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特质

    过去研究墨学的人都说墨学中断了，问题是墨学真的中断了吗？讲墨学中断当然有根据，研究墨学的很多人都说过。第一，墨家跟统治阶级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秦汉统一以后，对墨家影响下的侠客、侠义团体和个人，打压不遗余力。第二，墨子以后不像儒家那么幸运，孔子以后有孟子、荀子，有重要的大思想家继承，墨家没有。这两点就足以说明讲墨家中断有根据。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想，看能不能开辟新的视野，有助于墨学研究。我们从相反的假设出发，墨家没有中断，在历史上有坚强的生命力，一直活跃着。中国历史上的侠义传统是受墨子影响的，有各种变形。

    墨家后来形成侠义传统，就整个文化范围讲，是一个极大的、异端的传统。一个文化传统里面，如果没有异端冲击，没有异端生命，就容易僵化，没有生命力。从这个观点看，墨家在浩瀚的历上有各种变形，仍然延续下来，对今天社会也还有影响力。

    相对于儒家主流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一种特殊精神，种特殊精神，虽然有些部分跟儒家重叠，但有些部分跟儒家有矛盾。这种精神的来源是墨家，不是其他学派。这种侠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两干多年，没有中断。墨家侠义精神的特质是：1，急难相救

    这就是“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孔、孟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有，但是目的不同，儒家是要以道救天下，墨子没有那么抽象，是用自己的行动救天下，“止楚攻宋”是人们熟知的例子。墨子的兼爱、非攻，不是纯粹理论，是要采取具体行动，墨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行动派，有尚武精神。

    儒家发展到宋明理学的时候，书生都非常文弱。因为文弱传统的形成，造成中国王朝的两次沦亡：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尚武精神在墨家影响的传统中保持着，在历史上表现为负面角色，作为反抗的民间团体，始终被官方打压，而打压这个传统，就打压了中国的尚武精神。

    急难相救精神所影响的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许多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团体和人物。从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开始，都有大批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人。没有这些人，革命运动无法开展。在历史上成气候的反抗团体中，一定包括有侠义的精神、团体和人士。革命运动要成气候，一定要有这个成分。

    有人说《礼运·大同》“天下为公”的观念来源于墨家。“天下为公”的观念真的可能是传承自墨家。墨家主张兼爱，兼爱伦理观跟儒家的差等伦理观不同。差等伦理观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兼爱伦理观是跳出家族。跳出家族很重要。“天下为公”的思想从儒家产生不出来，只有从墨家才能产生出来。

    2．超越亲情

    这种特殊精神跟儒家有明显区别，司马迁对此早有了解。《史记‘游侠列传》写大侠不顾父母之恩、妻子之爱，要跳出家族，才能当大侠，这在儒家是不允许的。《礼记》规定，父母在，不许有一死，父母第一，孝道第一。父母在，不能有生死之交、刎颈之交。侠义传统就是刎颈之交。两人交往凭义气，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郭解被朝廷追杀的时候，有一个义士根本不认识郭解，却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他。在侠义传统中能够产生这种人物和精神，但在儒家礼教中这却是不允许的。3。一诺千金重信诺，儒家也有，但墨家重信诺，在侠义精神中走上极端。有一句现成的话，可以把墨家和儒家区别开来。儒家讲：“言必信，行必果，铿铿然，小人哉！”“言必信，行必果”不是儒家的信条。墨家侠义传统的信条是“言必信，行必果”，即绝对信守诺言。

    历史上有“任侠”一词，什么叫“任侠”？信任的“任”，“任”在文字学上是“相与信”，两人之间的信任。“任侠”绝对讲求“信”。一诺干金者，就是把“信”绝对化的人物。《经上》第19条：“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经说上》解释：“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任”(任侠)的定义是：义士做对自己有损害的事情，而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所服务的对象得到利益。做会给自身带来恶果的事情，以便使自己所服务的对象成就急务，排除困难，脱离困境。

    4．不畏权势

    侠义精神这一点跟儒家有明显的区隔。侠义精神和力量，只有从墨家发展出来，在其他学派发展不出来，其他学派在不同程度上都认同专制统治，只有侠义传统敢与专制权势为敌。董仲舒思想就是讲怎样使儒家跟皇权结合，他讲“黜民而升君”，就是压低人民，抬高国君。墨子影响下的侠义传统则完全相反，是黜君而升民，完全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墨子是平民阶级的代言入。这个精神以后就延续下来．．形成中国历史上一直在民间、在被打压的情况下活跃的团体和个人，这些人在正史中长期被忽略。现在应该发掘这个新天地，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5．劫富济贫

