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的未来》
通常认为，是人类破坏了环境。这里的“人类”实际上是由贫富、强弱不同的群体来构成的。为此，穷人和富人彼此针锋相对——富人说：环境恶化与经济贫困与生俱来，富长良心，穷生奸计，恶性循环；穷人说：环境危机是富人制造的祸患，为富不仁，富而忘义，他们只顾利用自然资源而不管环境责任。在当代中国，富人与穷人俨然是两个相对的群体。然而，无论贫也好，富也好，某种程度上无一不与当前的环境危机、环境公正问题相关。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主任姬振海曾撰文指出：“环境保护实际上调节的是社会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对少数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环境保护体现着以政府意志为特征的社会公正政策。”[139]
第一节 穷人在呐喊：谁来倾听我们的呼声
富人的乐，不只是富人才能体会；而穷人的苦，则只有穷人才能感受。虽然对贫穷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分类，但是，一般认为，贫穷是指缺少基本生活保障，在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存条件方面严重缺乏或者不能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生存环境的恶劣，生存能力的缺失，使“环境破坏”与“生活困难”二者像恶魔一样纠缠着穷人。
一 穷人：收入少消费低
“贫困是一种痛苦。穷人要承受来自食物缺乏和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承受身为附属品以及缺乏权利的屈辱而带来的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作出某种取舍而带来的道义上的痛苦。”[140]
要描绘穷人的特征不难，简单地说，就是“进得少”——收入低下，“出得少”——消费低下。
贫困人口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收入低下。这部分人主要包括农民和城市的下岗失业人员。
农业劳动者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一个阶层，也是贫穷人口最为密集的一个群体。2011年，国家将农村扶贫标准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照新标准，年末农村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141]这个数字表明占人口主体的农民，古往今来，依然没有摆脱贫困的追缠，他们还是贫困的主要群体。
城市下岗人员也在步入贫穷阶层，而且这个群体的绝对人数在增加。《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职业，也就失去了生活的真正保障。眼看着繁华都市，耳听着现代节奏，绝大部分城市失业人员却只有观望、等待、焦虑。
合理的收入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日趋明显。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69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2011年名义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增速比2011年加快1.2个百分点。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2011上年名义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比2011年回落0.7个百分点。[142]东西部收入差距也略有加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43，分别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高出20.1%、9.6%、9.2%。省际居民收入差距依然存在，2012年7月间，中新网财经频道统计发现，除了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湖北、河南、新疆、西藏、贵州这8个省区外，目前全国已有北京等23个省区公布了2011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显示，在这23个省区中，北京职工月平均工资最高，为4672元/月，其次是上海，为4331元/月，而排名垫底的是甘肃，仅为2742元/月。[143]这也再次确证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缩小分配差距对策的正确性——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超前消费成为时尚的今天，收入高低并不决定消费高低。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依然秉承着量入为出的传统文化，穷人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能力，一定意义上，低收入即低消费。
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4.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144]据统计，占我国居民人数近2/3的农村地区，消费只占全国的1/3。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消费低下的农民也包括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许多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大部分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我国现有农民工近2亿。由于缺少较高的文化知识和技术，他们只能成为廉价劳动力。目前，他们主要集中在建筑、餐饮、服装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充满诱惑的城市中，春踏青、夏戏海、秋赏月、冬看雪，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奢侈，他们只能居住在廉价简陋的房屋中，守着昏暗的灯光，遥寄一种生活的梦想。
二 穷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
在环境资源的占有消耗上，富人的消耗量高于穷人，但经济窘迫者往往是环境污染的最大承受者。一个在公共景区建别墅的人，与一个住在闹市单元房里的人，谁占有消耗的资源大，谁承受污染的程度高，不言而喻。
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为了早日脱贫，大方地把秀美的风景区和大片的良田廉价地供应给招商引资，祈求速效致富，结果欲速不达，不仅给少数人掠夺财富提供了机会，而且把祸患遗留给了当地的贫民。上游荆门市的大量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把竹皮河变成了酱红色，河水所含的氟、铅、硫化物等十几种有害物质，皆大大超过人畜饮用标准，鱼虾鸭鹅基本绝迹，4700亩农田和1500亩水面因污染而撂荒。竹皮河两岸的贺集乡、康桥湖农场、石牌镇等26个村庄5643户，因饮用和使用河水灌溉，70年代以来的30年间，死亡耕牛11722头、猪26780头……竹皮河两岸人口总数3.5万，肝脏病患者8500多人（占总人口的24%），慢性肠炎患者6300多人（占总人口的18%），各种皮肤病患者9300多人（占总人口的26%）。仅贺集乡便有650人患肝癌，93人患肺癌。竹皮河两岸青年参军体检，基本无人合格……湖冲村一位农民承包了6亩稻田，由于污水入侵，收获的5000多斤稻谷竟然都变成了黑色。粮食收购人员抓一把撒给鸡，鸡不吃，给猪，猪也不吃。一气之下，他们将这5000多斤稻谷通通倒进了竹皮河……[145]
发展，是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假借发展之名，大肆消耗环境资源，不仅有害于人，而且有害于自然——它使“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发财”，而事实上，少数人发了财，大多数人却深陷贫困无法自救或者一度崛起后却再度沦陷。
