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及周边丰富的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追求民族复兴梦想而艰辛奋斗的历史见证，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凝结，是中国共产党崇高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范的载体，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历史轨迹的印记。红色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时空概念来说，狭义的红色资源单指革命战争年代；广义的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的斗争中，所形成的具有资政育人功能的历史遗存，它包含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物质形态，包括革命旧址旧居、文物文献、报纸杂志、文艺作品、标语口号等，也包括以后建的博物馆、纪念馆等；精神形态，指思想、理论、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和作风。
1.遵义及周边红色文化资源的特点及优势
贵州省是红军长征途中路线最长、历时最久、故事最丰富的省份，在全省88个县（区、特区）中，从北部的赤水河到南部的都柳江河畔，从东部武陵山脉到西部乌蒙高原山区，有70余个县留下了红军的足迹，是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经历时间最久、路线最长、故事最多的省份。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留下了如黎平会议会址、猴场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强渡乌江遗址、四渡赤水遗址等大量的革命文物遗址。在划定的革命老区中，贵州有37个县（市），占全省行政区域的42％，这在全国是少见的。据2010～2011年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数据，贵州省革命遗址数量大，品位高。
从数量看，贵州省有革命遗址2078处，在全国排名第10位，是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源大省。其中从1919年到各地解放前形成的革命遗址共1437处，其他遗址共143处，剿匪斗争遗址共498处。[67]
从类别看，在1437处革命遗址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共268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纪念地共743处，革命领导人故居共62处，烈士墓共208处，纪念设施共156处，说明贵州红色资源类型多样。
从特色看，在革命遗址中，红军文化遗址共1029处，数量在全国处于前三位，是全省红色文化资源的主体。
从分布看，革命遗址主要为分布在以遵义市为中心的覆盖黎平、瓮安、遵义、桐梓、习水、赤水等县市，点线结合的中央红军长征遗址群，以及以黔西北毕节为中心的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遗址群。
仅以遵义市为例，革命遗址就达388处，90％为长征时期的遗址，其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49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216处，革命领导人故居7处，形成了遵义会议纪念体系、四渡赤水纪念体系等数量众多、影响力大的红色资源体系。
遵义及周边这些不可复制、不可移动的特色资源，为利用遵义会议精神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总体看，遵义及周边红色资源拥有以下特点。
一是红色遗址数量较多。遵义红色教育资源丰富，主要有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以遵义会议会址为中心的四渡赤水、娄山关战斗、强渡乌江等红军长征遗址群。另外，遵义周边还有黔东革命根据地、黎平会议会址、鸡鸣三省会议会址、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等红军长征遗址，独山深河桥、镇远和平村、晴隆二十四道拐等抗战遗址，中共组织在贵州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形成的遗址遗迹，等等。围绕红军长征途中经过贵州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及作风等也是遵义所拥有的独特的红色资源。
二是红色文化影响较大。在众多的红色文化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特别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到成熟。因此，遵义在干部培训教育方面可以利用的红色文化资源意义重大，且较为丰富和立体。
三是开发潜力巨大。基于遵义在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的优势比较明显。其一是地理位置独特，区位优势明显。立足遵义，北可以辐射重庆、四川、陕西；西可延伸至贵阳、云南、西藏；南可到达广西、福建、海南等；东可联系湖南、江西、江浙一带。由此可见，借贵州经济发展的东风，把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干部培训教育有广阔的前景。其二是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资源吸引力强。遵义拥有丰富独特而又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大都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期，蕴含着深厚的革命情感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凝聚了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实质，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把特点鲜明、优势明显的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用于加强对干部的党史熏陶，展开对干部的培训教育意义重大。
2.利用遵义会议精神开展党员干部教育培训要求系统开发特色资源
干部培训教育涵盖了领导干部政治立场、培训观念、行为作风、纪律观念等方面。有效的培训教育能使党员干部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政绩观得以重塑与再造。实践证明，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教育是可行而有效的。
（1）全国大致概况
从全国范围看，一些国家级培训单位在挖掘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干部进行培训教育上已做得比较成熟。尤其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均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开发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对干部针对性较强的现场体验式教学模式，形成了一系列精品课程，在干部培训方面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一些省级党校也在积极探索和实践。如陕西省委党校充分利用陕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在本省干部中，而且延伸到对省外干部推行汉唐文化西安行、红色文化延安行，在全国影响较大。山东省积极开发利用临沂革命老区的红色资源，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建设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基地”，培训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拉动了红色旅游的发展。广东省委党校开展的“三个三”现场体验教学，让学员深入部队、工厂、农村各开展三天的现场教学，体验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的生活，加深对基层人民群众的感情。河北省利用西柏坡的红色资源，对干部进行“两个务必”的忧患意识教育。新疆建设兵团则把部队开发新疆的光辉历史融入体验式培训教育中，让学员穿上军垦战士的服装，徒步拉犁，体验“磨豆腐、打农具、住地窝子”的部队开发建设边疆的艰辛历程。
