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联”的办学方向是面向农村，面向老区，面向贫困边远地区，目的是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过得硬”的乡村医生。应该说在这之前，还没哪一家国办或民办大学开创这样的先例，这样定位是否明智呢？还要看结果。“冀联”学子的就业率是90%以上，而且是自谋职业，各自实现其价值。所以，这个百分数的得来，就显得尤为不易。“冀联”的实习基地分散在石家庄的省市各大医院，另外每年还有四五十名学生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实习，这种待遇，有些国办医学院的学生都享受不到。为什么？不是“冀联”门路宽，也不是学校领导们神通广大，而是“冀联”的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医德医风高尚。“冀联”创办以来，每届毕业生实习都会成为“基地”医院的抢手货。我在“冀联”实习“基地”采访，不管是院领导，还是科主任、普通医生，对“冀联”的学生评价都很高。一是这些学生都很虚心好学，善于钻研，遇事打破沙锅问璺（问）到底；二是朴素勤快，有责任感，吃苦精神强，一些国办大学的学生不愿于的脏活累活，他们都抢着干，抢着替医生值班；三是文明礼貌，尊重老师，比如，给医生倒水，递毛巾擦汗，说话彬彬有礼，举止落落大方．，一位外科主任对我说，“冀联”的学生第一次来实习的时候，我持有偏见，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民办大学的学生来大医院实习，在我们印象当中，民办大学的学生素质都很差。入学之前，都是高考落榜生，再就是一些民办学校办学的目的大都是为了赚钱，教学质量低，更不注重素质教育。所以，“冀联”的学生来医院实习，我有抵触情绪，等实习几个月下来，我的看法转变了，他们似乎很注意“冀联”的整体形象，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是民办大学的学生感到自卑，很愿意显示自己的实力，敢于与国办大学的学生较量，看看到底谁有本事，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
我想这就是“冀联”学子的个性，就凭着这种个性和综合实力，他们扭转了社会上特别是医学界对民办高校学生的偏见，实现了自身价值，确定了自己的位置。据不完全统计，13年来，从“冀联”走出的学子，有100多名被北京、河北各大医院留用；有60名当了全国各地大小医院的院长、副院长、科主任；有上千名当了农村个体诊所的所长。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里名医辈出，医院如林。短短的几年内，从“冀联”走出的学生中，竟有60多人活跃在12所医院，从事着医师、护士工作。北京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是一座与国际红十字会接轨的医疗机构，这里就有“冀联”毕业的21名学生，“中心”内设的10个科室中，有8个科室主任是“冀联”的学子。时任ICU病房主任的任新荣同学，负责操作美国惠普公司的X心电监护仪，全自动心脏除颤仪，自动降温塔等高精度仪器；霍明利同学曾做过院长助理，后来进修了血液透析，改做急诊工作。在北京三路居医院工作的有许忠有、吴彩直、于秀菊，这三位同学也是该院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冀联”留京工作的60名同学，无一是北京人，但其中有6名同学已在北京结婚安家，有的找了北京妻子，有的嫁了北京丈夫。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冀联”学子的实力。
张健康——一一个人救活了一个医院
邯郸市峰峰矿区通二矿医院坐落在驰名中外、风景秀丽的响堂山西麓，医院的规模虽然不算大，外观也并不华丽，但无论是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素质，还是医院的管理和设备，以及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峰峰矿区所有的几十家县级医院中首屈一指，竞争力最强，这家医院的院长就是冀联医学院毕业的89级学生张健康。
1972年，17岁的张健康参加了矿务局举办的中专医训班，毕业分配到通二矿职工医院，跟一位老主任学习耳鼻喉科专业。在临床实验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极需要充充电，当时他已经32岁，到哪儿去充电呢？这个年龄，上正规的大学是不可能了，而花钱随便进一家学校，又怕白浪费几年的时间什么也学不到。就在他犹豫的时候，他从《河北广播电视报》上看到了冀联医学院的招生广告，一看是部队离退休老干部办的，他没跟任何人商量就报了名。当时正是“冀联”创办的第一年，学校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客串的老师却都是有名的专家教授，教学质量非常高，而最有特色的是学校的军事化管理，使学校学习空气浓厚，秩序井然。他在适龄青年的时候就想当兵，只是那时候当兵走后门太厉害，青年人都想往部队里钻，自己也没捞着机会，没成想32岁了，却过上了准军事化的生活。在校期间，院长邹本兴亲自提议他当学生会主席，主要是看着他在126名学员中年龄最大，再就是手脚勤快，他每天早晨比别人提前半小时起床，把几条长长的楼道打扫得千干净净。有人讽刺他，你是学雷锋来了，还是上学来了。他说，我学雷锋上学两不误。三年的时间，他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知识长了一大截，尤其是在耳鼻喉科领域的长进，为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张健康毕业后又在河南医大附属医院实习了一年。之后，他回到二矿医院，这时，正赶上老主任退休，院里决定由他担任耳鼻喉科主任。这期间，他利用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成功地做了多例耳科鼓膜成形手术，这在当时邯郸地区医学界尚属空白。1992年5月，张健康担任了业务副院长；1996年8月，又被任命为职工医院院长。当时院里各科主任都是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只有他是民办大学的学生，有些人嘴上虽然不说，心里却不大服气。也有人认为，你张健康业务是有两下子，但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究竟怎么样，这些可不是民办学校教出来的。张健康心里有底，在“冀联”学习三年，他学到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从邹本兴等老同志们身上学到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以及科学管理的经验，这些都是在别的学校学不到的。
张健康上任伊始，由于全矿处于亏损状态，医院也受到影响，经济效益不景气，奖金得不到兑现，困难时连工资也发不出，全院上下人心涣散，许多人要求调离，医院几乎要散摊子了。张健康上任以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他烧的第一把火就是大刀阔斧地精简整编。过去院里人员勾心斗角，互相扯皮，科与科之间和科室内部闹不团结，影响了正常工作和医院的声誉。张健康去粗取精，精兵简政，由原来的全院300人减至150人，床位200张减至120张，并把医院大胆地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
