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健
在宇宙中，人类与自然既是共存者又是对立者。当人类挣脱自然的羁绊之后，人类成了自然的盘剥者。于是，环境运动呼吁尊重自然。
在人类社会，男人与女人既是合作者又是竞争者。当母系社会铅华洗尽之后，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属。于是，妇女运动呼吁解放妇女。
生态女性主义如是说，如同人类欺压着自然一样，男性欺压着女性。解放妇女与解放自然殊途同归。
第一节 一个类比：男性与人类 女性与自然
与自然相对的是人类，与女性相对的是男性。作为大地母亲，自然繁衍了生命；作为人类母亲，女性繁殖着后代。女性与自然，冥冥之中交织着共同的命运；男性与人类，默默中契合着相同的意识。关注环境公正，必须关注性别公正。
一 女性与自然：受虐的“母亲”
西方的传说认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是没有性别的混沌之神卡俄斯，他生出了具有宽阔胸怀的大地之母盖娅；盖娅从自己身上生出了天神乌拉诺斯，后者娶母为妻，从此繁衍着人类。中国的神话说，女娲是人类始祖，她用黄泥捏人，从此创造了人类后代。
当人们面对着静穆的大地，总是会想起盖娅母亲温暖的胸怀。然而正是母亲的子子孙孙却使她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痛和灾难。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就在不断的征战中追逐资源，牟取利益。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互相杀戮最为惨烈的一百年，也是对资源和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一百年。
头顶着由环境危机、核战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汇聚而成的达摩克利斯剑，地球母亲在默默流泪……
每年清明节，不少北京市民和学生到北京麋鹿苑内的世界灭绝动物公墓扫墓。世界灭绝动物公墓坐落在麋鹿苑一角，肃穆的大厅内，首先映入凭吊者眼帘的是如多米诺骨牌般倒向一边的一堆石块。这里每块石头都象征着工业革命以来灭绝的野生动物，最后一块倒下的石头是象征着20世纪末灭绝的英国莱桑池蛙。紧接着但还未倒下的石头象征着濒危物种。摆在最后的三块是人类、鼠类、昆虫。它们警示人类：在鼠类、昆虫灭绝之前，人类已不复存在。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钟表的时针每走一个数字，就有一个经历千百万年进化的生物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自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自然界物种灭绝速度为自然条件下的1000倍，是新物种形成速度的100万倍，物种的丧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个物种加快到每小时一个物种。据统计，目前中国有近200个特有物种消失，近两成动植物濒危。《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约占其总数的24%。
湛蓝的天空曾经是人类生活中一道多么绚丽的风景，如今在铅灰色天空的围困下，洁净的空气日益成了都市人心中的一种渴望。仰望长天，几多愁怨，几多叹息，噪声盈耳，垃圾满目，教人无比向往绿草如茵、空旷宁静的乡野生活。
在人类面前，地球母亲是作为“女性”的受害者而遭受种种环境浩劫的。现实中的女性，较之其面对的男性，也在经历着社会和环境带来的种种伤害。男女之间的不公正，蔓延至今。
母系社会之后，女人走过了曾经的繁华。自此之后，纵观古今，男人与女人之间是不平等的，长期缺乏公正。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骨子里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女人比男人低下，男人统治女人是正当的。这正像人类面对自然的观念：自然比人类低下，人类统治自然是正当的。
尽管平等为各个民族和阶层所倡导推崇，然而，在中西方传统文献和法律条文中，抑或是文化习俗中，却无不充斥着对男性的赞赏、偏向和对女性的贬低、污蔑。无论女性的才华能力如何，她们只能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只是繁衍后代的工具，这使得关于平等和公正的论调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正如莎士比亚说的，“脆弱”啊，你的名字叫作“女人”！女性，一度被看作弱小、卑微、无力、附属的代名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曾说，妇女与奴隶、儿童是一类的，她们缺乏逻辑合理性、不成熟，不能与她们谈论哲学。
《圣经》对女人的经典解释是，她是亚当的“肋骨”，是为了缓解亚当的寂寞而创造出来的，这样，上帝创造的第一个女性——夏娃，也就自然而然地被降至从属的位置。《创世记》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上帝对夏娃讲的话：“你的欲望将从属于你丈夫的欲望，他将全权统治你。”由此，从古至今，《圣经》在西方社会占据了绝对权威的地位，为“男尊女卑”提供了神圣不可动摇的依据。这种宗教性质的清规戒律以及由此演化的文化或风俗习惯，既极大程度且不可遏制地约定了妇女的地位、限制了妇女的行为，更“代代相传式地”塑造着后代女性的思维方式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态度。
《圣经》作为西方人的精神指南，其衍生出的观念和思想渗透于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投射在各类宗教、思想及文学作品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西方男教徒在晨祷中庆幸地说：‘感谢主，你没有把我造成女人。’女教徒却自卑地说：‘感谢主，请照男人的意志给予我生活。'”[170]
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宣称“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提出了著名的“天赋人权”思想。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平等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也包含着根深蒂固的西方男权中心主义，充斥着对女性的种种偏见。“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导，所有一切男女两性的特征，都应看作由于自然的安排而加以尊重。”[171]在他眼里，男尊女卑是一种“自然现象”，源于上帝的指令。由此看来，他所谓“天赋人权”中的“人”，仅仅是指男人。“妇女永远应该从属于男子或者男子的见解”，“妇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听命男子，因此妇女自幼年起就应该学会容忍，甚至不公平也要容忍”。[172]这些言说无不是赤裸裸的满含强烈偏见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男人安排着女人的一切，女人的声音被压抑，行动受限制。一个女子永远也不能自认可以独立，她被恐惧、怯懦、自卑所控制，却还要用风情万种的姿态成为富于诱惑力的尤物，用乖巧顺从的美德来博取男子想要的轻松休闲。委身男人、侍奉男人、生养后代就是她们全部的职责和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也给女性规定了“特殊地位”。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国儒家传统伦理中的内在痼疾似乎与其拥有的辉煌历史一样深厚，“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深入国人骨髓。女性被迫接受着这些价值灌输，担当着男性从属的弱势角色。在野蛮时代，男人通过控制动物征服了这个世界，也征服了女人；在文明时代，男性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审美，也控制了女人。女人，只是依附男人而活，脆弱而卑微。在李敖看来，中国传统女性，走在一条狭窄的单行道上，“夹在这条单行道两旁的，是丈夫的拖鞋，子女的尿布，厨房的锅碗瓢盆，邻居的七嘴八舌。故中国的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她的一切生老病死、富贫荣苦，都以丈夫的变化为函数”。[173]
“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必须“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女子要生存，便要端庄、优雅，以淑女风范取悦于男子，时不时地还要经受暴力和精神惩罚。她们想从正门轻盈地走上历史的舞台，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人不仅受制于男人，没有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厚爱，而且每遇社会混乱、自然灾害之时，女人就被追溯为“祸源”。中外的文化传统或多或少都有视女人为罪恶渊薮、灾祸源头的说法，一切好的、美的都属“阳”，而一切恶的、丑的皆归于“阴”。甚至自然界出现的异常现象，也归咎为妇人作怪。把自然灾害与女性祸患相连的这种说法，既不系统也不科学，却是人们解释一切罪恶、一切灾难、一切不祥之兆的“百科全书”。[174]
历史的车轮驶向了文明的世纪，然而，漠视女性权益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