人工物品在耗用时，它的利与害是同一的，使用者即是承受者；而环境资源在耗用时，它的利与害是分离的，使用者并不等同于承受者。当富人享用环境资源后无代价地向自然环境排放废弃物而享受无成本之利时，穷人却因环境资源的破坏和环境污染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屡受污染侵害，无奈暴力抗争，此类事件在农村近年来频频上演。面对无法及时有效解决的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不少人采取了集体性暴力抗议，这种事件尤其是在农村居多，由此而引发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也在逐渐增多。在这类案件中，环境污染受害者往往因妨害公务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受到刑事处罚。然而，污染受害者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激烈的对抗方式，往往是因为他们在身体健康与生存环境遭受严重威胁时，无法通过正规渠道使污染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146]
环境资源耗用时的利害分离使富人可以无成本地享受环境资源，而穷人在生计的压力下不得不向富人输送着环境资源，却把自己推向了恶劣环境的深渊。
环境污染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富裕的地区和人群有能力补偿污染给自己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但穷人却没有能力选择，更无力应对因污染而带来的损害。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城市农民工和失业人员、拾荒者、流浪人员，即使意识到环境污染严重，也没有能力来改善生活状况，他们忍受着居无定所或者住在肮脏地区的痛苦。相反，富人们却可以狡兔三窟，四处有屋——当前各地不断攀升的房价与其说是“供不应求”的经济规律在发生作用，毋宁说是富者把房产当作投资而导致的畸形现象。
越穷环保越难，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究竟谁在损害环境资源？这近乎是天问！草原沙化了，牧羊人痛心疾首，沙尘暴来了，城里人叫苦不迭。殊不知，沙化与草原稀疏有关，草原稀疏又与市场对羊肉、羊毛的巨大需求有关，而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是羊肉、羊毛的最大消费者。但是，最大的消费者，未必是最大的埋单者；最无力的消耗者却可能是环境的最大受害者。这就是环境与贫富的逻辑！
三 穷人呼唤环境公正
不可否认，贫困与环境之间确实存在一条恶性循环线。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首席讲座教授达斯古帕塔说：“贫困造成了营养不良，削弱了穷人的工作能力，妨碍了他们获得工资就业的机会。因而穷人被迫更多地依赖砍伐边际土地上的脆弱的、产权没有确定的自然资源。”[147]但是，这条明显的循环线又受着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是制度不公正造就了穷人目前的状况。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形成的，是用来制约和引导社会成员、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的设置、变迁对全体成员的行为和利益关系有一定的支配作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选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生产力和技术有限的情况下，重点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采取“农产品低价”的经济政策，实行一系列压低农副产品价格的措施，源源不断地廉价供应给工业。农村的环境资源在国家政策的强制下流向了城市。作为资源地区的原住民却只能成为环境资源的稀客。
我国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和尚城歧农的福利制度明显缺乏制度的道德性。国家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将大量的资金投到城市，也吸引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骤然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而农村却得不到应有的技术、资金和智力投入，剩下的是坊间所谓的“583861部队”——老弱病残人员，“空壳村”大量存在，留守儿童几近“问题儿童”。可想而知，农业生产率能有多高，农民收入能有多高？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把农村挡在发展成果之外。
福利制度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画着“楚河汉界”。为什么城市居民可以轻松享受到的社会福利，而对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呢？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这不仅是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所在，而且也是它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合法性所在。住房福利、退休养老、交通补贴等福利为什么总是与农民隔着楚河汉界？一个本该普遍化的制度，却把提供这种福利的贡献者——广大农民抛弃，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何在？
另一方面，穷人阶层缺乏有效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利益表达机制，因而在环境伤害中不得不选择沉默。
对于生活在乡村的穷人来说，除了看着美丽的田野变成冒着滚滚黑烟的工厂的痛心，除了看到大片的树林被伐的悲戚，除了看到一堆堆来自城市的垃圾的酸楚，他们剩下的只有呐喊这最后一招！
俗话说：“富在深山有人问，贫在闹市无人知。”穷人的穷还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寒酸，而且还表现在社会资源的匮乏。社会学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种假设：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差序格局深刻地影响着城镇居民（其实可以泛指广大贫困者——笔者注）遭受环境危害时的行为。在差序格局中，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城镇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时到底是选择抗争还是沉默，取决于他们所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该网络的疏通能力。[148]简单地说，穷人缺乏有效的社会关系来表达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找不到合适的利益代言人。因此，难以形成强大的声音，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他们的声音湮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自己的利益未能有效地表达出来，更难以得到社会的反馈。谁来为他们的利益代言？难道等待他们的就是只能做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吗？
穷人的生活状况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和谐、稳定及发展。在自然面前，众生平等，生态危机导致的灾难不可能嫌贫爱富。“富人也不能置身于贫困和人口过多造成的环境压力之外，如同穷人也无法躲开富裕和过多消费造成的环境压力。富人和穷人都被拴在环境的自由降落伞上，如果想及时拉开伞绳，安全降落，那就要抱在一起。这个时候就是现在。”[149]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盼望着黎明的到来，呼唤着实现群际环境公正。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建立制度公正。以人为本是指以全体百姓为本，而不是以某个阶层、某个区域的人为本，更不是以少数富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站在全局、整体的高度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当前，在我国的环境利益格局中，确实存在某种“嫌贫爱富”的价值取向——越是富裕、社会关系网络越强的群体，越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越能够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保护；反之，越是贫寒、社会地位越低的群体，越是无法使自己所受之害得到别人的重视，只能委曲求全。这从源头上造成了环境资源的不公正，使许多人陷于贫困的境地。
