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科学一求故明法

    “求故明法”，即求原因、明法则，是墨家科学技术的成因。在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中，墨家最重视科学技术。墨家是由能工巧匠上升的科学技术家集团。《墨经》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经典。《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巧传”是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求”即求取、探究。《孟子·告子上》说：“求则得之。”《屈原·离骚》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毛泽东论“实事求是”的含义说：“‘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故”是原因、规律。“求其故”，是对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询问“为什么”，揭示原因、本质和规律，从手工业技术上升到科学理论。技术是利用知识改造自然，积累操作方法、技能、工具、手段的总和，是知识、智慧和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改造自然的方法体系，是生产和科学的中间环节。“巧传则求其故”，道出《墨经》建构科学、形成理论的过程、方法和机制，是《墨经》科学精神的表现，说明墨家有高度自觉的理论意识。

    《小取》说：“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墨经》第1条即规定“故”的概念，区分“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小故”(必要条件、部分原因)和“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大故”(充分必要条件的原因)。《经下》、《经说下》共80余条，都是用“以说出故”的形式揭示现象的原因，或科学命题成立的根据。如“影之大小，说在斜、正、远、近”，“五行无常胜，说在多”等，都是以浓缩的论证形式，表达中国古代科学的内容和原理。

    《墨经》把实践观念引入对哲学范畴“法”(法则、规律)和“然”(结果)的定义。《经上》第71条说：“法，所若而然也。”《经说上》第72条说：“然也者，民若法也。”即法则，是遵循它行动，而得到确定结果的东西，结果是遵循法则行动，而获得的成品。《经说上》第71条说：“意、规、圆三也，俱可以为法。”即按“圆，一中同长也”的定义，或“规写交”(用圆规画封闭曲线)的作图方法，或模仿标准圆形的方法，都是获取圆形的法则。《经上》第84条列举“合”(符合)的一种，是动机与效果一致，举例解释说：“矢至侯中，志功正(合)也。”即人按照射箭的法则行动，预期射中靶心，结果射中，是动机和效果的符合。主体按照法则的认识，见诸行动，作用和改造客体，使之适合人的利益和需要，实现主体的意图，达到预期目的，证明主体认识的正确性，说明实践是主体把握和改造客体的手段，是检验主体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墨经》总结桔槔机利用的杠杆原理，《经下》第127条说“负而不翘，说在胜。”《经说下》解释说：“横木加重焉而不翘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翘，极不胜重也。”指出桔槔机负重后，另一端不翘起来的原因，是由于另一端的力量超过负端的力量，即力臂大于重臂。春秋战国期间，人们发现用桔槔提水浇田，可提高劳动效率百倍。《说苑·反质》说：“负缶井，灌韭终日一区”，用桔槔机则“终日溉百区不倦”。《墨子中屡见记载的桔槔机，因为利用杠杆原理，效率大大超过单纯利用人力。墨家提倡广为应用桔槔机等器械于生产、生活和工程，从中总结科学理论，代表中国古代科学的正确方向。《墨经》对“横木加重而不翘”的桔槔机、“绳制挈之”的滑轮，以及梯”等利用杠杆和斜面原理的简单机械，都是用知与言的认知形式，反映变“物”与“实”自在本体为自为本体的范例。这些简单机械的研究和利用，发挥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生产力。《墨经》科学技术的智慧，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改造“物”与“实”，使之变为符合人类利益和需要的物质本体。

    墨家熟悉当时各种手工业技巧。《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木鹰)”，弟子夸奖他：“先生至巧，至能使木鸢飞！”惠施说：“墨子大巧，巧为鞔(车辆的关键设备)。”墨子的木工技巧，与古代名匠公输般(鲁班)不相上下。墨子也熟悉其他手工技艺。《墨子》谈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车工)、(鞣革工)、陶冶(制陶冶金工)、梓匠(木工)”，以及“穴师”(洞穴坑道工)、“明习橐事者”(鼓风工)等，谈到各种军民用机械、器物的制造和应用。《墨经》总结哲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用来作为实例、实证材料的手工业工种，有“为衣”(缝纫)、“举针”(刺绣)、“桧屦”(制鞋)、“铄金”(冶金)、“为甲”(制铠甲)、“垒石”(建筑)、“车梯”(木工)等。《墨经》中的数、力、光学等科学知识，是当时各种手工业技术的升华。