张健康的第二项措施是实行新的核算制度。一方面在各科室实行岗位工资和收支联挂，自负盈亏，多创多得，少创少得，极大地调动了全院各科室创收增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大胆放手，鼓励业务水平高的医生走出医院，到外面应聘出诊。这样一来，既增加了经济效益，又在社会上扩大了知名度。他推行的第三项措施就是引进设备，更新换代。医院先后引进了东大阿尔派-2000型CT机，美国惠普-100型心腹两用B超机，脑电地形图仪，心电图仪，X光机等新型检查设备，以及血稀治疗仪、手术电刀、麻醉治疗仪等医疗设备，共计16台，价值300多万元。这些设备技术的引进，使医院的临床诊疗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目前在矿区十几家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诊断符合率，其他医院根本无法抗衡，使医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另外，张健康还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医院要更好地向前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所以，医院要建立人才竞争机制。几年来，他陆续派出业务骨干到北京、石家庄、邯郸等地进修，使全院各科的医疗服务状态得到了改观，并相继开展了脑外、胸外、骨外的治疗项目，和心血管疾病等老年病特色门诊，年收入达300多万元，人均创收2万多元。就这样，在矿区医院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张健康带领职工医院走出了困境，并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张健康救活了一个医院，干出了成绩，使不服气的人服了气，服气的人更佩服，更高看一眼。有记者采访他，有同行向他讨真经。他说，这些本事，都是我的母校——“冀联”给的，三年的时间，它给我的不仅是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精神和信念，这是我一辈子受之不尽的。
张健康没忘记母校，没忘记恩师，没忘记给他谆谆教诲的邹本兴院长。每次到石家庄，不管是公出还是私访，他都要到“冀联”看看，隔三岔五就给邹院长打个电话，聊起来就没完没了，他爱人诉苦说：“我们家的长途话费都是打给石家庄的。”
刘群——年轻的女院长，不孕不育症的克星
采访刘群，费了一些周折，据“冀联”提供的线索是石家庄市石岗医院副院长。这家医院不好找，等找到了，一问，人家说刘群在几个月之前就调到桃园医院去了。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对石家庄市区路不熟，走了不少冤枉路，等找到了，也十点多钟了。
刘群看上去有30多岁，中等身材，略显消瘦，说话稍有点天津味儿。当我说出自己的判断时，她很开心地笑了，说：“你这耳朵功能不一般，算你猜对了，我小时候是在天津长大的，但口音早改得没天津味儿了。”她见我也善幽默，最后一句干脆说纯天津话，于是，我就接着跟她逗：“天津人哏儿，说话好听，要不怎么叫京油子卫嘴子呢。好，现在该审问你了，你就有嘛说嘛吧。”
因为说半生不熟的天津话，使我们没有了陌生感，所以，刘群说起来也无拘无束。
1987年对我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年，我高考落榜感到灰溜溜的。领到通知书的同学请我去吃饭，我说头疼，然后自己黑着灯，一个人在屋里流泪。流完泪，觉得还是无法排遣内心的痛苦，就弹钢琴，弹的都是忧伤的曲子。妈妈进屋了，把灯打开，然后递给我一张报纸，她说那上面有冀联医学院的招生广告，是部队离退休老干部办的，让我考虑是否报考。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企业的领导，对我们从小就灌输管理方面的学问，看样子想让我长大了继承他们的事业。我自幼爱好音乐，想上一所正规的艺术院校，将来在声乐或器乐上有所发展。父亲爱好音乐，精通各种乐器，但他不主张我把音乐作为事业追求，作为业余爱好还可以。我的第二理想是当白衣天使，通过自己的技术去为别人解除痛苦，所以，看了妈妈送来的广告，我动了心思。当时我也做了两手准备，如果学校不理想，马上退学，反正自己还年轻，学什么都来得及。入学之后，我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院领导都是一帮老头儿，说话满嘴的胶东口音，能办好一所大学吗？那是“冀联”创办的第一年，学校的环境也实在太艰苦，教室和饭堂不分家，上完课，就在课桌上吃饭，收拾完残羹剩饭，又接着上课。让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每天出早操，院长们一个不落地站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跟着跑。天爷，这哪是上学，这不是当兵吗？我有了退学的念头，跟爸爸一说，他来了精神，非要跟我到学校看看去。爸爸在学校溜溜儿看了一天，又跟邹院长交流了好多话，回来跟我说：“刘群，这学咱上定了。走着瞧，说不定你将来能弄个院长当当。”
1990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西三庄卫生院工作。工作一年之后．我感到自己学到的东西有点施展不开，就把想法和邹本兴院长说了。邹院长问我，你以后打算在哪种专业上发展？我毫不犹豫地说：妇科。没过多少天，邹院长就把我介绍到石岗医院学习治疗不孕不育症。走之前，我干脆办了停薪留职。这家医院是治疗妇女不孕不育症专科医院，我一边学习一边向老大夫请教，技术水平提高很快。1993年我被聘为该院院长助理，一年以后，任命我为业务副院长。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到20世纪末，不孕症竟同心血管疾病、肿瘤一起，成为威胁人类的三大疾病之一。于是，院领导决定，重点发展不孕不育症专科，同年，引进了世界首创高科技产品——妇科诊疗自控仪。此仪器的引进，提高了不孕症诊断的准确率和受孕率。这对宫腔疾病不育患者，确实是福音。经过一年多的理论研究和临床观察，我写了一篇题为《妇女诊疗仪配合中西药物治疗子宫性不孕的临床观察》的论文，并被省级刊物采用。论文发表后，我在激动之余，就是首先把论文寄给邹院长看看，邹院长看完论文后，马上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
1995年底，由于不育症专科成绩突出，经石家庄市科委审批，正式成立了河北省首家不孕不育症研究所，我任副所长。我不满足现有的成绩，继续开发新技术，探索新领域。1996年，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学习、筹备，我们的实验室终于开展了自己的高新项目：精子体外改善法，通俗讲就是给精子“洗澡”，这种方法是沙里淘金，寻求高质量生命，即对男性不育患者，利用先进技术分离出质量上乘的精子进行夫妇人工受精，可极大地提高受孕率（达50%以上，在全国同行业中较高），这不仅对不育症有较好的治疗作用，而且对优生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现在，全国各地与我们合作的网点有50多个，我们每年还定期举办两次培训班，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应该说，我在石岗医院干得还算不错，自己的价值得到实现，所取得的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在我干得最起劲的时候，我原来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找我，劝我到桃园医院当副院长。理由是怕人才流失，还有我是停薪留职走的，我还算原单位的人，如果我不回去，人家就做开除公职处理了。我寻思了寻思，觉得人还是有个安全的归宿好，在哪儿干不是干，只要舍得卖力气，下功夫，在哪都能干好。想通了以后，今年1月份，我就到现在的单位报到了。
