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宋时期西南边疆的行政区划
从北宋到南宋，由于周边少数民族国家的不断进击，因而，全国的疆域正急骤缩减。伴随着这种疆域的缩减，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对行政区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两宋时期，尽管全国的疆域和行政区前后变化较大，但西南边疆的疆域与行政区的变化却不是太大。其在今西南边疆的最大变化，是在路一级行政区之下的府州之中，除设置县、军、监之外，还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峒。
一 北宋时期的疆域与西南边疆的行政区
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从宋太祖到宋太宗时期，北宋的疆域有所拓展。据《宋史》记载：
宋太祖受周禅，初有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建隆四年（963），取荆南，得州、府三（江陵府、归、峡），县一十七，户一十四万二千三百。平湖南，得州一十五、监一（潭、衡、邵、郴、道、永、全、岳、澧、朗、蒋、辰、锦、溪、叙，桂阳监），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乾德三年（965），平蜀，得州、府四十六（益、彭、眉、嘉、邛、蜀、绵、汉、资、简、梓、黎、遂、雅、陵、戎、泸、维、茂、昌、荣、果、阆、渠、合、龙、普、利、兴、文、巴、剑、蓬、壁、夔、忠、万、集、开、渝、涪、黔、施、达、洋，兴元府），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十九。开宝四年（971），平广南，得州六十（广、韶、潮、循、封、端、英、连、雄、龚、惠、康、恩、春、泷、勤、新、高、潘、雷、罗、辨、桂、贺、昭、梧、蒙、恭、象、富、融、宜、柳、严、思唐、邕、澄、贵、蛮、横、宾、钦、浔、容、牢、白、廉、党、绣、郁林、藤、窦、义、禺、顺、琼、崖、儋、万安、振），县二百一十四，户一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八年，平江南，得州一十九，军三（升、宣、歙、池、洪、润、常、鄂、筠、饶、信、虔、吉、袁、抚、江、汀、建、剑、江阴、雄远、建昌军），县一百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计其末年，凡有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三百九万五百四。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献地，得州二（漳、泉），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钱俶入朝，得州十三，军一（杭、苏、越、湖、衢、婺、台、明、温、秀、睦、福、处，衣锦），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四年，平太原，得州十，军一（并、汾、岚、宪、忻、代、辽、沁、隆、石，宝兴），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七年，李继捧来朝，得州四（夏、银、绥、宥。雍熙元年，复以四州授继捧，自后不复领于职方），县八。雍熙（984～987）中，天下上闰年图，州、府、军、监几于四百。至是，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451]
从这则材料来看，从宋太祖建隆、乾德、开宝年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雍熙年间，经过长达25年的努力，北宋疆域逐步恢复到汉、唐朝时期对中原地区控制的水平。之后，又经过北宋历朝皇帝的拓展，北宋疆域到宋徽宗时期（1101～1125年在位）[452]达到极盛。此时的北宋，其疆域东至登州（今山东蓬莱），南至思陵州（今广西宁明），西至西宁州（今青海西宁）、岷州（今甘肃定西）、茂州（今四川茂汶）、雅州（今四川雅安）、乌蒙部（今云南昭通、鲁甸）、罗甸（今贵州西南部罗甸县一带）、自杞（今贵州兴义一带）、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县）一线，北至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陕西北部的白干山，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以及天津市区南部一线。[453]在北宋四周，北有辽，西北有西夏，西部有吐蕃，西南有大理。
北宋中央政府在宋太宗（976～997年在位）太平兴国、端拱、淳化年间，即着手尝试进行地方行政区建设的改革。从宋太宗至道三年到宋神宗元丰年间，逐渐形成定制。对此，《宋史》做出如下记载：
至道三年（宋太宗，997），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宋仁宗，1023～1032），元丰（宋神宗，1078～1085）又析为二十三：曰京东东、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东、西，曰永兴，曰秦凤，曰河东，曰淮南东、西，曰两浙，曰江南东、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梓、利、夔，曰福建，曰广南东、西。东南际海，西尽巴僰，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四年（宋徽宗，1105），复置京畿路。大观元年（宋徽宗，1107），别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广西，以广西黔南为名。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崇宁元年，户二千二十六万四千三百七，口四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迨宣和四年（宋徽宗，1122），又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454]
从这则材料来看，北宋时期的地方最高行政区为路，路的设置在宋太宗至道三年为15路，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为23路，到宋徽宗宣和四年发展为26路，其似乎是因疆域的拓展和区域特色的凸显而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的。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由王存总纂的《元丰九域志》正式颁行。该地理总志分为十卷，始列四京，次列23路，最后还记载化外州、羁縻州等。它以路为单位分记路以下的府、州、军、监及其距京里程、四至八到、主客户数、土贡、领县数和名称；具体到县，又详列其距府、州的方位、里程、所领乡数、镇堡、寨名目以及名山大川。透过该书可知，北宋的“路”大致由唐朝的监察区“道”实化而来，路以下设置府、州，府、州以下设置县、军、监，县以下设置乡、镇、堡、寨。除京畿开封府外，当时全国有23路、14府、240州、1255县、37军、4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北宋的军由唐代的军镇演变而来，监由国家专属经济管理单位演变而来，它们有的领县而有的不领县，属领县的军、监行政级别高于普通的军、监。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辐射于今西南边疆的路为荆湖北路、梓州路、夔州路和广南西路。其中，荆湖北路（治所在今湖北江陵）下领江陵府、德安府、鄂州、复州、鼎州、澧州、峡州、岳州、归州、辰州、沅州、靖州12个府州以及荆门军、汉阳军2个军和56个县；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三台）下领梓州、遂州、果州、资州、普州、昌州、戎州、泸州、合州、荣州、渠州11个州以及怀安军、广安军、富顺监3个军监；夔州路（治所在今重庆奉节）下领夔州、黔州（治所在今重庆彭水，领彭水县和黔江县）、施州、忠州、万州、开州、达州、涪州、恭州、珍州10个州以及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大宁监4个军监和32个县；广南西路（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分布于今广西地区以及黔南、滇东南与广西相连地带和海南岛一带，下领桂州、容州、邕州（下领44个羁縻州，5个羁縻县，11个羁縻峒）、融州（下领1个羁縻州）、象州（领阳寿、来宾、武化、武仙4县）、昭州、梧州（领苍梧县）、藤州（领镡津、岑溪2县）、龚州（领平南县）、浔州（领桂平县）、柳州（领马平、洛容、柳城3县）、贵州（领郁林县）、宜州（领龙水、天河、忻城、思恩4县）、宾州、横州（领宁浦、永定2县）、化州（领石龙、吴川2县）、高州、雷州、钦州（领灵山、望2县）、白州、郁林州、廉州、琼州、平州、观州25个州以及昌化军、万安军、珠崖军3个军、65个县；黔南路是在广南西路中分合的，下领融州、柳州、宜州、平州、允州、从州、庭州、孚州、观州9州。
二 南宋时期的疆域与西南边疆的行政区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在金军的大举进攻下最终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宣布重建宋室，改元建炎（1127～1130），是为南宋，他就是宋高宗。建炎三年二月，金军以三路大军为后盾奔袭扬州，宋高宗被迫南渡江南。之后，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议和，达成“绍兴和议”。和议规定，宋金两国的边界东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州（治所在今河南唐河）、邓州（治所在今河南邓州市）之地以及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洛）、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一半的土地给予金国。这样一来，南宋的北部边界被确定下来，基本上是位于大散关、秦岭以南地区。在这一疆域四周，其北部为金国，西部为吐蕃，西南部为大理国。
宋金边界确定后，绍兴十二年，南宋中央政府在北宋行政区的基础上调整了行政区的设置，将全国划分为16路。这16路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其中覆盖今西南边疆的，有荆湖北路、广南西路、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与夔州路5路。在这5路之中，荆湖北路下领江陵府、常德府、德安府、鄂州、岳州、归州、峡州、复州、澧州、辰州、沅州、靖州12个府州以及汉阳军、荆门军、寿昌军、信阳军4个军；广南西路下领静江府（桂州）、庆远府（宜州，增河池县，领10个羁縻州和1军2监）、容州（领岭方、迁江、上林3县）、邕州、象州、融州、昭州、梧州、藤州、浔州、贵州、柳州、宾州、横州、化州（领石龙、吴川、石城3县）、高州、雷州、钦州、廉州、贺州、琼州、郁林州22个府州以及南宁军、万安军、吉阳军3个军；成都府路下领成都府、崇庆府、嘉定府、邛州、眉州、彭州、绵州、汉州、简州、黎州、雅州、茂州、威州、隆州14个府州以及永康军、石泉军2个军；潼川府路下领潼川府、遂宁府、顺庆府、资州、昌州、普州、叙州、江安州、合州、荣州、渠州11个府州以及长宁军、怀安军、宁西军、富顺监4个军监；夔州路下领重庆府、咸淳府、绍庆府（治所在今重庆彭水，领彭水县和黔江县）、夔州、达州、涪州、万州、开州、施州、播州（治所在今贵州遵义）、思州（治所在今贵州务川）11个府州以及云安军、梁山军、南平军、大宁监4个军监，还有黔州所领的49个羁縻州。南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虽将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划全国为17路，但总体上仍维持绍兴十二年的设路布局。
可见，在北宋和南宋之间，不仅疆域有所变动而且路与府州亦多有分合。尤其是在府州内部，还设置了诸多羁縻州县峒等行政机构。
第二节 两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从空间上进行平面考察，如果以北宋与南宋为中心的话，则其四周边缘地带分布着为数众多的边疆少数民族及其国家。
一 北宋与南宋的边疆民族分布
北宋与南宋的边疆民族及其国家，分布于北方、西北、西部和西南。其一是在两宋的北方，先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907～1125），后有女真族建立的金政权（1115～1234），再有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汗国（1206～1271）。在与三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互动过程中，两宋的疆域不断缩减。其二是在两宋的西北，是党项羌建立的西夏政权（1038～1227）。其更远的西域，隔着西夏政权，是回鹘之支系建立的高昌政权。其三是在两宋的西部青藏高原上，是吐蕃（藏族先民）建立的喃厮哕政权。喃厮哕政权是吐蕃王朝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分裂后，由其赞普4个后裔之一的喃厮哕建立的。该政权建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以青唐（今青海西宁市）为治所，一直持续至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存世89年。其存世期间，北宋中央政府封之为保顺军节度使，并与之展开茶马互市贸易，用以牵制西夏。[455]
而在两宋的西南即云贵高原的西侧，则是白蛮（白族）段氏建立的大理政权。大理国是后晋天福三年（938）段思平反对“大义宁国”（927～937年存世）杨氏政权获得成功之后建立的。建国以后，他大封亲属和臣属，分别封董迦罗、高方为相国和岳侯，由他们分治鄯阐（今云南昆明）、成纪（今云南纪胜）、巨桥（今云南晋宁）等地。他还给37部首领“颁赐宝印”，承认领地，大加封赏，并由段氏族人执掌“关津要隘”大权，还在各地修建“皇庄”（私庄）对其他部族首领进行监视。这时大理国版图与南诏时期大致相同，东至普安路横山（今贵州普安县），西至缅甸的江头城（今缅甸杰砂），南至安路的鹿沦江（今越南莱州黑水河），北至罗罗斯的大渡河。境内实行首府、都督、节度三级管理。它在大理设首府，在通海（今云南通海）、会川（今云南会理）设都督，在永昌（今云南保山）、剑川、弄栋（今云南姚安）、银生（今云南景东）、拓东（今云南昆明市）、丽水（今缅甸达罗基）设节度。之后又改为首府、府、郡、镇四级管理制度，首府仍设在大理，设立会川、建昌（今四川西昌）、谋统（今云南鹤庆）、统矢（今云南姚庆）、腾越（今云南腾冲）、鄯阐、威楚（今云南楚雄）、永昌8个府，设立石城（今云南曲靖）、秀山（今云南通海）、东川（今云南会泽）、河阳4个郡，设立蒙舍（今云南巍山）、镇西（今云南盈江）、成纪（今云南永胜）、最宁（今云南开远）4个镇[456]，实行土官统治。随着大理国各地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滇池、洱海等地分别形成了能与大理白蛮段氏势力相抗衡的高氏家族势力与杨氏家族势力。到北宋嘉祐八年（1063）时，洱海杨氏家族杨允贤甚至发动了旨在推翻段氏政权的叛乱。当时的大理国王段思廉由于势力过于分散，无力镇压杨氏叛乱势力，只好加封“布燮”（宰相）、滇池高氏家族的高智升为世袭鄯阐侯，另划一些大理国直辖地给高氏家族，借助他们的势力镇压杨氏家族叛乱。如此一来，前拒狼后进虎，高氏家族垄断了大理国绝大部分要害部门和重要官职，高智升之子高升泰最后还于北宋元祐九年（1094）废除了大理国王段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这种变故自然引起了37部的强烈不满，高升泰维持了两年就抑郁而死，之后高氏家族才将王位归还给段氏家族，使之重建大理国，史称为“后理国”。后理国的政局十分不稳定，于是试图谋求北宋朝廷的册封，以巩固段氏家族的统治。在段氏家族努力之下，北宋政和六年（1116），也就是大理国派遣庞大的使团进贡北宋朝廷的次年，段和誉被朝廷册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457]。尽管如此，高氏家族在大理国内仍大权独揽，世袭“布燮”之职与“中国公”之爵。这种割据政权内部高层的政治文化冲突，势必引起其地方基层势力的纷纷效仿，致使大理国内分崩离析。大理白蛮通用汉文，崇信佛教，其国王主要在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县）一带，与两宋中央政府进行互市贸易。南宋宝祐元年（1253），在蒙宋“斡腹”之战中，大理政权为蒙古汗国军队所灭。
