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连元[149]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我国全面推进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就要全面系统“学懂”,有机联系起来“弄通”,结合工作实际工作职责“做实”。
本文是个人初步学习的体会,以后还要在学习和实践中逐步理解深化。
一 工业文明与生态危机
社会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的实质是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行为。人类文明的演进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迎来生态文明。工业文明以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起点,以工业化为重要标志,以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为主导,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创造出大量物质财富。人类在距今不过300年中创造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人类全部历史所创造的经济总量。
工业文明在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自然,造成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人类不得不面对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资源衰竭、环境污染、能源短缺、城市环境恶化、人口过剩、贫穷与饥饿等。
全球变暖。1981 ~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0.48℃,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化导致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进而引发干旱,海平面上升,飓风灾害以及极端气候增加,致使动物植物物种灭绝风险迅速提升。温度升高和降雨量减少还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造成“气候移民”的出现。臭氧层破坏,人类排放出的一些污染物被紫外线照射激活后,与臭氧发生作用,变成氧分子,通过连锁反应耗减臭氧层。南极上空臭氧层已被破坏60%,北半球上空臭氧层也迅速变稀薄,欧洲和北美上空臭氧层平均减少了10% ~15%,西伯利亚上空甚至减少35%。臭氧层损耗将引发人类健康及其生存环境的巨大损害。
酸雨。最早出现于中欧和北欧,跨国酸雨危害的地区正进一步扩大。酸雨危害地区,土壤和湖泊酸化,植被和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建筑材料、金属结构和文物被腐蚀。
淡水资源危机和海水恶化。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缺水,预计再过20~30年,严重缺水的国家和地区将达46~52个,缺水人口将达28亿~33亿人,河流和湖泊枯竭,湿地消失,地下水耗尽,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许多生物正在灭绝。
海洋资源日趋恶化,海洋生物减少。海水营养化导致沿海藻类大量生长,赤潮频繁发生,破坏沿海植物,近海鱼虾锐减,渔业损失惨重。
森林毁灭及生物种类锐减。现森林面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1/5,只有28亿公顷森林和12亿公顷稀疏林,每年有1130万~2000万公顷的森林遭到无法挽救的破坏,森林消失速度仍然在加剧。世界资源研究所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今天地球上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已经是自然状态下的1000倍。照此趋势,今后20年内,每10年将丧失全球物种的10%,每天将会有近150个物种永远地消失。
土地的退化和沙化。世界上30%的灌溉农地,47%的雨养农地和73%的牧场受到荒漠化的严重侵害,面临荒漠化的土地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受影响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2%。预计到21世纪末,受影响土地将占到地球陆地面积的35%,约有100个国家将受其害,荒漠化可能变成全球性灾难。
生态危机带来社会危机。环境安全威胁日益严重,一是争夺原料及其他自然资源将导致冲突,如对淡水资源开发与利用引发国内、国际冲突;二是生态环境退化导致冲突,出现环境难民;三是战争及核战争的威胁。在人类健康方面,大气和水质的恶化及其他环境危害造成了疾病疾苦或过早死亡。在生产方面,健康受损会降低劳动生产率,环境退化会降低许多自然资源生产力。水污染使渔业受损,土壤污染使农作物减产并直接破坏食品安全。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带来对资源更多的索取,最终人类将陷入“开发—污染浪费—再开发”的恶性循环中。
18世纪工业革命兴起后,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然而人类对环境的干扰和破坏,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强度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社会。工业大规模扩张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达到空前的规模和程度,生态破坏和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并仍在急剧蔓延,终于形成全球公害,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
中国在工业文明道路上,在循着发达方向成功追赶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我国加速工业化过程的基本情况是人口多、资源少、效率低、污染快,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上排名都很靠后,土地、耕地、森林等均排在100位以后,淡水资源量在55位以后且分布极不均衡,45种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排在80位以后,石油、天然气、铜和铝的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8.2%、4.1%、25.5%和9.3%。而粗放型追赶方式,导致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我国进入重工业化时期(1999年)之后,工业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均同步迅速增长,平均增速分别为22%、8.5%、17%。污染物排放量剧增,据有关部门称,我国目前二氧化硫和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化学需氧量也居世界前列。
我国粗放型发展不仅带来自身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还造成我国环境外交的巨大压力。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会严重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国每年向空气排放约2000万吨煤尘,“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据了16个;中国是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全球变暖的责任主要在中国。2004年,时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研究部主任伊丽莎白·埃克诺米在《江河黑水流动: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一书中指出,中国7大主要城市中有5个城市70%的水是不适合人使用的,中国27个最大城市中只有6个城市的水质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每年因为水质问题而引发的疾病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近年来,国外媒体还利用中国三峡大坝、怒江水电站等工程,利用松花江污染、太湖蓝藻等典型的环境污染事件进一步妖魔化中国的环境问题。西方社会一直认为,中国能源消耗会带来世界范围内的“潜在威胁”。2005年,英国《独立报》编辑迈克尔·麦卡锡撰文指出,据预测,到2031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届时中国能源消耗将占全球2/3,中国每天将消耗9900万桶石油,而全球石油日产量不过8400万桶。“中国环境威胁论”意在迫使中国做出改变或调整,从而抑制中国发展的步伐。
二 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人类认识水平滞后于人的实践、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环境保护制度尚不完善。
随着人类运用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中取得空前胜利,人类对自然施加影响与作用的能力极度膨胀。一方面,自然界越来越失去神秘和威力;另一方面,机械自然观成为人类认识自然的理论指导,以主宰自然、奴役自然、支配自然为核心理念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日益兴盛。人们从主体的需要出发去看待事物和衡量事物,以为自然不再是人类必须依存的环境条件,而是人类活动的对象,是人身以外的一个可满足自己需要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植根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对立关系,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实质是资本与自然的对立,是资本家疯狂掠夺自然引起的对立。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实现价值的最大化,生产呈现无限扩大的趋势,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造成人与人即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又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冲突对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计划性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更加剧了自然资源的紧张。