我是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邹院长这个人，可以说能影响我的一生，我所取得的成绩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我在石岗医院的时候，他在百忙中看过我两次，我在最苦恼的时候，他给过我鼓励，在我忘乎所以的时候，也给过我警示，我毕业这么多年了，一直跟他保持联系。去年我听说他儿子在车祸中丧生，我担心邹院长会挺不住，就想打电话安慰安慰他，可我几次拨通电话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把电话放下了，我鼓起勇气又拨通了，可刚说了一句：“邹院长，你要节哀啊……”自己就先哭上了。除了替邹院长难过以外，我还替他鸣不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人，这样的灾难为什么偏偏降临在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的头上？
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刘群的眼里已蓄满了泪花，她极力掩饰自己，并强装笑颜，但她还是失败了。
张建奇——革命老区来的免费生，留校当了副院长
冀联医学院每年招生都专门有特殊指标，即为老少边穷地区免费培养乡村医生。1990年，“冀联”给了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两个指标，阜平县教育局经过反复衡量，把其中一个指标给了在城南庄镇花山当民办教师的张建奇。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山西省临县双塔（中央后委驻地），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岢岚、神池等地翻越五台山，于4月11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一住就是八十天。其中在敌人轰炸城南庄时，毛泽东移居花山村。在花山村，毛泽东发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的指示，十天后，毛泽东由花山村赴西柏坡。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在花山村，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能讲上一段毛泽东、周恩来的故事。张建奇的爷爷奶奶曾是毛泽东的房东，如今，张建奇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而那几间土坯房还保留着，供外边来的人参观凭吊，对本村的后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城南庄人都为之骄傲和自豪，这里曾是党中央所在地，毛泽东曾在这里住了八十多天，这里留下过伟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这里曾和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有了城南庄，才有革命圣地西柏坡，有了西柏坡，才有了三大战役，有了三大战役，才有了新中国。
张建奇接到冀联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后，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讲起毛泽东和花山村的故事，讲起中国革命是怎样的来之不易，勉励他一定要好好读书，回来好好为父老乡亲们看病。尽管张建奇是免费上学，尽管家里穷得没任何积蓄，父亲还是把家里该卖的东西卖了，该张口的人家都借了，给他凑够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临走的时候，父亲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一再嘱咐他：“孩子，你可得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学习对不起毛主席。”
张建奇入学的时候，“冀联”还没盖校舍。当时只招了三个班，他学的是西医大专班。刚一入校，张建奇的第一感受是：学校经济条件这么差，还给部分同学免费，实在是自己没想到的。就因为这，自己没有理由不在学校好好表现。张建奇在家当过教师，年龄也比一般同学大，为此，学校指定他为团总支书记。他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组织团员青年到动物园进行献爱心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到街上开展学雷锋做好事、咨询服务等活动，课外活动搞得很丰富，很活跃，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也建立起了他在同学们当中的威信。
毕业前实习，是每个同学走向工作岗位的关键一步，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实习环境，都想到一个好医院实习。学校是按分数排，班干部另外加分，谁分数高，谁就到大医院实习。这样一来，张建奇就理所当然地分到了省一院，这是每个同学都巴不得的事，可张建奇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实习要收实习费，越是大医院收费越高，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七凑八凑还是不够，想打电话跟家里要，电话打到村委会，是父亲接的，父亲问他有什么事，他支支吾吾。他知道这两年家乡连续大旱，粮食歉收，家里根本没有富余的钱，所以，那个“钱”字没说出口，他就把电话放下了。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免费生只收一半实习费，这是邹本兴出面跟省院协调的。
毕业前，邹本兴把张建奇叫到办公室，问他毕业后打算到哪儿工作，他毫不犹豫地说回花山村，在学校学习三年，他一直没忘记父亲送他时说的话：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好好为父老乡亲看病。没成想，邹院长却说：“学校经过考察和研究，打算把你留校，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这是张建奇怎么也没想到的，激动之余，他说：“邹院长，我服从您的安排。”
邹本兴把张建奇留校，主要是看他有管理方面的才能。在这之前，“冀联”没有留校生，张建奇留校后先当了一个多月的班主任，后来被提升为总务处副处长，1998年，被任命为副院长。
张建奇说，他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自己能免费上大学；二是没想到毕业后能留校；三是没想到能当上副院长。
在“冀联”的领导班子当中，张建奇的年龄比其他院领导差了一大截，最年轻的副院长也是他父亲的同龄人，起初是院领导和普通学生的关系，现在却是平起平坐，他觉得有些不自在。所以，他没把自己当副院长看，而是把老领导们继续当老师、父辈看。比他年龄大的称呼他“副院长”，他赶紧说：“还是叫小张吧，这样听着还舒服些。”学校管理人员少，别看说起来是院长副院长的，但忙起来不管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什么都得干。张建奇年轻，更得样样干在前头，他分工搞基建、管食堂，都是跑腿的活。“冀联”自1992年盖起了主体工程教学楼，到1999年，一共盖了15座大楼。平均每年将近盖两座楼．这七年是“冀联”基础建设“大跃进”的年代。张建奇当副院长这两年，正赶上“冀联”盖两个研究所和附属医院，他一天到晚打电话、跑建材、找包工头、签合同、做施工计划，有邹本兴这个“抠”院长当家，哪怕买几百元钱的东西，也要货比三家，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跑断腿磨破嘴，最终实现邹本兴的一句话“拿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好在“冀联”有了自己雄厚的固定资产，也有了社会影响和经济信誉，银行贷款不再发愁。张建奇办事认真，不怕辛苦，效率也高，把基建任务交给他，邹本兴放心。