在中国广大农村，女童依然忍受着不同程度的忽略和歧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说，几年前，她曾经在西北的打工人群中做过一个调查，问题是：如果可以改变性别，你愿意做男孩还是女孩？结果所有的男孩都说自己愿意继续做男孩，而所有的女孩都说她们愿意变为男孩。因为她们感到，生活给了男孩太多的机会、太多的关照。[175]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出现了“产男相贺，产女溺之”现象。今天，这种现象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变本加厉，实在令人痛心。在养育过程中，女童营养不良的问题、女童过早承担家务的问题比男童要严重得多。一项对云南省10个地区的44530名少数民族儿童进行的体格发育调查显示，女童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2.12%，男童为14.4%。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女童蛋白质摄入不足、睡眠不足、家务劳动多等。如，90%的贫困地区女童睡眠时间少于8小时，承担的照看孩子、做饭、砍柴、挑水、养猪等家务劳动量明显多于男童。文明的世界，居然只是男人的世界！女性在文明的光照中，看到的依然只有星光点点。
在人类走过两个千年之后，中国妇女的参政水平在世界的排名看起来还不算靠后，[176]但是，另一个排名却无法掩饰女性的不公正地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的“性别发展指数”[177]，在177个国家中位列第81位。正因为此，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项目官员马雷军才说，“其实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是对女性不公平的。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一个男权社会……很多人认为我们邻国日本的女性没有地位，其实日本的社会性别发展指数排名是57，是排在中国前面的”。
可见，即使历史走过千年的沉重，女性在理论上已经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但在现实中，她们还在遭遇着各式各样的不平等。环境问题上亦是如此。
“妇女”与“环境”这两个曾经完全独立的概念，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第一次联系在一起的。通过研讨发现：（1）妇女的天性和母爱精神使她们更亲近环境，热爱环境，世界各国都有妇女保护生态环境、母亲勇敢地揭露环境污染的真相的事迹；（2）和男性相比，妇女更易受到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对人类后代的健康也带来潜在的威胁，目前已经有不少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与统计。[178]
上述两个结论首先表明，人类，包括女性和男性，对于资源环境的恶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在承受着由此造成的各种危害。比较而言，妇女是生态退化、资源环境恶化的最严重的受害者。
女性为人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对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程度的性别平等及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养活世界”是1998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在10月16日前夕，联合国粮农组织新闻司司长卡林利斯·斯瓦雷女士说：“人们往往不注意妇女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粮食是由妇女生产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人们消费的粮食有80%是妇女生产的，而生产粮食的妇女，多数属于挨饿的人群。”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她们付出很多，但自己受用很少。在通常的日子里，她们要耕地、种植和收割，要打鱼、拾柴、挑水、做饭、加工食品，还要洗衣服、管孩子和照顾老人。[179]不仅如此，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繁重的体力劳动还使妇女贫血、营养不良甚至染上了无药可救的各种疾病。是妇女在养活世界，世界却让妇女困窘于死亡的边缘！这是何等逻辑？！
女人不仅在肩扛着大世界，而且也在肩挑着家庭这个小世界。作为消费者、生产者、家务操持者和下一代的教育者，女人更多地从事日常生活的工作，因此女人比男人更多地接触和关心这些要素：空气、水、土壤和火。为了生育和抚养健康的后代，为了给家庭提供有营养的食物，为了足够的衣物、永久的住所，她们自然需要肥沃的土壤、茂盛的植物、新鲜的水源和清洁的空气。而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生态女性主义指出，发展本身已成为问题；女性的‘欠发展’不在于对发展的参与不够，而在于她们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得到利益。”[180]
经济发展过程就是资源的消耗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全都贫困化了，女性尤甚。”[181]联合国调查显示，在世界范围内将男性和女性加以比较，在经济资源的把握、收入和就业机会等方面，女性的工作负担在增加，而相对地位却在下降；女性的相对健康和绝对健康、营养和受教育程度都下降了。
于是，一个这样的普遍事实浮出水面：女性是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的突飞猛进给森林、水源、空气和土壤带来了污染，也给女性带来了直接伤害，包括身体上的、精神上的、已经看见的，抑或可以预见的。
研究表明，处于贫穷之中的人们比富人更加依赖自然资源，因为他们面临的可选择空间极其有限，特别是贫困中的妇女，生活艰辛而窘迫。而环境退化是导致贫穷的主要根源之一，妇女恰恰是贫困生活的主要承受者。环境退化和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原本贫困的人口更加贫困，使恶劣的环境更加恶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女性对于自身的期许和对美好世界的幻想，就这样被卷入其中，不复存在。
在许多国家，砍伐森林及其带来的沙漠化给那些花费大量时间采集燃料、取水的农民带来了不良影响。环境退化使得一直承担这些劳动的妇女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些任务。李银河在《女性主义》中提到，在印度的一些地方，女性90%的劳动时间用于做饭，其中80%的劳动用于打水和拾柴。由于水源和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打水和拾柴的地方离家越来越远，致使她们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大大增加。据调查，在亚洲和非洲一些地区，妇女每周比男人工作大约多13个小时，在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大约多7个小时，在拉美多6个小时，在西欧多5至6个小时，在日本多2个小时，非洲农村妇女每天从早上4时起干到晚上11时，估计拉美贫困地区妇女劳动时间在16个小时以上。[182]
环境污染使得妇女所受到的危害更甚，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妇女在家时间多于男性，受到家庭环境污染的可能性更大。调查显示，厨房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危害女性健康的重要问题，有超过60%的女性长期接触厨房油烟，油烟中的不良气体可诱发人体肺脏组织癌变，长期吸入将增大非吸烟女性患肺癌的比例。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室内环境监测中心的研究也表明，厨房是家庭中空气污染最严重的空间，其污染源一是燃气燃烧所释放出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有害气体，二是烹饪菜肴时产生的油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大多数女性不吸烟但仍有不少女性得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中国育婴网资料显示：有专家调查发现，装饰材料中的各种人造板和家具中的游离甲醛不仅是可疑致癌物，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妇女月经紊乱和异常。当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在每立方米0.24～0.55毫克时，40%的适龄女性会出现月经期不规律；空气中甲醛浓度达每立方米1.5 ～4.5毫克时，47.5%的适龄女性月经异常，如痛经、月经减少。
环境污染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健康，还会通过怀孕、哺乳等途径影响下一代。美国科幻片《人类之子》描述的情景——2027年，人类不知为何丧失了生育能力，已经有18年没出生一个婴儿了……这种情境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吗？
我国专家在首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中国动物学会生殖生物学分会联合年会”上指出，我国国民生育能力呈下降趋势，现状令人担忧。近年来，一些调查发现，与三四十年前相比，男性每毫升精液所含精子数量从1亿个左右下降到2000万到4000万个，女性月经不调、子宫畸形、卵巢功能不健全等发病率较高。专家认为，生育能力不断下降的主因，是生活环境的不良影响。农业化肥、除草剂杀虫剂的有毒物质、装饰材料，以及让动植物快速增长的饲料、肥料，土壤、水源受到污染，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毒害了人类的精子和女性的孕育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专家、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一飞教授说，虽然我国还没有对不孕不育的总体情况进行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但部分区域的调查数据显示，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达到了7% ～10%，不孕不育的现象呈增长趋势。他表示，环境是造成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现实和言论都不容人小觑。人类繁衍，生生不息，环境污染给女性生育造成的危害，普遍存在。对此，环保志士惊呼：人类可能丧失生育能力！
