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总结生产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取得的对世界系统性、理论性的认识。墨家学派的科学活动，以亲身参加生产实践为基础，以概念和理论分析为手段。墨家的科学知识有浓厚的实践性、实用性，又有一定的抽象性、理论性。墨家科学活动的出发点是生产和生活，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观察自然现象，进行科学实验，论证科学命题，体现为生产服务的实用科学观。
《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日：“子之为鹊也，不如翟之为车辖，须臾斫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弟子日：“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子日：“不如为车之巧也，用咫长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飞一日而败。”
墨家学团接近手工业阶层，从事直接的生产和技术活动。墨子一身兼经验家、技术家、工匠、大匠师和科学理论家的素质和品格。他是技术高明的工匠，熟悉各种手工业技术，特别是木工技巧，又把行业技术上升为科学理论。
墨子成名后，主要身份是学者、哲学家、理论家和科学家，他既能从实践中获得丰富的科学技术资料，又能对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墨家探索自然现象，思考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体现“摹略万物之然”的科学精神，正确描述事物现象之“然”，穷究其“所以然”，在专注分析世界万物的“然”和“所以然”中，排除主观和迷信因素的困扰。墨子论证问题，除引用劳动者的生产实践经验外，有时夹杂“天志”、“鬼神”的迷信因素，但细查深究狭义《墨经》4篇5700余字的内容，通篇专论科学技术，绝无一字一句、一丝一毫诉诸迷信的迹象，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非命上》记载墨子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三表”法：根据历史事实、百姓现实经验和运用中百姓利益的符合程度。从间接历史经验、人民现实直接经验和应用效果三方面，考察理论的正确与否，首次提出检验科学真理性的经验和实践标准。
墨家有重要科学成就。《墨经》记载墨家科学思想，如数学、物理学和光学，内容丰富。《墨经》的科学知识以生产和科学实验为根据，其中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定义、划分和命题论证。在光学方面，记载小孔成像实验，论述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光的反射现象、光源和物影的关系。这些光学知识，在现代投影技术方面仍被广泛应用，电影机、摄像机、投影仪都是根据这些投影知识设计、制造的。
二数学知识《墨经》的数学知识主要是几何学，有数学名词的定义，论方、圆、直线的性质，点、线、面、体的关系，相交、相切、相离问题。《墨经》和西方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有许多概念、理论相符。1．点、线、面、体 点、线、面、体是几何图形的元素。点是《墨经》的几何学概念。《经上》说：“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端”即点，这是“端”(点)的定义。《墨经》的“端”含义有两种：第一，相当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点。在欧氏几何中，点被定义为“不可分”。第二，没有厚度，也没有长度和宽度，是物体的最前部分。《经下》说：“非半弗斫则不动，说在端。”《经说下》说：“斫半，进前取也。前则中无为半，犹端也。前后取则端中也。斫必半，无与非半，不可斫也。”一根有穷长的棍子，不管从一头往前取半，还是从两头往中间取半，每次取一半，最后不能再取半，这就是“端”，即不可分的点。
《庄子。天下》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提出物质无限可分的论点。《庄子》的论点是“不竭”，《墨经》的论点是“竭”，即存在“不能取半”、“不动”的“端”点。《墨经》的“端”是没有长、宽、高三维，无穷小的物质微粒。这种物质结构论，相当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原子论。原子论或物质微粒说，是人类认识物质的一个阶段、里程碑，再进一步，人类探讨原子论或物质微粒的深层结构，提出物质无限可分说。物质结构是可分和不可分的结合，是可分的阶段性、有限性和进展性、无穷性的统一。《墨经》“竭”和《庄子》“不竭”两种论点，都各有其局部的真理性，都各有所见，也各有所不见。