“冀联”在校学生有4000多名，比一般国办医学院学生还多，所以，食堂管理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1998年之前，学校只有一个食堂，一到开饭时间，4000多名学生呼啦啦挤在一个食堂打饭，速度慢，秩序乱，同学们怨声载道。另外，因为食堂是独家经营，没有竞争意识和质量意识，卫生条件差，饭菜质量低，且价格偏高。张建奇把情况向邹本兴作了汇报，并建议通过招标的形式改革食堂，改善学生的就餐环境。这项建议得到邹本兴等院领导的支持，张建奇马不停蹄地召开招标会，由于“冀联”名声在外，前来投标者趋之若鹜，学校食堂化整为零由一个变成了五个。正常经营后，各家食堂都拿出自己的本事展开竞争，有的在饭菜质量上下功夫，有的在就餐环境上下功夫，有的通过降低饭菜价格来吸引学生。到了开饭时间，学生们不再在一家食堂里拥挤，想去哪家就去哪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最年轻的副院长，张建奇干得很上劲，和邹本兴院长一样，觉得每天精力特别充沛。他会开车，学校里有台小面包，出门办事，或有什么接送人的事，他就顶司机用，不管长途短途，跑起来乐此不疲。前年，已到而立之年的张建奇成了家，爱人是石家庄市的，比他小6岁，去年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张建奇乐得很开心。回忆起从免费上大学到留校到当副院长的经历。张建奇说：“对我来说，除了生命是爹妈给的，其他都是‘冀联’给的，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脚踏实地地为‘冀联’做贡献。”
李舒言——用生命探索颅脑禁区
李舒言是冀联医学院89级毕业生，现任石家庄脑系专科医院脑系科主任。多年来，他在颅脑疾患的治疗与科研领域方面造诣颇深，他先后为2000多名患者解除了疾痛，使550名危重病人获得了新生。
1991年，李舒言被分配到省二院实习。两个月后，科领导便让他独立管理病人，最多时他一人管理35个患者，工作量之大，不是一般实习生所能胜任的，就连河北医科大学的实习生也没有单独管理病人的先例。当时在省二院实习的“冀联”学子和国办高校的实习生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在艰苦的学习环境里造就的兢兢业业的白衣战士，后者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所以，在实习中的表现差距很大。“冀联”的学生找活干，抢活干，把实习当做在学校学习的延伸，而国办大学的学生则把心思用在拉关系跑单位上，把实习作为一种应酬。著名心脏内科专家黄希正教授经常在各种会上表扬“冀联”的实习生，并经常向“冀联”的领导老师们反映学生的实习情况，得到表扬最多的就是李舒言。
李舒言勤恳的学习工作态度与优秀的业务水平，得到了院领导和专家的赞赏，实习一结束，他就被脑系专科医院录用，并担任主治医师。1992午3月，医院从山西引进了一套“颅钻”。当时这种“颅钻”只能打开两毫米的颅孔，引流管口径也很细，脑中的淤血抽不出来，风险大，许多危重病例做不成功。面对这个花了大价钱。科技含量并不太高的“颅钻”，脑系科从主任到大夫，都叹气连声，一筹莫展。李舒言把在“冀联”上学三年的笔记重新翻了一遍，又参考有关资料，他向主任提出改造“颅钻”的方案，主任没小看这位民办大学的高才生，同意他进行改造。在科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他首先把“颅钻”直径由2毫米扩大为4毫米，然后又制作了引流管、探针，通过CT定位后，选准血肿的中心点和血管走行少的“盲区”，用“颅钻”开孔后，下探针刺探脑硬膜，穿过“盲区”，直达血肿中心，再下引流管，把“尿激酶”注入淤块，把淤血溶开，然后顺利抽出。这一改造与发明，使全科人员很兴奋，也给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李舒言并没盲目乐观，而是继续他的发明创造。研究到最后，他可以把针下到脑室、第三脑室，甚至下至历来属于禁区的小脑。使开颅手术极大地降低了致残率，手术成功率非常高，而且手术功能恢复快，治愈率达90%以上。李舒言还经常应邀到贫困县区为农民患者服务，在赞皇县、栾城县、大名县、灵寿县做了200多例，成功率为100%，当地群众对他千恩万谢。
李舒言认为，颅脑系病人重点在于急救，要尽量缩短从入院到手术的时间，这中间的一分一秒都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而急救也最能体现一个医生的技术水平和基本功。对手术后病人的康复，他主张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原则，配合中药、针灸、按摩等手段，使病人从整体上得到调整，加快大脑及各部分功能的恢复，通过临床实践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李舒言还认为，作为一名脑系内科医生，在具备了良好的诊断学、生化学等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更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临床实践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最后要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方式方法。
谈起母校冀联医学院，李舒言总是感慨万千，他说：“说实话，我没想要成名成家，我只是向世人证明，成才与否，并不在于你是毕业于国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关键是你在学校是不是学到了真本事。自古英雄不问出身，你的本事得到了承认，也是对你的母校、你的老师最大的褒奖。”
“冀联”学子出了许多城镇医院的院长、科主任、主治医生，这些都是“冀联”的财富，也是“冀联”的骄傲，值得把他们的业绩在这本书里展示。但我在采访过程中，最感兴趣的还是“冀联”学子在农村医疗岗位上的创业成就。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冀联”的办学方向是面向农村，面向老少边穷地区，邹本兴发明的“小康村诊所”，是怎样在“冀联”学子手中变成现实的，改革开放后老少边穷的村民是怎样在“小康村诊所”就医的？还有一个原因，我也出生于革命老区，了解并关注父老乡亲们的就医状况，就医环境与条件，关系到农民的生老病死，关系到他们生命的质量与命运的把握。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从骨髓里希望我的父老乡亲能够走出缺医少药的困境，而获得健康保障。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还是把着眼点放在回到农村创业的“冀联”学子身上。我预感到，在采访他们的过程中，会勾起我感情深处的许多东西，我想，一定会是这样。
刘玲鸽——野北村人生命的主心骨。村长说：“野北村少了我可以，但少了刘玲鸽，老百姓可不干。”
在“冀联”翻毕业学生档案，看得眼花缭乱，邹本兴知道了我的企图，对我说，你不要乱翻了，“冀联”毕业的学生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这样吧，我给你提供一个采访对象，保证能让你达到目的。我问：谁。他答：刘玲鸽。我问：她在哪儿？他答：曲阳县灵山镇野北村。
出了石家庄市往西北方向走，就是奔曲阳县的路，山路曲曲弯弯，高高低低，2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4个多小时，路上随便找个地方吃了点饭，等到了野北村，已是F午1点多钟了。在山区来说，这也一定是大村了，村里人看来过得不算穷。我这样判断的依据是房子，村里的砖瓦房占大多数，排得也比较整齐，但从环境卫生的角度看，那就绝对是农村的概念了。一进村，我打听去卫生所怎么走，有一个年轻入主动给我们带路。正要走，围上几个老太太，其中一个不太友好地问我：“你找刘玲鸽做啥？”我说：“采访。”老太太说：“采访行，但调走不行。谁把她调走，我就让谁给我看病。”我听了这话，心里很得意，这回我采访到实实在在的“好人好事”了。
