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二栋一楼小会议室举行。汪精卫用不安的眼神，向一张张不安的脸扫了一眼，见有资格与会的三十八人都到了，为了不失身份，极力抑制着内心的慌乱，用沉静的语气将刘阿三被杀，陈明生被释放回来所报告的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因为姜国保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对策，以防万一。下面，请诸位发表意见。”
姜国保究竟是怎样被捕的，谁也不摸底，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于是，出现一阵难堪的沉默。
“当然，这件事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我们研究对策，无非是防患于未然。”汪精卫见大家缄口不开，赶紧开导一句“姜国保与陈恭澍是表兄弟，即使陈恭澍发现他暗中倒向汪主席，也不至于让他戴脚镣手铐。他的被捕，很可能是戴笠插了手。”周佛海首先发言。他说到这里，一颗心好像掉在冰水里，瑟瑟抖了起来，不敢继续想下去。但是，作为汪精卫集团的主要成员，却又不能不想。
“姜国保被捕之后，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利用他的智慧和意志，矢口否定投靠汪主席；二是经不住严刑拷打，和盘托出；三是他因此立了功，戴笠让他打到我们的阵营中来，那就不堪设想。”他的推理令人无法置疑，令人佩服。
“我赞成周先生的分析。”褚民谊从周佛海的判断中得到某种启迪，顿时头脑清醒了许多，“为了对付周先生分析的第二种情况，有必要对一一三六弄和七十六号两处地方加强防患措施，在座诸位外出一定要慎之又慎，散居在外的特工人员必须立即转移住地。”
“佛海和重行二兄的意见很好。”汪精卫马上拍板，“对于加强两处地方的防患措施，请默邨、士群二兄拿出具体方案来。散居在外面的特工人员转移后，其房租费用概由特工组织负担。”他心中一阵颤栗，“如果姜国保能够活着回来，必须对他进行严格审查，千万不可大意。”
“对于加强两处地方的防患，我们负责到底。”丁默邨自信地说，“我刚才与士群兄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准备在两处地方原各有四个瞭望哨和八挺机枪的基础上，再各增设四个瞭望哨和八挺机枪。这样，四面八方都有保障。”
“我们与日本驻上海宪兵部队早有密约，一旦需要，只要去个电话，他们可以在十五分钟内开来几百部队。”李士群一副稳操胜券的表情。
“好，好！”汪精卫很满意，“请特工组织派人带一千元钱去刘阿三家，为刘阿三安排丧事。另外，派人给陈明生送二百元钱去养伤。还有，派茅子明带一千元钱去姜国保家，要喻春兰将钱送给陈恭澍，请他设法营救姜国保。并要喻春兰设法与丈夫见一次面，暗地告诉他，我们正在设法营救，要他坚强些，千万不可吐露真情。”他的话既有关怀，又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所赋予的深沉。他用灼热的目光望着李士群和汪曼云，接着说：“赢得时间就是胜利。请士群、曼云二兄暂时退席，分头落实刚才所布置的任务。”
“我们一定在一个小时之内将这些任务落实好。”李士群恭顺地说罢，与汪曼云走了。
接着，林柏生汇报《中华日报》的复刊问题。这家报纸是一九三二年一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不久，挪用铁道部二十万元公款，由林柏生负责创办的汪系报纸。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陷后，遵照汪精卫的意见，《中华日报》停刊，报纸的工作人员去了香港。一个月之后，经当时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与驻沪日军交涉，将报纸的印刷设备和余下的二十多令纸张运去香港，在那里创办《华南日报》，仍由林柏生任社长。林柏生说：“遵照汪主席的嘱咐，《华南日报》仍然作为民间报纸在香港继续办下去，因此，《中华日报》的一切设备必须重新添置，工作人员也必须重新物色和招聘。经过十多天的筹备，印刷机器、纸张和无线电收发报机都已购买回来了。工作人员，因考虑到要兼顾办报、办通讯社和办广播电台，计划招聘五十人，已经到了四十二人，其中三十五人为编辑记者，他们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我们计划十日报纸正式复刊，通讯社和电台也在同一天成立。”