《经上》说：“体，分于兼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点和线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是对“体”所下的关系定义。“体”是部分、元素，“兼”是整体、集合。“尺”相当于几何学的“线”，“端”相当于“点”。“线”是无数“点”的集合、整体，“点”是“线”的部分、元素。这相当于欧几里德几何中“全体大于部分”的公理。
《墨经》第1条论证点是线的必要条件，线是点的充分条件。《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故”指原因，“后成”指结果。“故”分“小故”和“大故”。“小故”相当于必要条件，特征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即有点不一定有线，而无点一定无线，点为线的必要和非充分条件，反过来可以说线为点的充分条件，即有线一定有点，而无线不一定没有点，线是点的充分和非必要条件，设p为cI的必要和非充分条件，则q为p的充分和非必要条件。
《经上》说：“撄，相得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尺与尺俱不尽。端与端俱尽。尺与端或尽或不尽。”“撄”的含义，是“相交”、“相遇”、“接触”。这分三方面考察：
第一，“尺与尺俱不尽”。线和线相交，双方都不完全重合，因为线是无数点的集合，线和线相交，只交于一点。
第二，“端与端俱尽”。点和点相交，完全重合，完全占有对方，没有空隙，因为点没有长、宽、高。
第三，“尺与端或尽或不尽”。点和线相交，从点方面说，是完全重合(尽)，从线方面说，是不完全重合(不尽)。
《经上》说：“比，有以相撄，有不相撄也。”《经说上》解释说：“两有端而后可。”这是几何学中图形比较的方法。同类图形可相互比较，如两条线、两个角、两个圆、两个矩形等，可用叠置法比较。
《经上》说：“次，无间而不相撄也。”《经说上》解释说：“无厚而后可。”“次”：序次、排列、相切。“相切”：两个图形的共同点只有一个。“无间”是两个图形之间没有空隙。“不槲撄”是不相交，相交是有两个共同点，“相切”是有一个共同点
墨家认为，两个图形相离的时候，中间有空隙。《经上》说“有间，中也。”《经说上》解释说：“谓夹之者也。”《经上》说“间，不及旁也。”《经说上》解释说：“谓夹者也，尺前于区“离，间虚也。”《经说上》解释说：“虚也者，两木之间，无木者也。”
这是说图形相离。如一座建筑两根立柱间的空隙是可计算的。“间，不及旁也”，说明“及”不是“齐及”(相等)，而是“包含”。“尺前于区”，相当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定义“面的和面之间。
2．有穷无穷有穷、无穷是近代数学中的重要概念。《经上》说：“穷，或有前不容尺也。”《经说上》解释说：“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或”：“有时”。“尺”：线。“前”：一个区域的最前面。一个空间是有穷的，在度量的时候，前面不能容纳一线，这就是“或不容尺有穷”。一个空间是无穷的，在度量的时候，前面永远可以容纳一线，这就是“莫不容尺无穷也”。
3．方圆定义
《经上》说：“方，柱、隅四权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矩写交也。”“柱”：边。“隅”：角。“方”的定义，是四边四角相等。“方”是用矩尺作出的四边相等，四角为直角的平面图形。墨家知道“矩”这种工具的性质和作用，工匠没有矩，寸步难行。这个定义既科学，又实用，反映用矩尺做方的生产技术。
《经上》说：“圆，一中同长也。”《经说上》解释说：“规写交也。”圆有一个中心，从中心到周边有同样长度。“规”是画圆工具，“写”即“画”。用圆规一脚抵住中心，用另外一脚画出圆周的轨迹。《经上》说：“同长，以正相尽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楗与框之同长也。”《经上》说：“中，同长也。”《经说上》解释说：“心，自是往相若也。”“同长”：比较两个物体同样长度，如门楗和门框有同样长度。“中”是圆心，从圆心到圆周都有同样长度，距离相等。现代科学发达，但画圆的基本动作和方法，仍是如此。4．直线和圆《法仪》载墨子说：“直以绳。”墨子在木工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画直线的方法。中国木工用墨斗工具画直线的实践，从理论上接近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思想。其一，从每一点到另一点可引一直线；其二，通过不同两点的直线必定存在；其三，通过不同两点的直线至多有一条；其四，推论：任意两个不同的点，确定唯一的通过它们的直线。
《经上》说：“直，参也。”《经说上》说：“圆无直。”“直”：直线。“参”：第三个东西加入两个东西中间。《广雅·释言》：“参，三也。”直线是有一点恰好介于另外两点之间。在一直线上的三点，有一点恰好介于其余两点之间。希尔伯特《几何基础》整理欧几里德几何公理学公理体系的顺序公理：
公理一：设有A、B、c三点，若B介于A和c之间，则A、B、c是一直线上三个不同的点，并且B也介于c和A之间。
