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与终济一经济发展

    战国时代墨家代表当时手工业者、商人阶层的利益，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探索经济现象的规律，提出合理的经济思想，对当前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有借鉴意义。

    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经济发展，人们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提高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衡量切社会理论、方案合理眭的最终标准是其实施的后果、对社会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是衡量一切社会理论、方案合理性的根本标准。

    《法仪》载墨子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而其事能成者无有。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故百工从事，皆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认为治理国家有客观的标准、方法和法则，犹如工匠操作须用矩尺、圆规、墨绳、悬垂和水平仪等作为标准、方法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强调“言必立仪”，说话要有标准，而言论应用的标准是言论符合国家百姓人民利益的程度。

    《非乐上》载墨子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把为天下兴利除害作为用仁义治国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中，“天下之利”是更为根本的标准。

    《尚贤下》载墨子所强调的三个“有利于”：“欲其国家之富也，人民之众也，刑法之治也”。这三个“有利于”是上述“兴利除害”标准的具体化，不合乎这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方案就应该否定，如《节葬下》对儒家“厚葬久丧”的否定，就是以这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这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有其合理性。第一，“国家之富”来源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物质生产发达，人民安居乐业，则社会稳定，天下大治。把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置于基础的地位，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三个“有利于”的社会进步标准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国家之富”是生产力标准；“人民之众，刑政之治”是人民的价值标准。第三，用物质性的标准考察社会进步。

    历史问题可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某种形式重复重现。邓小平提出“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标准从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现状出发，是生产力和人民利益相统一的客观标准。这一标准一经提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立即卸下沉重包袱，放开手脚，轻装前进，经济持续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究竟以何者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由此可见，正确理论对实践的巨大反作用。

    从墨子“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到邓小平“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尽管有很大差别，却能看出其间贯穿着经济生产的社会进步标准和人民利益的价值标准，看出“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脉络。二物质生产

    墨子是代表手工业者和商人利益，接近劳动人民的士人知识分子。《贵义》载墨子自称：“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带学生制造生产和守城器械，从事体力劳动。他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酷似劳动者，所以视听言动、思想学说代表劳动者利益，墨学是平民显学。

    《贵义》载墨子游楚，见楚惠王，惠王派穆贺听墨子游说。穆贺向墨子说，你的主张虽好，但君主是天下的大王，会说你这是“贱人之所为”而不采纳。墨子说，好的主张，只要可行，就应该采纳。譬如天子吃草药，能治好病，难道会说是“草”而拒绝？农民纳税，大人酿美酒，做祭品，祭祀上帝鬼神，难道会说是“贱人之所为”而拒绝？我虽是“贱人”，难道还不如农民种的粮食和采集的草药有价值？

    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①人类“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②。这是人类正确认识历史的前提。

    《非乐上》载墨子说：“今人固与禽兽、麋鹿、飞鸟、贞虫者也。今之禽兽、麋鹿、飞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爪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纫，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耕稼树艺、纺绩织纫是生产劳动。墨子的“力’’概念相当于物质生产，即用力气生产。“赖其力者生”中的“力”是人生命个体所包含的能力(智力和体力)的总和。人靠自己的能力劳动以求生存就是物质生产。“赖其力者生”的命题表现人的价值所在。尊重人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墨子认为，人只有“强力从事”才能生存，动物凭自然界的赋予而生存。墨家认为理性(认识能力)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墨经》定义说：“生，形与知处也。”即人的生命，是形体和认识能力的结合。墨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更根本的是在于，人要靠自己能力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们认识到：人要生存就要首先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要靠努力劳动。

    《非命下》载墨子说：“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节用中》载墨子说：“凡天下群百工”，“使各从事其所能”。人人都尽其所能，强力从事，墨子说的“强从事”就是强力劳动。

    墨子最重视粮食生产。《七患》载墨子说：“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食不可不务也。”粮食是百姓生存的凭借，不可不努力从事。“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农业年景如何，关系社会安定。“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不抓紧生产，在农业上投入的人少，吃粮食的人多，就没有丰年。“财不足则反之时。”“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财富不足，反省是否有违农时。粮食不够吃，反省是否节俭。不误农时，抓紧生产，巩固农业根本，就会有足够的财富。当今中国和世界，最大的问题仍是吃饭问题。墨家的提醒，言犹在耳，可作为当今制定政策的借鉴。三适度消费

