稳定的和自我迷恋的现象——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人格”。

    当世俗主义和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社会中涌现的时候，一种微妙的平衡维持了社会的运转，而上述的历史过程就是这种平衡受到侵蚀的过程。它是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是人们能够投入某种情感的非人格领域和人们能够投入另一种情感的个人领域之间的平衡。当时的人们认为人性是一种自然属性；人们的性格并不是在各种生活经验中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这些生活经验中被揭示出来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性格是先天的，并且反映在人们身上。到了19世纪，由于世俗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新的形式，人们逐渐不再认为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性格的创造者，他们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定义他们自己而言都具备了一种意义，但这种意义到底是什么，由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稳定性和矛盾，他们很难讲得清楚。然而这种对人格事务的极大关注和投入与日俱增。于是自我这种危险力量逐渐开始定义社会关系。它变成了一种社会规则。到了这个时候，非人格意义和非人格行动的公共领域开始萎缩。

    这段历史造成的后果就是，公共秩序被一种认为个人情感产生了社会意义的观念所消灭了；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依然背负着这种后果。对于我们来说，公共秩序的消失模糊了社会生活的两个领域。一个是权力的领域，一个是我们的居住环境的领域。

    我们理解权力涉及的是国家的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各种阶级和种族群体之间的争夺、地区的或者宗教的冲突。但我们的行动却不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只要我们的观念受到这种人格文化的控制，我们就会给那些诚实、正直和显示出自我控制能力的候选人投票。我们认为这些人格特征符合各种各样的利益。由于阶级本身被当成个人内在能力的表达——这种观点在20世纪新兴的阶级中尤为流行——阶级政治被削弱了。区域主义和区域自治正在变成越来越流行的政治信条，仿佛区域越小，权力关系的体验就会具备越多的人性意义——即使实际上权力结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国的系统。人们认为社会的坏处正在与它的非人格属性，于是共同体变成了一种反对社会的武器。但西方工业社会通过将控制经济的结构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系统而获得了稳定，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共同体只能是一种幻想。总而言之，由于太过追求小范围内的直接人类关系，我们无法用我们对权力实在的理解来指导我们自己的政治行为。于是统治力量或者社会上的不平等依然没有受到挑战。

    其次，这种认为真正的人类关系是彼此揭露自己的人格的观念扭曲了我们对城市功能的理解。城市是非人格生活的工具，它是一个熔炉，在其中我们能够通过社会交往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利益，感受到各种各样的体验。非人格的体验打破了这个熔炉。人们在自家美丽整洁的花园中谈论着纽约市区或者伦敦市区的可怕之处；在海格特区或者斯卡斯代尔区这儿，人们可都认识自己的邻居；生活确实不像市区那么丰富，但是很安全。这是一种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城市化的”和“文明的”如今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小阶级体验，也染上了贬义的势利色彩。文明的生活方式应该是这样的：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付一种体验的差异性，并且实际上还从这种差异性中吸取养分；但正是这种对非人格生活的恐惧，这种附加在亲密关系之上的价值，使得只有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过上这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迷恋亲密事务是一个不文明社会的标志。

    这两种亲密性专制，这两种对非人格生活的现实性和价值的否定，拥有共同的一面和相反的一面。在19世纪第一次出现的区域主义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种城市建设的信条；而这种城市改建的规则也已经变成了政治行为的规则。人们是否能够采取非人格的行动，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在社会中积极地追求他们的利益。城市应该是非人格行动的教师，它应该是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在这个场所中，人们就算没有想了解其他人的冲动，也会觉得和其他人的交往是有意义的。我认为这样的城市不是痴人说梦；在人类文明史的大多数时间里，城市一直是积极的社会生活的中心，在这里上演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展示着人类生活的各种可能性。这种文明的可能性今天只不过进入了休眠状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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