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几乎人类所有的公正问题，都是以在场的当代人为商谈对象的；唯有环境公正，不仅具有悲天悯地的情怀，而且还触及不在场的后代人。这是一种博大的境界，还是一种无谓的视界？是一种超人的道德，还是一种盲目的气概？历史的车轮总是驶向未来，没有对未来的道德向度，人类始终不能超越“一个物种”之立场；没有对后代的真切关怀，人类终究难逃“短视”的诟病。人类之为地球之精灵，就在于它有一颗超越时空限制的心灵。
第一节 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
当新一天的太阳冉冉升起之时，当晨钟暮鼓幽幽传响的瞬间，作为平凡人的你——一棵“会思考的芦苇”——是否曾为悠悠岁月而驻足凝思，为浩瀚天空而浮想联翩？为全球纪元而沉思默想？为现今社会而寝食难安？为人类的命运深表忧虑？……毕竟，太多的往事值得我们回首反思，太多的近事让我们痛心不已，又有太多的未来何去何从的抉择等着我们去定夺。
一 代际问题始于代内的践踏
当今社会并不太平，每时每刻都有许多人死于战乱、灾害、疾病、贫困，世界的万花筒每天都在人们用餐之际将水灾、沙尘暴、暴力冲突、龙卷风、泥石流、海啸、禽流感等画面带到我们的眼前，送到地球村的千家万户中。地区冲突、恐怖事件、核战威胁、生态危机、技术统治、人口激增、资源告罄、网络安全等一系列文明病困扰着上至国家首脑下至平民百姓的社会各阶层人士，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显得举步维艰，现代文明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新兴社会科学的大批问世正是这些社会困境的表征，社会现实是它们产生的肥沃土壤（看起来社会科学的繁荣并非好事，而是社会问题繁多的体现）。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人们希冀它能不辱使命，为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寻得出路，从而拨开云雾见天日。
如果说环境伦理学是应用伦理学最活跃的一个分支，那么环境公正则是环境伦理学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环境公正作为一个整体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其向度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而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作为环境公正的两大中心话题更受到持续热烈的讨论。人们对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的厚爱反衬了环境公正的严峻形势和尴尬局面，而这也正是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的困境之所在。
一般认为，环境公正是指人类社会在处理环境保护问题上，各群体、区域、种族、民族、国家之间所享受的权利与所承诺的义务的公平对等。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指人类与自然之间实施正义的可能性问题，即种际正义；狭义上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所有主体都应拥有平等享用环境资源、清洁环境而不遭受资源限制和不利环境伤害的权利，二是指享用环境权利与承担环境保护的义务的统一性，即环境利益上的社会公正。[196]从狭义的角度看，前者是后者的平等权利的保障，而后者却可延伸至更为复杂的环境争端，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来权衡各方的权利收益与责任分担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看作环境公正中处理人际伦理关系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内容，而将种际正义视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鲜明主题，人际正义（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的形成、发展以种际正义为基本内容。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两者本身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切不可孤立而论。“一方面，只有在‘代际（间）公平’的关照下，才能真正有效地恰当地解决‘代内公平’问题；另一方面，‘代内公平’问题的解决，为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既会创造财富和生态环境等物质基础，又会创造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制度条件。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两个概念是不应割裂的。”[197]
但在实践上，两者还是有轻重缓急、孰先孰后之别的。笔者曾经指出，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国内环境压力已有舒缓，它们的环境忧虑主要在于国际层面，因而更多强调“代际公正”的实现。发展中国家面临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加之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格局中处于弱势，因而更多关注“代内公正”的实施。显然，主体需求不同，选择次序不同。另外，由于“代内公正”更具现实性、敏感性、重要性，因而当两者发生冲突时，“代际公正”应向“代内公正”让步，可以设想，当现实中的“代内公正”的实现化为泡影时，“代际公正”也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事实上，不同主体在“代际公正”上往往能达成一致，而对“代内公正”则意见不一。[198]
不难看到，不同主体（尤指国家）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往往流于一纸空文，许多国际条约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甚至许多会议不欢而散不就是此种情形的生动写照吗？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与“发展”之间的内在语词矛盾之争（语词矛盾指涉实践的矛盾）不也表征着其发展路程的崎岖坎坷吗？结果，剩下的只是各国经过包装而改头换面了的“代际公正”——一国之内的“代际公正”。
在现实生活的电视和新闻媒体中，我们瞅到的是国与国之间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尤其是高层互访频繁，各国之间所谓的各种伙伴关系层出不穷，但谁又不是在背地里磨刀霍霍、暗度陈仓呢？尽管我们不能说其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但有时这种矛盾也可能达到极其尖锐甚至白热化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现象的产生便不足为奇了：一个国家所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以另一个国家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许多发达国家是靠殖民时代赤裸裸的掠夺的变相方式来掠夺他国的矿产和能源，来维持他们的“进口可持续”的。
在同一个地球之上，同一片蓝天之下生活着不同种族、国家、性别、群体的人类，这些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区分自有史以来就不断彼此相互加强着，人们在获得个人身份和归属的同时慢慢地遗忘了自己的始源和本根——地球共同体的一员，尽管全球纪元的列车已驶过五个世纪（全球纪元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计算的），但目前这种人际裂隙还在扩大，这从对代内国际正义的争议中可窥见一斑。
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主体，国际正义是代内公正的重要内容，并由于其本身历史的延续性和自成一体性，它无意之间又具备浓郁的未来面向，即代际公正的蕴含。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在遭遇国家主体时问题丛生，大家各抒己见而又各执己见，所以往往止步不前，难以打破坚冰。
他们相互摆理，彼此指责，只是“手电筒只照别人”式地讲理，反思自己则“墨索里尼总有理”。地球在他们无休无止的指责声中归于沉沦与死寂。
人类似乎缺乏全球伦理的境界和智慧，或准确地说缺少“操练”。蒙田曾说：人们接受警句和箴言似乎为了告诫别人，而不是规箴自己，因此不是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习惯，而仅仅是装进记忆中，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绝对无用的。人类的整体不也如此吗？但为了能够诗意般地栖息于这唯一的、美丽的、脆弱的行星——地球，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世界不仅仅是一批主权国家和分割的民族的集合，更是一个用国界也无法分割开的人类社会；我们都从属于两个国家——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地球。”[199]而人们显然觉得这是施里达斯·拉夫尔的狂言呓语，并未认真听取，因为环境悲剧依旧一再上演，悲剧主角依旧是弱势国家，剧场依旧只有稀稀落落的少数观看者，寥落的观看者中又多半是看客。
就让我们看看一个天灾形式化了的人祸吧。图瓦卢气象局的首席预报员塔瓦拉·卡蒂阿（Tavala Katea）提供的一组检测数据显示，从1993年至2009年的16年间，图瓦卢的海平面总共上升了9.12厘米，按照这个数字推算，50年之后，海平面将上升37.62厘米，这意味着图瓦卢至少将有60%的国土彻底沉入海中。塔瓦拉·卡蒂阿认为，这对图瓦卢就是意味着灭亡，因为涨潮时图瓦卢将不会有任何一块土地能露在海面上。事实上，图瓦卢的末日可能会提前到来。图瓦卢的整个国土都是由珊瑚礁组成，全球气温变暖导致珊瑚的生长速度减慢甚至大量死去，被珊瑚礁托起来的图瓦卢也会因此而“下沉”。[200]