（2）贵州大致状况
在遵义及周边地区众多的红色文化资源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遵义会议会址。近几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对干部教育的红色资源的开发，把遵义会议旧址、红军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干部培训教育中。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遵义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特点和优势，理应充分挖掘，发挥其对干部的培训教育功能，但遵义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干部进行培训教育方面还做得不够。一是现场教学点开发利用比较少，培训教育中红色文化资源利用得远远不够。没有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教学模式，学员无法从现有教学中系统全面了解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遵义的革命活动及这段历史的重要地位。二是现场教学的形式比较单一，现有的现场教学点多以学员实地参观、重温入党誓词兼扫墓祭奠为主，缺少创新，停留于说教，对红色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够，空泛的说教对干部的震撼力和吸引力不大，毕竟当前干部大多已经接受了高等教育，硕士和博士比例越来越大。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好的认知能力，有的还是某些领域的专家，泛泛而谈满足不了干部的求知欲望，也低估了干部的认知水平，触及不到干部中存在的培训不纯的问题。三是针对性不强，体验式教学泛用化。没有更好地根据对象的变化更换主题或着重强调某一主题，使得不同层次的干部培训教育区别不大，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的培训教育区别不大。不能解决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和文化层次的干部对党史了解程度不同，需要获得的信息也应有所不同的问题。四是历史与现实脱节，多重历史的回顾和讲述，缺乏与现实的对接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干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学史是为鉴今，理论脱离实际必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总之，目前遵义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对干部进行培训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良好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使其作用发挥极其有限。
为此，贵州省和遵义市要深度挖掘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红色文化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培训优势，努力打造全国一流的干部培训品牌。
（二）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的开发现状
由上文可知，遵义及周边具有丰富的遵义会议特色资源，这些与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的特色“红色”文化资源对于开展共产党员教育培训具有重大意义。遵义会议精神的特色“红色”资源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的鲜活教材，是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党性教育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1.遵义及周边特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状况
（1）遵义及周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资源的开发保护情况
目前，全省有相当一批已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和利用，在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中和开展红色旅游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全省被列为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共330处，占总数的23％，其中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8处、市级11处、省级42处、国家级69处；已被命名为县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共165处，其中县级90处、市级28处、省级27处、国家级20处。
以遵义市为例，据统计，遵义市被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5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已被命名为县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共32处，其中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9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2处。
其中，遵义会议纪念馆、黎平会议纪念馆、猴场会议旧址、四渡赤水纪念馆、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等，在中央财政和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投入下，得到较好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成为红色旅游的热点景区（点）和当地机关、学校、部队开展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近年来，遵义市投资7亿多元，改造新建了遵义会议陈列馆，恢复修建了红军警备司令部、四渡赤水纪念馆、苟坝会议旧址等20多个重点红色景区景点，完善了凤凰山红军烈士陵园、娄山关战斗遗址等配套基础设施。各县、区（市）采取建烈士陵园、修烈士纪念碑亭等措施。遵义会议纪念馆2008年以来接待各地游客逐年快速上升，四渡赤水纪念馆每年也迎来数十万名参观者。遵义市全市2008年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了100亿元，2009年以来游客量及旅游总收入逐年大幅增长，2013年遵义市全年接待游客4302.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58.99亿元。这些革命遗址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红色旅游的知名品牌。
（2）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未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的开发保护情况
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未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大部分革命遗址，或虽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未受到足够重视的个别革命遗址，缺乏应有的保护，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全省未被列为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共1107处，占总数的77％，遵义市未被列入县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共330处，占全部遗址总数的85.1％，不够条件被命名为县级及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共356处，占遗址总数的91.8％。