“林先生的工作效率真高啊！”汪精卫兴奋地夸赞说，“这三个新闻单位是一套人马，我与周先生商量，报社仍由林先生任社长，并兼通讯社社长和电台台长。三个单位的总经理由叶雪松先生担任，总编辑由郭秀峰先生担任。诸位看，这样安排行不行？”
“行，行！”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表示。大家认为林柏生任社长理所当然，叶雪松和郭秀峰都是改组派成员，和汪精卫的亲信又都是老报人，也无二话可说。
“《中华日报》作为中央机关报，它的宗旨是宣传中日和平，宣传反共主张，宣传抗战必败，揭露重庆当局的腐败无能。这也是通讯社和电台的宗旨。”汪精卫越说越兴奋，“总之，要为和谈停战，为国民政府的改组，以及改组后的中央政府的巩固和发展，鸣锣开道，展开论战，扫除障碍。”
“我们想请汪主席在复刊号上写篇社论。”林柏生恳切地说。“社论还是你写，就按照我刚才讲的办报宗旨立论。”汪精卫说，“我已经写了篇政论文章，约五千字，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广播电台在九日晚上试播时，先作为演说在电台发表，然后十日见报。”
汪精卫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声称他一贯的观念是对日本的冤仇宜解不宜结，并将本着此观念，对日本转敌为友，第一步是恢复中日和平，“与日本实现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进而谋求经济合作，求得中日共存共荣。”第二步是建立东亚和平，“应根据日本提出的三原则，商定各种具体条件，期于彼此各受其益，确定东亚永久和平之基础。”
日本报纸对汪精卫的卖国言论如获至宝，纷纷在头版显著位置上转载。在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还发表社评，毫不掩饰地说：“汪先生的演说是以实际行动开展日华和平运动的宣言书，日本国民读了如同喝了醇酒似的陶醉。”
“下面请代表大会筹备组长褚先生介绍大会筹备情况。”汪精卫满脸笑意，转入第三个议题。
“我从两个方面向诸位汇报。”褚民谊肃然地欠欠身子，“噢，我先说明一句：原来定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两天前遵照汪先生和周先生的意见，改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好，我开始汇报。第一，关于大会文件起草问题。暂时计划四个文件：一是大会宣言，由林柏生先生起草，二是《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由梅思平先生起草，三是《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案》，由我起草，四是《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快恢复邦交案》，由陶希圣先生起草。这四个文件可以在十天内拿出初稿，然后请汪先生和周先生审阅。”他瞟了汪精卫和周佛海一眼，见他们满意地微笑着，继续说：“第二，代表问题。我从东京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就派出十二个同志分别去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香港邀请代表，到昨晚为止，报回来四十六人的名单，加上在上海的不足一百人。作为一次全会，这个数字太少了。”