一种新的亡国形式就以这种赤裸裸的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生态亡国”（古巴比伦、玛雅文明等古老文明的消失都是生态后果所致），但却是当今人们亲眼目睹的生态亡国悲剧，温室效应就是刽子手。太平洋里正在发生的一个个“图瓦卢式悲剧”将是许多国家沿海城市的“翻版未来”。极具盛名的海洋研究专家、南太平洋大学海洋系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托尼·维尔（Tony Weir）教授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可有几个政府愿意听取我们这些专家的建议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蓝色星球走上不归路。”[201]谁来负责？联合国太过懦弱，协调全球生态环境好转，需要的恐怕不是一个“全球当家人”。由谁负责？肇事者无处寻觅，谁能拿全球人兴师问罪呢？法不责众啊！况且，主谋者是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它仅占世界人口的约18%，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占全球总排放量的50%。
图瓦卢将以移民史上的另类姿态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二氧化碳在继续排放，全球在继续升温，冰山在继续融化，海平面在继续上涨，人们不禁要问：谁将成为下一个图瓦卢？联合国环保专家说：50年之后，孟加拉国的20%、尼罗河三角洲的1/3、印度洋上的整个马尔代夫共和国都将淹没。今天，死神正由于温室效应不断加剧而在天空游荡，一种新的死亡形式悄悄闯进了人类的生命领地。
我们不能将一国政府等同于一国人民，国家是台机器，而个人是血肉之躯，但个人也往往沦落为国家的愚忠使徒。现代新正统基督教伦理学杰出代表人物莱因霍尔德·布尼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认为，个人的本性有自私性与非自私性（包括美好冲动，如同情）两种冲动，所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而社会群体（包括国家、民族、阶级、团体、组织等）却只有利己倾向，民族国家是一种扩大的利己主义者。他引用乔治·华盛顿的一句名言——“只有符合其自身利益时，民族才是可以信赖的”——来论证说，甚至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将个体的无私转化成民族的利己主义的自私形式，也即道德的人一旦融入群体就往往蜕变为不道德社会的一分子。这与社会心理学的“旁观者效应”（一人在场往往会打抱不平，救他人于危难之际，而大众在场往往出现普遍冷漠）何其相似，也印证了中国一句古话：一个和尚担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就是集体的逻辑。布尼尔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资源有三种：宗教信仰、人类理性和社会强制。
我们姑且对此搁置不论，但它确实为我们对环境公正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受挫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新视角，事情似乎也正是照此规律运行，国家背负的强烈利益意识不容它腾出更多的仁慈空间去关心当代其他国家的利益，去关心全球的命运，去关心未来后代人的福祉。政治家的肺腑之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已成为大家共同的心声，也已然成为决策者们的处事原则。
支配自然直接根源于特权等级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在这样的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统治、支配另一部分人，在剥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凌驾于自然之上的霸主地位。
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曾经“草木畅茂，禽兽繁殖”。[202]汉唐盛世，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让无数百姓慕千年；然而，谁又知道，打造盛世，使用了多少后代的资源？汉代对黄河流域的大力开发，使黄河中下游出现人口危机，而中上游的植被破坏则使黄河从此开始危害民生。这条母亲河，在没有代际意识的大肆开发、掠夺之下，从此有如魔鬼附身，温顺的时候，始终以乳汁灌溉着两岸人民，而咆哮的时候，则生灵涂炭。自唐代以后，黄河每况愈下，到了宋代，黄河的泥沙含量达到50%，明朝达到60%，清代达到70%，现在已是“一碗水，半碗泥”，其含沙量约相当于北美洲科罗拉多河的4倍，中亚阿姆河的9倍多，非洲尼罗河的近38倍。
世界是一个整体，生态无国界，可有的发达国家仍执迷不悟，对现状依旧安之若素，对未来依旧我行我素，不管前面是荆棘密布，还是万丈深渊……
印度博帕尔毒气事件——一个至今都让人们胆战心惊、毛骨悚然的重大的国际环境污染事故：它直接致使3150人死亡，5万多人失明，2万多人受到严重毒害，近8万人终身残疾，15万人接受治疗，受这起事件影响的人口多达150余万，约占博帕尔市总人口的一半。当博帕尔的灾难发生后，消息立即传开，世界舆论哗然。不少媒体纷纷发表文章指责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不重视工厂在环境安全上的保护措施，在安全措施上采用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
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闻风逃脱，至今逍遥法外。联合碳化物公司在1989年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时也只付出了4.7亿美元，每个受害人平均只能拿取370至533美元的赔偿，这还不足以支付伤者5年的医疗费用。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业意外也只不过令联合碳化物公司需要付出每股48美元的代价。
在2004年的纪念仪式上，幸存的活者与死者的后代在追悼无辜的亡灵之时恐怕只有陶潜的一首诗能表达其心境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然而，悲剧的恶劣之处不仅仅在于留下悲歌嘹嘹、伤痕累累，还将给未来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埋下巨大的隐患。它非常贴切地印证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社会位置和社会决策责任从具体时空之中的分离，引致陌生人群成为可能的物理及社会伤害的对象。这是代内不公正导致代际不公正的经典案例：当代人的错误造成后代陌生人的伤害。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梁文道先生说：一代人干了一些事，后果却由下一代承担；甲地的人做了一些决定，风险却由乙地的居民承受。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问题还是一个正义的问题。[203]
悲剧再一次见证，发达国家在谋杀地球母亲的同时残杀着自己的兄弟，诚如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保护官员所言：“跨国公司往往把更富危险性的工厂开办在发展中国家，以逃避其在国内必须遵守的严厉限制，现在这已成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问题。”以牺牲他国的当代利益和全球的未来利益获取自己的发展，这是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奥秘”。如果环境公正没有全球共识，没有代际意识，我们将悲哀地预言，这种悲剧还将延续。
当然，这种风险不公平不仅发生在国际上，在迅速发展中的中国也比比皆是。继湖南、陕西、云南、河南之后，福建上杭也发生儿童集体铅中毒事件。这些儿童恰恰不是肇事企业主管阶层的子弟。在这里，环境风险考验的是环境公正问题——环境风险具有这样的特征：风险的发生往往在时空上是分离的，与风险行为毫无干系的人却在不公平地承担着风险带来的伤害。后代人正是在这里做了当代人的替罪羊。
二 代内公正系于命运共同体
迄今为止的现代化，都是围绕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的主轴而运转。
人是个差别很大的物种。我们知道，同一物种的动物所消耗的资源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内蒙古草原上的羊不会比澳大利亚草原上的羊多吃几倍的草，美国鹿的草食量也绝不会比印度的多几十倍。而万物灵长——人不同，他们往往能根据其所处国家和集团“灵活”处理其消费量，尽管个体之间的生物学差异不大（身高、胃的大小），可社会因素却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天壤之别。“恣意挥霍的富人”与“一无所有的穷人”就是这种差异的典型，发达国家占世界约18%的人口却消费着世界能源的50%多，消耗的金属占75%，木材占85%，粮食占60%。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地球，世界人民需要“价值洗脑”，发达国家需要打破无知偏见。只有代内公正的脚步铿锵有力，代际公正才可能步履从容。现代国际社会倡导不干涉他国内政，但目前有些国家（尤指发达国家）的“内政”（如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已严重阻碍了全世界的利益的实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严重的生存压力不得不变卖自己仅剩的“家当”，不得不牺牲代际公正以换取代内公正，而发达国家依旧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日本（一个森林覆盖率高达65%的国家）的一次性筷子所需木材基本从海外进口，从东南亚（当然包括我国）进口木材占其总量的90%，以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热带雨林大范围减少。2006年4月我国为保护森林资源限制树木砍伐而决定对一次性筷子征收5%的消费税后，媒体就有以“中国有了环保意识日本人吃饭成问题了”为标题的报道。
许多发达国家甚至不惜发动战争来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一直是某些西方国家的拿手好戏。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生命财产损失，更使本已千疮百孔的地球雪上加霜，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
为了维持当前的生活模式，竟有学者提出一套脆弱的理论，摇旗呐喊，制止人们对后代生存的担忧。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认为，地球的“可以发现的资源”和“存在于地壳中的资源”远远超过“已知储量”。而按照“可以发现的资源”或“存在于地壳中的资源”来计算，几乎所有矿物资源的耗竭都是遥遥无期的。按照西蒙的观点，担心自然资源有一天会用尽是多余的，人们完全可以微笑着面对未来。他甚至鼓励人们多多生育，因为人口的增长能推动科技的发展。假设西蒙的理论是正确的，人们确实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资源无穷，科技强大，人类尽情挥霍，不光有物质“保驾”，更有科技“护航”。可是，他竟全然没想到地球是个实体，其存量再怎么说也是个永恒的常数。尽管太过悲观常常扼杀人类的自救勇气，但太过乐观也往往会使人在恍惚迷离间掉进万丈深渊。科技的进步只能缓解现存资源的压力，但并不能无中生有，将水变油，消除资源有限的困境。