公理二：对于任何不同的A和B两点，在直线AB上至少有一点c，使得B介于A和c之间。
公理三：在一直线上任何不同的三点中，至多有一点，介于其余两点之间。
希尔伯特公理和《墨经》直线概念的内容相通。《墨经》在分别定义圆和直线后，确认圆和直线关系的定理“圆无直”，即圆周上无直线；一圆周上任何三点都不在一直线上；没有一圆能通过同一直线上的三点。《墨经》认为，这条定理可以通过科学的问答方法来证明。《经说上》说：“有说，过五诺，若‘圆无直’。…‘说”：论证。“五诺”：论证科学知识的五种问答法。
5．加倍和还原
《经上》说：“倍，为：二也。”《经说上》说：“二尺与尺但去一。”“倍”是乘以二。二尺和一尺之差是一尺；从二尺中减去一尺；二尺是一尺的二倍。这是“倍”的定义和算法。
《墨经》有许多数学概念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符
《《墨经》是中国数学史上的宝贵文献，其中记述的数学知识与中国工匠几千年实际运用的生产技术密切结合，变为尽人皆知、耳熟能详的基础性理论。三物理知识《墨经》有丰富的物理学知识，对时间和空间、运动和静止瞻概念，从生活经验出发，运用推理能力和高度想象，进行深刻论证。1。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古籍中常“宇宙”二字并举。“宇”：空间概念。“宙”：时间概念。《经上》说：“久，弥异时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古、今、旦、暮。”《经上》说：“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东、西、南、北。”这是时间和空间的定义。“久”指时间概念。尸佼《尸子》：“天地四方日宇，古往今来日宙。”《淮南子·齐俗训》：“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久”与“宙”古音相通，“久”即“宙”。
《经上》说：“始，当时也。”《经说上》说：“时或有久，或无久。始当无久。”“始”指开始、开端。所有物体运动变化都有“始”，“始”是物体运动恰当开端之时，是属于无穷小的时间(一刹那)。2．物体和运动《墨经》分析物体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经下》说：“字或徙，说在长宇久。”《经说下》解释说：“宇徙而有处，宇南宇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经下》说：“宇进无近远，说在步。”《经说下》解释说：“区不可遍举宇也。进行者先步近，后步远。”《经下》说：“行修以久，说在先后。”《经说下》解释说：“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修必以久。”
时间和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离开运动不可想象。物体在空间(宇)的运动(徙)，必然关联到时间(久)的连续。从运动(徙)过程中的时间(久)先后，必然关联到空间(宇)的延长。墨子从鲁国出发，先经过较近的宋国，后达到较远的楚国。《墨经》以人走路为例，论证运动、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没有物体的运动变化，就没有时间和空间。空间和时间具有的共通性是“弥异”，就是连续变化的运动性。
《墨经》对于力、重、运动之间的关系有一定认识。《经上》说：“力，形之所以奋也。”《经说上》说：“重之谓，下举重，奋也。”这是“力”的定义。“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举”是使物体上升，提起重物。
《经上》说：“尽，莫不然也。”《经说上》说：“俱止、动。”《经上》说：“动，或徙也。”《经说上》说：“偏际徙者，户枢、蛇、蚕。”《经说上》说：“无久之不止，若矢过楹。有久之不止，若人过梁。”《经说上》说：“蛇、蚓旋圆，去就也。”
这些物体运动的实例是从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俱止”：全部静止。“俱动”：全部运动。门的运动是绕轴作扇形旋转。蛇、蚕和蚯蚓的运动是一部分动，一部分不动(偏际徙)。《墨经》分析瞬间运动和历时运动，“无久之不止”指瞬间运动，如飞行着的箭，经过一根柱子所占有的时间，“有久之不止”指历时运动，如人通过一座桥梁。
3．杠杆和斜面
墨者从当时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杠杆、斜面的力学知识。春秋末期运用杠杆原理的桔槔简单机械已在民间应用。《说苑·反质》说：“为机重其前，轻其后，命日桥。”《庄子·天运》说：“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备斗者百。”“城上之备：桔槔。”《备穴》载：“穴且遇，以桔槔之。”“穴且遇，为桔槔，必以坚材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三人用桔槔冲之。”“桔槔为两夫而旁埋其植，而缚钩其两端。”桔槔应用于生产和生活，也应用于军事。