二 两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
在两宋境内，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群体主要聚居于荆湖北路、夔州路、梓州路、广南西路的接合部。其中，聚居于荆湖北路西侧的，自北而南有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瑶族。在百越民族北进过程中，作为苗瑶族系民族的苗族、瑶族被作为百越民族的侗族楔开了。[458]两宋时期，居北的土家族被称为“白虎人”，他们是巴族中“八部大王”杀虎的“板楯蛮”，信奉道教，聚居于溪州（属于辰州治下的羁縻州，治所在今湖南古丈、永顺、龙山一带）、黔州（今重庆彭水）和思州（今贵州遵义市务川）[459]。聚居于“白虎人”以南的为“盘瓠种”。据南宋末年叶钱的《溪蛮丛笑序》：“五溪蛮者，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各亦随异，玩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傜、曰僚、曰僮、曰仡佬，风声气习，大略相似，不巾不覆，语言服食，率异乎人。”[460]在这里，苗指苗族，傜指瑶族，僚主要指侗族，僮指壮族，仡佬指仡佬族。《溪蛮丛笑》的正文中还出现“苗”“苗瑶”“苗僚”等族称，该族称含义很广：“苗”主要是指分布于今大湘西和黔东南两个支系的苗族，而“苗瑶”“苗僚”则是“苗”与“瑶”“僚”两个族名的合写。他们主要分布于辰州（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南部、沅州（治所在今湖南芷江）、靖州（治所在今湖南靖州）一带，其中聚居于荆湖北路辰州境内的溪州、锦州、叙州、富州等羁縻州的蛮民，还具有比照内地州县纳赋的愿望。[461]这些蛮民所在的羁縻州，相互之间隶属关系的处理主要依靠各自的家族势力，如酉水流域的溪州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462]。这表明，相当于众蛮酋之首的羁縻州都誓主除管辖本州蛮民之外，其下面统领着族系各异的蛮民。
在荆湖北路以西，为夔州路。夔州路播州和思州的范围，包括今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和东部地区。这里属于僚人与“白虎人”“盘瓠种”的交错杂居之地，既有僚人（仡佬）首领杨氏，又有“白虎人”首领田氏。夔州路黔州所属的羁縻州蛮州、庄州一带有比较擅长丝织业的“遏蛮”（葛蛮），其首领为“水东”[463]宋氏。“水东”宋氏早在五代时期即已将势力推进到今贵州黔南一带，在两宋时期，其宁远军大万谷落（蛮州）总管府[464]虽然设治于矩州（今贵州贵阳），但仍然控制着麦新城（新添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麦新蛮。[465]在宋景阳担任宁远军节度使、大万谷落总管府都总管期间（975～987），他大力招抚今贵州高原中部和东南部的蛮民，从而促使广南西路庆远府（宜州）、柳州等府州的苏、赵、周、兰、蔡、南、容七姓蛮民举族前来归附。[466]在宋永高继任南平宣抚使（治所在今贵州贵阳）和升任为贵州经略安抚使期间（1198～1219），他除自行更改大万谷落（蛮州）巴江县为平蛮军外，还在界首部（乖西）、麦新蛮两地分别设置遏蛮军和新添军（以上均位于今贵州开阳），进而“领牂柯及溪洞诸蛮”[467]。
在荆湖北路与夔州路之间有一条主体呈东西走向的驿道，它后来被称之为湘黔滇古驿道。这条驿道兴建于西汉时期，直到两宋时期仍在使用。其主道始于“长江之肺”洞庭湖，在武陵山与雪峰山之间通过沅江将荆湖北路的鼎州（治所在今湖南常德）与夔州路的思州安夷县（今贵州镇远）联系起来。主道上有两条岔道：一条从辰州马蹄驿、泸溪白沙古渡转入酉水干道，经古丈罗依溪、永顺王村（今猛洞河）、南渭州、保靖州，西上酉阳、思南、施秉，然后到达镇远；另一条从麻阳起岸，经镇竿（凤凰）、铜仁（断桥）、玉屏，抵达镇远。还有一条是驿道的辅道，它从津市经石门、慈利、天门（今张家界）、石堤西、猛峒坪、岔捺、比耳、里耶、酉阳、思南、施秉到达镇远，或从天门经上下桑植、白崖洞连接酉阳、镇远。即使在两宋时期，荆湖北路的州域布局似乎正有意维护这条贯通东西的驿道及其辅道。[468]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春，蒙古南路军与东路军会师鄂州、破解鄂州之围后，兀良合台被蒙古大汗忽必烈解除兵权，他从大理带过来的乡兵“寸白军”或“白衣没命军”被迫解散，流寓江南西路。南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谷均万、王朋凯、钟千一等校尉因为思念远在今云南大理洱源、鹤庆的故乡，于是率领熊、李、高、杨、孔、张、施、车、于、马诸姓等一行数十人，“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涉慈阳（今湖南慈利）”，一路乞讨找寻向西归乡之路，最后落籍于荆湖北路澧州安福寨（今湖南桑植县）。这些人找寻的归乡之路，应该是湘黔滇古驿道的辅道。景炎二年，九溪十八峒“蛮变”爆发。然而后人在研究这一历史场景时忽视了湘黔滇古驿道及其辅道的存在，进而出现了黔人说黔、楚人说楚的争议。如贵州学者认为九溪十八峒之五溪洞，位于思州、播州以南的今贵州中部、黔南一带。[469]基于此，当代学者黄柏权提出湘黔之间有一个“武陵民族走廊”存在[470]，笔者认为这既符合历史实情又能对重新认知九溪十八峒的空间定位以及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正史、湖南地方志所记录的新添葛蛮安抚司向酉水、澧水流域东扩等历史疑难问题提供参考。
湘黔滇古驿道进一步向西延伸，则进入夔州路黔州所领诸羁縻州、梓州路罗殿国、罗氏鬼国和罗国、大理国。这段驿道被称之为黔中驿道，起点和终点分别为今贵州镇远和黔西盘县，途经施秉、旧州、马场坪、贵定、龙里、贵阳、安顺、镇宁、普安等地。[471]这之中，梓州路（潼川府路）南部位于今贵州鸭池河以西地区，亦即“水西”地区。“水西”是与“水东”对应的，在彝语中称为“亦奚不薛”，其名称首见于明代典籍，范围包括今贵州毕节、纳雍、大方、黔西、金沙、织金、修文、息熄、清镇及六盘水市乌江北岸之地，以及普定县北部、贵阳市乌当区西部及白云区。此地为乌蛮、石门蕃都、白蛮等控制的区域。[472]其中的乌蛮，其族系延传着三国时期以来彝族六祖的历史，在两宋时期形成了北有罗氏鬼国（卢鹿部“山前山后百蛮都鬼主”）、南有罗殿国和西有罗国（暴蛮部）的乌蛮政权格局。直到南宋宝祐三年（1255），罗氏鬼国才被对南宋实施“斡服”之战的蒙古军所平定。
分布于夔州路和梓州路以南的，则为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的民族，多为百越系僮族、黎族和苗瑶系的瑶族。[473]这之中，僮族的农业、手工业和榷场贸易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他们集中分布于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及其所属的羁縻州如田州、冻州、忠州、江州、傥犹州等地。僮族首领侬智高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在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建立“大历国”对抗越李朝（位于今越南北部）；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他改“大历国”为“南天国”，自称仁惠皇帝，年号景瑞；皇祐四年四月，他举兵反宋并于次月攻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年号启历；皇祐五年正月，在北宋枢密院副使狄青的军事打击下才被迫流亡大理，不知所终。百越系的另一支为黎族，其主要聚居于今海南岛一带，有熟黎、生黎之别。苗瑶系的瑶族在两宋时期，仍沿用隋唐朝时期的称呼，被习称为“莫傜”或者“徭”，他们聚居于桂州（静江府）北部的山区。据南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的描述：“山谷弥远，瑶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桑江寨”；“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徭人者，言其持徭役与中国也”；“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瑶人每岁十月旦，举峒祭都贝大王，于其庙前，会男女之无夫家者。男女各群，连袂而舞，谓之踏摇”。[474]这表明生活于五岭南部山区的瑶族，不仅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下而且所承担的徭役沉重，但他们却很会排解现实生活带给他们的困苦。
可见，从北宋到南宋，其周边先后分布着辽、夏、金、喃厮哕、大理、蒙古汗国等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它们分别是由契丹、女真、党项羌、吐蕃、白蛮、蒙古等民族建立的。在两宋境内，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群体主要聚居于荆湖北路、夔州路、梓州路、广南西路的接合部。其中，荆湖北路西侧有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瑶族，夔州路由北而南有僚人、“白虎人”、“盘瓠种”、乌蛮、石门蕃都、白蛮等，广南西路有百越系僮族、黎族和苗瑶系的瑶族。
第三节 两宋时期西南边疆土官制度的推行
两宋时期在军事围剿的同时，继续强化对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群体的安抚，安抚之余并对之进行行政羁縻。就在这一过程中，两宋之交正式出现了土官。南宋末期，因蒙宋“斡腹”之战而使西南边疆土官的设置更为普遍。
一 两宋时期西南边疆的安抚宣慰制度
两宋时期，不仅像隋唐朝时期一样具有安抚使的职官名称，而且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了对应的机构，规定了相应的职能。这是有别于前代的地方。
（一）安抚司的设置与职能
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系统地追述了两宋时期安抚使的建置史。他说：
安抚使……宋旧不常置，自咸平三年（1000），以翰林学士王钦若为四川安抚使，知制诰梁颢为陕西安抚使，安抚使之名始此。其后景德三年（1006），始置河北沿边安抚使，以雄州守臣为之，而陕西沿边诸州亦有安抚使。庆历二年（1042），诏置湖南安抚司。八年（1048），诏置河北四路安抚使（以韩琦、王拱辰、贾昌朝等充诸路使）。皇祐四年（1052），诏广、桂二州带经略安抚使。熙宁五年（1072），罢诸路经略安抚司。崇宁二年（1103），置河南安抚使（宣和二年，置辅郡内颍昌府带京西安抚使）。宣和三年（1121），臣僚言睦贼猖獗，乞以杭、越知州兼本路安抚使，镇抚一方。诏杭越州、江宁府守臣并带安抚使。诏洪州守臣可依江宁府安抚使。凡诸路安抚，遂州知州兼，以直秘阁以上充。掌总护诸将，统制军旅，察治奸宄，以肃清一道，凡兵民之政皆掌焉。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榖、甲械出纳之名籍，其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禀奏；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则听以便宜裁断（系边任，则绥御夷狄，抚宁疆圉。若甲兵屯戍、刍粟馈运，则视其缓急盈虚而移用之。掌凡战守之事）。建炎元年（1127），李纲请沿河、沿淮、沿江置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以文臣充。二年（1128），令将兵处知州带管内安抚使，后省。四年（1130），置镇抚使，罢逐路安抚使。后罢镇抚使，置安抚使如故。时诸路又有安抚大使，自两浙西路刘光世始。二品以上为帅，即为安抚大使。[475]
从这则材料来看，安抚使之设至少有安抚使、沿边安抚使、经略安抚使（经略安抚司）、镇抚使四种名称，其建置于路、州、府、镇之上，节制军旅，主掌地方军民两政。其中，设置于路、府之上的为安抚使，以各路诸州为基础设置的为沿边安抚使和经略安抚使（经略安抚司），建置于镇之上的为镇抚使，似乎其空间管辖范围存在一定差异。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经略安抚使（经略安抚司）。它们首设于北部边疆地区，在元人辑录的史籍中记录较多。据《宋史》称：“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一人，以直秘阁以上充，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禀奏。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帅臣任河东、陕西、岭南路，职在绥御戎夷，则为经略安抚使兼都总管以统制军旅，有属官典领要密文书，奏达机事。河北及近地，则使事止于安抚而已，其属有干当公事、主管机宜文字、准备将领、准备差使。”[476]这则材料所反映的是，经略安抚使属于经略安抚司的主官，该主官由以直秘阁以上官员充任，主持路一级机构的民政以及因兼任当地总管府的都总管而管理军旅之事，包括司法、财政、兵器诸事。其拥有对皇帝直接上奏言事的权力，首要任务是安抚和防御河东、河北、陕西、岭南路的少数民族群体。
（二）西南边疆安抚司的设置
两宋时期，西南边疆的安抚司集中设于广南西路、荆湖北路、夔州路和梓州路（潼川府路）。
1.广南西路的安抚司设置
广南西路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较为特殊。其“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有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产。民性轻悍。宋初，以人稀土旷，并省州县。然岁有海舶贸易，商贾交凑，桂林、邕、宜接夷僚，置守戍。大率民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优其秩奉。春、梅诸州，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人病不呼医服药。儋、崖、万安三州，地狭户少，常以琼州牙校典治。安南数郡，土壤遐僻，但羁縻不绝而已”[477]。这里特殊的地理、气候、经济、文化、医疗条件，使许多人视为工作与生活的畏途。《宋会要》对这里安抚司设置，似乎进行了格外详尽的描述。