    《贵义》载：“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日：‘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日：‘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看到墨子不辞辛苦到处劝导行义，老朋友说，现在天下行义者就你一个人，何苦这样？不如算了！墨子回答，如果有十个儿子，只有一人种地，九人空闲，种地者一定感到很危急。为什么？因为吃饭的人多，种地的人少。现在天下无人行义，就和“食者众，而耕者寡”一样危急，你应该鼓励我，为什么阻止我？

    墨子把“食者众，而耕者寡”的生产和消费失调问题看得很严重。墨家重视物质生产，也关注消费。“节用”是墨子的重要论题，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

    墨子把“节用”看作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看成是制约物质生产的重要因素。《七患》载墨子说：“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把节用和生产放在同一层面。“用”是与物质生产密不可分的消费，“节用”是适度消费。

    适度消费要求生产和消费构成适当比例，对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有宏观调控。墨家重视从宏观上把握生产和消费的比例，他们担心的不是生产过剩，是消费过度，生产不足。“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表明墨家对生产不足和过度消费的警惕。

    今天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市场化，在生产和消费间出现市场的缓冲物，对于调整生产和消费关系起到重要作用。由于市场信号的滞后性，在生产和消费、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仍然存在发生失调的危险。对生产和消费间的适当比例应有宏观把握和调控墨家重视经济上总的供求比例值得借鉴。不仅要注意“为者食者众”的问题，也要注意“为者众、食者寡”的问题，何调都对经济发展不利。

    适度消费以人的实际需要为限，超出限度是奢侈。《节用中》载墨子提出“节用”的标准：“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物质生产的产品，到足以满足老百姓的碧黪墨子的“节用”标准有两个要点：一是“民用”，即普通百姓必需的生活需要；二是“足以”，即对老百姓的生活需要要满足。《非乐上》载墨子体察人民疾苦：“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 基本生活需要的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很大差异。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总的状况是社会总供给难以满足总需求。《节用上》载墨子说，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天下为政者”“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辞过》载墨子说：“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王公贵族奢侈腐朽与劳动者饥寒困苦，形成鲜明对照。

    《辞过》载墨子阐发“节”的哲学概念：“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夫妇”指阴阳。阴阳相互作用适度，则天地和谐，万物兴旺。风雨适度，则五谷丰登，收获充足。穿衣适度，则冷暖适宜，感觉舒服。“节”相当于“适度”。常言说“有理、有利、有节”，“节”是“适度”。协调发展，即适度发展。经济工作要注意“适度”。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各项措施要注意“适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实行更有效的宏观调控，调控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的原则是“适度”。

    “节”是普遍原则，生活消费中应该“节用”。《节用上》载墨子说，节用的最大好处是增加社会财富：“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在不增加生产的前提下，仅靠节用就可使社会财富增加一倍，颇为可观。

    《辞过》载墨子说，穿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饮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造房“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造舟车只要“完固轻利，任重致远”就可以了。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这是对适度和过度消费经验教训的恰当总结。

    墨子“节葬”、“非乐”的论证中也贯穿适度消费的主张。当前有些地方兴起大办丧事的歪风，低级庸俗、危害社会的娱乐活动应该禁止。虽然我国目前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但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限于财力，对社会保障、教育等民用事业投入有限，同时却有贫困地区大建豪华别墅、少数领导奢侈腐化的怪事，这说明有必要重温墨子的警告。四合理分配

    墨子看到劳动产品分配的最终表现，即生活资料的分配，理想建立平等、公正的分配方式。墨子“以劳殿赏，量功分禄”的主张，有朴素的按劳分配观念。

    墨子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劳动才能生活。在分配劳动产品时，劳动多的应多得，劳动少的应少得，不劳动者不应得。《天志下》载墨子反对“不劳而获”：“今有人于此，人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日：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之故。”盗贼不劳动，窃取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

