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梅花堂的主人严宏第，却是个不学无术、贪得无厌、横行霸道的大资本家，毫无“高深”和“宽厚”可言。他把这对联刻在大门上，附庸风雅，恰好反映出他的伪善心理。
院内除了一座三层楼的主体房屋外，还有许多平房，它们分别为厨房、杂屋、澡堂、车库、轿库和马厩，以及佣人、保镖、管家和账房先生的住房。后院的花园里种了二十多种花草，也名副其实地种了十多株梅树，其中最高的四株开花较迟，现在正是梅子成熟时期，地上掉了许多黄色果实，枝头上还挂着不少。
上海沦陷前夕，严宏第一家老小搬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去了。七天前，这里住着一批日本商人。现在，梅花堂成为影佐特务机关，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梅机关。也许是因为梅子太酸，而新住在这里的三十多人，只有三个勤杂工是日本女性，偏又不怀孕，尽管梅子黄熟得那么惹眼，可谁也不青睐它们。不知根据什么，我们的祖先却把酸尊为五味之首。
这么大的院落，因住的人少，显得空荡而寂静。身临其境，仿佛处在高山幽深处的古刹里。不过，到处打扫得很干净，还显得有点生气。
七月二十日上午九点左右，影佐接到土肥原特务机关侦破组的电话，知道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要来，迅速审阅完《关于松本的工作近况》，将它交给伊藤芳男，吩咐说：“请去驻沪宪兵部队，用军邮发给外务省有田先生。”这里说的“松本”，是汪精卫的代号。根据日本政府的规定，影佐特务机关每隔十天，就要向日本外务省汇报一次汪精卫集团的思想状况和汪政权的筹备情况。影佐处理完手中的工作，就与矢野、清水和犬养来到大门口迎接晴气。大约过了五分钟，一辆车头上插着一面小太阳旗的黑色小轿车向梅花堂驶过来。影佐知道是晴气来了，忙吩咐站岗的两个日本宪兵打开三天前新装上的铁栅栏门。
晴气跳下车来，低声对影佐说：“军统上海区秘书万里浪被我们抓住了，现已带来，把他关在哪里？”
影佐手指南边的一间平房，悄声回答说：“就关在那里吧。”
接着，坐在轿车后座的两个日本便衣特务，将戴着手铐的万里浪押下车来，把他关在影佐指定的地方，由两个日本宪兵看守。
“请晴气先生进屋喝茶休息。”影佐亲切地说。
“不！我得马上走。”晴气显得急匆匆，“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万里浪知道姜国保被捕后的详细经过。”他两手一摊，“很抱歉！我不能参加审讯了，因为土肥原先生等待着我回去，一个小时以后与他一道赴北平。审讯姜国保和万里浪，全麻烦你们了。”
“你们去北平有何贵干？”影佐话一出口，马上感到失言，懊悔地说，“唉！我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没有什么保密的。去北平，就是说服吴佩孚与汪先生合作。”晴气脸上呈现不愉快的表情，“本来，土肥原将军和我都觉得那老家伙很傲慢，都不愿意与他打交道。昨天晚上接到平沼首相的电报，坚持要把他拉过来，只好再去。”
“吴佩孚的确很傲慢。”影佐想起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吴佩孚家里受到的冷遇，一脸苦情：“半个月以前，汪先生派李圣五先生去北平与他联系，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他困惑地说，“我真不明白，首相阁下为什么非要把他拉过来不可？”
“有什么办法？只好从命。好，我走了，再见。”晴气与影佐等人握手告别。
影佐和犬养、矢野、清水来到三楼三一五号房间。房间的东墙下放着四把藤椅，藤椅前面有一张约八尺长的条桌。距离条桌五步远的地方，孤零零摆着一张木骨牌凳。一看便知道，这是影佐特务机关私设的公堂。
“先审讯谁呢？”影佐望望坐在他左右的同僚。
“我的意见，先审讯姜国保，看他怎么招供，然后再把万里浪带来对质。”犬养显得深思熟虑。
“好！”影佐很兴奋，“我的想法与你一样。”