墨家细述桔槔机的应用和杠杆原理。《经下》说：“负而不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墨家以杠杆原理分析桔槔机技术，其构造是用一直木立于地，另一根横木用绳交结于直木上。杠杆横木处于平衡状态，在一端加一个重量，这一端必然下垂。假如权和誊重物相等，杠杆的支点在横杆的中点，这时杠杆会出现平衡状态。
中国古代对杠杆原理的应用，除桔槔机外，又有称衡。桔槔是应用动力学原理的机械，称衡是应用静力学原理的机械。墨家的一大贡献是有机统一技术和科学，科学是技术的升华，又为技术服务。
《墨经》论述滑轮的工作原理。《经下》说：“挈与收反，说在权。”《经说下》解释说：“挈，有力也。引，无力也。不必所挈之止于斜也。绳制挈之也。若以锥剌之。挈，长重者下，短轻者上。上者愈得，下者愈亡。绳直，权重相若，则止矣。收，上者愈丧，下者愈得。上者权重尽，则遂挈。”
滑轮工具广泛应用于工程建设，可节省劳力。“挈”是提升，“收”是收取，二者用力方向相反。“权”用于起平衡作用。提升重物时，长重的权向下拉引，短轻的重物会向上提举。重物越来越达到顶端，权会越来越达到地面。收是从地面收取上面的重物，权越来越上到顶端，下降的重物越来越达到地面。
桔槔和滑轮是形态上不同的两种工具，二者遵循的原理是相同的，即利用杠杆的力学原理。在应用杠杆原理以外，也应用斜面原理。《经下》说：“倚者不可正，说在梯。”《经说下》解释说：“两轮高，两轮为辁，车梯也。重其前，弦其前，载弦其胡，而悬重于其前，是梯，挈且挈则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则下直。斜，或害之也，流梯者不得下直也。今也废石于平地，重，不下，无旁也。若夫绳之引胡也，是犹自舟中引横也。倚：背、拒、牵、射，倚焉则不正。”
车梯是前后各有两个轮子的梯子，可以斜放作梯子搬运东西，也可以作车子牵引前行。凡重物上面不拉，下面不引，旁边不推，就垂直下落。物体在斜面上运动，会受到斜面本身的限制。在斜面上流动的物体，不能垂直下落。放一块石头在平地上，它本身有重量，但由于受地面限制，不会垂直下落。它没有受从旁边来的作用力。用人力牵引绳子，使车梯往前走，就像在水中拉船往前走一样省力。用肩扛重物，支撑、牵引和投射都是斜面运动的例子。墨家从技术中概括科学原理，用以创造发明更多工具。墨家的创造发明，服务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实际应用价值。4．科学比较《经下》说：“异类不比，说在量。”《经下》举例解释说：“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价四者孰贵？糜与霍孰高？”不同类事物不能比较，论证的理由在于度量标准不同一。木长属于空间，夜长属于时间，无共同长度可比。智慧是精神财富，粟米是物质财富，无共同数量多少可比。爵位、亲属、操行、物价不同类，无共同价值贵贱可比。麋鹿走于地，仙鹤飞于天，无共同高度可比。“异类不比”的原则，对现代物理学同样适用。
“发”纤细脆弱，用来悬轻物，也会断绝。墨家说，如发结构均匀，可悬挂或轻或重的物体，不断裂。头发断裂，是于它结构不均匀。墨家的设想在今日得到证明，金属线弹性形变的实验研究证明，金属线所受张力大到一定程度，不会断绝。但较纤细的部分，有伤损、裂痕的部分，含杂质的部分，会断绝。上，区别知识、智慧和猜测、想象。《大取》说：“智与意异。”“智”：知识、智慧，是关于事实和必然性的认识。“意”：猜测、想象，是有或然性、不确定的假说。科学需要假说和想但假说和想象不等于科学。假说和想象的证实，才变为科墨家对假说和想象的认识，与现代科学方法论一致，有合理意义。四光学知识
《墨经》有8条论述光学的条文，从光的直线传播原理出发，论物影的定义和成因，说明影是光照不及所致。论本影和半影现象及其成因，指出在两个光源之下，物体有两个影。用小孔成像实验，说明光的直线传播原理。论光的反射，经反射后的日光，照到人体，投在地面的人影，必在日与人之间。论物影变化的规律，直立木杆，在光源照射之下，投在地面影子长度大小的变化规律。论平面镜、凹镜、凸镜成像规律，作出接近科学的说明。
《经下》说：“影不徙，说在改为。”《经说下》说：“光至，影无。若在，尽古息。”说明光和影的关系，分析影子移变的物理本质。物体影子本身不移变，影子移变是由物体与光源位置改变的结果。如果物体不动，光源移动，或者光源不动，物体移动，光照射到的地方，影子就消失。如果光源和物体都静止不动，这影子永久留在那里，而这是不可能的。
墨家论点和名家有一致性。《庄子·天下》载辩者辩论有“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列子·仲尼》有公孙龙论点“有影不移”。公孙牟子对公孙龙论题的解释是：“影不移者，说在改也。”二者相比较，可见其间的相互影响。《经下》说：“影二，说在重。”《经说下》说：“二光夹一光，一光者影也。，’这里解释重影现象及其原理，涉及本影和半影。在光学上，两个影子相互重叠的地区，叫做本影，而本影周围构成的影子，叫做半影。墨家解释形成重影的原因，是由于“二光”的存在。两个光源所造成的两个半影，夹着一个本影。