    儒家传统重视政治、人伦之道，轻视科学技艺。《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郑玄注说，鲁班是“作奇技、奇器”而应“杀”的典型。墨家“作奇技、奇器”，有“作奇技、奇器”的系统理论，为重儒的统治者所排斥。道家以反对“机事”、“机心”为名，反对发明和使用“机械”的技术革新。《庄子·天地》载，“抱瓮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见功寡”，用桔槔机“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而受道家思想支配的一位老者，宁肯用“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的笨方法，“用力甚多，而见功寡”，而不肯用桔槔机，效率提高百倍，“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他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故“羞而不为”。《老子》第19、20、57章说：“绝圣弃智，”“绝巧弃利，”“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这种思想自然不利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墨经》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重政治伦理实践，轻自然科学技术理论的主流意识，大相径庭，而与古希腊哲学家重视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精神酷似。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率先表达了贯穿于西方文明的科学精神，他说：“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①他写过关于天体、大地、声音、植物、动物等原因的著作。亚里士多德说：“技术家较之经验家更聪明；前者知其原因，后者则不知。凭经验的，知事物之所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术家则兼知其所以然之故。”“大匠师应更受尊敬，他们比之一般工匠知道得更深切，也更聪明”，“我们说他们较聪明，并不是因为他们敏于动作而是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懂得原因。”“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能。”②美国科学哲学家罗伯特·瓦尔托夫斯基说：“从古到今的能工巧匠中，向来就存在着许多不可言传的知识，总结它们，提高它们，不应把它们拒之门外。”③墨家兼具亚氏所说“技术家”、“大匠师”的经验、技术，从中“求故明法”，总结提高，概括科学理论。二利人为巧

    “利人为巧”，表明墨家以人民利益为目的科学价值观。《鲁问》载墨子说：“所谓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经上》第35条说：“功，利民也。”认为手工业技艺的功效价值，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这种科学技术的目的论，贯穿为人民谋利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墨经》科学技术的特色和魅力，是对世界本体的认识与改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墨家分“存、亡、易、荡、治、诸项，诠释主体本体的实践行为对客体本体改造的意义，解说：“甲台，存也。病，亡也。买鬻，易也。削尽，荡也。顺长，治也。蛙鹑，化也。”即制造铠甲、修筑高台，是自我图存的防御行为。治病疗伤，是祛病健身的行为。买进卖出，是商品交易的行为。削尽叛乱，是扫荡暴虐的行为。顺理循法，促进植物生长，是治理农事的行为。青蛙、鹌鹑的养殖，是促进动物变化的行为。这里涉及农、工、商、兵、医等各种实践活动，是主体改造客体自觉能动『生的表现，是主体在知识指引下，从事改造客体的物质性活动。有意识从事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墨家所说的农工业者从事的操作，是属于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实践活动。

    《墨经》把人看作认识和改造世界客体的主体，行与为是人同认识和改造对象客体间发生作用、反作用的中介、桥梁。客体和主体间发生作用、反作用的公式是：客体(通过行与为)一主体(通过行与为)一客体。通过行与为，客体作用于主体，形成主体的知与言；拥有知与言的主体，通过行与为，反作用于客体，实现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使客体的结构和功能与主体的利益与需要，协调一致。

    《墨经》的科学技术，从物与实的范畴开始，经由人类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性活动，形成知与言的认知范畴，再经由人有意识的自觉实践行为，改造物与实，使之成为符合人类利益和需要的物质本体。其范畴进展脉络的公式如下：物与实一知与言一行与为一物与实。《墨经》文本的结构和内容是这一公式的表现。

    《墨经》的科学技术把物与实看作客观自在的本体，经过“巧传则求其故”的抽象概括，探求世代相传手工业技巧的原因、规律，用知与言的认知形式，形成反映物与实原因、规律的科学技术。墨家崇尚科学的智慧取向，“求故明法，利人为巧”的科技智慧，对中华民族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求真务实

    墨家求真务实的智慧目标是值得弘扬的文化精粹。《修身》载，墨子说：“慧者心辩。”《经说上》第100条说：“正无非。”《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是非”即真理和谬误。墨家用“是、正、当、真”，表达认识符合事实的真理性，用“非、不正、不当、假”，表达认识违反事实的谬误性。