旧制，凡诸路安抚使之名并以逐州知州充，掌抚绥良民而察其奸宄，以肃清一道。……广南西路以静江府……并以知州充。内广南西路……并带兵马都钤辖，余路并带马步军都总管。内……广南西路带经略安抚使。……（景德）二年（1005）五月，就命交州国信使邵晔为广南西路沿海安抚使。……嘉祐五年（1053）八月，以吏部侍郎余靖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言行录》：余襄公靖，字安道。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杀五巡检，驿召公以为广西体量安抚使。公至则移檄交趾，召其臣费嘉祐诘责之。嘉祐惶恐对曰：“种落犯边，罪当死，愿留取首恶以献。”即械送五人送钦州，斩于界上。襄公帅二广几十年，恩信被于异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诏之国，皆可以颐指承使，公之文武之才可谓具矣。……（绍兴元年，1131）九月一日，诏全州今后遇有军期，许听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节制，互相应援。时广南西路兵马都钤辖兼主管本路经略安抚使司公事许中奏：“广西路桂州系置帅去处，北至本州岛界百余里，地势平坦，无甚险固。自界首至全州八九十里，重冈复岭，多有险阻，缓急可以措置把托。缘全州系属湖南路，于广西经略司未有节制，若割全州隶广西路，实为经久利便。”故有是诏。……十一月四日，诏承事郎王趍充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干办公事，专一提举左右江峒丁及收买战马等公事。[478]
从这则材料来看，安抚使的主要职责是维持一路的稳定。广南西路安抚使包括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广南西路沿海安抚使、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等名称。在这之中，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由广南西路知州担任，他同时也是广南西路兵马都钤，有节制一路兵马之权，其拥有的衙门称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简称“广西经略司”），治所设于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广南西路沿海安抚使、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则分别由交州国信使和吏部侍郎担任。从这一点看来，两宋时期，在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与广南西路沿海安抚使、广南西路体量安抚使之间，前者为永久性的地方官，而后者则为临时性的差遣。可见，经略安抚使司在地方一级行政区，权力最重。
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设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这在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有记：“皇祐四年，诏广、桂二州带经略安抚使。”[479]之所以分广南西路为邕、宜、融三路而设置经略安抚司，是因为出于平定侬智高反叛的需要。其具体设置是：“用武臣充知州，兼本路安抚都监，而置经略安抚使于桂州，选两制以上官为知州，兼领使事”；“广西诸郡，凡有边事，不申宪、漕，惟申经略司，此昔日陕西制也”。[480]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即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虽最初由武将充任，但最终分管诸州民事，主持地方诸州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如它在管军方面，主要就通过路下各州名称各异的“军节度”予以实行。[481]
当然，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所言的“广、桂二州带经略安抚使”。这两个机构其实指的是广州经略安抚使和桂州经略安抚使，它们是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和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的前身。二者之中，只有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每遇“边事”，其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权力便会骤然提升，进而渗透至其治下的各经制州和羁縻州。这就形成了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特有的治理现象：“四夷归附，则分隶诸州，度田屋钱粮之数以给之”；[482]“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经制宜州溪峒事”。[483]这就是说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可以直接管理广南西路边缘溪峒的少数民族事务。进入南宋时期，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开始拥有处理大理国事务之权。据《宋史》记载：“（绍兴）六年（1136）七月，广西经略安抚司奏，大理复遣使奉表贡象、马，诏经略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淳熙二年（1175）十一月，知静江府张申严保伍之禁，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余万，每恃以为藩蔽，其邕州提举、巡检官宜精其选，以抚峒丁。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云。”[484]从这则材料来看，南宋中央政府与大理国的往来互动中，广西经略安抚司负有借助戍兵和峒丁扼制大理以及维护大理贡使安全之责。它这种国防安全等级的提升，应与邕州横山砦（横山寨）榷场的设置不无关系。据《宋史》载：“邕州……绍兴三年（1133），置司市马于横山砦，以本路经略安抚总州事，同提点买马，专任武臣；隆兴后文武通差。宝祐元年，兼邕、宜、钦、融镇抚使。”[485]这是说，邕州本为下州，因绍兴三年设置横山砦“置司市马”而成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的直辖机构，进而管理当地的军民二政，从而兼领邕、宜、钦、融镇抚使。正是由于广西经略安抚司在维护南宋西南边疆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它在宝祐六年（1258）被改为“广西制置大使”之后，仅隔四年即“复为广西路经略安抚使”[486]。如此一来，广西经略安抚司似乎就成了基本纵贯两宋始终的安抚使司。
2.荆湖北路安抚司与宣抚司的设置
与广南西路的安抚司不同，荆湖北路安抚司记载相对简略。据《宋史》记载：荆湖“北路。府二：江陵，德安，州十：鄂，复，鼎，澧，峡，岳，归，辰，沅，靖。军二：荆门，汉阳。县五十六。南渡后，府三：江陵，常德，德安。州九：鄂，岳，归，峡，复，澧，辰，沅，靖。军三：汉阳，荆门，寿昌。……（其）东界鄂渚，西接溪峒，南抵五岭，北连襄汉。……江陵国南巨镇，当荆江上游，西控巴蜀。澧、鼎、辰三州，皆旁通溪峒，置兵戍守。潭州为湘、岭要剧，鄂、岳处江、湖之都会，全、邵屯兵，以扼蛮僚。大率有材木、茗荈之饶，金铁、羽毛之利。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北路农作稍惰，多旷土，俗薄而质。归、峡信巫鬼，重淫祀，故尝下令禁之”[487]。从这则材料来看，两宋时期的荆湖北路，其西部和南部均连接溪峒蛮僚，地旷人稀。
为了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北宋和南宋政府对这里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
北宋时期，江陵府为荆湖北路兵马钤辖以及提举荆湖北路及施、夔州兵马巡检事所在地。荆湖北路以江陵为中心，控制今西南边疆、云贵高原东缘的辰州、沅州和靖州，除派遣荆湖北路体量安抚使进行安抚外，具体是在这里设砦建城。如“嘉祐元年（1056）三月，以三司盐铁副使李参、文思副使窦舜卿往荆湖北路安抚。初以本路转运使李肃之及知辰州宋守信讨蛮人彭仕羲，而知荆南王达与肃之数论事不合，互有奏论，遂遣参等往体量之”[488]。这就是说，溪州刺史彭仕羲“蛮变”发生后，朝廷曾以荆湖北路转运使为体量安抚使前往剿抚，然而因他与辰州知州意见不合，而改派三司盐铁副使和文思副使担任体量安抚使前去处理蛮事。蛮事被处治后，嘉祐三年（1058），辰州设置池蓬砦。熙宁三年（1070）、八年，先后在辰州设置镇溪砦和黔安砦、会溪城；元丰二年（1079）、五年，又在辰州、靖州先后设置龙潭堡和渠阳县（以沅州渠阳砦、贯保砦为基础设置）；元祐二年（1087）至六年，渠阳县在渠阳军、渠阳砦、诚州之间的异动频繁，直到崇宁二年（1103）诚州改为靖州、渠阳县改名为永平县之后才告一段落。[489]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宋对荆湖北路少数民族群体的治理，主要是以军事羁縻为主。
进入南宋以后，长江、洞庭湖一线的战略地位得到极速提升。建炎四年（1130），南宋中央政府不仅在荆南府、德安府、复州、鼎州、澧州、归州、峡州、荆门军、公安军、安陆军、汉阳军设置镇抚使，而且以岳州、鄂州为“岳、鄂二州各带沿江管内安抚司公事”，以鄂州为“兼江南鄂州路安抚，寻改鄂州路安抚”。绍兴元年（1131），“以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冈军为西路，鼎州（常德府）置安抚司”。绍兴二年，“置荆湖北路安抚使，治鼎州，领鼎、澧、辰、沅、靖州”，随之迁“治鄂，寻治江陵”。绍兴三年，荆湖北路安抚使迁治复州。绍兴五年，“三月十七日，诏荆湖北路安抚使司人吏如头名实满三年，权依江西已得指挥，与补进义副尉”。[490]为执行这一官员更换的诏令，南宋政府罢除了荆南府、归州、峡州、荆门军、公安军的镇抚使，仅在江陵府设置安抚使兼营田使。绍兴六年，设置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治江陵府，辖“管内安抚”。绍兴七年，罢除设于江陵府的经略安抚使。嘉定十一年（1218），在鄂州设置沿江制置副使。淳祐五年（1245），又由鄂州知州兼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咸淳十年（1274），荆湖、四川宣抚使设于江陵府，由其兼理江陵府事。[491]可见，南宋时期对荆湖北路少数民族群体的治理，主要先后以镇抚、安抚、经略安抚、宣抚为主导。正是由于采取这样的治理方式，因而，西南边疆最早见诸时人记述的第一批土官就诞生于此。
3.夔州路的安抚司与宣抚司设置
如前所言，夔州路控制今贵州中东部地区。这里的北部在两宋时期据《宋会要》记载，设立了夔州路体量安抚使、夔州路兵马钤辖带夔州路经略安抚使等抚慰型职官。
旧制，凡诸路安抚使之名并以逐州知州充，掌抚绥良民而察其奸宄，以肃清一道。……夔州，并以知州充。内……夔州路并带兵马都钤辖……（嘉祐元年，1049）三年六月，命侍御史丁翊为夔州路体量安抚，以本路旱灾也。……宣和二年（1120）三月六日，诏泸州守臣带潼川府夔州路兵马都钤辖、南沿边安抚使。……（建炎五年，1131）九月十八日，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言：“契勘裁减冗员，今相度川陕四路分置帅府，其潼川府、夔州路旧为一司日，帅臣带泸南沿边安抚使。盖以彼处边防，比之余路事体稍重，合分作两路。其夔州路施、黔、珍州、南平军等处，边面比潼川府路尤更阔远，又系控扼京西，与旧不同，理当增重事体，遵禀便宜，令夔州路钤辖带本路安抚使。切缘夔州路距北边虽远，方今控扼京西，最为冲要。今来本路安抚正系夔州知州升带，即非专置一员，难以减废。”从之。[492]从该信息来看，夔州路经略安抚使和夔州路兵马钤辖由夔州路知州兼任，而夔州路体量安抚使则由侍御史担任，他们均由兼任成都府知府的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抚制置大使（简称“帅司”）节制。可见，在南宋初年，安抚制置大使的权位明显高于各路的体量安抚使、兵马钤辖和经略安抚使。
然而与夔州路北部格局相反的是，五代以来形成的蛮族势力“水东”宋氏比照朝廷的安抚使和宣抚使体系，在夔州路中南部建立了一套蛮族抚慰系统。早在周世宗显德四年（957），“宋鼎之裔之疏族”、真定人（镇州人）宋景阳以湖广节度使的名义进兵黔南，控制蛮州。[493]北宋建立以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八月，宋景阳被任命为属武昌军都总管、昭武大将军，在大万谷落（蛮州）建立大万谷落总管府。开宝八年，“广右诸夷”发动叛乱，宋景阳奉命征讨，并率兵攻占都云、黑羊箐（矩州，今贵州贵阳市）等处，被朝廷授予宁远军节度、宁远军大谷落（蛮州）总管府都总管之职。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宋景阳去世，获赠“太尉”之职和“忠诚”的谥号，“子孙世爵其土”，其长子宋存孝袭任宁远军节度使和大万谷落总管府都总管之职，之后宋存孝之子宋裕承袭并升任为宁远军经略安抚使。[494]进入南宋以后，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至二十七年，宋景阳诸子之11世孙分别被朝廷授予宣抚使、安抚使等职，号称“宋氏七司八印”。其中，宋存孝的后裔宋锡华授为哪平宣抚使（治所在今贵州贵阳市），宋存弟的后裔宋锡定授为草塘宣抚使（治所在今贵州瓮安县），宋存忠的后裔宋锡尊授为密纳安抚使（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宋存信的后裔宋锡佐授为新添葛蛮安抚使（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地跨今开阳、修文两地），宋存礼的后裔宋锡位授为麻哈平蛮安抚使（治所在今贵州麻江县），宋存义的后裔宋锡德授为乐平宣抚使（治所在今贵州麻江县），宋存廉的后裔宋锡章授为大平伐宣抚使（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宋锡盛授为小平伐副安抚使（治所在今贵州贵定县）。[495]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宋锡华曾孙宋永高承袭任哪平宣抚使，他迁宣抚司衙门于小谷龙，并分别将大万谷落（蛮州）总管府治下的、今贵州开阳境内的巴江县、界首部（乖西）改为平蛮军和遏蛮军。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宋永高将大万谷落总管府和宣抚司署移至贵州。嘉定十年，宋永高征服麦新城、都匀、雒霸、林地、松板水等地，“告捷于朝”，被朝廷升授为贵州经略安抚使，“领牂柯及溪洞诸蛮”。在征服过程中，宋永高每征服一地即分配诸子世袭担任“诸司监”。这些“诸司监”，有次子宋都裕的昔塘副安抚使，三子宋都胜（宋胜）的新添葛蛮安抚司监理（驻新添军），四子宋都絙的麻哈副安抚使，五子宋都禧的乐平副安抚使，六子宋都祜的小平伐副安抚使。尤其是三子宋胜，还被朝廷授予右武大夫、西上合门使、沿边溪洞经略使等职。[496]嘉定十二年，宋永高去世，长子宋都福袭任哪平宣抚使和贵州经略安抚使之职。宋都福比较懦弱，退居蛮州，此时蛮州白马山一带还有白马安抚司占据。[497]
蛮汉两套抚慰系统的建立，体现了夔州路在西南边疆有别于广南西路、荆湖北路和梓州路（潼川府路）的治理特色。
4.梓州路（潼川府路）的安抚司设置