资本主义社会单纯为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造成对自然的不加节制的掠夺,从而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对立,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是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阶级根源。由于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就是更多地增加财富或金钱,因而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唯利是图、贪婪成性、不计后果,金钱成为资本家衡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普遍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说:“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自然观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认识根源。中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受宗教科学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大自然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存在的,人是宇宙中万事万物的目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论者认为,在主体和客体、人与自然之间,主体人是主宰者,客体、自然是被主宰的对象。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忽视环境保护是导致人与自然对立的社会根源。一是缺乏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二是城市缺乏系统规划,布局不合理;三是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家获取财富的手段和工具,资本与科学的结合只是为了资本家更大程度地作用于自然,并获取更多财富,资本家不会考虑这种作用对环境的影响;四是工业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模式是以工业门类的过分集中及大批工业城市的崛起为标志,愈发展就愈没有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愈加污染自然环境。恩格斯说:“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家越是以大工业为发展的起点,那么它对于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的过程也就越迅速。”
迫于环境友好团体和广大工人、农民的压力,资产阶级国家出于整个阶级执政需要,会通过政府拟订法律等手段,对个别资本家行为进行规范约束,从而在特定历史阶段缓解人与自然的对立。但是,从整体上看,制度根源、阶级根源、认识根源、社会根源都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自然对立的长期性、尖锐性、根本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而消除人与自然对立、化解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从社会关系入手,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和对立关系,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三 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内涵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其强大的生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发展经济改变贫困面貌的同时,为治理恶化的生态环境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非凡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在原有的造树绿化、兴修水利、建设基本农田的基础上,研究制定长远规划,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特别是,近些年实践上有许多突破性进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实践为理论创新准备条件,时代呼唤理论思想创新。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做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明确“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八个方面:①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党的执政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②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党的宗旨紧密联系起来,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③树立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治理方法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领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⑤突出重点领域,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⑥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要着力构建面向绿色发展的三大体系,即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强化影响百姓身心健康的三大治理,即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划定并坚守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三条“红线”,即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加强提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环境监督管理。⑦强化全民环境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⑧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价值。首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丰富了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寻找现实的理论方案;丰富了自然生产力理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包含了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均衡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变中的可操作性;丰富了人与自然解放思想,提出生态文明要在更高层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其次,丰富和发展了生态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兴衰辩证法,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丰富和发展了生态环境治理理论,一方面提出生态治理是政党执政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提出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这是对西方提出非政府组织参与生态建设及其倡导民众环保运动的超越;丰富和发展了生态价值理论,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摒弃了生态内在价值论提倡的人类脱离生产生活实践彻底回归自然的主张在方法论上的主观性,摒弃了以人的需要作为唯一终极尺度的片面内在价值观念。
绿色发展,为化解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剂良方。绿色和共享两大理念包含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所对应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辩证统一。命运共同体观点倡导共生主义,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把它作为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遵循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发展,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共享,习近平对生态文明普遍意义和重要性的每一次宣讲,都是在彰显解决人类发展共同问题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四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任务。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发出号召,要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落实总书记要求,要把五大理念的贯彻结合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与总书记对云南总体工作要求结合起来。