    《非乐上》载墨子看到男女劳动力的自然分工、农业与手工业间的分工，称之为“分事”：“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纫，多治麻丝葛绪捆布帛，此其分事也。”墨子主张在人人劳动的前提下实行公正分配。这种公正分配是与社会物质生产的状况相联系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农夫、农妇及手工业者，生活资料收入是与其是否力从事’，相联系的：“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强必暖，不强必寒。”

    《尚贤上》载墨子说：“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根据劳动业绩行赏，根据功劳大小定禄。《墨经》定义：“功，利民也。赏，上报下之功也。”“以劳殿赏，量功分禄”是根据为民谋利的小，进行生活资料分配。功大者赏禄重，功小者赏禄轻，与多得、少劳少得，，的按劳分配原则一致。我国目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公平和效率。过去实行的分配制度存在效率低的弊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前提是有用来分配的丰富消费资料，消资料匮乏使按劳分配变成平均主义，自然失去效率。随着现代的实现，物质财富逐渐丰富，有条件实行真正的按劳分配，达到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理想。五商品交换

    战国时期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产品增多，促进了商业发展，商品交换成为普遍现象。家庭纺织品部分用于交换。手工业者用产品换回粮食等生活资料，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铁制农具的使用促使生产力发展，农民收获粮食部分用于交换。独立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阶层活跃，出现了大商人。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国弦高贩牛途中，偶遇偷袭郑国的秦军，随机应变，矫君命犒秦师，迫使秦军退兵，免除一次兵灾。《史记·货殖列传》载，越国大夫范蠡助勾践灭吴后弃官经商，屡“致干金”。孔子学生子贡“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论语·先进》载，孔子说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这些记载表明当时出现了著名的大商人。

    商业发展使城市建立交换市场，“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史记·货殖列传》说，东西南北各地特产，“皆中国(中原)人民所喜好”。市场货源丰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当时市场繁荣的写照。

    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和结构，决定商品交换的深度、广度和具体方式。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墨家代表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利益，对商人的看法比较客观。普通商人与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一样是普通劳动者，凭劳动吃饭。遍及城乡经营商品的店铺叫“肆”。《尚贤上》载墨子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主张举贤不拘一格，农民、手工业者、商人，有才能就举荐提拔。商人与农民、手工业者并列，对商人没有丝毫歧视。

    《贵义》载墨子说：“商人之四方，市贾倍蓰，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商人走南闯北，使商品多卖出几倍价钱，虽有通关困难和遭遇强盗的危险，一定要去做买卖。商人有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风险苦难。

    墨子又说：“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市，不敢继荀而售焉，必择良者。今士之用身则不然，意之所欲则为之，厚者入刑罚，薄者被毁丑。则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倍蓰，不可胜计。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商人买货，花一元钱都很慎重，不敢随便成交，一定要寻找最佳的选择，这是商人的智慧明察。

    墨子赞赏商人的勤劳、勇敢和智慧，为商人争取平等政治地位。《墨经》研究商品交换的规律：“价宜则售。”“价也宜不宜，在欲不欲。”“价宜，贵贱也。”商品价格合适，就能交易成功。商品价格合适，不单由卖方决定，是买卖双方决定：买卖双方都愿意。商品售价可变，或升或降，太低买方愿意，卖方不愿意，太高卖方愿意，买方不愿意。找到一个关节点，买卖双方都可接受，就是合适的价格。“欲”即买卖双方愿意。这是从观察大量商品交换活动得出。买卖双方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经过唇舌争，货比三家，买的愿买，卖的愿卖，价格合适则成交。这是品交换活动的规律。

    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类市场逐步建立，各交易活跃。大到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小到在早市买菜，“价宜赙售”的规律无处不在。“价宜不宜，在欲不欲”的道理，对主义市场经济有现实意义。商品交换是自愿的活动，不能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自主经营。产品定价、销售，由市场调节，企业自主，行政不得干预。人为压价，打“白条”，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商品价格总水平由总的供求关系决定。《墨经》说：“买无在反其贾价。刀籴相为价。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籴是买米，泛指商品，这里姑且就粮食而言。