也许有一天，当现实成为神话故事中的“女儿国”的翻版——男人的世界，人们才能意识到停止了繁衍的人类，曾经对母亲做了多少荒唐的事。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行动纲领》指出，“自然资源恶化使各种社群特别是妇女无法从事创收活动，同时使无酬工作大增。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环境退化对整体人口特别是女孩和所有年龄的妇女的健康、福祉和生活素质都产生不利的影响”。妇女的命运与环境的命运紧密相连，唇亡齿寒。无论薪柴耗竭、水源污染，或是污染转移、人口过快增长问题的解决，都有待于环境与发展的有机结合，有待于实现社会各个领域的公正，有待于普遍地结束贫穷，特别是改善妇女命运。
二 女性与自然：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
妇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甘甜乳汁哺育他们成长；大地源源不断生产出丰硕物产，生成一个个复杂的生物圈以容纳生命——人口生产与自然生产何其相似！自然和女性的这种奇妙联系使她们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总是遭遇着相同的命运。把这两种现象联系起来思考的就是生态女性主义。1974年，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一词和“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的观点首次出现在F.奥波尼的《女性主义或死亡》一书中。
内斯特拉·金曾说，“对女人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憎恶是内在联系的且相互强化的”，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如此吻合地交织在一起，这“既根植于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又根植于西方文化中统治自然的观念。在对妇女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之间存在着某种重要的联系”。[183]生态女性主义者麦茜特认为，科技革命推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确立男性主宰地位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自然之死”——同时也把妇女推向了生存的边缘，女性也像自然一样处于危机之中。统治自然的也在统治女性，因此，解放女性与解放自然异曲同工。
在词源学上，“自然”的字根就是“生育”的意思。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拉丁和罗曼语言中，“自然”（nature）是一个阴性的名词，像“美德”“节制”“智慧”一样被人格化为女性。但作为女性的自然，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即仁慈的养育众生的母亲与暴力、风暴、干旱和大混乱所象征着的不可控制的野性肆虐者。生态女性主义认为，随着科学革命的步步推进、自然观的机械化与理论化，机器征服了女性地球的精神——地球作为养育者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而象征无序的第二种形象却唤起了驾驭自然这一重要的现代观念。[184]
一个以仁慈的母亲般的大地作为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自然被框定为一个冰冷、死寂、被动的世界，自然的生命活力与女性的世界灵魂从此消失。“自然的驱魅”使得人类对自然无限制的控制与支配合法化，自然本是一个有价值和意义的王国，却一再地受到严刑拷打，任人宰割；自然作为女性，不再是神秘的、养育众生的母亲，而成为必须屈从于主流男性世界的野性力量。自然的这种女性形象的颠覆，意味着自然的贬值，意味着自然作为被征服者命运的开始。
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范达娜·席瓦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女性原则的毁灭，对自然的暴力同对女性的暴力一样，都来源于男性世界对女性原则的压制，源于父权制。人类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和排斥妇女、掠夺并破坏自然基础上的，以掠夺生命为代价的“不良发展”（mal-development），违反了男女间完整和谐的性别互补，使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合作统一遭到破坏，也使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平衡遭到破坏。这里所说的女性原则，是一种整体的、和谐的、生态的、可持续的、养育的和生命的原则，是生态女性主义对“不良发展”进行反抗纠正的重要依据。生态女性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查伦·斯普瑞特奈克认为，当一个国家生态方面的生命保障系统逐渐被GDP的大幅增长所吞噬的时候，这种发展肯定大错特错了。她还指出，现代社会把目光集中定格在物质扩张的过程上，置耕地、空气和水这些实际的物质条件于不顾，假设一切社会及个人问题都能通过物质产品的不断增长而得到解决。在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增长”提速。于是，为了满足不断激增的消费水平，这个星球的生命保障系统遭到了极度的破坏。在这些肆无忌惮的行为中，科学和发展在某些时候不可避免地被异化，成为不受控制的超越自我的行为，给地球刻下缕缕伤痕，难以平复。
近代科学的诞生和兴起，直接带来了一系列生态恶果，带来了对自然和对女人的孪生统治。这种孪生统治，源于父权制文化中对自然、文化的二分法，即将女人和女性气质与自然相联系，男人和男性气质与文化相联系，并且认为前者比后者低劣，后者比前者优越；大自然为了人而存在，女人因男人而生，所以自然应该被人类智慧所发明的高新科技所开发，资源理应被人类世世代代所享用，生态环境理应被人类凌驾，被践踏挥霍。
对科学主义的强烈批判，并不意味着鼓吹反科学的思想，而是直面现实中的生态危机，审视科学的负面影响，并试图使之减少。因为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这些影响已经严峻地挑战着人类的生存极限，若再不给予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控制措施，人类的生存与文明的发展将会踏上一条不归路——高度的文明正在导致高度的野蛮。科技衍生出来的巨大异化作用，尤其是其带来的生态危机、人文缺失、道德滑坡等等，早已向人类立起了生存警示牌：生存还是灭亡，在此一线之间！
由此可见，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中，剥夺了自然生命活力的机械世界观，漠视自然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剥削、掠夺地球资源，破坏人类自然和谐平衡，忽视女性利益的“不良发展”模式，都是使女性与自然同时陷入深重灾难的思想根源。
三 拯救女性与拯救自然
“枯萎了湖上的枯草，销匿了鸟儿的歌声”。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告诉人们，当人类向着他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写下的是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记录不仅仅危害了人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她不仅是经济资源，更是生命之源。他们痛心疾首，严苛地批判一切破坏自然的行为，认为这是“在和自己作对”——“我们在和自己作对，我们不再感到自己是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把其他造物视为仇敌，很久以前我们就已放弃了自我”。[185]
如前所述，和自然一样，妇女在过去的历史和当今现实中都遭到了一系列的压迫，在环境问题上依旧承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共同的压迫都来自传统的父权制，特别是男性身上那种征服、主宰、控制、压迫和剥削他们所痛恨且比他们弱小的存在物的天性。与自然同构的女性身体与心灵——本应是自由地对自然做出回应，却早已不属于自己，而是被迫屈服于这个男权社会的种种制度和潜规则。
压迫女性与压迫自然的逻辑如此切近，自然而然的，解放女性与解放自然殊途同归。“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恢复女性长久以来被压抑被扭曲的天性，发挥女性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优势。”[186]
也许，我们要批判的是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冷漠和歧视，我们要清理的是来自传统男权社会的霸权和社会制度以及伦理文化、道德规范。社会应该给予女性重生，给予自然一种新理解，这对于改变女性悲苦的命运，对于未来的生态社会建设无疑是一种健康的选择。
女人天然地与自然世界有着同构的身体，女性的生命节律和自然的四季循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女性创造世界的方式是纯粹生态化的。她们每月必来的月经、怀孕时的消耗精力、生育的痛苦和给婴儿哺乳的喜悦，让她们了解自身和自然，认识到人类和自然是同一的、共生的。著名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斯塔霍克在一首诗中写道：
正如你的生活已经成为她的生产
出自骨骸，灰烬
出自灰烬，痛苦
出自痛苦，膨胀
出自张开，生产
出自生产，胎儿来到世界
胎儿分娩，车轮旋转，
潮起潮落，代代相传[187]