我碰上刘玲鸽的时候，她正要出诊。刘玲鸽，一位28岁的农村姑娘，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留一头短发，用根猴皮筋往后面一扎，就把头发们给打发了，皮肤红里稍微透着一点黑，印证着农家女的健康。如果从外观看与农村姑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从而透露出她朴素之中的斯文。我上前叫了一声：“刘所长，你好。”她的脸马上变得更红：“别，别价，别这么叫，叫我小刘吧。”她的口音是稍带点方言的普通话，到底是大学生，与周围群众言谈举止都不一样。我说明来意，她说：“那咱先回卫生所吧。”我说：“不用，我想来个现场采访，正好也不耽误你看病。”
患者是个上初一的小姑娘，叫刘静，患了呼吸道感染。刘玲鸽麻利地给她量体温、听心速、测血压。然后从写有“为人民服务”的药箱里取出药品，配好药液后，挂在衣帽架上打点滴。从用棉球酒精的细致消毒，到一针见血的静脉穿刺，动作规范、利索、灵巧，没见病人做任何痛苦的表示。看了这一系列的动作，我又想起了我老家的那位赤脚医生，是怎样的用酒代替酒精，用白开水涮针头消毒的镜头，我不由得又为家乡父老的健康安危捏着一把汗。
患者家里聚集着好多人，他们是等着看病的。因为刘玲鸽忙，他们就这么紧追着，生怕玲鸽跑了似的。听说我是来采访的，一位老大娘说：“玲鸽在我们野北村可是宝贝疙瘩，医道高，服务态度也好，家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打个电话或捎个信，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她就来了。”还有一位年轻媳妇说：“玲鸽开的诊所不宰人，也没假药，比有些大医院还可靠。”
给刘静看完病，刘玲鸽说，我们一块回诊所吧。我说，这些病人怎么办，她说，都回诊所。看玲鸽这么忙，我真不好意思占用她的时间，但来一趟不易，我也就顾不上这些了。
刘玲鸽的诊所是货真价实的“小康村诊所”，十来间平房，设有门诊、中西药房、B超室、心电图室、化验室、针灸按摩室、妇产科病房等综合性设施，相当于我见过的乡卫生院的规模。医生主要是玲鸽的父亲、哥哥和弟弟，就这几位大将，就把中医、西医、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等等科室的诊断和治疗都包下了。当然，刘玲鸽是所长，又是“冀联”的高才生，所里的工作以她为主。
我触景生情般地又想起了我的老家，想起了那位行医几十年，“自学成才”“白手起家”的赤脚医生。几十年面貌如故，设备依旧。他们家的诊所开在炕头上，药品放在柜橱上，看不清标签上的字迹。不管是门诊还是出诊都是那几大件：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现在想起来，那也叫诊所？
见过刘玲鸽的父亲、哥哥、弟弟，握手问候之后，刘玲鸽把随在身后的几个病号交给他们，然后，专心致志地接受我的采访。
1993年，刘玲鸽参加高考落榜，在家人的劝说和推荐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了冀联医学院，开始了民办大学的读书生活，当时学院刚刚搬到新校舍，虽然有几栋教学楼、实验楼，但更多的像建筑工地。一看这种情况，有几个学生开学没几天就退学了，她虽然没打算退学，但心里也嘀嘀咕咕的：这些老军人，带兵打仗有两下子，但能办好一个医学院吗？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她决定审时度势，如果学校不合我意，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话，也卷铺盖走人。
开学没多久，刘玲鸽不再嘀咕了，邹本兴院长和院领导们的治学精神和工作作风给了她以自信和自强。一开始，刘玲鸽和同学们都有些自卑感，班里三分之二的同学是高考落榜生，本来自认为低人一等，再加上上了民办学校，更感到牌子不硬，底气不足，加上毕业不包分配，担心将来就业没有着落。邹院长在一次报告中的话，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同学们，你们虽然没有考上正规大学，但不要气馁，要相信，‘冀联’同样能给你们求知成才的机遇，只要你们刻苦用心学习，就一定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他领着学生们共同宣誓，学习“冀联”精神——“自信、刻苦、勤奋、顽强、超越、奉献”。学校还请了一些优秀毕业学员回校作报告、谈体会，组织大家参观学校办学成就展览，使同学们知道了学院多次被评为全国民办高校先进单位，了解到“冀联”的毕业生95%走上了就业岗位，许多人获得了医学高级职称，担任了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和专业骨干，还有许多同学回到农村开了个体诊所，填补了当地妇产、儿科、B超、CT、中医、针灸等医疗空白，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切，使刘玲鸽和她的同学们茅塞顿开。
1995年7月，刘玲鸽在校学习期满，她和同学们被安排到省人民医院实习。学院专门制定了实习纪律、实习方法、实习职责。刘玲鸽对这个机会很珍惜，她知道，自己今后的工作岗位是在乡村，而不是都市的大医院，老家远离都市，以后出来学习不容易，所以，在这里学习的分分秒秒都要珍惜。到省院后，她每天都早出晚归，无论是巡诊查房，还是会诊病例，都随时随地向实习老师请教。晚上，好多同学都走了，她还呆在急诊室里，为的是多参加几个急救手术，借此提高自己。实习结束时，指导老师对她们的评价是：“‘冀联’的学生社会竞争力强，这种精神在其他学校的学生身上是看不到的，相信他们会大有作为。”即将毕业的时候，邹院长提倡大家都搞一个创业设计，然后大家互相交流，他还对大家回去之后，开设哪些门诊科目，买什么医疗器械，具体型号、价格等，都积极当参谋，提建议。刘玲鸽印象最深的就是毕业告别那一幕，邹院长一次又一次地握着大家的手，不停地嘱咐：“今后你们工作中遇到什么难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你们在创业中有了成绩也别忘了给母校报个喜。”那场面，比父母一程又一程地送自己出远门还感人，从那场面中，她深切地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感情，不应该受在校和离校的限制，而是永久的，终身制的。
离校之前，刘玲鸽没忘记到自己实习的省医院去告个别。院里的一位领导对她说：“我正想找你呢，我给你在市里联系了一家医院，正好他们也需要人，机会难得，算你的运气好。”刘玲鸽却笑着说：“谢谢了，不过，我们学校主要是面向农村培养医生，我的打算也是回农村创业，那里更需要我。”
刘玲鸽回到了野北村。当时，父亲和哥哥在村里开着诊所，父亲见她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刘家开了几十年的诊所，但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的，这下，诊所的招牌就更硬了。她回到家没几天，父亲就让她到诊所帮忙。她却对父亲说：“我想扩大诊所的规模，把它办成我们学校发明的‘小康村诊所’。”随后，她把“小康村诊所”的模式，要增添的设备，投资数额等向父亲说了一遍。谁知，父亲不同意，说：“咱村根本就不是小康村，搞什么‘小康村诊所’？再说，搞那么大投资，钱从哪来？如果老百姓不认那些洋设备怎么办？将来收不回投资怎么办？”
刘玲鸽耐心地对父亲说：“咱们村有900多户，5000多口人，从经济效益上讲，这个市场不算小，还有：离咱村不远就是矿区，虽然他们也有医院，但条件设备条件也比较落后，我们的诊所办好了，也会争取他们的病源。另外从满足病人看病需要方面看，我们现在的条件和设备远远不够。”