梓州路管辖东至今四川东部、东南部、重庆西南部和南至今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部的地区。虽然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将梓州路更名为潼川府路，但直至南宋其管辖范围基本未变。笔者目前掌握的有关梓州路（潼川府路）的直接史料，主要是聚焦于两宋之交史实的《宋会要》。透过这一材料，大致可知梓州路（潼川府路）安抚司的设置情况。
（政和）五年（1115）十二月二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前梓州路计度都转运使、泸南招讨统制使赵遹言：“三省、枢密院同奉御笔：‘晏州夷贼犯顺，王师出征，拓地千里，建置五城，悉隶泸州，接连交广，外薄南海，控制十州五十余县，团、纯、滋、祥州、长宁军属焉，边寄宜重，依河东代州置沿边安抚司。孙羲叟知泸州、泸南沿边安抚使、提举梓夔两路诸州军巡检兵甲公事；吴子厚充梓夔路兵马都监，同主管沿边安抚司公事，泸州驻扎。’臣窃以元丰中以乞弟犯顺，移武臣钤辖知泸州，领沿边安抚司事，因军兴权时之宜。比至事定已罢，后来因循，未曾措画。其知梓、夔两路，节制于泸州，事权甚重，而朝廷付与甚轻。今日圣训所画，蔽自宸衷，平时责其抚绥怀柔，则易以文吏，缓急责其控捍制御，则付之武臣，一举可谓两得矣。乞赐详酌，泸州文臣知州，俾令依武臣知州例，带梓夔路兵马钤辖。仍乞（上）以泸南沿边安抚使为名，统隶两路内外诸州，贵得开府置帅，事权归正。”诏泸南主管钤辖职事知州，可今带梓夔路兵马钤辖入衔，仍以泸南沿边安抚使为名。……[498]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当时的泸南招讨统制使就是原来的梓州路计度都转运使，担任泸南沿边安抚使和提举梓夔两路诸州军巡检兵甲公事的泸州知州，需要与梓夔路兵马都监共“同主管沿边安抚司公事”。这既反映了朝廷对地方文臣武将的牵制，同时又表明沿边安抚使的位高权重。
这里的沿边安抚使，又称“缘边安抚使”。其最初设于河北，之后河东、陕西、泾原路等地亦有分设。自从政和五年（1115）十二月二十八日，龙图阁学士、前梓州路计度都转运使、泸南招讨统制使赵遹上书言事之后，宋徽宗以泸州知州兼泸南沿边安抚使，“可今带梓夔路兵马钤辖入衔”，“俾兼领边事听颛决”。[499]《宋会要》曾对于梓州路泸州的战略地位亦有记述，认为“泸州西南要会，控制一路，边阃之寄”。[500]元人马端临指出：“大蕃府或沿边州郡，或当一道冲要者，并兼兵马钤辖、巡检、都监，或带沿边安抚。”[501]由此可知，南北各路的边缘冲要地带，多设沿边安抚司。如前述的广南西路沿海安抚使、设于鄂州的荆湖北路沿江制置使等，似乎就属于此类。当然，设置于西南边疆的泸南沿边安抚司，主要是从陆上控制交广、南海之要冲地带。除此之外，梓州路泸南沿边安抚司之上，如前所述，还有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抚制置大使兼成都府知府进行节制。
总之，西南边疆在两宋时期之所以出现类似于夔州路蛮汉两套抚慰系统并立、吐蕃等部和大理并存的分散局面，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抚慰之权过分集中于西南边疆北部边缘地带即今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接地带的缘故。这样一来，在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与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抚制置大使之间，形成了以云贵高原为核心的西南边疆治理上的空洞。这一空洞的形成，就促使蛮族势力得以自由生长。
二 两宋时期西南边疆的羁縻州县峒制度
两宋时期，经过地方各路、府、州、县的抚慰之后，聚居于西南边疆各“溪洞”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其首领的率领下归附两宋中央政府。为了妥善安置这些少数民族群体及其首领，当时的地方各级政府仿照经制府州县的治理模式在其原居地设置羁縻府州县峒，由那些少数民族首领世袭担任羁縻府州县峒的长官，仍沿用“蛮夷之俗”治理其族众。由于这些新设的府州县峒分布于高原、山地、河谷等溪洞地带，地位居于下州、下县之外，且经历了一个归附的过程，因而，它们在两宋时期被当时人称之为“溪洞州”“羁縻州”或“归明州”。
（一）时间序列中的羁縻制度实施
两宋时期，羁縻制度继续实施，不过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已为当时政界人士所关注。现依据《宋史》进行观察。
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熙宁（1068～1077）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寨，比之内地。元祐（1086～1094）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崇宁（1102～1106）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洞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今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洞。寻以议者言，以为招致熟蕃非便。乃诏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焉。[502]
自是，仕羲岁奉职贡。然黠骜，数盗边，即辰州界白马崖下喏溪聚众据守，朝廷数招谕，令归侵地，不听。熙宁三年，为其子师彩所弑。师彩专为暴虐，其兄师晏攻杀之，并诛其党，纳誓表于朝，并上仕羲平生鞍马、器服，仍归喏溪地，乃命师晏袭州事。五年（1072），复以马皮、白峒地来献。诏进为下溪州刺史，赐母妻封邑。章惇经制南、北江，湖北提点刑狱李平招纳师晏，誓下州峒蛮张景谓、彭德儒、向永胜、覃文猛、覃彦霸各以其地归版籍，师晏遂降。诏修筑下溪州城，并置砦于茶滩南岸，赐新城名会溪，新砦名黔安，戍以兵，隶辰州，出租赋如汉民。遣师晏诣阙，授礼宾副使、京东州都监，官其下六十有四人。[503]
元祐（1086～1094）初，傅尧俞、王岩叟言：“沅、诚州创建以来，设官屯兵，布列砦县，募役人，调戍兵，费巨万，公私骚然，荆湖两路为之空竭。又自广西融州创开道路达诚州，增置浔江等堡，其地无所有，湖、广移赋以给一方，民不安业，愿斟酌废置。”朝廷以沅州建置至是十五年，蛮情安习已久，但废诚州为渠阳军，而沅州至今为郡。元祐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痛惩邀功生事。广西张整、融州温嵩坐擅杀蛮人，皆置之罪。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曰：“国家疆理四海，务在柔远。顷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一，因其请吏，量置城邑以抚治之。边臣邀功献议，创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疑惧。朝廷知其无用，旋即废罢；边吏失于抚遏，遂尔扇摇。其叛酋杨晟台等并免追讨，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自后，五溪郡县弃而不问。[504]
崇宁（1102～1106）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洞蒙光明、乐安峒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靖州西道杨再立、辰州覃都管骂等各愿纳土输贡赋。又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宣和（1119～1125）中，议者以为：“招致熟蕃，接武请吏，竭金帛、缯絮以啖其欲，捐高爵、厚奉以侈其心。开辟荒芜，草创城邑，张皇事势，侥幸赏恩。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亡实利。不毛之地，既不可耕；狼子野心，顽冥莫革。建筑之后，西南夷僚交寇，而溪峒子蛮亦复跳梁。士卒死于干戈，官吏没于王事，肝脑涂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纳土之义，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莫若俾帅臣、监司条具建筑以来财用出入之数，商较利病，可省者省，可并者并，减戍兵漕运，而夷狄可抚，边鄙可亡患矣！”乃诏悉废所置初郡。其余诸蛮，自乾兴（1022）以来，或叛或服，其类不一，各以岁月次之。[505]
毛注，字圣可，衢州西安人。举进士，知南陵、高苑、富阳三县，皆以治办称。大观（1107～1110）中，御史中丞吴执中荐为御史，诏赐对，未及而执中罢，注辞焉。徽宗固命之，既见……即以为主客员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毛）注复采当世之急务，曰省边事，足财用，收士心，禁技巧。大概谓：“近年以来，边民侥幸苟得：昔所入贡者，今必城为郡县；昔所羁縻者，今尽纳其土疆。以内地金帛，而事穷荒不可计之费。今黔南已有处分，如夔、渝新边，宜在裁省。……”[506]
通过对上述五则材料的简单排序大致可以看出：羁縻制度在施行过程中曾在唐末一度中断，之后在北宋建立后继续实施。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各地少数民族群体在宋仁宗乾兴（1022）以来“或叛或服”，因而，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开始派遣“章惇察访经制蛮事”，开发“梅山蛮”（瑶族），编定户籍与赋税，设县建城，结果导致了“侵逼峒穴，致生疑惧”的不良后果。正因如此，到了元祐（1086～1094）初年，形成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的结局。然而羁縻制度的实施，毕竟能够起到“出租赋如汉民”，“皆耕作省地，岁输税米于官。……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召集驱使”[507]的良好效果，所以崇宁（1102～1106）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只不过反对之声音依然不断。那些反对者的最大理由，是羁縻之地“设官屯兵，布列寨县，募役人，调戍兵，费巨万，公私骚然”，还有就是使“边民”形成了“昔所入贡者，今必城为郡县；昔所羁縻者，今尽纳其土疆”惯性思维。如此一来，到了宣和（1119～1125）中，才有“悉废所置初郡”之举。可见，两宋羁縻制度实施的成败最终与中原王朝国家和西南边疆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有关。
（二）空间序列中的羁縻制度推行
两宋时期以“剿抚并用”为手段，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了数量可观的羁縻府州县峒。这些羁縻府州县峒集中分布于今云贵高原及其周边，即当时的荆湖北路、夔州路、梓州路（潼川府路）和广南西路，也就是今天的湖南西部及西南部、贵州和广西全部、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地区。
1.荆湖北路山地的羁縻制度
荆湖北路的羁縻制度，推行于南江和北江。这里所指的“江”是为沅水，其以东以南地区为南江，以西以北地区为北江。据宋人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荆湖路南北江的羁縻州共有38个。[508]至于这里的羁縻州，《宋史》对之有过较为细致的描述：
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龙赐、天赐、忠顺、保静、感化、永顺州六，懿、安、远、新、给、富、来、宁、南、顺、高州十一，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将承袭，都誓主率群酋合议，子孙若弟、侄、亲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听自补置。……初，熙宁（1068～1077）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点刑狱赵鼎言峡州峒首刻剥亡度，蛮众愿内属。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访湖北，经制蛮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苏氏、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使之比内地为王民。北江彭氏已见前。南江诸蛮自辰州达于长沙、邵阳，各有溪峒：曰叙、曰峡、曰中胜、曰元，则舒氏居之；曰奖、曰锦、曰懿、曰晃，则田氏居之；曰富、曰鹤、曰保顺、曰天赐、曰古，则向氏居之。舒氏则德郛、德言、君疆、光银，田氏则处达、汉琼、汉希、汉能、汉权、保金，向氏则通汉、光普、行猛、永丰、永晤，皆受朝命。自治平末，光银入贡。故事，南江诸蛮亦隶辰州，贡进则给以驿券，光银援以为请，诏以券九道给之。其后有峡州舒光秀者，以刻剥其众不附。张翘言：“南江诸蛮虽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峡、叙仅有千户，余不满百，土广无兵，加以荐饥。近向永晤与绣、鹤、叙诸州蛮自相仇杀，众苦之，咸思归化。愿先招富、峡二州，俾纳土，则余州自归，并及彭师晏之孱弱，皆可郡县。”诏下知辰州刘策商度，策请如翘言。熙宁五年（1072），乃遣章惇察访。未几，策卒，乃以东作坊使石鉴为湖北钤辖兼知辰州，且助惇经制。[509]
从这则材料来看，荆湖北路的南北江实行的大姓统治，其中的北江是指荆湖北路之沅水以西以北地区，而南江是指荆湖南路之沅水以东以南地区。北江共有上溪州、中溪州、下溪州、龙赐州、天赐州、忠顺州、保静州、感化州、永顺州、懿州、安州、远州、新州、给州、富州、来州、宁州、南州、顺州、高州20个羁縻州，各州均设刺史。这之中，下溪州刺史实力最强，为各刺史的都誓主，他以圈层结构的形式，不仅控制酉水主干道的3个溪州，而且控制酉水流域与澧水流域之间的6个羁縻州，以及9个羁縻州之外的其他11个羁縻州。这20个羁縻州实行的是刺史世袭统治，并且可以自署押案副使、校吏等职官。每当新刺史承袭之时，他们先交由都誓主会议讨论，然后由辰州出具甘结后提交给荆湖北路兵马都钤司备案认可，最后由中央政府赐予以敕告和印符。南江共有叙州、峡州、中胜州、元州、奖州、锦州、懿州、晃州、富州、绣州、鹤州、保顺州、天赐州、古州等16个羁縻州，其人口仅舒氏控制的叙州、峡州和向氏控制的富州达到了1000户左右，其余各州均户“不满百”。这些羁縻州每遇朝贡之时须从辰州领取驿券，从羁縻州往来京师，不得少于“九道”驿券。这就是说，荆湖北路的羁縻州没有38个，仅有36个，其人户由几十户到上千户不等，可谓是地旷人稀，其刺史欲得到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正式认可，既要得到辰州的甘结与转发的驿券又要在荆湖北路兵马都钤司备案，然后才有从中央政府那里领取敕告、印符和驿券的可能。由此可见，辰州与南北江36个羁縻州之间仍执行的是寓安抚于羁縻的政策，各羁縻州在该政策之下才最终受制于辰州。
2.夔州路高原地区的羁縻制度
两宋时期的羁縻制度在夔州路，集中推行于黔州。据宋人《元丰九域志》载，黔州领共有羁縻州49个。[510]查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仅能注出的黔州所领诸羁縻州自北而南，北宋时期有充州、洋州、蛮州（今贵州开阳）、功州（今贵州修文）、矩州（今贵州贵阳）、侯州、蒋州、清州、犍州（今贵州贵定）、普宁州、庄州、邦州、今州、南宁州（今贵州惠水）、南平州、乡州、勋州、和武州18个州，南宋时期有充州、牂州、葛马军（今贵州开阳）、大万谷乐（今贵州开阳）、功州（今贵州修文）、狼洞寨、矩州（今贵州贵阳）、白马军（今贵州贵阳东北部）、新添军（今贵州贵定）、侯州、犍州（今贵州贵定）、清州、庄州、邦州、今州、陈蒙州、南宁州（今贵州惠水）、南平州、合江州、乡州、勋州、和武州、罗嵓州23个州。[511]