庄子以本影和半影现象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齐物论》说“罔两问影”。一个物体，在两个以上光源照射下，形成影子。“影外之微阴’’是罔两，两影重叠处较黑的部分是“影”。现代光学分别称“本影’’和“半影”，即墨家说的“影”和“重影”。墨家通过实验观察，提出本影和半影的现象和原理，是一大贡献。如图1：本影和半影。《经下》说：“影倒，在午有端与影长，说在端。”《经说下》解释说：“光之入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入也下。足蔽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蔽上光，故成影于下。在远近，有端，于光，故影窟内也。”墨家用小孔成像来实验，说明光的直线播原理。在黑暗小屋朝阳的墙上开一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在阳光照射下，屋里相对的墙上出现一倒立的影子。墨家明光线的传播，像箭一样，是直线进行的。下面的光线照进暗室，射到墙上边，上面的光线射到下边。光线射进或远或近的上的小孔，就在墙上形成倒影。这是墨家的光学实验，结正确。
墨家研究光的反射现象。《经下》说：“影迎日，说在转。
《经说下》说：“日之光反烛人，则影在日与入之间。”人影投在迎向太阳的一面，是因为太阳光经过某一物体(平面反射镜)的反射，转变方向。太阳光被反射后，照在人身上，影子形成在太小，说在斜、正、远、近。，，《经说下》说：“木斜，影短大。木正，影长小。光小于木，则影大于木。非独小也，远近。”影子形成的大小，决定于物体位置的斜正和光源的远近。木头斜放，影子短而大。木头正放，影子长而小。光源小于木头，影子大于木头。不仅光源小于木头，还与光源的远近有关。这是分析在木头摆放的斜或正、光源比木头大或小、光源离木头远或近等不同情况下，物影的变化。光学家用“斜正”试验叫“光度”，即光体发光强弱之度，可由标准物的斜正来决定。用“远近”试验叫“照度”，即物体受光浓淡之度，可由标准物的远近来决定。
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四面铜镜，是商王武丁之妻的梳妆用铜镜，直径有12厘米左右，证明中国在殷商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世纪)已经使用铜镜制造技术。出土商周以后的铜镜，大部分是平面镜，也有凸面镜、凹面镜。墨家通过实验，论证了平面镜、凸面镜、凹面镜成像的原理。
《经下》说：“临鉴而立，影倒，多而若少，说在寡区。”《经说下》说：“正鉴，影多寡、貌态、白黑、远近、斜正异于光。鉴、影当俱，就、去亦当俱，俱用背。鉴者之容，于鉴无所不鉴。影之容无数，而必过正。故同处，其体俱然鉴分。”
这是各种球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的特点和一般规律。人正立在一个球面镜前面，影像的大小、状貌形态、明暗程度、影像的远近、倒和正都跟物体有所区别。假如在镜中成像，镜与像同时存在，物体和像接近或离开镜面的运动也同时发生，而物体和像的运动方向总是相反。物体的容貌在镜中都会有所反映。镜像的容貌多种多样，并且跟原物总有所区别。就磨制不均匀的镜面而言，在同一地方的物体，镜面不同部分，会形成不同的像。墨家分析说明凹镜成像规律。《经下》说：“鉴凹，影一小而易，一大而正，说在中之外内。”《经说下》说：“中之内：鉴者近中，则所鉴大，影亦大。远中，则所鉴小，影亦小，而必正。起于中缘正而长其值也。中之外：鉴者近中，则所鉴大，影亦大。远中，则所鉴小，影亦小，而必易。合于中而长其值也。”
从凹镜的远处走向镜面，自焦点迎面而来，可以观察到自己小而倒立的像。走过焦点，再向镜面走去，在镜后面可以观察到大而正立的像。《经说》说明“中之内”和“中之外”情况。“中之内”是物体在焦点内的情况。接近焦点时，成像比较大；反之远离焦点时，成像比较小。成像都是正立的。 “中之外”是物体在焦点外的情况。接近焦点时，成像比较大；远离焦点时，成像比较小。成像都是倒立的。这正确说明凹面镜成像的情况。平行光线经凹镜反射后聚焦于焦点，它的成像有以下五种：
其一，当物体在球心以外，得到倒立的实像，这是在球心和焦点之间比物体小的像。
其二，当物体在球心处时，得到与物体一样大的、方向正相反的实像。
其三，当物体在球心和焦点之间，得到比物体大的倒立实像。
其四，当物体在焦点时，不成像。
其五，当物体在焦点以内，得到比物体大的正立的虚像。
墨家没有说明物体在球心、焦点以及球心和焦点之间的成像情况。当时除眼睛以外，没有别的观察仪器。在这样实验条下，得到凹面镜成像的某些规律，已经难能可贵。
墨家分析说明凸面镜成像的实验。《经下》说：“鉴团影一。《经说下》说：“鉴者近，则所鉴大，影亦大；其远，所鉴小，亦小，而必正。”“鉴团”指凸面反射镜。物体在凸镜的前面，论在什么位置，在镜面距离远近，都在镜后面构成正立的比物小的虚像，这是凸面镜成像规律。
《经说》分析像大小的情况，非常奇妙。凸面镜只得到比体小的像。但是当物体位置不同时，像的大小也不同。当物体接近镜面时像大，物体远离镜面时像小。物体无论在哪儿，成像都是正立的。墨家通过实验观察得到的这种科学知识，·和现代关于面镜成像的理论是一致的。墨家通过实验，清楚说明光学的某般原理，在世界光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现代价值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待于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期待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重视科学技术的一家。《墨经》的科学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耀眼的明珠。《墨经》的科学思想，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典范，是现代科技的有益借鉴。