父亲摇摇头，说：“那样风险太大，在农村行医，本来就是撑不着饿不死，咱不想发那么大财。”
刘玲鸽有些激动地说：“爸，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你当初送我上学是为了发财吗？我在学校那么用功学习，是为了发财吗？我谢绝留在省城大医院工作，回到野北村，是为了发财吗？”
父亲不言语了。
哥哥在一边听了一会儿，替刘玲鸽说话：“爸，我看玲鸽的想法也不错，她毕竟是咱们家惟一的科班生，再加上她这些年在省城，比咱见的世面也多，就让她试试吧。”
哥哥的话果然奏效，父亲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对女儿出去三年在民办大学里究竟学了多少东西，心里还是没底。得到父亲的同意后，刘玲鸽当天晚上就去了村长家，提出了创办“小康村诊所”的想法，村长很高兴，问她：“你需要村委会给你提供什么条件吧。”刘玲鸽说：“因为诊所开办以后，规模需要扩大，尤其需要自己的病房，所以，我想让村里提供几间空房。”村长很痛快地说：“正好学校刚盖了新房，那十几间旧房，你就开诊所用吧。”房子有了，父亲的工作做通了，刘玲鸽开始描绘野北村卫生所的蓝图，忙完纸上谈兵的前期工作。一个礼拜之后，她去了石家庄，把自己的详细计划向邹本兴院长作了汇报，接着又找了省院的实习老师，她的想法得到了各位领导、专家的承认，并得到了支持和鼓励，她信心更足了。回到野北村之后，她就贷款11万元，购进了“小康村诊所”的全部设备，并对旧校舍进行了修缮，添置了十几张病床，就这样，“小康村诊所”开设起来了。
卫生所开起来了，包括父亲在内的乡亲们，对刘玲鸽这个刚出校门的毛丫头医道有多高，还持有怀疑态度。有的村民说：“刘玲鸽出去上了三年学，本事大小不知道，胆子倒是练出来了，上来就贷款十几万。”刘玲鸽不管别人说什么，关键自己要拿出真本事来，她心里有底，她知道，这三年的时间，母校给了自己多少货真价实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拿出来，别人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
卫生所开设不久，刘玲鸽连续处置了三起危重病人，这下，野北村的人服了。
第一起是，村里的一位老太太在喂猪的时候突然晕倒了，刘玲鸽听到消息马上赶到现场，见病人正处于昏迷状态，她经过检查，马上做出判断，病人得的是急性脑出血，病人家属出去找车要往县医院送。刘玲鸽大声说：“不能动，一动病人就有危险！”病人家属不理解：“病人都这样了，还不让往医院送，出了事故你负责呀？”刘玲鸽说：“我是医生，我当然要负责。我是‘冀联’毕业的学生，我当然有能力负这个责！”病人的家属见她很自信，也就不说话了。刘玲鸽表现得很镇静，也很老练，她就地给病人输上了甘露醇药液，随后，每隔半小时输一次，到了第7天，病人清醒过来了，她马上决定亲自护送病人去石家庄脑系医院。到了医院，专家听了汇报后，对病人家属说：“没有村卫生所及时采取果断措施，病人就没命了。”专家问刘玲鸽：“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刘玲鸽充满自豪地说：“冀联医学院。”
刘玲鸽对我说，这起病例充分体现了“小康村诊所”的指导思想：小病不出村，大病不耽误。野北村地处山区，远离城镇，交通不便，小病不出村容易，头疼脑热的，吃点药，打打针，就对付过去了，而大病不耽误就不容易了。第一，要有设备，如果不能对病情做出准确的判断，很难做到不耽误。第二，在做出判断之后，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住病情的发展，为病人送进大医院接受治疗起一个中间衔接作用，而这个衔接作用，就看医生的素质了。我虽然不懂医道，但能悟出刘玲鸽话中的道理。同时，我又想起了老家的赤脚医生，我们村那几个突发性脑出血的病例，如果能像刘玲鸽这样采取有效措施，病人就不至于死了。
第二起病例更显示了刘玲鸽扎实的基本功。有一天，她正在门诊上给人看病，突然一个中年妇女进来喊：“不好了，玲鸽，我家闺女上吊了！”她背起药箱就往出事地点奔。刘玲鸽跟我说，她当时有些慌张，她没见过上吊的人，一是怕见上吊人的面孔，二是怕一时拿不出得力的抢救措施，但到了现场，这些她都顾不上了。这是一个不满18岁的女孩，仅因为跟母亲拌了两句嘴，就寻了短见。等刘玲鸽赶到的时候，女孩已被解了下来，绳子勒痕有一指多深，面目特别狰狞，呼吸早就没有了，脉搏也摸不到。过去，村里也发生过上吊的事，但没有救过来的。女孩的母亲“扑通”一声给刘玲鸽跪下了：“玲鸽，我求求你了，你一定把孩子救过来，她才18岁呀！”
刘玲鸽颐不上去理女孩的母亲，她镇定了一下，来不及多想，先把女孩放平，给她做人工呼吸，抢救了半个多小时，女孩竟有了微弱的自主呼吸。她一阵兴奋不已，马上对女孩的母亲说：“快，快给矿山医院打电话，让他们派救护车来接！”她知道女孩大脑严重缺氧，要想保住孩子的性命，必须马上进入高压氧舱，而她的诊所是没有这种设备的。没多长时间，矿山的救护车来了，由于措施得当，抢救及时，女孩不到一个月就恢复了健康。
女孩的母亲带着孩子来到诊所，娘俩流着泪，不住地千恩万谢，刘玲鸽说：“别谢我了，谢你闺女命大吧，闺女这么大了，别动不动就挖苦打骂，这真要救不过来，你还不得后悔一辈子？”她接着又对女孩说：“你这么大闺女了，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生命，你亲妈说你两句就寻死觅活的，自己要外出打工受了委屈怎么办？”刘玲鸽说得娘俩泪如泉涌，并不住地向刘玲鸽表态。
娘俩走了以后，刘玲鸽感到从没有过的得意，这倒不是因为自己救了一个上了吊的女孩，而是发现自己也会做思想工作了。这是在学校时，邹院长教的，邹院长常说：“当医生不仅要有技术，也要懂心理学，要会做思想工作，有些病要从心理上、思想上诊治。”刘玲鸽更得意的是，自己还没结婚，还是个黄花大姑娘，就大言不惭地把人家娘俩一块教训起来了。
这起病例，使刘玲鸽在三乡五里扬了名，上了吊又救活了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过，有人称刘玲鸽是“华佗在世”。
第三起病例是，临村一位30多岁的男人，因尿血和肚子疼得厉害，被家人用小车推着来到诊所，刘玲鸽马上给他检查，发现他肾部有扣击痛感，化验尿有结石症状，用B超诊断为泌尿系结石。患者家属急切地问：“那怎么办，是不是需要转院？”显然，患者家属怀疑刘玲鸽的个体诊所能不能治疗这种疑难病症。刘玲鸽坦然地说：“不需要。”她给患者打下药物针，然后以命令的口气说：“原地蹦跳半小时。”患者说：“我肚子痛得厉害……”家属也在一边说：“他本来就肚子疼，再让他跳，不就疼得更厉害吗？”刘玲鸽严肃地说：“我是医生，听我的，从现在开始，跳半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少！”刘玲鸽这种诊治方法是从省医院实习的时候学来的，其原理是通过身体的震动把结石从泌尿导管中降到膀胱，然后再通过小便排出来。第二天，再用B超检查．果然发现膀胱内有3-4mm的结石，没过几天就顺着小便排出来了。患者及家属们既佩服又感激，他们知道，如果到大医院里做手术，病人多受痛苦还不说，少说也得花一两千元，而在刘玲鸽的诊所，却用了百八十元钱，就把病治好了。回到村里，患者一家逢人便说：“野北村出了个神医。”
刘玲鸽的体会是，这三起疑难病例的成功救治，技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了“小康村诊所”的设备，如果没有B超等仪器，就难以对病症做出十分准确的判断。所以，高科技的医疗设备，在农村大有可为。
通过这三起疑难病例的成功抢救，野北村人不服的服了，服的更加五体投地。这期间，转变最快的还是刘玲鸽的父亲，行了一辈子医的父亲不得不对女儿刮目相看，并非常明智地把卫生所所长大权拱手让给女儿，自己言听计从地受女儿调遣。
当上所长的刘玲鸽马上烧起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样可以为抢救重危病人赢得时间；第二把火是卫生所同时安了两部程控电话，因为诊所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二是以家庭病床接受治疗，所以，只要患者家里打来电话，就可及时上门服务；第三把火是诊所的所有医生实行全天候轮流巡诊，方便了病人求医治疗。