“噢！那的确太少了。开全会，至少要有五百代表才好哩。”汪精卫感叹一声，“我看，再往各地区加派联络人员，特别要派人去重庆。昨天，我与周先生商量，凡是来上海出席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发给每人两千元车马费。从重庆来的中委和候补中委，还可以特别优待，每人发给三千元。”
“这个办法好，只是派谁去重庆呢？”褚民谊很为难地紧皱着眉头。
“在座诸位谁自告奋勇？”“汪精卫用征求的眼光望着大家。”重庆是蒋介石的天下，这种自告奋勇，等于自告卖命。会议室里顿时发出一阵因过于沉默而感觉到的嗡嗡声，惊诧和疑问，猜测和探询，占领了整个空间。
“那就劳驾丁默邨先生赴重庆一趟。”汪精卫只好硬性指派了。
丁默邨没有想到汪精卫会指派他，不觉心头一惊。但又不敢拒绝，于是说：“对汪主席的派遣，我绝对服从，只是我与在重庆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很少有接触，也不摸他们的底细，不好开展工作。”他想，如果投错了门，等于自投罗网。说罢，惶恐地望着汪精卫。
“你去，自然不会去找孔祥熙、何应钦、戴笠这些人嘛！”汪精卫见丁默邨托词拒绝很不高兴，但却满脸堆着笑，“我给你开个名单，你按照名单去找人，保险不会出问题。另外，让吴四宝与你同行，给你当保镖。”他没等丁默邨回答，就拿着印有“汪精卫信笺”字样的红色直行信笺，开具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单。
丁默邨接过名单看了一遍，感到一切都不容他犹豫、思考和彷徨，不好再说什么，于是央求说：“汪主席，这二十八个人我都没有与他们见过面，为了便于联系，您是否可以给他们写封信？”
“可以，我可以写两封信。”汪精卫向丁默邨投去热切的目光，“你与彭学沛先生相识，我给他写封信，请他具体协助你。”他在信笺上写道：“为了使这次全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特派丁默邨、吴四宝二先生赴渝邀请代表，请鼎力协助，并请安排住宿。余言请丁、吴二位转告。”他接着说，“你们动身前，我再用事先约定的暗语给他拍个电报，要他去机场接你们。”
“这就很安全了。”周佛海给丁默邨打气说，“有彭学沛先生的协助，保险不会出问题。”
“谢谢汪主席的关照。”丁默邨惶恐不安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保证完成任务！”
汪精卫着手写第二封信：“经研究，兹确定阁下为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请届时出席。特馈赠车马费三千元，请笑纳。有关大会具体事宜，由丁……”他顿了一下，感到将“丁默邨”三个字写在这里会招致风险，便将“丁”字改为“王”字，变成“由王德重、马士珍二先生面告。”下边的落款是：
“汪精卫顿首。七月五日。”八日上午，西装革履的丁默邨和吴四宝，携带一皮箱崭新的法币，登上香港飞往重庆的客机。还好，飞机上没有发现相识的人。几个钟头之后，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降落。这时，彭学沛早已等候在机场。他与丁默邨、吴四宝见面后，悄声说：“很安全，请放心。轿车停在机场出入口，请去那边上车。”
接着，他们拾级而上，然后驱车去彭学沛公馆。这时，丁默邨拉开一点窗帘，从露出三指宽的玻璃车窗向外望去，只见经过日寇多次狂轰滥炸的重庆市区，到处是坑坑洼洼，残垣断壁，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罪恶！这是蒋介石坚持抗战所招致的罪恶！”他不仇恨日本侵略者，却在心里暗暗咒骂蒋介石。忽然，用石灰刷写在墙壁上的两条标语映入他的眼帘：“以奋勇杀敌的实际行动纪念抗战二周年！”“严惩汉奸，将抗战进行到底”他心里一惊：噢！严惩汉奸？这回来重庆，还能活着返回上海吗？不禁一阵胆怯，心率也急剧地增快着。