墨家成员来源于社会下层，多为手工业工匠。由于参加生产劳动，取得了丰富经验。《墨经》的科学内容，多涉及手工业实践的规律。所谓“巧传则求其故”，《墨经》科学是代代相传手工业工匠技巧的升华提高和理性概括。墨家科学活动的出发点是生产和生活，求故明法是科学知识形成的机理。现代和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理解和说明《墨经》科学的工具和钥匙。《墨经》科学是现代和西方的科学知识的萌芽和参照。
《墨经》的科学，同现代和西方的科学可以互相解释。《经上》“力，形之所以奋也”的力学定义，可以和牛顿的力学理论挂钩。墨家认为，“力”是物体运动状态变化的原因，人体具有运动能量转移和变化的内在潜质。《墨经》的数学，尤其是几何定义，与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可互相参证。系统的集合论是近代西方人的杰作，《墨经》的集合思想是中华先哲的贡献。
从普朗克的能量子假说，到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从电子的发现，到波尔的原子模型；从细胞学说，到基因学说，这些科学成就都由假说演变而来。假说在科学的发展中有巨大作用，《墨经》的弹性力学假说，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墨家通过实验，阐述光学理论，由简单到复杂，从影的分析到像的分析。《墨经》从物体位置和距离的不同，研究物影变化的法则，是原始的观察实验方法。墨家的科学认识活动有实践性、应用性和经验性，与当时铜镜制作、简单机械使用等生产环节联系，和提高劳动效率与检验产品质量的动机有关。
墨家科学认识活动，首先依赖感觉器官，《经下》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五路”即五种感官通道，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墨家不局限于从感官获得知识，进一步要求：“虑，求也。”“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墨家认识到思考的重要性，是求知的重要活动。这与当今对科学思维的重视一致。《经说上》说：“传受之，闻也。方不彰，说也。身观焉，亲也。”分析获得知识的不同途径，强调“亲知”，注意调动各种认识手段。生产和理论结合，感性和理性并重，是墨家获取科学成就的认识论根源。
墨家科学活动的目的是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这与现代科学的目的一致。《鲁问》说：“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巧”包含科学，“拙”包含不科学。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有其合理意义。墨家发明的动机是服务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科学的目的是增进入民的利益和功利。
墨家是中国两干多年前从事科学活动的学派，创始人墨子是“东方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他研究科学的方法被后人遵循和改进。文艺复兴后西方科学一日千里，中国的有识之土把目光投向西方，以求强国富民。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被系统引进，但墨子在两干多年前从事的科学动不逊于亚里士多德，墨家的科学精神在现代社会也大有用之地。
墨家的科学活动体现系统、完整的科学观，其科学思想和方法仍有启发意义。墨家认为，科学的真正价值在于能为人民谋福利，现代科学也如此。今日社会对科学的效益越来越重视，效背后是它能否使人民生活更便利，不能提供便利的技术效益是暂的，能够提供便利的技术效益是长远的，墨家观点能揭示乖斗期和效益的联系。
《墨经》的科学成就已被现代人大为发展，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古代科学成就为基础和起点。《墨经》重视实验方法，开辟科学发展的方向，但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长时期内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史值得反省的教训。墨学与教育一教育的功能