姜国保被戴笠关押了七天，居然活着回到汪精卫的特工组织，既引起了汪精卫集团的惶惑不安，也引起了土肥原和影佐两个特务机关的深切关注。汪精卫想到姜国保投靠过来之后，为保卫他与同伙们的安全、发展特工组织卖过不少力气，尤其是五月二十六日晚上，在汪精卫一伙处于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若没有姜国保将戴笠“居之安”的计划及时透露出来，他们早就一命呜呼了！若不是姜国保秘密从重庆带回蒋介石反共和他派人赴香港的重要情报，他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第三次较量，也许会一败涂地！但是，汪精卫面临的现实却是这样无情。如果姜国保又投靠了戴笠，现在由戴笠派遣过来，他必将死在姜国保手里，他的一切也将败在姜国保手里！姜国保出现在七十六号之后，汪精卫身边的人，一致要求将他拘留审讯。可是，汪精卫不同意。他想，如果真的如姜国保所说，他在戴笠的酷刑面前坚贞不屈，是死里逃生归来，岂不伤害了他的感情？弄得不好，姜国保感到汪精卫对他不信任，他真的再倒向戴笠，岂不弄巧成拙？总之，汪精卫感到棘手难办。七月十二日下午，正当汪精卫左右为难，举棋不定时，土肥原和影佐来了。双方经过一番磋商，决定由土肥原特务机关出面逮捕姜国保，由影佐特务机关负责审讯，然后再由土肥原他们抓一个熟悉姜国保被捕内幕的人对证，看姜国保所说的是真话还是谎言。
这样做，如果姜国保的确是坚贞不屈，由汪精卫出面保释，他不仅对汪精卫没有反感，而且会感激涕零。汪精卫笑着说：“好，这真是两全其美啊。”
现在，姜国保戴着手铐，由两个日本宪兵押进来，接受影佐等人的审讯。
他是十三日上午，独自一人离开七十六号去一家烟酒铺买香烟，被土肥原的便衣特务逮捕的。几天来，他一直认为日本特务逮捕他，一定是把他当作军统特务而采取的敌对行为，只要把他投靠汪精卫的情况说出来，日本人就会向他赔礼道歉，派车送他回七十六号。可是，关押了七天没有人审讯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糊涂了。因此，当他知道即将接受审讯时，他的心情是轻松的，也有心怀侥幸的某种愉快。
审讯开始了，四个日本人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话。
“姜国保先生生你为什么被捕，知道吗？”影佐首先发问。
“是因为你们把我当成国民党军统分子。”姜国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这是一种误会。”
“你是不是军统分子？”犬养问。这些人毕竟不是法官出身，审讯没有人做记录，没有一定的程序，谁想到什么就问什么，也没有法官式的冷酷面孔。
“过去是，现在不是了。”姜国保正想说他投靠汪精卫的经过，日本人又说话了。
“正因为如此，戴笠才在七月四日晚上关押你，是吗？”矢野开始接触实际。
姜国保心里一惊，一下子乱了方寸，支支吾吾地说：“不知道，也许，嗯，可能是吧。”
“你向戴笠招供了些什么？”清水紧逼一句。
“戴笠几次审讯我，主要追问汪主席住在什么地方。”姜国保怔怔地说，“我说不知道。我说我虽然到过汪主席住地，但每次都是吴四宝与我同车去的，车进大门也不停，我的确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在哪里。戴笠不相信，把我打得死去活来。你们只要撩开我的衣服，就会看到我身上到处是伤痕。”他直愣愣望着审讯者，默默地想：这个问题丁默邨他们没有提及过，怎么日本人倒追查起来了？他来不及细想，耳朵又传来了日本人的问话：“戴笠这么拷打你，他为什么又放了你呢？”他抬头看，问话的是影佐。
“不！不是戴笠放走我，是我死里逃生回来的！”姜国保急得满脸通红。影佐感到审讯不出什么新东西，准备结束第一次审讯，表情严肃地对姜国保说：“你现在退堂，下午再来。但是，你一定要说真话。”姜国保被押走不久，万里浪被押进来。他四十来岁，西装革履，蓄着偏分头，一举一动都显得很文静，很潇洒，这与他的尊名相距甚远。
土肥原特务机关经过顺藤摸瓜，才把万里浪抓到手的。七月八日晚上，他们抓到了军统特务孙重仁，从他嘴里得知戴笠扣押和审讯姜国保的大致情况，并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汪精卫和周佛海，要他们提高警惕。姜国保出现在七十六号之后，晴气再一次审讯孙重仁，但他对姜国保被审的具体内容不清楚。不过，他交代了一个情况，军统上海区行动组朱理谊直接参加了审讯。于是，土肥原手下的侦破组依照孙重仁提供的地址，逮捕了朱理谊。朱理谊交代的情况与姜国保交代的基本相似，姜国保的确没有把汪精卫的住址交代出来，因而几次遭到毒打。据朱理谊说，姜国保是被释放还是自己逃跑的，只有万里浪最清楚，因为他既是陈恭澍的亲信，又是机要秘书。