可见，女人的生命创造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然生产的一个浓缩过程。女人孕育生命，创造生命，抚育生命，用全身心去体现自然世界的无私伟大的奉献，丰盈整个世界！对女性身体具有生态意义的肯定，就是对珍贵生命存在的证明。关怀女性就是关怀所有生命。在人类社会选择更加生态化生存的今天——从女人天然的身体和生命意蕴中寻找生态生活的启示，是当代生态思想的一个新课题。相对于男人的身体异化和男权社会的权力意志特征，女人的内心世界与女人的身体，更具有生态的意义和结构特点。
如果人类要最终摧毁把人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等级制度，就不能不真正从自我的狭小圈子里跳出来。人类并不是宇宙的唯一，男人也不是人类的唯一。只有倡导相互关爱和依存，女性和自然才能摆脱被控制和被压迫的地位。
要拯救女性，就必须拯救自然；要拯救自然，也就必须拯救女性。
有人说，当今社会有两种战争：男女之战与金钱之战。男女之间，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和发展由来已久。女性主义不是妇女向男人发出的宣战书，而是在特定时代表达的一种渴望——寻求男女关系的新平衡。性别的差异也许会带来性别的不公正和冲突，然而差异并非必定导致冲突，差异中的和谐才是最美的。
海明威在其名著《丧钟为谁而鸣》中已流露出高明的生态女性意识：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再是等级森严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联系、互相关爱的平等关系。男主人公乔丹和女主人公玛利亚相互关联，相互关爱，和谐相处，并由此改变了乔丹对土地的态度，对自然的看法。这种相互关联相互关爱存在于自然和人类之间，也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只有这样一种伦理观才能确保国家、民族、社会的生存与和谐发展。
环境的恶化是文明的丧钟。地球上的人类，不论是男是女，要亲手敲响的不是丧钟，而是警钟，男人女人要互相关爱，互相警醒。地球上的万事万物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因果网中，并无上下高低的等级之分。男人和女人都是地球上的一分子，自然生产与人类生产都是活跃的，是以生理和社会的再生产为中心的辩证生产，而非机械的系统。所以，当女人受到压迫时，女人会奋起反抗；当自然受到人类过分的压迫时，自然也会做出相应的报复。
我们呼唤建立男人和女人、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关系，共同维系地球这个大环境，让子孙后代的生活里，“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不只是想象中的图画，让“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不只是意境中的诗篇。《红字》中的一段话，为此做出了注解：“在一个更为光明的时代，世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会变得成熟，上苍在适合的时候，定会揭示一个新的真理。以便在更可靠的相互幸福的基础上，建立起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全部关系。”
男人和女人，一个家园，一片原野，一刻宁静，一片天空……
第二节 生态女性主义：挑战与希望
在这个文明与野蛮并存，创造与毁灭同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样激烈的时代，生态女性主义站在生生不息的大自然的立场上，站在柔弱而又刚强的女性立场上，坚强勇敢、理性执着地不断认同自我，发展自我，并致力于构造男女共同生存的和谐社会，保护人类与自然共同繁衍的地球。但是，如同女性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一样，生态女性主义的问题同样面临各种责难。它究竟是一种应景的时髦还是一种久远的谋略？究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还是一种理性的设计？究竟是一种美丽的幻影还是一种希望的拯救？
一 生态的女性与女性的生态
在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妇女占据着更优越的位置。由于妇女在社会生产与消费活动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如食物生产、烹调、清洁、购买家庭日用品、生育后代、照顾病人等，这既使她们对环境更为敏感，也使她们更容易受到生态破坏的伤害。正如前文中所说，女人与自然是同构的，她们在生理上更接近于自然。女人在生育中的特性（月经期、哺乳、生育），使她们与自然的节奏息息相关，更为密切。同时，女人比男人拥有更多的爱心，更容易同情自然，她们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美国生态主义的代表斯特金认为，女人比男人离自然更近。“男性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与自然为敌；女性则要与自然和睦相处。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非人自然之间的疏离。”[188]
女性意识与生态意识之间的亲和性，使她们对地球环境的严重破坏更加痛心疾首：“我们的生活正在毁掉环境，毁掉我们的肉体，甚至我们的遗传基因”，“对地球的一切形式的强奸，就像以种种借口强奸妇女一样”。[189]
于是，女性环保主义者反思的主题更为深刻更为尖锐：我们一直追求的生活方式，是在改善生活还是在摧残生活？我们一直奉若神明的价值体系，是在接近幸福还是在远离幸福？在这般犀利的追问下，女性生命与自然同构的天然性被渐渐唤醒，女性主体生命意识中被压抑的种子在复苏。在更靠近自然的地方，女性已做好准备，对男权非生态社会进行一番清理、批判与反思。环境保护史上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和思想，都与女性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必然，这种必然性源自妇女对环境天生的敏感性。
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震惊世界的环保著作《寂静的春天》，向人们讲述了DDT等其他杀虫剂、化学药品对人类、其他生物和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揭开了环保事业的新篇章；
1972年，美国女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写下了《只有一个地球》，以经济学家的敏锐和女性特有的热忱、忧伤向我们传递着“只有一个地球”这样一个几乎被民众遗忘的事实；
1987年，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编撰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统一了可持续发展的含义，风靡世界；
1996年，“地球村环保文化中心”“绿色家园志愿者组织”在廖晓义、汪永晨、金嘉满等女士的努力下在北京成立；
2004年，肯尼亚环境和自然资源部女副部长旺加里·马塔伊博士获得了环保领域的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被誉为“和平的绿色使者”；
…………
200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推出一份“女性环保名人录”，以彰显各国巾帼英雄们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名录几乎涵盖了女性涉足的所有领域，既有社会活动家和基层妇女，也有为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政治家。这份名录再次佐证了女性在环保领域的才华与潜质，也让人们清晰地看到女性在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空间。
为了挽救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许多普普通通的女性自发组织起来，从自身点滴做起，排除万难，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线，甚至冒着酷刑、袭击的威胁。一批又一批女性为了构建生态和谐、性别和谐的新图景将生死置之度外，孜孜以求。
这就是女性的执着，执着的女性；这就是女性的生态，生态的女性。
在当代全球化的进程中，女性的身心更多地积淀了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但是，男性霸权筑造的这个社会，使女性的身体被更多地运用于商业——在当代中国的媒体中，女性的部位几乎无一不被广告所渲染，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公开的到隐秘的，女性的商业化命运无处可逃，这导致了女性天然的生态意义与女性生命中的生态意识和经验被悄然抹去。远离女性生态身心的文化和社会是非生态化的必然结局。
生态女性主义就是要让这种“远走的背影”再回首。它既不是环保主义，也不是女权主义，更不是两者的相加，而是一种本体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它还没有成为一种体系，但是却代表了一种思潮，日渐为人们所接受。“90年代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并与多元文化主义潮流相适应，妇女学呈现兼容并蓄、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而其在90年代最重大的理论运动是生态女性主义，并且‘它至今仍然是女权主义理论中最有活力的派别之一’。”[190]
这种“最有活力的派别”，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向传统哲学和社会发起了挑战。
它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出发，对各种传统哲学理论进行审视和反思，以一种不同于原有的解读和诠释对几千年的哲学史重新加以分析与评价，并冲击着一直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哲学领域。它指出，传统的哲学包括经典文献，处处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的“男性霸权话语”。同时，它竭力对长期存在的男尊女卑这一性别歧视进行纠正，进而确立女性在哲学领域的话语权。它力求重新改写的是这样一部历史：人类历史是一部男性对女性接连不断进行伤天害理、强取豪夺、任意欺压的历史。