南宁州的历史，在《宋史》中有较为具体的场景与情景描述。
雍熙二年（985）八月……夷王龙汉珯自称权南宁州事兼蕃落使，遣诸州酋长赵文桥率种族百余人来献方物、名马，并上蜀孟氏所给符印。授汉珯归德将军、南宁州刺史，以文桥等并为怀化司戈。端拱二年（989），汉珯又贻书五溪都统向通汉，约以入贡。淳化元年（990），汉珯遣其弟汉兴来朝。三年，夷王龙汉兴及都统龙汉尧、刺史龙光显、龙光盈及顺化王雨滞等各贡马、朱砂。至道元年（995），其王龙汉尧遣其使龙光进率西南诸蛮来贡方物。太宗召见其使，询以地理风俗，译对曰：“地去宜州陆行四十五日。土宜五谷，多种粳稻，以木弩射獐鹿充食。每三二百户为一州，州有长。杀人者不偿死，出家财以赎。国王居有城郭，无壁垒，官府惟短垣。”[512]
从这则材料来看，羁縻南宁州龙氏在北宋太宗时期，一直以朝贡的形式认同中央政府。其朝贡路线，大致选行黔南路的宜州。这一带的羁縻州，每州仅300户左右的人口，由州长官“国王”在其简易的居所中进行治理。南宁州民众过着亦农业亦渔猎采集的生活，即使杀了人也不必要偿命。
不过，从后人对黔州所领诸羁縻州大万谷落（蛮州）一带追记的材料来看，其锁定黔州所领诸羁縻州的视野更多地局限于“水东”宋氏对各羁縻州与羁縻州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就是说，这有类于上述荆湖北路的北江各羁縻州刺史与都誓主彭氏之间关系的形成过程。如以“水东”宋氏在大万谷落（蛮州）的活动为考察线索，则黔州所领诸羁縻州之间关系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蛮酋宋氏先推动朝廷设置总管府、之后又设置军的两个阶段。一是设置大万谷落（蛮州）总管府。如前所述，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八月，宋景阳被任命为属武昌军都总管、昭武大将军之后，私自在大万谷落（蛮州）建立了大万谷落总管府。开宝八年，由于宋景阳奉朝廷诏令平定“广右诸夷”叛乱，率兵攻占都匀、黑羊箐（矩州）等地，因而，中央政府不仅承认了宁远军大万谷落（蛮州）总管府，而且授予宋景阳宁远军节度使和大万谷落总管府都总管之职。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宋景阳去世，“子孙世爵其土”，其长子宋存孝袭任宁远军节度使和大万谷落总管府都总管之职。二是设置平蛮军和遏蛮军。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宋景阳的后裔宋永高承袭哪平宣抚使之后，兵力日益强大，他分别改大万谷落（蛮州）巴江县、界首部（乖西）为平蛮军和遏蛮军，并将宣抚司衙门迁至小谷龙。嘉泰元年（1201），麦新蛮（葛蛮）发动叛乱，宋永高平乱之后设置新添军，以新添城为“黎峨里”[513]，交由其三子宋都胜（宋胜）治理。[514]然而此事上报朝廷之后，宋永高不降反升，被任命为贵州经略安抚使，称新添及其周边地区为遏蛮军（罗番）。[515]
不难看出，羁縻制度在夔州路的推行更多的是强调朝贡和应调从征，至于羁縻州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发生兼并事件只要不影响地方的稳定，中央政府是可以不管不顾的。
3.广南西路山地丘陵与海岛区域的羁縻制度
广南西路山地丘陵与海岛区域推行羁縻制度，在史料记载中最为富集。这些史料既有正史又有当时人的私人著述。
正史对广南西路羁縻州的设置数量以及州名，有着具体的记载。与此同时，时人还将这里的州情，与中原及江浙一带的经制州（正州）进行比照。据《宋史》对邕州、融州、庆远府、宾州、琼州、溪州等州的记载，当时的羁縻州以夷峒、砦等为基础进行建置，其诸多羁縻州设置于经制州之中，有的羁縻州还被升格为经制州。如邕州本为下州，其内设44个羁縻州、5个羁縻县和11个羁縻峒。这些羁縻机构，“忠州、冻州、江州、万丞州、思陵州、左州、思诚州、谭州、渡州、龙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上思州、禄州、石西州、思浪州、思同州、安平州、员州、广源州、勤州、南源州、西农州、万崖州、覆利州、温弄州及五黎县、罗阳、陀陵县、永康县，武盈峒、古甑峒、凭祥洞、□峒、卓峒、龙英洞、龙耸洞、徊洞、武德洞、古佛洞、八洞；并属左江道。思恩州、鹣州、思城州、勘州、归乐州、武峨州、伦州、万德州、蕃州、昆明州、婪凤州、侯唐州、归恩州、田州、功饶州、归城州、武笼州及龙川县：并属右江道”。又如融州，内设乐善州等1个羁縻州。再如庆远府，也属于下府，其羁縻机构有“羁縻州十，军一，监二”，其“温泉州、环州、镇宁州，领县二。蕃州、金城州、文州、兰州，领县三。安化州，领县四。迷昆州、智州，领县五。怀远军，领县一。又有富仁、富安二监”[516]。从这些羁縻机构的设置来看，既有羁縻州又有羁縻县、羁縻峒、羁縻军和羁縻监，可谓是羁縻行政体系相对完整；一些羁縻州、羁縻军还下领经制县，它们有的甚至成规模成建制地设置于广南西路的左江道和右江道之中。还有，天禧四年（1020）宾州从邕州的羁縻州升格为下州；大观元年（1107），琼州从海南岛黎母山夷峒直接设置为下州，宜州思恩县带溪砦被升格为溪州。[517]这些均表明，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夷峒、砦等单元在羁縻州与下州之间存在上下摆动现象，羁縻州与经制州下州之间并无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边界。可以说，至少广南西路羁縻机构的时设时废，它仅仅为羁縻机构的数量在夷峒、砦与下州之间上下不停摆动的一种结果。
之所以这样上下摆动，是因为这些羁縻机构底子太薄，一点经不住时局的波动。这可以从当时一些反对者的声音中看出端倪。如湖州德清人卢革在庆历年间（1041～1048）担任龚州（治所在今广西平南）知州后，接着就发生了“蛮入寇，桂管骚动”之事。卢革发现无论是州城还是官吏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中存在诸多不足，因而他“移书安抚使杜杞，请治诸郡城，及易长吏之不才者”，发出了“岭外小郡，合四五不当中州一大县，无城池甲兵之备，将为贼困，宜度远近并省之”的牢骚。[518]从他的牢骚中可以发现，即使经制州仍然存在管地范围狭小、城防设施落后、官员责任心不强等诸多问题。经制州如此，边州（羁縻州）情况更不容乐观。据南宋人周去非观察：“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令甲邕、宜、钦、廉、融、琼州、吉阳、万安、昌化军，静江府，系沿边；柳、宾、贵、横、郁林、化、雷，系次边；总广西二十五州，而边州十七。静江属县半抵猺峒。猺峒者，五陵蛮之别也。……广西地带蛮夷，山川旷逮，人物稀少，事力微薄，一郡不富浙郡一县。异时偏方割据，境土偏小，故并建荒为州县而务观美。”[519]这就是说在广南西路以边州（羁縻州）居多，它们地处迫近“化外”的边缘地带，地旷人稀，经济条件十分落后，实力甚至不能与两浙路的一个县相比。由此可见，广南西路羁縻机构的底子太薄应主要表现在控地范围小和经济条件落后等方面。
与南宋时期的文人小吏周去非不同，同一时期作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知府的范成大（1173～1174年在位），似乎在离任途中仍在对广南西路山地、丘陵地带羁縻州的州情与吏治记忆犹新。据《桂海虞衡志》：
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西南诸蛮，蛮之区落不可殚记。姑记其声问相接，帅司常有事于其地者数种：曰羁縻州洞，曰猺，曰蛮，曰黎，曰蜒，通谓之蛮。
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侬姓。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露城、田州，皆黄姓。又有武侯、延众、石门、感德四镇之民，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国朝开拓浸广州县洞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有知州，权州，监州，知县，知洞。其次有同发遣，权发遣之属，谓之主户。馀民皆称提陀，犹言百姓也。其田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自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权州以下无印记者，得荫免田。既各服属其民，又以攻剽山僚及博买嫁娶所得生口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技，世世隶属，谓之家奴，亦曰家丁。民户强壮可教劝者谓之田丁。田丁亦曰马前牌，总谓之洞丁。今黄姓尚多，而侬姓绝少。智高乱后，侬氏善良，许从国姓。今多姓赵氏，有举洞纯一姓者。婚姻不以为嫌，酋豪或娶数妻，皆曰媚娘。宜州管下亦有羁縻州县十余所，其法制尤疏，几似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与他州洞不同，特命其首领莫氏曰刺史。月支盐料及守臣供给钱，其说以谓宜州徼外，即唐黄家贼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莫氏家人，亦有时相攻夺。今刺史莫延葚，逐其弟延廪而自立，延廪奔朝廷，谓之出宋（凡州洞归明者皆称出宋）。[520]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羁縻州洞是广南西路帅司接触最多的蛮族机构。它们主要分布于邕州左右江地区和宜州之南丹州等地，是唐代羁縻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旨在安置前来率众归附的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在邕州，对少数民族首领的安置之法是依据“种落”实力的大小，分级别设置羁縻州、羁縻县和羁縻峒。这里羁縻机构共有50余个，由其“雄长者”分别担任知州、权州、监州、知县和知峒。他们是官户，既拥有“养印田”或“荫免田”又拥有多房被称为“媚娘”的妻室，并“籍其民为壮丁”。其羁縻州县峒官之下为被称为“主户”的同发遣与权发遣，他们之下又是被称为“提陀”的百姓。百姓与“主户”一样同属于民户，需要向羁縻机构提供被称为“田丁”“马前牌”的峒丁。百姓除私有开荒得来的“祖业口分田”之外，人手均可分得一份族内公有的田地。百姓之外，是为“世世隶属”于羁縻州县峒官的家奴或家丁。再就是宜州，这里有羁縻州县10余个，不过其羁縻机构的治理水平不高，尤其是羁縻南丹州莫氏，虽仍被特命为“刺史”，但因家族内部“时相攻夺”而需要按月从州内各家族中收取“盐料及守臣供给钱”等贡赋。那些在羁縻南丹州刺史治下难以立足的莫氏家庭成员，被迫脱离刺史转而“出宋”，投奔朝廷。如果略将上述邕州州情与宜州州情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邕州各羁縻州峒汉化程度较高，其制度设计几乎等同于中原地区；而宜州各羁縻州峒，汉化程度较低，仍然停留在隋唐时期的“刺史”“贡赋”等发展水平层面上。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它可能与各羁縻州峒家族内部的私有化程度有关。
在南宋人周去非的记述中，广南西路对其管下的海岛地带的治理又是另外一番情景。据周氏描述，聚居于海南岛的“群黎”分布于黎母山和五指山的“黎峒”，他们有生黎与熟黎之别，两处黎峒的峒首与经制州琼州的关系处理，似乎存在差异。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归化。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公参，就显应庙斫石歃血，约誓改过，不复抄掠。琼管犒遣归峒。[521]
以上所见，海南岛黎母山的黎峒和五指山的黎峒均有生黎与熟黎之别。它们在以琼管经制州县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中，相当于前述所言之羁縻峒，呈琼管经制州县、熟黎峒、生黎峒样态分布。其中，琼管经制州县向生黎峒下达指令，须经过生、熟黎首，然后直达群黎。熟黎首有罪，则要前往琼管经制州县的寺庙中，与经制州县长官一起举行“斫石、歃血、约誓”仪式，表示谨遵誓约不再犯事。这些黎首多为有财有势、“善用其众”之人，他们虽不一定向朝廷“供赋役”，但却能像黎母山王二娘一样拥有朝廷授予的封号，并“世继其业”。可见，琼管经制州县对海岛区域生熟黎峒羁縻，属于另一种范式的羁縻。
三 西南边疆土官的出现与群体的扩大
随着抚慰制度和羁縻制度的逐步发展完善，到了两宋之交，西南边疆出现了土官。这些土官因蒙宋“斡腹”之战的发生，其群体得以扩大。
（一）西南边疆土官的出现
“土司”“土官”两词，源出北宋末年王祖道的言行之中。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至四年，王祖道（1039～1108）任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桂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知州。
据《宋史》记载，王祖道在任期间，恰逢“蔡京开边，祖道欲乘时徼富贵，诱王江酋杨晟免等使纳土，夸大其辞，言：‘向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余万口，其旁通江洞之众，尚未论也。王江在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势，据诸峒要会，幅员二千里。宜开建城邑，控制百蛮，以武臣为守，置溪峒司主之。’诏以为怀远军，且颁诸司使至殿侍军将告命，使第补其首领。置二砦，为立学。又言：‘黎人为患六十年，道路不通。今愿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为允州，中古州地为格州，增提举溪峒官三员。又言羁縻知地州罗文诚、文州罗更晏、兰州韦晏闹、那州罗更从皆内附，请于黎母山心立镇州，为下都督府，赐军额曰静海，知州领海南安抚都监，徙万安军于水口。南丹州莫公佞独拒命，发兵讨擒之，遂筑怀远军为平州，格州为从州，南丹为观州，并允、地、文、兰、那五州置黔南路。擢祖道显谟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召为兵部尚书，未行，与融州张庄谋，使庄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团结，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则未得者才十之一耳”[522]。这就是说，王祖道在任期间，与广南西路转运副使、权广南西路安抚使兼融州知州张庄合谋，主要为“蔡京开边”做了奏设黔南路和海南岛黎母山心设置镇州两件大事。其实，二人的“开边建邑”活动，在二人题写的摩崖石刻中有所反映。该摩崖石刻题名为《崇宁新建平允从州城寨记》，位于桂林伏波山面江的危崖之上，高378厘米，宽395厘米，发现于2007年。其内容是：“……以臣王祖道经略安抚广南西路，于是信道儋、崖诸洞，生黎八万，袭冠带而联什伍。明年，王江、古州众十七万献夜郎、牂柯之地。诏裂其地为平、允、格州，怀远、安口、乐古县，百万、万安、甘江、镇安寨，臣祖道亲帅师而建城邑焉。明年正月，平、允州寨成以闻。为格州与甘江、镇安，远据要津，经时未立。诏改从州，用所奏如初。又面命臣张庄为转运副使，往司畚筑糇粮之具。是年十月十七日，役再集；十一月二十八日，州、寨之工皆毕。……”[523]这就记录了修筑黔南路各城邑的具体过程。王祖道在奏设黔南路的过程中，曾有过“置溪峒司”“增提举溪峒官”的言行。王氏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土司”与“土官”两词，但实际上指出了这两个称呼的最初语境。