轿车在国府路一座小四合院外停下来。彭学沛把他们领到一间约十二平方米的平房里。从地面上的斑斑湿痕可以看出，房子才打扫不久，这说明它原来没有住人。里面的陈设很简单，两张临时铺设的行军床、一张四方桌、四张骨牌木凳和摆在桌上的一瓷壶茶、三只瓷茶杯和一份当天出版的《中央日报》。丁默邨从左边袖口特别缝制的小口袋里，掏出两封信和名单，先将其中一封信递给彭学沛。他看了信，微笑着说：“真是不谋而合，昨天接到汪先生的秘密电报，我就考虑为二位安排这间房子。住在这里很安全，只是太简陋了，请丁先生和吴先生原谅。”他给两个客人各倒了杯凉茶，然后面向丁默邨坐下来。
“这里是重庆，不能与上海相比，能够有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就感到很满足了。”丁默邨感激地说，“我们来，给彭先生增加许多麻烦，真感到过意不去。”
“丁先生说哪里话，既然二位是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来，我应该尽力而为。”彭学沛一片真情地说，“请二位不要外出，一日三餐我负责送来。”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丁默邨心情很激动。
“汪先生计划邀请哪些人赴沪开会？”彭学沛问。
“这是汪先生给邀请代表的信和名单，请彭先生过目。”丁默邨将第二封信和名单递过去。
彭学沛将信和名单连看了两遍，高兴地说：“看来，以汪先生为代表的和平事业，正在日益兴旺发达，并非重庆报纸和电台所宣传的那样日暮途穷。”他饶有兴味地问：“钱带来了？”
“带来了。”吴四宝手指搁在桌上的皮箱。丁默邨似乎从彭学沛的眼神中觉察到什么，笑着说：“汪先生考虑到彭先生和甘乃光先生的特殊任务，不能离开重庆，因此他开列的名单没有二位的名字，但同样馈赠二位各三千元钱。”他望了吴四宝一眼，示意他开箱取钱。
彭学沛客气了两句，把钱塞进口袋，兴致更高了，喜笑颜开地说“这二十八人中，有二十一人与我是好朋友，也就是我们过去搞改组同志会的同志，我就暗地通知他们来这里与二位见面。”他皱着眉头沉思片刻，“其余的七人，我把他们的详细地址告诉你们，请乘出租汽车直接登门拜访。二位休息一会，我去通知甘乃光先生来。”
彭学沛走后，丁默邨从桌子上拿起那份《中央日报》来消磨时间，见头版头条消息是重庆市各界于昨天集会纪念抗战二周年，并公祭抗战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何应钦在纪念会上做报告说：抗战以来敌军伤亡总数为九十一万七千八百余人，俘日伪军八千五百五十五人，击毁敌机七百一十六架，击沉击伤敌舰六百四十四艘。
“这有什么值得吹牛的？”丁默邨心中冒起一股无名火，将报纸往行军床上一摔，“中国的伤亡和损失，与日军比较起来，至少要大两倍。”
吴四宝目不识丁，素来与报纸无缘，也不好意思问个究竟。但他却有一套掩饰自己不足的本领，也拿起报纸假装看了一会，笑着说：“是呀！重庆政府之所以不敢公布中国的伤亡和损失，正好说明丁先生的判断正确。”
下午五点左右，彭学沛领着甘乃光来了。“八天前，我要姜国保带去的重要情报，他转报汪先生没有？丁先生！”甘乃光关心地问。“什么重要情报？”彭学沛一怔，没等丁默邨回答，迫不及待地问。
甘乃光将蒋介石秘密制订处置共产党和限制异党活动的四个文件，以及派“宋子良”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会谈等情况说了一遍，然后抱歉地向彭学沛一笑，说道：“近一向行政院秘书厅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来你这里，故没有将情况告诉你。”
“噢！这可是件大事。”彭学沛又一怔，“姜国保及时转报汪先生了吗？”
“及时转报了，并已经采取得力的措施。”丁默邨将姜国保被捕，汪精卫与徐珍结婚，徐珍与平沼和近卫等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七月二日徐珍和影佐等人秘密赴日等情况，一一告诉彭学沛和甘乃光，然后倨傲地说：“可以预见，失败的肯定是老蒋。”