    《经下》第109条说：“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下》解释说：“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鹤也，犹氏霍也。”虚假必然有悖于事实，因为事实不是如此。虚假必然是错误的，然后才能说是虚假。一只狗假装成鹤，并不就成为鹤，犹如一个人姓霍，并不等于鹤(霍、鹤古字通假)。非、假、悖、不然，都是指违反事实。

    《公孟》载，墨子生病，学生跌鼻问：“您是圣人，怎么会生病？”墨子回答：“人之所得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从寒暑、劳苦等自然和人体的实际状况，探求病因，是求真务实。《贵义》载，墨子到齐国，路遇相面先生说：“今天上帝在北方杀黑龙，您长得黑，到北方去不吉利。”墨子反驳其迷信谬说不合事实，用鬼话骗人，是求真务实。

    《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认识活动的目的是辨明是非、假，识别真相、假象，反映万物本来面目，比较各种言论利弊得失。又说：“以名举实。”《经上》第3l条说：“举，拟实也。“实”即实体、实物、实质、实际情况。语词、概念要反映事的实际情况。求真务实，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墨经》崇尚科学，寻求实证，是求真务实的典范。《经上》和《经说上用一百个条目，解释各门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简单命题，多据实立说。《经下》和《经说下》论证183个各门科学的复杂命用观察和实验的事实证明。

    墨家把智慧看作是对事实和必然性的确切知识，与猜想、怀疑等不同。《经下》第158条说：“以楹为抟，于‘以为’无知也，说在意。”《经说下》解释说：“楹之抟也，见之，其于意也易，先知。意，相也，若楹轻于秋，其于意也洋然。”单纯想象楹柱是圆柱形的，不是知识，论证的理由在于这只一种臆测。亲眼看到“楹是圆柱形”的事实，这种“意”(意识、判断)不会改变，是已知。臆测是想象，想象“楹柱比秋蒿轻”，是茫然无据的臆测。《说文》：“楹，柱也。”抟是圆柱形。知”即知识。“意”即臆测、猜测、想象。《大取》说：“知与“意异。”亲见“楹是圆柱形”的“意”，指意识、判断，即《小取》“以辞抒意”的“意”。“相”同“象”。《韩非子·解老》说：“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秋”指一种蒿类植物。“洋然”指茫然无据。“以为”是主观想象，不是亲见的事实或必然性的推论。如《经上》第23条说：“梦，卧而以为然也。”睡梦中“以为”如何，不能认为是事实。

    墨家提出发展的观念，认为古今有别，概念、判断、推论应如实反映今昔之别。《大取》说：“昔日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今昔不同，古今有变，应该有创新的思考。楚国有一渡江人，佩剑从船上坠水，在船上刻记号说：“我的剑就是从这里坠落的！”船到岸边，由刻记号处下水找剑。水流船走剑未随，刻舟求剑者不知变通，岂非愚蠢？

    《经下》第111条指出，有一种叫做“过”的“疑”。“疑”是怀疑、猜疑、猜想、想象、意见。“过”指过去已经如此。《经说下》解释说：“知与？以已为然也与？过也。”即对于现实事物，是有真切知识，还是单纯由于过去已经如此，就说现在也必然如此。“知”指真切确实的知识，没有疑问，与“疑”相对。“以已为然”指以过去必然地推论现在。“已”，是已经，即过去。“然”，指现在如此。

    《经下》第134条说：“或过名也，说在实。”即名称、语词会过时，因为实际情况已经变化。《经说下》解释说：“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知道事情性质或空间位置已经改变，仅仅因为过去曾经把这个地方叫南方或北方，现在就还说这个地方是南方或北方，这就是“过而以已为然”的谬误。即事情已经过去了，还以“过去曾经如此”为理由，必然推论说“现在还是如此”。昔日处赵国，说“宋国在南方”，今日处楚国，仍说“宋国在南方”，其谬误同“刻舟求剑”者一样。

    《经说上》第84条说：“必也者可勿疑。”即必然性的知识，不用怀疑。《经上》第151条说：“擢虑不疑，说在有无。”《经说下》解释说：“疑无谓也。”从事实中抽取必然性，可以不用怀疑，论证的理由在于必然性是否存在。怀疑必然性是无意义的。《贵义》载，墨子对卫国大夫公良桓子说：“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墨子从大量历史事实中，抽取“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必然性，其真实性毋庸置疑。以人为本一群众智慧观