它试图摒弃父权制概念，反对构建大一统的哲学理论，倡导以一种多元的、复杂的、有差异的非二元论作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它所探索的非二元论的经验认识论，为其本体论提供了认识论依据，在人们经验感受到的固有的统一性、连续性、系统性中为其整体论的世界观提供佐证。
它对“启蒙”以来的哲学进行了批判，对科学和理性重新做了研究，指出由于“科学”的出现，其他的知识被当作“非科学”的而遭排斥，科学实际上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仅仅遵循客观性的知识。
它从对自然的关注和女性受压迫的分析入手，倡导“无性别”的文化奋争，提出寻求女性政治、女性文化和女性伦理，通过建立一套“妇女文化”来改善生态问题和其他问题。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在倡导性别公正、环境公正、和平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
它为倡导性别公正、保障妇女权益发挥了重大作用。《21世纪议程》第三部分第24章“为妇女采取全球性行动以谋求可持续的公平的发展”提出：“国际社会已认可了几项促进妇女充分、平等和有利地参与所有发展活动的行动和公约……包括《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保证妇女和男子有同等的权利自由。”女性的平等权利没有人会恩赐，只有靠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生态女性主义还特别关心妇女贫困化问题，她们认为，公平的社会发展观必须增强贫困者尤其是生活于贫困之中的妇女的权利。
它为弘扬环境正义、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她们注意到，环境伤害不是“一视同仁”的，在大多数国家中，穷困的人们和占少数的族群总是处在较大的环境风险和极少的利益分享机会的双重压迫下，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其控制环境灾害的能力也每况愈下。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常常是各种环境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她们对那些直接威胁着地球生命的环境灾害有着更为直接、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体验，因而每次在面对各种破坏自然的事件时，生态女性主义者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强烈谴责对自然的侵略行为。生态女性主义之所以必然要反对环境不公正现象，是由于她们认为对妇女的压迫、对自然的压迫总是与其他压迫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支持、彼此强化。
它为坚持可持续发展、保障后代利益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女性特有的柔弱和孕育后代的能力，在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和平道路上，生态女性主义敏锐地认识到和平对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她们从一开始就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核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用战争与暴力来解决人类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因为战争不仅会使人类的生命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被大肆毁灭，而且还会使生态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损害后代利益。生态女性主义在结束所有形式的男性暴力、结束压迫、结束战争、呼唤和平、谴责军国主义等方面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
二 女性：自然的天然守护者？
当女性把自己当作自然环境的天然守护者的时候，人们也企图在“女性＝自然”的等式中寻找裂缝，一个不断被人诟病的事实是：富人女性追求高档奢侈品，如貂皮、名贵动物油脂制成的化妆品，严重地诱导着人们去伤害生命、破坏环境。
在西方国家，乃至东方的一些富裕城市的上流社会，富人女性中流行一种叫“Shahtoosh”（音译为“沙图什”）的披肩，这个词来源于波斯语的“shah”（意为“国王”“王者”）和“toosh”（意为“羊毛”或“毛制品”），它被当作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按重量计，比金和铂还值钱。
这种奢华的披肩自诞生于克什米尔之后就受到贵族和富人们的青睐，其状况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如今，这种昂贵的披肩从印度被大量地非法出口至欧洲、北美、远东、亚洲、澳大利亚和中东。然而，很少有消费者知道“沙图什”的真正来源。这种极品披肩是用什么原料制成的，一直是个谜。经营披肩的商人一直声称，披肩原料来自西藏或喜马拉雅北山羊、野山羊、家山羊，甚至一种鸟，即西伯利亚鹅的羽绒。他们说，在换毛季节，动物的毛蹭在它们出没的灌木丛上或岩石上，然后由当地人极辛苦地从这些地方一点点收集起来。这些故事使“沙图什”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对消费者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揭开谜底的是一位名叫乔治·夏勒的美国动物学博士，他是美国野生生物保护协会负责人。从1985年开始，他每年在青藏高原上工作好几个月，研究青藏高原的特有动物——藏羚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他面前，羊绒来自藏羚羊。经过欧洲、美国以及印度的实验，并从几百条“沙图什”上取样品进行绒发技术鉴定，结果都确定无疑地表明这种绒只来自一个物种——藏羚羊。1992年，夏勒博士向世界公开了他的研究结果：“沙图什”只产自藏羚羊，采集这种绒的唯一办法是先把藏羚羊杀死——由于这种动物的栖息习惯，当夏季换绒时，在任何靠近人类居住的地区都很难发现它们。
可见，“沙图什”的存在是一种血腥的时尚，是一种野蛮的文明！当富人女性们把“沙图什”披肩当作财富、地位的象征时，一场场令人发指的残忍猎杀活动正在藏羚羊的故乡——中国可可西里进行着！
藏羚羊，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是我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严禁贸易的濒危动物。“藏羚羊不是大熊猫。它是一种优势动物。只要你看到它们成群结队在雪后初霁的地平线上涌出，精灵一般的身材，飞翔一样的跑姿，你就会相信，它们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数千万年，就是因为它们是属于这里的。它们不是一种自身濒临灭绝、适应能力差的动物，只要你不去管它们，它们自己就能活得好好的。”一个去过可可西里的学生这样说。
藏羚羊绒因其精细的质地被誉为“羊绒之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沙图什”的制作原料。“沙图什”女式披肩通常为2米长，1米宽，重约100克，男式披肩通常为3米长，1.5米宽。织一条女式披肩需要300至400克绒，相当于3只藏羚羊的生命，而一条男式披肩则需要5只藏羚羊的生命。一个世纪以前，约有100万只藏羚羊生活在我国的青藏高原上，而如今在野外存活的藏羚羊仅剩下5万只左右。近几年来，再也无人见到集群数量超过2000头的藏羚羊群。在许多昔日藏羚羊集聚的地方，如今只能看到零星的藏羚羊。这个古老的物种已经走向面临灭绝危险的边缘。
是女人们钟情于“沙图什”，才使藏羚羊落入今日的境地，这无疑折射出作为维护生态和女性地位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存在不可忽视的缺憾。
从理论上来看，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继承了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在驳斥“男性话语霸权”时，主张建立一套“妇女文化”来解决生态问题和别的问题，用一种特别的“女人方式”来理解、体验和评价世界，寻求用一种精神或神的理论来反驳父权的统治。她们崇尚女神，把她看作大自然之内在，视大自然为神圣的精神。照此发展，这一思想可能将成为一种新的“统治逻辑”。这样，生态女性主义岂不跌入另一个新的“怪圈之中”去？另外，这种用“女人方式”来理解、体验和评价世界，承认妇女比男子更靠近自然会强化独裁和支配的逻辑，容易导致以一种新的理性的方式使妇女受压迫的境况继续下去。
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则过于强调女性原则，认为女性原则的内涵是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将大自然女性化，从文化和概念上贬低男性。这种牵强附会的观点使得男性充满了迷惑与怀疑。如果承认妇女对自然有特殊的理解、有一种直觉，那么这种直觉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造成的呢？男性对自然是否存在类似女性对自然的这种感觉呢？这些迷惑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同时，在女性主义反对父权文化，强调其对女性伤害更甚于男性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事物的两面性。父权制与环境破坏对男性的伤害更小，并不代表没有伤害。当女性因繁重的家务劳动而遭受种种直接的环境污染时，工作场所的空调排污、办公室污染、工业废气废水污染、汽车尾气污染，也在给男性带来巨大的伤害。既然男性和女性共存于一个地球，那么地球的任何变化都不可能只针对其中之一。“如果说生态破坏直接伤害了女性的生殖能力，也有研究表面，男性的生殖能力同样受环境污染的毒害。而且，女人的孩子也是男人的孩子，如果一个女人因为新生儿成为生态破坏的牺牲品而痛苦，必定也有一个男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而痛心。”[191]