“但愿如此。”彭学沛两眼望着窗外的浩浩蓝天，像是在祈祷似的。
“但是，不可大意。”甘乃光忧心忡忡地说，“据可靠消息，这回宋美龄亲自出马，她率领孔祥熙的秘书樊光、中央银行秘书姚瑛和军统特工人员曾广，于本月一日到了香港，然后与寓居香港的宋子良一起，已经与日方会谈六天了。”
“宋美龄可有一套外交手腕，的确不可大意！”丁默邨心情焦急，“这个重要情况应该及早向汪先生报告才好。我的意见让吴四宝先生先回上海向汪先生汇报，不知彭先生和甘先生的意见怎样？”
彭学沛沉思一会，说道：“丁先生独自一人活动太孤单了。这样吧，汪先生开列的名单中，凡是与甘先生和我是好朋友的人，由甘先生和我负责秘密通知，钱也由我们二人负责转送，请他们写个收据。丁、吴二位先生抓紧在两天之内负责拜访其他人，争取十一日离开重庆。”
“这样好，这样好！”丁默邨深表同意，“余下的七个人，完全可以在两天之内联系好。”
“希望二位见机行事。”甘乃光提醒说，“尽管这七人中有的过去与汪先生有深交，有的也有这样那样的瓜葛，但知人知面不知心，一切以谨慎为宜。”说罢，从吴四宝手中接过三千元钱，高高兴兴地走了。
晚上八点，丁默邨和吴四宝乘出租小轿车，来到重庆市长贺国光的公馆门口。这时，两个警卫人员正坐在门口聊天，见两个穿戴阔气的陌生人走来，一个警卫人员赶忙起身，点头哈腰地说：“二位先生找谁呀？”
“拜访贺市长。”丁默邨一副傲慢表情，把事先准备好的军统重庆特别区区长姜绍谟的名片递给他。
姜绍谟，因在重庆残酷迫害进步人士而颇有名气。那人以为真是这个特务头子来了，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说：“鄙人刚从贺市长那里来，他与二姨太在二楼南边阳台上乘凉，二位请进。”
贺国光年近五十岁，红光满面，长得很富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曾提升他为办公厅行政处长，一年前，汪精卫任国民参政会主席时，又任命他为参政会副秘书主任。因此，他一直对汪精卫怀有深厚感情。这时，他正躺在帆布睡椅上，接受二姨太用鹅毛扇扇过来的阵阵凉风，悠闲自得地与她低声说着什么。
“谁呀？”二姨太听到里面房间的楼板上响着脚步声，停止摇扇，透过窗户往里面一看，见两个达官贵人式的人物走过来，没等对方回答，忙推了丈夫一下，“有客人来了。”
贺国光一骨碌从睡椅上爬起来，慌忙从阳台走进房间，吃惊地问道：“二位是什么人，找谁呀？”他心中责怪门卫不事先通报，就让外人进来了。“我们受汪精卫先生的委托，特地前来拜望贺市长。”丁默邨显得很恭顺，也很泰然。“噢！”贺国光的心一阵颤栗，惊疑地望着两位不速之客，似笑非笑地说，“坐，二位请坐。”
二姨太严守妇人之道，对丈夫的政治活动从不过问，也不知道他与汪精卫之间是什么关系，给两个客人和丈夫各端来一杯茶，就知趣地走开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贺国光仍然惊魂未定，“你们真的从上海来？”“真的从上海来。至于我们是怎么进来的，请不必责备两个门卫。”丁默邨将汪精卫的亲笔信递给贺国光。
贺国光看了信，吃惊之余，想到自己正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当了陪都的市长，真想将丁默邨和吴四宝逮捕送给蒋介石邀功请赏，捞他一把，但又想到自己的发迹，离不开汪精卫为他提供的基础，若没有当年的行政处长和参政会副秘书主任，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重庆市长，感到忘恩负义不可为，更何况中日战争的胜败未定，一旦蒋介石垮台，也好投靠汪精卫，还有，想到送上门来的钱财不可拒绝，至于去不去上海参加六次全会，那是另外一回事。于是，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显得很激动地说：“好家伙！汪先生的事业越来越红火了，我巴不得马上飞到上海去。好，一言为定，我一定在下月二十日左右，带着家眷离开重庆赴上海。”反正说谎又不会掉牙齿，烂舌头，他感到这些话还不足以表明对汪精卫的忠心，又补充说。“汪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也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领袖，我将永远效忠他！”