    墨家认为，群众的智慧可以补充个人智慧的不足。《尚同》载，墨子说：“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唇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能够使众人耳目，帮助自己视听；使众人口舌，帮助自己言谈；使众人心智，帮助自己思考；使众人手足，帮助自己动作。帮助视听的人多，则见闻远；帮助言谈的人多，则声音传播范围广；帮助思考的人多，则谋划效率高；帮助动作的人多，则办事成功快。墨子引古语说：“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强也。”墨子引《诗》说：“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

    爰咨度。”“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即我的马是黑色鬃毛的白马，六条马缰绳柔美光滑，在路上快跑，到处咨询访查。我的马是黑色毛片的青马，六条马缰绳丝一般光在路上快跑，到处探问谋划。亲士》说：“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非一源之水也。干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水浅者速竭，硗垧者其地不育。”即江河不嫌弃小溪水注满自己，能滔滔巨流。江河水不是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干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哪有合乎道理的话不听，只听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天地不是经常光明，大水不是永远清澈，大火不是长燃不熄。直得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不能包容万物。小溪干涸快，浅水枯竭快，坚硬土地不长庄稼。墨家看到集中群众智慧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二人力能动观

    《非命》载，墨子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不靠天命靠人力，提倡充分发挥人力的积极能动作用，批判消极的“命定”论。墨子说：“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世界和人民未变，桀纣当政天下乱，汤武变政天下治，可见国家安危治乱，是人力作用，不是命定的原因。这是求异法的科学归纳证明。墨子由历史上著名暴王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执有命”，概括出“命者暴王所作”，懒人所述，应该抛弃，代之以“强力而为”的人力论，才能使国家富强康乐。这是求同法的科学归纳证明。孔子肯定天命对宇宙、人生的决定作用。《论语’雍也》载，孔子学生冉耕生病，孔子探问，从窗外握着冉耕的手说：“要死了，这是命呀！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病！”肯定人的疾病和死亡是命中注定。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弟子中，哪个好学？”孔子回答：“颜回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则没有这种人，再没有听到好学的人。”颜回31岁死，孔子说他命短。

    《论语．颜渊》载，孔子学生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偏偏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老师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慎无差错，对人恭敬有礼，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君子何须忧愁无兄弟呢？”子夏听孔子说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儒家命定论的惯用语。《论语·宪问》记载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自己道理能否实现，都是命中注定，人力不能抗争。

    《公孟》载，墨子跟儒者程繁辩论，墨子说，命定论的“儒之道足以丧天下”，儒家“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命有定数)，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非儒》载，墨家对儒家的反驳词，说儒家“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天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智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即儒家坚持“有命”论，说长寿和短命、贫穷和富贵、安定和危难、治理和混乱，都由天命决定，不能改变。穷困和通达、受赏和遭罚、吉祥和灾祸，都由天命决定，人的智慧和力无所作为。官吏相信，会懈怠职守。平民相信，会荒废事业。吏不理政事会混乱，农业生产耽误会贫穷，贫穷是混乱政治的根本。儒家把“有命”说作为教化的道理，是毒害天下人。

    儒家所谓“命”，是人的智慧能力无可奈何的先天必然儒家宣扬人的现实遭遇，由命预先安排好，非人力所能改变家认为，儒家宣扬命定论，是害人不浅的懒汉哲学，足以懈怠的意志，使人放弃奋斗，安于贫穷，导致天下沦丧。墨家主张认识世界的基础上，运用自身力量顽强奋斗，改变现状，达到理想目标。

    墨子运用逻辑矛盾律，揭露儒家的矛盾。儒家宣扬命定论，人为贫富寿天，全在天命安排，非人力所能改变，同时又提倡学等于承认学习可以改变命运，这是自相矛盾。墨子说：“教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而去其冠也。”教人学习，又坚持命定论，就像叫人用帽子包裹头发，却又要人把包裹头发的帽子取下来一样荒谬。《小取》列举“不是而然”推论形式一例：且夭，非天也。寿且夭，寿天也。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即将要夭折不等于事实上夭折，采取措施让将夭折的人有寿，却等于将夭折的人事实上有寿。儒家宣扬有命论不等于事实上真有“命”这回事，墨家反对儒家坚持有命论，却等于“非命”(反对命定论)的论题成立。