万里浪，这个在染缸子似的军统里浸泡了六个年头的特务，染就了一身机灵、钻营、阴险、狡猾等特殊本色。现在，经过影佐等人一番引诱，那善于钻营的本色，发出束束幽光。他将知道的内幕悉数奉出，恳切地说：“我说的一点不假，可以与姜国保当面对质。”
下午两点，姜国保又被押到三一五号房间。参加审讯的还是上午那四个日本人。“姜国保！你究竟是自己逃跑的，还是戴笠放出来的？”影佐眼睛里闪着狠狠的凶光。姜国保望着影佐那可怕的目光，又见他没有称他先生，而是直呼其名，着实吓了一跳。但他很快镇定下来，沉着地说：“的确是自己逃跑的。”影佐向门口的宪兵挥挥手：“把万里浪先生请来！”万里浪面对着姜国保，端坐在矢野旁边，那神气，仿佛他也成为审讯者。顿时，恐怖和悲哀攫住了姜国保的心房。他知道万里浪坐在他的对面，但眼睛不敢正视他。“万先生！请你如实说说姜国保离开军统的详细经过。”影佐心平气和地说。“我一定如实说！”万里浪想到影佐让他去汪精卫的特工组织当处长的许诺，心中充满了狂热的激情，“因为姜国保不肯说出汪先生的住址，戴笠已下令枪毙他。说实在话，在上海的军统组织里，我是陈恭澍信得过的人，也只有我知道姜国保与陈恭澍是表兄弟。戴笠的杀令一下，陈恭澍急得团团转，找我商量挽救办法。为了保住姜国保一条命，我以陈恭澍的名义向戴笠写报告，让姜国保打到汪先生的特工组织去，乘机谋杀汪先生。戴笠十分赞成，他在报告上批道：‘事情成功了，赏姜国保四千块银元，提升为上海区副区长。’姜国保也满口答应，在报告上写道：‘感谢戴局长的救命之恩，保证在一个月内完成任务。’并在上面按了手印。”
“谁按了手印？谁这样写了？你捏造事实诬害我！”姜国保身上出现了一种赌徒式的偏执狂，非要赌赢不可，“那天你也在场，因为我不答应，戴笠一脚把我踢翻在地，还是你把我扶起来的呀！”
“请万先生继续说下去。”影佐说。
“戴笠把你踢翻在地？是我扶起你？你这才是捏造事实哩！”万里浪轻蔑地冷笑一声，“陈恭澍的报告由我保管，锁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只是现在无法拿出来。下面，我继续揭发。你姜国保按下手印以后，戴笠才下令给你解除脚镣手铐。接着，你姜国保，我，还有陈恭澍和戴笠，一起研究如何重新取得汪先生他们的信任。办法是三条：第一，制造假象，说戴笠睡在某某地方，由你向汪先生报告，派人破门而入，床上自然没有戴笠，但在桌子上发现一个笔记本，上面有戴笠亲笔写的关于谋杀汪先生的大致计划。因为汪先生手下的丁默邨和林之江都认识戴笠的笔迹，一定会信以为真。”
“完全是捏造和诬害！”姜国保咆哮着，重复着这句辩词。
“你叫喊什么？”影佐手上没有惊堂木，只好在桌子上拍一巴掌，“等万先生说完了你再说！”
“第二，在适当时候，由陈恭澍制造袭击《中华日报》的假象，再让你姜国保去报告。当然，汪先生会马上派出武装人员埋伏在报馆四周，严阵以待。陈恭澍他们乘车子到了目的地，胡乱打几枪，双方一接火，就迅速退回到安全区。”万里浪见在座的日本人一副满意的表情，心里热呼呼的：“第三，由我起草一份假的、军统上海区的八月份工作计划，其中着重谈到如何偷袭汪先生的特工组织和如何谋杀汪先生。这个计划，只油印一份，已于十一日晚上交给你。让你在适当的时候面交汪先生。”
“那份油印计划放在什么地方？姜国保！”影佐故意追问一句，看他老实不老实。
“根木没有什么油印计划。”姜国保那线条模糊的面孔颤抖了一下，这才显出恐惧和痛苦的棱角。
“那就让你顽固到底吧！”影佐气愤地说。接着，他微笑着望了万里浪一眼：“请继续说。”
“骗取汪先生的信任之后，你姜国保就下手谋杀汪先生。”
万里浪瞟了垂头丧气的姜国保一眼，“武器是戴笠交给你的无声手枪和五发子弹，以及两颗定时炸弹。戴笠吩咐你见机行事，或用手枪将汪先生击毙，或将定时炸弹放在汪先生的办公室和卧室里。你的所谓逃跑，也是戴笠设的假象。他要陈恭澍在关押你的那间房子的窗口上吊一根绳子下来，说你是从三楼援着绳子逃跑的。这的确把军统的人也给蒙住了。”他谄媚地向日本人一笑，“我说完了。铁证如山，看姜国保怎么辩得了！”
“姜国保！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犬养向他投去敌视的目光。
“你万里浪刚才也证实，我没有把汪主席的住址告诉戴笠，是吗？”姜国保两眼愤恨地瞪着万里浪。
“有一句说一句，你的确没有。”万里浪并不捏造事实。
“哈哈！”姜国保歇斯底里地狂笑一声，“是我把汪主席的住址说出来，由戴笠派人去谋杀汪主席好呢，还是我甘当傻瓜冒风险，自己亲自去暗杀汪主席好呢？这是连小孩子也懂得的道理。”他又哈哈大笑一声。