    “刀籴相为价”，即刀(货币)和粮食互为等价物。如“1担米=5枚刀币”。在这个公式中，如果把刀币作为等价物，就是说1担米值5枚刀币”。如果把米作为等价物，就是说：“5枚刀币值1担米”。刀币作为货币，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形态，通常用它的变化，说明商品的贵贱。

    “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是通常的看法。如“1担米=2枚刀币”，这是“刀轻则籴不贵”。“1担米=10枚刀币”，这是“刀重则籴不易”。从这两个公式看，变化的是刀币。但墨家超出通常看法，认为在这里真正变化的不是“刀”，是“籴”。如果原来“5枚刀币=1担米”，现在相应的变化是：“5枚刀币=2．5担米”，或“5枚刀币=0．5担米”。“刀”是国家发行的货币，不会随便变化，“籴”因年景不同，经常变化。丰收年，粮食供应充足，5枚刀币值2．5担米。歉收年，粮食供应紧张，5枚刀币值0．5担米。“岁”(年景)使籴发生变化，才感到刀发生变化。既然刀不变，所以说“买无贵”。认识到这一点，就应把等价关系反过来看，这就是“说在反其价”。

    墨家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上看物价，发现“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物价下跌；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物价上升”的普遍规律。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交换，与墨家当时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没变，就是物价涨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把物价波动控制在合理幅度内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不是用行政手段、强行限制商品的价格变动，而是控制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墨学与政治一尚贤和人才何谓贤人？《尚贤上》载墨子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贤人是道德高尚、能说会道、知识广博的人。《说文》：“贤，多才也。”《玉篇》：“贤，有善行也。”贤人有多方面的才能，有善良的德行，德才兼备。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贤人的道德是为人民谋利益，让老百姓得温饱，让社会安定。

    《耕柱》载墨子把“谈辩”看作“为义”的手段，墨子“上说诸侯，下说列士”，“遍从人而说”，是为了实现理想事业。为提高谈话辩论的技巧，墨家专精辩学，辩学是墨家的主课，相当于逻辑。毛泽东制定《工作方法60条》，第43条是“学点文法和逻辑”，用意是提高干部的文化素养，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尚贤中》载墨子说：“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担任各级管理职务的贤人，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熟悉各种业务知识，懂得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各司其职，各胜其任。

    3．不党不偏

    宗法制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任人唯亲”。墨子提出打破宗法制“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不分血缘亲疏、等级贵贱，“任人唯贤”。《尚贤中》载墨子说：“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尚贤”即“任人唯贤”。“不党父兄，不偏富贵”，是否定血缘宗法制的用人原则，否定贵族垄断政治的特权。

    儒家主张“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论语·泰伯》载孔子说“故旧不遗。”《论语·微子》载孔子说：“故旧无大故，则不弃。”孔子也说“举贤才”，但他的“举贤才”不如墨子的“尚贤”更有颠覆性、革命性，墨子主张彻底同世卿世禄制的用人原则决裂。

    墨子主张从“农与工肆之人”中选贤任能，为农、工、商业者，争取参与政治的权力。《尚贤上》载墨子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主张让权力职位有流动性和竞争性，给农、工、商业者凭自身的德与能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

    怎样用贤？第一，尊贤。贤能之士，有德有才，可胜重任。《亲士》比喻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须有宽阔胸怀，容纳贤才。第二，爱贤。《亲士》比喻说：“今有五锥，此其锸，锸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先竭。”“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日：太盛难守也。”最锐利的锥子先用折，最锋利的刀刃先磨光，最甜的井水先喝光。比干忠直被剖心，孟贲勇力被杀死，吴起变法有功被车裂，贤人常因其优长被毁灭，所谓“太盛难守”，贤才应该给予特别爱护。4．尚贤的意义墨子的尚贤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尚贤上》载墨子说：“贤良之士”，“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亲士》说：“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当今世界竞争激烈，人才竞争更甚。重视和重用人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邓小平说：“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①