之后，“溪峒司兵”“溪峒司印”“溪峒司”等名称在成书于宋元时期的史籍中多次出现。如《宋史》引用荆湖北路鼎州知州张觷在（绍兴）六年（1136）的奏议称：“鼎、澧、辰、沅、靖州与溪峒接壤，祖宗时尝置弓弩手，得其死力，比缘多故，遂皆废阙。万一蛮夷生变，将谁与捍御？今虽各出良田，募人以补其额，率皆豪强遣僮奴窜名籍中，乘时射利，无益公家，所宜汰去。则募溪峒司兵得三百人，俾加习练，足为守御，给田募人开垦，以供军储。”[524]这就是说，张知州建议用所募集的300人的溪峒司兵替代朝廷原来的弓弩手。又如南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称：“宜州徼外西原、黄峒、武阳群小蛮，即唐黄家贼之地，崇建南丹使控制之。然莫氏家人，亦有时相攻夺，其刺史莫延葚逐其弟延廪而自立，延廪奔朝廷，谓之出宋，凡州峒归明者，皆称出宋。延葚淫酷，不能服其类，邻永乐州王氏与为仇，岁相攻，官反为和解。延葚恃此益骄，不奉法，至私刻经略安抚司及宜州溪峒司印，效帅守花书，行移以吓诸蕃落。边将常恭怀奸利，与交通囊槖，为代作奏章，冒至阙下，不关白经略司。范石湖作帅，捕劾以闻，削籍窜之。其后稍詟。”[525]这表明，羁縻南丹州刺史莫延葚所私刻的“经略安抚司及宜州溪峒司印”，当与原来的羁縻南丹州刺史印符存在很大的差异。再如清人徐松析录出来的《宋会要》称：“绍兴……二十九年（1159）七月五日，……先是，广南西路经略司奏：宜州溪峒司保明安化三州一镇进奉及亲进、附进凡四百八十八人，乞依例加恩。”[526]这是说，宜州溪峒司下设“三州一镇”，它们与南宋中央政府继续维持着朝贡关系。可见，呼之欲出的“土司”“土官”的雏形，最早出现于云贵高原及其东缘和南缘的黔南路、荆湖北路和广南西路的溪峒。
南宋时期，洪迈（1123～1202）涉及“土官”一词的时候语境清晰。据大约成书于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到嘉泰二年（1202）之间的《容斋随笔》之《容斋四笔》记载：
靖州之地，自熙宁九年收复唐溪峒诚州，元丰四年，仍建为诚州，元祐二年，废为渠阳军，又废为寨，五年复之，崇宁二年，改为靖州。始时渠阳县为治所，后改属沅州而治永平，其风俗敻与中州异。蛮酋自称曰官，谓其所部之长曰都幙，邦人称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则加冠巾，余皆椎髻，能者则以白练布缠之，曾杀人者谓之能。……凡昏姻，兄死弟继，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贿男家，否则争，甚则仇杀。男丁受田于酋长，不输租而服其役，有罪则听其所裁，谓之草断。凡贷易之逋，甲不能偿，则掠乙以取直，谓之准（上敫下手）。长少相犯，则少者出物，谓之出面。言语相诬，则虚者出物，谓之裹口。田丁之居，峭岩重阜，大率无十家之聚。遇仇杀则立栅布棘以受之。各有门款，门款者，犹言伍籍也，借牛彩于邻洞者，谓之拽门款。方争时，以首博首，获级一二则溃去，明日复来，必相当乃止。欲解仇，则备财物以和，谓之陪头暖心。战之日，观者立其傍和劝之，官虽居其中，不敢犯也。败则走，谓之上坡。志在于掠，而不在于杀，则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纵之逸，谓之（走并）。败者屈而归之，掠其财而还其地，谓之入地。……凡仇杀，虽微隙必发，虽昔衅必报，父子兄弟之亲不避也。子弟为士人者，隶于学，仇杀则归，罢则复来。荆湖南、北路，如武冈、桂阳之属瑶民，大略如此。[527]
从这一记载来看，位于云贵高原东缘山地的荆湖北路靖州定名于崇宁二年（1103），其最初治所设于渠阳县（今湖南靖县）。在两宋之交近百年时间里（1103～1197），靖州渠阳实行的是“土官”统治。这些“土官”实际上是酋官和都幙（长者）。土官统治之下的渠阳，有城郭、市集、供士人就读的学校与大大小小的不足10户的乡村聚落，各峒之中活跃着门款组织（伍籍）以及身着“冠巾”的土官、以“白练布”缠头的“能者”和头盘“椎髻”的普通居民。他们世代耕种土官授予的田地，为其提供职役，服从土官被称为“草断”的司法裁定。每当由悔婚、“贷易”“长少相犯”“言语相诬”“掠财”等引发的仇杀事件发生，土官可以起到居中证明甚至是调解的作用。这里土官社会的价值体系是尊敬长者，崇尚“能者”，有仇怨即报仇怨，谋财而不害命，礼俗与中原不同。峒与峒、人与人之间，遵守被称之为“准”“出面”“裹口”“拽门款”“以首博首”“陪头暖心”“上坡”“走并”“入地”等习惯法。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土官”一词在南宋时期属于他称，是国人对于蛮酋、都幙、酋官等的一种贬称。
很明显，两宋之交的这种土官与唐朝以前乃至先秦秦汉时期的土官比较，在含义上已经有了不同，不再被认为是土地神。在先秦秦汉时期，成书于战国至汉代的典籍《礼记》有“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黄帝，其神后土”[528]的记载。东汉郑玄对“后土”的注释为：“后土，亦颛顼之子，曰黎，兼为土官。”[529]此时的土官，是在管理水土的“官”亦即土地神的语境中出现的。到了南北朝时期，“土官”被记载为“社主土神，司空土官”。[530]这是说，“土官”是指主管五行的“司空”。唐朝时期，陆龟蒙在《祝牛宫辞序》中，涉及“土官”一词。其语境是：“冬十月耕牛为寒，筑宫纳而阜之，建之前日，老农请乞灵于土官，以从乡教。”显然这里的“土官”，仍然指土地神。由此可见，在先秦至唐朝文献中，“土官”仅指代地方的土地神，并非是治理溪峒少数民族群体的地方官员。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土官作为土司的前身形成于宋朝，土司现象及土司问题发端于两宋之交。
（二）蒙宋“斡腹”之战与西南边疆土官群体的扩大
蒙古汗国进攻南宋的战争前后经历三次，持续时间长达四十三年零八个月之久。[531]在三次战争中，从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到景定元年（1260）的蒙宋“斡腹”之战，即“第二次蒙宋战争”或“忽必烈征服大理之战”至关重要。它使蒙古军在实施被称为“斡腹之举”战略计划的过程中，从吐蕃等部、成都府路、大理国、广南西路进入荆湖北路，形成了对南宋的迂回大包围，为最终灭亡南宋建立了战略后方基地。蒙古汗国在用军事建立和经营这一战略基地的过程中，采取安抚与羁縻相结合的手段，沿途委任土官，改变西南边疆土司区的空间布局，进而使这里土官群体逐步扩大。
1.蒙宋“斡腹”之战的展开
“斡腹”是蒙古汗国前四汗时期平夏、灭金、征宋的总体战略，其特点是避敌正面防线，迂回绕击，攻敌侧背薄弱之处。蒙宋“斡腹”之战的展开，源自郭宝玉的战略构想。早在伐金时，郭宝玉就曾向成吉思汗建议道：“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532]尽管这一伐金建议未得到成吉思汗的采纳，但却引起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的注意。
南宋绍定二年（1229）九月，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南宋端平元年（1234），蒙古汗国灭掉金国。端平二年，窝阔台汗根据郭宝玉的构想制定伐宋战略，派兵侦察大理国，并展开第一次蒙宋战争（1235～1241）。窝阔台汗制定战略是：组织西中东三路骑兵，绵延数千里出击四川、荆襄和江淮，重点突破川蜀，然后夺取江汉平原，顺江东下占领南宋临安。不过，蒙古汗国的“斡腹”战略计划，在端平三年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的蜀人吴昌裔所侦知。他奏道：“臣近闻鞑虏破阶（治所在今甘肃武都）窥文（治所在今甘肃文县），欲为斡腹深入之计，又攻打蕃族，径为间道取蜀之谋。”[533]同年冬天，他再次上奏：“臣自就列以来，便阅广西经略司据岑邈、谢济所申，以为敌已破大、小云南。云南与广西为邻，审如所申，广西事体直可寒心。今庙算深长，必能选有威风大臣控扼广西，如招兵积粟等事，或通湖南，或通广东，想皆次第施行，算无遗策矣。而臣之愚见，则以为上流尤所当备。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当时说者皆以为迂。”[534]从吴氏两次上奏可见，吴昌裔确实是一位富有远虑的军事专家，十分洞悉蒙古汗国对南宋的战略企图，只是其奏议不为南宋政府高层所看重。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自从吴昌裔在南宋最早指出蒙古汗国以西南边疆为突破点的“斡腹之谋”后，“斡腹”一词竟然成为南宋朝廷上下热议的话题，有所谓的“斡腹”“斡腹之计”“斡腹之谋”“斡腹之事”“斡腹之说”“斡腹之传”“斡腹之报”“斡腹之忧”“斡腹之虑”“斡腹之虞”“斡腹之病”“斡腹之议”“斡腹之防”“斡腹之备”等多种说法。[535]如人们在谈及“斡腹之谋”的应对之策时就曾说：“敌将扼吾吭而斡吾腹也，上方备邕（州）、宜（州）而忧襄（阳府）”；[536]“近之则聚伏波之米，吾蜀可收，奚扼吭之忧？筹文饶之楼，吾广可定，奚斡腹之病？”[537]
到了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第一次蒙宋战争结束。经过长达六年战争，蒙古汗国军队不仅在兴元（今陕西南郑）、沔州石门（今陕西略阳）建立了两个控制川蜀的战略据点，而且采取攻城略地、烧杀抢掠等方式扰乱了南宋川蜀地区，迫使南宋暴露出江汉防线的西翼。此时，南宋在蒙古骑兵的打击下，尤其在蒙古西路军之一部从川东取道黔州、施州前往增援正面攻击南宋江汉防线的蒙古中路军的突击下，被迫将原来的以江汉平原北部为重心、西连大巴山山脉和秦岭以南的川蜀、东接江淮的“一”字形军事防线，调整为向南开口的以江汉平原西部为重心，西接武陵山区之峡州、归州、松滋、施州、均州一线，东接江淮的“弯月形”军事防线。南宋调整军事防线的缘由与经过，为当时的金石碑刻所刻记：“嘉熙三年（1239），孟珙谍知蒙古塔尔海等帅众号八十万南下，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及请聚十万石以给军饷，以二千人屯峡州，千人屯归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驻松滋，为夔声援，增兵守归州隘口万户谷。乃蒙古至，珙密遣诸将御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营砦，分布战舰，遣兵间道抵均州防遏，且设策备御，未几，蒙古诉万州湖滩，施、夔震动。”[538]从记载来看，主要是湖北京西制置使孟珙调动本战区的部队改变了江汉防线的防御重心。他这种防御重心的改变，之后竟然使居于云贵高原一隅的大理国及罗氏鬼国等基本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第一次蒙宋战争后，蒙宋双方加紧“斡腹”之战及其应对的准备。南宋方面，早在南宋嘉熙三年（1239），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的陈隆就上奏宋理宗，“谓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请求巩固广南西路的边防。[539]淳祐元年（1241），据当时人刘克庄记述，“牒报鞑谋由交趾趋邕、宜，有旨令帅（刘伯正）整龊军马，漕（刘克庄）积聚钱粮，以俟调发。时杭相李公（李宗勉）初薨，余（刘克庄）始识斡腹二字。自辛丑（1241）而后，斡腹之备虑若缓若急，将信将疑，岁岁如此”；[540]“或言虏谋自安南斡腹，上欲起公（杜杲）帅桂（静江府），（史）嵩之凤台臣重劾”。[541]淳祐四年（1244），蜀人阳枋向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条书“用蜀便宜十二事”[542]，认为“二曰防遏间道。尝闻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万一敌人知我沿江守备严固，计必斡腹。若图斡腹，必于泸、叙径攻田（思州）、杨（播州）。田、杨万一不支，则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闯朝廷之后户”[543]。从上述记载来看，早在嘉熙三年至淳祐四年之间，蒙古汗国军队将取道大渡河攻破大理国、然后再取安南进攻广南西路乃至荆湖北路的“斡腹之谋”，已为南宋政府所知晓，然而宋理宗对此却似乎是置若罔闻。与南宋理宗态度相反，蒙古汗国方面，于淳祐四年（1244）派出兵从大理国以北过灵关至九禾（今云南丽江境）进行试探性攻击，并且击毙大理国王段祥兴所派前来迎敌的大将高禾。[544]蒙古汗国为了配合这次试探行动，由窝阔台汗第三子阔端致信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以下简称“萨班”），要他尽快赶到阔端的领地凉州（今甘肃武威）商讨吐蕃等部归顺事宜。慑于蒙古汗国的军威，63岁的萨班不敢怠慢，与其二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一起从萨迦起程，经拉萨，于南宋嘉祐六年赶到凉州。赶到凉州时，阔端已去蒙古参加贵由继任汗位的王公大会，致使萨班在凉州等待一年。一年之后，阔端回到凉州，双方“协商”结果是：吐蕃归顺蒙古汗国，吐蕃僧俗官民人等承认自己是蒙古汗国的臣民，服从阔端委派的萨迦等官员管理，原有地方官员只要填好载有官员姓名、百姓数字和贡物数量的表格，即可各复原职，否则予以军事打击。[545]之后，萨班发布《萨迦班智达致番人书》，分送各地僧俗领主，劝他们归顺蒙古汗国。这等于说吐蕃等部的归顺，使蒙古军南下攻占大理城途中可能具有的潜在战争阻力得到有效化解。
蒙古汗国试探性地攻击大理国，使南宋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淳祐五年（1245），宋人风闻蒙古军进攻大理之事[546]，随之，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李曾伯通过招马官、自杞等途径确认了蒙古军进攻大理以及大理告急求援的情况[547]，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孟珙随即调兵三千增戍广西，以为应对。[548]淳祐六年，李曾伯还奉令派董槐出使大理，以稳其心。[549]
到了淳祐十一年（1251），蒙哥即蒙古汗国大汗位。他即位后，一方面，鉴于南宋长江防线不易突破的现实，采用谋士姚燧的建议，仍借鉴当年郭宝玉提出的伐金策略，制订取道吐蕃、攻占大理、包抄四川、合兵鄂州、攻取江淮的被称之为“斡腹之举”的战略计划；另一方面，任命其亲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务[550]，接管阔端在黄河流域、西夏故地和吐蕃等地的全部领地，接着又以忽必烈为伐宋主帅，具体实施战略计划。接着，“斡腹之举”被稳步实施。
（1）取道吐蕃
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春，忽必烈率领副统帅兀良合台、诸王抄合也只烈、阿必失哈以及左手诸王共50余人，从漠北渡过黄河，经盐州（今陕西定边）、萧关（今宁夏固原）赶到六盘山蒙古军大营。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所派代表八思巴在阔端之子蒙哥都的陪同下，应邀从凉州赶到六盘山蒙古大营，前来与忽必烈会商过境伐宋大计。[551]此时，十万蒙古骑兵会集于此，[552]忽必烈以汪德臣所部为前锋军对南宋实施试探性攻击，以牵制住成都府路的南宋军队。
经过三个月战斗，汪德臣前锋军形成了对成都府路雅州、成都府、嘉定府战略攻击的态势。据当时人的追忆：“壬子（1252），虏酋铁骑火鲁寇蜀之嘉定，余帅急调播军赴援，杨文选马步五千委总管田万部从间道赴凌云。播军昼夜杀贼过江，嘉定一城，唯万山、必胜两堡最要，专以播军任责，我军以强弩射中粉青，一大酋应弦而倒，诸军相继，贾勇获胜，重围遂解。”[553]这说明，汪德臣所部在嘉定城的表现，确实吸引了南宋军队主帅的注意力。