昆明是云南省会,市域面积2.1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26万人。昆明是一座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的城市,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视察云南时,要求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发挥党组织作用,从组织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把云南及昆明的发展置于全国及国际化大格局中来思考和谋划,围绕如何成为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对昆明的发展定位和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要把昆明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并提出昆明发展新兴产业应该是基于大生态,依托大数据,发展大健康、大旅游、大文创,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无论是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还是发展大健康产业,前提和基础都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关键是治理好滇池。
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滇池历史上主要作用是为昆明人提供生活饮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调节昆明周边地区气候,补充金沙江支流普渡河水源,进而补充长江水。20世纪60年代,滇池水体清澈,水草丰腴,水质能达到Ⅰ类至Ⅱ类。20世纪70年代,按着“向滇池要粮”的思路,人们大举围湖造田,滇池水域和湖滨生态湿地大幅缩减。80年代以来,昆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快速增长,入湖污染负荷迅速增加,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滇池水质恶化为劣Ⅴ类,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一。自“九五”计划开始,滇池成为国家水污染防治规划重点流域治理的“三湖两河”之一,连续5个“五年计划”都将其纳入全国重点流域治理规划。“九五”和“十五”期间,以点源污染控制为主,滇池治理仅是“还旧账”,污染加重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流域系统治理的阶段,在“遏制增量”的同时“削减存量”,实施了以“六大工程”为主的流域综合治理措施,即环湖截污、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入湖河道整治、生态清淤、外流域调水、生态修复工程。
200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云南时指出,“滇池本来是云南特别是昆明的一颗明珠,现在反而成了昆明乃至云南的一块伤疤,损失实在太大了”,要求“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生存之基、发展之本,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为我们做好滇池保护治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一直思考:总书记关于滇池保护治理的重要指示如何落实?昆明群众对我们的要求和期盼如何实现?结合治滇经验,系统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重要论述,我体会到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科学治滇、系统治滇、集约治滇、依法治滇,加强组织领导,力求全胜。
①绿色发展是解决滇池污染的治本之策,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要下决心实现城市空间规划、国土规划、产业规划、人口规划、生态规划的“多规合一”,并以此为依据来调整优化布局,要坚持“量水发展,以水定城”,正视城市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并以此为依据发展各项事业。要下决心调整经济结构,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优化结构,腾出新空间,发展新兴产业。②科学治滇是在系统性调查研究基础上,通过实验先行,专家论证,集体决策,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包括工程技术、生物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对滇池进行综合治理,当务之急是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③系统治滇是把滇池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推进水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过度消费。把滇池治理纳入“智慧城市”网格化管理体系,对城市管理各方面提出严格要求并持续检验和改进,污水收集系统要应纳尽纳,确保雨水和污水彻底分流,污水处理厂要以滇池可接纳为标准,提高处理水平,把滇池湖体系统、河道系统作为统一的生命共同体,统筹入湖河道源头、干流、支流、沟渠、污水处理厂,统筹外流域调水和本流域河水,统筹雨水、污水、中水、自来水,强化源头治理,做到河湖联动、综合施策。要统筹陆域和水域,统筹抓好山体修复、耕地保护、田地修复、池塘治理,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着力扩大市场化手段应用范围,探索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坚持问题导向,围绕重要问题组织对策研究和科技攻关。④集约治滇是在理念上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工作上强调精准发现问题,处理上多方案比较优选,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已建成环保工程的效能。⑤依法治滇即严格遵守已出台的法律法规,抓紧研究制定环境管理规定。⑥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昆明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各区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要既挂帅又出征,守土尽责。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严考核真追责。要建立一支过硬的生态环境保护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重要论述为指导,继续把滇池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突出源头整治、河长主治、标本兼治、依法严治、社会共治,坚决打赢滇池保护治理攻坚战,同时打好蓝天保卫战和土壤污染防治战。我们要把绿色发展方式贯穿于各领域各区域,把昆明建设成为中国的健康之城,为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云南是中国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生态环境总体良好,在千百年发展历史中,云南人民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良文化传统。我们要用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重要论述引领发展,不仅建设好美丽家园,而且要在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和交流中宣传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和谐“丝绸之路”,把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落实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建设中,落实在“一带一路”建设上。
主要参考文献
[1]赵建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宁波出版社,2017。
[2]赵建军:《如何实现美国中国梦,生态文明开启新时代》,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3]陈金清主编《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加速生态优势区域绿色崛起的思考
韩军[150]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5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战略高度,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观,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引领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之基。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全国各地积极探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施路径,努力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作为“两山”理论的诞生地和实践地,以10多年的绿色发展有效实践,不仅经济总量连续22年居全国第4位,而且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常年位列全国前三,实现了“既富也美”的和谐发展。宣城作为安徽后发地区,坚持生态立市,努力绿色发展。“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在全省进步两个名次,2017年在全省绿色发展考核中名列第4。但从全国看,许多地方还没有做到齐头并进,两个维度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尤其中西部一些生态禀赋优良的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在绿色发展进程中一定程度存在“三个不对等”:一是发展优势与生态优势不对等。生态良好地区大多是山区、库区,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现在又多是生态红线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面临环境指标的硬约束,产业选择难度大,发展空间被压缩。同时囿于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对人才、项目、资金等要素的吸引力不够,丰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的支撑力不足,在区域发展竞争中的优势相对较弱。二是发展阶段与时代需求不对等。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52]。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环境建设“拐点”已经到来。