例如，位于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苟坝会议会址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会址为黔北传统的木结构瓦房，有正房五间，左右各有两间厢房，面积约650平方米，主体建筑迄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由于年久失修，正房重心已偏离，屋头上的瓦片已多处脱落、破裂，每逢下雨，屋内到处漏雨，梁柱、檩椽、板壁、门窗已多处腐朽、破烂，片石镶嵌的院落凹凸不平，泥土遍地。居住在这个四合院的四户农家早就准备将房子进行改造，当地政府考虑到这座四合院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没有允许。无独有偶，位于德江县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会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枫香溪会议会址部分建筑年久失修，安全问题和损毁程度十分严重。枫香溪会议革命遗址群的8处遗址中，除军部、红三军医院、会址纪念碑外，其余5处遗址产权均属村民所有，共涉及村民25户，难以有效管理。
此外，遵义市红花岗区的遵义赤色工会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邓小平住处，分布在黔西北的红军乌蒙回旋战遗址，仁怀市长岗镇、中枢镇的毛泽东住处，安龙的毛泽东、朱德行居，兴义市威舍阻击战遗址等一批重要的革命遗址都需要及时抢救和恢复。还有部分遗址已被严重毁坏，恢复困难，如遵义红军之友社旧址、榕江朗洞红军标语、镇远地下党负责人宋大鸣烈士故居等。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虽然不少具有开发利用价值，但由于没有相应部门管理维护，一些已被损毁，剩下的大多处于当地群众原始看护状态。
在贵州省对于全省革命遗址保护情况的普查中，各县（市、区、特区）党史部门在文物部门的配合下，对当地革命遗址的保护现状进行了评估。其中，被评估为“好”的遗址共113处，占总数的7.7％；被评估为“较好”的共324处，占总数的22.1％；被评估为“一般”的共411处，占总数的28.1％；被评估为“较差”的共204处，占总数的13.9％；被评估为“差”的共204处，占总数的13.9％；已被损毁的遗址共209处，占总数的14.3％。遵义市革命遗址共有391处（含剿匪斗争遗址），其中，保护现状被评估为“好”的共30处，占总数的7.7％；被评估为“较好”的共84处，占总数的21.5％；被评估为“一般”的共74处，占总数的18.9％；被评估为“较差”的共61处，占总数的15.6％；被评估为“差”的共53处，占总数的13.6％；已被损毁的遗址共89处，占总数的22.8％。由此可见，近半数的革命遗址保护现状的确不容乐观。
据统计，2005年至2010年的6年时间内，全国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13.5亿人次。同一时期，贵州省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380.71万人次，仅相当于全国红色旅游总数的3.24％。而陕西省，仅2010年，全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就达4630万人次，相当于贵州2005年至2010年6年的接待游客数量的总和。2006～2010年，即“十一五”时期，江西红色旅游累计接待游客1.7亿人次，是贵州2005年至2010年6年总和的3.88倍。原因之一是贵州红色文化宣传力度不足，红色文化辐射小，外省人对贵州的整体印象淡薄。据了解，2010年一项针对贵州印象的调查表明，省外消费者对贵州的印象，排列第一的居然是“没有印象”，占到25.8％；排列第二、第三的是山水风光、民族风情，分别达20.2％和11.8％；此外，有17％的被访者提到了茅台酒；有6.4％的被访者认为贵州贫穷落后。贵州人自以为荣的遵义会议、长征文化被提及少之又少。当然贵州滞后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制约也是红色旅游发展慢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看出，贵州滞后的交通建设，阻碍了红色旅游的发展和兴盛。总之，贵州红色资源虽然丰富，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亟待挖掘、传承和发展。[68]
这些情况充分表明，贵州是一个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红色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因此，围绕遵义会议精神的弘扬，必须进一步加强以长征文化为主体的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一是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形成资源保护开发合力。二是加强制度建设，形成资源保护开发的体制机制。三是要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一方面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优化、修缮、抢救并重以加强保护，另一方面开拓创新，突出特色，开发利用好红色资源。四是加强交通、环境、研发、推广等配套基本建设，为保护开发红色资源夯实基础。
遵义及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充分发挥其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应有的教育作用，从而使得遵义会议精神的价值被低估、被错置。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挖掘、利用遵义会议精神的特色——“红色”文化资源，并将内涵丰富的“红色”文化精神转化成为可供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吸收的教学素材，以此对党员干部培训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手段等进行突破和改革。
2.遵义地区特色资源开发保护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根据贵州省特色资源保护普查掌握的情况，在贵州省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工作下，从总体而言，遵义地区特色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状况，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也不应该被忽视。遵义地区还有相当一批革命特色资源没有被妥善保护和利用，除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第一，对遵义市各处革命遗址遗迹的管理体制不顺。
从对全省红色革命遗址的普查中发现，遵义市的革命遗址遗迹的管理使用权属可谓五花八门，有归文广局管的、归民政局管的、归宣传部管的、归党史部门管的、归乡镇政府管的，甚至还有的地方归粮食局、宗教局管的，还有不少尚属私产，是农户或居民的住房。据统计，遵义市的所有革命遗址中，属文物部门管理的有30处，属教育部门管理的有13处，属乡镇政府或其他政府部门管理的有110处，属于个人私产的有83处，属于其他的有155处，可见，大部分没有被纳入正规的保护和管理。其中，在遵义的全部革命遗址中，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仅为308处，尚有83处为私人财产，归个人所有。由于没有统一的管理机制，产权难分，革命遗址的保护、建设、管理、研究、宣传等相互脱节，影响了一些遗址功能作用的发挥，使得遵义会议精神的特色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第二，遵义及周边地区特色资源本身的闲置和使用不当。
闲置和使用不当主要是忽视了遵义会议相关的文化资源的作用，将其搁置在一边而使其未能产生应有的效应。例如，对于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以及遵义会议的“后续会议”——苟坝会议等相关的红色资源的研究开发程度和关注程度都不高，造成了红色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当。这就需要相关政府提高重视程度，加强对红色资源的开发、研究和挖掘，避免浪费。