“你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影佐吼叫一句，感到姜国保的谎言浮在真话上面，好像油浮在水面上一样不相容。他嘴向门口的宪兵呶呶“把实物带来！”姜国保一阵震惊。他望着那份油印计划、无声手枪和两颗定时炸弹，脸色变成刚刮过毛的猪皮，没有一点血色。
“这是两个钟头前，从你家里搜查出来的实物。”影佐愤怒地说，“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能狡辩吗？”
姜国保终于被严酷的现实击倒了，他的整个精神意志也随之彻底瓦解。他已经抛弃了人生，正向世界告别，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两只眼睛也因为大难临头而突了出来。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影佐恶声恶气地说。姜国保两只突出来的眼睛，慢慢地缩回眼窝，又滴溜溜急转几下，凄切地说：“我要求与妻子喻春兰见一面。”“可以马上满足你的要求。”影佐又向门口的宪兵呶呶嘴，“把喻女士带上来。”
喻春兰并不知道姜国保被戴笠逮捕，是他贪财而惹祸上身，满以为真如丈夫所说，是因为他投靠汪精卫，军统有人向戴笠告密而造成的。八天前，丈夫遍体鳞伤回来，说他是在表哥陈恭澍的帮助下逃跑出来的，她也信以为真。直到土肥原的四个特务去她家里搜查，她才明白丈夫受戴笠派遣，准备暗杀汪精卫的事实真相。她想到丈夫已死到临头，苦苦向四个日本特务哀求，允许她与丈夫见一面。
她来了，由于过于悲伤，隆起的胸脯颤抖着，仿佛一对受惊的小兔子，在薄薄的绸料旗袍里乱撞，像要冲破牢笼似的。她真想扑过去，把丈夫抱在自己怀里。但是，她是一个中国女性，几千年的潜意识，把她的两只脚牢牢固定在距离丈夫三步远的地方。于是，人类的生离死别的复杂感情，都集中在她两只眼眶里，由滚滚泪水表达出来。
姜国保也用眼泪与妻子交换感情，抽泣着说：“春兰！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母亲。你，你回去吧，来世我们再以夫妻相爱。”他相信佛教宣扬的六道轮回，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接着，他放声痛哭，为自己不听妻子的劝告，贪财忘义，即将落入死神之手而懊悔不已。
喻春兰既要痛哭，又要保持年轻女性的庄重，尽力抑止不哭出声来，就变成极为艰难的幽咽。她不相信什么来世姻缘，但还是沉重地点了一下头，把千言万语都集中在这一深奥玄妙的动作上。
“时间已经过了六分钟，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丈夫说吗？喻女士。”影佐为了欣赏夫妻间生离死别的悲壮一幕，才允许喻春兰来这里与丈夫见面。六分钟过去了，并没有见到能引起他兴趣的情节和场面，感到兴味索然了。
喻春兰的喉咙被眼泪堵塞着，想说却说不出，只好悲痛地摇摇头。她沉重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深情望了丈夫一眼，直到四只眼光相碰，她仿佛被人猛拉一把似的扭头走了。
汪精卫从电话中听了影佐关于对姜国保审讯结果的汇报后，在一种由姜国保往日的旧恩所产生的力量驱使下，向日本宪兵部队要来二十辆摩托车护送，带着周佛海、陈璧君、徐珍、丁默邨和李士群，分乘二辆轿车来到梅机关。
“为了表示谢意，明天中午，我设宴酬谢参加这次侦破的全体日本朋友，务必请诸位赏光。”汪精卫一腔真诚，语意亲切。他眉头微皱，沉思一会，用商量的语气说：“还可以把姜国保笼络过来吗？”
“哎呀！难道没有姜国保，我们的和平事业就会出现危机？”陈璧君用惊异的目光望着丈夫。
“这次，姜国保是受戴笠亲自派遣，潜伏到我们队伍中来的，恐怕很难把他笼络过来。”周佛海郑重地思考着。
“在审讯中，姜国保的态度十分顽固，直到在铁的事实面前才低头，可见他毫无悔改之意。”影佐摇摇头，“的确很难把他笼络过来。”
“那就给他一条生路，让他远走高飞吧！”汪精卫总觉得把姜国保杀掉，感情上过不去，“他救过我的命，救过我们许多人的命，后来又为挽回中日和平出现的危局效过劳。再说，被打成那个样子，始终没有把我的住址告诉戴笠。”“可是，姜国保现在却要谋杀您哩，先生！”徐珍用柔和的语调进言。“毕竟还没有成为事实嘛。”汪精卫很执着。“哎呀！若成为事实，那就一切都完啦！”陈璧君又是急，又是气。“给姜国保一条生路，只怕是放虎容易捉虎难啊！”周佛海婉言相劝。“汪先生！恕我直言，这样做，必将后患无穷，后果堪虑啊！”影佐心里很反感，嘴里却十分亲热，“我是为阁下的安全着想，为日华和平着想啊！”