但生态良好的欠发达地区,总体尚处于工业化中期或中前期阶段,面临着双重任务,既要补先发地区已完成的工业化的课,又要和先发地区同步建设生态文明,标准更高、压力更大,既要“求量”“求速”,更要“求质”“求效”。三是发展责任与政策时效不对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但在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和绩效考核体系下,区域之间的经济赶超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主要目标,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对欠发达地区显得更为迫切。同时生态保护的政策导向、激励机制等还需进一步强化和深化,目前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尚未形成多元化的生态保护投入机制。生态良好的欠发达地区往往承担更重的保护责任,客观存在生态环保投入与收益不太对应等问题,实现“不开发的发展”、“不开发的富裕”还有一个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实现山清水秀环境美,是高质量发展题中应有之义。”[153]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生态环境好是高质量发展的直接体现。抓生态环境改善,必须抓发展方式转变,抓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抓新旧动能转换,实质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生态优势区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实现绿色崛起,必须深入践行“两山”理论,树立新经济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不仅当好生态保护的“优等生”,更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模范生”。
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谋求生态优势区域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崛起,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兼容性原则。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似水,发展如舟”。保护不是不要发展,而是不要破坏性的发展。“两山”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于绿色发展,就是既要“绿色”,也要“发展”,缺一不可。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既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也不应舍弃经济发展“缘木求鱼”,而要将生态保护置于更高的优先级,坚持新发展理念,依托生态,依靠科技,推动发展动力转换,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兼容”和“双赢”。二是创新性原则。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生态基底不同,即使同为生态优势明显区域,所面临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也因其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而不同。这就要求我们要立足本地实际来系统谋划,勇于改革创新,积极探索让生态效益变成经济效益、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的发展路径,走个性化绿色发展路子,使良好的生态环境能更有力地吸引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可用可享的“金山银山”。三是人民性原则。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人民群众对社会生活的需求正在从“温饱数量型”转向“环保质量型”,对优质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我们要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四是可持续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15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牢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既着眼当下,更谋划长久永续,从维护“代际公平”的角度出发,多为后人的利益保存自然资源,绝不能因为生态好就大肆利用,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权利。
近年来,宣城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重要论述,坚持高质量发展根本要求,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努力打造绿色空间样板、绿色产业样板、绿色制度样板、绿色文化样板,在推动绿色崛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2017年成为全国首批9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之一,在省政府目标管理综合考核中名列16个市的第4位。从宣城实践看,加快生态优势区域绿色崛起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
一 坚持以“两山”理论为指引,推动发展理念新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155]。思想引领行动。只有廓清思想认识中的“雾”,才能清除生态环境上的“霾”。一是在思想理念上强化“绿色革命”。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次深刻革命[156]。我们要牢记总书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57]的谆谆教诲,坚持以生态“红线”确定发展的“底线”,决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也不走捧着绿水青山金饭碗苦熬的穷路,下真功重塑发展理念,做到发展和生态底线“同守”,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共建”,美丽乡村和魅力城市建设“齐抓”,绿色发展和绿色富民成果“并收”,进一步夯实生态环境底色,提高金字招牌成色,坚守绿色发展本色。二是在目标引领上强化“绿色导向”。突出发展的“含绿量”,建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实施差别化考核制度。围绕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定位,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坚持在“多规合一”指导约束下不毁生态功能保障基线,不踩环境质量安全底线,不越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158]。三是在责任担当上强化“绿色考量”。进一步提高绿色指标的考核权重,把绿色绩效考核贯穿决策、规划、执行全过程,真正让生态考核的“指挥棒”硬起来、严起来。用顶格的生态标准、严厉的管理举措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领导干部全面实行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离任审计制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做到显性责任即时惩戒,隐性责任终身追究,引导各级干部切实把推动绿色发展的责任扛在肩上、落实到行动上。
二 坚持以绿色发展为核心,打造现代产业新体系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159]。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确立了生态思维模式,指明了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方向,其实质就是要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生态优势区域谋求绿色崛起,要以绿色发展为核心,围绕产业变绿、绿变产业,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循环化、低碳化,不断推动产业迈上中高端,以生态环境的“高颜值”支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一是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上追“新”逐“绿”。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要在推动节能降耗上做“减法”,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在发展绿色产业上做“加法”,大力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深入开展“互联网+”“机器换人”等行动,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近年来,宣城市持续实施“千企升级”计划,工业技改投资增幅连续两年位居全省前列,近两年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示范专项企业数居全省第2位。二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上增“新”扩“绿”。大力推进生态经济化,充分发挥山好水好空气好的优势,把生态环保与“四新”经济、文化旅游开发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农村+旅游”“农业+电商”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依托绿水青山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美丽资源”变成“美丽经济”。近年来,宣城市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加快培育,着力做强生态旅游、休闲农业、健康养生等特色品牌,游客接待量增幅连续两年居全省前3位,旅游总收入增幅连续两年居全省首位。三是在项目引进和培育上求“新”引“绿”。设置“绿色门槛”,在项目招引上,把招商选资的重点放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放在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龙头型、功能型项目上。在项目布局上,严守生态、耕地保护、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实施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的准入制度。在项目把关上,从源头控制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消耗。近年来宣城市利用境外资金总量一直位居全省前列,但始终坚持承接产业转移不“平移”,保持定力,严格环境准入,近两年否决不符合环保要求的申报项目25个,预计投资额近40亿元。