    墨子反对“任人唯亲”，主张“任人唯贤”，代表正确的用人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②这是对墨子“任人唯贤”路线的肯定，是今天应继续坚持的用人路线。

    《尚贤中》载墨子说：“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佼好使之。”这种情况至今还时有发生。又说：“不辨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这一原则至今也没完全实现，做到“任人唯贤”仍需付出巨大努力。二尚同和管理

    墨子认为，必须把贤人政治推广到全国，到处都用贤人管理。《尚同下》载墨子说：“尚同为政之本，而治之要。”“尚贤”这个“为政之本”是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尚同”这个政之本”是解决“怎样管理”的问题。二者都是治理的根本。

    “尚同”即“上同”，全国同一于上，前提是全国各级管理职位都由贤人担任，让贤人“一同天下之义”，实现社会安定，天下太平，这是墨子的理想。

    “尚同”有“上下通情”的含义，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信息畅通。《尚同下》载墨子说：“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干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然而使天下之为寇乱盗贼者，周流天下无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为政善也。”这种隋况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是一种理想。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日，借助互联网等条件很容易做到，真可以说：“弹指一挥间，千里如眼前。”《尚同中》载墨子说，理想的天子、圣人能够明知“数千万里之外”的事情，人们吃惊地说：“天子之视听也神！”天子的眼睛、耳朵，简直像神！

    墨子的回答是：“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入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己之思虑者众，则其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则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日：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这种解释包含科学道理。天子、圣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并非因为是神，而是集中了群众智慧的结果。当代管理快捷高效，信息畅通，是各级行政机构配置了先进通信设备，制定了严密规章制度，保证了快捷高效，信息畅通。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认为，墨子的国家起源论同于“民约论”：“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斯，盛于洛克，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斯为优，而精密不逮卢、洛二氏。”认为墨家政治理想与社会主义相通：“墨子政术，非国家主义，而世界主义、社会主义也”，“举国界家界尽破之，而一归于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

    台湾学者周长辉说：“墨子的尚同尚贤的理想，可以说是一种很完整的‘民主集权的政治”。张伟国说：“墨子的政治理想就算以西洋现代民主政治理想比，也绝不失色。在迎合中国现实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来说，墨子政治理想的价值，不一定在西洋现代民主政治理想之下。”②

    《尚同下》载墨子说：“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日：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上同的前提是贤人在上，爱民利民。让下级服从，首先须爱护下级，了解下情，顺从民意。集中统一，以反映、汇聚民意为基础。墨子鼓励谏争，认为“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的驯服工具，不是忠臣。墨子的尚同论，对现今的行政管理有积极启发意义。墨学与伦理一兼爱互助

    伦理是墨学的重要内容，墨家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型代表，“兼爱”是墨家伦理的重要论题，是墨家的道德理想为战国时期墨家师徒所热忱向往，执著追求。墨家“兼爱”是萑代人道主义的典范，有重要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价值。墨家对“兼爱”多角度、多方面的巧妙论证极富启发意义，值得今人借鉴。1．混乱起因《兼爱上》载墨子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关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中》载墨子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

    墨子创立学说，以社会治理为终极目标，“兼爱”是墨子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他认为社会混乱起因于“不相爱”，对症下药，就要用“兼爱”代替“偏爱”、“别爱”，天下才能由乱到治。社会经济、政治决定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又对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反作用。《诗·小雅》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比喻优秀情操令人敬仰，崇高的德行值得效法。道德教育是提高精神素质、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高尚道德目标是行为的准绳、精神的寄托。墨子倡导“兼爱”是古代人道主义的典范。墨子追求理想精神境界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美好愿望值得肯定。

    2．兼以易别

    《兼爱下》说：“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以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日：兼以易别。”墨子提出辩论学的原则：驳倒别人的错误论题，一定要有自己的正确论题代替。只反对别人论题，没有代之以自己的论题，就像用水救水，用火救火，是恶性循环。墨子提出用“兼爱”代替儒家的“偏爱”、“别爱”。“兼”字本意是一手执二禾，一只手拿两株禾苗，引申为整体、普遍、全部、所有、一切。“兼爱”是普遍平等的爱、没有差别的爱，不分血缘亲疏和等级贯贱。