“我们对市长先生的明智，表示钦佩！”丁默邨信以为真，激动不已。他瞟了吴四宝一眼，示意他拿钱。吴四宝赶忙将三千元钱递过去，恳切地说：“请贺市长写个收据，回去好向汪先生汇报。”
贺国光写好收据，盖上私章，递给吴四宝，然后问道：“汪先生确定重庆方面出席多少代表？都是些什么人？”“暂定二十名。”丁默邨警惕地瞟了贺国光一眼，说出一批计划外的名字，“其中有居正、于右任、戴传贤、白崇禧、顾祝同、王宠惠，等等先生。”贺国光一愣，难道这些人也会背叛蒋介石？他惊疑地问：“他们同意赴会吗？”“我们还只拜访过居正和于右任二先生，他们表示同意赴会。”丁默邨满嘴谎言。“居先生一贯反对汪先生，他也同意赴会？”贺国光大惑不解。“去年在武汉时就和解了。”丁默邨说。“原来如此。”贺国光没有识破对方的谎言，但他仍然怀疑居正和于右任真的会投靠汪精卫，只怕也与他贺国光一样，只不过是见钱眼开而已。
第二天上午八点四十分左右，丁默邨和吴四宝驱车直奔国府路一二五号何键公馆。何键从一个门卫手里接过名片一看，见姜绍谟来访，想到这个特务头子的厉害，加之又多次见面，便亲自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当他迎来的是两个不相识的人时，大吃一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冒充姜绍谟？”何键惊恐失色地问。“我们代表汪精卫先生前来拜望芸樵先生。”丁默邨镇定自若地微笑着，“请原谅，因为没有姜绍谟的名片，我们进不来。”
汪精卫与何键并无深交，他之所以看中何键，考虑对方于四年前被蒋介石解除四路军总指挥职务，两年前又将他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解除，给他个有职无权的内政部长，今年春又改任军委抚恤委员会主任，更是个闲职，因而对蒋介石严重不满，想把他拉过来。去年十一月中旬，周佛海以湖南同乡关系秘密劝他倒向汪精卫时，他曾经一再表示，一听到汪精卫建立新政权就马上离开！来投靠汪精卫。因此，汪精卫这次派丁默邨赴重庆拉代表，自然少不了何键。现在，何键听丁默邨说是代表汪精卫而来，很想打听一下汪精卫的投降勾当，猛然由惊恐转为惊喜。
“请进，二位请进！”何键带着浓重的湖南醴陵口音，亲热地说。他没等客人落座，急不可耐地问：“汪先生的事业还顺利吗？”“虽然经受过许多挫折，但终于走出一条坦途。”丁默邨欣然一笑，“由于日本政府的全力支持，以汪先生为首的新政权成立在即，前程无限光明。”“好，太好了！”何键高兴地说，“二位请坐，请坐下来详细说说。”“汪先生计划在下月下旬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召开政治会议，具体研究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问题。”丁默邨兴致勃勃地说着，趁何键在泡茶没有注意，从袖口那特制的口袋里掏出汪精卫的信，双手递过去。
何键看了信，微笑着望着丁默邨，问道：“二位谁是王德重先生？谁是马士珍先生？”“鄙人敝姓王，贱名德重。”丁默邨手指吴四宝，“这位是马士珍先生。”“听口音，王先生是湖南常德人。”何键亲切地说，“好啊，我们是同乡。”“我能够与德高望重的芸樵先生是同乡，感到十分荣幸。”丁默邨阿谀地一笑。“唉！不敢当，不敢当。”何键想起他一落千丈的官场遭遇，不胜伤感，脸膛皱成一个“苦”字。丁默邨从何键的神情中看出他心中的悲哀，马上给他注射兴奋剂，说道：
“汪先生十分尊重芸樵先生。他托我转告，如果您能够过去，计划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您当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可以在中央任要职，也可以重回湖南主政。”
