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隋朝时期，在南北朝的基础上再次统一。统一之后的隋朝，行政区域在州县两级制与州郡县之间，一度进行补充完善。当时，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群体主要分布于扬州、梁州和荆州。为了有效地治理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体，隋朝先是派出安抚大使招抚少数民族首领及其族众，然后，对之实行“羁縻”统治。
一 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
对于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主要从疆域、行政区划和隋朝在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三个方面，做一分层切入。
（一）隋朝的疆域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杨坚建立隋朝。开皇四年，隋朝击败东突厥，收复河套地区，将北部疆界推进到五原、阴山以北。开皇九年，隋朝灭掉南朝的陈，结束南北朝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当时，隋朝在西南边疆控制今会理、普格、雷波、筠连、兴文、古蔺一线以北以及遵义、贵阳、罗甸、南丹、河池、巴马、凌云、百色、田阳、大新一线以东地区。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隋朝将海南岛纳入版图。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隋朝一度灭掉林邑国，向南推进到今越南中部。大业五年，隋朝向西击败吐谷浑，将版图向西北拓展至青海湖及西域东部一带。这样一来，隋朝形成了一个东至辽东、南至日南、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长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的疆域格局。[263]
（二）隋朝的行政区划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开始实行州县两级制，这样在全国设置297个州级行政区以及1348个县级行政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开始恢复汉朝时期的郡县制，郡以上设置监察区“州”，“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以“刺史”为监察官。当时仿照《禹贡》，划分全国为扬州、梁州、冀州、雍州、荆州、豫州、兖州、青州、徐州9个州。[264]其中，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上海、安徽、江苏南部和江西、湖北部分地区设置扬州刺史，巡察44郡、269县；今四川、贵州、湖北一部分及陕西、甘肃南部一带设置梁州刺史，巡察34郡、222县；今山西、河北、京津地区、山东西北部、内蒙古中部、辽宁西南部一带设置冀州刺史，巡察31郡221县；今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西部、青海、新疆南部一带设置雍州刺史，巡察28郡、146县；今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各一部分设置荆州刺史，巡察22郡、122县；今河南、安徽北部、陕西东部一带设置豫州刺史，巡察16郡、57县；今山东西北部、河北东南部一带设置兖州刺史，巡察6郡、57县；今山东东北部一带设置青州刺史，巡察4郡、36县；今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一带设置徐州刺史，巡察5郡、40县。九州之内，“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265]一个刺史少则巡察4郡，多则巡察44郡，平均巡察21郡。
（三）隋朝在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
隋朝设置于今西南边疆的郡县，隋文帝时期有西宁州（巂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南宁州（治所在今云南曲靖）、恭州（治所在今云南昭通）、协州（治所在今云南彝良）、昆州（治所在今昆明市区以西）[266]。隋炀帝时期，有扬州的苍梧郡（治所在今广西梧州，领封川、都城、苍梧、封阳4县，户45078）、始安郡（治所在今广西桂林，领始安、平乐、荔浦、建陵、阳朔、象、隋化、义熙、龙城、马乎、桂林、阳寿、富川、龙平、豪静15县，户54517）、永平郡（治所在今广西藤县东北，领永平、武林、隋建、安基、隋安、普宁、戎成、宁人、淳人、大宾、贺川11县，户34049）、郁林郡（治所在今广西贵县东南，领郁林、郁平、领方、阿林、石南、桂平、马度、安成、宁浦、乐山、岭山、宣化12县，户59200）、合浦郡（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东北，领合浦、南昌、北流、封山、定川、龙苏、海康、抱成、隋康、扇沙、铁杷11县，户28690）、珠崖郡（治所在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东南，领义伦、感恩、颜卢、毗善、昌化、占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10县，户19500）、宁越郡（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领钦江、安京、内亭、南宾、遵化、海安6县，户12670）、交趾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市，领宋平、龙编、朱哉、隆平、平道、交趾、嘉宁、新昌、安人9县，户30056）、九真郡（治所在今越南清化，领九真、移风、胥浦、隆安、军安、安顺、日南7县，户16135）、日南郡（治所在今越南荣市，领九德、咸罐、浦阳、越常、金宁、交谷、安远、光安8县，户9915）、比景郡（治所在今越南广平省宋河下游高牢下村，领比景、朱吾、寿冷、西卷4县，户1815）、海阴郡（治所在今越南承天省广田县东香江与浦江合流处，领新容、真龙、多农、安乐4县，户1100）、林邑郡（治所在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南茶桥，领象浦、金山、交江、南极4县，户1220）13郡99县，梁州的巴东郡（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县东，领务川县14县，户21370）、明阳郡（治所在今贵州德江西北，领明阳、宁夷、高富、绥阳、义泉、都上6县）、泸川郡（治所在今四川泸州市，领5县，南部为今贵州习水、赤水地区）、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市，领僰道、犍为、南溪、开边［今云南盐津］4县，户4859）、越巂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领越巂、邛都、苏祗、可泉、台登、邛部6县，户7448）、牂柯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西北，领牂柯、宾化2县[267]）、黔安郡（治所在今重庆彭水县，领彭水、涪川2县，户1460）7郡39县，以及荆州的沅陵郡（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辖今贵州东南部之黎平、锦屏地区）、零陵郡（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市，辖今广西北部之资源、灌阳一带）2郡。[268]西南边疆的这些郡县，皆由扬州刺史、梁州刺史和荆州刺史“分部巡察”。
二 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以九州为视域，隋朝时期的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主要分布于扬州、梁州、冀州、雍州和荆州。其中，冀州、雍州的边疆少数民族分布于东北、华北和西北，属于北方民族；而分布于扬州、梁州和荆州的边疆少数民族，具体位于今天的岭南地区、西南地区和中南地区，主要属于南方民族。
北方少数民族，有冀州的靺鞨、室韦、契丹、霫、奚诸族，以及雍州的东突厥、西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黠戛斯和包括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在内的西域诸国。他们在历史上的“华夷五方”坐标系中主体上属于游牧民族“狄”。而与今天西南边疆相关的少数民族则有扬州的俚人，梁州的藏人、爨氏、昆明族和南蛮杂类，以及荆州的蛮左，他们主体上属于西戎和南蛮的后裔，也有一部分为沿海南来的东夷的后裔，相互之间处于交错杂居状态。
隋朝时期扬州的岭南俚人，以高凉冼氏最为活跃，他们“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269]，最后在冼氏夫人的率领下轰轰烈烈地归顺了隋朝中央政府。
梁州的藏人系青藏高原藏人向东突出的一部。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被称为“六牦牛部”，他们有西部的女国、象雄，中部的宝髻、孙波和东部的附国、嘉良。这之中，位于雅砻江流域的附国势力强大，其首领“赞普”在此时建立了自称为“博”的奴隶制政权。在藏人东南部、今云贵高原西南部的云南地区，分布着爨氏和昆明，他们位于濮、白子的东部，一部分已突入梁州。其突入的部分为东爨，又称乌蛮，主要分布于今滇东北和黔西南地区；另一部分爨氏为西爨，因服饰差异而称为白蛮，主要位于今云南昆明以南地区。分布于今云南昆明以东的少数民族群体，则称为昆明族。《隋书》对梁州西部风俗的描述是：“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僚，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又有獽狿蛮賨，其居处风俗，衣服饮食，颇同于僚，而亦与蜀人相类。”[270]这是说，他们这些群体在行为形态上与梁州东南部的夷、僚、獽狿蛮賨存在差异，具体讲就是与“南蛮杂类”有所不同。那些“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狼，曰俚，曰僚，曰，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271]。从上述材料来看，隋朝时期的梁州因云贵高原及其周边自然环境十分复杂，而使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形态反差巨大。也正因如此，梁州的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与郡县的恶性互动，也极为频繁。
与梁州不同的是，荆州的少数民族群体相对单纯。他们通称为蛮左，“其风俗物产，颇同扬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班布为饰。其相呼以蛮，则为深忌”。[272]从材料来看，隋朝时期的蛮左当有生、熟之别，其居处长江中游平原地带的蛮左当为熟蛮，风俗习惯类似于长江下游的扬州；而居处今云贵高原东缘湘西山地的蛮左当为生蛮，风俗习惯更接近于梁州的“南蛮杂类”。有意思的是，这些生蛮还以他人称他们为蛮而感到耻辱，足见汉文化影响力的强大。
三 隋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制度控制
隋朝主要经历了隋文帝和隋炀帝的治理，其中文帝的治理乐意为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上层所接受。隋朝时期，对岭南、云贵高原等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怀柔与羁縻并举的治理措施。其措施是：在推行南朝时期州设中郎将、校尉和郡设护军制度的基础上[273]，一方面分别派遣安抚大使、各州总管跨州抚慰和持节抚慰地方，另一方面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州总管、州刺史、县令等，借助他们拥有的资源稳定地方秩序。
（一）隋朝对地方的抚慰
每当中央秩序或地方秩序发生变动的时候，隋文帝总能派遣州总管为安抚大使持节抚慰地方。对于此，元朝人马端临曾进行过梳理。他说“安抚使。梁武帝普通五年，魏以郦道元为大使，慰抚六镇，大使始此。隋文帝开皇九年，诏遣柱国韦滉安抚岭外。又仁寿四年，以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274]。
不过，在隋朝，第一个以安抚大使身份抚慰地方的是吏部侍郎韦师。他在隋朝建立后不久就受文帝的临时派遣担任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持节抚慰地方。据《隋书》记载，“高祖受禅，（韦师）拜吏部侍郎赐爵井陉侯，邑五百户。数年，迁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诏为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奏事称旨，赐钱三百万，兼领晋王广司马”。[275]这是说韦师在担任华山以东、黄河南岸十八州安抚大使的时候，其实职是河北道行台兵部尚书，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应为促成这一带的地方认同新建立不久的中央政府。关于这一点，看来韦师似乎做得很成功。由于韦师成功的案例坚定了隋文帝派员持节抚慰地方的信心，因而此后他多次派员持节抚慰云贵高原和岭南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
一是派遣韦冲持节抚慰云贵高原的爨氏首领。隋文帝开皇四年（584），隋朝设置南宁州总管府（治所在今云南曲靖），下领恭州、协州和昆州，次年任命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持节进行抚慰。韦冲刚上任的时候，爨氏首领对之优礼有加，但随之因疏于对亲属的约束而失去了民心。史载“（韦冲）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冲既至南宁（州），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趋参谒。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276]。这表明朝廷大员亲属的行为也事关地方官府形象，并进而影响官府的地方认同。
二是先后派遣韦洸、裴矩安抚岭南的俚（越）僚。这件事大约发生于开皇九年（589）二月。据《隋书》记载：
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冼）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未几，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领皆应之，围洸于州城，进兵屯衡岭。夫人遣孙暄帅师救洸。……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僚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277]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也。……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颎收陈图籍。明年，奏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据原长岭。又击破之，遂斩师举，进军自南海援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及还报，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顾谓高颎，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赉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寻迁内史侍郎。[278]
从材料来看，隋文帝派韦洸、裴矩安抚岭南时，南陈刚刚灭亡，岭南绝大部分俚僚首领对隋朝尚处于排斥状态，只有个别主要首领如高凉冼夫人深明大义，协助隋朝所派的总管和诏使安抚岭南各族。隋朝的岭南安抚大使安抚岭南的办法：先是让俚僚首领断掉对前朝的幻想，然后安顿下来之后，在俚僚主要首领的协助下，派诏使巡抚各州，任命俚僚主要首领为州刺史和县令，让他们认同并归附隋朝。对于那些因贪虐而安抚不力的总管，一般是上报中央政府进行严肃处理。
三是派遣总管周法尚为安抚岭南的岭南安抚大使。据史料记载，“（周法尚）转鄂州刺史，寻迁永州总管，安集岭南，赐缣五百段，良马五匹，仍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开皇）十年，寻转桂州总管，仍为岭南安抚大使”。[279]从这则史料来看，能够担任地方安抚大使的，不是州刺史，而是比州刺史级别更高的州总管。州总管前往安抚地履行安抚大使义务时，不仅携带有缣等礼品，而且随行带有为数不少的兵将。其实，州刺史不为安抚大使在另外的个案之中得到证实。史载“仁寿初，山僚作乱，（卫玄）出为资州（管辖今四川资中、资阳一带）刺史以镇服之。玄既到官，时僚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僚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余万口。高祖大悦”[280]。这是说州刺史仅为某一个州的军事主官，他虽有武力招服蛮夷之责，但不具有兼任安抚大使的资格。
四是派遣总管令狐熙安抚岭南夷越。隋文帝时，曾升任汴州刺史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安抚岭南的溪洞渠帅，这在《隋书》之中亦有记载。据记载：
令狐熙，字长熙，敦煌人也，代为西州豪右。……及上祠太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于是以熙为汴州刺史。……上以岭南夷、越数为反乱，征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补授。给帐内五百人，赐帛五百匹，发传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峒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岂可违乎？”于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于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时有宁猛力者，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在陈日，已据南海，平陈后，高祖因而抚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骄倨，恃其阻险，未尝参谒。熙手书谕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疢，熙复遗以药物。猛力感之，诣府请谒，不敢为非。……在职数年，上表曰：“臣忝寄岭表，四载于兹，犬马之年，六十有一。才轻任重，愧惧兼深，常愿收拙避贤，稍免官谤。然所管遐旷，绥抚尤难，虽未能顿革夷风，颇亦渐识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转就衰迈。昔在壮齿，犹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岂可犹当重寄！请解所任。”优诏不许，赐以医药。熙奉诏，令交州渠帅李佛子入朝。佛子欲为乱，请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羁縻，遂从之。[281]