    《孟子·滕文公上》载墨者夷之主张“爱无差等”，主张施爱不分差别和等级。墨家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非儒》说：“儒者日：亲亲有差(等次)，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儒家有差别、等级的爱是“偏爱”、“别爱”。

    《墨经》定义：“偏也者，兼之体也。”“体，分于兼也。”又说：“权者两而勿偏。”“偏”和“兼’’是对立概念。“兼爱”是普遍平等的爱，“偏爱”、“别爱”是局部的爱，有差别、分等级的爱。“兼爱”和“偏爱”、“别爱”是墨、儒两家对立的道德理想和原则。

    3．兴利除害

    《兼爱下》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天下兴利除害是墨家仁人、义士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是墨家所讲的仁义道德的实质和内容。

    《贵义》载墨子说：“万事莫贵于义。”《耕柱》载墨子说：“所谓贵良宝者，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鬲六翼，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宝也。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谓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义”比稀世珍宝更宝贵，是真正的“天下之良宝”。“义”的实质、内容和标准是“利”，即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

    墨子讲“兼爱”，主张给广大人民以实际利益，解决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问题。他把“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看作人民的三大祸患，倡导“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

    治”。

    《经说下》说：“仁，爱也；义，利也。”“仁义”、“爱”等伦理观念的内涵是利益、功利。义利统一，重视功利，不空‘‘仁爱’’是墨家的伦理原则，反映劳动人民互相关心、帮助的镧统美德。

    孔子“罕言利”。《论语·里仁》说：“君子喻于义，小人于利。”孟子见梁惠王说：“何必言利，亦有义而已矣。”《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义利分裂”与“义利统一”是儒、墨两家针锋相对的家论敌的观点。

    当前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后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尊重公民合法权益，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墨家义利统一的原则可以为鉴。

    4．对等互报

    墨子提出“为彼犹为己”的道德原则，即为别人就像为自己，替别人着想，急人之所急，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出发点是人人都先“为彼”，把为他人放在第一位。自己先为他人，他人也会对等地给自己回报。《兼爱中》载墨子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兼爱下》载墨子说：“吾必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这是对等互报的原则。

    自己先爱人、利人，他人也会给自己对等的报答。自己先恶人、害人，他人也这样对待自己。每人都善待他人，每人也受到他人同样的善待。每人都坑害他人，每人也受到他人同样的坑害。

    墨子引《诗经》“无言而不售(回答)，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表达“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的对等互报原则。这种待人处世原则渊源久远，体现在大众，特别是早期手工业行会会员的日常生活中。墨家学团植根于手工业等劳动者阶层，对此有深切体会。

    墨子的对等互报原则今日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等互报原则告诉经营者，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首先要这样对待别人。不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首先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每人首先善待他人，每人都得到善待，这种人伦关系值得提倡。走向市场是为追求利益。每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不希望受到损害。经营者都坚持合法经营，公平竞争，不侵害他人，自己的利益也会得到保障。心存不良，欺行霸市，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自己也终将成为受害者。

    5．动机效果

    动机和效果是道德评价的范畴。墨家认为志和功，即动机和效果是对立统一关系。《鲁问》载：“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日：‘未可知也。或所为赏誉伪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蛊，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好学和仗义疏财都是好品质。墨子对鲁国君两个儿子很难断言，因为做好事的动机可能是想得到别人的赞赏，假装如此。钓鱼者毕恭毕敬，动机不是对鱼有所赐予。用毒饵捕鼠，老鼠以为是“美食”，不是出于爱老鼠的动机。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综合考虑动机和效果。

    有人说，墨子兼爱好，但实行难，犹如不能举泰山，以跨河济。《兼爱中》载墨子说，攻城野战，杀身为名，天下百姓都认为很难，只要国君高兴，士众都能做到。兼相爱，交相利，何难之有？原因在于“上弗以为政，士不以为行”。兼相爱，交相利，能否实行，要看是否有实行的动机。