以人为本是以注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本。过去的政策制度更重视的是人的生存权利，也就是以解决人的温饱问题为核心，难以顾及在环境资源基础上人的发展权利。而以人为本来制定制度、政策就是要站在全体百姓的立场上，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建立一整套相应的制度：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建立城乡同步同等的社会福利制度，关注弱势群体的物质、精神生活状况，特别关注穷人的环境资源使用权和环境污染受害情况，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在“共建中共享，共享中共建”。
——必须建立收入差距的适度原则。只有把收入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过大的收入差距，享用环境资源的不公正，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和源泉。收入差距的适度原则体现了“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的要求，既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又反映了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承受能力。只有在适度的收入差距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穷人在环境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的平等权利。
——必须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强力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在社会层面上，国家不能嫌贫爱富，必须成为穷人的“靠山”，保障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要求。在国际社会，非政府组织（NGO）在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大力发展NGO，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实现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提供制度保证。穷人阶层只有通过有效的强有力的利益表达机制，才能发出他们的呼声，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及社会政策的制定。
——必须建立环境补偿机制。国内一些学者针对生态破坏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提出了“开发者养护”“利用者补偿”“破坏者恢复”等体现环境正义和责任公平精神的原则。同一地区资源开发利用的受益者应该对当地的环境资源受害者给予补偿，不同地区资源输入的受惠者应该对资源输出者给予补偿。
众所周知，环保环保一是“保”，二是“治”。“保”是预防，“治”是恢复。治理往往比预防更困难。淮河治理了一次又一次，依然养不活鱼虾，主要问题不是找不到污染“事主”，而是找到了“事主”却没有能够令其自觉拿出补偿的有效办法。谁糟践谁治理，谁糟践得厉害，谁就得负主要责任，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但我们却缺乏体现这个基本常识的合理有效的环境补偿机制。
——必须建立资源消费限制机制。与穷困人口的维持生存相比，富人追求利润和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消耗了大部分的环境资源。而目前对于环境资源的占有和使用机制，也大大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例如，在许多重要环境资源的使用上，并没有任何总量限制措施。谁有钱，谁就可以多购买多消费，“我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就事实上造成了环境资源的不平等占有和穷人被排斥在体面的生活之外。富人在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保证了他们在获取环境资源方面具有更大的能力；而穷人则缺乏这种能力，这也是他们不得不直接从环境中获取生存所需的原因所在。另外，穷人大多数都生活在环境恶劣、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那里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因此穷人的活动很容易引起环境的恶化，而这最终让他们背上了破坏环境的恶名。
第二节 富人像候鸟：谁来关注他们的迁徙
夏在北居，冬往南飞，候鸟的迁徙是鸟类适应环境被动选择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富人们为了回避环境的伤害，也有能力像候鸟一样迁徙：炎炎夏日里，漂游在清凉的北疆；飕飕寒风中，睡躺在温暖的南国。富人们的选择是自我主动的作为。这一切与当前的环境危机究竟是何关系？
一“中国式富人”
英雄不问出身，财富常藏好奇。在这个一度以“均贫均穷”为自豪的国家，财富的大门敞开之后，思富、求富、追富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潮流。藏富于民是以人为本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不是历史在这里变了戏法，也不是神力在他们身上使了魔法，是社会大变迁裂变出了中国式的富人。时势造英雄，机遇创财富。中国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有四次机遇造就了当今中国的富人。[150]
第一次机遇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时期。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流通领域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待业青年、“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成为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主要力量。这些人虽然文化水平低，“一无所有”，但他们敢冒风险，不怕“失去”，以个体户的身份存在，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了财富，依靠胆识和机会成为中国的第一批“富人”。
第二次机遇是生产资料领域的市场化时期。它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双轨制”为一些人提供了致富的平台。钢铁、木材、土地等生产资料在计划内外循环。他们钻制度的空子，打“擦边球”，搭便车，运用各种关系，从中捞取高额利润，成为中国的第二批“富人”。
第三次机遇是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时代。随着金融债券、上市公司的大量出现，上市公司工作人员、律师、会计等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再加上利用当时中国金融市场的不规范，靠资本市场致富，成为中国的第三批“富人”。
第四次机遇是知识与技术市场化时期。它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如出国贸易经营者、跨国公司高级白领、知名学者教授等，利用自身的知识、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从中获得巨大的回报，成为中国新一代的“富人”。此外，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等具有自身的特殊专长的群体更是赚得盆满钵满。
