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到中央大街去走走。先前，到了晚秋时节，中央大街两边的榶槭树的叶子，均被染成了金黄和朱红的颜色，加上老绿的陈叶一搭配，俨然油画般的好看。
先前，侨居在哈尔滨的外国人很多，洋半城嘛。其中尤以俄国人和犹太人为最。这些侨居者对面包、红肠、牛奶和啤酒的需求量很高。这是他们平平常常的食粮。正因如此，这些洋人对大面包、红肠和啤酒的质量及鉴赏都很内行。这就保证了哈尔滨大面包、红肠和啤酒制作的工艺品质。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那时候城市里就已经有专门运送这些食品的高头马车了。在这样的饮食环境当中，渐渐地许多中国人，我的父辈也包括我，都开始喜欢品吃这些洋食品了，学洋人的样子，先是不知缘由地在大列巴上抹奶油、果酱和琥珀色的大马哈鱼籽，手托着边喝着啤酒、牛奶或者格瓦斯，边吃。日久生情，恋人似的，一分开久了，会想念它们。
在那个梦幻般的年代，制作这些食品的师傅大都是俄国人或者法国人。当然，他们的徒弟就不一定全是俄国人和法国人了，其中有一部分是咱们中国人，且少年多，青年少。后来，当这些外国人陆陆续续离开这座城市回国之后，他们的徒弟继承了他们的手艺，满足那些喜欢吃大列巴、红肠和啤酒的中国人的需求，并供应那些在哈援建的苏联专家和外国游客的需要。这些洋食品的品质、特色和水平就是这样被传承、被保持下来。而今，除了对牛奶的纯度略有微辞之外，没听说有谁对此提出过疑异和批评。
可以说，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座城市里所有的居民几乎都在西餐馆吃过西餐。他们会不定期地光顾这些地方。这似乎成了该城市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当然，尽管像波特曼、华梅、欧罗巴等西餐馆常常人满为患，但我已不敢保证这些人都是纯哈尔滨人。不过，老哈尔滨人对这些洋食品仍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商家们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仍努力地保持秋林、华梅等的老式面包的传统风味。不过，买这种老式风味的面包（即用木柈子烤的大列巴和船形的色克），需要早一点儿去排队，不然就会空手而返。
白露之后，我恰好从面包房路过，发现排的队伍并不长，就加入了进去。我的前面大约有二十几个人，自然，队伍中有一部分人是外地的，不消说他们是打算买一些哈尔滨的特产带回去给亲友们。但是，他们还不太知道是大列巴好啊，还是色克或者果脯面包好。
排在后面的一个外地人问，大姐，大列巴是不是有点酸啊？
排在他前面的那位老年妇女冷冷地、头也不回地说，不酸就不纯了。
显然她对这些外行人有些不屑。
后来，我们聊了起来。
她说，我家就住在外国二道街，住了三十二年了，后来才搬走的。
我说，哦，您是老户了。
她说，我呢，在这儿排队买大列巴，我老头呢，在家做苏波（汤）呢，他事先把卷心菜、柿子、土豆都弄好喽。
我说，做苏波恐怕还得加点儿洋茴香和桂叶吧？
她说，桂叶行，洋茴香现在可不好弄了。说着，她叹了一口气，又说，唉，现在西餐馆卖的苏波也不那么纯了。
我说，恐怕在汤上面还要加点儿牛奶皮儿？
她说，是啊，我老头就在经纬街那边买的奶酪、奶油、红肠、果酱、甜酒。我们两口子呀，年轻的时候就常在西餐馆吃饭，很有感情。对面的马迭尔，原来叫马尔斯，也是个西餐厅。这些你应该知道啊。
我说，我知道，还有一种小糖列巴，四分钱一个。
她纠正说，五分钱一个。
我说，那可能是涨价了，我记得一帘儿四个，四四一毛六。
她说，现在的小列巴也不是原先的那个味啦。
我说，是啊，个头也小了点儿。
她说，前些日子，大列巴卖十五块钱一个，现在十八块了。
我说，我在德国看到卖大面包的，馋得都不想走哇，大列巴的蜂窝眼像枣子那么大……
她吃惊地看着我说，你还去过德国呢？
她这么一问，我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这时，排在我后面那个外地人说，那我就买大列巴。
我问，你是送人吗？
他说，不是，在火车上吃。
我说，那你还是买小糖列巴，又软，又甜。
那个老妇人不屑地说，过去只有小孩子才喜欢吃这种东西。啧。
当那个老妇人买完面包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对我说，阿成，我真的变化有这么大吗？你都认不出我来啦？
我一下子愣在那里。
她说，真不是个东西。卡佳。记得不？我现在还留着你当年写给我的求爱纸条呢。
说完，她就啧啧地走了。我一个人愣在那里：卡佳？上帝呀，这个老西餐厅的服务员还活着哪。这么说，她的老头就是我昔日的那个“情敌”了……
那些年，我们都是那家西餐厅的常客呀。只是，那张求爱的纸条上，我都写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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