上述材料所反映的，是桂州总管主持十七州军事，具有补授各州刺史以下官员的权力。总管作为安抚大使，对溪洞渠帅的安抚既可以采取武力威逼的手段，又可以采用教化开导、以情感人的方式。他们在长达四年或者更长的安抚生涯中，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羁縻”溪洞渠帅，使之认同并服从中央政府。由此看来，有人说隋代的安抚大使是行军主帅的兼职和军事主官“总管”或“行军总管”的加衔，为临时派遣的加官[282]，是很有道理的。
（二）隋朝时期对少数民族首领采取的羁縻政策
以某道行台兵部尚书或某州总管府总管兼任安抚大使方式安定地方，那只是稳定地方的一种暂时措施。欲使地方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标，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吸纳少数民族首领进入国家官僚系统，对之进行有效的“羁縻”。隋朝时期，不仅在中国历史上首开了设置安抚大使抚慰地方实力派的先例，而且像前朝一样将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纳入了国家官僚系统。关于这些，可以从以下两个案之中得到清晰观察：
个案一：南宁州总管府领恭州、协州和昆州。南宁州总管府总管韦冲上任后，“渠帅爨震及西爨首领皆趋参谒”，爨震之子爨翫因而被总管韦冲任命为昆州刺史。之后，爆发爨翫发动的“爨变”。开皇十七年（597），行军总管、太平公史万岁奉命平变，破敌三十余部，生擒爨翫。爨翫以金宝重贿史万岁脱身后，次年又发动“爨变”。此事原委遭到蜀王杨秀的揭露，史万岁由此受到严惩。朝廷改派将军杨武通平乱，擒杀爨翫，并将爨翫“诸子没为役”。[283]昆州刺史爨翫被擒杀后，隋朝被迫放弃了南宁州。
个案二：“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未几，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领皆应之，围洸于州城，进兵屯衡岭。夫人遣孙暄帅师救洸。暄与逆党陈佛智素相友善，故迟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于州狱。又遣孙盎出讨佛智，战克，斩之。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仲宣。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高祖异之，拜盎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以宋康邑回授仆妾冼氏。仍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僚多有亡叛。……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僚，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岩州总管、平原郡公。仁寿初，卒，赙物一千段，谥为诚敬夫人。”[284]
从上述案例来看，隋朝时期最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羁縻制度，一是取决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对朝廷安抚大使的配合态度，二是取决于朝廷安抚大使具有的对少数民族首领的任用权限。大凡积极配合朝廷安抚大使的少数民族首领及其亲属、故人，多被朝廷任用为州总管府总管、州刺史、县令。如南宁州总管府渠帅爨震之子爨翫，被南宁州总管任命为昆州刺史；又如高凉冼夫人，不仅个人先后被加封为宋康郡夫人、谯国夫人，准开谯国夫人幕府，设置长史以下官属，给予印章，允许她统管部落六州兵马，其死去的丈夫冯宝被追赠为广州总管、谯国公，而且其孙子冯盎、冯暄被分别加封为高州刺史和罗州刺史，其仆人被加封为岩州总管、平原郡公。这就是说，从隋朝开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开始被正式任命为朝廷的地方一级军政长官。只是这些边疆少数民族的州、县内部治理，因其内部史料的缺乏而无从确知罢了。不过按照前朝惯例，当是“因俗而治”，虽然中央政府不干涉其内部事务，但这些边疆少数民族州县需要向中央王朝提供赋役和兵员。
小结：隋朝时期，其疆域东至辽东，南至日南，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长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为了形成疆域内的网状结构，隋文帝实行州县两级制，设置297州和1348县，今西南边疆一部分属于西宁州、南宁州、恭州、协州、昆州范围。隋炀帝时，恢复郡县制设置，郡上设“州”，“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其中的9州巡察44郡、269县，而今西南边疆则属于扬州、梁州、荆州接合部，下置22郡130余县。与今天西南边疆相关的少数民族，主要为扬州的俚人，梁州的藏人、爨氏、昆明族、南蛮杂类和荆州的蛮左。为了治理分布各州县的边疆少数民族，隋文帝从建国开始即派遣各道行台兵部尚书、各州总管府总管兼任安抚大使，招抚各地汉、蛮民众归附中央政府，并给那些归附的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委以刺史、县长等官职，任其“因俗而治”，实行“羁縻”治理。
第二节 唐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与隋朝时期比较，唐朝时期在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与军事布局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其少数民族群体，集中分布于剑南道、江南道（后专设黔中道）、岭南道三个道之中。为了更有效地招抚少数民族群体，由地方层面的州都督兼任安抚、宣慰。然后，又将羁縻机构延伸至县一级，进而实现了安抚宣慰制度与羁縻府州县制度两种制度在唐朝前期（618～712）、盛唐时期（712～755）、晚唐时期（755～907）的相互匹配。
一 唐朝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与军事布局
唐朝的疆域，总体上是越变越小。唐朝前期（618～712），其疆域东北至朝鲜半岛中部和北部一线，北至西伯利亚中南部贝加尔湖和东南部外兴安岭一线，西北至今新疆、哈萨克东部东南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一线，南至今海南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越南中部北部一线。盛唐时期（712～755），其疆域东北从朝鲜半岛西北部、西南部退至辽东、库页岛一线，这里建有渤海国；北至漠北、今阿尔泰山、蒙古国大部、西伯利亚南部贝加尔湖周围、鄂毕河上游、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北至今新疆、葱岭以西、波斯、中亚绿洲地带、阿姆河流域一带；西南至西藏吐蕃一线；南至今越南海万。晚唐时期（755～907），安史之乱后的疆域：东北先后为渤海国、契丹国控制，唐朝逐步失去辽东半岛和幽云十六州；西北由于大食的东进，唐朝退回葱岭以东，之后因吐蕃的扩张而仅控制陇山、黄河一线的河西走廊；西南至四川西部山区一线与吐蕃交界，至大渡河、贵州西部、云南东部一线先后与南诏、大理国交界；南部因越南吴朝的建立，失去了对越南中北部地区的直接控制。[285]
唐朝的行政区划设置，最初为州、县两级制，之后逐步形成道、州（府、节度使）、县三级制。“（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改总管府为都督府”。[286]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省并州郡，“于山河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10个道。与此同时，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都护府。到贞观十三年，10道总共下设358个州（府），358个州（府）总共下设1551个县。[287]其中，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6个道，设置羁縻州（府）。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开始任命内地民族地区都督府的都督兼任节度使。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开始改京都及陪都各州为“府”。开元二十一年，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从关内道、河南道分别划置京畿道和都畿道。[288]这样，全国设置15个道。“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于边境置节度、经略使，式遏四夷”。[289]开元二十八年，15道下领328个州（府、节度使）和1573个县。
这之中，关联到今西南边疆的，最初有雟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縻州都督府及其下领的州县，之后为剑南道、江南道、岭南道以及由它们划分出来的黔中道、剑南西道、剑南东道、岭南西道、岭南东道及其下领的州（府、节度使）、县。现区分东、南、西三部进行观察。
1.东部
这里的东部，主要是指今云贵高原及其东缘山地区域，它处于今贵州省全部以及四川、湖南、湖北、广西交界地区。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设置10道之后，这里位于江南道的西部。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设为15道之后，这里属于黔中道巡管。
唐朝江南道设置时期及其以前，今西南边疆由黔州都督府节制。黔州都督府设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下辖牂州（下领建安、宾化、新兴3县，位于今贵州余庆、瓮安、福泉、麻江、黄平、凯里一带），建安（牂柯，下领武侯、望江、应江、始安、东南、隆昆、琰川7县，位于今贵州关岭、普定南部、镇宁南部、紫云西部、鸭池河西岸、六枝东部、晴隆一带），庄州（又称南寿州，贵州地方志误记为光州，下领石牛、南阳、轻水、多乐、乐安、石城、新安、清兰8县，位于今贵州惠水北、罗甸、龙里东、贵定东南、惠水东南、广西凌云北一带），充州（下领平蛮、东停、韶明、牂柯、东陵、辰水、思王7县，位于今贵州思南、石阡以东，镇远以北，铜仁之西），应州（下领都尚、婆览、应江、惣隆、罗恭5县，位于今贵州三都、榕江、雷山、台江一带），矩州（位于今贵州贵阳），明州（在今贵州望谟），蔿州，劳州（在今荔波南），羲州（在今贵州黔西），福州（在今广西南丹西），犍州（在今贵州麻江），邦州，清州（在今贵州清镇境），峨州（在今贵州荔波北），蛮州（位于今贵州开阳县、贵定县一带，后来称为“水东”，下领巴江1县），欧州（鼓州），濡州，琳州（下领多梅、古阳、多奉3县），鸾州，令州（当作今州，在今贵州长顺县广顺镇），那州（在今广西东兰东北），晖州（在今贵州织金境），都州，总州，敦州（下领武宁、沟水、古质、昆川、丛燕、孤云6县），殷州（下领殷川、东公、龙原、韦川、宾川5县），候州（在今贵州贵定、福泉间），晃州（在今贵州玉屏南），樊州，稜州，添州，普宁州（在今贵州安顺双堡），功州（在今贵州修文、息烽间），亮州，茂龙州，延州（在今广西天峨东北），训州（在今贵州安龙），卿州，双城州（在今广西凌云），整州，悬州，抚水州（下领抚水、古劳、多蓬、京水4县，在今广西环江东北），思源州，逸州，南平州，勋州，袭州，宝州，姜州，鸿州（下领乐鸿、思翁、都部、新庭、临川5县）等51个蛮州和54个县。[290]从该则材料来看，这些羁縻州下面，许多没有设县。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黔中道正式设置。当时的黔中道设置黔中观察使，治所设于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分管黔州、辰州、锦州、施州、叙州、奖州、夷州、播州、思州、费州、南州、溪州、溱州、涪州、珍州、业州、巫州17个州48个县以及充州、明州、劳州等50个羁縻州。各州领县及户口情况如下：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下领彭水、黔江、洪杜、洋水、信宁、都濡6县，户5913，口27433），思州（治所在今贵州沿河北，下领务川、思王、思邛、宁夷4县，户1599，口1202l），锦州（治所在今湖南麻阳西南，下领卢阳、招谕、渭阳、常丰、洛浦5县，户2872，口14374），巫州（治所在今湖南黔阳西南，下领朗溪、龙标、潭阳3县，户5368，口12738），业州（治所在今湖南芷江西部，下领峨山、渭溪、梓姜3县，户1672，口7284），费州（治所在今贵州思南，下领涪川、多田、扶阳、城乐4县，户429，口2609），夷州（治所在今贵州凤冈，下领绥阳、都上、义泉、洋川、宁夷5县，户1284，口7013），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下领遵义、芙蓉、带水3县，户490，口2168），溱州（治所在今重庆市綦江东南，下领荣懿、扶欢2县，户879，口5045），南州（治所在今重庆市綦江北，下领南川、三溪2县，户443，口2043），牂州（治所在今贵州瓮安东北，下领建安、宾化、新兴3县），充州（治所在今贵州石阡西部，下领平蛮、辰水、东停、东陵、韶明5县），应州（下领都尚、应江、婆览、罗恭、陁隆5县），琰州（治所在今贵州镇宁南，下领武侯、望江、应汀、隆昆、琰川，始安、来南7县），牢州（领7县）。[291]正式设道之后，武周圣历元年（698），废除黔州都督府，设置庄州都督府，并将都督府的治所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迁治于播州（今贵州遵义）。
2.南部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在岭南地区设置广州、桂州、交州总管府和邕州、容州都督府，被称为“岭南五管”。武德七年，广州、桂州、交州总管府为都督府。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在岭南地区设置岭南道。岭南道治所设于广州，分管广州、冈州、韶州、循州、潮州、康州、泷州、端州、新州、封州、潘州、春州、勤州、罗州、辨州、高州、恩州、雷州、崖州、琼州、振州、儋州、万安州、邕州、澄州、宾州、横州、浔州、峦州、钦州、贵州、龚州、象州、藤州、岩州、宜州、瀼州、笼州、田州、环州、桂州、梧州、贺州、连州、柳州、富州、昭州、蒙州、严州、融州、思唐州、古州、容州、牢州、白州、顺州、绣州、郁林州、党州、窦州、禺州、廉州、义州、交州、陆州、峰州、爱州、骧州、长州、福禄州、汤州、芝州、武峨州、演州、武安州75个州（府）319个县。此时的“岭南五管”，隶属于岭南道管辖。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岭南道设置岭南五府经略使。据史料记载：“广州为岭南五府经略治所，以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292]；“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五府经略使治，在广州，管兵万五千四百人，轻税本镇以自给。经略军，在广州城内，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军，在恩州城内，管兵二千人。桂管经略使，治桂州，管兵千人。容管经略使，治容州，管兵千一百人。安南经略使，治安南都护府，即交州，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经略使，管兵七百人”。[293]上述两则材料表明，广州为“岭南五管”的指挥中心。其中，广州中部督府包括贺州（治所在今广西贺州市东南，下领临贺、桂岭、冯乘、封阳、富川、荡山6县，户4500）、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东北，下领镡津、感义、义昌3县，户3980）、义州（治所在今广西岑溪东，下领岑溪、永业、连城3县，户1110，口7303）等州。
桂州下都督府治桂州，管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下领临桂、理定、灵川、阳朔、荔浦、丰水、修仁、恭化、永福、临源、全义11县，户17500，口71018）、昭州（治所在今广西平乐西，下领平乐、恭城、永平3县，户3500）、蒙州（治所在今广西蒙山东南，下领立山、东区、正义3县，户1059）、富州（治所在今广西昭平，下领龙平、思勤、马江3县，户1290）、梧州（治所在今广西梧州，下领苍梧、戌城、孟陵3县，户5000）、浔州（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下领桂平、皇化、大宾3县，户2500，口6836）、龚州（治所在今广西平南，下领平南、武林、隋建、大同、阳川5县，户9000，口21000）、郁林州（治所在今广西玉林，下领石南、郁林、兴业、兴德、潭栗5县，户1918，口9699）、平琴州（治所在今广西玉林西北，下领容山、怀义、福田、古符4县，户1174）、宾州（治所在今广西宾阳西南，下领岭方、琅邪、保城3县，户1976，口8580）、澄州（治所在今广西上林南，下领上林、无虞、贸水、止戈4县，户368，口8580）、绣州（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下领常林、阿林、罗绣3县，户9773）、象州（治所在今广西象州，下领武化、武德、阳寿、武仙4县，户5500，口10890）、柳州（治所在今广西柳州，下领马平、龙城、象、洛曹、洛容5县，户2232，口11550）、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下领融水、武阳2县，户1232）15个州61个县。
邕州下都督府，治邕州，管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下领宣化、武缘、晋兴、朗宁、思龙5县，户2893，口7302）、贵州（治所在今广西贵县，下领郁乎、怀泽、潮水、义山4县，户3026，口9300）、党州（治所在今广西玉林西北，下领4县，户1300，口7400）、横州（治所在今广西横县西南，下领宁浦、从化、乐山3县，户1978，口8342）、田州（治所在今广西田阳东南，下领都救、惠佳、武笼、横山、如赖5县，户4168）、严州（治所在今广西来宾东南，下领来宾、循德、归化3县，户1859，口705l）、山州（治所在今广西博白西南，下领龙池、盆山2县，户1320）、峦州（治所在今广西横县西北，下领永定、武罗、灵竹3县，户770，口3803）、罗州、潘州10个州30余县。
容州下都督府治容州，管容州（治所在今广西北流，下领北流、普宁、陵城、渭龙、欣道5县，户4970，口17087）、辩州、白州（治所在今广西博白，下领博白、建宁、周罗、龙豪、南昌5县，户2574，口9498）、牢州（治所在今广西玉林，下领南流、定川、宕川3县，户1641，口11756）、钦州（治所在今广西钦州东北，下领钦江、保京、遵化、内亭、灵山5县，户2700，口10146）、岩州、禺州（治所在今广西北流东南，下领峨石、温水、陆川、扶桑4县，户3l80）、汤州（治所在今越南凉山东南，下领汤泉、渌水、罗韶3县）、瀼州（治所在今广西上思西南，下领临江、波零、鹄山、弘远4县，户1666）、岩州（下领常乐、思封、高城、石岩4县，户1110）、古州11个州。