    《墨经》对人的疾病、死亡看作人力可以认识和有所作为的自然现象，把治病除掉病根作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和可达到预期目的的例子，不承认命定论的因素。某人因受伤而生病，是“物之所以然”。我亲眼看见，是“所以知之”。我亲口告诉你知道这件事，是“所以使人知之”。男仆臧得不治之症死，女仆春染病，死而埋葬，我不能用手指指着说，却能用语言表达。

    《非儒》载，墨家嘲讽儒家说：“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知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即双亲死，尸体陈放不入棺，为招魂爬屋顶，看水井，掘鼠洞，查器具，寻找死者，以为死者真在，是愚蠢至极。明知死者已不在人世，还一定寻找，真是虚伪至极。

    墨家认为，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可以有计划运作，达到预期目的，如工匠认识方圆规律，可据以制作方圆之器。《经下》第152条说：“且然不可止，而不害用功，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宜，犹是也。且然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功而后然者，必用功而后然。且用功而后已者，必用功而后已。”这是论述必然性和人力的关系，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一定如此的必然趋势面前，不妨碍人力做功，关键在于人力运作应该把握分寸，合乎法则。这样做的意图，在于控制事物的发展过程，使之对人的利益增至更大，害处减到最小。如使用桔槔、辘轳、车梯等简单机械，提高生产效率，筑堤堵漏，防止洪水泛滥。三人民价值观

    《非命上》载，墨子三表法(立言三条标准)说，把言论运用于国家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观察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把满足人民利益需要的程度，作为检验言论真理性的评价标准，是“出言谈，为文学”，建立言论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鲁问》载，墨子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衡量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功效、价值，是看其是否对人民有利。《经上》第35条说：“功，利民也。”实践功效的价值标准，是看其给人民带来的利益，把墨子的人民利益价值观，用定义方式理论化。

    墨家有劳动人民本位的思想萌芽，把劳动者看作国家服务的对象、方向和目的。《尚贤》载，墨子说：“为贤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人民得以“安生”。《辞过》、《非乐》载，墨子谴责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导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儒下》说：“贫且乱政之本。”《辞过》说：“民富国治。”人民贫富是决定国家治乱的根本原因。《非乐上》载，墨子说人类与禽兽区别的本质特征，是生产劳动：“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用力生产劳动才能生存，不用力生产劳动不能生存。

    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后天习得的智者标准，反对任人唯亲、先天决定的宗法制标准，把人民看作治理国家、选贤举能的才来源。墨子十大论题，第一是“尚贤”。《说文》：“贤，多也。”贤人是博学多才的智者。《庄子·天下》说墨子“好学而、博”。墨子论贤人的标准，是“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品德高尚、能说会道、学识渊博。墨子提出的贤人标准，都是“可学而能”，通过学习能够达到。墨子主张打破旧有用人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不辩贫富、远迩、亲疏，贤者举”，“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民终贱，有能则举”。“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竟劝而尚德。”提倡远方郊外臣民，宫廷侍卫，城中民众，四境农民，都竞相做义事。农民、工匠和商人，都竞相勉励崇尚道德。墨子认为，从农工商下层人民中成长的“智慧者”，是“可学而能者”。“王公大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仰仗先天因素，不是依靠“可学而能”的智慧，执掌政权，贻害无穷。墨子质问：“今王公大入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智哉？若不智，使其治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夫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王公大入骨肉之亲一类人，凭借什么一定有智慧呢？如果让这些“不智慧者”治国家，就像“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即哑巴当外交官，聋子当乐队指挥，国家势必混乱。晋代惠帝、安帝是痴呆，惠帝不识人间烟火，说：“百姓饿死，怎么不吃肉粥？”这是“使不智慧者治国家”的恶果。

    《管子·霸言》说：“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务农》载，唐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惟邦本”和“以人为本”义同，传说是夏禹的训诫之词。本：根本、基础、根据。墨家效法夏禹，以“民惟邦本”、“以人为本”为智慧的理据。

    墨家的群众智慧、人力能动和人民价值观，肯定人类智慧、能力的积极能动与评价作用，是人本论、能动论和实践论，与现代科学发展观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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