    动机好坏，要看效果，但在效果还没有充分显示的情况下，根据经验和常识，也可以断定动机好坏。某处失火，一人提水灭火，一人火上浇油，想把火烧得更旺。可以断定，提水想灭火的动机好，想把火烧得更旺的动机不好。同样道理，墨子想“兼爱”救世的动机好，儒家想用“偏爱”、“别爱”害世的动机不好。

    《大取》说：“志功为辩。”“志功不可以相从也。”认为动和效果有区别，有时可能有不一致的情况。《经上》和《经说把“矢至侯中，志功正也”，作为动机和效果“正合”的例证是动机和效果相一致的情况。即用箭射靶，希望射中靶心，结果射中，是动机和效果的符合。

    墨家注重效果，也不忽视动机善恶的分辨。动机和效果是对一关系。评价善恶，要注重道德行为的后果，对社会的影行为由意识支配，行动有目的性。动机是利己，效果不会利。倡导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道德，应反对个人中心主义。提倡高尚情操。人要有高尚精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高尚精神塑造人。墨子“合其志功而观”的道德评价方法，可以借鉴。二兼利天下

    1．利他主义

    墨家坚持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在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关系中，墨家的价值取向是利于社会。墨子的道德理想是实现仁义，为公众谋利益。《兼爱中》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仁人”又叫“义士”。“义”的内涵和标准是“利”，公众、他人、公益的利，道德主体发出的对道德客体有利的行为。“为义”是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社会普遍、平等的“爱利”。

    在个人与个人的价值关系中，墨家的价值取向是利他主义。《贵义》载墨子说：“必去六僻，默则思，言则诲，动则事，使三者代御(交错发挥作用)，必为圣人。必去喜、怒、乐、悲、爱、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克服个人感情和爱好，全身心投入实现仁义的事业，就成为圣人。墨子的“圣人”，不考虑个人得失，一心服务于公众。墨子被称为“北方贤圣人”，提倡以“仁义”利天下的原则，在当时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奉献与索取之间，墨家的价值取向是奉献：“道义高于俸禄”。墨子讲的义、道义，是公众、他人、客观的利。义、道义、公利，高于个人的利禄、私利。墨子到楚国都郢，向楚惠王奉献著作，希望楚王实行自己的学说。楚王口头称赞墨子的书是好书，许诺给墨子高官厚禄，但不准备实行墨子主张。墨子说：“道不行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把道义放在名位利禄之上，不贪图利禄、出卖道义。楚王又加封五百里国土，让墨子世代享受封君特权，墨子毅然不受而去。

    越王用五十部豪华轿车，派墨子弟子公尚过到鲁国，迎墨子到越国做封君，墨子以不出卖原则为理由辞绝。《鲁问》载墨子说：“意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出卖)也。均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

    《耕柱》载墨子以高石子坚持道义，不贪图厚禄，辞去卫国公卿大夫职位的范例教育弟子。高石子对墨子说：“昔者夫子有言日：天下无道，仁士不处焉。今卫君无道，而食其禄爵，则是我荀陷人食(白吃饭)也。”墨子对禽滑厘说：“姑听此乎？夫背义而向禄者，我常闻之矣。背禄而向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背叛仁义，贪图禄位，大有人在，不贪图利禄，崇尚仁义，高石子是榜样。

    《鲁问》载墨子用胜绰“背义而向禄”的反面典型教育弟子。墨子派胜绰做齐将项子牛随从，胜绰贪图厚禄，违背道义，纵容项子牛“侵鲁地”。墨子叫高孙子把胜绰辞退，批评他说：“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知之也，禄胜义也。”口头说仁义，实际不实行，是明知故犯。胜绰的错误是以利禄压倒仁义，“背义而向禄”，跟高石子“背禄而向义”的精神相反。

    墨子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价值观，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要不要提倡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价值观？要不要提倡奉献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价值抉择？要不要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神？这涉及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培养良好道德风尚，决定未来会发展方向的原则问题。墨子社会本位的利他主义价值观可借鉴。