    这是墨家跟儒家有明显区隔的精神。劫富济贫是中国传统社≯会特许的一种现象，在现代法治社会是不允许的。在法治社会，劫富济贫，法律要处罚。在传统的、没有法治的社会，往往就是这种侠义团体和侠客，在社会上主持正义。他们用不寻常的手般，追求公平正义。在中国传统社会就是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是中非常的手段，追求公平正义。不仅传统社会容许劫富济贫在，像美、英、法国所谓“法治”国家，法律保障是有钱人的专利，一般贫民要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几乎不可能，因为贫民没有钱打官司，这种劫富济贫的精神和角色有存在的社会价值。 6．重视名节

    用现代语言说，重视名节就是重名誉，把这话真正充分实践的是墨家。在墨家的侠义传统中，对名节的重视非常强烈。在历史上，东汉末年，有不少气节之士死于党锢之祸，其中很多人物有侠义背景。儒家也重名节，儒家重名节是为了尽忠孝，墨家重名节是为了反抗权势。

    墨家侠义精神的特质可以用“扶弱抑强，抗官济民”八个字来概括，这代表墨家影响下的侠义传统的特殊精神，这是整个中国历史传统中侠义精神的宗旨。这八个字，来自20世纪初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名人宋教仁。宋教仁在1907年，为了说服东北的马贼(历史上都把他们叫做“贼”，其实他们就是江湖好汉)参加革命运动，在一封信中讲到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到孙中山革命的时候，仍然有生命。用这八个字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历史上侠义传统的精神。侠义关系

    儒家、墨家都重视“义”。《论语》多处讲到“义”。“义”是儒家的重要观念。但是整体看来，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观念是“仁”，不是“义”。在历史上实践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礼，是孝，不是“义”。《贵义》篇墨子讲到“万事莫贵于义”，没有一件事情比“义”更重要、更终极。墨子还讲“义人在上，天下一致”，这个“义人”相当于儒家的圣王，是最高的典范。墨家真正把“义”的观念普及到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普遍而深刻。儒家讲义利之辨，“义”跟“利”是矛盾对立的。墨家说：“义，利也。”儒、墨两家一个对利是消极性的思考，一个对利是积极性的思考，很不一样。“义”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广泛影响是墨子的传统，不是儒家的传统。

    《水浒传》中有“聚义堂”，其所表现的“义”跟“孝”是矛盾的，把“义”跟“孝”严格区分开。小说是虚构，但小说有时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水浒传》里有个孝子王进，怎么劝说，他都不上梁山，孝子是不上梁山的。还有一个史进，为了上梁山，把他妈妈气死。你要上梁山，就不能顾到孝。这些义士是以“义”为终极理想和目标的。李逵受到儒家影响，他要上梁山，就把妈妈背着一起上，结果在路上，取水给妈妈喝，找东西给妈妈吃，结果妈妈被老虎吃掉。到梁山，把这件事情讲给宋江他们听，宋江哈哈大笑，这明显表现出“孝”跟“义”是矛盾的。过去以为“义”是儒家讲的，仔细想，“义”只有在墨家的侠义传统中才能产生。后来宋江被捕有两大罪名，一是不敬天地，一是不孝父母。要举义就不能顾孝。

    在孙中山时代，要当革命烈士，就不能顾家，是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林觉民就是例子。林觉民写《与妻诀别书》感人，但要革命，做烈士，为义奋斗，为一个超越理想而奋斗的人，就不能顾家，向来如此。

    宋以后中国哲学有所谓“三教合流”，里面还暗藏了一个墨家。墨家影响的侠义传统，也在这里合流了。宋以后产生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包括重要的儒生是侠跟儒的合流。

    举几个重要人物，南宋时跟朱熹辩论的陈亮，三次被抓到监牢里，罪名就是说他是大侠，但陈亮在历史上是儒者，儒、侠在那个时代以后就慢慢合流了，有的是“儒皮侠骨”，有的是“侠皮儒骨”，骨就是思想本质，皮就是行事作风。陈亮的行事作