由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环境污染的跨国性，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本国的破坏环境行为听之任之，任何国家都不能对他国的环境不理不睬，甚至隔岸观火，置之身外。现实的窘境使我们承受不起生命之重的儿戏，这把“火”不久即会燃烧到自家门口，谁能泰然自若？西班牙总理冈萨雷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说得好：问题是全球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应具有全球性。
鉴于历史和现实，我们都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里约宣言》也说：“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而合作”，“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的国家的需求”。但事情往往说来轻巧，做来艰难，因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世人向来只认“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单向规律，哪有让“历史的车轮倒退”之理？
可悲的是，如今，在占80%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眼中，占约18%人口的发达国家已然成为他们心中崇拜的偶像，成为现代化学习的标兵和楷模，他们不甘落后，也争先恐后、亦步亦趋地追赶现代化的浪潮。
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代内公正看来似乎遥遥无期。
目视代内的不公正导致各国持续的恶性竞争，恶性的竞争导致资源的耗尽与生态的浩劫，拿什么留给后代？可见“代际公正”只是说说而已，也许是“后无来者”了吧。
也许我们曾为印度尼西亚史无前例的海啸中所表现出来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而感动过，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轰动场面所震撼过，我们认识到人并非铁石心肠，国家也不都麻木不仁。这是“奇怪的世界化：人们不仅以观众的身份看到这个世界的悲剧、屠杀和暴行，同时也介入了别人的生活并为他们的苦难所触动。即使只有闪光灯一亮的瞬间，人类的情感也能被激发起来，人们纷纷把衣服和钱物捐献给国际援助机构和人道行动组织”。[204]但是目前各国政府和人民仍然存在种种隔阂甚或敌视，“全球化的行动和思想已具雏形，但地方主义和狭隘观念依然影响和阻碍着它的发展。全球相互连带的统一性还没能形成社会的统一性（民族）。尽管命运共同体已经存在，休戚与共的意识尚未形成”。[205]
关照代际公正，首先在于形成命运共同体！
三 时际公正有赖于绿色伦理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和日渐棘手的环境公正，我们是否就此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呢？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遍体鳞伤的地球母亲已于事无补，应彻底改变的是以往那些误人的错误观念，对迄今以来的人类血色文明输入颜色革命，使人类社会走向绿色文明。
我们从古人那里继承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质精神财富，我们却采取“坐吃山空”的“败家子”方式追求和打造所谓的生存质量，后代在我们的眼中太过模糊。的确，我们的生物属性极其有限，并无锐眼利爪，人的生物眼也不过只能穿越数百米的距离，我们何以能料胜千里？人在动物王国并非向来就是王者，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常常是遭受欺压的弱者。然而，不甘束手就擒的人类终究以其独特之招站立起来。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心灵的奥秘——笛卡儿认为是思维，当代哲人认为是非理性的情感。理性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万物之灵，理性创造了五彩缤纷的现代科技，理性更创造了近世的巨大物质精神财富。然而，理性也有“理性的吊诡”——“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于是引起非理性的反叛，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理性一直压抑着人的内在情感，片面扩张的恶果是人性的畸形。人类社会已在理性的掌舵下航行了数世纪，目前已是岌岌可危。
毛泽东诗云：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后代，没有广博的心胸和浓厚的情感，谁能指望有穿越时空隧道的生命之约而获致穿越时空的生死爱恋？待到“海枯石烂”之时，人类——这个一阐提还能获得释迦牟尼佛祖的赦免吗？须知，自然历来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你给我一拳，我还你一腿。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起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06]
迷茫于十字路口的人类亟须认清形势，找准方向，落实行动，既为诺亚方舟——地球免于毁灭，也为同祖的当代人和后代人能和谐共处与持续生存。人们能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茫茫宇宙中的一叶扁舟，让它背负着人类和人类的朋友们在宇宙时空中安全航行且与日月同辉，这取决于今日的所作所为。截至今日，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抗衡，人类只剩下他自己最后一个敌人了，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从现实的角度看，人们仍缺乏全球共同利益的体认，民族国家以自己利益为准绳的实用主义政策不仅危及人类和平，也往往损害到其自身的长远利益。人类必须跨越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和封闭文化的藩篱，去闯出一条新的生存之路，否则等待人类的只会是一扇地狱之门。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之际才会飞翔，可为何“黄昏”已过多时，却迟迟不见猫头鹰的踪影？等待人类的是永久的黄昏还是明晨的旭日？
当今，代内国际不公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解决代际公正的最大制约因素，我国也概莫能外。正因为此，两院院士宋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阐述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时指出：“‘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之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都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发利用自己的资源，同时不给邻国造成损害，这一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任何试图将某一政治、经济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的做法，或在合作中附加种种不合理条件的做法，都将从根本上削弱这一‘伙伴关系’的基础。”[207]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遭受西方国家“生态侵略”的同时也面临自身代内公正的修补和代际公正的压力，生存与发展的矛盾表现得极其尖锐。
到目前为止，我国仍有大量贫困人口徘徊在生死线上。据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兼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博士表示，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有13490万人（2004年），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0%以上。前文已述，2011年国家将农村扶贫标准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按照新标准，年末农村扶贫对象为12238万人。
在历史教训的默念中，在现实的生存压力下，“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响彻九州大地，并深深扎根于华夏儿女的心中，我们在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的同时也刻下难以言说的隐痛：环境事故不绝于耳，煤矿爆炸自不待说，涝旱灾害轮番到访，水体污染时有发生，酸雨也不甘寂寞，隔三岔五地骚扰我国大片国土，而与此相反，绿色GDP却迟迟难以推行。
我国生态系统早已不堪重负。在临界点的附近，生存与发展展开着激烈的交锋。“温饱”还是“环保”？“生存”还是“发展”？这是一个问题。
一年一度的国家环境状况公报用的措辞几乎相同：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不难想见，不扭转、不调整现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环境的二元趋势还将延续，环境事故还将纷至沓来。
尽管我国政府对环保工作重视有加，环保官员也呕心沥血，但由于生存压力和落后观念，全国环境并未见多大好转，“政府领着群众走”的上热下冷模式难以推进环保的实质进展。环境问题亟须“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密切配合，只有这样，我国的环境事业才能开启一片新天地。