安南都护府[294]，治安南府，管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下领交趾、平道、武平、宋平、南定、朱鸢、龙编7县，户24230，口99652）、武峨州（治所在今越南太原省太原东北，下领武峨、武缘、武劳、梁山、如马5县，户1850）、粤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下领龙水、崖山、东玺、天河4县）、芝州（治所在今广西忻城，下领忻城1县）、爱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省清化，下领九真、安顺、崇平、军宁、日南、无编6县，户14700）、福禄州（治所在今越南义静省东南，下领柔远、唐林2县）、长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南省南定，下领文阳、铜蔡、长山、其常4县，户648）、骧州（治所在今越南义安省荣市，下领九德、浦阳、怀骧、越裳4县，户9619，口50818）、林州（治所在今越南义静省南部，下领林邑、余龙、海界3县）、景州（治所在今越南义静省横山，下领北景、由文、朱吾3县）、峰州（治所在今越南永富省越池，下领嘉宁、承化、新吕、嵩山、珠绿5县，户1920）、陆州（下领乌雷、华清、宁海3县，户494，口2674）、廉州（治所在今广西合浦东北，下领合浦、封山、蔡龙、大廉4县，户3032，口13029）、雷州（治所在今广东海康，下领海康、遂溪、徐闻3县，户4320，口20572）、笼州（下领武勒、武礼、罗龙、扶南、龙赖、武观、武江7县，户3667）、环州（治所在今广西环江西北，下领正平、福零、龙源、饶勉、思恩、武石、歌良、蒙都8县）、德化州（治所在今云南屏边县曼耗一带，下领德化、归义2县）、郎茫州（治所在今云南屏边县曼耗一带，下领龙然、福守2县）、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琼山东南，下领舍城、澄迈、文吕3县）、儋州（治所在今海南儋州市西北，下领义伦，昌化、感恩、洛场、富罗5县，户3309）、振州（治所在今海南崖县西北，下领宁远、延德、吉阳、临川、落屯5县，户819，口282l）、琼州（下领琼山、临高、曾门、乐会、顿罗5县，户649）、万安州（治所在今海南陵水东，下领万安、陵水、富云、博辽4县）23个州。[295]其辖区范围东至今海南，南至今越南及其附近，北至今广西南部和西南部。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在岭南五府经略使基础上设置岭南节度使，又称五府节度使，治所仍设在广州，直辖广管各州，兼领位于今广西和越南东北部的邕管、桂管、容管、交管各州。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岭南道划分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这样，分设了岭南东道节度使和岭南西道节度使。其中，岭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广州，管广州、韶州、循州、岗州、恩州、春州、贺州、潮州、端州、藤州、康州、封州、泷州、高州、义州、新州、勤州、窦州等州；岭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在邕州，管辖邕管、桂管、容管和安南都护府各州。
3.西部
所谓西部，主要是指今青藏高原东缘、南缘、四川盆地及其以西和云贵高原西部地区。这里的州县，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受雟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和縻州都督府节制，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至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受剑南道节制，在唐肃宗至德二年以后分由剑南西道和剑南东道节制。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设于雟州（西宁州）、南宁州和縻州总管府改为都督府。雟州都督府，主要节制大渡河以南、泸水（金沙江）以北的羁縻州县。南宁州都督府，主要节制东至今贵州兴义、普安，南至今云南省的玉溪、通海，东南至南盘江，西至今云南楚雄一带的南宁州（下领味、同乐、升麻、间起、新丰、陇隄、泉麻、梁水、绛9县）、恭州、协州（治所在今云南彝良，领3县）、昆州（治所在今昆明市区西，领4县）、尹州、曾州、姚州、西濮州、西宗州、西宁州、豫州、西平州、西利州、南云州、磨州、南笼州等16个羁縻州，直到贞观六年（632）。[296]縻州都督府（治所在今云南元谋），控制由雟州南下至縻州的东至滇池、西至洱海的交通要道，主要监督縻州、望州、謻罗州3州。[297]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设置剑南道，剑南道治所在益州（今四川成都），辖区包括益州、彭州、蜀州、汉州、眉州、绵州、梓州、遂州、邛州、剑州、荣州、陵州、嘉州、普州、资州、雟州、朗州、黎州、戎州、维州、茂州、简州、龙州、雅州、泸州、合州、翼州、当州、柘州、松州、恭州、姚州、悉州、奉州、霸州、静州、真州、渝州、昌州等州，以及天宝军、昆明军、平戎军、宁远军、江南军、澄川军等军。其中包含92个蛮州的一部分。贞观二十三年（649），为了加强对剑南道的治理，重设朗州（南宁州）都督府，下领傍、望、览、丘、求五州。唐高宗水徽年间（650～655），“罢朗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298]戎州都督府，管辖南宁州（下领味、同乐、升麻、同起、新丰、陇隄、泉麻7县），昆州（益宁、晋宁、安宁、秦臧4县），梨州（西宁州，下领梁水、绛2县），匡州（南云州，下领勃弄、匡川2县），髳州（西濮州，下领濮水、青蛉、岐星、铜山4县），尹州（下领马邑、天池、盐泉、百泉、涌泉5县），曾州（下领曾、三部、神泉、龙亭、长和5县），钩州（南龙州，下领望水、唐封2县），裒州（弄栋地，下领杨彼、乐强2县），宗州（西宗州，下领宗居、石塔、河西3县），微州（西利州，下领深利、十部2县），縻州（西豫州，下领磨豫、七部2县），望州，謻罗州，盘州（西平州，下领附唐、平夷、盘水3县），麻州，英州，声州，勤州，傍州，求州，丘州，览州，咸州，泸慈州，归武州，严州，汤望州，武德州，奏龙州，武镇州，南唐州，连州（下领当为、都宁、逻游、罗龙、加平、清坎6县），南州（下领播政、百荣、洪卢3县），德州（下领罗连、万岩2县），为州（下领扶、罗僧2县），洛州（临津、宾夷、曾城、葱药4县），移州（下领移当、临河、汤陵3县），悦州（下领甘泉、青宾、临川、悦水、夷邻、胡璠6县），镜州（下领夷郎、宾唐、溪琳、琮连、池临、野并6县），筠州（下领盐水、筠山、罗余、临居、澄澜、临昆、唐川、寻源8县），志州（总州，下领浮萍、鸡惟、夷宾、河西4县），盈州（下领盈川、涂赛、播陵、施燕4县），武昌州（下领洪武、罗虹、琅林、夷朗、来宾、罗新、绮婆7县），扶德州（下领宋水、扶德、阿阴3县），播朗州（下领播胜、从颜、顺化3县），信州，居州，炎州，驯州（下领驯禄、天池、方陀、罗藏、播骋5县），骋州（下领斛木、罗相2县），浪川州（下领郎浪、郎违、何度、郎仁、因閤5县），协州（下领东安、西安、胡津3县），靖州（下领靖川、分协2县），曲州（恭州，下领朱提、唐兴2县），播陵州，钳州，哥灵州，滈州（下领拱平、扫宫、罗谷3县），切骑州（下领柳池、奏禄、縻托、通识4县），品州（下领八秤、松花、牧3县），从州（下领从花、昆池、武安、罗林、梯山、南宁6县），牱连州（下领牱连、罗名、新戍3县），碾卫州（下领麻金、碾卫、涪麻3县）64个州145个县。[299]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在原来的縻州都督府的基础上设置姚州都督府。[300]姚州都督府治所设在姚州（今云南大姚、姚安一带），下领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范邓州、野共州、洪朗州、日南州、眉邓州、醿备州、洛诺州等32个州，其中有5个异州[301]，羁縻以洱海为中心的今云南保山、德宏、临沧等广大地区。
唐玄宗开元七年（719），改剑南度支营田处置兵马经略使为剑南节度使。据《旧唐书》记载：“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剑南节度使治，在成都府，管兵三万九百人，马二千匹，衣赐八十万匹段，军粮七十万石。团结营，在成都府城内，管兵万四千人，马千八百匹。翼州，管兵五百人。茂州，管兵三百人。维州，管兵五百人。天宝军，在恭州东南九十里，管兵千人。柘州，管兵五百人。松州，管兵二千八百人。平戎城，在恭州南八十里，管兵千人。雅州，管兵四百人。当州，管兵五百人。黎州，管兵千人。昆明军，在巂州南，管兵五千一百人，马二百匹。宁远城，管兵二千人。悉州，管兵五千人。南江郡，管兵三百人。”[302]从这则材料来看，剑南节度使的主要功能是“西抗吐蕃，南抚蛮僚”，是前述都督府不可或缺的军事后盾。正是有这样的军事后盾，唐玄宗天宝八载（749），出于在对吐蕃战争中提取兵员的需要，又于索磨川（今四川阿坝梭磨河）设置保宁都护府。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剑南道划分为剑南西道和剑南东道之后，剑南节度使随之分割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剑南东川节度使。其中，“剑南西川节度使治成都府，管彭、蜀、汉、眉、嘉、资、简、维、茂、黎、雅、松、扶、文、龙、戎、翼、邛、巂、姚、柘、恭、当、悉、奉、叠、静等州，使亲王领之。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梓州，管梓、绵、剑、普、荣、遂、合、渝、泸等州”。[303]从两个节度使所领州名来看，剑南西川节度使主要镇守今青藏高原东部和云贵高原北部、西部地区。
二 唐朝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唐朝时期，分布于边疆的少数民族群体，东北有靺鞨、室韦、奚诸族，南方岭南地区有俚僚，西南有吐蕃、南诏（乌蛮、白蛮）及牂柯蛮，北方和西北有突厥、回鹘、薛延陀、黠戛斯、吐谷浑和党项诸族。中央政府在与这些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互动形成的准边缘区中，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州（府）。这些羁縻州（府），地位居于上州、中州和下州之下，如前所言，主要分布于关内道、河北道、陇右道、剑南道、江南道（后专设黔中道）、岭南道6个道[304]，其中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群体集中分布于剑南道、江南道（后专设黔中道）、岭南道3个道。这之中，有黔中道的牂柯蛮、岭南道的俚僚和剑南道的蛮、爨氏、濮。
1.黔中道的牂柯蛮
黔中道的牂柯蛮因古牂柯郡而名，其实他们既有蛮又有僚。蛮是黔中道主要的少数民族群体，不过僚在贵州全境以及广西北部也有零星分布。在这之中，控制黔中道中部的牂柯蛮主要为赵氏，他们分布于今贵州黔东南州一带，唐朝时称为“牂柯蛮别部”，因当时此地设充州而又称“充州蛮”。
唐朝时期控制黔中道西南部今贵州贵阳和黔南州一带的牂柯蛮，主要为谢氏、宋氏和僚人。在这一地域内，谢氏、宋氏居北，僚人居南。谢氏所居之地主要为矩州、牂州、庄州（南寿州）和应州，而宋氏所居之地主要为后来被称之为“水东”的蛮州和庄州，僚人聚居之地则主要为南平州。其中，应州的谢氏被称为东谢蛮，这里在唐朝末年时有被称之为“都云蛮”的莫氏、尹氏楔入，东谢蛮的首领有谢元深等人；庄州（南寿州）的谢氏被称为南谢蛮，首领有谢强等人；南平州的僚人为宁氏，其势力已波及宁越、郁林一带，渠帅有宁长真、宁宣、宁纯、宁道明等人。[305]唐朝时期，聚居于黔中道西南部的谢氏过着游耕生活，住干栏，椎髻，击铜鼓，婚姻以牛、酒为聘，刻木为契等风俗，这里的僚人亦住干栏，妇女穿筒裙，为家庭主要劳动力。
唐朝时期控制黔中道西南部今黔西南州一带的牂柯蛮，主要有聚居于琰州的“西谢蛮”谢氏和聚居于明州的“西赵夷子蛮”赵氏。位于东谢蛮西南部的西赵蛮，著名首领有赵酋摩等人，他们“户万余，俗与东谢同，赵氏世为酋长”[306]。
2.岭南道的俚僚
唐朝时期，今西南边疆之岭南地区主要分布着俚、僚等少数民族群体。其中，居于今广西西南部百色市和崇左市一带的为僚人黄氏，居于南部今防城港市、钦州市、北海市一带的为僚人冯氏和谈氏，居于今玉林市一带的为俚人冯氏。僚人黄氏，因是乌浒人的后裔而称为“乌武僚”，因聚居于西原州而称为“西原僚”或“西原蛮”，因姓黄而称为“黄峒僚”或“黄峒蛮”。僚人冯氏和谈氏主要聚居于南越州，首领有冯暄、谈殿等人。俚人渠帅冯氏多为隋朝冼夫人的后裔，冯盎和冯智戴、冯智或父子分别为冼夫人之孙与重孙，他们居于今两广交界地带和海南省的南越之地，冯盎率众归附唐朝后，其原居地被分割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307]。这里的俚人村落修建干栏式建筑，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生产，拥有好箭、轻死、尚铜鼓、鼻饮、凿齿的习俗。
3.剑南道的蛮与濮
唐朝时期，剑南道南部的东侧自北而南分布着爨氏与和蛮，其西侧则自北而南分布着白蛮、乌蛮、濮和锅锉蛮。他们主要聚居于今云南地区，据《新唐书》记载，“诸蛮州九十二：皆无城邑，椎髻皮服，惟来集于都督府，则衣冠如华人焉”。[308]也就是说，这些分布于各都督府“蛮州”之中的少数民族群体，尽管聚落发展水平不高，但衣饰水平却与中原汉人没有多少差别。
一是剑南道南部的东侧。这里的爨氏为东爨蛮，又称乌蛮，共有七部落，他们分布于岿州、南宁州、威州、总州、殷州、盘州等地，先隶属于南宁州都督府，后基本上属于安南都护府和戎州都督府管辖，其大鬼主有爨仁哲、爨归王、爨崇道等人，他们与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误、孟耽卿等属于同一时期的人物，然而平时相互之间“明仇相嫌，经营损害……兵戈相防”[309]，引起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忧虑。和蛮则主要分布于今云南红河州一带。
二是剑南道南部的西侧。这里的白蛮主要聚居于西爨蛮地的昆州、恭州、黎州、敦州、宝州等地，其首领有爨弘达、爨嗣绍、爨曾等人，他们主要处于姚州都督府治下。不过，西爨蛮因先受制于南宁州都督府的缘故，在东爨蛮居地亦有少量分布。乌蛮在唐朝时期主要聚居于洱海地区，之后吞并爨地，进占姚州都督府所辖各州，最后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由皮罗阁建立了南诏国。濮主要分布于今云南临沧市一带，他们按照徐杰舜等人的说法应属于原永昌郡的闽濮，后来分化为朴子蛮与望蛮。[310]锅锉蛮系昆明族的一支，有金齿、黑齿、银齿、茫蛮、白衣、绣脚、绣面等支系，基本分布于今云南保山、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一线。上述剑南道南部西侧的各少数民族群体在南诏国建立后，处于南诏的统治之下。据《新唐书》记载，“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咩，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夷语王为‘诏’。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曰蒙秀诏、越析诏、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蒙舍诏。兵埒，不能相君，蜀诸葛亮讨定之。蒙舍诏在诸部南，故称南诏。居永昌、姚州之间，铁桥之南，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别都曰善阐府”。[311]从这则材料来看，六诏之中为蒙姓的有蒙秀诏和蒙舍诏。据方铁先生研究，蒙秀诏和蒙舍诏分别位于今巍山县北和巍山县南（蒙舍川），“三浪诏”即浪穹诏、邆睒诏、施浪诏分别位于今洱源县、洱源县邓川和洱源、鹤庆、剑川一带，它们属于乌蛮；越析诏位于今宾川之宾居，属于麽些蛮（今纳西族先民）。[312]这六诏，集中分布在今云南大理境内的洱海及其周边地区，其中“三浪诏”和越析诏居北，蒙秀诏和蒙舍诏居南，因蒙舍诏居六诏之最南端而称为南诏。
三是剑南道南部的东、西侧。在剑南道南部的东西两侧也就是东爨蛮和西爨蛮居地，还分布着松外蛮与西洱河蛮。松外蛮包括爨蛮蒙氏和麽些蛮和氏“数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长”。而聚居于洱海（西洱河）东西两侧的西洱河蛮或者河蛮，分为西洱河蛮和东洱河蛮两部。[313]为了有效地控制他们，唐朝曾设縻州都督府进行治理。
三 唐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制度推行
唐朝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制度推行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唐朝前期（618～712）和盛唐时期（712～755），各朝皇帝多将羁縻府州县制度与安抚宣慰制度结合起来推行；晚唐时期（755～907），除唐德宗将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进行推行外，基本上是分别推行上述制度。
（一）唐朝前期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抚慰与羁縻制度
唐朝前期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抚慰与羁縻制度，主要推行于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
1.唐高祖的抚慰与羁縻
唐高祖时期，在青藏高原东缘、云贵高原中东部和岭南地区推行羁縻府州县制度，而在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合部和云贵高原西部则推行羁縻府州县制度与安抚宣慰制度相结合的制度。
一是羁縻府州县制度的推行。在青藏高原东缘，武德元年（618），因白苟羌降唐而在茂州都督府治下设置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314]。在云贵高原中东部，武德“三年三月牂州（今贵州瓮安）蛮首谢龙羽遣使朝贡，授龙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315]。与“牂州蛮”牂州同时设置的州，还有“牂柯蛮别部”的琰州、庄州、充州、应州和矩州，此“六州皆为下州”[316]。武德初，南平渠帅宁长真以宁越、郁林之地降唐后，“高祖授长真钦州都督。宁宣亦遣使请降，未报而卒，以其子纯为廉州刺史，族人道明为南越州刺史”。[317]在岭南地区，据《旧唐书》记载，武德四年，冼夫人之孙、俚帅冯盎以南越之众降，“高祖以其地为罗、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国、高罗总管，封吴国公，寻改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东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国公”；[318]另据《新唐书》记载，“武德五年，始以地降，高祖析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拜其子智戴为春州刺史，智彧为东合州刺史。盎徙封耿。……卒，赠左骁卫大将军、荆州都督”。[319]从这些材料来看，之所以在这些地方没有推行安抚宣慰制度，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首领主动带地归附。唐朝中央政府在这些地方，就地设置羁縻府州县。