进入21世纪，第五次创造“富人”的时期已经开始，一些人在原始资本得到一定积累的基础上，在股市、基金、房地产、采矿等领域大显身手。例如，2011年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信息文化、医药生物、零售、机械等行业异军突起，富人上榜数与财富额量价齐升，金融业富人上榜人数增幅跃居前五，彰显虚拟经济虚火旺盛。
中国神奇的发展速度“当惊世界殊”，中国制造富翁的速度同样举世无双。
贫困的原因面面相似，富裕的理由道道不同。
大多数中国式富人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尽管胡润研究院2011年的《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指出，过去10年来，跻身胡润百富榜的1330名中国富豪里，已有49人“发生变故”，包括“上海首富”周正毅及格林柯尔前董事长顾雏军等曾叱咤一时的人物。其中19人获刑入狱或等候宣判，这些人仅占1.4%，但是，执拗于财富道德的公众却依然质疑那98.6%富豪的“健康性”。这种对富人普遍信任的缺乏，反映的却是整个社会的伤口。这种由体制和制度缺陷所“设计”出来的富翁难以体味“公益”“慈善”“环保”的切肤之痛。邓晓芒先生不无偏激地把这种“催富之道”概括为：在中国不可能产生比尔·盖茨，只能产生赖昌星。盖茨赚钱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文精神，即有限个人的无限追求——在这种无限追求面前，家族的显赫，个人的享受、排场、名声、权力、地位和一切世俗的欲望都成了不上档次的东西，巨大的财富成了扶贫济困、造福人类的条件。这样一种人文精神在中国目前还只能是一种天方夜谭，它缺乏生根的土壤。[151]
中国式造就富人的生产方式带来对中国式富人的评价。2008年7月19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买车”引来一片热议。尽管网友们“仇富不仇袁隆平，攀比不攀运动员”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心态有其复杂因素，但是，只有阳光照耀下的财富才会为我们这个社会所尊敬，灰色财富、问题财富终将还原真相，遭人唾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惜财，用之有道”。中国和谐社会需要财富的阳光，更需要阳光的财富。
二 谁是环境责任的逃避者
如果说，穷人是环境资源的“温柔稀客”，那么，富人则以其惊人的消费成为环境资源的“大客户”。
富人在物质上的富有决定了他们可以占有足够的环境资源来维持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吃穿住行等物质上的消费，还是游山玩水等精神上的享受，富人占有、使用的环境资源都可能是穷人的数倍。与其说，是他们的财富造就了他们强大的支配能力，不如说，是公有的自然资源支撑着他们的消费可能。
据《2011～2015年中国餐饮行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披露，“十一五”期间，全国住宿餐饮业零售额从2006年的1034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约21000亿元。2010年全国餐饮收入达17648亿元，增长18.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24%，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11.1%，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个百分点，对消费品市场起到了较大的拉动作用。餐饮并非只有富人才光顾，但豪宴阔宅则非富人莫属。有个美国先生曾经不无忧虑地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他质疑的是庞大的中国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准确的问题应该是“21世纪，谁来满足富人的需求？”地球是全人类的地球，中国的资源当然是全中国人的资源。但是，当一种非基本消费成为人性的需要之时，中国的资源显然只会落入富翁们的“胃口”，而穷人，不过是以“反刍”方式嚼着富人们的残羹冷炙而已。
资源越是稀有，就越成为富人们争相夺取的对象。2012年人均GDP （6094美元）排名世界第84位的中国，却是世界上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标价1188万元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世界第一；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不次于巴黎、伦敦和纽约。《2010年中国大陆奢侈品消费研究白皮书》显示，2009年我国奢侈品消费总额为770亿元人民币，约合114亿美元。中国高端人群的奢侈品购买力是日本人的1.5倍，是美国人的3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惹眼的奢侈品高成长市场。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09年1月，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且，在全球奢侈产品市场出现萎缩的情况下，该年中国奢侈产品销售依然强劲，增幅居全球第一。
富人们如何消费似乎完全是一个“私人性”问题，是一个“权利”问题，但是，人们没有看到的是：正是畸形的消费拉动着资源的消耗，大量的、浪费性的奢侈品，寻求的正是那些一掷千金的购买者，并由此带动社会消费的普遍升级。马克思说，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也是人的本质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终极意义的价值观上讲，消费合理的标志是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发挥，是人的才能的提高。[152]富人们过度的消费是人性的扭曲，而穷人们不足的消费却是在扭曲人性。消费是欲望的满足，不当的欲望催生不当的消费，就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那样，人“作为人越来越穷”，以至于“对货币的需要”成为“真正的需要”“唯一需要”，在富人身上产生出“非人的、过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来的欲望”，而在穷人身上则产生出“粗陋的需要”。“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必须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在私有制社会，人自身的存在必须体现在消费和对消费对象的占有之中，人的本质力量必须体现在对对象的拥有之中，他的现实就是对象的实现，“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劳动的异化、财富的异化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人的异化问题。富人之所以具有一掷千金的冲动和能力，表面看来，是因为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消费财富的自由，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感性的占有，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和本质，必须“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153]