“谢谢阁下的好意，至于说后患无穷，我看不会吧！”汪精卫从人的心理状态分析和判断着，恣意汪洋，滔滔不绝，“姜国保已经与妻子做了生离死别的悲痛面晤，已经万事皆休，已经抱憾终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一条生路，他只有感恩，只有愧疚，虽说不能报之以德，但也绝不会重患我们。退一万步说，即使姜国保在某种情况下忘恩负义，他的妻子也会坚决反对；即使他忘恩负义，但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特工组织，要达到目的也十分困难。”他缓缓站起身来，悠然自得地踱了几步，“人的心，终究不是石头，是血肉啊！”汪精卫的话寓理于情，深奥而又明了，严正而又明快，令人释疑，令人钦佩，令人折服。
“汪主席的话，使我受到深深的启迪。”周佛海感慨万端，他的确口服心服了。“汪主席的话像颗启明星，一下子把我的思想照亮了。”丁默邨恭维说。“听后令人思想豁然开朗，悟出人生真谛。”犬养一副不胜感慨的表情。“令人顿开茅塞。”李士群显得很激动。“圣人的言词，伟大的胸怀。”影佐肉麻地吹捧着。房间里响起了一阵廉价的掌声。“影佐和犬养先生过誉了，诸位过誉了。”汪精卫口里满不在乎，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想与大家一道接见姜国保，诸位不会反对吧？”既然不杀姜国保，接见他，言词上给予抚慰，更能获得他的好感，大家没有不同意的。
姜国保被带进来了。他一眼见到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等人坐在这里，恐惧和痛苦，内疚和遗憾，羞愧和懊悔，一齐涌上心头，扑通跪在汪精卫面前。他想哭，却无泪，他想喊，却无声。猛地，就举起手上的铁铐，懊恨地砸着自己的额头。
汪精卫原想对姜国保痛骂几句，见此情景，立即转愤怒为仁慈，急忙走过去，双手使劲握着姜国保手中的铁铐，只见他已经血流满面了。“姜国保！你不必这样，可以用你过去的功赎你现在的罪，我原谅你，我留你一命！”汪精卫把他扶起来。接着他用日语对门口的宪兵说：“给他解除手铐。”
姜国保的手铐被解除后，汪精卫扶他坐下，又安慰他说。“你过去有功，我可以原谅你，不咎既往！”
是梦还是醒，是真还是假？姜国保一时判断不准。直到汪精卫那相类似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出现，他才相信是真的。于是，泪也有了，声也有了，他又一次跪在汪精卫面前，痛哭着，痛喊着。“汪主席！我是牛马畜生，我是狼心狗肺！您宽宏大量能够原谅我，我却不能原谅自己！你毙了我吧，我死而无怨！”他越痛哭痛喊，额头上的血流得越急，胸前的白衬衫也被染红了。
“影佐先生！你这里有医生吗？快给他包扎伤口。”陈璧君起了恻隐之心。
“没有医生。噢，前不久我削苹果，刀伤了手，还剩有红药水、消炎粉和纱布。”影佐见到那血糊糊的模样，心也软了。
“请拿来，我给他包扎。”徐珍感到于心不忍。
经过包扎，又经过汪精卫等人的一番劝说，姜国保终于停止了痛哭。但是，汪精卫的言行，使他越发感到愧疚了，难过地捶着胸脯说：“汪主席呀，我实在对不起您，我实在对不起您啊！”
“你能够痛心疾首，很好嘛。”汪精卫显得宽容地微笑着，“我们派车送你回去，你带着妻子和岳母迅速离开上海，去你认为军统危害不到你的地方。”他把早准备在皮包里的一叠钞票拿出来，递给姜国保，“在你未找到正式职业之前，拿这一千元钱维持一段生活。”
姜国保真心谢绝，见汪精卫执意要给他，又热泪双流跪在地上，连连磕头，感情真挚地说：“这世偿还不起，我来世变牛变马偿还您，汪主席！”
几天后，林柏生以《伟大的胸怀》为题写了篇通讯，详细描述了这件事的经过，登在《中华日报》上。汪精卫的此举博得了许多人的好评，连反对他卖国投敌的人也称赞说：“汪兆铭是个宽猛相济的政治家。”林柏生文章见报那天，戴笠还在上海，他看了这篇通讯，气得七窍冒烟。等到他发动在上海的一百多个军统特务守在上海各个车站码头时，姜国保带着妻子和岳母已经到了苏州灵塔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姜国保和喻春兰都有初中文化，大约过了半个月，他们改名换姓在苏州一所中心小学当教师。以后，姜国保又奇迹般地与汪精卫相遇，并因此成为汪精卫的心腹。但历史的进展，已经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