近年来，尽管生态立法不断完善，生态执法趋于硬朗，生态守法却不尽如人意，中国依然存在“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怪病，环境保护总体上依旧循着“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西方老路，污染防治设施与生产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经常遭遇企业偷工减料的简单化处理，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行的三大环境政策体系（“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仍旧“大有用武之地”，仍旧要矢志不渝地坚持。
就个人而言，居民的环境意识还相当淡薄，环境保护行为消极。环保民生指数是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组织编制，在国家环保部（原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指导下，从2005年开始推出的国内首个环保指数，被誉为中国公众环保意识与行为的“晴雨表”。据《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7）》显示：在9个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环境污染问题排名第二，仅次于物价问题，并与社会治安问题一起成为公众关注的三大热点。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42.1分，环保行为得分为36.6分，环保满意度得分为44.7分。环境污染已经对公众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60.7%的公众对食品安全最不放心，39.7%的公众担忧“装修涂料安全”， 25.8%的公众对于本地区的空气质量表示“不满意”和“不太满意”， 41.8%的公众对服装材料污染表示极大关注……[208]知行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人回味无穷，它也颠覆了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信条，以强有力的“事实”战胜了哲人的“雄辩”。但此“知”非彼“知”，苏格拉底式的“知”是裹挟着深厚的道德情感的。
我们能否扪心自问：难道频传的煤矿事故还不曾唤起我们的良知？松花江污染事件还不曾触动我们的心灵？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曾感言：弘扬绿色意识、倡导绿色观念、确立绿色伦理，是我们走向新世纪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而又艰巨的文化工程，中国的绿色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深感此言切中时弊。
有一首老歌经久不衰，她就是苏芮的《奉献》：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面对我们的祖先，面对我们的孩子，面对我们的地球，全人类需要不停地问、不停地找、不停地想！
第二节 时际环境公正的反思
众所周知，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被尖锐地提出，并非人类的自觉体悟，而是人类的被迫迎战。这就不难理解人类的环境政策及行为刻画着算计和权衡的深深烙印，由“代际正义”这个看似并不那么亟待解决的问题却远离人们的视野就可想而知。它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相互印证，两者内在的亲缘关系决定了它们共同的命运。但哀莫大于心死，面红耳赤的争吵终归比无动于衷的冷漠要强数倍，因为代际环境公正毕竟体现了人类要求改变现实的努力和强烈愿望，于是就有了超越的可能。
一 理论困境：谁来保护后代的利益？
代际正义是一个以空间同一性、时间差异性为维度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正的概念，其基本要求是当代人在满足自己的需要时，要维护支持继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以满足后代的需要和利益。[209]由此可见，它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是紧密关联的，就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但应指出，两者还有稍微差别，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其内涵要丰富得多。它要求的公平性原则，既指代内正义，也指代际正义，但毫无疑问，它首先指涉的是代际正义，而在考虑代际正义的同时必然会逻辑地要求代内公平。
对未来人的责任是现代环境价值观念之一，关注代际正义是环境伦理思想的特色之一。代际正义向人们道出，地球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栖息之地，后代人和我们一样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实质是有限的地球资源在代际的合理分配与补偿问题。它至少有两个方面内涵：一是在利用自然资源上改变饕餮式的滥用方式，为后代人保有一份后备资源；二是我们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为此应该做出适当的补偿。
追求公平一直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的主旨，公平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征。1992年世界环境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把代际正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2002年世界首脑会议，更是把解决当代社会公平问题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目前，可持续发展概念面临许多争议。正如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对可持续发展概念也存在诸多理解，即使是布伦特兰的定义也见仁见智，远未达成一致意见。“有的认为这一定义在语言上是含混的、暧昧的、难懂的；有的认为它只讲了人与人的关系，而没有明确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的认为它反映了代与代之间的公平要求，而没有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公平；还有的甚至认为从定义规则来看，它在逻辑上是不对称的，即前一句是一个肯定句，而后一个则是一个与之不对称的否定句。”[210]在代际正义上，也是意见歧出，众家聚讼。
讨论对未来人的责任问题，我们常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主要有四种有分量的诘问：“出于无知型”“受益人失踪型”“时间坐标型”[211]“科技乐观型”。我们将就此逐一展开分析，体味其诘难深度并指出其缺陷甚或错误之处。
第一种是“出于无知型”即“不知情”的争论。持此论者以我们对后代不知情为由抹杀我们对后代人的责任。他们说：我们既不能确定他/她是张三还是李四，也不知他们的脸蛋是方是圆，是出身皇宫贵胄、名门世家还是平民百姓、农家寒舍，是喜欢萝卜抑或白菜等。由于对道德对象所知甚少（是谁，什么样，兴趣爱好等），于是我们无法使我们的责任具体化，因此我们也就不必负责。它颇似这样一条推理思路：对什么事都负责任就等于对什么事都不具有责任，即责任的泛化导致责任的虚无。此类理由并不地道，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我们对后代人具有何等的模糊认识，但只要人们心藏后代人存在的意识（除非我们全体绝育），那么完全可以确知，他们首先需要生存所需的环境，如清新空气、洁净的水、适宜的气候和免遭有毒物质和疾病的伤害等。只要人类没有脱离这些需要，我们就有责任维护它们的可持续性。倘若停止发展，那么这对至今尚存11亿贫困人口的地球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过。对于主张把经济技术发展的速度降为“零”的所谓“经济原点发展”，曲格平明确指出：“第三世界广大人民所处的恶劣环境，不是发展过分造成的，而正是发展不足造成的，贫穷就是最大的环境问题。”[212]更何况就人类的生存来说，人类社会一刻也不能停止生产运作，否则不出数月就会全面瘫痪，天堂瞬间变地狱。
第二种是“受益人失踪型”。该论断认为，后代人作为道德关注的受益主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本代人也就无法确定对他们的义务和责任的内容和限度。简言之，因为不存在需要对其负责的具体对象，我们可以对未来后代不负任何责任。此言之荒谬，显而易见。之所以会得出此荒谬的结论，实质上反映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当代人是当政者和强者，后代人很可能胜过他们的前人，即便如此，由于此时此刻他们不在场，他们又能做什么呢？诚如《我们共同的未来》所言：“我们从我们的后代那里借用环境资本，没打算也没有可能偿还；后代人可能会责怪我们挥霍浪费，但他们却无法向我们讨债。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后代人不参加选举，他们没有政治和财政权力，对我们做出的决定不能提出反对。”[213]
然而，受益人真的失踪了吗？非也。尽管我们不能确知会有多少后代人以及他们会具有何种可能的特征，但他们作为一种潜在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成为影响我们决策的一个重要参数。千年之后，仍旧会有人居住于我们今天生活的土地上，这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一刻都不曾割舍与后代人的情缘，否则，峰会频频、首脑云集、文件迭出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今天，温室效应、可持续发展等高端话题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谈资。如果在我们面前，后代人的面孔真的模糊不堪，又何须兴师动众，劳师远征呢？又何故为今日的环境破坏而茶不思饭不想、疲惫不堪乃至焦头烂额呢？这足以说明，我们对远方的未来人有一种轮廓，“但这一知识已足以使我们有义务，不向那里投掷手榴弹”。[214]有感于此，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深刻地指出：“现在实际存在着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在我们与某种潜在的‘他们’的利益之间做出判决，因为未来的权利的拥有者是模糊不清的，太多地依赖于我们的各种假定。但是，如果我们把生命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流’，这些模糊性就消失了，因为此时已有了未来之可能性的现实的载体。这个未来不再属于一些抽象的、设想出来的别人，而是我们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是由我们现在存在着的人承载和传递着的。它不是从虚无中硬造出来的，而是由我们贯穿起来的。它是我们这一代的未来，是由我们生发出来的未来，是我们生命之河的下游。”[215]的确，我们与后代人并非两个孤立的实体，后代人并非是某种抽象的存在，而是我们生命之流的一部分，是我们生命延伸的潜在兑现。生命之流需要大地的滋润，需要基本的生态系统支持。