何键果真顿时兴奋起来，但他却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我自然会过去。至于职务我很少考虑。我今年五十二岁了，不想再重新主军主政了，只想有个清闲的环境，好好研究一下儒家学说。”
丁默邨知道何键一贯提倡尊孔读经，说道：“根据何先生在湖南的实践证明，研究儒家学说与主军主政是相辅相成的，万望先生不要放弃主军主政。”
“看来，王先生对儒家学说很有研究。”何键似乎与丁默邨有了共同语言，情真意切地说，“这的确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用儒家思想指挥军队，才能打胜仗；也只有用儒家思想指挥政权，才能廉洁奉公。好吧，今后怎么做，我一切听从汪先生安排。”他从吴四宝手中接过钱，写好收据，然后感情真挚地说：“请二位代我向汪先生夫妇致意，重任在肩，万望他们多多珍重。”
何键说到这里，门卫前来报告说：“何主任！外面来了两个中年人，走在前面的那个也说他是姜绍谟。这是他的名片。”
何键一惊，接过名片与丁默邨带来的那张一对照，字体与纸质完全一样。是姜绍谟已发现汪精卫派人来到他家里，还是为别的事而来？他问门卫：“你对他们说过已来了个姜绍谟先生吗？”
“没有，没有。”门卫说，“我只说请他们稍等一会，就向何主任报告来了。”“请他们进来。”何键果断地说。丁默邨与姜绍谟相识，听何键这么一说，吓得脸色惨白，惊慌地说：“芸樵先生！姜绍谟认识我，你说怎么办？”接着，把他的真名告诉何键。“不用怕，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何键不慌不忙地说。
原来，丁默邨和吴四宝在何家门口下车时，正好碰上姜绍谟手下一个名叫宋清明的特务从这里路过。朱清明利用丁默邨不认识他的方便，为了判断他的发觉是否正确，当丁默邨向门卫递交名片时，他假装向门卫问路，也走到门卫面前，确信他的发觉无误之后，立即赶回军统重庆特别区向姜绍谟报告。姜绍谟想到戴笠曾经向各省市军统区宣布过，谁捉拿到丁默邨可奖赏银元五百块，乐得心里痒痒的。但是，他又考虑何键与戴笠之间有较好的私交，想向戴笠请示后再动手，可是戴笠还在上海没有回来。如果直接去何键家抓人，又不知道何键与丁默邨是什么关系？一旦何键矢口否定，不好下台。如果等到丁默邨离开何家之后，再跟踪过去抓住他，又不知道他在何家挨多长时间？姜绍谟担心快到手的五百块银元落入别人之手，也就不考虑后果如何，就匆忙带着宋清明驱车赶来了。
何键与丁默邨和吴四宝商量几句，让他们躲进里面一间房子之后，就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姜绍谟和宋清明。
姜绍谟走进会客室，见里面空无一人，心想一定是何键把人藏起来了。他说了几句客套应酬一类的话之后，就直截了当地说：“何主任，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汪精卫派丁默邨和一个三十多岁的高大个子，潜入到重庆来了，半个钟头之前他们已到了何主任家，希望您把他们交出来。”
“你们的情报完全准确，丁默邨先生和他的表弟马士珍现在还在我这里。”何键表情沉静，慢悠悠地说，“姜先生来得正好，丁先生正要去找你哩！”
“他找我？”姜绍谟一时摸不着头脑。
“是呀！丁先生对投靠汪精卫后悔不已。”何键淡淡一笑，脸色仿佛阴晴不定的天气，“三天前，他带着他表弟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于昨天下午乘飞机来到重庆。他想再回到戴先生手下来，苦苦哀求我，希望我帮助他在戴先生面前说几句好话。他找你，也是想请你在戴先生面前美言几句。”
姜绍谟一下子被蒙住了。但他仍然不死心，两只眼睛滴溜溜地急转几下，狡猾地笑着说：“汪精卫把指挥特工组织的大权交给丁先生，对他那么重用，他的后悔未必可信，何主任可要警惕啊！”
“啊呀！照姜先生这么说，我受骗上当了！”何键显得很生气，厉声反唇相讥，“那就把丁先生请出来，由姜先生直接审讯他！”