二是羁縻府州县制度与安抚宣慰制度的推行。两项制度似乎集中推行于南宁州，具体情况是：唐高祖武德元年，“南宁州内附”，朝廷设置南宁、昆、恭等州，任命爨翫之子爨弘达为昆州刺史，允许他“奉父丧归”。与此同时，益州刺史段纶也派遣俞大施前往南宁州“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然而这些“安抚（使），类皆受贿，边人患之，或有叛者”，导致南宁州的不稳定。[320]武德四年设置南宁州总管府，由雟州治中吉弘纬出任总管，主持招抚“爨蛮”西边，亦即西洱河以西的“昆弥”（昆明蛮）。[321]武德七年，巂州都督府长史韦仁寿被任命为检校南宁州都督，他“寄听政于越巂，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周历数千里，蛮、夷豪帅皆望风归附，来见仁寿。仁寿承制置七州、十五县，各以其豪帅为刺史、县令”。[322]韦氏所设“七州”即当年南宁州都督府所“督西宁、豫、西平、利、南云、磨、南笼七州”[323]，它们大都不立城池与廨舍。正因如此，韦仁寿完成羁縻的使命后，“将还，豪帅皆曰：‘天子遣公都督南宁，何为遽去？’仁寿以城池未立为辞。蛮、夷即相帅为仁寿筑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寿乃曰：‘吾受诏但令巡抚，不敢擅留。’蛮、夷号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贡。壬戌，仁寿还朝，上大悦，命仁寿徙镇南宁，以兵戍之”。[324]从这一个案来看，羁縻府州县的设置，分为归附后仿照经制州县就地安置和派遣安抚使抚慰后拓展设置两种情况。设置后的羁縻府州县，仍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主官，不过他们并不看重城池廨舍的建设。在羁縻府州县的两种设置之间，安抚使作为朝廷临时派往边疆民族地区安抚当地首领的使者，主要由州总管或者州都督兼任，实际上发挥了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作用。与隋朝不同的是，唐朝初年的安抚使最初并不直接掌握兵权，重点是能以德化民。
2.唐太宗的抚慰与羁縻
唐太宗贞观初年，在历史记忆里，羁縻府州制度和安抚宣慰制度作为唐代的一项制度正式形成。据《新唐书》记载：
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隶关内道者，为府二十九，州九十。突厥之别部及奚、契丹、靺鞨、降胡、高丽隶河北者，为府十四，州四十六。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之别部及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河西内属诸胡、西域十六国隶陇右者，为府五十一，州百九十八。羌、蛮隶剑南者，为州二百六十一。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325]
从这则材料来看，贞观朝羁縻府州制度正式确定与安置生羌和东突厥有关，其安置之法是以各内附的少数民族群体之活动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其大者为羁縻都督府、小者为州，各府州的都督、刺史由少数民族的首领世袭担任，各少数民族群体由各都督护和都护府直接管辖，其贡品、赋税、版图和户口无须上报中央朝廷的户部备案。
其实，贞观朝对生羌和东突厥的安置有一个认知过程。如茂州都督府所属之维州在“贞观元年（627），羌叛，州县俱罢。二年，生羌首领董屈占者，请吏复立维州，移治于姜维城东，始属茂州，为羁縻州”[326]。它表明下州经过“民变”反复之后，会降格为羁縻州。又如贞观四年二月，东突厥民变发生，唐太宗“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持节安抚之。颉利稍自安，（李）靖乘间袭击，大破之，遂灭其国”[327]。东突厥颉利可汗败亡之后，“北荒诸部相率内属。有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勒及七姓种落等，尚散在伊吾”，朝廷一方面以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进行抚慰，另一方面“遣于碛石贮粮”，赈给颉利可汗的部众。对此，李大亮提出了异议，他上疏道：“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妨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蕃碛，人非中夏，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蕃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帅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縻费。以中国之币帛，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328]李大亮率先提出的这种羁縻政策被唐太宗采纳，他因此被派遣为剑南道巡省大使。从上疏可以看出，在李大亮看来，中国在华夷五方结构中属于本根，而四夷仅为枝叶，对于称藩附庸的四夷只能够“羁縻受之”，不能够劳费、縻费和招慰，否则会造成“非中国之利”的后果。
至于如何安置四夷，唐太宗最初是拿不定主意的，因为朝廷大臣还有“北狄自古为中国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等言论。正因如此，唐太宗只好“诏议安边之策”，召集群臣进行讨论。当时参与讨论的有中书令温彦博、秘书监魏徴、中书侍郎颜师古、夏州都督窦静、给事中杜楚客和礼部侍郎李百药等人，而温彦博与魏徴发生了争论。[329]其中，温彦博主张：“请于河南处之。准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则必养之。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陛下不加怜愍，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谓不可，宜处之河南。所谓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怀我厚恩，终无叛逆。……臣闻圣人之道，无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单于于内郡，以为汉藩翰，终于一代，不有叛逆。……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于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330]从温彦博的策论来看，朝廷对于归附的四夷必须进行妥善安置，但安置起来需要把握住五个原则：一是要保全其部落以为国家的捍蔽，二是要尊其土俗以为安抚，三是要充实于内地空虚之地教以礼法，四是要选其酋首以为宿卫，五是要让各酋长不相统属以分散其自身势力。中书令温彦博的这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处置东突厥的策略，最终为唐太宗所采纳。最后，中央朝廷“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部众”；“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331]
刘统先生认为贞观朝的这种记录属于唐朝第一次正式设置羁縻府州的完整记录，笔者是比较赞同此观点的。[332]从这些记录中，笔者发现边疆和内地的巡省大使如剑南道巡省大使，与安抚大使如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持节兼任的安抚大使以及凉州都督李大亮兼任的西北道安抚大使之间，存在派遣时机上的区别。具体而言就是巡省大使派遣于包括边疆民变在内的事件未发生之前，安抚大使派遣于事件处置过程之中，他们一为防患于未然，二为处置已发生的事件，换言之，羁縻府州在具体设置过程中很可能有着中央朝廷所派遣的安抚大使的活动身影。在《文献通考》中，元人马端临曾对唐朝安抚使的称谓和职责进行了粗略的识别。根据他的识别，“唐贞观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节度使兼之，则有副使。天授二年（691），发十道存抚使）。圣历中，狄仁杰为湖北道安抚大使，德宗贞元，又置副使”。[333]从马氏的识别中可以发现，“巡省天下”是安抚大使的主要职责，之间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别，他们多由朝廷官员和地方封疆大吏兼任安抚大使。
贞观朝对东突厥残部“不离不弃”的处置个案，为唐朝对西南边疆各民族群体归附的羁縻积累了经验。其一是在岭南道。贞观元年，“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这样一来，朝廷收到“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的奏折“前后以十数”，唐太宗先“诏将军蔺謩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之后听从秘书监魏徵的谏言，于冬十月派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进而起到了“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的良好效果。[334]“贞观五年，（冯）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僚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太宗令智戴还慰省之，自后赏赐不可胜数。盎……赠左骑卫大将军、荆州都督”。[335]岭南道高州俚帅冯盎的个案表明，贞观四年前后的唐朝在岭南道的抚慰与羁縻之策，发生了从中央朝廷直接派员剿抚到借助羁縻州都督与刺史进行剿抚的转变。其二是在江南道（后来的黔中道）。贞观三年，东谢蛮首领谢元深和南谢蛮首领谢强朝贡之后，以其聚居地设置应州和南寿州（后改为庄州），谢元深、谢强分别担任应州刺史和南寿州刺史，同隶黔州都督府；贞观四年，西谢蛮首归附，其地置为琰州，谢氏首领仍为琰州刺史。[336]之后在贞观中期，“西赵首领赵酋摩率所部万余户内附，以其地为明州，授酋摩刺史”。[337]从黔中道黔州都督府各羁縻州的设置来看，主动归附和朝贡是设置羁縻州的必要前提。一些羁縻州如蛮州（治所在今贵州开阳县、贵定县一带，即明代贵州宣慰司同知衙门所在地）、庄州（今贵州开阳县一带），设置刺史。其三是在剑南道。由于松外诸蛮存在“率暂附亟叛”现象，因而，唐太宗为了打通“西洱、天竺之道”，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最终采纳了巂州都督刘伯英的建议，“发蜀十二州兵”在右武侯将军梁建方的率领下击破松外蛮，“杀获千余人”，致使松外蛮残部“走保山谷”。在此情况下，“（梁）建方谕降者七十余部，户十万九千，署首领蒙、和为县令”，对之实行羁縻治理。以此为基础，梁建方派遣奇兵从巂州驿道奔袭一千五百里出击分布于洱海一带的“西洱河蛮”，迫使西洱河和东洱河大首领降附。之后，“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授官秩”，其“杨、李、赵、董等数十姓，各据一州，大者六百，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不相统壹”[338]。自此以后，剑南道自贞观至天宝年间，朝贡不绝，呈现出了较长的稳定局面。从剑南道的个案可以看出，唐前期重要交通要道上包括羁縻府州在内的行政治理格局的恢复仍然是以军事为后盾的，他们在恢复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先剿后抚然后羁縻的方式。这种方式，后来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要方式。
3.唐高宗的抚慰与羁縻
唐代疆域的版图在唐高宗时期为最大，这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对边疆的积极开拓和治理。唐高宗继承太宗的治边的思想，对边疆地区继续采取抚慰与羁縻相结合方式。
唐朝贞观初年，派遣大使巡视诸州，每遇水旱之灾时才予之以“安抚”之名抚慰灾区。唐高宗时，安抚宣慰使主要出现于对西北吐谷浑、吐蕃、突厥、东北高句丽以及西南民族聚居区的军事征讨之中。《旧唐书》记载：“岭南邕、严两州首领反叛，发兵击讨，高宗令（李）峤监军事，峤乃宣朝旨，特赦其罪，亲入僚洞招谕之，叛者尽降。”[339]由此可知，高宗在平叛岭南时，主要是以武力后盾进行宣谕和招抚。
高宗时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而这些羁縻府州的设置方式不一。以地域来说，大部分都是就少数民族聚居区而设，并以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来管辖；另外则是少数民族由原居地迁徙到他处安置，以迁徙之地另置羁縻府州县，且以少数民族原首领为都督、刺史管辖原居民，迁徙的原因或战争或灾害等。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少数民族主动内附或由唐朝主动招抚、招降而来设置的羁縻府州县，其册封为都督或刺史的少数民族首领一般会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这是一种比较积极且和缓的方式；二是少数民族叛乱或唐朝招降不成，由唐朝派兵军事征讨后而设羁縻府州县。一般情况下中央会处死那些与大唐敌对的少数民族首领，而任命扶持那些示好于大唐的地方大族，极少数的情况下直接派流官管辖。这是一种借助于军事征讨的比较激烈的方式。下面一一举例列说：
《新唐书·南蛮传下》载：永徽初，“大勃弄杨承颠私署将帅，寇麻州（縻州），都督任怀玉招之，不听。高宗（650～683）以左领军将军赵孝祖为朗州道行军总管，与怀玉讨之”。[340]此处方国瑜先生认为麻州应为縻州。[341]赵孝祖将小勃弄酋长殁盛杀死，并俘获大勃弄酋长，压服西南蛮。永徽二年（651）八月，朗州“白水蛮寇边”。永徽三年（652），以赵孝祖为朗州道行军大总管，征讨白水蛮，白水蛮酋长秃磨蒲等人被斩杀，大破诸蛮，“西南夷遂定，罢朗州都督，更置戎州都督”。[342]由上可知，白水蛮和大小勃弄叛乱，赵孝祖奉命征讨，之后废除原羁縻府朗州都督府和縻州都督府，重置戎州都督府。这采用的便是比较激烈的方式。当然，置戎州都督府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内附部落的增加，南宁州的领地不断扩大，而南宁州爨氏难以统治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所以需设一正州都督府来统一管理南宁诸旧州和新羁縻州。
唐高宗时期，南宁州除新置戎州都督府外，还于麟德元年（664）在弄栋川设置姚州都督府，以统辖滇西地区。姚州都督府的设置比较特殊，它乃是少数民族酋帅自行开置。出土于云南安宁的《唐河东州刺史王仁求墓志》记载了王仁求在唐高宗时于西洱河一带开置州县的情况。该碑文载：“初之将求宠于大国，以和其民人，招慰奏置姚府以西廿余州，俾睦其德。”[343]但这“廿余州”在唐代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就连《新唐书·地理志》也误将河东州列入黎州都督府之下。然而，经方国瑜先生考订，河东州应在云南凤仪，离黎州甚远，按其方位应为巂州都督府管辖，后改隶姚州都督府。出现种种模糊不清的现象，大概就是因为王仁求开的二十余州并不是奉唐朝政府的命令，而是自行开设，报边州都督府备案的。再加上姚州地处偏远，羁縻州时有变更，所以唐朝政府难以了解，各史书也就难以记载。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姚州都督府的设置上。《旧唐书·地理志》载：“姚州，武德四年，安抚大使李英，以此州内多姓姚，故置姚州，管州三十二。”[344]《旧唐书·张柬之传》又载：“姚州本龙朔中武陵县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后长史李孝让、秦文协并为群蛮所杀，其州乃废。带垂拱四年，蛮朗将王善保又奏请置州。”[345]赵绍祖在《新旧唐书互证》卷13中解释说：“姚州当是置于武德，而移于麟德。又奏上于龙朔，而诏下于麟德。”[346]此种说法在刘统先生看来，比较牵强。他在其《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一书中解释为：“武德四年唐朝尚未统一中原，不可能致力于开拓姚州。李英所立，只是一羁縻州。王仁求开拓姚州，自置20余羁縻州，上报石子仁。石子仁于龙朔年间上疏高宗请置姚州都督府，麟德年间朝廷下诏批准。”[347]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像上述自行开置羁縻州的情况毕竟少数，大部分还是以少数民族首领率众内附的情况居多。如《文献通考》载，“（唐高宗）咸亨三年（627），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总州、敦州以安辑之。……其后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348]昆明十四姓内附之后，还是就其地设置羁縻州，以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为刺史。这在西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
由于在羁縻府州县的设置时，大都是以其首领为刺史、都督管辖其地，因而，唐高宗时期为了确保南方民族地区首领参政，保证吏治清明，专门设置了“南选”。据《新唐书》载：上元二年（675），“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349]总章二年（669），“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凡居官以年为考，六品以下，四考为满”。[350]仪凤元年（676），高宗又诏：“‘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之‘南选’。”[351]通过南选，中央提高了土人为官的质量，对羁縻府州的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实行南选，以土人为官，固然有利于中央统治民族地区，但是朝廷对少数民族首领在地方的势力，仍然心存顾虑。为节制、监视土人官员，开始实行“华人参治”的办法。“华人参治”即“华官参治”，就是唐朝政府委派一批官员担任羁縻府州的参军、佐史，监督和协助部落酋长。凡有华官参治的羁縻州，均内附于边州都督府境内，具有固定的治所。其实，“华官参治”的另一意义，就是“土流并治”。唐高宗时，“华官参治”或称为“土流并治”的羁縻方式，已成为一项定制。这在《大唐故青州司仓参军赵府君墓志》有反映：“公讳克廉，制检校縻州司户。”在这里，縻州司户是华官。
综上所述，在高宗朝，当西南地区发生叛乱时，便会派遣使者去抚慰平叛。由于西南少数民族大都以内附为主，因而，中央一般是直接以羁縻府州县治理，并采用“南选”土官和“华官参治”的方式，以加强其对地方的控制。高宗一朝仍以安抚宣慰和羁縻府州相结合的制度，治理边疆。
4.武则天的抚慰与羁縻
武则天时期，依然设置了大量的安抚使经略边疆，羁縻各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武则天曾派监察御史裴怀古招抚西南蛮。