第三种是“时间坐标型”。持此论者认为，当代人无法在时间上确定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究竟会影响到未来的哪一代人，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的责任止于何代，是一代？两代？几十代？甚至上百代乃至千代万代？这的确给当代人造成实践操作上的巨大困难，它集中表现在代际储存原则上，如储存什么、储存多少、如何储存等。“由于我们的道德选择自由受到这些问题的限制，我们的道德责任才变得十分模糊和难以履行。倘若我们对道德对象的需求一无所知，我们对应尽的责任也就茫然无绪，而如果我们就此推卸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又将成为千古罪人。”[216]
对此我们可作一比喻。设想我们都是坐在一辆穿越时空隧道的列车上，我们中的某个人非法将装有易燃易爆剧毒气体的箱子带上火车，每一车站都有上车人（新生的一代）和下车人（逝去的一代）。在我们之后，火车不知进出了多少车站，依旧安全地行驶着。可有一天，前人的遗物——箱子终究还是爆炸了，造成了许多无辜人伤亡。尽管遗留箱子的人也希望并相信不会有事，但能说他没责任吗？他能逃过后人的谴责吗？对于环境破坏的隐蔽性和滞后性，我们只有将眼光尽量放远，将责任无限延伸，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或至少遵循按罪处罚原则，即测定破坏程度的指数而负相应系数的责任。
极目远眺，道路在我们的视界中趋于狭窄并终究消失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莫非我们的心灵之眼也有时空的偏爱？卡夫卡对此做了否定回答。他认为，正如偏爱一个人目前的愿望超出他将来的愿望不合理一样，偏爱满足目前人的愿望超过未来人的愿望也是不合理的。[217]但这个类比并不恰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亲朋好友常常倾注更多的关切，对儿孙们也有些微的期望，但是很难看到他们对更长远的后代人会有很强的感情投入。看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善良的人们善待自己的直系子孙，而直系子孙又善待自己的后代，如此代代相传，使关爱的纽带在连续不断中达致一个遥远蓝图——代际正义的实现。
第四种是“科技乐观型”。持该论点者认为，由于科技日新月异，未来人或许能借助于科技的伟大力量找到新的无限能源，因此我们完全不必杞人忧天。然而，这种看法毫无根据。事实是科技也有限度，科技本质上是一种发现而非创造，而能量守恒定律又以铁的定律敲醒沉睡之中的人们，把他们从黄粱梦境拉回到窘困的现实，此其一。其二，科技本身是柄双刃剑，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造成无尽的祸害，这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而生发的必然后果，但谁能保证后代人能以其价值理性遏制工具理性的嚣张气焰，使社会发展复归到正常轨道上呢？科学主义将科学和技术分离对待，认为技术和应用科学是双刃剑，但单纯的科学是求真的、崇善的，这种说法与事实很不相符。实际上，只要是人的活动就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真善美往往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每一个事实都会融入价值，而每一种价值都承载着某种事实，科学家也绝非与世隔绝的界外之人。
至此，尽管我们仍旧有许多疑难，但我们却感觉很有必要去履行这份千年契约，将后代人纳入一个道德共同体中予以呵护，我们终究跨越了第一道门槛。但我们的道德理据何在呢？我们总不能说它好，却又不知如何着手去做，以至它备受赞扬却饥寒而死吧？
目前，对代际正义的辩护有以下几种思想进路。
第一种是功利主义的论证方式。功利主义认为人类的行为无不受趋乐避苦倾向的操纵，在苦乐原理的理论假设下铺陈起“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的核心观点。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开宗明义：“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链环。凡是我们的所行、所言和所思，都要受它们的支配；凡是我们所作一切设法摆脱它们的努力，都是足以证明和证实它们的权威之存在而已。一个人在口头上尽可以自命弃绝它们的统治，但事实上他却始终屈从于它们。”[218]
在代际正义问题上，功利主义论者认为应该最大化未来后代的幸福，但究竟是最大化总体幸福还是最大化平均幸福呢？如果我们采纳增加总体幸福的方案，环境政策旨在增加未来的总体幸福，这个观点意味着让我们去增加未来人口的规模，而我们的义务在于创造一个由上亿的边际幸福的人组成的社会，这种观点在效果上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让未来人出生，除非他们能享受到如今人一样幸福的生活。但事实上我们饕餮式的生活已耗尽大部分地球资源，留给后人的只会越来越少，和今人相比，他们很可能不如当今的普通人幸福。
如果我们采取平均幸福，那么就会在实践上导致严重的侵权行为。因为“一个地球，两个世界”已是不争的事实，贫困的非工业国家的人出生后肯定不会增加平均幸福，那么我们就应当限制穷国人的生殖自由，而发达国家以其雄厚的财力、物力和尖端科技而享有生殖优先权，一个严重违背道德直觉的结论就这样在平均幸福的推导下而产生了。
功利主义鼻祖边沁曾别具一格地设置了计算快乐的七个衡量标准：（1）强度，即行为所带来快乐感觉的强度。（2）持续性，即快乐感觉延续时间的长短。（3）确定性，即快乐感觉的真假性。（4）远近性，即快乐感觉远近有别。（5）繁殖性，即快乐能否派生其他快乐感觉。（6）纯洁性，即快乐在与痛苦的较量中所占比重。（7）广延性，即快乐波及的范围。这样一来，不确定性和远期的愉悦就要比确定的近期的愉悦在量上要少。这意味着年代越久远，越遥远的后代的幸福就越微小，无限趋近于零，这似乎暗合了人们的实践经验，但又是一个矛盾的结论。
第二种是情感主义的论证方式。情感主义一反传统个人主义的理性人预设，尤其是西方经验主义道德思维定式，另辟蹊径，认为情感是道德基础。沙甫慈伯利首开情感主义的先河，尔后还有弗朗西斯·哈奇逊、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等人。情感主义有一个关键术语“同情”，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意，是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如沙甫慈伯利的“公众情感”、哈奇逊的“道德感”。但在休谟和斯密那里，同情已变成人心自爱的外饰，他们认为同情导源于人的自爱心理，斯密还提出“公正旁观者”的联想主义方法，这与中国语境的“同情”——“恻隐之心”大相径庭。
不管情感主义内部存在怎样的分歧，情感主义都主张情感是道德基础，情感主义同意人们在道德行为上能做到无私利他。在代际正义上，当代人能设身处地地为后代人着想并油然而生兔死狐悲之感。因此，情感主义者要求人们关怀未来人，为了后代人的幸福安宁负起应负的责任并付诸行动。帕斯莫尔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后代人抽象地理解为‘未来的人类’，而应理解为‘直系子孙’的‘爱的纽带’。”[219]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道德诉求，但实际上，由于人的情感喜怒无常，情感也常沦为个人的道德偏好，因情感主义的理论基础受到人们的质疑，其普遍的道德约束力同样令人怀疑，情感主义不可避免地滑向相对主义的歧途。特别是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把儿子的后代看作自己的子孙，视女儿的后代为他人的后代。在这样的情感下，不难想象，人们会有怎样的后代情感，会有怎样的关照后代的意识和责任。
第三种是自由主义的进路。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的西方主流思想，它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价值个体，任何个人的权利都神圣不可侵犯。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要确定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必须以承认和肯定后代人的权利为前提。在西方传统中，权利的论证常常借助于契约论的历史假设，甚至有些思想家还一厢情愿地认定为真实历史。后来的思想家承袭了这种理论思路，但只是把它当作一种论证方法，一种纯粹的假设状态，并不相信自然状态的真实存在。契约论经一代代的思想家继承与发展，不断走向精致和完善，罗尔斯的《正义论》的问世标志着契约论已达到其最高的致思水平。契约论本质上是一种天赋人权论，即认为每个人先天具有平等权利，这些权利是通过契约来保障实现的。因此，在契约论的框架内，要承认后代人的权利，就必须将后代人纳入一个确定的道德共同体，并使后代人作为契约的一方与当代人达成互不侵犯的君子之约。
将契约论嫁接到代际正义的论证，不少思想家做过尝试，其中主要代表有J.范伯格、约翰·罗尔斯等人。J.范伯格提出“未出生的后代的权利”，也即“时代间的权利”或“时代间伦理”，它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既然人类后代也有享受地球资源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有避免浪费有限资源、把资源留给后代人的义务；第二，既然后代人也和我们一样具有享受优良环境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有为后代人保全环境的义务。或许历经沧海桑田的变化，后代人与我们并非面临同样的问题，也不分享共同的价值观，乃至不一样的美好生活的期待，但后代人“在住宅空间、肥沃土壤、新鲜空气等各个方面上，都具有相同利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范伯格通过对后代人利益的承认而确证后代人的权利，而席拉德－弗蕾切特认为我们与后代人依据时代契约而同居一个道德共同体，后代人作为契约一方而享有权利，这与拜尔、戈尔丁的观点类同。
在国内，还有学者从“道德实在论”的立场尝试为后代人的权利进行本体论的证明。[220]应然性的道德实在论与实然性的因果实在论不同，因果实在论标示一种事件或事实之间的因果链条，而道德实在论从目的论出发，承认未来的东西对现在的作用。