同时，遵义地区的各种特色资源的研究、陈展水平低下。例如一些已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革命遗址展览内容单一，陈列手段落后，对参观者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感染力，缺少启发、震撼作用。这些遗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差，与之对应，社会重视度低和投入小，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一些很有价值的革命遗址由于研究、宣传不够，影响不大，或是地理位置偏僻，世人鲜为知晓，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没有任何资金投入，也没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导致流失或损毁严重。
第三，对遵义及周边地区特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偏低。
开发利用率是指开发利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开发利用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开发利用效益的大小。遵义及其周边地区的“红色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先进文化，而实态文物是“红色文化”的载体。因此，科学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构建“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方式，是实现“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的必然要求。要使得遵义会议的相关特色文化资源变为可以被直接利用并兼具特色优势的党员干部培训资源，这些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就应该有一个从零散走向整合的过程。“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其物质载体必然有时空上的多维性，遵义会议相关的特色资源是相对分散的，资源散见于各处，分布不均衡，同时资源与资源之间存在信息内容等相关的冲突之处。各地对遵义会议相关的红色资源开发都是“各干各事”，缺乏必要的交流与合作，如果各地只重视特色文化资源的单体开发，忽视了这些特色文化资源群体的立体开发、整合重组，会致使遵义会议特色资源的实际效益低下，这便是另一层面的特色资源闲置和浪费。如贵州省内与遵义会议相关的几处红色遗址，目前都是各自建立各自的场馆和资料库，遗址与遗址之间，上级相关文化单位之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资料资源交流的体系和机制，甚至在其中的某些问题上还有针锋相对的争论，使得遵义会议相关的特色资源缺乏系统性、完整性。目前，应该把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各个遗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整合效应，彰显遵义会议精神。要想有效整合遵义会议相关的特色文化资源，发挥这些特色文化资源对党员干部培训教育的合力，这就需要各地政府以及文化等相关主管部门联合起来制定统一的挖掘开发规划，以达到整合的目的。
此外，遵义周边的特色资源开发还缺乏具有宏观视野的规划。一些地方对革命遗址的开发建设急功近利，缺乏整体规划，大多处于零敲碎打、各自为战和低层次的开发建设状态。如果没有经过科学规划就盲目建设，顾此失彼，大规模的革命遗址以及其他红色资源就不能形成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有较高展示水平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精品路线，不利于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的宣传推广。
为了充分利用遵义会议相关的特色文化资源，挖掘特色资源的丰富文化内涵，形成对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有特色优势的资源体系，就必须避免对相关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当的问题，把遵义会议的相关特色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同时，必须深入挖掘这些特色资源之间的相互联系，理顺资源与资源之间的关系，整合相关资源，使得遵义地区及周边的特色文化资源形成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红色”资源体系，打造党员干部培训的“红色”高地。
（三）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把特色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
1.转化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的必然性
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包括长征时期党在遵义及周边地区的光辉历程中形成的全部精神财富，其中精神是主体，红色遗址、红色文物等是遵义会议精神的物质载体。但是，其时间上的久远性、空间上的零散性等种种原因，决定了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转化的必然性。
从红色资源在教育培训中的客体地位出发，把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特色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非常必要。
第一，时间上的久远性决定了遵义会议精神资源必须“现代”化。
根据教育心理学的理论：越是与接受教育的人心理距离（时间上、空间上）近的东西越能引起受教育者的兴趣，这是由人的天性所决定的。然而，遵义会议自1935年召开以来已经过去了80年，遵义会议所形成的一系列“红色”精神财富及其物质载体仍然是依托于那个血与火时代的历史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红军在贵州艰苦奋斗的岁月。这种时间上的久远性，导致了遵义会议精神的一系列“红色”资源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和党员干部教育教学的实际存在着距离，这也正是国内少部分人产生“红色文化过时论”等错误观念的原因。此外，现今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特别是基层领导干部队伍都趋于年轻化，甚至很多乡镇干部是“80后”和“90后”，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对党的历史不甚了解。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各种西方思潮也借机涌入，通过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形式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侵蚀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备受国民追捧的好莱坞的大片，将许多“美国式民主”的文化价值观隐秘地糅入时代的流行元素，在国内大受欢迎，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隐性”宣扬其西方民主价值观，达到了对我国“输出价值观”的目的。
解决上述问题的核心就是将遵义会议精神的相关资源“现代”化，用“新瓶”装“老酒”。只有采取与时代相契合的有效“包装”，将遵义会议精神的“红色”资源以一种更加“时尚”的姿态，呈现在广大党员群众的面前，消除由于时间跨度产生的距离感，使其更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才能够将广大党员干部的热情调动起来，实现其育人功能。
第二，空间上的分散性决定了遵义会议精神资源必须“聚集”化。
众所周知，红军长征在贵州境内留下的红色遗址存在着零散性分布的特点。例如，就遵义会议召开的过程而言，从1934年12月12日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的“通道会议”算起，加之之后在贵州省黎平县、瓮安县境内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在1935年1月15～17日的遵义会议召开后，又召开了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遵义会议扩大会议，在此过程中前前后后各种光辉事迹、留下的值得深思的红色文物数不胜数，但是如果让每个接受教育的党员干部像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在贵州及周边省份重走一遍长征路显然不合理，也不具备可操作性。因此，我们就需要克服遵义会议精神相关资源的分散性特点，将之有效地“聚集”化，使其达到一定程度的聚集效应，比如可以学习一些同样具备多处长征红色遗址的省份的相关处理方式，运用现代化的3D动画、光电技术等手段，将遵义会议的各个预备会议和扩大会议及其本身，制作成电子地图和动画作品，用生动的方式将各个分散的红色遗址和相关资源有效聚集，便克服了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红色”资源分散性的特点，以整体的姿态达到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体感化的目的。