据《新唐书》载：“姚、巂道蛮反，命怀古驰驿往怀辑之，申明诛赏，归者日千计。俄缚首恶，遂定南方，蛮夏立石著功。”这是说，姚州和巂州的少数民族叛乱，中央命怀古乘驿车去安抚招降他们，他申明赏罚条例，归降的人每天以千来计算，不久就俘虏了叛军首领，于是平定了南方，进而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为他立碑，记下他的功劳。不仅如此，“姚、巂酋等叩阙下，愿得怀古镇安远夷”。[352]在这里，裴怀古虽无“安抚使”之名，但行“安抚使”之实。所以，他也算是中央派往西南地区的安抚使。此后，裴怀古又多次奉诏安抚西南，但都无“安抚使”之名。“始安贼欧阳倩众数万，剽没州县，以怀古为桂州都督招慰讨击使，未逾岭，逆以书谕祸福，贼迎降，自陈为吏侵而反。怀古知其诚，以为示不疑，可破其谋，乃轻骑赴之。或曰：‘僚夷难亲，备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耶！’身至壁抚谕，倩等大喜，悉归所掠出降，虽诸洞素翻覆者，亦牵连根附，岭外平。……俄转幽州都督，绥怀两蕃”。[353]由此观之，广西僚首欧阳倩率众叛乱，朝廷派遣桂州都督裴怀古前往招慰，欧阳倩言因被酷吏逼迫而谋反，裴怀古感其诚，耐心宣慰，诸僚洞首领纷纷归附。此处所言之招慰讨击使，从字面意思可知，是对叛乱的少数民族依然为招降、抚慰为先，镇压控制为后，其手段还是笼络控制的羁縻方式。所以，裴怀古是类似于安抚使的使者。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后期，“安抚大使”逐渐改称为“安抚使”。即使如此，很多使者其实并不局限于“安抚大使”之名，他们多以安抚招慰之权，笼络控制少数民族。由此可证，唐朝主要是任用安抚使去抚慰少数民族。安抚使秉承中央旨意去安抚少数民族，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旨在羁縻，即笼络之外加以控制。所以，在安抚使的安抚之下，有时也会采用设置羁縻州的方式控制少数民族。而兼及笼络和控制的安抚方式，由此自然转化成为唐朝政府治理边疆的一种羁縻方式。
由于唐前期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县，因而，武则天时期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力量有所增强。其增强的表现，便是羁縻州和正州之间的转化。一般情况下，中央王朝的统治力量在当地民族地区增强时，会出现将羁縻州改为正州的现象，以便于直接控制；中央王朝的统治力量在当地民族地区减弱时，则会出现将正州降为羁縻州的现象，以示安抚。如《旧唐书》载：贞观二年，“生羌首领董屈占者，请吏复立维州，移治于姜维城东，始属茂州，为羁縻州。麟德二年，进为正州。寻叛，羌降，为羁縻州。垂拱三年，又为正州”。[354]维州原为武德元年因白苟羌降而置的羁縻州，属茂州都督府管辖。贞观元年，由于羌族叛乱，州县俱罢。至贞观二年才复立维州，且仍为羁縻州。随着中央在此统治力量的增强，麟德二年，将维州升为正州。但不久又发生叛乱，中央在此的统治力量必然减弱，于是平乱后降为羁縻州。统治稳定后，武则天又将其升为正州。维州的升降很好地体现了唐朝对此地的控制力，也反映了羁縻州和正州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界限，即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在西南边境地区，由于吐蕃多次侵扰，武则天不得不极力招抚拉拢此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以藩边疆。如《资治通鉴·唐则天后永昌元年》载：“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来降，以傍时昔为浪穹州刺史，令统其众。”采取上述招抚拉拢的办法，朝廷一度控制了西洱河地区。武则天通过这些手段，拉拢控制少数民族首领，任命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员，许世袭，并掌管当地的军政大权，借助这些首领来治理镇守边疆。当然，武则天有时还会通过加封虚职方式给少数民族首领以殊荣，借此笼络民族首领。
在法律上，唐朝并不要求南方各民族地区实行唐律，可依本俗法治理。据《唐律疏议》载：“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355]由此观之，各族内部的犯法事件，按照各族的习惯法从事；只有各族间的纠纷，才按国家法律处理。可见唐朝在法律上对西南少数民族格外优待。武后时，宋庆礼担任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庆礼身到其境，谕首领大谊，皆释仇相亲，州土以安，罢戍卒五千”。[356]从这则材料来看，朝廷在处理南方民族纠纷时，也并非严格依法处理，其大都采取晓谕、调解、安抚的办法。
在赋税上，《资治通鉴》卷203武后垂拱二年载：“岭南俚户旧输半课，交趾都护刘延祐使之全输。俚户不从，延祐诛其魁首。”从该材料来看，随着中央政府在岭南地区统治力量的加强，岭南俚户都要上交赋税，但较之内地来说较轻，然而都督、都护总领当地军政大权，有时会滋生多收税的现象。尽管如此，某些羁縻州并不征收赋税。据《旧唐书》载，蜀州刺史张柬之上言：“姚州本哀牢之国，荒外绝域，山高水深。国家开以为州，未尝得其盐布之税，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库……今减耗国储，费用日广……于国家无丝发之利。”[357]由此看来，唐朝由于没有对姚州征收赋税，因而造成开发这里的治理成本提高。除不对姚州征税外，中央对剑南、岭南道的一些羁縻州也不征收赋税。“右上件羁縻州除没落遇难蛮界一十五州，其余虽有名额，元无城邑。或因春秋有军设追集赴州，著夏人衣服。无税赋以供官，每年使司须有优赏，不拘文法”。[358]由该材料可知，这些地方不仅不征收赋税，还要定期召集羁縻州首领赴府赏赐抚慰，其目的是加强对他们监督与管束。每逢都督府宣敕，或节度使、经略使等使者巡视时，诸部的酋长须要前来拜见。如巂州都督府管下，“又有夷望、鼓路……十二鬼主皆隶巂州。又有奉国、苴伽十一部落，春秋受赏于巂州，然挟吐蕃为轻重。每节度使至，诸部献马……既见，请匹锦、斗酒”；岭南邕州都督府管下，有“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359]这些定期或不定期的召集拜见，表面上看来是对诸部落进行安抚、赏赐，实际上是以此来掌握诸羁縻州的设置和治理情况并加以控制，然后又将所掌握情况汇报给朝廷。
（二）盛唐时期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抚慰与羁縻制度
唐玄宗时期，开始出现宣慰使。较早的记载为：开元二年（714），命左散骑常侍解琬“至北庭宣慰突厥降者，便宣处置”[360]。以此观之，宣慰使在抚慰的基础上，对突厥降者拥有一定处置权，具有羁縻之效。
此后，唐玄宗大量设置宣慰使。开元二十三年（735），唐玄宗派通事舍人杨绍贤“往赤岭宣慰吐蕃”。[361]开元二十九年（741），“突厥内乱，遣孙老奴诏谕回纥、葛罗禄、拔悉密等铁勒诸部”。[362]开元中，“朔方军大使诛阿布思，九姓同罗、拔野古等惧，（张）说持节至其部慰安之，九姓遂安”。[363]由上述材料可知，宣慰使和安抚使一样，都是中央派出的抚慰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者，他们代表大唐王朝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中央的治理架构之中。当然这些宣慰使并非简单招慰，他们大都率兵而往。如上述孙老奴原为左羽林将军，而抚慰九姓的张说其实是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还有一例可证：开元中，左亲卫中郎将谢叔方“至灵州诏辑突厥，会失哥罗禄叛，兵围叔方，为叔方击败之”[364]。正是因为谢叔方身带重兵，所以在被围时，才能击败叛乱者。也知，宣慰使和安抚使一样可带兵抚慰，同样以军事势力为后盾。由上可知，宣慰使与安抚使一样，具有抚慰、管理和征讨的职能。相对于安抚使来说，宣慰使更侧重了抚慰的功能，这与盛唐时期国力强盛、边疆稳定的国情是有关的。宣慰使出现后，安抚使逐渐被取代。
随着羁縻府州的迁徙兴废，唐朝疆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旧唐书》载：唐前期的疆域“自北殄突厥颉利，西平高昌，北逾阴山，西抵大漠。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高宗时，平高丽、百济，辽海以东皆为州”[365]。可见疆域之大。然而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时，疆域演变为“东至安东府，西至安西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单于府”。疆域相比唐前期而言缩小了不少。因羁縻府州县大都设置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今录招降开置之日，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366]所以唐朝的疆域也随着“或臣或叛”“经制不一”而发生变化。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一书中，根据羁縻府州县发生的变化，将羁縻府州分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一直处于唐朝控制之下的羁縻府州；第二种是一度为唐朝据有，但后来发生变化的；第三种是只是名义上与唐朝有羁縻关系的。后两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唐朝疆域的变化。而且这三种类型也反映了唐朝对这些羁縻府州县的控制程度，决定了对这些地区的治理政策。在此，专以西南边疆地区为例分析。《旧唐书·地理志》载：
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统团结营及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八州兵马，天宝、平戎、昆明、宁远、澄川、南江等六军镇。
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经略使。五府经略使治，在广州，管兵万五千四百人，轻税本镇以自给。
唐玄宗在西南设置了剑南节度使和岭南五管统辖当地的羁縻府州县，并驻扎军队，加以镇守。可见这些羁縻府州县一直处于唐朝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且天宝元年又设置了很多州。如广州中都督府下设贺州（临贺郡改置）、藤州（感义郡改置）、义州（连城郡改置）；桂管下设桂州（始安郡改置）、昭州（平乐郡改置）、富州（开汀郡改置）、梧州（苍梧郡改置）、蒙州（蒙山郡改置）、龚州（临江郡改置）、浔州（浔江郡改置）、郁林州（郁林郡改置）、平琴州（平琴郡改置）、宾州（安城郡改置）、澄州（贺水郡改置）、绣州（常林郡改置）、象州（象山郡改置）、柳州（龙城郡改置）、融州（融水郡改置）；邕管下设邕州（朗宁郡改置）田州、贵州（怀泽郡改置）、党州（宁仁郡改置）、横州（宁浦郡改置）、田州（横山郡改置）、严州（修德郡改置）、山州（龙池郡改置）、峦州（永定郡改置）；容管下设容州（普宁郡改置）、白州（南昌郡改置）、牢州（定川郡改置）、钦州（宁越郡改置）、禺州（温水郡改置）、汤州（温泉郡改置）、瀼州（临潭郡改置）、岩州（安乐郡改置）、古州（乐古郡改置）；安南都护府设交州、武峨州（武峨郡改置）、粤州（龙水郡改置）、芝州（忻城郡改置）、爱州（九真郡改置）、福禄州（福禄郡改置）、长州（文阳郡改置）、马雚州（日南郡改置）、林州、景州、峰州（承化郡改置）、陆州（玉山郡改置）、廉州（合浦郡改置）、雷州（海康郡改置）、笼州（扶南郡改置）、环州（正平郡改置）、德化州、郎茫州、崖州（珠崖郡改置）、儋州（昌化郡改置）、琼州（琼山郡改置）、振州（临振郡改置）、万安州（万安郡改置）。在今贵州地区，设置的州有：黔州（黔中郡改置），为黔州下都督府治地，都督施、夷、播等9州，以及充、明、劳等50个羁縻州；思州（宁夷郡改置）、锦州（卢阳郡改置）、巫州（潭阳郡改置）、业州（龙标郡改置）、费州（涪川郡改置）、夷州（义泉郡改置）、播州（播川郡改置）、溱州（溱溪郡改置）、南州（南川郡改置）。以上这些州既有正州也有羁縻州，都是在天宝元年新置的州。它们之中，有些羁縻州虽然是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刺史的羁縻州，但在管理方面与正州并无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州虽然名义上是正州，但实际上还是由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刺史管理。如万安州，“天宝七载十一月，至万安州，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367]这是鉴真途经海南，看到的冯氏统治的情况。可见万安州虽然名义上是唐朝的正州，但实际上为冯氏家族的领地。有些州则在正州和羁縻州之间不断变化，如黔中道的牂柯州、充州、应州、琰州、牢州。“牂州，武德三年（620）以牂柯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后复故名。初，牂、琰、庄、充、应、矩六州皆为下州，开元中降牂、琰、庄为羁縻，天宝三载（744）又降充、应、矩为羁縻”。[368]即使情况不一，唐朝对这些羁縻州仍然保持了强有力的控制，始终没有脱离唐朝的统治。
在云南地区，唐朝对此地的统治一直不稳定。唐前期致力于和吐蕃的争夺战，之后设立了姚州、戎州都督府及其大量羁縻府州县，以巩固统治。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张九龄撰写《敕安南首领爨仁哲等书》[369]，反映了唐朝在此地的羁縻统治情况。
敕安南首领岿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误、姚州首领左威卫将军爨彦徵、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州刺史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麻县令孟耽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土。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审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处置有失；或明仇相嫌，经营损害；既无控告，自不安宁，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则既渐风化，亦当颇革蛮俗，有须陈请，何不奏闻？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训，往彼宣问，并令口具，有不稳便，可一一奏闻。秋中已凉，卿及百姓并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从该材料可见，担任刺史的各少数民族首领，虽然各自拥有自己的部落，但都属于国家。之所以出现叛乱，是因为都府处置不当，也可能是部落之间仇视等，这些应该向中央反映，由中央调解。由此可知，当云南各少数民族之间出现争端时，中央会派使者去调解控制，说明唐朝仍然通过笼络和控制少数民族首领的手段，对此地加以治理。还有，有些部落虽无羁縻州称号，但仍保留了其部落名称和“首领”“大鬼主”的头衔，唐朝把他们同羁縻州一样对待。
开元年间南诏的兴起，使云南形势发生了变化。据《南诏德化碑》载：
王姓蒙，字阁逻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二河既宅，五诏已平，南国止戈，北朝分政。……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往抚存。遣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长男凤迦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入朝，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
为了对付吐蕃，唐王朝选择扶持南诏。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授南诏皮罗阁以特进（正二品）官阶，封越国公，后又策授云南王，甚至连十岁的幼子也被册封为官。开元末年，南诏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兼并其他七诏，统一了洱海地区。而南诏统一洱海地区后，却要摆脱唐王朝的统治，扩张疆土。天宝四载（745），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唐朝拟开通自安南都护府北经步头（今云南建水）、安宁（今云南安宁）达戎州都督府的步头路，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便派遣越鹤都督竹灵倩到安宁筑城。由于唐军筑城时赋役繁重、政苛人弊，引起了滇东地区爨氏白蛮的猜疑与不安，爨归王联合诸爨首领杀死唐将竹灵倩毁安宁城。玄宗派遣南诏主皮罗阁率兵讨平之。[370]但南诏却趁此占据了爨氏的领地。天宝九载（750），阁罗凤遣大军攻打姚州都督府，攻下姚州后，杀死越隽都督张虔陀，夺取羁縻州三十二。次年，唐朝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和安南都护王知进领兵征讨南诏。鲜于仲通军既至曲州、靖州，阁罗凤差首领杨子芬等迎军承罪，乞请唐廷“幸容自新”，“如不听，则归命吐蕃，恐云南非唐有”。鲜于仲通未准，阁罗凤亲率主力迎战鲜于仲通。唐军大败全军陷没。阁罗凤“遂北臣吐蕃”，受封为“赞普钟”[371]。十二载，玄宗命司空袭礼、贾奇俊率兵再置姚州都督府，以将军贾权为都督。但阁罗凤会同吐蕃又一次攻打姚州城，唐军战败。十三载，唐朝又令李宓、何履光分两路进攻南诏，唐军再败。云南和川西南地区遂被南诏所据，唐朝失去了对此地的统治，在此设置的羁縻府州也自然废除，安史之乱后，吐蕃与南诏又一起攻打唐朝，占领越倦、会同等地，使唐朝的西南疆域大大缩小。
综上所述，唐玄宗时，西南边疆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尽管南诏之外的西南地区仍然处于唐朝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但是南诏与唐朝由最初的友好转为敌对，已经不被唐朝所控制。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自安史之乱后由主动转为被动。
（三）晚唐时期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抚慰与羁縻制度
“安史之乱”后，唐朝进入晚唐时期。晚唐时期对西南边疆民族的抚慰与羁縻制度，主要推行于唐代宗、唐德宗、唐文宗、唐武宗、唐懿宗和唐昭宗时期。
1.唐代宗的安抚宣慰制度
“安史之乱”后，唐朝开始走向衰落。到了唐代宗时期，唐朝可谓是四面楚歌。东有诸多藩镇割据，北方又有邻国回纥不断勒索，西面有吐蕃侵扰，南方羁縻州县区也多次发生少数民族起义。
唐代宗时期，唐朝对边疆的控制已经大不如前，各边镇大都控制在节度使的手中。所以，代宗派遣了大量的宣慰使去笼络节度使。永泰元年（765），“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372]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已经去世，郭子仪奏请派遣使者巡视和安抚河西地区，并且在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州设置长史。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屡次不听朝廷诏令，私自占据相卫四州，使得朝廷发诸镇征讨，后又上表请降。大历十一年（776），代宗“遣谏议大夫杜亚使魏州宣慰”[373]。都虞侯李灵曜杀死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向北勾结田承嗣叛乱。代宗任命李灵曜为濮州刺史，李灵曜不接受诏令。之后又不得不“以灵曜为汴宋留后，遣使宣慰”[374]。由这些材料可知，这一时期宣慰使已不带重兵，宣慰的对象转变为边镇节度使。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唐朝对他们的控制力非常微弱，派遣宣慰使也仅仅是笼络他们，以期待获得暂时的稳定。自然，对于少数民族而言，唐朝只能以宣慰使尽量拉拢，甚至已经谈不上控制。如：萧昕“为右散骑常侍，代宗大历九年（774）为回纥宣慰使”[375]。由此观之，此时的宣慰带有拉拢与讨好之意。