生态女性主义反对非理性的父权制以及大多数主流理论和激进批判的男人模式，在这种理解中，它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性别的层次，进入了更深刻的哲学理论层次。但如何使其从女性中心主义立场转变到完全的生态立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的追问。
在实践上，生态女性主义不可避免地具有诸多空乏之嫌。
生态女性主义形成了多种派别以及丰富的思想观点，但与之相适应的生态女性运动却要空乏得多。尽管其发展经过了三次浪潮，但是主要限于西方一些国家小范围的集会与游行示威，没有真正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声势浩大的运动，特别是没有影响到国家环境政策的形成和实践。尤其是在第三世界，这些实践的发展更为缓慢。虽然也出现过印度“抱树”运动，但是，受压迫最深重的第三世界妇女还没有形成强大的势力充分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和自身的解放与发展中来，特别是一些女性还缺乏对自身被压迫与自然被盘剥之间相关联的自觉认识和反抗，她们习惯在逆来顺受中默默地忍受着一切。
列宁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92]生态女性主义在运用性别分析的工具来批判西方主流哲学中抽象的男性化理性、工具理性及其价值观方面，有独到之处。它不是要回到性别压迫更深重的前现代社会，而是向往一种多元化、有差别、没有等级压迫的平等社会，并为一个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星球提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和伦理准则。
道路就在行走的途中！虽然女性主义的构想和追求带有乌托邦的味道，其思想观点充满着争论，也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缺漏，但它至少向人们提供了解决人类面临环境问题的一种新思路。这让人们在迷茫之中看见一丝希望的曙光。
三 本土化：来自第三世界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环保运动发生新变化，参与的社会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分化。更多的人意识到，环保不能只是一种声音，它应当尽力适时改变，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利益诉求，而非只是中产阶级抑或发达国家人群价值观的代表。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和应用亦是如此。
与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女性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完全不同，在第三世界，妇女常常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底层”。例如，当欧美中产阶级女性在为“代理母亲”问题大肆辩论，为保护古木而住在树上的时候，这些妇女已经是在为了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奋斗，为了保护精神家园的延续而呐喊，对她们而言，温饱已不成问题；而在第三世界，妇女面临的却常常是“温饱”还是“环保”、“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生存境况的差异必然导致她们的理论诉求和生活目标的差异。
因此，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更为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立足于本土的知识体系和现实国情进行理论改造，并用新的理论指导新一轮的实践。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与群众运动的互动，成为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的一支生力军，日渐引起世人瞩目。
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印度著名学者范达娜·席瓦。作为世界知名的环境保护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生态女性主义者，她在1993年度获得有另类诺贝尔和平奖之称的“适宜生存奖”； 2001年在《亚洲周刊》评出的“对亚洲最有影响50人”中，她名列第五；2002年获美国《时代周刊》颁发的“环境英雄奖”……
1986年，席瓦在论文《让我们活下去：妇女、生态和发展》中首次明晰地阐述了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随后，她的几本著作如《继续生存：妇女、生态和发展》《生态女性主义》以及引人注目的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席瓦借鉴了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却没有延续她们的纯理论的研究方式。她始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立足于下层人民的立场与印度本国的知识体系、文化传统，以一种更新更广的视角来关注印度乃至整个第三世界迫切关注的问题，如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妇女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均采用“拿来主义”态度，把理论应用于草根组织运动，以理论指导基层运动，以运动丰富理论内涵。席瓦身体力行，致力于宣扬被主流环境学、女性主义等所忽略的第三世界经验及知识体系，提出以本土知识体系为基础重建女性主义的生态文明，同时，她将这一文明与人民的社会实践，如下层妇女的环保运动、人民反对新殖民主义的运动、全球反对恐怖主义的运动联系起来，体现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多得的“不同的声音”。[193]席瓦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无比的激情与印度众多环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NGO成员一道，拨开强制话语的重重面纱，使生态女性主义在印度有了独特的光芒，在第三世界的环境正义征途上立下汗马功劳。
性别、环境、发展是第三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论是在印度还是中国，不公正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使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儿童依然处在社会最底层。例如，较之男童，女童的出生权利可以被轻易剥夺，在印度每年有24万女胎被堕胎；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女胎被堕胎的比例也远远高于男胎。和印度妇女一样，也有很多中国农村妇女为求生存，离开村庄，忍受巨大的环境伤害，在许多安全条件不合格、生活饮食条件差的工厂工作。农村妇女组成的一线女工在这些工厂的员工中占90%，生产皮具、玩具或塑料制品，尘毒、高温、噪声、有毒气体不同程度地危害着她们的生命……此类的状况不胜枚举，我国在环境问题与妇女问题上所存在的弊病阻碍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
因此，借鉴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成果，汲取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实践经验，立足于自身的现实国情，推广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研究是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
四 中国的回响：从理论到现实
生态女性主义能否给解放自然、解放女性带来新的启迪？能否给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男女平等带来新的思路？中国是否做好了接纳生态女性主义的准备？在中国，男女平等不再仅仅被狭义地看作简单的女权问题，而且是涉及中国发展的问题。妇女问题已成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等战略问题的重要环节。同时，随着性别平等事业的不断发展，自1980年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以来，女性在社会各领域的影响力正稳步增长，中国女性也在环保事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近20年来，妇女在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上的价值愈发明显。
加拿大社会文化人类学家胡玉坤女士曾撰文指出：在转型期的中国，我们必须认识到妇女是变革的主体和受益者。关注妇女与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增强妇女争取自己权益的能力，也就是争取一个公平、清洁的未来的能力。
实践一次次证明：中国妇女是保护环境的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从环保部门女干部到女科技人员，从各岗位女环保工作者到普通的妇女群众，中国妇女以她们独有的姿态站在环保事业的舞台，承接历史和社会赋予的重任。其间，涌现出许多美丽而闪光的身影……