三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激发绿色崛起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160]。实践证明,生态要“生财”,“密码”就是改革创新。一是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激活“绿色能量”。后发地区实现绿色崛起,必须“下决心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塑造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161]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创新平台建设,聚焦人才这个第一资源,加强创新要素集成,聚力补齐技术研发能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短板”。要着力推动绿色创新,大力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应用,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努力发展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产业。要大力推进绿色生产,研发推广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进工艺流程生态化改造,实施绿色技改,让绿色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近年来,宣城市坚持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全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增幅跃居全省第一,获省支持的科创团队数量全省第三,每万就业人口中研发人员数量增长全省第一,万人专利拥有量由2015年1.92件增长到2017年6.7件,科技创新潜力、科技创新能力居全省前五位。在长三角26个城市中“创新持续力”指标位居第三。二是抓住绿色改革“牛鼻子”,做优“绿色运算”。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统一,积极探索实施市场化的促进和倒逼机制。要深化推进节能交易、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建设,通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激活资源环境市场,使生态价值“更高”。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多元化机制,完善地区间环境保护协调和利益平衡制度,探索行之有效的市场化生态补偿办法,让环境保护收益“更多”。要加快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土地、投融资等政策体系,尤其要大力推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拓宽绿色项目和绿色产业融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绿色产业,从金融信贷源头倒逼企业改变发展模式,促进资源环境“更优”。三是抓好统筹治理“全覆盖”,夯实“绿色福利”。好生态是党和政府对百姓愿望最负责任的回应。要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社会反映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管理,加快绿色城镇化进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城乡环境“美美与共”、山水人文和谐共生。
四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完善绿色治理新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62]。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四梁八柱”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我们要在抓好落实的同时,立足于地方实际,积极探索绿色发展制度创新,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一是深化“绿色立法”,加快推进依法治理。法治是实现发展与保护之间动态平衡的治本之策。要充分用好地方立法权,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构建绿色发展的“法治屏障”。结合正在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着力解决生态文明领域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等突出问题,尽快建立统一监管、统筹协调的管理体制。近年来,宣城市注重生态立法,先后出台《宣城市城市管理条例》《宣城市敬亭山风景名胜区条例》《宣城市青弋江灌区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积极探索用法治手段保护生态环境。二是坚守“绿色底线”,加快推进综合治理。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三大战役”。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从严设定各类开发活动资源消耗的“天花板”,确立“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制度体系。加大环境督察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让环境监管执法成为“出鞘的剑”“下山的虎”。宣城市连续8年开展环保“绿剑行动”,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全省领先,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100%。三是探索“绿色新政”,加快推进创新治理。绿色发展不仅是发展理念、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治理方式的深度创新。要发挥地方首创精神,聚焦重点难点问题,深化生态环保治理方式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管理体制机制,形成由点到面、自上而下的全域治理网络体系。宣城市在全省率先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不仅让“一山一林一河”都有人负责、有人专管,也让“山景”“水景”逐步变成可望可及的“钱景”,“不砍树也能富”“看看也来钱”正一步步成为现实,在绿水青山与人民群众的幸福靠山之间架起了金色桥梁。
五 坚持以绿色文化为支撑,形成全民护绿新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63]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64],生态文明意识的树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灵魂”。习近平生态文明重要论述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理念与现代工业文明升级在中国现实背景下碰撞的结晶,既有深厚的哲学理论和现代生态科学基础,又有丰厚的实践经验。从20世纪70年代在梁家河建沼气池,到80年代在正定县制定“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的良性循环生产结构发展规划,到世纪之交在福建推进生态省建设,到本世纪初在浙江实施“八八战略”,打造“绿色浙江”,一直到十八大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美丽中国”,习近平同志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执着追求,丰富发展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构成了新时代绿色文化体系,是我们弘扬生态文化的重要遵循。要以新时代绿色文化为引领,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大力培育具有新时代特点的绿色文化和生态道德软实力,推动绿色文化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是厚植“绿色心灵”。把绿色生态文化特别是新时代绿色文化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打造蕴含不同生态文化主题创意的生态文化产品和产业品牌,纳入公序良俗、乡规民约,不断增强全民绿色文化意识和文化自信,使“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65]的绿色文化理念深刻浸入心灵。二是崇尚“绿色生活”。广泛开展新时代绿色文化宣传教育,把绿色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国民教育和干部培训体系。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绿色消费、绿色出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时代风尚。三是凝聚“绿色共识”。完善公众参与、监督等制度,充分发挥各类社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行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让新时代绿色文化成为共建共享“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求是》2003年第13期。
[2]习近平2013年5月24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3]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3月5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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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7]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10日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