在南方羁縻府州，爆发了少数民族起义，其中以西原蛮最大。上元元年（760），广西地区的西原蛮发动声势浩大的反抗唐朝的起义。在唐朝的镇压下，第一次起义失败了。宝应元年（762）西原蛮发动第二次起义，在桂州刺史邢济镇压下再次失败，起义首领吴功曹等被杀。大历二年（767），山僚攻陷桂州，并驱逐刺史李良。六年（771）岭南蛮酋梁崇牵率众起义，自称平南十道大都统，攻据容州，并与西原蛮首领张侯、夏永等联合攻陷城邑，容管经略使元结等弃城逃到苍梧。后经略使王翃收复了容州故地，又袭击两原蛮，收复了郁林等诸州。八年，楯州刺史哥舒晃杀死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占据岭南，攻克广州。十年，被路嗣恭平乱所杀。西原蛮首领覃问也袭击容州，后兵败。大历十二年（777）桂州都督李昌山夔奉命征讨，“统外一十八州牧守羁縻反复，历代不宾。皆受首请罪，愿为臣妾”。[376]上述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领主为首的叛乱表明，唐朝对这些羁縻府州县控制力衰弱，其治理已经不复从前。此时的云南地区，全部为南诏所有。“成都既南失姚、协，西亡维、松，出清溪下沫水而左，尽为蛮有”。[377]
2.唐德宗的抚慰与羁縻
一是安抚宣慰制度。
唐德宗时期，唐朝国力略有恢复，对边疆的控制力明显增强。安抚宣慰使在抚慰边疆时，不是像代宗朝那样一味容忍，而是拥有了一定的控制力。
据《新唐书·南蛮传》：贞元七年（791），“西川节度使遣使招抚南诏异牟寻，使至云南，南诏被迫交唐使于吐蕃”。贞元九年（793），“南诏遣使求内附，诏西川节度使韦皋遣使安抚之，并观其行”。贞元十年（794），“遣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王，以俱文珍为宣慰使”。异牟寻与唐朝使臣崔佐时结盟于点苍山神祠，整个南诏归附于唐朝。唐中央政府遣袁滋至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而且设云南安抚司，任命韦皋兼任云南安抚使。自此，南诏成为唐朝西南边疆的一个大的政区，名称为“云南安抚司”。云南安抚司实际上成为一个拥有较大自治权的边州，虽仍由南诏独立行使权力，但必须受云南安抚使的兼管，而云南安抚使则由剑南节度使兼任。1958年发掘唐代长安城大明宫故址，出土“云南安抚使印”封泥[378]，就是唐朝设立云南安抚司、由云南安抚使统领南诏的实物证据。
贞元年间，“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发岭南兵平之。上不许，遣中使解之”。[379]可见，当西南地区发生叛乱时，唐德宗仍然是先以招抚为先，不准随意征讨。
唐德宗时，以“萧复为山南东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宣慰安抚使”[380]。由此可知，“宣慰安抚使”几乎具有了统管整个南方边备的职能。
二是羁縻府州县制度。
虽然西南设置了大量的羁縻府州县，但这些羁縻府州所辖的户数一般都比较少。《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载，唐德宗贞元九年（793），东女国诸部落内附，“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则每县也只有二三百户。像这种情况在西南地区是常见的，这也就导致了西南地区羁縻府州县的等级一般都比较低。虽然西南地区羁縻府州县的等级较低，但为了拉拢少数民族首领，中央会给予一定的虚衔以表示对其重视。《旧唐书·南蛮传》有“贞元十三年（797）正月，西南蕃大酋长、正议大夫、检校蛮州长史，继袭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赐紫金鱼袋宋鼎，左右大首领、朝散大夫、前检校邛州刺史、赐紫金鱼袋谢汕，左右大首领、继袭摄蛮巴江县令”。由该材料可知，唐朝除了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刺史外，还会对其委以高官以示重视，但大都是职衔较高的虚职，或者保留其原有的部落首领的称号。这些都是为了拉拢抚慰少数民族首领，使其对中央王朝效忠。对于这些少数民族首领来说，虽然设州并以之为羁縻州刺史，但有些州却是空有其名的。如唐德宗“贞元中，狼蛮亦请内附，补首领浪沙为刺史，然卒不出”[381]。“卒不出”说明了唐朝政府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是比较松弛的。
羁縻府州的设置，最初并不是为了征收贡赋、征集壮丁。随着边疆地区统治的稳固，在治理中开始征收贡赋。《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三年（797），黔中观察室奏：“溪州人户诉，被前刺史魏从琚于两税外，每年加进朱砂、水银二百驮，户民疾苦，请停。”德宗许之。所以，黔中户民不仅交两税而且还要交纳土贡。在治理中，德宗还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如开采岭南地区的金矿。据《旧唐书·德宗纪上》：大历十四年（779），德宗诏：“邕管所奏金坑，诚为润国，语人以利，非朕素怀。其坑任人开采，官不得禁。”可知，唐朝准许岭南西部的老百姓私人开采金矿。
3.唐文宗的羁縻
唐文宗太和年间，唐与南诏以大渡河为界。原姚、戎二府管下的羁縻州，绝大部分为南诏据有。经略使董昌龄遣军讨平黄氏和侬氏所占据的十八羁縻州，于是，“十八州岁输贡赋，道路清平”。[382]
据《唐会要》卷73载，唐文宗开成四年（839）安南都护马植上奏：管内有部落酋长杜存诚，管户四乡，“丁口税赋，与一郡不殊。伏以吏貊不识书字，难冯印文。从前征科，刻木权用，伏乞给发印一面，今存诚行用”。由此可知，羁縻州首领具有印符，它是中央任命官员的凭证。即使具有印符，有些州还是空有其名的。如唐文宗开成初，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安南招讨使马植奏：“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383]从有的首领为羁縻州刺史后，“居巢穴自固”的事例中可见，唐朝对某些羁縻州的控制是松弛的。
4.唐武宗的抚慰
唐武宗时曾遣使多次抚慰回鹘。如《资治通鉴》卷244载：会昌元年（841），“回纥至振武，诏王会慰抚慰，赐米二万斛，谕令其复旧疆”。会昌二年（842），又命鸿胪卿张贾“安抚回纥嗢没斯等，授其左金吾大将军、怀化郡王，其次酋长皆赏有差”。
除了宣慰使、安抚使外，唐武宗时出现了“招抚使”。会昌二年（842）九月，“以刘沔兼招抚回鹘使，如须驱逐，其诣道行营兵权令指挥；以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其当道行营兵及奚、契丹、室韦等并自指挥”。[384]“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部将西南面招抚使，防御、安抚回鹘”。[385]中央任命刘沔兼任招抚回鹘使，安抚回鹘，并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调兵驱逐。派张仲武为东面招抚回鹘使，可指挥此道的军队以及奚、契丹、室韦的军队。李思忠为西南面招抚使。由此可知，招抚使同样也是中央派往边疆安抚边疆民族的使者，同时还有招降和防御的使命。
《资治通鉴》卷247：会昌三年（843）二月，黠戛斯求册命，三月，“以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谕以‘贞观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授左屯卫将军、坚昆都督，迄于天宝，朝贡不绝。比为回鹘所隔，回鹘凌虐诸蕃，可汗能复仇雪怨，茂功壮节，近古无俦……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册封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视察黠戛斯的情况，并招抚黠戛斯可汗。同年，“党项寇边，以兖王岐为灵夏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御史中丞李回为副”。
5.唐懿宗的抚慰
大中年间，“蛮侵蜀，诏李福持节宣抚，即拜西川节度使”。[386]
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3），蔡袭“经制岭南”，同时任“宣慰安抚使”，负责抵御南诏对岭南的袭扰。[387]由此，并结合德宗朝时萧复同样担任“宣慰安抚使”的情况来看，“宣慰安抚使”的权力和辖区可能比宣慰使、安抚使等使者都要大。
唐懿宗时期，南诏多次攻扰岭南西部地区，“安南饥乱相继，六年无上供”。咸通元年（860）南诏攻下交趾。次年，交趾才被唐军收复，南诏军又攻陷邕州，撤走时邕州“城邑居人什不存一”。咸通三年（862），南诏复犯安南，唐朝调许州等道兵3万余人救援，南诏军方退去。五月，懿宗改变分岭南为五管的旧制，诏以岭南为东西两道，岭南东道治广州，岭南西道治邕州，“其所管八州，俗无耕桑，地极边远，近罹盗扰，尤甚凋残，将盛藩垣，宜添州县”。[388]于是，割桂州辖下龚州、象州，容州所辖藤州、岩州改隶岭南西道管辖。[389]十一月，南诏复攻安南，并在四年攻下交趾。“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溪峒夷僚无远近皆降之”。唐朝不得不废弃安南都护府，置行交州于海门镇（在今广西合浦），后复置安南都护府于行交州，以宋戎为经略使。懿宗又颁诏察访救恤流散人口，安南管内凡波及战火处“本户两税、丁钱等量放二年”，并取消对岭南与岭北民间商贸以及廉池采珠的限制。五年，南诏进攻邕州，被唐军击败。七年，安南都护高骈收复安南，唐于安南设静海军节度，以高骈为静海军节度使。[390]广明元年（880），唐廷议南诏求和亲事时，宰相卢携、豆卢琢曾言：“大中之末，府库充实。自咸通以来，蛮两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征兵运粮，天下疲弊，逾十五年。租赋大半不入京师，三使、内库由兹空竭，战士死于瘴疠，百姓因为盗贼，致中原榛杞，皆蛮故也。”[391]可见由于南诏对西南地区的侵扰，使唐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减弱，不得不采取抚慰的政策。
6.唐昭宗的羁縻
唐昭宗时期，各地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重。唐朝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急剧减弱，羁縻府州县大都被节度使所控制。如：乾宁三年（896），马殷自认武安留后，任湖南节度使，“遂有潭、横七州之地”。后马殷进攻岭南，“取昭、贺、梧、蒙、龚、富等州”。[392]而一直具有云南的南诏内部也矛盾重重。最终，天复二午（902），南诏清平官郑买嗣起兵杀死南诏末代王舜化贞及蒙舍王族800余人，南诏亡。郑买嗣自立为王，建立大长和国。可知当唐朝末年，中央危机重重，已经无法控制先按地区的羁縻府州县，这些担任刺史、都督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依附于权势浩大的节度使，或者自立为王，总之在中央王朝无暇顾及的基础上，不得不寻求自己的生存道路，大唐以来形成的边疆防御日渐土崩瓦解。很多羁縻府州大都在战乱中自行废除。这也说明羁縻州在行政建置上虽也称州，但它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不同于当时设置在内地的经制州和处于更加边远的藩属；而且不同于两汉时期“郡国并存”局面下的部落方国，以及元、明、清时代的土司制度。它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由比较松散逐步走向划一的一个中间阶段，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不平衡性的辩证统一。
小结：唐朝的羁縻政策主要采用了安抚宣慰制度和羁縻府州县制度，两种制度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设置安抚大使、安抚使、宣慰使、招抚使、宣慰安抚使等使者抚慰边疆，将边疆少数民族纳入中央政府治理体系中，再设置羁縻府州县。纵观整个唐朝的羁縻府州县设置情况，我们可以知道，羁縻府州的区划以少数民族的范围为基础，“即其部落列置州县”。而且以少数民族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世袭统辖境内百姓，拥有一定的自治权。他们的官衔职务和义号爵位都须由朝廷赐封册拜，一般还要派使臣前往册封方才有效。国王可汗酋长的嗣位或更迭，都要报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鸿胪寺，须经唐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承认，否则便被视为非法。对于羁縻府州的百姓来说，不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户口不呈送户部，由本族酋长向朝廷进献象征臣服的方物土产，同时向都护府或都督府进呈一定的贡物。羁縻府州还可以保留兵卒，守疆卫土，受都护府的节制，服从朝廷的调遣。总之，唐帝国推行羁縻府州制，使得秦汉以来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制度化，从而使羁縻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元明清土司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五代时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制时代中原地区出现时间最短的割据时期，也是中原地区的最后一次割据。[393]伴随中原地区的分裂，边疆地区也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这长达百余年的混乱割据的局面，就是五代十国时期。州、节镇或方镇（“谓方镇兵戎之事，非职方所掌故也。”[394]地方行政区划历史上的一次畸形发展）、府、郡、县，因这一时期诸国林立，更替频繁，很少中原国家能够将统治势力深入西南边疆地区。统治范围涉及西南边疆主要国家或部落，有大理国、昆明、牂柯、荆楚西部、南汉西部等地区。在被统治范围内的其他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辖，任命土长为首领，实行羁縻统治。
一 五代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
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朝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南北各国内部仍保存着唐朝后期的藩镇体制，节度使管辖数州，蓄养重兵，俨然以国中之国而自居。
（一）五代时期的疆域
五代时期各国政权并存与各国内部藩镇林立，构成了五代十国政治上的显著特点。[395]五代依次是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后周（951～960），这五个政权均地处华北地区、控制着中原，所统治的疆域均在长江以北的地区。长江以南广阔的地区则被同时期的前蜀（891～925）、后蜀（925～965）、吴（892～937）、南唐（937～975）、吴越（893～978）、闽（893～945）、楚（896～951）、南汉（905～971）、南平（荆南）（907～963）九个割据政权［至于北汉（951～979）是在北方地区出现的］以及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据。中原政权依次更替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国家，只是藩镇型的朝廷。
1.五代的疆域
（1）后梁（907～923），实际控制地区是五代中最小的。（后梁开平二年，南吴天祐五年，908年）其疆域东到山东半岛，北到华北平原中部地区、黄土高原东缘，西到关中地区、泾渭平原，即今陕西西安所在地，秦岭山脉的东段，南到淮河一线，最深处到达汉水入长江口处。同时，还有一些小国、藩镇和少数民族政权，如岐（其疆域在黄土高原中西部，秦岭山脉的西段）、朔方节度使（其疆域在宁夏平原大部）、定难（其疆域在黄河中段以西长城内外地区）、晋（其疆域在内蒙古高原西南、黄土高原东部地区）、赵（其疆域在今河北省中部狭长地带）、义武节度使（其疆域在今河北保定以西局部地区）、卢龙节度使和义昌节度使（其疆域在海河流域地区、渤海湾沿岸北部地区及长城内外部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则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四周，西部有吐蕃和党项，北部有契丹，东北有契丹和渤海。
（2）后唐（923～936），在后梁的基础上扩张了其统治范围。（唐清泰元年，934年）其疆域东到山东半岛，北到华北平原北部地区、黄土高原大部、长城一线，西到关中地区、秦岭山脉的西段、四川盆地北面小部分地区，南到淮河一线，最深处到达汉水入长江口处。兼并了后晋时期存在的一些藩镇和小国，仅剩下当时的定难。
（3）后晋（936～947），后晋的统治范围较后唐小了一些，（晋天福八年，943年）主要是在北部地区的实际控制线向关内退了许多，失去了海河流域地区、渤海湾沿岸北部地区及长城一线。其余三个方向的疆域范围基本延续前朝。
（4）后汉（947～950），（汉乾祐二年，949年）其控制范围与后晋差不多大小，疆域边界变动较大的主要是西部和北部地区，西部地区虽然失去了秦岭山脉的西段、四川盆地北面小部分地区，在北部却将统治势力深入河套平原的东部一带。
（5）后周（951～960），（周显德六年，北汉天会三年，959年）其统治范围变动较前三朝变动较大，不仅疆域缩小，而且还分裂出北汉（其疆域东到五台山、今山西阳泉、太行山西麓，北到长城一线，西到黄河中段，南到今山西沁源）这个小国家。疆域变化最大的地方，就是将南部的实际控制线由原来的淮河一线推进到长江一线。[396]
2.十国的疆域
五代是前后延续的中原地区的政权，但是十国为大多数几个并存的局面。除了北汉在中原地区，其余九国均是处在长江中下游平原、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和四川盆地。
吴（902～937）、吴越（907～978）、闽（909～945）三国开始建立的时间相仿，也曾是一度并存东南地区的局面。（吴大和六年，闽龙启二年，公元934年）吴国疆域东北到黄海，北到淮河一线，西到洞庭湖流域、罗霄山山脉，南到南岭东段，东边隔着太湖、天目山、黄山、武夷山山脉与吴越、闽两国相望。吴越疆域则是今浙江省，上海市大部。
闽疆域则是今福建省大部。当时的台湾称流求。徐温父子灭吴，取而代之建立南唐，（南唐保大十二年、吴越显德元年，954年）其疆域大致沿袭吴之疆域，继而灭闽，取得其疆域大部，仅留泉漳二州为闽国旧将留从效所据，南唐授其清源军节度使，承认其割据（今福建省东南部）。吴越也趁机占其一地，即今福建省东北部。
前蜀（891～925）、后蜀（933～965）两朝是前后承袭的，（前蜀乾德六年，924年；后蜀广政十七年，954年）其疆域几乎未变。疆域东到三峡地区、汉水的上游地区，北到渭河上游地区，西到大渡河上游地区、邛崃山，南到大凉山、赤水河流域。