第三，形态上的抽象性决定了遵义会议精神资源必须“具象”化。
遵义会议精神“红色”教育资源是以各种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为呈现形态的，它以精神作为主体，因此难免存在抽象性，往往不好计量与传播。但是它对于人与社会的影响力又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在特定的环境下还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要使与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的“红色”资源产生实实在在的教育价值就必须对其进行“具象”化处理，使其作用能实实在在地发挥出来。正因为遵义会议精神的相关资源是一种抽象资源，其本身不能自发地对周围产生教育作用，必须由科研人员和教育人员对其进行“具象化”地开发利用后，才能成为对教育对象产生积极影响的教育资源。为了使得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红色”资源不流于形式，成为教科书中的教条形态，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其转化成为能充分发挥深刻内涵的教育教学资源。
第四，形式上的单一性决定了遵义会议精神资源必须“立体”化。
“红色”资源普遍具有存在形式的单一性特点，也就是说，它给人的外在感觉趋于单一化、平面化。根据教育心理学的有关调查发现，人的各种感觉器官接受外来信息的效果形成如下比例：视、听、嗅、味四种感觉分别占83％、12.5％、3.5％和1％。然而在遵义会议精神相关资源开发的现实中，大多数陈设只是针对视觉一种感官，不具备横向和纵向方位明晰的立体教育教学效果，加之各个“红色”资源开发区开发形式、陈设的雷同化，导致这种“单一性”更加明显，使人容易产生审“红”疲劳，大大降低了“红色”资源的教育教学效果。同时，教育学理论认为，教育内容对受教育对象的感官刺激越强烈，其印象也就越深，产生的效果也就越好。因此，遵义会议精神相关资源的这种单一性特征降低了其教育教学的成效，要使其实现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就必须利用一定的手段，如利用先进科技手段（声、光、电等），构建立体教育模型，使接受教育的广大党员干部能通过这种方式对所学的内容产生深刻印象。
同时，从培训对象在教育培训中的主体需求出发，把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特色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非常重要。
第一，广大党员干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的改变。
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党员干部受教育的程度和文化素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年轻的党员干部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硕士、博士也不在少数，学历的提升使得党员干部整体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多样，他们对诸多事物的理解能力以及敏锐性远远高于老一辈党员干部，加之网络的普及和科技的发展，使得获取信息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使得他们对于新潮的、多样的、形象化的事物更容易接受，并较易产生深刻印象。但与此矛盾的是，“红色”资源的开发和表现形式都较为滞后、缺乏新意，导致他们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接受以及吸收程度不高，同时，我党在光辉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形象在现实中的佐证力度不够，就会导致他们在思想深处对这些伟大的“红色”资源缺乏足够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解放思想，打破成规，继续推进红色资源的新颖化、多样化转变，使其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真正的精神食粮。
第二，广大党员干部认知方式的改变。
传统的“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模式类似于中小学生的“填鸭式”传播，但是，由于现今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一样变得更复杂、更多元、更希望能进行平等的交流而非被动接受。因此，要想充分发挥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红色”资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功能，就必须不断让这种精神财富的传播通过“互动”的模式进行。
综上所述，只有从与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的“红色”资源本身出发，认识到其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受教育的对象的特征，才能够从根本上厘清要使遵义会议精神资源成为广大党员干部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必须将其加以转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通过主动、自觉地促使这些资源转化成为有教育实效的“活性”资源，改变死气沉沉的旧貌，才能真正让遵义会议精神相关资源的教育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2.挖掘、开发、利用遵义及周边特色资源的主要思路
多年来，贵州省在遵义会议革命遗址和其他资源的保护、利用上做了大量工作，加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遵义会议特色资源相关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也促进了遵义市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贵州既是一个革命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省份，又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因而进行革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工作任务繁重，确实困难较多。根据这次全省革命遗址普查掌握的情况，结合贵州省实际，为进一步加强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发挥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及其拓展资源在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首要任务就是要挖掘、整合遵义会议相关的特色资源。这是有效运用遵义会议精神资源进行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直接影响到遵义及周边特色资源在党员干部思想道德教育中作用的有效性、持久性和深浅程度。
而对于如何挖掘、整合遵义及周边“红色”资源，可以做如下考虑。
第一，增强遵义及其周边特色“红色”革命历史文献和资料的收集整理力度。