[8]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9]《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0]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11]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抓住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牛鼻子”
王昆[166]
按照组织安排,2018年3月1日至6月1日笔者参加了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级研修班(第1期)。三个月来,在老师辅导、同学启发下,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进行了认真思考,形成了三点认识。
一 追根溯源,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在苦苦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经过80年的摸索,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才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辛亥革命后,政党政治在中国兴起,前前后后成立的政党、政治团体有300多个。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全国只有50多个党员,一大的代表只有13个人。大多数政党都是昙花一现,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唯有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主张我们党应是“主义的结合”。他说:“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性,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为政党是这样,从管理学的视角来讲也是这样,一个企业组织的指导思想,就是企业的使命、愿景、价值观、经营理念等构成的理念系统,对内指导制定经营策略,统一管理层和员工的行动,对外才能赢得市场和客户。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指导思想就是个人的理想抱负,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古人说,有志者事竟成。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企业,或还是一个政党,要有所作为就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这个道理和逻辑,联系实际不难理解。
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和所担负使命的长期性、艰巨复杂程度、组织的规模大小、组织严密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8900万党员的大党,担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前进的道路上将遇到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党自身也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党正领导人民进行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更需要有一个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通过三个月的学习,笔者更加深刻地领会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增强了自觉性和坚定性。在当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旗帜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最好坚持。要进一步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 反复思考,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与核心要义,更加全面、准确把握思想的科学内涵,使之成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思想武器
(一)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增强历史方位感
在野外从事地质工作,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打开地质图,定一下自己所处位置,判断一下我们的目的地和目前位置是什么关系,找到前进方向和路径,进而做出相应的路线和工作安排。如果方位没定准或者定错了,就会出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方向性的错误。我们领导一个单位、一个方面、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同样要有方位感。作为领导干部要自觉地把自己比较熟悉的专业知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个别上升到一般,再运用到新的实践活动中去。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隔行如隔山,隔行不隔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治国理政找的当然不是地理方位,找的是历史方位,放到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放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放到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来把握。十九大报告,对此做出了政治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呢?这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十九大报告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意味着,一变两不变”。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推动社会发展变化的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最为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过程就是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主要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维度来把握,我国将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转变。“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是从上层建筑的维度来把握。“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从发展路径对人类贡献的维度来把握。这三个维度共同描绘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
尽管这样,实现共产主义仍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和世界发展格局来看,我们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时代我们将迎来的新发展新成就,就社会形态来说来却没有脱离初级阶段质的规定性。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处于矛盾发展的量变阶段。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生产力。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总体上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将长期保持稳定。马克思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示了的消灭私有制的理想,11年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两个绝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社会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基本矛盾基本稳定的同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矛盾主要方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因此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二)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领会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内在逻辑
“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个人体会可以从十个方面来梳理,以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理解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1. 历史使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石,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2. 总目标和总任务
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总目标的内容没有明确表述。“八个明确”中的第一个明确的第一句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的方式似乎是表述任务的方式,而明确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个人理解,第一个明确是总目标也是总任务。