六月，忽必烈在六盘山蒙古大营，举行祭旗誓师仪式，蒙宋“斡腹”之战正式开始。八月，大军挺进临洮（今甘肃临洮）。九月，十万蒙古军抵达忒剌（今甘肃迭部）。在忒剌，藏传佛教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1204～1283）拒绝合作，加之派往大理国招降的三位使者被大理国杀害，忽必烈被迫改变兵力部署，形成“三路跟进”南进松潘草地的态势。其中，西路军由兀良合台率领应对吐蕃的突发事件，中路军由忽必烈亲自率领继续南进松潘草地，东路由抄合也只烈率领策应汪德臣的前锋军。东、西两路大军直接策应忽必烈的中路军。忒剌分军以后，西路军和中路军一路未遇到抵抗，顺利穿过草地；而东路军在松潘草地的黄胜关、章腊营、松州一线，沿途遇到南宋军队的抵抗。
穿越松潘草地之后，三路大军分兵挺进，最后会师于大理国谋统府鹤州（今云南鹤庆）。其一是西路军。九月，西路军在吐蕃等部沿途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经理塘南进到中甸（今云南北部），之后在善巨郡东部的金沙江汴头渡（今云南丽江石鼓渡）击败大理国宰相高泰祥的军队，攻打白蛮郭寨，迫使“摩莎蛮主率先降附”[554]。十月，善巨郡（今云南丽江）一带的战事初定。伐宋副帅兀良合台坐镇善巨郡，一方面派人向远在成都府路黎州的主帅忽必烈报告战斗进展情况，敦促他速来大理主持战事；另一方面派玉律术前往大理城（今云南下关）招降。结果，玉律术一到大理城就被大理国宰相高泰祥等人杀死。其二是中路军。九月，中路军由成都府路茂州满陀城（今四川汶川）、西山野川诸部（今四川小金）抵达黎州（今四川汉源）。十月，他们经雅州鱼通、长河（今四川泸定）、宁远（今四川石棉）、富林渡（今四川汉源）、邛部州（今四川冕宁）、大理国建昌府（今四川西昌）、善巨郡贺头甸（今四川盐源）抵达善巨郡成纪镇。十一月，中路军从善巨郡汴头渡“革囊以济”[555]横渡金沙江，进至善巨郡石头关（今云南丽江境内）和谋统府鹤州（今云南鹤庆）。其三是东路军。九月，东路军从黎州渡过大渡河。十月底，他们经茂州（今四川茂县）、成都府一路攻击前进，抵达雅州（今四川雅安）。十一月，东路军沿西路军行进路线一路跟进，先后从雅州宁远、富林渡、邛部州、大理国建昌府、善巨郡贺头甸、成纪镇、汴头渡迅速抵达善巨郡石头关，并与中路军在谋统府鹤州会师。
（2）攻占大理
蒙古西、中、东三路大军在谋统府鹤州会师之后，中路军率先向大理城进发。南宋宝祐二年（1254）一月三日，中路军在大理龙首关与大理国王段兴智、宰相高泰祥及其弟高和组织大理军队展开激战。兀良合台西路军与抄合也只烈东路军随即赶到，大理国军队被迫退入大理城。蒙古三路大军随之跟进，猛攻大理城。一月五日，大理城破，高氏兄弟率部乘夜向弄栋府（治所在今云南姚安）方向潜逃，大理国王段兴智则弃城逃往威楚府（治所在今云南楚雄）、鄯阐府（治所在今云南昆明）。忽必烈亲自率军南出大理龙尾关，在弄栋府俘获高泰祥，将高氏解回大理五华楼（今大理城内）就地正法。
宝祐二年春，忽必烈考虑盛夏将至，蒙古军水土不服，派伐宋副帅兀良合台留守大理国，自己则率领中、东两路军原路返回六盘山蒙古大营。[556]据《世祖平云南碑》描述：“岁在壬子（1252）……十二月，（军）薄其都城（大理）。城倚苍山，西洱河为固，国王段兴智及其柄臣高大祥背城出战，大败，又使招之，三返弗听，下令攻之，东、西道兵亦至，乃登点苍山监视，城中宵溃，兴智奔善阐，追及大祥于姚州，俘斩以殉。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阐未附。明年春，留大将兀良合台经略之，上振旅而还。”[557]
忽必烈“振旅而还”以后，留守大理的兀良合台相继征服“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蛮三十七部”。[558]然而，所部减员严重。据拉施特在《史集》中讨论，由于云南地区气候潮湿，军中疫病流行，加之当地诸族顽强抵抗，因而蒙古十万大军最后生还者不过两万人，损失战马达40余万匹。当时蒙古军尚存三四万人的信息，亦为南宋所侦知。[559]之后，兀良合台率领留守大理国的蒙古军休整半年，元气有所恢复。同年秋季，他指挥蒙古军出击威楚府的罗部（今云南武定），进攻鄯阐府的押赤、昆泽等城，擒获了大理国王段兴智。
（3）包抄四川
宝祐三年（1255），兀良合台率兵攻占石城郡（治所在今云南曲靖）不花合因、阿合因等城。此时，由于“遣使以细嵯甫及段兴智入觐”[560]，因而，蒙哥汗则对兀良合台下达了“以便宜取道”，与南下重庆的铁哥带儿所率领的蒙古军会师的诏令。接到诏令之后，九月，兀良合台率军护送大理国王段兴智及其叔段福等人北进成都府路乌蒙部（今云南昭通市），渡过金沙江，通过“蛮汉分界”之地的石门关（今四川高县庆符镇），降服鬼国的赤秃哥和罗氏鬼国的鲁斯国，然后向北进攻罗罗斯，强渡马湖江（今金沙江宜宾段），北进马湖部（今四川屏山县）、嘉定府，然后向东南挺进潼川府路叙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沿长江北岸东下夔州路重庆府，然后北上合州（今重庆合川）渡过嘉陵江，与利州东路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南下的蒙古铁哥带儿军、汪德臣军会师。之后，大理国王段兴智与其叔父段福在南下的蒙古军铁哥带儿、汪德臣的护送下，从川中平原逆嘉陵江而上，经剑阁道（今四川剑阁县）北上漠北觐见蒙哥汗。至于这一过程，《元史》记曰：“出乌蒙，趋泸江，缘道划秃剌蛮三城，却宋都统制张实兵三万，夺其船三百艘于马湖江，遂通道于嘉定、重庆，自合州济蜀江，与征蜀军会。”[561]从这一事件本身来看，尽管兀良合台主要是为了护送使者北上，但却给南宋造成了会师包抄四川的强烈印象。
大理城被蒙古军攻占以及护送使者北上，使南宋政府确认了“斡腹之谋”的真实性。宝祐三年（1255）及第二年，南宋由此进一步调整战略防守重心，它以扩展的江汉防线为基础，尽可能地扩展江汉防线东、西两翼的长度。其西翼延展至思州、播州一线，东翼延展至澧州、鼎州、辰州、沅州、靖州、黔州所领诸羁縻州一线，构筑了一条连江汉防线、思播防线、澧鼎辰沅靖黔防线为一体的巨大的开口面向西南边疆的“U”字形战略防线。南宋朝廷令吕文德知鄂州，加强澧、鼎、辰、沅、靖五州的军备，令徐敏子加固黔州所领诸羁縻州一线的防线，令思播防线的守将巩固防线。[562]
（4）合兵鄂州
四川会师之后，宝祐四年（1256）正月，兀良合台奉命返回云南镇守大理。之后，他率军南下进攻“波丽国”（今云南普洱一带）。段兴智自漠北回到大理之后，也全力协助兀良合台“悉平诸部”。段兴智把管理各级政事权力委托给其弟段实（信苴日），自己则与叔父段福率领白僰士兵共两万人，引导兀良合台蒙古军征服大理诸部，并南攻安南。[563]五年（1257），段兴智、段福引导兀良合台蒙古军向东渡过元江，攻下了秀山郡阿僰部（今云南建水）。这一年，兀良合台“以云南平，遣使献捷于朝，且请依汉故事，以西南夷悉为郡县”[564]，得到蒙哥汗的嘉赏。蒙哥汗在解除忽必烈兵权、让忽必烈回开平藩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赋闲度日的同时，又“即军中拜兀良合台都元帅，佩银印，还镇大理”[565]。兀良合台则仿效金国战时统军体制，在大理建立了善阐、嵩明、阳城堡、巨桥、威楚、罗婺、仁地、于矢、磨弥、落蒙、罗伽、阿僰、宁州、大理上、大理下、阿宁、元江及建昌二万户府共19个万户府，以大元帅或都元帅为长官，并在万户府下设千户所、百户所，“各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566]兀良合台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就使原来的大理国完全置于蒙古汗国的军政治理之下。
安定原大理国以后，为消除蒙古军的后顾之忧，兀良合台随之着手解决安南问题。宝祐五年（1257）九月，他遣使招抚安南，结果无功而返。十月，兀良合台以段兴智、段福率领的寸白军为前锋军，率领蒙古军沿安南富春江（红河）河谷南下，向升龙（今越南河内）、日南攻击前进，迫使安南王陈日煚降附。
在北方，早在南宋宝祐四年，身在漠北的蒙哥汗召开蒙古宗亲大会“忽里台”，议定亲征南宋。宝祐五年十月，他令其幼弟阿里不哥与自己的儿子玉龙答失镇守和林（今蒙古国境内），自己则从漠北率军南下川蜀。在南进过程中，宝祐六年（1258）初，蒙哥汗形成伐宋新战略。其战略构想大致为：组织东、南、西三路大军，分别由诸王塔察儿（后改为忽必烈）、都元帅兀良合台和蒙哥汗自己统领。东路军从河南出兵，正南攻取南宋“U”形防线的中心荆襄之地；南路军从大理沿“U”形防线南翼北上，与东路军合攻鄂州；西路军从六盘山蒙古大营出发，攻取川蜀，暴露并吃掉“U”形防线的北翼，使之与蒙古汗国连成一片，然后合攻鄂州；三路大军会师鄂州以后，顺长江东下，攻取江淮，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灭掉南宋。此时，活动于西南边疆的兀良合台正从安南回师，进攻广南西路特磨道（治所在今云南广南）。二月，兀良合台率部返回云南行营。十一月，他接到蒙哥汗遣使传来的“取道长沙，期以明年正月与皇弟忽必烈会军鄂州”[567]的谕旨。兀良合台接旨后，“乃率四王骑兵三千”，在大理王段兴智的叔父段福率领的大理“蛮僰万人”（“寸白军”或“白衣没命军”）配合下，向两湖路开拔。他们在广南西路境内一路“破横山寨，辟老苍关……蹴贵州，蹂象州，入静江府”，然后，连破荆湖北路的“辰、沅二州”[568]。
蒙哥汗调整攻宋战略后，南宋方面为了阻滞东路军对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鄂州（今湖北武昌）、襄阳、荆州（今湖北江陵市）的战略进攻，进一步调整了荆襄防线。宝祐六年（1258），南宋在西南防线的正面自东而西，布置了一条光州（今河南潢川）、信阳（今河南信阳）、遂州（今湖北随州）、枣州（今湖北枣阳）、襄阳（今湖北襄樊）、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的防线，并加派重兵把守。这一调整无疑增加了西路蒙古军、东路蒙古军和南路蒙古军攻城略地的难度，使各路蒙古军屡受挫折。
西路蒙古军。南宋开庆元年（1259）正月，蒙哥汗下令西路蒙古军围攻合州。然而在半年时间里，蒙古军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攻击，还是未能破城。七月，蒙哥汗在一次攻城中被流矢击中，受到疾疫感染，在送往缙云山营地（今重庆合川区南）途中，死于金峡山温汤峡（今重庆市北碚区）。这样一来，西路蒙古军放弃向东挺进，退师北还，第二次伐宋战争被迫中断。
东路蒙古军。八月，东路蒙古军在忽必烈率领下渡过淮河。在渡淮河时，忽必烈侦知了蒙古汗的死讯，考虑到镇守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与侄子玉龙答失没有异常举动，他不动声色。东路蒙古军继续南进，进攻淮南西路光州（今河南光山），突破宋军防线，由荆湖北路德安府大胜关（今湖北大悟）进入淮南西路淮州黄陂（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区）。与此同时，张柔所部蒙古军自光州南下突破南宋军的荆襄东部防线，由淮州虎头关（今湖北麻城市富田湖镇）进入荆湖北路。九月下旬，两支部队会攻阳逻堡，南渡长江，进入鄂州外围。此时，亲王穆相派使臣来告蒙哥汗病故消息，并请忽必烈北还，然而忽必烈回绝道“我奉命南征，岂能无功而返！”[569]这是说，其用意是攻下鄂州之后再考虑北还夺取汗位之事。十一月，忽必烈率东路蒙古军猛攻鄂州城，并且在蒙古大营中断然拒绝了贾似道从淮南西路黄州驻地派来的密使宋京的求和请求。然而，从重庆转战岳州、鄂州的吕文德向鄂州军民告知了蒙哥汗的死讯，鄂州守军士气大振，守城更坚。有鉴于此，忽必烈为防范南宋军增援鄂州，分兵出击江南西路隆兴府（治所在今江西南昌）、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和荆湖北路岳州（治所在今湖南岳阳市）等地。[570]闰十一月，忽必烈侦知了阿里不哥在和林称汗的图谋，决定退兵，拔营北返和林。临行前，忽必烈办了两件事：一是对外宣称直取临安，迫使贾似道签订了《蒙宋密约》。根据《蒙宋密约》，宋蒙双方划长江为界，南宋每年给蒙古汗国贡绢20万匹、献银20万两。这使蒙宋边界从黄河流域的蔡州、陈州一线迅速推进到长江中上游沿线，进而形成“划江而治”的战略格局，它为蒙古军队以整个北方为基地，经过八年休整之后攻占江汉重镇襄樊、夺取江淮之地、占领南宋都城临安和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二是命令拔都鲁总领荆湖南北路的蒙古军，将之调往长江以北，同时命令偏师张杰、阎旺所部负责接应北进鄂州的南路蒙古军。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三月，忽必烈受部分诸王的推戴，在开平藩府即任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五月，定年号为中统。
南路蒙古军。就在忽必烈率东路蒙古军猛攻鄂州城的这一月，兀良合台所率领的南路蒙古军直抵荆湖南路潭州城下。此时，这支蒙古军经过一年的征战，已转战两千余里，“大小十三战，杀宋兵四十余万，擒其将大小三人”。兀良合台得知忽必烈围攻鄂州的消息，遣使与之联络。忽必烈闻讯，令拔都鲁从鄂州率领水军一千人、骑兵三千人到岳州，与自重庆顺江东下、试图增援潭州的吕文德军展开激战，迫使吕文德军乘夜突入鄂州。这样一来，潭州守军在荆湖南路制置副使向士璧的指挥下抵抗一阵之后，“不敢复出，壁城下月余”。十二月，南路蒙古军从潭州撤围。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春天，“也里蒙古领兵二千人来援，且加劳问”。然而，南路蒙古军在北渡长江途中遭到贾似道所派的夏贵水军袭击，不仅浮桥中断，而且战死了七百余人，最后，“遂自鄂州之浒黃洲北渡，与大军合”。[571]渡江以后，都元帅兀良合台被忽必烈解除兵权，返回上都（开平藩府）[572]，他从大理带过来的“寸白军”被宣布遣散，蒙宋“斡腹”之战完全结束。
2.西南边疆土官群体的迅速扩大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由蒙古骑兵发动的穿越青藏高原东缘走廊地带和云贵高原西缘、南缘、东缘走廊地带的具有大包围、大迂回特色的“斡腹”之战，不愧为中外战争史上气势恢宏的典范之作。尽管“斡腹”之战没有从整体上突破南宋的千里长江天堑，直接导致其灭亡，但蒙古汗国积极主动地争取民族宗教上层人士，沿途招抚当地少数民族，承认其已有地位，使之接受调遣，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少数民族人力资源，促进了民族融合，并且加速了南宋的灭亡。蒙古军借助这条潜在的“民族走廊”从西北转战到西南、中南，对南宋政府来说是“斡腹”，而对沿途少数民族首领来说却是一种“抚慰”。正因如此，被穿越的沿线少数民族区域先后设置了诸多抚慰型土官，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司区，构成了从元明清时期延续到民国时期乃至共和国初期的政府对西北、西南民族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这些土司区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又逐渐演化成为一条著名的“土司文化残留带”（简称“土司带”），进而在左右民族团结、边疆民族社会稳定和国家兴衰方面仍然发挥作用。正是由于南宋时期蒙古汗国在这一民族走廊地带设置了大量的土官，因而，西南边疆的土官群体，得以迅速扩大。其具体场景与情景如下。
（1）吐蕃等部土官的出现
无论是“斡腹”之战准备时期还是大规模展开时期，吐蕃等部控制区均为蒙古骑兵首当其冲的区域。为了减少战争阻力，蒙古汗国积极争取吐蕃上层宗教人士。如前所述，南宋淳祐四年（1244），窝阔台汗第三子阔端为了配合蒙古汗国对大理国的试探性军事行动，曾致信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请他尽快赶到凉州，商谈吐蕃等部归顺事宜。宝祐元年（1253）春，伐宋统帅忽必烈又邀请萨迦班智达赶往六盘山蒙古大营，会商过境伐宋大计。两次邀请，萨迦班智达均如约前来或派其二侄八思巴等人前来，且尽最大可能地满足蒙古汗国的愿望和要求，积极配合蒙古骑兵的军事行动。这与藏传佛教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拒绝合作的态度截然相反。尽管噶举派后来在蒙宋“斡腹”之战中并没有对蒙古骑兵带来什么不利。