现在，再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姜国保被送走之后，汪精卫等人接见了万里浪，当场封他为特工组织专员级处长。万里浪受宠若惊，两膝一弯，跪在汪精卫面前，发誓说：“我将与军统血战到底！”
“祝你胜利！”汪精卫激动地把万里浪扶起来，“你暂去休息，等会与丁先生、李先生一道去特工组织。”
万里浪刚走，伊藤拿着一份电报走进来，高兴地说：“汪先生和周先生来得正好，刚才收到敝国外务省拍来的电报，询问和提及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筹备等六个方面的情况。”他感到影佐是特务机关的头头，把电报递过去，“请影佐君先看。”
“请汪先生先看。”影佐表示对汪精卫的尊重。
汪精卫高兴地接过电报。可是，他越看越糊涂：“泉交易所鉴：一、松本君的越后商店的进展；二、松本会社建立的困难和阻力；三、大民的公司债情况；四、松本会社设广岛还是设京都，请松本君赴京都与高桥君磋商；五、力争大阪的加藤、山口和桑木夜间出发；六、督促神户的石井君回小仓做媒。上述望三日后着人回奉天汇报。大和商会，七月二十日下午两点二十分飞机电。”
“哎呀，这是演的什么哑剧？我一点也看不懂！”汪精卫莫名其妙地张着嘴，窘笑着。
“啊，啊，上面是暗语，我还没来得及用明话翻译出来哩！”伊藤恍然大悟地说。
“你呀！慌慌忙忙的，没翻译成明话，汪先生怎么看得懂呢？”影佐望着伊藤责怪地说。他扭过脸，忙向汪精卫解释说：“用暗语发电报，是防止重庆方面对我们的无线电的侦破而采取的对策。”他从汪精卫手里接过电报，“好，我用明话翻给汪先生等中国朋友听。电报开头的泉交易所鉴：泉，是我的代号，交易所是特务机关。一、松本君的越后商店的进展：松本，是汪先生的代号，越后商店，是指国民党六大的筹备工作。二、松本会社建立的困难和阻力：松本会社，是指汪先生为首的新政权。三、大民的公司债情况：大民，指中国，公司债，指反汪动态。”
“这些暗语你们掌握就行了，不必一一翻译给我们听，你就用明话把下面的内容告诉我们吧！”汪精卫喜欢干脆利落。
“好，好，这样省事。”影佐的话被打断，有几分不悦，但语意却很恭顺，“下面我用明话念：四、汪政权设南京还是广州，请汪先生赴广州与高桥磋商。这里非解释一句不可。高桥是指日本驻华南派遣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中将。五、力争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和李汉魂秘密附汪。六、督促香港的陈公博先生回上海合作共事。上述望三日后着人回东京汇报。日本外务省，七月二日下午两点二十分特急电。”
顿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热烈起来，在座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感情也更融洽了。“感谢贵国政府对我们的真诚支持！”汪精卫一腔热血往上涌，显得容光焕发，很有精神。
“电报中提及的六个问题，我们也略知一二，为了更详尽地向东京汇报，请汪先生和在座诸位中国朋友介绍有关情况。”影佐恳切地说。
“你们派谁回东京汇报？”汪精卫问。
“我们轮流回国。”影佐说，“这回轮到清水君了。”
清水看看手表，说：“快下午四点半了，只怕今天来不及了。”“现在是昼长夜短，八点还没天黑，来得及。”汪精卫一副急不可耐的表情。他与周佛海耳语几句，愉快地说：“下面，请周先生谈谈有关情况和意见。”
“好，我先说。”周佛海向汪精卫投去尊敬的一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很顺利。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已经定稿付印。赴会代表已联络到二百四十八人。目前正在继续联络，争取达到五百名代表。大会拟定在八月下旬召开，如果五百名代表提前联络好，还可以提前召开。”
清水是新闻记者出身，善于速记，周佛海说到哪里，他记录到哪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试探着问道：“那些文件能在近两天内铅印好吗？能让我各带一份回东京吗？”
