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一个普通的英格兰移民家庭。父亲悉尼·麦克伦敦是个农场主，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笃信民主党。悉尼结婚时曾经与妻子达成协议，两人婚后要共同为那些下层和受压迫的人们服务，多做社区服务工作。父母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了萨拉的一生。萨拉说，她对新闻感兴趣完全是受父母的影响。从她记事时起，就经常听到父母在饭桌旁讨论政治，萨拉长大后也经常参与争论。她回忆说，经常是十几个人，包括一些亲朋好友，围坐在饭桌旁指点江山，争论不休。
父母都希望萨拉长大后成为律师，少女时代的她对未来充满幻想，她读过不少关于间谍的书，因此那时她的愿望是当一名间谍，为国效力。但是萨拉的老师一天对她说：“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记者，到密苏里新闻学院去学新闻吧。”萨拉答应了，多年以后她还十分感谢那位老师。萨拉说：“记者是天下最好的职业，它是人民与政府间的信息桥梁，我特别喜欢这一极具挑战性的事业。”
1931年，萨拉从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开始在家乡泰勒市的《泰勒信使时报》当记者，一干就是10年，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萨拉应征入伍，被分配到首都华盛顿“妇女兵团”总部，负责公关事务，协助招募女兵，安置伤残军人等。
1943年，萨拉结婚了，但就在萨拉怀孕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只好退伍，孩子出生后就从来没有见过爸爸。为了工作，萨拉从此也没有再嫁，将她的一生献给了她挚爱的新闻事业。
1944年6月，《费城每日新闻》聘用她为驻华盛顿记者，她拿到了第一个白宫记者证，从此开始了她的白宫记者生涯。萨拉一边工作，一边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1946年，为了更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照顾好孩子，萨拉辞去了《费城每日新闻》的工作，成立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为全美各地，尤其是家乡得克萨斯的报纸提供白宫和国会的特稿。至今，虽然有时也有个别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她这里实习，但“麦克伦敦新闻服务社”的正式职员仍然只有她自己。
在白宫开始当记者后，萨拉首先遇到的是轮椅上的总统罗斯福。提出高质量的问题，是记者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萨拉回忆说，罗斯福知识渊博，智慧超人，也许二次世界大战造就了他特殊的领袖风范，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而且对记者毫不留情面，回答问题特别尖刻。那时她刚到白宫，对一些国际、国内大事又半懂不懂，生怕露怯，因此不敢问问题。她第一次提问题是在杜鲁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萨拉说，杜鲁门让记者的日子好过多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房间十分拥挤，记者们经常在彼此的脊背上做笔记，杜鲁门发现后就和大家一起到一个空间大的地方去，“他很直率，也了解我们记者。我特别佩服他的性格和勇气。”
萨拉告诉我，肯尼迪具有一股特殊的魅力，是她报道过的所有总统中最叫人喜欢的一个。“我和他关系也不错，他很熟悉我。我喜欢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的领导才能。”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继任总统，萨拉与约翰逊的关系就不那么顺利了，萨拉至今仍然对约翰逊的火爆脾气耿耿于怀。约翰逊任众议员的时候，萨拉已经进入白宫做记者，但同时也经常跑国会，那时他们就已经有了争执。当时萨拉写了一篇关于石油的稿子，约翰逊看到后对她大发雷霆，在国会的走廊上，约翰逊愤怒得像头狮子一样，握着拳头对着萨拉的脸说：“你必须收回那篇报道。纯属捏造。”萨拉也不客气：“我决不收回。这篇报道事实无误。”萨拉这次被气哭了，她含着眼泪离开了办公室。后来，约翰逊又进入参议院，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萨拉与约翰逊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两人更是经常发生摩擦。约翰逊甚至还告到过萨拉的老板那里。
萨拉的风格独一无二，是比较有个性的记者，她底气十足，嗓门很高，经常与别的记者争着问问题，给人以咄咄逼人的感觉，因此经常招人烦。第41任总统布什曾经批评萨拉嗓门太高，而且语言也够尖刻的，布什说：“吱吱叫的轮子在生活当中不一定总是能够得到润滑油，声音高的人不一定总是被认可，因为这对别的人不公平。”一本杂志曾经将她描述为“白宫记者中最粗鲁的人”，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布里特·休莫骂她是“老傻帽”。萨拉说：“过去他们都骂我想出风头，说我声音太高，精力太旺盛。可是，我是在干我的工作，如果我不这样争强好胜，我就完不成任务。”萨拉对别人的挖苦和讽刺从来没有在意过，她干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我就是我，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也改变不了。”她说。
随着岁月的流逝，萨拉的敬业精神不仅得到了白宫内各界人士的理解，而且上至总统，下至一般职员也开始尊重她、敬佩她。1990年9月，她80岁生日时，当时的总统老布什夫妇亲自写信向她表示祝贺，前总统福特夫妇也写信给她，称赞她对新闻事业的不懈追求，前总统尼克松夫妇也给她写来亲笔信。萨拉将这些信件装进镜框，挂在家里的墙上。墙上还挂着她与克林顿一家的合影。萨拉指着另一张她与克林顿的合影对我说：“我最喜欢这一张。瞧，总统多像我的儿子。”照片上，克林顿弯腰微笑着和坐在轮椅上的萨拉握手。
那位曾经说她是“老傻帽”的记者休莫，后来经常主动要求为她推轮椅，他已经成为萨拉的好友。
萨拉对新闻媒介和美国政治怨言颇多，对前白宫发言人麦柯里特别不满。但她认为克林顿与记者的关系比较和善，与记者处得还算不错。
她说：“美国目前的悲哀是，美国人民只能知道几件事。他们不知道社会福利，他们不知道我们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销售武器，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这主要从新闻媒体的活动就可以看出。记者们整天泡在一起，围绕一个主题转圈子，你去白宫参加记者招待会，有55个问题，但除了一两个问题外，其他都是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翻来覆去地问，问来问去还是同一个问题。当然，我觉得不应单单责怪记者，政府也有责任。”
萨拉说，政府每周都花数十亿美元用于公众事务和公共信息，但他们不告诉公众任何事情。这些钱都用在了吹捧他们的老板，使老板看起来伟大、了不起。他们不告诉公众他们是如何花这些钱的，因为说出来，公众会反对的。
克林顿政府在教育公众、告诉公众信息方面就十分弱。记者要直接与联邦政府官员说话，困难重重。你打电话到白宫，接电话的往往是个实习生。克林顿有他自己的实习生体系，他认为这将能够帮助许多大学生成长，这是对的，但在这些实习生坐在电话前工作之前，政府却没有教他们任何事情。你打电话要求找哪个部门，这些实习生总是说：“可是现在他们不能接你的电话。我们只能记下你的要求，然后告诉他们。”
“白宫的许多新闻活动都采取特别记者组的形式，事实上总统的许多礼仪性活动根本用不着这种形式，这样做等于限制了许多记者，使他们根本进不去。白宫以前那个发言人麦柯里是经过国务院训练过的，国务院是人民与政府的缓冲区，它从来不愿意透露许多秘密。麦柯里的口齿也不太清楚，他好像没张开嘴巴话就出来了。记者招待会完了，他还在麦克风前停留一会儿，开始一个‘低语记者招待会’——第二个记者招待会。这是他从国务院带来的作风。被认为重要的通讯社的记者、电视台记者，都围住他，其他记者则挤不进去，听不见一个字。如果他说什么话，应该让大家都听清。现在的发言人洛克哈特比麦柯里好多了，他口齿清楚，而且比较直接、坦率，不回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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