富人们有足够的能力像“良禽”一样，“择枝而栖”，有能力消耗资源，也有能力逃避环境灾难；但是，穷人们则不得不“原地踏步”，忍受着富人们带来的环境污染。是人类在毁灭地球，还是人类中的富人们及其激发的消费欲望在毁灭地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洪大用博士曾在全国14个市、县进行过一次“中国全民环境意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普遍希望社会上的富人更多地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对“社会上的有钱人应该对环境保护负更多责任”这一说法，69%的人表示“同意”或“较同意”；对于另外一种说法：“买汽车的人应该付空气污染费”， 90.9%的人表示“同意”或“较同意”。但是，富人自身却并不完全这么认为。对于“富人应该对环境保护负更大责任”这一说法，收入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表示“不同意”。[154]很多富人不能节制自己不合理的生活消费，更很少有富人会自觉投资环境保护事业。富人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一定原因的。富人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凭借手中拥有的财富，可以通过迁居的方式来获得较为洁净的生活环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往往就是富人居住的场所，他们将攫取财富过程中破坏的环境、将过去不合理的生活消费造成的污染留给普通大众，让别人去为他们收拾“战场”。
煤炭大省山西的那些煤老板恐怕用富得流油已经不足以形容了，可是那些煤炭工人呢？如果他们能维持基本生活需求，还会有人甘愿冒着生命的危险去那些没有安全保障的黑矿井挖煤吗？
当一个地方的环境被破坏以后，富人可以随意拍屁股走人，即使当中国几无立锥之地之时，富人们还可以挟持着刮足的银子迁居他国，异地生活。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富人们总有挥霍之地。可是，穷人们却不得不留守家园，原地踏步，坐以待毙。
市场经济的逻辑是“谁有资本，谁就可以占有和使用环境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必定制造大量的废弃物。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产生的废弃物必定流向他乡，它们该何去何从呢？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伦思·萨默斯1992年初抛出一份备忘录。他建议世界银行鼓励废弃物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去，并建议污染型企业和生产活动也转移到这些国家。他的理由是：第一，南方国家人的平均寿命和收入较低，由疾病和过早死亡造成的生产和收入损失较低，污染成本也就最低。第二，那些还没有被污染的国家比北方国家有更大的容纳有毒废弃物的环境容量，而且环境效益也较低；北方国家面临的环境压力已经十分沉重，污染的边际附加费也极其昂贵。第三，出于审美和健康的原因，贫穷国家对清洁环境有较低的优先权，因此，当环境被破坏时，其补偿费用不高。[155]
萨默斯“振振有词”的理论是把环境和生命价值的考虑作为出发点的。在他看来，富人“命贵”，而穷人则“命贱”；富人在占有及使用环境资源和实现环境要求上具有优先权，成为环境资源的大客户和环境责任的逃避者，而穷人只能有最底线的生存，成为环境资源的稀客和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
穷人生活地垃圾处理成本低就必定成为垃圾倾倒、处理的“桃花源”吗？环境成本高的地方不应被污染，环境成本较低的地方则可以肆无忌惮地被破坏；富人生活区的垃圾处理成本高，垃圾就被转移到穷人居住区倾倒处理。于是，穷人成了环境破坏的受害者，但富人却成了道德的强权者、环境利益的既得者。
环境清洁权应该由收入来决定吗？富人理所当然地拥有且优先拥有环境审美权、健康权，穷人只能靠边站或较富人之后才有，或只能拥有最低的环境审美权和健康权。这样的伦理是谁的伦理，这样的道德是谁的道德，这样的环境现实难道不是对环境正义赤裸裸的破坏吗？
富人有权把实现自己的环境利益建立在穷人的环境受害上吗？水往低处流，是自然规律；垃圾往贫困地方走，是社会规律吗？富人享有消耗环境资源的优先权，就必然享有处理垃圾废物的优先权吗？
在环境问题上对富人的这些考问来自对资本本性的质问，而中国的富人在环境上的逃责，还有着中国式的特征——与富人的产生方式密切相关。财富既然来得轻巧，花费起来自然满不在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说：“他们体会不到创业的艰辛，成功起来很容易。这些富豪都认为是自己运气好，没有学会感恩，因而不能正确地对待员工，社会责任感很差。”[156]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认为，少数人的先富占用了多数人的资源，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的不公加重了社会的不公。因此，与其说富人们像候鸟般地迁徙获得了享用“优美环境”的自由，不如说，他们的迁徙“迁移”了改善、保护环境的责任。
三 环境公正：穷人和富人之间
在能力的时代，在财富的世界，能力、财富支配着环境的全部话语权。而在能力和财富上均处劣势的穷人、贫困地区则沦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是，穷人需要的不只是温饱，也需要公正的环境权利。
实现环境公正首先需要责任和参与，责任是一种意识，没有一种“环境危机，匹夫有责”的心态，环境资源必然成为你争我夺的“公有地”；参与是一种行动，没有一种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行动，环境好转注定是空话。
人们自然而然把改变现状的期望寄托在能力和财富占尽优势的富人、强人身上。然而，中国富翁的社会形象屡屡欠佳。2007年9月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一项关于“青年人眼中的中国富豪”的调查，调查的结果令人担忧。在3990名参与者中，66.7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品质“很差”或者“较差”；中国富人身上最缺失的三种品质是：社会责任感、合法致富和有爱心。[157]
富而不仁历来为社会所鄙视，也历来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之一。世界银行原行长沃尔芬森在2004年5月全球扶贫大会前夕发出这样的警告：与穷人分享财富，否则，一大批找不到合法途径发泄怒火的穷人会做出对抗性反应。中国的成功有可能面临失败的危险，除非使穷人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中国在10至15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158]这种正义理应包括环境正义。
富人和穷人在环境利益和环境责任上分配不均引起了穷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强烈地要求那些大量消耗地球资源的富裕人群切实承担环境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做出环境补偿。
环境公正不仅要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环境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还要关心国家内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环境权利与义务、环境利益与责任的公正分配问题。环境资源的公有性、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平等性、环境责任的共同性等都决定了富人和穷人之间必须实现环境公正，使富人承担更多的责任，穷人得到更多的补偿。
在一定区域之内，环境资源具有公有性，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具有使用权。但是，共同的使用权并不意味着具有均等的使用能力。富人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从而占有资源、消耗资源，为此，他们承担的环境责任也应当更大。相反，穷人在环境的压力、生活的压迫下，不得不在“恶化环境—贫困—环境恶劣—更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挣扎。要打破这种循环，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富裕人群责不可卸。
人人都具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这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早有确定含义。
然而，穷人现实的贫困却在客观上剥夺了他们对这种权利的享用。穷人们的生存权固然与其自身的自然禀赋有关，但更与社会禀赋相连，其中，富人们占有和使用更多的环境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着对穷人们生存权的挑战。