3. 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
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总体布局更大,在总体布局之下协调推进战略布局。2020年之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将由第一步走的目标取代,以此类推。
4. 发展方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5. 发展方式
在经济建设上,坚持新发展理念;在政治建设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在文化建设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建设上,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处理发展和安全关系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6. 治理方式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通过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依法治国。
7. 发展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兼收并蓄,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8. 战略步骤
从现在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9. 外部条件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矢志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0. 政治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
这十个方面层层展开、环环相扣、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
(三)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要把握思想鲜明的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践性和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新时代治国理政、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这些思想看似没有完备的理论形式,但正如马克思所说,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践转向,实现了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层面讲,以十九大报告为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回答,同时在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工作做出了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构成了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是我们党政军民学、各行各业、各地各单位开展工作的根本理论指南和实践遵循。
三 联系实际,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地球系统科学观,以“多门类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为基础,以“空间规划”为龙头,“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双管齐下,推动新时代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四大核心理念——自然资源管理的根本遵循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
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可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个人的理解是,人类对绿水青山的态度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很有限,在多数情况下人只能接受自然的摆布,听天由命,为了过好日子只能拜天拜地拜鬼神,对自然无比敬畏。那个时代也有自然观,也讲人要顺应自然,但是那是一种无奈的顺应。第二个阶段是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从自然中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和效率大大提高,逐步建立了自信,开始把自然当成征服和改造的对象,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人类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陶醉,把自己作为万物之灵,凌驾于万物之上。恩格斯发出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指的就是这个阶段。第三阶段是生态文明时代,生产力发达,人类摆脱了生存的困扰,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更优美的生活环境。对工业文明的副产品——生态退化、环境恶化进行反思,追求生态和环境的发展和保护的平衡。这时候虽然仍然是以人为中心,但人不再高高地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追求和自然良性互动。第四阶段是后生态文明时代。生产力达到极高水平。人已经完全不受物质的困扰,人把自己作为自然中的一员,重新自觉地把自然置于人之上,不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自然为中心。第四阶段看似回到第一阶段,实则完成了人类文明的一次螺旋式上升。
2.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自然链条。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系统观的哲学基础是辩证法,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不是孤立的、静止的。系统论的出现,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研究问题,一般是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这是几百年来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但是它不能胜任对复杂问题的研究。在人类面临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参数众多的问题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系统观也同样深刻影响了地球科学的发展,地球科学在19世纪的最大进展在于进化论,20世纪在于板块构造理论,21世纪最大的突破在于地球系统科学。地球系统科学把岩石圈、土壤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看成一个大系统进行研究,把地球科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3. 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观
习总书记多次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的短板。在三十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中,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在减弱,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一定量的物质产品和生态产品。比如森林可以作为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止风沙的生态产品,也可以作为家具、木制品的原材料。水既有生态功能,也有生产生活功能。矿产资源为经济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但开采矿产资源必然扰动自然生态系统,一般来说减损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所以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系统里,提供的物质产品越多,相应的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就减弱。习总书记讲,我们要认识到,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树立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有利于各地方克服GDP崇拜。
4.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政绩观
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习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也是民意所在。人民群众不是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满,而是对生态环境不好有更多不满。我们一定要取舍,到底要什么?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出发,生态环境非常重要;从改善民生的着力点看,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政绩观是对政绩为谁、树立什么样的政绩的认识,说到底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体现。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把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的政治高度,你把生态文明建设摆的位置,就是老百姓在你心中的位置。
我们要深刻理解习总书记生态文明重要论述中的自然观、系统观、发展观、政绩观,更加自觉地将其贯穿于自然资源管理的方方面面。