但无论是“时代间伦理”或“道德共同体”，还是“道德实在论”，无一不要求对后代人权益的体认，它们都诉诸当代人对后代人的一种情感。正义的原则需要正义美德的支撑，否则后代人的权利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所谓正义，最一般地说就是对社会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或安排，以及与此种分配或安排秩序相适宜的道义品质。”[221]伦理正义既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又是一种个人美德。不仅社会规则的遵循需要道德品质的信诺，而且道德品质需要道德规则的验证（真伪之别、善恶之分），但当代际正义在社会伦理的层次上莫衷一是之时，代际正义的美德要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这又不免与情感主义的论证方式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在后代人的权利的论证中，最闪亮的论证方式当数罗尔斯的新契约论，其目的不在于建立某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和进入某种特定社会，而在于建立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置的道德原则。在代际正义的论证中，罗尔斯赞同西季维克对时间偏爱的看法，认为“纯粹的时间偏爱是不正义的：它意味着（在不考虑将来的更为常见的情况下），现在活着的人利用他们在时间上的位置来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222]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论证了在世各代之间的正义储存方案及当代人（在世各代）与后代人之间的正义储存方案。在相邻两代中，前代在发展水平上合理地估计后代人期望的东西是什么及前代人需要储存多少。相邻两代的关系被罗尔斯看成父亲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具有私人情感的关爱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在论及我们与更遥远的后代人的关系时，罗尔斯以著名的正义两原则为基础，在“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合理假设下，人们都会选择“差别原则”。在“无知之幕”下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之外并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先天资质、能力、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运气，特定的善观念和特殊的心理倾向等有关个人和社会的特殊信息。同样，在代际正义中，所有的人都处于原初状态中，每代人都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一代，于是每个人都会一致同意最少惠者的最大利益。正义的储存原则被解释为代际的一种相互理解而各自承担公平的一份。尽管罗尔斯的理论很精致，但其前提却是虚假的，其结论早已蕴含于前提的假设之中，它只是思想家思辨的产物从而适用于某种思想实验，对现实世界不具备很强的解说力，没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这种理论也只有束之高阁供人观赏了。
自由主义的思想尽管都肯定后代人的权利，但他们对“后代人可以有权利吗”的问题并没有做出有力的论证。很明显，我们与后代人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中，根据休谟对正义的论证，似乎我们很难与后代人达成正义的关系。后来罗尔斯对此做了发展，提出理性多元论，他承认多种善和好生活的观念，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正义概念，[223]一是作为互利的正义，一是作为公平的正义。互利的正义与其说是一种正义，毋宁说它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或理性利己主义。理性多元论完善了对正义的环境的诠释，它与资源的适度匮乏构成正义环境的两个必要条件，但仍然没有关注到人作为道德存在物的属性事实，正是这种道德属性使人总不满足于经验的存在而总想获得超越的形上存在，人也就永远奔走于寻求天使的去动物性的超越之路上。
二 实践困境：怎样做才对得起子孙？
如果说后代人权利的论证凸现了代际正义的理论困境，那么可持续发展的艰难处境则印证了代际正义的严重挫折。从实践上看，代际正义的遭遇不仅反映了世界各国间的弱肉强食现象，即代内正义横遭践踏，而且显示了当今发展模式的痼疾，可持续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可持续发展是人们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破坏而在反思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的被迫选择，是两个世界对一个共同地球的认罪检讨书，是国际社会政治妥协的结果。检讨并不诚恳，表述语焉不详，硬将“可持续”与“发展”扯在一块，从而造成“可持续”与“发展”的窝里斗的隐患。强扭的瓜不甜，这种苦涩我们已慢慢品尝到了。实际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着眼点相去甚远，有的侧重于“可持续”方面，有的则强调“发展”方面，但终归还是要发展。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就这么跑着吧。对此，吴国盛一针见血地指出：“‘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这就常常使‘可持续’变得十分尴尬。发达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不愿意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背离工业化社会的体制结构、价值观念，你搞什么可持续？无非想让发展中国家搞慢一点，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非要大搞特搞传统的工业化不可，有什么可持续可言？只不过吸取发达国家高污染的教训，使污染速度放低一点，但污染还是要污染的。农药照施不误，森林树木照砍不误，污水毒气照排不误。”[224]
我们明明知道“环境不是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但在无休止的明争暗斗中，我们已处于积重难返的严重透支危机中，有借无还或父债子还无异于是对后代人实施强盗式的掠夺，何谈公正？与此同时，食言而肥的我们也沾染上“肥胖病”，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
今天，人们依旧在以经济学的眼光界定发展，许多文化传统、生活智慧和伦理价值受到无情挤压并日渐萎缩。我们赫然发现，发展的性质概念已蜕变了，手段已升格为目的。在发展思想君临一切的时候，人们已陷入单调乏味的精神困扰，发展忘却了存在的本真意义，我们陷入高度文明社会的异化之中而浑然不觉。殊不知，发展的诸成果早已站在历史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发展就意味进步吗？发展等于天然良善吗？传统的发展主义正失于迷途而不知返，它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方面，它完全是一种神话：社会进入工业化后便可实现福利，缩小极端的不平等，并给予个人尽量多的幸福。另一方面，它是一种简单化的观念：经济增长是推动社会、精神、道德等诸方面发展所必要和足够的动力。这种技术——经济观念完全无视人类的特性、共同体、相互联系和文化等问题。因此，发展的概念仍处在严重的不发达阶段。”[225]可是这两个臆断已遭历史无情的掌击，物质的丰盈并没有增加人们的幸福感，反倒使人们徒增几许失落感。经济与道德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才呈正相关关系，一旦超过这一限度，经济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微弱，甚至产生截然相反的负面影响，成为道德堕落的催化剂。中国式富人所具有的中国式道德已经为我们做了事实论证——“感动中国”的人物多是那些与富无缘却铁肩担道义的平民百姓，财富富翁与道德富翁之间并不能画等号。
美国作者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在《美国人何以如此郁闷》一书中指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幸福指数在近50年来没有任何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几乎所有人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但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社会进步中的这一悖论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幸福”。甚至有学者研究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幸福度，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荷兰、冰岛、爱尔兰、丹麦和瑞典，而不是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事实再一次表明“有钱不一定幸福”，人们在歇斯底里的即时享受中慢慢掏空了自己的精神体验。
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不知比古人要好多少倍，但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却遭受着无情的挫败，屈膝而坐、对酒当歌的赋诗雅兴已成为现代人的奢望，舞文弄墨、琴棋书画的艺技格调也定格于专家学者的职业，成为他们艰难跋涉的文化苦旅，严格的专业要求早已吞噬了他们最初的兴趣爱好。在此，我无意于贬低他们工作的意义，这些民族文化精粹还得靠这些少数人传承下去。但是，不可否认，大众文化（迎合大众的文化）日趋庸俗粗陋，精神荒漠在现代社会不断蔓延，生命的绿洲在不断萎缩。现代人普遍患有“近视”和“色盲”，缺乏去探寻意义的“远虑”，常常被无穷的“近忧”弄得精疲力竭。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诸多的生活幸福蜕变为苦恼：过去偶尔下馆子的幸福体验被“应酬饭局”所湮没了，逢年过节再也找不到往昔穿新衣领压岁钱的快乐了，电视频道越来越多而节目越来越单调了，挣钱越来越多却越来越不够花了……没完没了的会议，城市噪声的喧嚣，畸形滋长的欲望，已使我们的内心世界无法保持荷塘月色般的宁静。随着宁静的丧失，人们也渐渐地失去了充足的睡眠、理想的健康、平和的心态。在《忏悔录》第六章中，卢梭曾以他特有的工笔咏叹生命的幸福时光：“黎明即起，我感到幸福；散散步，我感到幸福；看见妈妈，我感到幸福；离开她一会儿，我感到幸福；我在树林和小丘间游荡，我在山谷间徘徊，我读书，我闲暇无事，我在园子里干活，我采摘水果，我帮助料理家务——不论到什么地方，幸福步步跟随着我；这种幸福并不是存在于任何可以明确指出的事物中，而完全在我的身上，片刻也不能离开我。”[226]那么，现代人的幸福又是让谁给偷走了呢？