“可以，可以！”汪精卫微笑着说，“请清水先生各带六份回去，分别转交给平沼、近卫、有田、坂垣、米内、石渡诸阁下，看他们有何见教。”
“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很顺利，我们感到高兴。”影佐感情真挚地说，“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吗？汪先生！”
这正是汪精卫所渴求的，马上回答说：“请你们为我们联络一批代表。具备条件，党龄在十年以上，军队至少是师长级，地方至少是专员级。还有，军统在上海很活跃，为了保证代表安全赴会，保证这次大会顺利召开，请你和土肥原将军领导的两个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沪宪兵部队，在一个多月内狠狠打击一下军统的嚣张气焰。”他脸上露出歉意的微笑，“你们不感到为难吧？”
“不感到为难，我们将尽力而为。”影佐以主人的姿态说，“早日建立以汪先生为首的新政权，是日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莫说有困难，就是冒风险，我们也得去闯！”
“你们真是我们患难与共的忠诚朋友！”汪精卫由衷地笑了。
周佛海说到建立新政权的困难和阻力时，神情颓丧，说道：
“主要在于北平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的首脑们，都不甘心归顺到汪主席身边来。他们好比入股做买卖一样，讲价钱，讲条件，往往今天同意的事，过几天又反口。这还要贵国政府出面，给他们施加一点压力才行！”
“我回东京如实汇报。”清水也深为不满，“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目空一切，不给一点压力，他们就不会服服帖帖。”
“关于吴佩孚的合作问题，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身兼两职，只能让他当国家主席。至于军事委员长，按国民党的传统习惯，只能由汪主席以党的总裁身份兼任。”周佛海深知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用乞求的目光望着影佐和清水。
“我支持周先生的观点。”影佐语调激昂。他把土肥原昨晚接到平沼的电报，于今天上午带领晴气赴北平与吴佩孚会谈的情况说了一遍，又感到不安了，“噢！不知土肥原将军的态度怎样？”
“土肥原将军是支持汪主席的，他的态度与影佐将军一样。”周佛海宽心地一笑。很快，他又满腔忧虑，无可奈何地说：“只是平沼首相的观点难得改变。”
“不用急，可以慢慢说服他。”清水抚慰地说，“我这次回东京，先向有田、坂垣、米内、石渡四位大臣说说我们的观点，再通过他们去说服平沼首相。”
“这四位大臣的态度怎样？”陈璧君问，声音沉沉的，带有四十多岁妇女常有的沙哑。
“据我所知，他们对吴佩孚的印象不那么好，尤其是坂垣将军。”影佐若有所思地微微皱着眉头，“记得一年前，坂垣大臣与我的一次闲谈，说到在中国的北伐战争中，吴佩孚败得那么惨时，说他是‘吴草包’。”
汪精卫一直坦然自若，因为他与土肥原早有默契：必要时，土肥原可以置吴佩孚于死地。现在，他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与吴佩孚先生合作的问题不必讨论了，我们尊重平沼首相的意见。”
周佛海自然知道汪精卫话不由衷，在心中默然一笑，口里却附和着说：“对！我们尊重平沼首相的意见。”他介绍中国人民反对汪精卫集团卖国投敌时，明知举国上下一片愤怒声讨声，却掩盖其真相说：“叫叫喊喊的，只有重庆政府中的少数主战派和共党分子。对他们的叫叫喊喊，我们听惯了，无所谓。你又不能把他们统统杀掉，只好让他们去叫去喊。近两三个月来，大概嗓子叫哑了，没有过去那么起劲了。”他仿佛自己的嗓子也叫哑了似的，把一杯茶全部倒进肚里。
“其中还有个因素，就是我们的特工组织和日本在华的各个特务机关对抗战分子的惩办。”汪精卫插言，冷笑着，“有些人变成了乌龟，得缩头来且缩头。”
“是呀！看来这种惩办还得进一步加强。”影佐咬牙切齿地说完，对周佛海微微一笑，“请周先生继续说。”
“至于新政权设在南京还是广州，刚才汪主席对我说过，他准备在最近去广州一趟，与安藤吉利将军具体商量，同时派人与张发奎和李汉魂联系，力争把他们笼络过来。”周佛海的嘴角露出希望的一笑。