首先，根据全省红色遗址普查掌握的情况，贵州省拥有的革命遗址中红军长征文化遗址约900处，与其他省份相比，是较多的省份之一。贵州省是长征文化的资源大省，而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文化中的最重要一环，发挥着重中之重的作用。但目前我们对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的研究水平、探索力度还不能与之相适应。因此，我们建议：一是依托遵义干部学院建立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中心，通过整合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的各地各部门的研究优势，规划和实施重点课题，提高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二是沿着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各项红色遗址，突出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性，评定出一批专门研究遵义会议精神的相关内容，对于在中共党史、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具备一定展示条件却没有被给予足够重视的场馆，正式予以“党史教育基地”的挂牌，作为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场所；三是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多渠道、多层次地对外广泛宣传遵义市及相关临近区域、省份丰厚的特色文化资源和革命遗址资源，政府适当加大对反映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题材影视及戏剧作品的投入，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和民间资金参与遵义会议精神文化的建设。
其次，要进一步扩充相关研究队伍，以红军长征在贵州为主体，以遵义会议为核心，对该时期的历史进行更为全面和细致的调研、了解。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实施研究型教学，组建研究型创新团队。要想真正使遵义会议精神进干部头脑、进党员心灵，实现有效、长效及有针对性的目的，还需要扎实的科研力量。广泛搜集和整理相关原始文献和资料，对已有的资源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和了解。在开放式党性教育中，可以邀请全国相关的研究专家召开相关的研讨会，交流各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达到对遵义地区“红色”资源情况有更为深入、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同时可以通过专家、教师与学员结合，形成互助研究型创新团队，以科研促教学。专家和培训教师指导学员撰写读书笔记、调查报告，同时还可以组织学员讨论，举办学员论坛，充分发挥学员在学习研究中的主体作用，达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目的，从而实现在遵义会议精神相关教学中培养党员干部政治素质、人文素质与研究能力于一体的目标。只有不断地深化对遵义地区“红色”资源的掌握情况和研究水平，才能与时俱进地提升对广大党员干部教育的效果和水平。
第二，建议制定并颁布实施《革命遗址保护条例》。
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中涉及的革命遗址众多，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不少遗址保护不力，流失、损毁严重，个人与国家的权责不明，产权关系不清晰，制定相应法规加强对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遗址的保护已刻不容缓。
正是因为革命遗址是不可再生的红色文化资源，各地各部门及广大干部群众都要增强法律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对之进行保护和合理地开发利用。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一定要有科学规划，对一些不具备开发条件的革命遗址不要盲目发掘，重在保护；对需维修、维护的革命遗址，要以恢复和保持原貌为目标，不能搞所谓的创新出奇；对处于居民密集点上的革命遗址，要结合实际，慎重开发，切不能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据调查，已处于濒危状态的革命遗址占全部遗址的14％左右。要落实好这部分遗址的维修资金，应制订计划对它们进行抢救维修，分期分批完成。对尚未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革命遗址，根据普查结果，分类排队。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论证，提出保护开发的可行性意见。对暂时尚未被开发建设的革命遗址，应当由当地县（市、区、特区）人民政府设立纪念标志，告知世人注意保护。许多地区还留存不少红军书写的标语，由于长年日晒雨淋，字迹日渐剥落，面临消失的危险，当地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妥善保护。
第三，加强遵义及其周边特色资源挖掘和整合的系统性。
由于遵义地区“红色”资源散布，甚至有跨省的情况存在，具有分散性的特点，因此，对于这些资源的整合有一个系统化的问题。首先，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作用，就必须将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连成线，形成片，构成网”，使之形成一个“红色”资源的系统的大资源库。将党员干部培训的实际需求作“纲”，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后的重大事件是“点”，整个会议的历史进程脉络为“线”，不同的红色遗址遗迹为“面”，要将遵义会议精神相关文化资源和地区之内的其他“红色”资源结合起来，不仅让党员干部感悟长征精神，还要深刻感悟遵义会议精神，形成有机连接、纵横成网的更完整、更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网。其次，对特定的“红色”资源的挖掘和整理也必须系统化，包括对实物的收集、整理和修复，对资料的整理，对图片的收集和整理，对健在的老红军、老革命或者通过其子女讲述其亲身经历、亲身体会等的重要素材的发掘、记录、整理和推介工作。
第四，打破遵义及其周边特色资源挖掘和整合的区域壁垒。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特色资源的教育效果，就必须打破遵义及其周边特色资源挖掘和整合的区域壁垒。由于遵义会议相关资源不仅分布于省内，还涉及湖南、云南、四川等省份，所以这部分内容可以被划分为省内和省际合作两个部分。
首先，省内合作应坚持政府主导，打破市域、县域等区域壁垒，解除地区封锁和条块分割的束缚，加强涉及的省内各行政区块之间、各红色教育资源地区之间的合作。建议省委、省政府统筹宣传、党史、文化、文物、建设等部门，建立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开发、保护和利用的领导及工作机构，对全省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建设工作进行统一的领导和规划管理。要理顺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的管理体制，根据革命遗址和其他形态资源的分布，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地方文化禀赋，统一规划遵义会议精神特色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建设。在重视中央红军长征遗址群建设的同时，还要注意遵义会议精神拓展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如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等其他方面红军革命遗址群，贵州地下党斗争革命遗址，抗战文化遗址，剿匪斗争革命遗址等的保护和建设，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突出重点、逐步推进，形成以遵义会议特色资源为中心，辐射周边，各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党性教育集合体。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各红色教育资源地区与红色中心遵义市的合作，充分发挥红色教育资源地区的中心作用。黎平合作，舞活龙头；瓮安和遵义合作，建设好“黔北红色教育资源”带；由遵义牵头，带动全省各地其他红色资源地区之间的合作，充分发挥红色教育资源的叠加优势，共树“大遵义会议”红色教育资源区，共同开发“遵义会议精神”红色教育资源品牌。
其次，在以“大遵义会议”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加强红色教育资源的省际合作。其重点是：贵州、四川、湖南三省合作，共创“大遵义会议”红色教育品牌。综合利用湖南、四川的丰富红色资源，加深“大遵义会议”的红色影响力和教育传播力。同时，遵义会议作为红军长征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亦可参与红军长征沿线各省（区市）之间的协作关系，共塑“重走长征路”红色教育品牌。