南汉（917～971）偏安东南一隅，五代十国里存在时间最长的国家。其疆域东到韩江流域，今广东潮州、梅州一带，北到井冈山以南、大庾岭、漓水的上游地区，西到左右江流域，南到海南岛、雷州半岛。
南平（荆南）（924～963）疆域极小，即江汉平原西部、洞庭湖以北、三峡以东的蕞尔小国。
楚即南楚（907～951），其疆域即今湖南全境和广西大部、贵州东部和广东北部。[397]
3.五代十国时期的西南边疆
至于五代十国时期，真正西南边疆腹地，即今天以云南省为主的地区，要划归到南诏国末期和大理国前期。南诏于唐天宝十四载（755）脱离唐王朝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权。最强盛时期，其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398]。即东到今贵州省盘县、普安一带，西到今印、缅交界的那加山区，西北到今中、印、缅三国的边界地带，南到今缅甸南掸邦和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一带。由于南诏连年用兵，引起广大奴隶和百姓起义，902年，郑买嗣在广大人民反对南诏统治者的大势下，先后杀了南诏王隆舜及其子，夺得了政权，改元圣治，改国号“大长和”。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四川大渡河以南大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和萨温江以东、寮国北部等地。大长和国传三主，于后唐天成三年（928）为东川节度使杨干贞灭，历时26年。杨干贞拥立原大长和清平官赵善政为主，改国号为“大天兴”，不久后，杨干贞杀赵善政自立，改国号为“大义宁”。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合滇东37部，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国家——大理国。大理国最盛时的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相当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399]
（二）五代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设置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王室衰落，西南的羁縻州纷纷自立，分别隶属于前蜀、后蜀、楚、南汉、安南等国，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时断时续。通过了解上述诸国的疆域，涉及今西南边疆的，先后有前蜀、荆楚（南楚）、南汉、后蜀四个汉族政权，还有南诏（蒙氏）、大长和国（郑氏）、大义宁国（杨氏）、大理国（段氏）和昆明、牂柯（大理国之东部今贵州省西部）等少数民族政权和部落。五代十国的行政制度沿袭唐代，但由于分裂割据，各国的疆域均不辽阔，道一级建置遂废，实行以州（府）统县的二级行政制度。但出现了一个新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监，这种机构之所以出现跟国家的财政税收关系极大。在当时主要管理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行业，直属于中央，为便于财政收入顺利到达中央，监在治域内，既行使专业职权，又监管所在地方的民政。监的长官称“知监事”[400]。
1.南汉
“刘隐据岭南，以文吏治州县，少有兵革之乱”[401]。当时，存在于岭南的多是为了避免战乱的，或者是被流放到岭南的名臣后裔与因北方战乱的阻隔不得北返的任满的地方官等士人。刘隐便招用他们，借鉴唐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数十年间，岭南基本保持安定。至“后梁建国，刘隐称臣献礼，后梁太祖大喜，给以隆宠，授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旋又加封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兼领安南都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爵南海王”[402]。于是，刘隐最终取得了独霸岭南的合法权位。
“唐末，岭表诸管纷纷据地自雄，交州曲承美，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刘士政、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叶广略、容州（今广西容县）庞巨昭分据诸管”。刘隐兄弟先后并掉诸管，为南汉所有。南唐灭马楚时，兵锋直至潭州，南汉乘虚夺得桂、宜、连、梧、严、富、昭、龚、象、郴诸州，并逾岭夺得郴州，从此其辖域逾过五岭[403]，即是南汉辖区最大的时候。[404]南汉达到极盛时期，统治疆域也达到极盛时期。其政区划分为二府（辖15县）、46州（辖156县），共171县。二府分别是兴王府（今广东广州），下辖咸宁、常康、番禺、增城、四会、化蒙、怀集、东莞、清远、洊水、浛沤、浈阳、新会、义宁14个县；齐昌府（今广东兴宁县城北五里的枫林坪），下辖兴宁一县。46州分别是：循州（下辖龙川、雷乡2县）、祯州（下辖归善、博罗、河源、海丰4县）、常乐（下辖博电、零绿、盐场3县）、韶州（下辖曲江、始兴、乐昌、翁源、仁化、浈昌6县）、端州（下辖高要、平兴2县）、康州（下辖端溪、晋康、悦城、都城4县）、新州（下辖新兴、永顺2县）、封州（下辖封川、开建2县）、拢州（下辖泷水、开阳、镇南、建水4县）、恩州（下辖恩平、阳江、杜陵3县）、春州（下辖阳春、罗水、流南3县）、高州（下辖良德、电白、保定3县）、藤州（下辖谭津、感义、义昌、宁风4县）、义州（下辖岑溪、永业、连城3县）、窦州（下辖信义、怀德、潭峨、特亮4县）、勤州（下辖富林、铜陵2县）、浔州（下辖桂平、皇化2县）、郁林州（下辖郁林、兴业、兴德3县）、宾州（下辖岭方、琅邪、保城3县）、澄州（下辖上林、无虞、贺水、止戈4县）、绣州（下辖常林、阿林、罗绣3县）、邕州（下辖宣化、武缘、晋兴、朗宁、恩龙、如和、封陵7县）、贵州（下辖郁平、怀泽、潮水、义山4县）、党州（下辖善劳、抚安、容山、怀义4县）、横州（下辖宁浦、从化、乐山3县）、田州（下辖都救、惠佳、武笼、横山、如赖5县）、峦州（下辖永定、武罗、灵竹3县）、罗州（下辖廉江、吴川、干水3县）、潘州（下辖越裳、南巴、潘水3县）、容州（下辖北流、普宁、陵城、渭龙、欣道、陆川6县）、辩州（下辖石龙、陵罗2州）、白州（下辖博白、建宁、周罗、南昌县4县）、牢州（下辖南流、定川、宕川3县）、钦州（下辖钦江、保京、遵化、内亭、灵山5县）、禺州（下辖峨石、罗辨、扶莱3县）、潮州（下辖海阳、潮阳、程乡3县）、雷州（下辖海康、遂溪、徐闻3县）、崖州（下辖舍城、澄迈、文昌3县）、琼州（下辖琼山、临高、乐会3县）、振州（下辖宁远、吉阳2县）、万安州（下辖万安、陵水、富云、博辽4县）、顺州（下辖龙化、温水、南河、龙豪4县）、廉州（下辖合浦、封山、蔡龙、大廉4县）、思唐州（下辖武郎、思和2县）、融州（下辖融水、武阳2县）。
南汉因循唐代旧制，采取方镇、州、县制。由于地域和规模格局的不同，对其中一些制度做了相应的调整，成为一套具有南汉特色的地方行政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效仿武则天时期，设置两个都城去管理国家。南汉建立初年，就设置了广州为兴王府作为首都，在原来的循州兴宁县设置齐昌府，作为陪都。就整个南汉疆域来看，二都的位置都是偏东的，广阔的西部区域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所以，为了更好地统治整个疆域，南汉统治者也采取了节度使制度。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些节度使大都是由文人和宗室诸王充任，对加强中央集权有积极意义。在南汉政权存留期，其前后设置了清海节度使[405]（今广东广州）、建武节度使[406]（治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宁远节度使[407]（治容州，今广西北流市）、祯州节度使[408]（治祯州，今广东惠州惠城区）、静海节度使[409]（治交州，今越南河内东）、雄武节度使[410]（治韶州，今广东韶关）、静江节度使[411]（治桂州，今广西桂林）等7个节度使。
2.马楚
马氏建楚于湖南，势力强盛时，不仅拥有今湖南全境，而且取得了今贵州、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境内经济有显著发展。[412]
马殷趁湖南混战，率兵七千攻桂州，下全义岭（在今广西兴安境内）。兵临桂州，刘士政出降，桂管桂（今广西桂林）、宜（今广西宜山）、严（今广西来宾）、柳（今广西柳州市）、象（今广西柳州市东南）五州皆为马氏所得。[413]楚极盛时期，辖区有二十余州，即潭（今湖南长沙）、衡（今湖南衡阳）、永（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道（今湖南省道县）、郴（今湖南郴州）、邵[414]（今湖南邵阳）、岳（今湖南岳阳）、朗（今湖南常德）、醴（今湖南澧县）、辰（今湖南沅陵）、溆（今湖南溆浦）、连（今广东连州）、昭（今广西平乐县）、宜（今广西宜山）、全（今广西全州县）、桂（今广西桂林市）、梧（今广西梧州）、贺（今广西贺州）、蒙（今广西蒙山县东南古眉）、富（今广西昭平县）、严（今广西来宾）、柳（今广西柳州市）、象（今广西柳州市东南）、容（今广西北流市）、龚州（今广西平南）、思化州[415]（今广西平南县马练圩）等，置武安、武平、静江等五节度。同时，楚国的“溪州（今湖南省古丈县北部罗侬溪）西接牂柯、两林，南通古林、象郡，（马）希范乃立铜柱为表，命学士李臬铭之。于是南宁州（今贵州省惠水县）酋长莫彦殊，率其本部18州；都云（今贵州都匀）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等12部；牂柯张万浚，率其夷（今贵州凤冈）、播（今贵州遵义、桐梓）等7州皆附于希范”[416]。所以，综观整个楚国的疆域，相当于今湖南全省、广西大部和贵州、广东的一部分。
3.前蜀和后蜀
前蜀和后蜀均是以今四川为中心的政权，其治下仅有黔州，涉及今贵州地区，辖境相当于当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重庆黔江流域和贵州东北一部分。
4.南诏国
南诏国于公元7～9世纪建立于今云南地区。其政区划分为十个赕（即州，带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政区模式），六个节度辖区和两个都督辖区。十赕分别为云南赕（今云南祥云的云南驿）、白崖赕（今云南弥渡）、品澹赕（今云南祥云）、赵川赕（今云南大理凤仪）、蒙舍赕（今云南巍山）、蒙秦赕（今云南漾濞）、邆川赕（今云南南洱源南邓川）、大厘赕（今云南大理喜洲）、苴咩赕（今云南旧大理县）、太和赕（今云南大理太和村）。六节度辖区分别为弄楝节度（今云南姚安县）、永昌节度（今云南保山）、银生节度（今云南景东）、拓东节度（今云南昆明）、丽水节度（今伊洛瓦底江上游）、剑川节度（今云南剑川）。方国瑜考释有七节度，加上铁桥节度（樊志载在剑川北三日程）[417]。两个都督辖区是会川都督（驻今四川会理）和通海都督（驻今云南通海）[418]。这里的都督辖区和节度辖区都是借鉴唐朝而设立的，但与其有差别，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际上是军政合一，采取军事统治的地方行政区。另外在南诏国边缘地区，存在不受节度和都督直接统治而受南诏羁縻的三个地方，东爨诸部（今云南曲靖一带）、牂柯和昆明（今贵州毕节、桐梓一带）、勿邓诸部。在大理国建立之前，出现两个短暂的过渡性政权大长和国和大义宁国，因其存在的时间短，以致地方行政区划未发生变化。大理国也是以今云南地区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存在于937～1245年，则在937～960年是属于五代十国时期。其行政区划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基本与南诏国相同，也与五代十国时期的大理国吻合。至于后期，除了首府大理（今云南羊苴咩城遗址）为一个行政区之外，还设有善阐、威楚、会川等十五个行政区。在此之下，还辖有赕、部、郡等各色名目的政区。
在贵州，除后唐天成二年（927）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等九部落[419]各遣使随牂柯、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入朝外[420]，其余各州均不过遥领而已，黔南各羁縻州多附于楚，马殷时遣将军龙德寿率邕管八姓兵入主涟江流域，天福五年（940）都云蛮长尹怀昌率其十二部，牂柯蛮长张万凌率思、夷等州，南宁州莫彦殊等皆朝于楚。“宁州酋长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其州无官府，惟立牌于冈阜，略以恩威羁縻而已”。[421]而唐末置宁州于清溪镇（今贵州惠水），可以看出楚国势力范围已经波及唐宋黔南羁縻地区。广西各羁縻州，此时大都自立，与南汉政权有一定联系。唐末战乱，安南逐渐脱离，自五代后晋时建国，国号瞿越、大越，不再是中国的羁縻州。[422]
二 五代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西南边疆地区历来就是多民族的地区，尤其是云南省，全国55个少数民族，有近一半的少数民族在云南都有分布。广西和贵州比邻云南，同属于西南边疆地带，也是多民族分布的地区。这些民族，有的是世居民族，有的则是外来民族或迁徙民族，都有着其丰富的历史。本节主要介绍五代十国时期，西南边疆上各民族的分布。
（一）昆明族
云南民族成分复杂，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存在一支拥有封闭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拒外的各部落民族。由于外界了解很少，统称为“昆明族”，即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即今日的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昆明”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可见，“昆明”一词是古代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盖汉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居云南西部地区。直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乌蛮、白蛮兴起，昆明族居住的地方，为乌蛮、白蛮据有，昆明族才东迁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423]由此得知，在五代时期，昆明族是主要分布在滇池周围地区的，久而久之，渐趋融合到乌蛮、白蛮当中去。这些昆明族在黔西也有分布。《旧五代史·明宗本纪四》载：“天成二年（927）八月乙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随牂柯、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朝，进方物。”[42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昆明族在黔西地区也是有分布的。昆明族大部分是近代彝族的祖先，另一部分则形成了近代的拉祜、哈尼、阿昌、傈僳、基诺等族。也由于昆明族主要聚居在滇池的北岸，滇池也叫昆明池，最后在北岸逐渐发展成一个城市，便以“昆明”命名。
（二）牂柯蛮
牂柯蛮，泛指隋（牂柯郡）、唐（牂州）境内的蛮夷，因其首领姓谢，故又名“牂柯谢”，是隋唐朝时期今贵州地区势力最大的豪强。据史载：“牂柯蛮，其地北去充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壁，散为部落。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二倍还赃，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乃得赎死。”[425]由此可见，五代时期牂柯蛮是以农业为主，因其气候多雨，适宜种植粟米、水稻。从上述“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推断，当地畜牧业也较兴旺。经考证《五代会要·牂柯蛮》，刘复生指出其民族成分当属“僚人”，属壮侗语族或接近壮侗语族之民族。[426]《五代会要·昆明国》载昆明部落“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山路险阻，住止高栏，亦有羊马。其俗椎髻跳足，酋长披虎皮，下者披毡”，上文提到的“随牂柯来朝贡”，说明其势力当时尚未居主导地位。罗甸国是此后至南宋末年一直雄踞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个罗氏鬼国早在唐朝就出现了，是在唐宋王朝和西南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某些地区控制不及的情况下（即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政局混乱，藩镇割据严重时期），由“乌蛮”（彝族）中的上层分子崛起建立的民族政权。“咸亨三年，昆明十四姓率户二万内附，析其地为殷州、揔州、敦州，以安辑之。殷州居戎州西北，揔州居西南，敦州居南，远不过五百余里，近三百里。其后又置盘、麻等四十一州，皆以首领为刺史”。[427]经考证，此三地，是今云南省昭通地区至贵州省鸭池河以西的水西一带；盘州在今贵州省普安至兴义一带；麻州在今云南省宣威市一带。则这昆明十四姓的分布区域是在今云南省宣威市以北至昭通地区与贵州省西部连接地带。大致位置与“东爨乌蛮”吻合，应属于其中一部。此处所设的刺史，唐朝及后续藩镇政权根本无法直接支配，实属于羁縻州范畴。
（三）“乌蛮”
汉晋时期的叟族、昆明族发展到了唐宋时期，就逐渐形成了“乌蛮”“和蛮”等族。而且乌蛮在这一区域分布极其广泛，数量多，由于生态环境多样性，整个乌蛮的内部发展也是很复杂的，民族的成分也复杂，发展很不稳定。各族或者各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其分布的区域以南诏为中心，北起今四川凉山州、云南昭通市，南达红河两岸，东到今贵州西部毕节与六盘水地区，西抵澜沧江两岸。
北部乌蛮主要分布在以今云南省昭通市为中心的川西南、滇东北、黔西相毗连的地区。东部乌蛮主要分布在今云南省楚雄州东部、滇中地区、曲靖市东南部、红河州、文山州一带。在南诏国时期他们受南诏设置的拓东节度（驻今昆明市）、善阐府（驻今昆明市）、石城郡（驻今曲靖市）、通海都督府（驻今通海县）统治，而东部乌蛮的内部仍然不因此有所改变，还是长期地保持着自己的氏族、部落组织。不是相互合并，而是又分裂产生出许多新的部落，到南诏国末期，形成了所谓“东方乌爨三十七部”。到大理国时，三十七部乌蛮又在大理国鄯阐府、石城郡、河阳郡（驻今澄江县）、秀山郡（原通海都督府）的统治下发展着。[428]尤中在《中国西南民族史》中详细地列出了这三十七部，各部的名称、具体位置和分布情况。西部乌蛮主要分布在今楚雄州西部、大理州及保山市，以历史上所谓的六诏为主，据《蛮书》中，六诏为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六个大的部落。其中，蒙巂诏在今巍山县北及漾濞县地，越析诏在今宾川县地，浪穹诏在今洱源县地，邆赕诏在今洱源县邓川，施浪诏在今洱源青索，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地。因其位于诸诏之南，蒙舍诏又称“南诏”。除了这些乌蛮外，还存在一些属于乌蛮系统的民族群体。他们分别是徙莫袛蛮、独锦蛮、长裈蛮等十余种。（四）“白蛮”