    2．自苦为义

    墨子从鲁国出发，到齐国游说，路遇熟人。熟人对墨子说：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墨子为实现仁义事业，自讨在华夏大地远近闻名。墨家集团生活清苦，“量腹而食，身而衣”，“短褐之衣，藜藿之羹”。

    《庄子。天下》说，墨子让学生身穿裘褐衣，足登木麻鞋，“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并说：“不能如此，不足为墨。”《庄天下》赞叹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稿不舍也，才士也夫！”

    《孟子·尽心上》载抨击墨子最激烈的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北宋程颐说：“墨子之德至矣。”墨子的高尚道德情操人所共知。

    墨子说：“为义非避毁就誉。”为公众谋利益，不是为求得别人赞誉。《耕柱》载儒家信徒巫马子对墨子说：“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子为之，有狂疾。”您为了实现仁义，辛苦奔走，尽管人们没有看见，不知道，您还是照样干，简直有神经病。巫马子对墨子“自苦为义”的批评，是从极端利己主义的逻辑中引申出来的。

    墨子推荐高石子到卫国做官，卫国君让高石子担任卿大夫，给予高俸禄。高石子朝见卫君，尽力阐述墨子思想，卫君不实行，高石子愤而离职。见墨子，高石子对墨子述说离职原因，问墨子：“卫君会不会认为我有神经病呢？”墨子说：“为义非避毁就誉，去之荀道，受狂何伤？”“为义”不是要避开毁谤，企图受到赞誉。你的辞职符合道义，说你有神经病怕什么？

    《公孟》载墨子主张口言身行，言行一致，对告子说：“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指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兼爱下》载墨子说：“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口讲仁义，应身体力行。

    《鲁问》载鲁国南部有隐士吴虑，冬天制陶，夏天耕种，自比舜。墨子去拜访他。吴虑对墨子说：“仁义呀，仁义呀，自己干就是了，何必到处游说宣传？”墨子说：“您所谓的仁义，也是有力量就帮助人，有财产就分给别人吗？”吴虑说：“是的。”

    墨子说：“我曾经考虑过，自己亲身用耕种给天下人吃饭，搞得好，不过得到相当于一个农民的收获。分给天下人，一个人不能得到一升粮食，也不能让天下饥饿的人吃饱饭。自己亲身用织布给天下人衣服穿，搞得好，不过得到相当于一个妇女织出的布匹。分给天下人，一个人不能得到一尺布，也不能让天下受冻的人穿暖和。自己亲身披着坚固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解救国家的患难，搞得好，不过相当于一个士兵的作战能力，并不能抵御侵略者的大军。这些都是很显然的。我不如诵读和探求先王的学说，通晓与考察圣人的言词，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劝导平民百姓。王公大人采用了我的学说，品行一定得到修养。我虽然没有自己耕种来让饥饿的人有饭吃，亲身织布来让受冻的人有衣穿，而功劳却大于亲身耕织来让天下人有饭吃、有衣穿的人。”吴虑没有被说服。

    墨子问：“假设天下人都不知道耕种，那么请问：教人耕种与不教人耕种而只是独自耕种的人，谁的功劳大？”吴虑回答：“教人耕种的人功劳大。”墨子问：“假设进攻不义的国家，击鼓叫大家进行战斗与不击鼓只是独自进行战斗的人，谁的功劳大？”吴虑回答：“击鼓叫大家进行战斗的人功劳大。”

    墨子说：“天下平民百姓很少有知道仁义的，所以用仁义教导天下的人功劳也大，我为什么不到处宣传仁义呢？假如我能鼓励大家达到仁义的要求，我的仁义岂不是更加发扬光大了吗？”墨子说服洁身自好的吴虑，表明宣传仁义，积极救世，是为了对社会公众作更大贡献。

    墨子教育门徒，为实现道德理想，要有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教化)之所致也。”门徒因参加防御战争而死，墨子认为是死得其所，说明墨子“为义”，有不怕牺牲的精神。

    墨子“为义非避毁就誉”的原则富有教育意义。今日有的导人为任内“留名”，乱上项目，集资摊派，这不是为民造是为民招灾。墨子“自苦为义”与今日艰苦奋斗的精神相通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是靠劳动创造世界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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