第五，重视遵义及其周边特色资源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继承和发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辩证统一，发展离不开继承，继承也同样离不开发展，将继承和发展相统一才是科学的方法。对遵义及周边特色资源中蕴含的遵义会议精神，必须同样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统一。正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所有的“红色”精神的形成都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它们本身、它们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不断更新的发展过程。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经济模式也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不断发展，这些新形势都要求我们用“坚持继承和发展相统一”的态度对待“红色”资源。首先，我们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和实质要毫不动摇地继承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包含了“发扬民主、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其次，必须与新时代的新需求相结合，赋予遵义会议精神新的时代内容，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例如独立自主精神，在新的形势下，不是要求所有党员干部不听取不采纳他人意见和别种思潮的“刚愎自用”，而是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在面对多元价值观和西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时候，有主心骨，不依赖、不盲从，在有效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从他种思潮中汲取对我国我党有利的内容，充实自己的理性精神。
第六，掌握遵义及周边特色资源开发和保护的一体性。
遵义及周边特色资源隶属红色资源范畴，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一旦被破坏、被摧毁，便不可复原。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和教育意义，就必须切实处理好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树立保护第一的观念。在开发红色资源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是一旦开发和保护相冲突、相矛盾时，就要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而不能以开发为借口，以牺牲红色资源为代价。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首先，要根据相关红色教育资源的历史演变及分布、形态、规模等划定保护区。其次，对革命旧址的维修，必须尊重历史真实，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护历史原貌，切不可人为地“景”上添花。最后，对目前尚无能力恢复或还未找到有效恢复途径的文化遗址，应该加强其所在环境及资源的保护，避免人为损害和破坏，以备将来条件成熟时开发之需。
第七，多元化、多渠道筹措资金，进行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建设。
保护、开发和建设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省份，财力有限，为解决资金投入不足问题，要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战略。首先，省、市、县各级财政要加大对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保护、开发和建设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加投资；其次，要抓住中央实施《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的战略机遇，积极拓展以遵义会议精神为核心的干部教育范围，努力把党史国史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与基本国情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使命意识，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全力争取中央财政的支持；再次，充分利用好中央扶持老区发展资金，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大多分布在革命老区和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县，应该将中央给贵州革命老区的转移资金支付拿出一部分来，用于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特色资源的保护、挖掘和开发，以此来促进其发展；最后，增加非政府部门的资金投入，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
3.运用遵义及周边特色资源的具体方法
遵义及周边地区的红色资源是广大党员干部重要的思想教育资源，在各级党员干部培训教学中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及途径，将遵义会议精神相关红色资源研究透、运用透，将其转化为对广大党员干部队伍极具感染力和感召力的教育素材，充分发挥遵义及周边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
在利用遵义会议精神红色资源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建课堂内外开放式教育教学平台。依托贵州尤其是遵义地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采用开放式、体验式教学法，以多种实践活动为载体，拓展教学空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红色文化教学实践基地，积极开辟红色教育第二课堂，设计红色考察路线、成立专题讲座，现场教学，扩展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构建课堂内外开放式教育教学平台，将课堂内的理论内容和课堂外的实地学习相结合，抛弃呆板的、单维性灌输式授课，以此引入教学内容，以直观、形象的方式，生动、趣味的方法，在真实场景中体验历史与感悟现在，克服教学空间的狭隘性、封闭性。通过开放的教育方式，在对学员进行红色教育的过程中，把学员的感性体验进一步上升为理性自觉，在开展现场体验教学的同时，及时安排相关的课堂讲授、学员论坛、自学、小组交流等教学活动，补充相关历史知识，进行必要的理论引导，让学员对自己的感悟进行梳理、归纳，进一步深化其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
第一，打造“软硬”兼备的红色教学环境。
教育环境作为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的实际效果产生着重大的作用，教学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学素材在教学平台中发挥作用的大小。虽然环境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达到育人的目的，但是它对于教学目标能否实现以及教学效果是好是坏皆能产生直接影响。营造一个能让遵义会议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的红色教学环境，让广大党员干部在红色环境中接受党性、个人品德、理想信念教育，受到启发，是将遵义及周边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实效的教学资源的重要途径。
营造红色教学环境，不仅要积极夯实教学场所的硬件设施，同时也要注意积极开发红色教学的软环境。