另外，经济增长并非意味着道德水平的提高。对经济与道德的关系，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有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经济与道德存在以下四种事实关系[227]：
1. 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谓“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有恒产即有恒心”。
2. 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3. 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饱暖思淫欲，人闲惹是非”，所谓“经济中心即罪恶渊薮”。
4. 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坏，所谓“无恒产即无恒心；小人穷斯滥矣，或饥寒起盗心”。
因此，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以经济的贫富作为道德好坏的标准，不能说经济的贫富必能决定道德好坏。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可以决定或者支配道德，但为经济所决定的道德并非真道德——富而善非真道德，贫而邪非真不道德。而真正的道德或不道德均非经济所能决定。为经济所决定的道德，可随经济的发展而改进，可随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解决，因为其本身即是纯经济问题，而非真正的道德问题。真正的道德非经济所能决定，故不随经济状况的改进而改进，亦不随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解决。这么说来，道德具有独立于经济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道德才是火炼真金。当然，道德对经济也有重要影响。我们认为有道德的经济才是真经济，才能长久不衰，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于个人、企业、国家甚或某种经济体制来说，莫不如此。
今天的人们常常对道德的进步深信不疑，他们对于道德进步的坚信不仅源于经济万能论，而且往往是将政治的进步和知识的进步等同于道德的进步。事实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只是道德进步的脸谱假象。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得到了极大的伸张，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作为“守夜人”角色的呼唤不绝如缕地在我们耳边响起，现代体制刺激着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的同时又为私人空间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因而现代人都能自由地享受“凡人的幸福”，但是这是政治进步的福音，而非道德进步的甜果，切不可将两者混淆。现代的知识也较以前更进步了，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得到极大提高，但由于“存在之链”的丧失，一切都可化约为科学分析的原子，因而人们的知识与道德也相互背离，这是现代人特有的精神分裂症，骇人听闻的高智商犯罪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弊病。
毋庸置疑，原有发展观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可持续发展也并非完美无缺——并未上升到人本身的变革和文明的变革的高度，仍旧是一种权宜之计。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可持续发展是在人类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提出之前，更好的文明形态成熟之前的最好选择，它依旧能为我们的代际正义提供强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持，因为它至少向我们道出一个处事原则：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它为人类走出狭隘的利己主义打开了一扇窗，表征的是人类自我拯救的一种努力。因此，展望生态文明，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展望中国革命高潮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228]。我们坚信生态文明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当然，我们还需要不懈努力去促成那美妙一刻的到来。
在昙花与常春藤之间，我们不难做出选择，难得的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地坚执我们的初衷。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抛弃一种偏见：代际正义完全是为后代人做出的一种牺牲。事实上，它也是我们自身追求幸福的一种尝试，我们也无须像斯巴达人的战争纪念牌的遗训——“过客们，请寄语拉西第蒙人，我们躺在这里，遵照他们的命令”——那样号召人们抛头颅、洒热血那样的巨大牺牲，需要的只是一点点深谋远虑和一点点举手之劳。
（一）合理消费
印度独立前夕，有人问甘地，印度独立之后能否达到英国的生活水平。甘地著名的回答具有非常深刻的伦理内涵：“英国耗费了地球一半的资源来实现它的繁荣。那么，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需要几个地球呢？”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写了一本《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的书，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他不仅告诉人们物质财富与幸福没有必然的关系，更警告世人：消费主义文化正在制造一把斩断子息延绵的利剑，联系人类和自然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消费者的手中。的确，与日俱增的消费欲望正在吞噬着地球的躯体，现代人——一群富裕的挥霍者，正在抢夺仅剩不多的自然资源。可是，现代条件下的消费已不再是纯粹满足生理需要，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它已被赋予了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与象征，成为一种取代血缘传统的新等级标准。从对消费品的质量的重视到对产品的象征——文化质量的偏爱的转变，是大众消费向充满审美和文化意义要求的消费过渡的必然结果，它表达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但也容易走向消费文化的陷阱。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人们享受着个性选择的充分自由，但在没有一种正确价值观的导航下，主流价值不免陷入低俗甚至邪恶的偏差之中而不能自拔。到那时，我们不再愤怒于“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而是热情讴歌“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绝非危言耸听。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弘扬社会主义“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在这里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对我们来说，改变饕餮式消费已刻不容缓，一种新的消费观呼之欲出：从消费的数量来说，要提倡适度消费，反对过量消费；就消费的方式而言，要力行文明消费，反对奢靡消费；从消费的内容来讲，要施行绿色消费，反对有害消费。[229]
（二）控制人口
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学者保罗·埃利希便在《人口炸弹》中说过“我们将会被我们自己的繁殖逐渐湮没”，警告全球人口爆炸将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定时炸弹。[230]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就是世界的人口问题，我们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国策，这既给我国的环境和发展问题减轻了压力，也为世界人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我国实行计划生育40余年少生4亿人，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5年到来。据测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可能会超过17亿，资源、环境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压力，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减少20%以上。环境的压力与人口的数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人口基数的过大或过少都不利于环境保护。威廉·福格特在1949年的《生存之路》中提出“环境容量”概念并以此来说明对人口制约的必要性。他的公式是：C＝B∶E。式中C（环境容量）即土地对动物提供饮食和住的负载能力，如果专指人口，则它表示的是土地为复杂的文明生活服务的能力；B（生物潜力）即生物圈为人类提供食物、衣着等的能力，亦包括现代社会生产所需的一切资源和能力；E（环境阻力）指各种限制生物潜力发挥的不利因素，包括人口压力、不合理的资源的利用方式、环境恶化等。[231]这个公式也许过于简单，但它揭示了某一地区的环境容量与生物潜力成正比，与环境阻力成反比这一真知。福格特要告诉人们的结论是，生存之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恢复并保持人口数量与土地、自然资源之间的平衡。