“好，好。”影佐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他心怀疑虑地说。“陈公博先生怎么老是呆在香港，他真的是病情严重吗？”
不论是在场的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约而同地陷于沉思。原来，七月十四日在重庆出版的《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永远开除周佛海、陈璧君党籍的决定。这件事引起大家的种种猜疑：陈公博一贯追随汪精卫，他在国民党的地位不亚于周佛海和陈璧君，为什么没有永远开除他的党籍？是不是他已经向蒋介石表示悔改之意？汪精卫从河内逃回上海，陈公博一直称病躲在香港，约他随同汪精卫赴日也说因病不能前往。他是真的病了，还是不同意汪精卫的某些观点而意见不和？抑或是对投降日本侵略者感到前途渺茫而产生动摇？他们每当想到这里，无不感到茫然、凄然和惶然。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之所以催陈公博来上海，也是从这些猜疑引起的。
“陈先生与我同事二十多年了，我很了解他。”汪精卫的话既是慰己也是慰人，“他不论办什么事，都有一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犟劲。从事中日和平事业，他会一往向前的。我准备写个信，派人带点钱去香港看望他。如果病情有所好转，请他马上来上海。万一病情加剧，要他去日本疗养一个时期。”
“陈先生时刻关心着中日和平事业，但他自从三月二十九日与我在河内分手以来，连封信也没有给我们写，可见他的病情之严重。”周佛海感到在自欺欺人，心情矛盾地苦笑一声，“我的话说完了，不妥之处，请汪主席纠正。”
“没有什么需要纠正的。下面，我提两点建议，请清水先生转告有田外相。”汪精卫心情忧愤，满脸仇恨，“第一，请贵国给予援助蒋介石的苏俄施加一点压力，第二、继续轰炸重庆，直到把重庆政府彻底摧垮为止。”
“汪先生说的是我们共同愿望，我一定负责转告。不过，这两个问题，敝国政府早有行动。”清水说，“比如去年七月至八月，敝国在苏俄与满洲国边境发动的张鼓峰武装斗争，现正在满洲国与外蒙古边境进行的诺门坎武装斗争，就是针对苏俄援助蒋介石来的。”
“事实的真相不完全是这样。”影佐曾经把这两次事件，说成是苏联的武装挑衅而倒打一耙，见清水说得如此坦白，很不满意，如果不是汪精卫在场，他非狠狠批评清水不可。“应该说，这两次事件的肇事者都是苏俄。当然，我们趁此机会与苏俄作战，就是针对它援助蒋介石而采取的武装行动。”
“我保留我的意见。”清水很不服气。
汪精卫生怕影佐和清水吵起来，赶忙从中打圆场，笑着说：“在同事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一致，难免，难免。好在二位以及我们，都为贵国出兵打苏俄感到高兴，这就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犬养见影佐和清水都还在赌气，为了打破这种难堪的局面，说道：“关于轰炸重庆，从去年十二月汪先生离开重庆以来的七个月中，敝国的空军部队已对它轰炸三十余次了。比如七月六日晚上，我们出动三十八架飞机夜袭重庆，投弹一百二十余枚。据东京的《日日新闻》报道，全城一片火光。”他失望地叹口气，“只是三十余次轰炸，没有炸死重庆政府的一个重要人物，连个部长也没有被炸死。”
“是呀！”汪精卫不甘心，“所以我建议连续不断地轰炸下去。”他看看手表，“噢！快六点了，我们该告辞了！”
汪精卫等人刚走下楼，碰上刚从香港回来的影佐特务机关成员西义显。他趁丁默邨和李士群上厕所去了，忙把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影佐叫到一旁，悄声说：“据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局掌握的情报，高宗武最近与重庆有联系。”
这情报如雷，震得大家脑袋发昏，又如电，触得大家神经发麻。
汪精卫开始是惊疑，接着是怀疑，最后是半信半疑。他眼狠狠地望着西义显，以慎重的口吻低声问道：“这消息可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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