在要生存还是死亡、要环境秀丽还是资源破坏的两难选择中，穷人选择了牺牲环境换取生存的下策。然而，是什么在这背后默默地却又强力地迫使他们做出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谁在制造着这种紧张的选择？是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不对等的环境不公正！是资本的逻辑、市场的诱惑、利益的驱使！但是，导致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性，相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共享经济”，按照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说法，是“以追求社会公正和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159]
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当环境污染使穷人首先受害时，富人们暂时可以逃之夭夭，但是，环境污染也是一张因果网，疏而不漏，没有人可以挣脱这张无缝网的束缚。
也许下游城市的人会抱怨上游的人乱砍滥伐的行为，也许北京城里的人会责备草原地区人的过度放牧，也许城里人会为蔬菜残留农药而担心；但是，他们所忧虑的是上游森林的砍伐给下游的自己带来的损害、草原破坏给自己刮来的沙尘暴、残留的农药会威胁自己的生命……谁关心过上游人的生存、草原牧民的生存、农民的生存？
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坦然接受，可谁曾想到那些输送者的生活？倘若不建立合理的环境补偿机制，那么，我们许许多多的重大环境工程——南水北调、森林禁伐、退耕还林、退草还牧、退田还湖，最直接的受益者会是谁？——发达地区和富人，而不是弱势地区和穷人。
共同的环境责任要求政府应运用市场手段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机制，让富人付费以改善环境，让穷人享受更多的环境权益，实现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环境公正。
实现环境公正的努力有赖于全民行动，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2007年，由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地球之友等50多个民间组织共同发起“节能20%公民行动”大型节能宣教活动，通过培训、宣讲、节能竞赛等各种形式，开展提倡空调温度夏天26℃、冬天20℃，普及能效标识知识，引导消费绿色电器，倡导绿色出行、绿色照明、绿色居住、减用塑料袋和节能办公行为等，另外还开展家庭节能竞赛、节能承诺等10项活动，这项活动旨在呼唤每一位公民有足够的节能意识。2012年2月7日由国家发改委等17个中央部门联合发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内容近9000字，涉及家庭、社区、青少年、企业、学校、军营、农村、政府机构、科技、科普、媒体等11个节能减排专项行动。方案倡导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机关工作人员每月少开一天车。此外，方案还推出一个“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一三五出行计划”，即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一千米以内步行，三千米以内骑自行车，五千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虽然这里倡导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但有车族都应该响应，因为实现环境公正，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的正是类似于此的一系列活动。
第三节 生态移民：环境变化与人口变迁
生态移民反映了当前环境变化与人口变迁的关系，可以说是人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无奈选择。生态移民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他们为何迁徙，迁移何方？为什么同一蓝天下，他们却要背井离乡、远走天涯？生态移民对于环境保护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 生态移民：人与环境的关系失衡
东晋陶渊明向往的人间仙境是：“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是人类美好的家园。今天，当我们回眸人类最初的家园时，我们痛切地看到，在故乡古老的土地上，黄色覆盖了绿色，荒漠取代了沃野，河流干枯了，湖水发臭了，树木凋零了，土地贫瘠了，草地沙化了，绿洲萎缩了。许多地方已经不再是郁郁葱葱、水草肥美的“希望之乡”。失去家园的人，不断地辗转迁徙，成为生态移民。
曾几何时，我们只听说战争移民、海外移民等，但如今，关于生态移民、环境灾民的消息不绝于耳。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摇篮，环境本来就应该是人类的栖息地，但“环境”却为何与“移民”扯到一块了呢？
其实，生态移民早已有之。在古代，胜战之后，多有人口迁徙，为的是垦荒造田。但土地开垦的速度总是追不上人口的快速增长。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人们除了提高粮食单产，别无他途，只有依靠开垦置田。人口的急剧膨胀，犹如蝗虫群拥，啃噬光此地的绿叶之后，再迁徙他地；平原开垦殆尽，再向山区进军。福建和江浙向江西、两湖地区移民，江西、两湖地区又向贵州、四川移民。新的移民以极其落后的方式毁林开荒，大规模地破坏山地森林植被，导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进而影响中下游的生态环境。
当人类还沉浸在图瓦卢举国移民的惋惜之中时，我们身边也在拉响着令人心焦的环境警报：曾经的富庶之地现已尘封于历史之中，曾经的动人故事如今正变成遥远的歌谣。生态移民作为一种新型人口变迁方式，见证了环境恶化的沧海桑田。
生态移民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而引起的人口迁移，是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区域人口环境容量不足以承载过多的人口而造成的移民。[160]导致生态移民的原因包括自然灾害、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污染等环境因素。扼要地说，因涝、旱、泥石流、地震等灾害性环境事件导致的移民称为环境灾害移民，因沙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退化引起的移民称为生态移民，因环境污染事件导致的移民称为环境污染移民。
脆弱的自然环境导致人口的容量有限，于是生态移民就成为某种必然。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包括黔、桂、滇三省），因开发不当，土地石质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贫乏，经济十分落后。喀斯特地区洼地很少，可耕地不到土地总面积的10%，而裸露的石山却占土地总面积的40%以上，甚至高达90%；有限的耕地多为坡地，坡度较陡，坡度在25度以上的占60% ～80%；土层浅薄，土中常有石芽裸露，由于碳酸盐岩裂隙、洞穴发育，大气降水60%以上渗漏于地下，地下水埋深一般在50～100米，因此缺水易旱的耕地占绝大部分，不仅如此，人的饮水亦缺乏，据估计，西南喀斯特地区约有1000万人缺少饮用水。广西扶贫办最近调查表明，全广西仍有约40万人生活在人均耕地不足0.02公顷的大石山区，生态环境恶劣，这些已基本失去赖以生存条件的人们，要想摆脱贫困，唯有实行生态移民。[161]
脆弱的自然环境表明，有限的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所导致的生态移民反映了人与环境关系的严重失衡。《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陆地总面积的37.2%。此前公报表明，因水土流失每年减少耕地266万公顷，直接造成经济损失100亿元，而且还以年均1万平方千米的速度扩展。西部荒漠化面积也已有262.2万平方千米，每年又以2600平方千米的速度蔓延。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使人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他们沦落为“环境难民”。内蒙古的歌曲几乎都离不开“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盛景，曾经给人们多少想象和浪漫；如今，在摇滚乐的劲歌劲舞下，少了水草肥羊，少了蓝天白云，很多地方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片荒凉以及痛心的思念。脆弱的自然环境在强大的人类面前已经“弱不禁风”，不堪一击。