为了有效遏制人口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合理控制生育，各国都应该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尤其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对我国来说，为了解决人口问题，我们既有过沉痛的教训，也做出了积极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促进了民生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2007年1月3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公开发表，该报告在总结中国人口发展成就和经验，分析现阶段面临的人口形势和严峻挑战的基础上，做出了四个基本判断：一是生育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稳定低生育水平必须创新工作思路、机制和方法；三是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既要着眼于人口本身的问题，又要处理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四是必须调整发展思路，确立“人口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等新的重要战略理念。尽管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遏制了人口的猛速增长，但人口压力仍令我们气喘吁吁，不仅人口的内部关系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微妙和复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越穷越生”的传统生育观念仍旧发挥着无形的巨大影响力，未来一个时期，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保持生育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努力将总和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
（三）适度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步入高速运行轨道，人类正以惊人的速度沿着经济发展的道路狂奔不已。在谋求发展与再发展的征途中，人类浑然不觉自己早已越位，大自然频频向我们吹响警告的哨子，但在挑战一切权威的时代里，大自然的裁判权威又岂能独安其身。对于自然一次次的黄牌亮示，人们的反应是如此愚钝，大有死不悔改的执着，难道我们非要亲眼目睹红牌亮出，全体人类被罚下地球的壮观场景吗？果真如此，我们又到哪里寻找另一个生命的港湾呢？除了对我们自己毁灭地球生命的力量瞠目结舌之外，留下的将是一片虚无。不受任何约束的发展必将导致毁灭一切的后果，从而把人类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适度发展不仅意味着调整发展速度，把“又快又好”修订为“又好又快”，而且意味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也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232]
（四）维护和平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但至今不但没有一个得到解决，而且困难越来越沉重。世界大战似乎已远离我们，但地区冲突或战争此起彼伏，恐怖活动猖獗，核战威胁无时不在，军备竞赛一浪高过一浪。某些强权国家借冠冕堂皇的理由肆意对他国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奉行“枪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战争经济学理论，他们总想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同化他者，以这种同质化达成世界的一体化。当然，引发战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政治、文化的原因，资源争夺无疑是引燃现代战争的一个因素，而战争无论是对社会环境还是对生态环境，均有百害而无一利，战争不仅是人类的大灾难，也是地球的大灾难，已严重削弱着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和资源基础，从而成为代际正义的残酷杀手。1989年，中东的海湾战争爆发，这场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生态灾难。据世界环保组织预测，海湾战争使52种鸟类灭绝，波斯湾的水生物种的灭绝难以计算，战争和油田大火造成的大气污染对地球构成的危害，更是难以估计。
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政府无疑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政策走向总体呈现一个由橙色—浅绿—深绿的发展过程或趋势，即由过去一味谋发展经由环保与发展并进到更注重环境保护的过程。事实上，从我国198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以来，政府就积极参与各项环保事业，尤其以一个负责的大国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与世界各国展开友好合作与对话，取得可喜可贺的成绩，我国的环保态度和努力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肯定和嘉许。但毋庸讳言，我国环保事业将任重道远，它既具有国际共同的环境挑战，又兼具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环境与发展的矛盾压力，更面临国内日益加剧的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的残酷现实。尽管如此，我们仍要迎难而上，实现一场艰难的转型，一次悲壮的突围，诚如潘岳所言，中国本来就是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我们不能在生态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
社会实践促使人的认识不断升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八大更是把生态文明提升至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之中。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核心的人类社会进步状态，即人类与自然的交往达到和谐状态时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它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这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体现了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它已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本身就是发展的要素和目标，并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并立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进一步升华。
十七大以后，我国的环境保护在以下几方面有新的突破：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落实又好又快的发展战略，彻底改变以前“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生产模式，从而为生态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资源节约、循环经济是解决问题的光明通道。二是主要污染物有效控制（工业污染），重点环保项目进一步强化（气候变化），责任制得到完善和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三是生态文明观念逐步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环境教育和环境道德教育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推进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绿色将受到推崇：积极推广环保标志产品和绿色食品，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发展生态旅游……通过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的绿色化，把人们带入绿色的世界，使环保行为自觉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将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持久的内驱力。
全世界都意识到了中国面临着环境危机的挑战及其超越的希望。2005年6月，英国《自然》杂志推出探讨中国环境问题的封面文章《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作者写道：它（中国）庞大的人口和繁荣的经济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冲力将更加强劲。在过去20年，中国已经铸就了一个经济奇迹。我们希望，未来20年，中国也能造就一个环境奇迹，并且确立好例子让其他国家取得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不仅影响中国，更是整个世界。[233]
这不仅是世界的希望，也是中国的希望，如今，她正在为希望而奋斗！《南方周末》记者曾做过一个有意思的统计：从1999年至2009年十年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94处涉及环境保护、87处涉及生态、77处涉及节能、73处涉及环境污染、60处涉及经济增长方式。其中，环境保护、节能在2007年之后被提及的频率更高。[234]党的十八大专辟一章深刻论述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之一就是明证。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中国已经走出环境启蒙阶段，正在走向环境行动时代；中国政府不仅决心要成为经济大国，解决代内环境公正问题，而且决心着眼未来，要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经济试验场，解决代际环境公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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