    王阳明年轻时羡慕侠士，爱好侠义精神。王阳明跟过去家不一样，他不是文弱书生，能够带兵打仗，他影响了很多派。他的门徒可以到农村，到任何民间场合去讲学，就像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中有很多人有江湖背景。这个年代就产生儒跟侠的合流。明末清初，颜习斋是侠客，拼命批评宋儒、程朱之学，他是但他在儒家传统中也有相当地位。谭嗣同是侠客，但他讲道理基本是儒家的。把这些人物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哪些是“儒皮侠骨”，哪些是“侠皮儒骨”，很有趣。通过儒、侠合流，才使侠义精神因受儒家支持而普及到社会。儒家的孝道、礼教，在宋以后真正普及到社会。儒家社会和人物，在唐以前是见不到的。唐以前时代的两性关系，不是如后来的看法，对女子没有那么大的迫害，没有那么多极端严重的观念，宋以后则越来越严重。所以孝、礼，都是宋以后开始造成普遍影响。“义”也是在这个潮流中普及深人到民间，内化到人的生命里，内化就是社会学家讲的社会化。

    宋以后反抗暴政称为起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称为“义士”，为穷苦孩子办的教育称为“义塾”，为救穷苦人存粮食的地方称为“义仓”，有些大豪门为了救助穷苦的族人，留下的田叫做“义田”，还有“义庄”。

    《中文大辞典》“义”字的释义，有一百多条。人事地物都可以用“义”称谓，表明“义”普及到整个社会。这个价值之所以能够深入民心和社会，墨子的功劳大，墨家传统的功劳大。

    宋以前流行的名词是游侠、任侠、义侠、豪侠，宋以后有新的名词出现，有侠僧、侠义的和尚，如少林寺。少林寺是宋以后才兴盛起来的。少林寺里的和尚，有的是行侠仗义，所以就叫做“侠僧”，和尚里的侠客。在历史上有“禅家之侠”，可见禅宗也产生侠士。在风尘女子妓女中有所谓“侠娼”，如民国时小凤仙的故事耳熟能详。这就可以看出“义”的精神、观念，如何普及到三教九流的人物和每一个社会角落。

    中国哲学研究者对“仁”、“孝”和“礼”有很多研究，没有专门研究“义”。从儒家观点看，“义”基本上是道德动机、道德修养，可是把“义”扩大到广大社会，影响到民间，是墨家传统的影响。侠义团体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侠义团体是从墨子开始的。《史记》记载战国时代的侠，非常复杂，有“卿相之侠”，就是战国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卿相”就是贵族，有爵位。在《史记》里跟卿相之侠相对，还有“布衣之侠”，完全是从民间产生的。《史记-游侠列传》写的大侠，如朱家、郭解，就是民间的布衣之侠。

    《吕氏春秋》对侠义团体、侠士活动的记载，相当丰富，也涉及墨家，不单是墨家的侠士，还有“辩士”的资料。“辩士”就是墨辩的传统。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对墨子有广泛认识的是梁启超，他20世纪初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分墨家为三派：兼爱派、游侠派和名理派。这一概括可取。

    墨家非常复杂，今天都集中在名理派，在名理方面成就了很多教授、学者，在兼爱方面写了不少论文，可是忽略了游侠派。墨家游侠派的资料大多在《吕氏春秋》。在秦统一的过程中，有大量侠士的活跃。吕不韦是从“布衣之侠”到“卿相之侠”，影响整个秦的命运。秦统一中国，利用许多侠士团体打仗。吕不韦的门客，比孟尝君的门客，要复杂多了，有力量多了，也更杰出。如有人从这方面研究，起始点就是要好好整理《吕氏春秋》。

    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大量任用武士，这些武士很多都是侠士。冯友兰讲墨家的时候，曾经说墨源于侠，他恰好把我们说自颠倒过去。他说墨家是源=于=侠，而那个侠士的角色，他了解比较窄，就是专门替人打仗的人。后来这种人一直存在，专门替人打仗，可以雇他，像佣兵一样，这也是侠。佣兵里当然也有很多复杂的分子，但其中也有很多侠士。

    当年这些人帮助刘邦打天下，叔孙通把自己人一个一个推给刘邦的时候，用了一句话叫做“群盗壮士”。叔孙通找来一人都是强盗。打天下的时侯，管你是强盗、小偷，有本事都来

    “群盗壮士”，壮士就是义士。在历史上称义士，又称壮士。

    刘邦打下天下以后，后来分封王子，他有一大堆儿子，这些王子下面都养了很多门客，这些门客有很多侠义之士、侠义团这么多王子要争夺继承权，当然要养这些特殊人物，所以后有七王之乱，都有侠义团体、侠义之士掺杂在其中。《汉游侠传》记载长安存在很多侠义团体，各霸一方，有一套规范，有很多派别，因为他们毕竟是作过贡献的，所以不能一下子都消灭。 《汉书》以后，《游侠列传》不见了，这表示官方史家对这些特殊人物和精神，有一种新的史观：他们跟官方力量不能兼容，所以不再记载。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不存在，他们还是存在的。什么时候存在呢？有两种隋况：一种就是社会动乱的时候存在，另外就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存在。侠义之士和团体，在这两个时期，大量活跃。在史书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研究资料。