1990年，中华全国妇联发起的“三八绿色工程”活动得到积极响应。我国每年有1.2亿妇女加入义务植树、防护林建设、小流域治理的活动中，数年植树50多亿株。
彝族女人阿罗牛牛，带领女儿种树，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种植了2000多亩37万多棵树。为此，她被授予世界妇女高峰基金会“农村妇女生活创造奖”。世界妇女高峰基金会创始人埃利·普利得凡德给她写信，颁发奖章、奖金和证书。
被藏族同胞誉为“森林女神”的生态专家徐凤祥教授，20年前开始考察雪域高原的生态环境，退休后举家迁至京西的门头沟山区，在山林中建立生态研究所，让西藏奇花异木在京西的灵山安家。
环境恶化曾使巴比伦覆灭，使玛雅文明成了旧梦。众多孕育文明的古老江河的断流、湖泊的污染一再向人类敲响警钟，对于中国人而言，母亲河——黄河的断流将是中华文明的断流。保护母亲河的声音不绝于耳。
刘春，海南某建设银行的一名普通职员。1998年在北京治病时看到两院院士联名疾呼“拯救黄河”的报道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保卫黄河”的战斗。“保卫黄河”的旋律在她的胸中激荡，她渴望把黄河的现状拍摄下来，唤醒百姓去珍爱母亲河。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一不懂行，二不富裕，三没关系，却变卖了所有家产，又借遍所有亲戚，怀揣56万元和理想，毅然上路！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陈汉之被其感动，承诺担任该片的总策划和总撰稿，原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被她的激情所感动，亲自为解说词把关，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意见。从黄河入河口到青藏高原，刘春带领摄制组遭遇了零下23摄氏度的酷寒考验，遭遇了海拔5000米的暴风雪的袭击，更有拍摄中途的晴天霹雳：一场大火将全部素材、设备、钱烧光……但她始终未言放弃——对黄河的使命感让她顽强地坚持下来，死神和困难挥不去她对黄河的魂牵梦萦！最终，这个未学过一天影视的女子凭着自己的直觉和努力，以赴汤蹈火的意志呼唤着人们的环保意识，捧出了内行看了也称赞、专家审查一次性通过的成果。2000年，九集纪录片《拯救黄河》播出，刘春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含泪看着血汗换来的成果……
有一位与刘春经历略有相似的人物也许更为人所熟知，她就是被誉为“绿色皇后”“地球的女儿”、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她也是一位环保巾帼英雄。
廖晓义的环保情结源于1990年的一次偶然经历。一位研究生态哲学的老友，与当时身为中国社科院科研办副主任的她谈起，环境污染已给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一席忧心忡忡的谈话与网上查阅到的触目惊心的数字荡起了她忧国忧民的激情。此后几年，她与家人在美国生活。团聚的日子并不安逸，除了没日没夜地学习、工作，她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环保活动，并通过各类线索采访了国外40多名热心环保的女士，集结成一部纪录片《地球的女儿》。1995年，廖晓义带着尚未杀青的《地球的女儿》回国，并以环保志愿者的身份登上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讲台。《地球的女儿》博得了好评与奖励，以及社会的支持。于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诞生了，“村长”就是廖晓义。从此之后，她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拍环保，说环保，10多年来拍摄环保专题片100多部，做了上百次环保讲座，发表相关的论文和文章40多万字。“地球村”的志愿者们利用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推动公民环境教育，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及《中国妇女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推出了一系列环保专栏或专刊，他们与国家环保总局共同编审了《公民环保行为规范》《儿童环保行为规范》。在卷首廖晓义语重心长地写道：“21世纪，环保行为意味着一个人的素质和教养，环境质量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尊重和力量。”她的努力化作了全国百姓的普遍行动。2005年9月20日，北京“地球村”等9家民间组织发出“今天不开车”的倡议，呼吁首都有车族多乘坐公交、地铁或骑自行车上下班。如今，这个行动在全国得到推广。目前在全国推行的26℃空调节能行动也是廖晓义等人首先发起的……在她看来，“节约是最大的环保”。廖晓义的努力得到了一系列的肯定：2000年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 2001年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奖”， 2005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称号，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关注环保的人很多，但她是细节大师；她擅长从生活方式的微小缝隙里勘察出浪费的黑洞，让最大众的消费转化成最有效的环保行为，她时刻提醒我们：处处节约和舒适的生活可以和谐共存”，这是CCTV给她的颁奖辞。当当代中国不可抵挡地被卷入全球化的财富浪潮，当越来越多的国人追求消费娱乐及高标准的物质生活时，她用别样的方式诠释了生活与财富的关系：为了让后代子孙能过上和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我们要用自己的财富和汗水重建那被只顾获得私人财富、肆意享受的人所破坏了的绿色环境。
女性的坚强、执着和爱心为自身的存在和力量求得了公正，也为自然求得了公正。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妇女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有着特殊作用，她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智慧与热情。牢狱、恫吓、死亡，吓不倒这些环保女性，金钱、地位、安逸，也诱惑不了她们，责任和压力在谦虚的女性心中内化为不竭动力，……女性一旦做出了环保的选择便九死无悔——这就是女性！历史将铭记她们。也许从这些人的传奇经历中，人们得到了震撼，但更多的是启示：环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更应该是一个个具体的行动！
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转折始于1995年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一批关注此专题的专家学者、环保主义者齐聚一堂，认真探索妇女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并出版了《地球·女人》论文集。
1996年，在山东、江苏、北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分别举办了三期“妇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培训班，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
1997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旨在提高中国广大基层女领导的环保意识的“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女市长、女乡镇企业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项目启动。该项目举办了一系列培训及研讨会，并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妇女与环境调研”，出版了《妇女与环境》调研报告。该调研主要涉及中国小城镇环境问题，报告作为此类文献的重要代表，为中国妇女及环境现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其中提出的方法和建议也有很多可取之处。
1998年1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妇女与环境网络”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集结起来的跨学科跨部门的妇女网络。该网络由深孚众望的专家学者出任负责人，并制定了由成员共同讨论认可的目标和工作计划。仅参加成立大会的就有来自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的约70个单位的120多名代表。她们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有从事环境科研和教学的专家学者，有奋战在环保第一线的专业人员，有处于环境决策岗位的女领导，有热心于环保的文艺工作者、医护工作者及环保志愿者等。
这一阳光事业，在人们的热情、良知和义行的托举下熠熠生辉。然而，欣喜之余，不可忽视的是：由于中国妇女问题、环境问题研究起步较晚，生态女性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不长、基础薄弱，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推广上，均面临种种考验。