其一，夯实红色“硬”环境。在具体过程中，打造“硬”环境就需要将有形的文化元素如表征遵义会议伟大意义的标语、宣传图等呈现在教学环境中，这样的硬件装饰，反映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精神风貌，同时也积极催生广大学员对于此种精神的价值认同，会对参与学习的党员干部产生无形的教育功能。同时，教学场所的整体视觉设计，应该与教学的具体内容相契合，最好能体现历史的积淀和厚重感，传递遵义会议精神的文化价值取向，让被教育者能很快进入课堂内容。“用红色资源装点教学场所，就是运用建筑、雕塑、刻画、喷塑、涂鸦、模仿等体现现代艺术风格的装饰手段和造型、体量、色彩、线条、符号等装饰元素把红色资源及其蕴含着的红色文化合理地融入教学场所，把那些具有典型教育意义、体现特色风貌的红色资源以形象化的表现形式和多样化的艺术手法得体地融入自然景观，使之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载体，遍布于精美的园林、清澈的湖泊、悠久的馆藏、雄伟的建筑，以及学生频繁穿行的区域之间，使之成为激励他们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塑造政治素质和优秀品格的实物教材。”[69]在授课的教学基地或者学校附近，可以设立一些有代表性的、突出主题的红色雕塑；在重大纪念日，也可以拉起巨幅的红色标语。通过“图、文、塑像”的形式，突出展示共产党人革命道路的曲折历史，无形中对广大教学对象产生精神影响。
其二，营造红色“软”环境。用红色资源非直接地影响教学活动，着力营造红色教学的“软”环境。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教学媒体、传播媒介的作用，如聘请亲身经历革命的老红军、老战士及其子女，或者是专注于研究党史教育的专家、学者来学校讲课，让红色文化的传播者走进课堂。通过多样的教育、纪念和娱乐活动，不断充实遵义会议精神教学的“软”环境，广大学员能更加深刻地解读革命历史，增强历史使命感和党性认识，从而更好地履职，坚定革命信念和人生理想。
第二，创建课堂教学新模式，将遵义会议精神融入党员干部教育之中。
其一，专题教学法。专题教学法也就是对党员干部进行富有地方特色的遵义会议精神专题教育。在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时，教师要将蕴含遵义会议精神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特点写成讲义或者专题报告在课堂上进行系统的讲授，这种党性教育的方式不仅能拉近党员干部的心理距离，运用贵州省的红色资源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还可以使其形成心理上的“亲近”效应从而更容易接受，使得教育的效果更加显著，更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可以开发遵义会议精神的专题课程，在课程安排上将动画、视听技术加入富有时代色彩和生动灵活的遵义会议精神专题课中，如《大遵义会议的时代意义》《大遵义会议的历史回顾》等专题教学。但要注意的是，这种专题教学法对授课教师的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要不断地提高授课教师的综合素质水平，才能将这种教学模式的效用发挥到最大。
其二，穿插教学法。穿插教学法也就是在对广大党员干部培训其他理论学科或其他相关内容时，把与之有交叉重合或相关性的遵义会议精神的内容穿插进去，丰富教学的内容，也大大地拓展了遵义会议精神在教学中的适用范围。在具体课程中（干部行为心理学、思想品德教育等）可以借由与所授内容紧密相关的红军长征的事例以及遵义会议精神的相关内容，将共产党革命先驱在贵州的光辉事迹、高尚情操和崇高品德当作实例，既可增强说服性，又可丰富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趣味性。
第三，开拓课外教学新方式，将体验与欣赏相结合开展专题教育。
干部教育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可吸收、有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这就要求在运用遵义会议精神相关资源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红色教育时，要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精心设计和组织开发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思想道德实践活动。由于授课灵活性、多样性和实效性的要求，课外教学已被广泛用于干部教育之中。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党员干部观察分析社会现象和掌握精神社会发展趋势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实践教学是将遵义会议地方红色资源融入党员干部教学的有效途径。开展遵义会议精神特色实践教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体验式教学。体验式教学是指教育者通过创设情境，让受教育者亲自感知，达到自悟的一种教学方式。遵义及周边地区的红色资源恰恰为体验式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内容，参与教育的学员可以徒步重走长征路体会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真人情景剧的形式再现革命历史等。例如，可以按照就近原则和具体培训时间长短，组织参与培训的党员干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黎平会议会址、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猴场会议会址、周逸群故居、四渡赤水纪念馆等，或者组织其瞻仰遵义红军烈士陵园、黎平烈士陵园等，同时进行祭扫活动。又如，可以因地制宜地组织参与培训的党员干部有选择性地参加“重走长征路”活动，让其体验当年红军长征行军时的艰辛。还可以积极邀请当年的老红军、老专家等做革命传统报告、讲革命传统故事。同时要讲求实效，实践体验后要及时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总结、讨论、演讲等活动，巩固实践体验成果，达到每实践体验一次，思想道德境界真真正正地提高、升华一次。
在这些场景中，广大党员干部不仅仅可见、可听、可触、可操作，而且通过这样的过程，自己去体验历史、感悟历史，真正明白革命的内涵，达到触动灵魂、坚定信仰的效果。
其二，欣赏式教学。欣赏娱乐式实践教学是指在对党员干部培训的过程中，利用课堂或课余时间放映体现遵义会议精神红色题材的影视作品或动画作品，通过对历史的生动再现，将分散、久远的红色资源聚集化、现代化，将凝固的时空变成动态的呈现，在光影变幻中再现历史的风云突变，给被教育者强烈的吸引力、震撼力以及冲击力，从而达到革命传统教育、党性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目的。这种实践教学方式容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可以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式占用大量时间，前期需要制作涉及影视、动画等领域的播放内容，同时也需要干部培训的相关部门提供多媒体等技术设备支持。
在利用遵义会议精神红色资源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的时候，除了运用以上的课内外教学方式外，必须坚持历史和现实相结合，采用“引导启发式”教育教学方式。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一部分，是我党的传家宝，是党性教育和党风教育的精神宝库，是新时期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教育生动而又深刻的教材。加强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教育，不能就历史讲历史，而必须紧密联系现实，找准历史与现实的对接点，采用启发式教学手段，将理论分析和实践相结合，将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让学员在情感和理智上能接受党性的观念。要把遵义会议精神放在国史、党史、改革开放史中去理解并把握，更要结合时代要求加以深化、具体化，当学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面前，加强学员对执政意识、政权意识的教育；把遵义会议精神的教育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教育融合起来，把最真、最美、最富感染力的史实讲出来，引导学员继承长征史的光荣革命传统，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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