白蛮是秦汉以来的氐羌系统的僰族与秦汉以后先后进入云南的汉族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南诏是滇西“六诏乌蛮”中之一，即是彝族的先民。在唐王朝的扶持下，南诏皮罗阁统一了滇西洱海地区的其他五诏，唐王朝册封皮罗阁为统治滇西洱海地区的“云南王”。其子阁罗凤继立为云南王时，命令进驻爨区的将领杨牟利以兵胁迫诸爨领主的一部分“西爨白蛮”（东部白族）人口西迁，破坏了东部爨区的封建生产关系，控制了爨区。[429]这就是“西爨白蛮”民族分布区域的变动，在此之后该民族将更广泛而分散地分布在南诏境内。
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白族（“白人”“白蛮”“僰蛮”），主要聚居在今澜沧江中、上游以东，今红河以北的城镇和平坝地区。被统治民族有“乌蛮”（彝族）、么（磨）些（纳西）、“卢蛮”（傈僳）、“金齿百夷”（傣族）、阿昌、孟高棉、和泥（哈尼）、僚（傣族）、“扑子”（布朗）等。“施蛮”“顺蛮”（傈僳族）：主要共同居住在野共州（今鹤庆）、虺州、樻州、郎婆州、桑州、九赕州（均在今丽江市内）、罗眉州（今兰坪）、牟邜共城、旁弥潜城、剑寻城（今兰坪、维西及西部的怒江州一带）等地。磨些蛮（纳西族）：“磨些蛮……铁桥（今云南丽江西北的塔城）上下及大婆、小婆、三探览（均在丽江境内）等川，皆是其所居之地。”徙莫袛蛮：“爨蛮之西，有徙莫袛蛮”，主要分布在傍、望、览（今云南楚雄、平定、广通、禄丰、易门等县）、邱（今云南武定县、禄劝县一带）、求（今云南玉溪、江川、澄江一带）。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其先后组成了罗伽部（今澄江县）、阳宗部（今澄江县北部阳宗一带）、步雄部（今江川县）、修制部（今玉溪市）、弥勒部（今弥勒县）等。均由该蛮的氏族和部落组成。裸形蛮就是德宏景颇族先民，分布在今云南德宏州。朴子蛮并没有自己明显的聚居地，杂居在各族当中。望蛮（佤族）主要分布在今天云南临沧地区、阿佤山区。《蛮书》卷1载，东爨乌蛮下分卢鹿蛮等六部落，主要分布在今滇东北至黔西一带。直至宋朝，乌蛮七部落的分布情况基本未变。说明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地区乌蛮分布情况亦是如此。
（五）藏族
天宝十载（751）唐派兵攻南诏，南诏遣人前往浪穹（今云南洱源县）北部向吐蕃神川都督府（驻今云南丽江市北部之塔城）求援。由此可知，藏族的群落势力也深及于此，有部分藏族的分布。南诏与吐蕃共同瓜分了原属唐朝的嶲州“乌蛮”“白蛮”地区。之后南诏发动了向西部原永昌郡内的各民族地区的征服活动。阁罗凤率兵“西开寻传”，征服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傣族）、“寻传蛮”、“裸形蛮”（阿昌、景颇族先民）、“朴子蛮”（布朗、德昂族先民）、“望蛮”、外喻部落（佤族），等等。将众多民族纳入南诏政权的统治之下。[430]西部寻传地区的各民族被征服之后，南诏国又转回来巩固东方原来的爨区。此时，“西爨白蛮”（东部白族）贵族的绝大部分已被迁走，对东部“白蛮”（白族）、“乌蛮”（彝族）的各个部分，以及红河周围地带的“和蛮”（哈尼族）、僚子（壮族先民）、白衣、棠魔蛮（傣族）等统治，进一步地巩固加强。后来南诏不堪忍受吐蕃的压制，于唐贞元十年（794），唐、南诏双方订立了和盟来共同对付吐蕃，攻吐蕃神川都督府之地，取得了今云南剑川、鹤庆、丽江一带地区，俘虏了利罗氏，统治了散居在这一地区的麽些（纳西族）、“施蛮”、“顺蛮”（傈僳族先民）和吐蕃（藏族）的一些人口。这又给南诏统治者带来了继续扩展疆土的机会。南诏王异牟寻又接着调兵南下，向今西双版纳上下周围地带开拓，继续征服了统称为“茫蛮”的芒天连、芒吐薅、茫盛恐、茫鮓等部，以及同区域的“穿鼻蛮”“长鬃蛮”“栋峰蛮”等复杂部落。
（六）南平僚
唐代渝州（今重庆市）至播州（今贵州遵义）之间也仍然有一部分僚族人口，称之为“南平僚”。“南平僚，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今重庆綦江），北涪州（今重庆涪陵）”。[431]其人数不多（约四千余户），居住分散，却有自己的组织和本民族的“剑荔王”联结在一起。“渝州蛮者，唐南平僚也。其地西接乌蛮昆明（今贵州彝族）大小播州（今贵州桐梓至遵义一带），部族数十居之”。[432]通过唐宋两朝史料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夹在中间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一地区也是存在南平僚或渝州蛮的，只是他们分布的区域越来越小，大部分都被汉化了，到宋朝时期，靠内的部分显然融合到当地汉族中去了。而那些居住在偏僻山区而比较落后的部分，被称为“生僚”。分布在今四川綦江县南部至贵州桐梓县一带。
（七）“葛僚”
“戎、泸间有葛僚，居依山谷林箐，逾数百里。俗喜叛，川县抚视不至，必合党数千人持排而战，奉酋帅为王，号曰婆能，出入前后植旗”。[433]僚族的一支，分化出来形成单一的民族，后来被称为“仡佬”。据史料载，主要分布在今四川宜宾和泸州南部至贵州省西部。发展至宋朝时期，不仅黔西、黔中有仡佬，甚至整个贵州范围都有仡佬的分布。
（八）乌武僚
“乌武僚，地多瘴毒”[434]，多分布郁林（今广西贵县东南至玉林西北一带）、廉州（今广西合浦）一带的广西东南地区。
（九）西原蛮
主要分布在广西西部左右两江流域，及左江上游的今越南北方，右江上游的云南文山东部地带的部分。史载：“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其地西接南诏（今云南文山东部的广南、富宁一带）即当时这一区域主要分布着“西原蛮”。
（十）东谢蛮
另外还有“西爨之南，有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宫僚，西连夷子……”[435]东谢蛮，设应州，在今黔东南的台江、剑河至黔南的三都一带。
（十一）“守宫僚”
“守宫僚”，即在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至于“夷子”，分布在今贵州西部至滇东北地带。此处的“守宫僚”“夷子”均是今布依族的先民。
唐五代时期，在今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设郡，被统治民族以壮族先民中的各个部分为主。这一带壮族先民中的各个部分当时还普遍被称为“僚”。也就是现在壮、侗、水、布依、仡佬等族的“先民”。其中广西是主要的聚居区，其他省份只有少量零星分布、数量不等的僚族先民。
三 五代时期对西南边疆的制度控制
五代十国时期本身就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军阀割据，战火不断，政局也是极其不稳定。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和他们周边的政权发生着时断时续的联系，尽其所及，“左右逢源”，在各个政权之间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而各个政权为了在割据时期，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对抗别的国家，也是在极尽所能地去兼并土地和争夺人口，这不仅仅是各国在封建割据时期相互攻伐的主要内容，也是攻伐的目的之所在。所以统治着西南边疆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还是沿用唐朝时期的羁縻政策。
（一）南汉的羁縻制度
众所周知，由唐到宋，在地方官员的任用上经历了唐的“文武参用”到宋的“文人治州郡”，而十国正是其中重要的转变时期。[436]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南汉政权。
刘氏以武人起家，对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深有感触。所以在取得南汉对岭南地区的统治权之后，任用文人充任地方节度使。南汉政权建立之初，他们仅在今广西范围内就设有建武节度使[437]（治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宁远节度使[438]（治容州，今广西北流市）、静江节度使[439]（治桂州，今广西桂林）三个节度使。同时，还常派宗室诸王出任这些地方的节度使。因为文人或者诸王，而且多为本地人，比较容易控制，不会随意地叛变。为削弱方镇权力，摧毁方镇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这些节度使不再兼任观察、营田、支度等使，说明节度使的行政、民政、司法权已被剥夺，而仅仅是边区要地的军事长官。
与唐末和五代各国的节度使相比较，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南汉政治的主要成就。[440]在广西设置的羁縻州由桂州都督府管辖的有纡州、归恩州、思顺州、蕃州、温泉州温泉郡、述昆州、格州七个州郡；由邕州都督府管辖的有州、归顺州、思刚州、侯州、归诚州、伦州、石西州、思恩州、思同州、思明州、万形州、万承州、上思州、谈州、思琅州、波州、员州、功饶州、万德州、左州、思诚州、蝎州、归乐州、青州、得州、七源州、归化州、思农州、西原州、龙州、思陵州、禄州、西平州、安德州三十四个州。[441]在州县官的任用上，地域特征更加明显。南汉可考州县官三人，全部为土著。[442]这些主要分布左右两江流域的各羁縻州县的知州、知县、知洞，实际上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
（二）马楚的安抚与羁縻制度
马楚作为五代时期的割据政权，其疆域也有涉及今贵州省的东部地区。
首先我们需要谈到的就是“五溪蛮”[443]，它同时分布在贵州、湖南两省地区，五代前的历朝历代对该地区实行的都是羁縻政策。在五代十国时期的马氏政权当然也不例外。马楚政权任命这一地区最大的民族豪酋——彭瑊为溪州刺史，并与之结成儿女亲家，许以世袭其职。彭氏世袭地位的确立，客观上有利于五溪地区的安宁及人民生活的稳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同时，马氏政权声威大振，少数民族首领纷纷来附，如宁州（今云南曲靖或滇池）“蛮”莫彦殊等18州、都云（暂不知其地）“蛮”尹怀昌等12部、牂柯（今贵州黄平西北）“蛮”张万浚等7州前后来附，承认接受马楚政权的统治。[444]在罗庆康的《试析马楚政权对五溪“蛮”的统治措施》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马楚政权对五溪“蛮”采取的统治措施有：以怀柔为主，军事征服为辅；以“蛮”族首领统治为主，王室遥控为辅；都兵守卫本土为主，王室不抽调；以内征为主，土贡为辅；以保护耕桑为主，发展手工业为辅。可见，马楚政权对五溪地区采取了安抚、约束的羁縻政策，且利用彭氏控制西北的局势，使这一边疆地区得到稳定的发展。而对于马楚西部的少数民族的归附，即今贵州、云南一部分地区的民族，马楚政权对于他们只是遥领。对于这些民族本身来说，马楚盛时则前来归附，反之，亦投他而去，连羁縻都不算。
（三）南诏与大理国的制度控制
“羁縻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在多民族国家里对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民族政策。当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先后发展至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时，首先接触到的一个历史事实，便是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汉族地区不一样，一般是落后于汉族地区而又自有其民族的特点，因而不可能应用对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统治方式去进行统治。所以羁縻制度便应运而生，在这个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最基本的实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在不同时期，某些现象或具体措施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中旧有的贵族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贡纳，这是“羁縻制度”的实质。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羁縻”一词含有贬义，实则是发展程度高的汉族对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一种控制政策。而南诏、大理国的建立者本身就是少数民族，而且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也是落后于汉族的。而当他们统治了其他民族的时候，所实行的各项政策，就和上文所说的羁縻制度有了很大的区别。
1.南诏
南诏统治者，为了加强控制境内的各族，采取了两种措施：在早期把被征服地区的人口大量迁移，如在西爨地区迁出二十万户到滇西各地；又把滇西北的数万户迁到西爨地区，破坏了原来的族属分布和部族组织，造成各地区内部的相互对立，南诏统治者利用这些矛盾来稳定统治政权。在晚期，洱海地区的居民已融合成白族，就随着统治势力，迁徙白族人口居住在城市，成为统治政权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加强了集权统治。
用这两种政策的结果是：一方面，把原来的族属分布区域搅乱，各地居民形成错杂；另一方面，这个地区的一致性加强，作为一个政区单位的内部联系更紧密了。统治者所用的方式逐渐地加强，几个据点的统治势力就可以控制广大区域。
2.大长和国
南诏以后，经历郑、赵、杨、段、高的更替，因袭南诏已建立的规模而更加发展了。[445]大长和国的建立者郑买嗣及其郑氏家族历来就是滇西白族中的贵族，世世代代充当着南诏国的清平官。郑买嗣在夺取政权之后，为稳固刚刚建立的政权，便对洱海地区“乌蛮”奴隶主的残余势力让步妥协。此次妥协虽然暂时保得政权的安定，但是奴隶主和奴隶之间，封建主、农民和奴隶主们之间的矛盾在日益加深，被统治的各民族与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未能及时得到缓和。因此白族建立的政权，不能长久，实际控制的区域也是有限的。
3.大理国的羁縻政策
段思平吸取了前朝郑、赵、杨氏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治理国家，“更易制度，损除苛令”，[446]停止了旨在掳掠人口的掠夺性战争，表彰贞良，抚慰百姓，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致政局得以长期稳定。大理国的疆域与南诏时期的版图相同。在行政机构上设首府、都督、节度。首府是大理。后来取消都督、节度，下设八府、四郡、四镇。在被统治范围内的其他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辖，任命土长为首领，实行羁縻统治。
大理国的民族政策在南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两者又有明显的差异。白蛮贵族是大理国的统治者，其统治下有白蛮、乌蛮、汉人、金齿百夷等民族，而对这些民族实行的是富有特色的羁縻政策。从记载来看，大理国对辖区诸民族的治理政策，主要是采取具有封建性质的分封制。大理国统治者依靠各级白蛮封建领主维持其对腹地的统治，具体做法是对段、高、杨、董等封建领主进行分封，并允许其子孙继承封地和权力。例如：段思平封贵族高方为岳侯，分治成纪、巨桥（今昆阳等地），又封爨判为巴甸侯。宋嘉祐八年，高方的后裔高智升讨平洱海地区贵族杨允贤的叛乱，大理国王段思廉又“赐白崖茹甸之地，寻晋封善阐侯，子孙世袭”[447]。上明元年，大理国王段寿辉封高智升为大理国布燮，以其子高升泰为善阐侯。此外，大理国王段正淳建楚雄城，以封高泰明之侄高明亮。大理国统治者还封高明亮为楚公，“欠舍、沙却皆隶之”。[448]
段、高、杨、董等大封建领主对属下和亲属又进行分封，形成了上小下大宝塔形的封建隶属关系。例如：高智升把两子高升泰、高升祥分别封在大理、善阐两地，高升泰及其子孙控制滇西的威楚、姚安、鹤庆、永胜、腾冲和保山以及川西南的建昌等地；高升祥家族则分别据有滇东一带的善阐、晋宁、嵩明、易门、禄丰、罗次诸地。[449]其他的封建领主统治的范围虽不及高氏之大，但是层层分封和隶属统治的做法是一致的。大理政权采取封建性质的层层分封以驾驭和统治各民族的制度，与南诏时期乌蛮贵族积极笼络各地的乌蛮、白蛮上层，与之进行联合统治的做法有所不同。对待白蛮中的封建领主，段氏统治者也会采取封赐、联姻等方式密切联系。[450]
小结：西南边疆地区与中南半岛各国相邻，如缅甸、老挝、越南等。加上其地貌多以高原丘陵和山地为主，多条河流由北向南纵横排列，将这一地区分割成不同部分。复杂多样的地理和湿润多雨的气候条件，造就了这一地区拥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而且不同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以及各个民族部落的形态各异。西南各省被纳入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序列的时间也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民族地区，所实行的民族政策和治理方针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五代十国这个分裂割据的时期，各民族被多个独立的政权统治。南汉在取得对岭南地区的统治权之后，任用文人充任地方节度使。在今广西设有建武节度使（治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宁远节度使（治容州，今广西北流市）、静江节度使（治桂州，今广西桂林）三个节度使。同时，还常派宗室诸王出任这些地方的节度使。在设置节度使的基础上，在各地还设置了羁縻州，并且在羁縻州下设置知州、知县、知洞等。虽然借鉴了唐朝的羁縻制度，但是在运用上有其创新的成分。马楚实行的同样也是羁縻制度，并与彭氏土司结成儿女亲家，许以世袭其职。彭氏世袭地位的确立，客观上有利于五溪地区的安宁及人民生活的稳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马楚与彭氏土司之间的关系中，“夷夏”观念的淡化。因为这些政权不是强大的中央政权，对民族的控制也就弱，对于这些民族本身来说，马楚盛时则前来归附，反之，亦投他而去，连羁縻都不算。而南诏国，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采取的民族政策要比南汉、马楚要强硬得多。它把原来的族属分布区域搅乱，使各地居民形成错杂。加强某些地区的一致性，作为一个政区单位的内部联系更紧密了，几个据点的统治势力就可以控制广大区域。大理国在全国范围设八府、四郡、四镇。在被统治范围内的其他各民族的部族和部落，直接受各府、郡的管辖，任命土长为首领，实行羁縻统治。大理国统治者依靠各级白蛮封建领主维持其对腹地的统治，具体做法是对封建领主进行分封，并允许其子孙继承封地和权力。也会采取封赐、联姻等方式密切联系这些封建领主们。总之，五代时期，各个政权在治理民族地区的时候，均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唐朝的羁縻制度。在结合本国各民族分布的现状和具体的情况的基础上，五代时期的各国对原有的羁縻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使之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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