    三国群雄并起争霸。《三国志·魏志》记载大批豪侠，分析这些豪侠，有的有贵族血统，有的是大官僚后代，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要打天下，种种不同，像刘备、曹操、董卓、袁绍、袁术等，在《三国演义》里出现的人物，开始时都是有豪侠之气的人，一方面养豪侠，一方面自己就是豪侠之流的人物。

    南北朝时代，有五胡乱华，中国北方不宁静。南北朝时代重视门第，有大门第、大豪门，在战乱时代都蓄养大批武力。魏晋南北朝时代大批的豪门、士族、大门第里蓄养了大批武力，这些武力与侠义传统有关，他们寄存在这里面，因而有存活的余地。

    读中国小说史、隋唐小说史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豪侠传奇。《太平广记》记载大量豪侠传奇的资料，像虬髯客、红线传，后来被拍成电视、电影。豪侠传奇里，有许多豪侠团体在其中活跃，那是在朝代更替的时候。

    宋代以后的三教合流，陈亮、王阳明、颜习斋、谭嗣同这些人物，都不是单打独斗的人，跟侠义团体有隐约的关系。

    现代一些客观的史学家称他们为化外之民，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没有正当地位，被官方或朝廷压制或追杀，但他们在历史上始终没有中断，相当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一般史学家没有深刻深究，可能是因为史料残缺。这些团体被官方历史污名化，东汉末年在正史上称为“黄巾贼”，后来有赤眉、太平道。

    宋亡于元，产生白莲教。明亡于清，产生天地会。这段历史比较近，资料比较丰富。这些组织在历史上的活跃性很大，因为亡国了，亡国以后就会凝聚民族感情、民族大义。

    白莲教源于佛教白莲社，白莲社是晋朝慧远大师建立的。为了民族大义，连佛教团体也来造反，白莲教就产生出来。一直到孙中山革命的时候，自莲教还发挥作用。最有名的就是天地会反清复明。从天地会产生所谓洪帮、青帮，孙中山属洪帮，蒋介石属青帮，这种组织对历史有强烈的影响。

    侠义团体和人士奋不顾身地跟着革命，被正史看成叛乱团体，被现代人称为化外之民的团体，在历史上一直活跃，不管他们的形态怎样改变，其宗旨始终没有离开“扶弱抑强，抗官济民”，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特殊精神一直贯穿到近现代。有些题目与墨学现代化有密切关系：

    1．儒家跟墨家讲义的比较研究

    这种研究过去还没有人做过。墨家跟儒家讲的义在哲学上的意义，在历史上的演变，越往后区别越大。

    2．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

    这方面的资料相当多，研究历史上的义仓、义田、义庄、义塾。这种研究与现代人非常重视的社会福利有关。看看中国古老的观念，那种社会福利跟现在所讲的社会福利有什么差别，很有意义。社会福利在近代的发展是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刺激，中国历史上就有社会福利的观念，也许理论上简陋，但是根据现在的观念可以使它丰富起来。

    3．宋以后出现所谓侠皮儒骨和儒皮侠骨的侠士

    4．儒行和侠行的比较

    中国的侠义精神不是抽象的，已见迹于行，这种侠义精神的表现称为侠行，可以跟《礼记》讲的儒行作比较。《儒行》对国历史上传承的儒家角色影响很大。比较研究儒行和侠行，可突显儒家和墨家历史人物形象的区分。弘扬墨家人物，跟儒比较，区别哪种人在历史上更有积极价值。

    5．比较侠义团体活跃的传统民间社会和现代民间社会的异同

    墨子是平民的代言人。墨子和受墨子影响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活跃了两干多年。建立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如果传统资源，比较容易实现，如果没有传统资源，比较难以实假如能找到传统资源，所向往会就可能出现。

    6．侠义传统追求的宗旨理想“扶弱抑强，抗官济民”

    “扶弱抑强，抗宫济民”仍然活跃在今天社会公益团体中。湾地区产生过许多民间公益团体，最成功的是消费者保护基金会，简称“消基会”，是保护消费者的团体，在社会上有相当公信力，当年由一群律师发起，专门对抗大资本家。鉴于消费者常被欺骗，有民间团体主持正义，追求公道。在中国传统中，发现民间团体追求公平正义的新资源，是值得探索的课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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