刘玲鸽的“小康村诊所”设备器材全，技术水平高，服务态度好，很快传遍三乡五里，连附近矿山的矿工也到诊所里来看病。现在，日门诊量达80多人次，卫生所越开越红火，刘玲鸽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但她并不满足，她订阅了《家庭医学》、《农村医生》等十几种杂志。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结构，她知道医学科学发展很快，不加强学习就落伍，再就是免费带徒弟，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传授给别人。目前，她的诊所已扩大到7人，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但刘玲鸽还不满足，她认为医生的整体水平有待于新的提高，没过多久，她又把弟弟送到“冀联”深造。
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刘玲鸽发现，山区广大妇女在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妇科保健等方面的水平还很低，有许多妇科疾病在自己的诊所里不能得到很好的诊治，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很难做，农民多子多福的观念还很严重，村干部好不容易把工作做通了，因为在本村做不了绝育手术，又给不愿做手术的妇女带来托词。刘玲鸽知道在农村行医不可能成为专家，而只能是“杂家”，即哪科也懂，哪科也不专。说句通俗点的话，就是面对什么样的患者，都能下手治疗。她琢磨了一段时间，终于下了决心：到省院进修妇产科。半年后，她回到卫生所立即开设妇产科门诊，并免费开展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知识咨询。这下新开设的妇科热闹起来，好多羞于看病抹不开面的妇女都拥进了卫生所，该做流产的做流产，该做绝育的做绝育，村干部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减轻了负担，刘玲鸽也在县里、市里挂了号。不久，上级卫生部门指定刘玲鸽的卫生所担负当地各村4000多名妇女的计划生育、小儿计划内免疫等各项医疗任务。
1999年夏天，刘玲鸽正在门诊上给病人看病，忽然见一辆面包车开进院来，她以为是外村来求医的病号，也就没太在意，接着给病人看病。不一会儿，车上下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好面熟，刘玲鸽眼睛近视，一下判断不清，等那人走近了，她禁不住大喊一声：“邹院长！”忙不迭地跑出门外。
邹本兴带着省院的几位专家和”冀联”的老师代表，在没打招呼的情况下。来到刘玲鸽的诊所，看看“冀联”学子的“小康村诊所”究竟办得怎么样。
刘玲鸽有些意外，更有些激动：“邹院长，您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邹本兴笑着说：“我相信‘冀联’的学生是不怕突然袭击的。”
刘玲鸽赶紧把父亲、哥哥、弟弟和全所人员叫出来，欢迎邹本兴院长一行。刘玲鸽让母亲沏茶、买菜，准备午饭，她简直不知该先忙什么好。她记得，“冀联”教学楼一层写着“师恩难忘”几个醒目的大字，从第一次看见那几个字，她首先想到的是，作为“冀联”学子，将来该怎样做到“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毕业后她逢新年都要给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们发一个贺年卡，用娟秀的小字，写下学生对恩师的祝愿，家里安了程控电话，她不间断地要给邹院长办公室拨一个长途，有时是汇报工作，有时是请教问题，有时则是嘱咐师长们保重身体。
邹本兴说：“小刘，先别忙吃喝，我们下来一趟不容易，你先带我们转转。”
不一会儿，村干部们也来了，让邹本兴一行到村委会坐会儿，邹本兴说：“回头再说，先看诊所。”就这样，邹本兴带着人就围着诊所转开了，看了门诊，看了病房，看了设备，看了病人，看了软件，看了硬件，一边看，一边向刘玲鸽提问，一边表扬，一边指毛病，并和她一起商讨改进的计划。对这些，刘玲鸽都一一记录在册，她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学校。在诊所转完，快到午饭时间了，邹本兴提出要到病人家里转转，看看刘玲鸽的家庭病床是怎幺开展的，村民们对刘玲鸽有什么反映。
邹本兴所到之处，都听到对刘玲鸽的夸奖，有人听说刘玲鸽的校长来了，主动找到邹本兴，感谢他为野北村培养了一位好医生，也有人拉着邹本兴的手，提出要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冀联”，有人则怕邹本兴把刘玲鸽调走。村干部对邹本兴说：“邹院长，你看见了吧，现在，我们野北村少了村干部没事，少了刘玲鸽，老百姓可不干。”
邹本兴对这次野北村之行感到十分满意，刘玲鸽也为得到邹院长等专家们的亲切指导，感到欣慰和自豪。
我第二次见到刘玲鸽，是在某集团军的招待所。我在“冀联”采访，她参加邹本兴模范事迹报告团，安排在一个招待所吃住，白天，她们出去作报告，晚上到她房间跟她聊聊。
我问刘玲鸽：“你出来作报告，是不是还要征得村委会的同意？”
刘玲鸽说：“你算说对了，村民出去打工没人管，我出来可有人管。”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给我看：“这是交给部队的，还没来得及交呢，你先看看吧。”
我展开一看，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写给某集团军的一封信：部队领导：你部确定我村刘玲鸽到你部、河北省和北京作报告，我们很高兴，表示大力支持，真诚拥护。
刘玲鸽的确从冀联医学院学到很多知识和技术，也学到许多为老百姓服务的好思想，她毕业后主动返回村里为大家治病，依法开设了诊所，想方设法购置了一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能够进行B超、心电图诊断、常规化验，并能对妇科疾病进行治疗。我们享受的这些条件快赶上上边的卫生院了，提高了村里的医疗水平。她和她的家人们在行医中医德医风特别好，能少收钱就少收钱，有些家庭特别困难就不收钱了，从不高收费，从不卖假药和质量差的药品，从未出过什么医疗事故，老百姓对她特别信任，特别满意。自从她回来办了诊所，村里一般人的小病就不用出村了，大病也不会误诊。我们感谢部队的老干部办了一所好学校，为我们培养了一个好医生。
对刘玲鸽宣传得越充分越好。
此致敬礼！
曲阳县野北村党支部、村委会
二ooo年四月十五日
尽管有了村委会的这封信，但刘玲鸽心里还是不太踏实。她不踏实的是，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春天正是多发病的季节，她的诊所忙得一塌糊涂。她叹了口气说：“既来之则安之吧。”
正好她爱人和孩子也在，招待所那间房子也就成了她临时的家。刘玲鸽的爱人是位司机，高个儿，略偏点瘦，一副憨直相，起初在部队当兵，退伍后在城里一家运输公司干了两年，每月挣300多块，觉得没多大意思，就辞职回家跑起了个体运输。刘玲鸽说，她丈夫很优秀，对她支持很大，尤其是有了儿子以后，刘玲鸽每天都忙得厉害，孩子就靠丈夫带，同时丈夫也成了她的义务司机，有危重病号，就抓他跑一趟，大部分是白跑，一分钱报酬也没有，但丈夫没半点怨言。
刘玲鸽的儿子刚一周多点，像她这个岁数的乡下女人的孩子早就上学了。上大学，开诊所，在生孩子方面自然落在了别人的后头。小儿子很调皮，把屋里的食品、玩具扔了满地，还要喊着到外边去，死活不在屋里呆。刘玲鸽说，这都是孩子的爷爷奶奶惯的，刘玲鸽在村里是名人，她的儿子在两位老人心目中也显得金贵，除了要天上的星星，老人摘不下来以外，其他要什么给什么。刘玲鸽说，不论在婆家，还是在娘家，我都感到很幸福。
这次，刘玲鸽的丈夫是专门送她来石家庄的，因为孩子还没断奶，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她。第二天，因为有出车任务，丈夫需要带儿子回去，刘玲鸽心里有些舍不得，送他们爷俩上车的时候，她眼睛一红一红的，鼻子酸酸的，要不是邹院长和报告团的成员们都在跟前，说不定她会掉下泪来。