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的配合态度，为该教派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斡腹”之战结束后，至元元年（1264），蒙古汗国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辖地包括今西藏大部分地区，以及四川、青海、甘肃部分地区），“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573]由吐蕃萨迦法王、帝师帕克斯巴（八思巴）总领其事。宣政院下设三个官府，分管吐蕃地区的军政事务。它们是：其一，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该衙门又称朵甘思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设在雅州（今四川雅安），下辖长河西宣抚司（今四川康定）、鱼通宣抚司（今四川康定）、宁远宣抚司（今四川道孚）、碉门宣抚司（今四川天全）、天全招讨司（今四川天全）。其二，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它又称朵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设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下辖松潘宕叠威茂州等处军民宣抚司（今四川松潘）。其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治所设在萨迦）。至元二年，八思巴返回吐蕃，向忽必烈推荐本家族的释迦桑波担任乌思藏宣慰使，释迦桑波被赐给卫藏三路军民万户的印鉴，主持当地政务。至元五年，总制院在乌思藏调查户口，建立驿站。至元六年，忽必烈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统领吐蕃之地。至元九年，又在吐蕃、西川界建立宁河驿站。这些现象表明，蒙古汗国为了回报萨迦派，在其治下设置“政教合一”的土官及其机构，只不过这些土官及其机构置于忽必烈大汗的亲属监领之下。如果说后来的藏区地方政治具有被“政教合一”化特点的话，那极有可能就肇始于蒙古汗国。
（2）大理国官员被置换为土官
“斡腹”之战的首要目标就是攻占大理，如何招抚大理、如何争取和安置大理国以段兴智为首的上层人物以及使大理国变成蒙古汗国的战略基地，就成了“斡腹”之战极关键的任务。正因如此，在招抚无效的情况下，通过众设土官的方式逐一实现找到大理国攻城向导、攻取大理城、活捉大理国王、安全护送大理国王觐见蒙古汗国大汗、感化大理国王、安置大理国王家族、诱使大理国王家族心悦诚服地主动充当前锋军配合蒙古汗国在西南边疆的军事行动并且感激蒙古汗国的目标，就成了“斡腹”之战必不可少的军事政治环节。正是这些环节的逐一实现，就使蒙古汗国在中国历史上成功地创造了改民族国家为土官政府和改国王为土官的经典范例。
事实上，蒙古汗国与大理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深刻地体现了上述一系列特点：一是招抚大理国。如前所述，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九月，伐宋主帅忽必烈派往大理国招降的三位使者被大理国杀害。十月，伐宋副帅兀良合台从大理国善巨郡（今云南丽江）派出的招降大理国的使者玉律术，又在大理城被大理国宰相高泰祥等人杀死。这两件事表明，蒙古汗国对大理国的招抚是无效的。二是寻找大理国攻城向导。招抚无效就意味着，武力攻夺大理城不可避免。如此一来，南宋宝祐元年（1253）十一月，归附的善巨郡摩些（纳西族）贵族阿良（麦良）被任命为察罕章管民官，从征大理时又被升为副元帅，赐虎符金牌，由他率领土兵充当蒙古军攻打大理城的向导。[574]三是攻取大理城与活捉大理国王。南宋宝祐二年（1254）一月五日，大理城被蒙古军攻破，大理国王段兴智弃城经威楚府逃往鄯阐府。同年春天，盛夏将至，忽必烈率中、东两路军返回六盘山蒙古大营，由伐宋副帅兀良合台留守大理国。经过半年休整，蒙古军元气恢复。当年秋天，兀良合台指挥部队进攻鄯阐府押赤、昆泽等城，擒获大理国王段兴智。四是蒙古汗国大汗感化大理国王及其家族。宝祐三年（1255），兀良合台奉蒙哥汗之令，护送大理国王段兴智及其叔父段福北上入川，与前来接应的铁哥带儿军会合。宝祐四年（1256）正月，兀良合台将段兴智及其叔父段福转交给南下重庆的铁哥带儿、汪德臣两军继续护送。在铁哥带儿、汪德臣的护送下，大理国王段兴智在漠北觐见了蒙哥汗。据《元史》记载：“乙卯（1255），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诏赐金符，使归国。丙辰（1256），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领其军。兴智遂委国任其弟信苴日，自与信苴福率僰、爨军二万为前锋，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575]从这则材料来看，段兴智因蒙哥汗的信任而心悦诚服地归附蒙古汗国，最终也以诚心赢得了“摩诃罗嵯（大王）”的封号，并且世袭管理原大理国蛮族事务。正因如此，他回到大理后，就让段福领军、段日管政，自己与叔父段福一起率领“寸白军”共两万人，充当兀良合台的前锋军，全心全意地引导兀良合台蒙古军征服大理诸部，南攻安南。在段兴智和段福的支持下，宝祐五年（1257），兀良合台平定了大理，他“以云南平遣使献捷于朝”，结果得到蒙哥汗的嘉奖，“即军中拜兀良合台都元帅，佩银印，还镇大理”。[576]平定大理后，兀良合台仿效金国战时统军体制，建立了善阐、嵩明、阳城堡、巨桥、威楚、罗婺、仁地、于矢、磨弥、落蒙、罗伽、阿僰、宁州、大理上、大理下、阿宁、元江及建昌二万户府共19个万户府，以大元帅或都元帅为长官，并在万户府下设千户所、百户所，“各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577]之后，宝祐六年（1258），段兴智和段福以“寸白军”为前锋军，引领都元帅兀良合台的蒙古军攻打安南，迫使安南王陈日煚归附蒙古汗国；十一月，段福率领“蛮僰万人”为前锋军，配合都元帅兀良合台率领的“四王骑兵三千”，远征广南西路和荆湖北路。这就是说，虽然上述行为仍留有安抚、围剿与羁縻并举的印记，但在原大理国及其周边范围内赐世袭封号、赐虎符金牌、赐金符、应调从征、建立少数民族管理机构等，已具备十分明显的以土官治理地方的特点。
（3）“斡腹”战后西南边疆的地方治理
蒙宋“斡腹”之战以后，西南边疆的治理与被治理在蒙古汗国统治区和南宋统治区，似乎表现不同。
其一，蒙古汗国对原大理国的治理。
在蒙古汗国统治区，原大理国的土官与蒙古汗国继续保持着朝贡关系，他们甚至接替蒙古军主持地方政务。之后，随着云南行省的逐步建立，原大理国及其周边地区设置了大量土官。据《元史》记载：蒙古中统元年（1260），“入朝，兴智在道上卒。中统二年，信苴日入觐，世祖复赐虎符，诏领大理、善阐、威楚、统失、会川、建昌、腾越等城，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578]从这则史料来看，“斡腹”之战以后因为蒙古汗国的汗位发生变更，段氏土官向蒙古汗国朝贡的频率很高，基本上达到了每年一次。朝贡之后，段日继任“摩诃罗嵯”，仍然获赐虎符，节制原大理国境内的各万户府及其下设的千户所和百户所。类似记载，在《滇云历年传》中似乎亦有进一步注解：“元既灭段氏而有其地，仍资其兵力以制服诸蛮。兴智死，仍以其弟段实总管守大理。二年，入觐，赐玺书，令为中庆总管，辖大理、鄯阐、威楚、统失、会川、建昌、腾越八府。仍令各处万户以下，并听节制。”[579]在这一注解中可见，段日变成了段实，大理总管演变为中庆总管，虎符变成了玺书。从两则信息的比较来看，此时的段日，当为原大理国范围内的最大土官。
然而这一格局，随着新的云南王到来被打破了。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封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还在王府之外并置大理、善阐、茶罕章、赤秃哥儿、金齿等处行六部。结果是，云南王的临镇宗王系统与中庆总管系统发生冲突，引起“威楚、统失、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的事件。[580]至元八年（1271），云南王忽哥赤在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王傅阔阔带等的协助下被人毒杀。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承认自己用人有误，他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送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581]。其意思很明显：安抚“远人”非赛典赤赡斯丁不可。于是，赛典赤赡斯丁被委任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云南管地范围辽阔，“东至普安路（今贵州普安）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今缅甸实阶区），凡三千九百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泡江（今越南莱州省黑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这就是说，今天的云南省全部以及贵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越南和缅甸北部，均在云南行省的管辖范围之内。在这辽阔的地域内，原大理国三十七部仅仅分为南、北、中三路，每路由达鲁花苏和总管共同管理。[582]赛典赤就任云南平章政事后，改革云南地方制度。据记载：“十二年（1275），（赛典赤）奏：‘云南诸夷未附者尚多，今拟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又奏：‘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并从之。十三年（1276），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郭奠祭，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又患山路险远，盗贼出没，为行者病，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一人、百夫长一人，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之。”[583]从这一记载来看，赛典赤的云南改革涉及多个方面，不仅有地方经济、文化习俗的改造，而且有政治军事新创制。尤其是行省政治军事方面，赛典赤既在“诸夷未附”之地设置“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又在“山路险远”之地设置由土酋吏（土吏）、百夫长管理的镇一级的机构，从而使蒙古政权渗透到云南民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他这一改革取向似乎旨在建立以土官治理为特色的云南民族地方辅助治理系统。
事实上，蒙古汗国在云南行省设置了诸多宣慰司与宣抚司。其中，设于今云南境内的有云南宣慰司、曲靖宣慰司（今云南曲靖）、大理金齿宣慰司（今云南保山）、临安广西元江宣慰司（今云南建水）、银沙罗甸宣慰司（今云南澜沧）、威楚开南宣慰司（今云南楚雄）和丽江路宣抚司（今云南丽江）、广西南路宣抚司（今云南广南）、剌章金齿等处宣抚司（今云南保山）、临安广西道宣抚司（今云南建水）、大理蒙化宣抚司（今云南大理），设今贵州境内的有乌撒乌蒙宣慰司（今贵州威宁）、亦溪不薛宣慰司（今贵州大方）和乌撒宣抚司（今贵州威宁），设于今四川境内的有罗罗斯宣慰司（今四川西昌）和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今四川屏山县），设于今泰国境内的有八百宣慰司（今泰国清迈）、蒙庆宣慰司（今泰国昌盛），设于今缅甸境内的有邦牙宣慰司（今缅甸阿瓦）。这些宣慰司与宣抚司，最初监领将军事统治时期的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至元十三年（1276）赛典赤“初置郡县”以后，又下领路、府、州、县。
其二，南宋政府对江南西路和荆湖北路的地方治理。
南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春，南路蒙古军从荆湖北路鄂州浒黃洲北渡长江。渡江时，段福从大理带过来的乡兵“寸白军”或“白衣没命军”被安置于荆湖北路鄂州和江南西路隆兴府、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一带驻防。然而，兀良合台渡江后被忽必烈解除兵权，“寸白军”也被宣布遣散。此时“寸白军”处境艰难。尽管他们仍然控制着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的一些府州，但江北蒙古大军无法驰援，基本变成了一支被南宋军队围困的孤军。面对窘境，段福将校尉一级军官派往各县，由他们担任县知事，分管军民两政。之后，他排除万难，率领一部分人员秘密返回大理。
在校尉级的军官中，王朋凯被派往江南西路筠州担任县知事。原居于大理宁北赕（今云南洱源）和谋统府（治所在今云南鹤庆）一带的谷均万、钟千一等校尉，因与王朋凯互有姻亲关系而投奔于王朋凯治下。如前所述，南宋德祐二年（1276），由于谷均万、钟千一等人思念远在千山万水的故乡，因而，王朋凯与两个儿子一道，护送他们以及熊、李、高、杨、孔、张、施、车、于、马诸姓一行数十人，向西找寻归乡之路。凭着模糊记忆，他们“溯长江，渡洞庭，漫津澧，涉慈阳（今湖南慈利县）”，有时沿途乞讨，来到了荆湖北路澧州索口寨（今湖南武陵源区）和安福寨（今湖南桑植）桑植向氏土官领地。他们发现那些后来被称之为“谷家錾字岩”（今湖南永定区教子垭镇）、“王家覆锅岩”（今湖南桑植县芙蓉桥乡）、“钟家狮子岩”（今湖南桑植麦地坪乡）、“熊家鱼儿岩”的地方，地旷人稀，民风淳朴，山环水抱，最后干脆在这些地方开山种土，搭建草棚，安家落户。一切安排妥当后，王朋凯留下长子王世源在此创业，自己则携带次子返回江南西路筠州从政。[584]
这就是说，与蒙古汗国在原大理国地方所表现出来的军事和政治控制相反，南宋政府对江南西路乃至荆湖北路的地方社会控制力和渗透力度较弱。正因如此，才为留守于江南西路的“寸白军”残部，提供了为期15年的地方治理、地方适应和最终落籍耕种于澧州安福寨一带向氏土官领地的难得机会。
小结：从北宋到南宋，与隋唐中央政府不同的是，政府以武力为后盾建立了大量的抚慰型机构，这些机构的官员最初行使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安抚和防御少数民族的职能。其设于西南边疆的安抚司，有广南西路的安抚司、荆湖北路安抚司与宣抚司、夔州路安抚司与宣抚司、梓州路（潼川府路）安抚司。当时抚慰西南边疆各“溪洞”首领的目的，是使他们率领族众归附中央政府。归附的各“溪洞”少数民族群体，基本上在各路、府、州、县所设置的羁縻府州县峒之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安置之后，由其首领世袭担任各级羁縻机构的长官，仍沿用“蛮夷之俗”治理其族众。在羁縻治理过程中，两宋之交，西南边疆正式出现“土官”一词。这些土官在北宋晚期只是指称黔南路、荆湖北路和广南西路所设“溪洞司”的官员，到了南宋中期，荆湖北路靖州出现的“土官”就专指酋官与都幙（长者）了。它属于他称，是国人对于蛮酋、都幙、酋官等的一种贬称。随着“斡腹”之战在空间上的逐步展开，蒙古汗国在原大理国境内和吐蕃等部控制区，设置了大量的被称为“摩诃罗嵯”、万户、千户、百夫长、宣慰司、宣抚司、土酋吏（土吏）等土官。这样一来，使土官群体得以迅速扩大。所以说，土官的出现与群体壮大是外来汉族当权者和外来少数民族当权者对少数民族原居民交替治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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