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使原本可以基本容纳当地人口的环境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环境超负荷地运转，这就必然会导致环境容量的急剧下降，迫使人口辗转迁徙。人类过度的活动及行为带来的必然而且也只会是自食其果、自掘坟墓，生态移民就是这种恶果的见证。
严重的水污染已经威胁了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生存发展。中国每年有360亿吨的生活和工业废水被倒入江河湖海，其中95%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此外，还有1.5亿吨的粪便污水直接排入各种水体。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如今，7亿人饮用大肠杆菌含量超标的水，1.7亿人饮用被有机物污染的水。中国630多座城市3亿居民面临严重的水污染这一世界性的问题。[162]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干净的水，人们就必须迁移。2007年5月以来，太湖大部分水域藻类叶绿素的含量局部地区高达每升230多位，这就为藻类生长提供了一个最为基础的物质条件，太湖呈全湖性的富营养化趋势，5月底，太湖暴发蓝藻，无锡市民家里的自来水发臭。这里既有水少温高的自然因素，更有人为因素——生态专家们指出，太湖沿岸严重的工农业和生活污染引发了这场水危机。守着太湖水却喝不上干净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生态移民隐含着的一个前提是，此地被破坏，尚有其他地方可以容纳地球子民。倘有一天，地球不可居住，人类无处可迁了，不知道，何处才是人类的家园？浩浩宇宙，还有没有这样的家园？——过去，杞人忧天多此一举；如今，杞人忧天可是一种现实、一种胸怀！
二 生态移民：何处是我家？
实现生态移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存在人口总数超出人口环境容量的超负荷区域——这是导致生态移民的根本原因；存在环境容量大的人口不饱和区域——这使生态移民成为可能；前者有移民的意愿和后者有接纳移民的意愿（包括使用强制性手段，使之被迫实现）——这是生态移民得以实现的推动力。
守望家园是人类的一种纯朴心愿，故土难离啊。有谁愿意离开自己亲手耕耘的家园，又是什么力量能迫使他们辗转迁移？如果区域环境恶化、人口过剩、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生存条件恶化，那么该区域的居民在权衡各种利弊后会做出迁移与不迁移的选择。在实际情况中，潜在移民者的知识水平、风俗习惯及年龄、条件状况和收入等都会影响他们做出移民的选择。但当环境极其恶劣，生态系统面临崩溃，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条件时，基于对生存的需要，他们不得不迁移。若没有一个合适的区域接纳他们，分给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水、粮食或工作的话，他们就成了无家可归者，成为环境难民。
不管这些潜在移民者是自由选择、强制性选择还是诱导性选择迁移，都意味着背井离乡，放弃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背离故土营造的是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氛围，但移民是为了故土不再因人类固执的居住而走向毁灭，是为了重新建设新的更美好的家园。生态移民身上承载着无穷的无奈与期望。
当然，生态移民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后者是迫于环境的压力而做出的无奈选择，而前者则是人们根据环境变化或服从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做出的主动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3万余座，这些水利水电工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动迁了1000多万移民。由于人口的繁衍，至今移民人数已发展到1500万，其中中央所属工程移民450多万，地方所属工程移民1000多万。1000多万移民为了国家建设离开了祖辈生息的肥田沃土，告别了自己的故乡家园，有的就近后靠安置，有的投亲靠友分散落户，有的集体跨乡、跨县、跨省远迁重建家园。他们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3]
库区居民的迁移，大大缓解了库区的人口压力带来的环境压力。三峡移民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生态移民的典型。三峡水库淹没涉及湖北、重庆两省市20个区（市、县）的277个乡镇1680个村6301个组，有2座城市11座县城116个集镇需要全部或部分重建。根据测算，受三峡工程淹没直接影响的区域包括湖北、重庆的22个县、市、区。[164]三峡移民规模之大，在世界水利史上前所未有。三峡工程的成败关键在移民。三峡大移民，绝不是百万人口的简单重组。它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绝不亚于三峡自然景观所经历的沧海桑田的变化。
外迁移民减少了库区人口的数量，直接缓解了库区人口与土地承载力之间的尖锐矛盾，有效地扩大了移民安置容量，并能使大量耕地退耕还林，保持水土，减少对库区环境的压力。三峡外迁移民分布在全国11个省份，既有发达地区，也有中部地区。以前移民是由各地方政府自行组织，这次移民是由国务院协调各省份进行的。从轻视移民到“关键在移民”，一场特大洪水改变了原定移民政策，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刻骨铭心的移民经历。
在这百万生态移民中，有的随城迁移，有的外迁他乡。对于随城迁移居民来说，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外迁生态移民就意味着背井离乡，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谋取生存和发展，再建自己的家园，这也意味着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第一批三峡外迁移民就被安排到上海，从西南重庆的深山峡谷到物质发达的上海郊县，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充满着梦想与期望。
虽然大部分生态移民都得到了安置，但他们是否既来之则安之？他们在那里是否有家的感觉？以前曾出现过移民返回故里的现象。因此，我们不仅要关心移民前的动员，更要关怀移民后的建设。我们更应关心生态移民的生产及生活，真正达到“搬得出，安得稳，逐步能致富”，实现移民安居乐业。
生态移民可以看作部分地区部分人对环境危害的规避，也可以看作部分地区对部分人的接纳；但若地球这个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整体破坏，世界却没有救世主来安置我们。
三 生态移民：一把双刃剑？
生态移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任何国家和地区出于全局战略的考虑，必须实施重大工程，这势必涉及工程范围之内的人重新择枝而栖；另一方面，在当前环境危机的压迫下，被污染地区的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另谋他途。生态移民对于缓解生态移民迁出地的贫困状况、人口以及环境压力等都有重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问题。生态移民对于环境、移民及其他社会群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生态移民是保护人类自身，还是保护环境？我们还能否重新拥有人类美好的家园，使人类过上安定的生活而不至于再成为生态移民？生态移民真的是一柄双刃剑吗？