首先，在理论研究上，“妇女与环境”依然是两个难以关联的问题，如有的研究言及环保，却鲜与妇女问题关联，即便说到女性，也多数时候只是看到天然性别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牵强附会的理由，只是做出空洞的强调，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将妇女问题和环境问题非历史化，又将女人和自然盲目关联，忽略了两者之所以形成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其次，在实践推广上，我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与环保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妇女的环保知识普遍不足，自我保护意识较差，参与环境保护的实际决策力不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唐孝炎在“中国中小城镇环境状况对妇女健康的影响以及妇女的环境意识”调研项目中揭示了我国妇女的环境保护意识现状：（1）从总体上看，妇女的环保意识水平偏低，但正在逐步提高。例如，大部分妇女把一次性泡沫餐具扔掉（占59.6%）。（2）妇女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低，有待提高。例如，占50.3%的妇女只是偶尔参加或顺便听一下有关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3）生活环境意识较高，生态环境意识较低。[194]较之于男性，中国女性因其不同的社会分工、家庭分工及其遭遇的环境伤害，更加务实地开展环保运动。然而，许多环保活动直接以“主妇联盟”“环保妈妈”等命名，将女性形象刻板地等同于母亲、妻子，无意识地排除了男性，也排除了母亲、妻子以外的不被主流重视的女性群体，如女独身主义者、女同性恋等。事实上，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不论男人或女人，母亲或妻子或独身者，同样都有维护生存环境的权利。把不同于主流阶层的人排除在外，不仅是对其权利的一种忽视，更使环境正义的建立丧失了许多机会和力量。
面对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障碍和不足，唯有把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中国生态女性主义建设才会更上一层楼，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第一，从政府角度来看，首先，要继续扩大妇女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如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国家环保部、省地市县各级政府环保部门）中的领导干部及管理人员的比例，增加妇女在环保及性别公正工作中的话语权，积极发挥妇女在保护及改变环境中的优势作用，促进妇女参与可持续发展。其次，要继续重视对妇女干部环境保护意识的培训。如加大对“妇女与环境网络”的支持力度，帮助实施类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批准执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女市长和女乡镇企业管理人员能力建设”项目之一的“社区环保培训工作”等，以此增强她们的环保意识，补充更新的环保科学管理的知识，提升相关的工作经验、管理决策能力。再次，要多组织召开关于环境性别的有影响力的研讨会、论坛等，让专家学者与妇女群众齐聚一堂，既反映群众的现实呼声，也产生理论与实践的共鸣。另外，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保护、改善妇女生存的自然环境、公共空间，为提高妇女的生活质量创造有利条件。最后，要加大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和执行力度，完善环保及维护妇女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创造有利于环境公正、性别平等、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提高男性公民对于保护妇女健康和提高妇女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的认识，逐步消除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歧视。
第二，从理论工作者来说，他们应当跳出概念之争，尽可能多地从实践中获得中国妇女与环境的实际状况。只有掌握真实全面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致力于中国生态女性主义的基础研究，并使各相关群体因地制宜地及时开展预防或整治环境生态问题，才能有利于切实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改善环境和生活质量。同时，要更多地借鉴第三世界的理论成果，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致力于该理论的本土化，形成有中国特色、易于为国人接受的中国化生态女性主义理论。
第三，从非政府组织而言，环保是一种全民运动，性别环境公正也需要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努力，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环保决策和专家学者的努力，还需要发挥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尤其是以女性为主体的环保组织的无穷力量。民间环保组织应积极开展与政府的合作，有效合法地扩大资金渠道，增强实力，推动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救济环境伤害，改善自然和人居环境；吸收多层次多方面的女性群体及更多的男性参与环保活动，拓宽活动渠道，创新活动形式，使其辐射范围越来越大；积极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环保NGO交流活动主旨、经验与信息，开创合作项目，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谋人类与自然的福祉。
第四，从女性个人来看，性别公正与环境公正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特别是那些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休戚与共的普通女性群众，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总人口为133972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65287万人，占48.73%。[195]“妇女半边天”，众所周知，妇女是引导消费的主体力量，并肩负着教育青少年儿童树立绿色文明意识的责任，因此，要特别重视引导我国妇女树立节约资源、绿色消费、资源回收等正确的生活消费观念。女性的环保意识一旦觉醒，环境行动一旦兴起，中国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工作就可以迈出一大步。香港地区著名的环保人士吴芳笑薇曾代表“地球之友”发表了一封《致女性朋友的公开信》，呼吁广大女性朋友们以大地女儿的身份捍卫大自然，以消费者身份捍卫消费者权益，以生育者身份捍卫下一代的健康。也就是说，参与环境资源消耗过程的女性，其贫困中的节俭或是富裕后的消费，其自身的行为或是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所有琐碎的日常行为，都可能会影响环境。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不是人人都能像环保杰出人士一样，在环保或性别发展领域有所建树，但是每一个个体身体力行，自觉自发的行为都会给这项事业贡献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这也是对自身以及后代的关爱。在各种成功的环保拯救行动中，正是全民参与扮演了“监控器”的角色，实现了最有效的监督和最实际的作为。群众的广泛参与，才是环保的重头戏。
第五，从媒体来说，推进性别环境公正，要充分发挥信息时代的媒体的作用。网络资料显示，79%的公众是通过电视广播获得环保信息的。“绿色皇后”廖晓义就曾在中央电视台开办一档环保节目《环保时刻》，引起不小反响。所以，无论是电视电台，还是网络报刊，都应当发挥正面的宣传及引导作用，营造积极的环保公正氛围，传递环保信息和知识，为性别环境公正铺路，推进生态女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知识改变习惯，知识改变命运！西方的谚语说：教育好了一个男孩只是教育好了一个人，而教育好一个女孩却教育好了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今天的女孩就是明天的母亲，儿童的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亲的素质高低，而母亲素质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未来，提高公众的环保知识水平、加强对妇女儿童的环保教育工作刻不容缓。
总之，以中国的视角开展中国的性别环境公正研究，既会对我国的环境、性别与发展研究起到促进作用，也会对世界生态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也许它是一项旷日持久的艰巨任务，但它昭示着和谐的希望、生存的出路以及公正的力量。
为了捍卫自然与女性的生存地位，生态女性主义应运而生——这是一种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的对话，一种停止相互之间的战争，转向友好相处的新的对话。生态女性主义或许还有一定的激进性，但并不代表它拒绝合作；反抗父权制也不仅仅是为了关心女人，恰恰相反，生态女性主义在诞生后就积极地寻求与其他富有批判性的流派联手，试图从追求最初的性别公正到追求环境公正，以至解放包括自然、女人在内的所有被压迫者，实现两性、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实现人与万物的共生互敬，永续共存，化冲突为祥和，化偏颇为公正。
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需要某种平衡，需要某种正义，以使我们的后代——无论是男是女——都享有同等的生存的权利，以使那些即将到来的生命——无论是男是女——都享有同一片明朗蔚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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