刘玲鸽说，搞医的人貌似冷酷，那只是一种职业需要，实际上心理上、生理上、感情上，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尤其是女医生。
谷永进——“小康村诊所”纵横驰骋的一匹“黑马”。村民们说，谷永进医道高，而且从来不黑老百姓的钱
我认识谷永进是在一次座谈会上，那是2000年1月上旬，我随北京记者团第一次到“冀联”采访，其中有一项活动，是请“冀联”有成就的学子回学校座谈，谷永进是被邀请的对象之一。谷永进那天没说几句话，而且口音很重，但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谷永进个头不算高，也有些偏瘦，鼻子底下留着一撮小黑胡子，使之成为鲜明特征。
轮到谷永进发言的时候，他只说了几分钟，就打住了。有一位女记者问他，现在他手里一共有多少钱，他石破天惊地说了一句：“家财不可外扬。”当时把那位女记者说愣了，仿佛还有点尴尬，接着会场上便哄堂大笑。我怎么也没想到不苟言笑貌似憨直的谷永进会说出那样出人意料的话，我顿时觉得谷永进是个人物，采访他的愿望也日见迫切。
3月上旬，石家庄的天气还有些干冷，前不久还下了场雪，有些地方还没化完，选了一个还算好的天气，我去元氏县马村乡使庄村采访谷永进。司机陪记者去过他们家，路很熟，再加上离石家庄才几十公里，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进了使庄村。
谷永进的卫生所是两层小楼，底下一层开门诊、病房，上边一层住宿。他的诊所跟刘玲鸽的人员结构差不多，父亲、妻子和他，具体分工是：父亲负责中医科，妻子负责妇产科和药房，剩下的都归谷永进了。
我在采访中碰上一位住院的30多岁男士。他昨天刚做的痔疮手术，正坐在床上打点滴，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很棒。”我有些莫名其妙，昨天刚做完手术，现在正打着点滴，应该还在痛苦状态，怎么会说出这两个字呢？他告诉我，谷永进做手术很利索，而且不痛苦，当天就可以出院，他是．因为感冒才住下的。
谷永进把我领到了他的手术室，条件虽然简陋，但卫生条件还算不错，消毒设施很齐全。他告诉我，在这间手术室里，可做阑尾炎、扁桃腺、痔疮、包茎、流产等小手术，一般收费都很低，你像阑尾手术。只收200元钱，住院也不收床费，而在县医院，仅手术费就600元，再加上药费、床费和陪床费，加起来至少一两千。自从他的诊所有了手术室，村民们一般做小手术，都不往外跑。
谷永进是“冀联”91届大专班毕业生临床专业，到“冀联”上学之前，他已经到县卫校学习过两次，是父亲介绍他到“冀联”上学的。开学之前，他往学校跑了两趟，感觉还不错，就下了决心。三年后毕业回到村里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因为“冀联”给他的东西太多，所以创业劲头一鼓再鼓。他父亲原来在乡卫生院工作，后来卫生院倒闭了，就在家里行医，但设备还是老三件。谷永进毕业回来的时候，村里已经开了4家个体诊所，但他还是要开。他相信“冀联”学子在竞争中一定成为强手，他很快按“小康村诊所”的模式标准，购买了十几万元钱的设备，其经营规模和设备先进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它4个诊所。
执照办理好了，设备添置齐了，但要真正让村民们认可，还是看你谷永进有没有真本事，谷永进自己也没忽视这一点。他买来设备的第二天，在村里张贴了一个广告，把B超、X光、化验、心电图仪等设备的功能、用途等作了简单介绍，并公开各种仪器检查收费标准：B超10元；X光透视5元；心电图3元；化验1元。到外面看过病的人都知道，这些项目的收费标准只不过是县医院几分之一，而且这些设备都是新的，有的还是进口货，现在农民富了，也不在乎那几个钱，有病没病的都想享受享受这些“洋玩意”。结果，有好多人让“洋玩意”救了命。有一位中年人总说自己胃疼，每天吃胃得乐顶着，谷永进给他做了个B超，结果发现肝上有个阴影，到大医院一查，肝癌早期，及早做了手术，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了。那位中年人出院后，逢人便说：“要不是谷永进这个一‘超’，我早就见阎王了。”过去，农村人不大爱惜自己的生命，认为是死是活，上帝早就给安排好了，一是愚昧，二是没钱，三是就医难。现在这三个问题虽然还存在，但毕竟不那么普遍了，有了钱的农民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在积累健康，追求生命质量。
谷永进很快在村里打开了局面，病源日趋上升，没多久，周围村的人也来他这看病，他们一家3名医生整天忙得不可开交，而村里其他4个诊所却一天比一天萧条，其中有一家诊所距谷永进的诊所仅几十米远，就差关门了。
村民们不仅相信谷永进的设备，更相信他的医术。
有一次，谷永进到一个远村里串亲戚，碰见一个袒胸露背的小伙子在树底下看别人下棋，由于职业的习惯，他对那个小伙子隆起的两个乳房引起了注意。他对小伙子说：“你的肝区是不是经常感觉不舒服？”那小伙子看了一眼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谷永进，很不耐烦地说：“什么肝区不肝区？我壮得像头牛。”另外一个人问谷永进：“你是干什么的，干吗诅咒人家有病，告诉你，他要打架，让给你这么仨！”谷永进耐心地对小伙子说：“我是搞医的，我劝你还是到医院去查一查吧，你的肝好像有问题。”小伙子把脸拉下来了：“愿呆会儿就呆会儿，不愿呆你就走人吧。”他骑上自行车回过头来又说了一句：“听我的话，去查一查吧。”就听那小伙子对着下棋的人说：“这小子是不是算命的，想蒙我俩钱儿。”
第二年，谷永进再到那个村里串亲戚，一打听，那小伙子在两个月前死于肝癌。谷永进很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很快在三乡五里传开了，人们埋怨那小伙子当初不该不听谷永进的话，同时，也觉得谷永进很神。
谷永进给我讲了一个他抢救危重病人的故事。
一天中午，谷永进一家正吃午饭，门外喊有急诊，谷永进放下筷子跑到门诊一看，吓了一跳，病人浑身浮肿，呕吐不止，少气无力地呻吟着。他一测，血压没有，脉搏也很微弱，他马上做出判断：肝硬化。他回头找病人家属，不知什么时候，送病人来的两个男人都不见了，他顾不上找他们，马上准备急救。这时，父亲看了看说：“不行，这病人有危险，说不定就死在这里，还是先送走吧。”谷永进说：“病人现在的状况是不能送走的，如果急救措施跟不上，根本送不到医院。”父亲着急地说：“如果救不过来，咱们就成了医疗事故的承担者了。”谷永进说：“爸，你放心，我有我的办法。”
谷永进马上俯下身子给病人做人工呼吸，病人大口大口的污物吐到他的嘴里，那味道实在让人恶心，更有传染的可能，但他顾不上那么多，直到病人呼吸正常。紧接着，他又配了四种药液加大剂量给病人输下去，病人呕吐止住了，病情得到初步控制，他没来得及犹豫，到马路上截了一辆出租车，把病人送到了县医院。经过抢救，病人脱离了危险。谷永进这才顾上给病人家属打电话，让他们来人到医院。
病人弟兄5个，他排行老三，至今还打着光棍。这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家庭，老大是倒插门，不管弟兄们的事，老二说自己没钱，把病人家的三袋玉米拉出去卖了，还了医院的160元医疗费，回过头来把剩下的60元给了谷永进。回来的时候，出租司机跟谷永进要100元钱的出租费。谷永进说：“你认倒霉吧，我一共挣了60元，咱俩对半分了吧。”
谷永进说，在农村行医赚不了大钱，都是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多要一分都张不开口。再说，农民的钱都是用血汗换来的，黑他们的钱亏良心，何况咱是“冀联”毕业的，那几年的“老三篇”不能白学。邹院长常说：“行医讲的就是医德，医德不高，你的医术也高不到哪去。”这话让我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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