总体来说，生态移民对于缓解移出地的环境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变迁。在有限的环境容量下，为了维持生存与发展，人类就必然会过度掠夺环境资源，使环境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状态。环境超负荷运行也就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质量。这样，人类就会更疯狂地向环境发起进攻，以获取基本生存所需要的环境资源，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环境的极端恶化，环境承载力大大下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时，必然要有人为环境恶化“埋单”，生态移民大概就是“埋单者”。生态移民虽然是出于当地的环境状况恶化的无奈选择，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当地的环境压力，减少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使环境逐步具备自我修复的功能。
一般而言，生态移民的原居住地，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不利于人们改善生活，保护环境。因此，生态移民对于改善移民的生产及生活、提高他们的素质等都有重大作用。生态移民使许多人走出了大山，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结束了“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改变了婚嫁起居等生活方式。“在人口封闭或半封闭的贫穷山区，据统计，近亲婚姻占结婚总数的7% ～20%。通婚范围的狭隘，直接造成先天疾病普遍，智力水平低下，人口素质退化。生态移民有利于延长通婚圈半径，具有从基质上降低先天性遗传病患病率和提高人口平均智商的优化功能。”[165]出于环境压力而迁移不是自愿的选择，但迁移之后，面对新的生活，却能够主动作为。这是生态移民者失落之后的收获。
“2001年1月15日，广东省南海市官窑镇城区的移民村——榕树头新村落成。榕树头新村是南海市政府为解决被污染逼上绝境的旧榕树头村村民的生活出路，筹集260多万元建成的，每户村民分到一个单元。村内篮球场、娱乐室、商业店铺等公共设施一应俱全，是官窑镇目前最漂亮、最完备的生活小区之一。住进漂亮新村的移民，忽然有一种从地狱到天堂的感觉。榕树头村本来没有村，22户全是水上人家，98名渔民均生活在自家的小船上，祖祖辈辈靠在西南涌等内河划船打鱼或从事水上运输为生。但西南涌的污染加重，把榕树头村的村民逼上了绝境。”[166]他们来到新村后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移民的生活。生态移民相应地带来了环境的改善、资源的相对充足、环境容量的扩大，这些对于改善移民的生活都起着重要作用。生态移民确实减轻了迁出地的人口压力，带来了可能的新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但也会增加迁入地的人口压力。移民在迁入地是继续保持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是建立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生态移民不仅是人的输出，部分地也是旧的生产及生活方式的输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困的输出。移民们按照旧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活动，则会继续以原来的掠夺方式来破坏迁入地的生态环境，把恶劣的环境与贫困带到一个新的家园。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是可以找到前车之鉴的。由于没有完善的移民政策以及迁入地科学发展的经济政策和得当的环境保护措施，移民的迁入导致当地的环境也遭到破坏。移民的结果不过是生态的破坏和贫困的转移。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转移到周围其他岛屿，从巴西的寒阿腊地区转移到亚马孙地区，从埃塞俄比亚北部转移到南部，这些都可以说是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移。旧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对于迁入地的环境影响甚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文明的输出与文明的输入也是一场竞争。
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迁入地的环境会造成许多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影响。那么，生态移民的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否就意味着可以使环境免遭破坏呢？
生态移民的安置必然占用新的环境资源，开发新的项目或扩大城镇规模等，这些都会对环境造成新的破坏。生态移民增加了移民迁入地的环境负荷。在草场破坏严重的地方，“放牧行为是不允许的。擅自进行放牧活动将被称为‘盗牧’，是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将会被处以罚款”，“由于生态移民，人口和牲畜向地方城镇集中的倾向有所加强，可能会导致加大城镇周围生态环境的压力”，“生态移民向城镇集中，在草原上进行饲料栽培，大量消耗水资源等都可能带来环境问题。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开垦对象是现存的草场，并伴随大量的水资源消耗，将会对草原生态系统产生更深刻的影响”。[167]人类活动对迁入地环境造成新的破坏。
生态移民对于迁入地的环境破坏，必然使他们陷入另一个困境中。“中国国家审计署于2006年对湖北省、重庆市本级和两省（市）所属10个移民区县2004、2005两年度的三峡库区移民资金进行了审计。2007年第1号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移民安置质量不高，就业生活较为困难。审计员随机走访了28个乡镇的429户后靠安置农村移民。由于受安置环境容量所限，受访移民的人均耕地数量不足，且多数土层较薄、保水保肥效果差，部分移民生活较为困难。三峡库区20个移民区县中，有11个区县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经济比较落后，缺乏产业支撑，迁建期间又破产、关闭了近63%的工矿企业，导致就业岗位不足，部分移民就业困难。”[168]如果生态移民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保护迁出地的环境，那么，“劳师远征”的变迁不过是一场无谓的运动。
移民生活困难，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生态移民。如此移来移去，何处才是家？
生态移民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迁出地的环境压力，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它好像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人类带来了生存与发展的希望，同时又把人类带入新的生存和发展困境。
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区域毕竟是有限的。维护我们安定美好的家园的关键是环境保护、修复和建设，而不是消极的迁移。生态移民只是缓解贫困、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矛盾的一种无奈选择。只有真正地保护环境、改善环境、发展环境，才能使人类过上安定而又美好的生活。
“我们都不是傻瓜，不认为在养育我们的生命以外的地方会有我们生存的可能性。请尊重我们生活的地方，不要损害我们的生活条件，请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没有施加压力的武器，我们拥有的唯一东西就是为了我们的尊严，为了能够生活在我们的土地上而呐喊的权利。”[169]生态移民问题的本质或许不在于是否移民、如何移民，而在于怎样保有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环境公正性，怎样维护移民者的合法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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