(二)空间规划——科学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习总书记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把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要按照人口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习总书记的明确要求为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做好空间规划指明了方向。当前自然资源部正在组建,机构重构和新职能履行同步展开,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重中之重是抓住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这个“牛鼻子”,重点突破、带动全局。通过学习理解,个人认为要重点破解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 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要着力解决长期以来,空间规划多头编制、互不衔接、相互掣肘、难以落地的问题,把过去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各类空间规划要求,统一整合到国土空间规划上,建立新的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怎么构建?个人思考如下。
(1)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包括全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省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市县(设区的市空间规划范围为市辖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总体上是三个层级,覆盖全部国土面积。国家级规划是战略性的,省级是衔接性的,市县级是实施性的。
(2)原有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关系。一是原来发展改革部门主管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包括中央和省级两级)并入全国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二是原来住建部主管的全国和省域城乡体系规划并入全国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村规划并入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直辖市城市总体规划是全域规划,并入直辖市空间规划。三是原来生态环保部划定的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
2. 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内容
一是在全国层面,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在宏观层面上确定四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提出国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以及全国和各省(区、市)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总量控制数和建设用地控制数。需要保护的林地、草地、湿地都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二是在省域层面,对全国空间规划没有划定的主体功能区,以县为单位进行划定,分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在此基础上划定省级生态保护“红线”,提出全省和分市县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总量控制数、建设用地控制数。三是在市县层面,在全国、省生态“红线”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可以增加划定市县生态保护“红线”。三者共同构成了本辖区的生态保护“红线”,根据省级空间规划确定的耕地控制数、永久基本农田控制数、建设用地总量具体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落到实地位置。有条件的地方,鼓励把人口规划、产业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都整合进来,实现多规合一,一张蓝图管到底。
3. 主要难题
一是各类自然资源现状认定的标准不一,现有的底数有重复统计。同样一块地,可能在国土部门统计为耕地,在林业部门统计为林地。同样一块地,可能在林业部门统计为林地,在农业部门统计为草地。这些重复统计的地块,要实事求是进行甄别,根据自然条件,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二是原来城市总体规划的建设区和土地利用规划设定的建设用地,在数量、时序和位置上不一致。土地利用规划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有的和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用地有冲突。编制空间规划时这些问题马上就暴露出来要进行调整。三是缺乏山水林田湖草多门类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和系统评价,各种自然资源构成的生态系统的内在耦合关系不清,规划缺乏科学支撑。有时顾此失彼,比如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不匹配。作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但是水资源严重缺乏,只好抽地下水,又造成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地下水漏斗,引发地面沉降。在干旱地区,大量造林,造成水资源更加紧张。需要加强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的研究,为科学制定空间规划提供科学支撑。
(三)一管一护双向发力。管就是用途管制,管住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护就是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补齐生态“短板”
1. 强化空间用途管制
用途管制是保障空间规划刚性、约束落实的最为重要的管理手段,既要有足够刚性,又要删繁就简,不能依靠设置层层叠叠的审批、步步相互制衡的管理来体现刚性,要依靠强有力的问责体系来维护规划的刚性,大大降低行政成本。十八大以来,逐渐形成的良好社会生态,为这种转变创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现有法律法规规定,主要管制工具有:建设项目选址、用地预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农用地转用、集体土地征用、建设用地供地、土地使用权登记。自然资源部成立后,空间规划职能进行了整合,从体制上进一步理顺。建议近期在现有法律法规规定没有调整前,整合建设项目选址和用地预审,一次申请一次批复。中期可以启动相关法律规定的修改,将相关建设项目选址、用地预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合并为空间规划许可。转用征用审批可以下放到省里,自然资源部加强实施监督。
2. 加快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充分体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对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真正改变治山、治水、护田各自为政的工作格局。突出以下重点:第一,制定生态保护修复规划,分步实施,久久为功。第二,立足大生态格局保护修复,重点推进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川滇生态屏障,以及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两屏三带生态修复,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第三,突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重点推进京津冀、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海南省等区域的生态修复。第四,海岸带生态修复,近期重点突出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加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系统评价全天候监测调查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为规划管制修复提供基础支撑。
(四)以地球系统科学为指导,实施多门类自然资源调查评价监测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为自然资源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1. 组织多门类自然资源综合调查
统一时点、统一自然资源分类、统一部署,进行各类自然资源基本状况调查评价,为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 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在宏观层面重点开展资源环境禀赋和承载能力分析,提出人口产业空间战略布局建议。中观层面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重点提出国土空间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在市县层面,以县域为单元进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开发适宜性评价,为三区三线划定和监管提供依据。
3. 全天候自然资源动态监测
建立全天候的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动态调查体系,构建面向土地、矿产、海洋、水、森林、草原、湿地等多种资源的星空地一体化的高精度监控系统,实时或适时掌握资源利用情况和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情况,为用途管制和资源承载能力动态评估提供支撑。
4. 提出生态修复地球系统科学解决方案
开展地球多圈层交互作用研究,进行长时间尺度和大空间跨度的地质生态系统过程模拟与预测,提升自然生态系统演化和退化的规律性认识。对石漠化、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提出防治建议。开展湿地资源的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技术研究。加大岩溶塌陷、地面沉降成因和防治措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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