“请何主任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姜绍谟窘笑一声，赶忙狡辩说，“我与丁先生是老朋友，已经多日不见，我很乐意在这里与他见面，谈不上审讯他。”
“既然姜先生不愿意审讯他，那就没有在我家里与他见面的必要！”何键用气愤的语调说，“我何键作为丁先生的同乡，我愿意为他在戴先生面前说几句话，当然，是否同意丁先生回重庆来，那是戴先生决定的事。我也甘愿承担包庇汉奸的罪名，不怕你向戴先生告状，也不怕你向蒋委员长告状！”
“岂敢，岂敢！”姜绍谟见何键大发脾气，一下子软了下来，强装着笑脸说，“刚才若有出言不逊的地方，甚望何主任海涵。好，打扰了，我们就此告辞。”
姜绍谟和宋清明碰了一鼻子灰，扫兴地走了。戴笠回重庆以后，姜绍谟感到惹不起何键，没有将丁默邨来何键家的事向他报告。后来不见丁默邨回重庆，以为是戴笠不允许。何键见戴笠没有问及这件事，当然不会自找麻烦向戴笠说。
丁默邨和吴四宝见姜绍谟走了，从里面房间走出来，一齐感激地对何键一鞠躬。丁默邨深情地说：“对芸樵先生的大恩，我们没齿不忘！”他仿佛从噩梦中醒来似的，脸上的余悸未尽。
“重庆不是二位的久留之地，你们得赶快离开这里。”何键关切地说，“你们住在哪里？我派车亲自送你们回去。”
丁默邨见何键一片真心，就将住址直言相告。于是，何键送他们回到彭学沛公馆。何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没有与彭学沛见面。
丁默邨除了隐讳何键亲自护送这一事实以外，将其他情况一一告诉彭学沛，然后不安地说：“从安全着想，我们得提前返回上海，可是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呢？彭先生！”
彭学沛默默地思索一会，说道：“由我和甘先生负责转送的钱都转送到了，他们都表示在下月二十日左右到达上海。”他将二十一张收据递给吴四宝，“只是由你们直接联系的七人，还有五人没有联系上。我看这么办吧，我有照相机，会拍照，也会洗印，可以将汪先生的信拍成照片，洗印五张，派适当的人将照片和钱分别送到这些人手里。”
“好，就这么办。”丁默邨高兴地说，“不过，在信中注明两点：‘一、请下月二十日左右抵沪，二、王、马二人已返沪，请将收据寄香港九龙约道五号张秋霞女士。’张秋霞是周佛海先生夫人杨淑慧女士的化名。”
十日上午，丁默邨和吴四宝由彭学沛护送，登上了从重庆飞往香港的客机。当天晚上，他们去九龙约道五号看望杨淑慧，将关于有五个人将收据寄给她的情况告诉她。十一日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回到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
丁默邨一进屋，李士群悄悄告诉他。“三天前，何炳贤先生带着他的妹妹何玳姑、何珊姑投靠汪主席来了。噢！你与他的关系怎样？”
“不好，很不好！”丁默邨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油然升上心头，他不禁拍案而起，绕室徘徊。突然，他两手叉腰，凄苦地问道：“姓何的已知道我在这里？”
他感到心口被铁锤重重捶了二下，一阵阵气闷，一阵阵作痛。
“是的，恕我直言，他一听说你在这里，马上提出要走，后来被汪主席夫妇和周先生婉言留住了。”李士群说完，见丁默邨脸上的痛苦表情，难为情地说：“唉，怪我多言，请原谅。”
“不！士群兄能够直言相告，说明你对我一片真挚情意。”丁默邨苦笑一声，随即愤然地说：“有他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他。”他脸色苍白，紧咬嘴唇，胸部不停地起伏，仿佛一团怒火将喷薄而出。“姓何的不走，我走！”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怒不可遏地钻进小轿车，直奔一一三六弄找汪精卫去了。
原来，丁默邨与何炳贤是死对头，这真是冤家路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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