墨子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学者和教师，他创立墨家学派，培育干百弟子，成为与孔子齐名的著名教育家。《吕氏春秋．有度》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当染》说，“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一次墨子派出弟子三百余人帮宋国守城，可见其办学规模之大。
墨学教育，从战国初到战国末二百五十年间一直延续，无时乏绝。吕氏列举墨学世代相传的谱系说：“禽滑厘学于墨子，许犯学于禽滑厘，田系学于许犯。”没有墨学世代相传的谱系，就不会产生总结先秦百家争鸣和科学思维的《墨经》。
墨子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系统的教育理论，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墨子在教育功能、意义、作用、内容和方法各方面，有独到见解，对当代教育有重要启发。
教育功能是教育活动的结果和作用。教育是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教育是局部，社会是整体，局部服从整体，教育对整个社会和人生都有重要影响。墨子认为，教育的功能是教人“为义”，培养改造社会的有用人才。《公孟》载墨子劝人向学，说学习是“为义”：“今子为义，我亦为义。”师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双方，都从事“为义”的同一事业。“为义’’就是为理想事业奋斗。《鲁问》载墨子说：“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教育者教人“为义”。对社会大有贡献，劳苦功高。二教育的意义
教育的意义是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一方面受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同时又有巨大的反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受人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的制约，同时促进人身心的发展。教育对经济政治制度和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的。教育者按一定要求向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响，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的变化，以适应发展的需求。
墨子从“救世之乱”、匡救时弊的目标出发，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他认为实现理想的社会治理，必须“尚贤”，通过“贤良之士”作用于社会，使社会健康发展。“贤良之士”的培养通过教育实现，教育是为贤人政治服务的。
《所染》载墨子看到染丝工匠的染丝操作感叹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人者变，其色亦变。五入毕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看到教育的必要性，认为人受社会的熏染，教育有意识创设良好的环境，使人受熏染、被感化，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就像染丝，人通过受教育，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选择好仁义者做朋友，会熏染自己成为好仁义者。
墨子关于教育意义的思想，以其人性论哲学为基础。墨认为，人性“善少恶多”，人性中不好的东西居多。《法仪》墨子说：“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墨子重视教育的感化作用，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性，使人由恶变善。他上说下教到处宣传，扩展教育的对象范围。墨子重视教育的意义，身体力行，以身施教，以执著精神和精湛技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赢得时人同声赞誉。墨子死后多年，弟子仍代代相传，无乏绝。
三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教育的目的，受经济政治制度和人身心发展特点的制约，教育的目的表现出社性和未来性。古代教育家重视教育的目的，通过对理想人格的构建，实现治国的目的。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以救世为己任的兼士”。“兼士”实行“兼相爱，交相利”。不能“兼爱交利”，墨子称为“别士”。“兼士”把朋友之身视为己身，把朋友的双亲视为己亲。“别士”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管自己的双亲，不管别人的双亲。“兼爱”是墨子的教育目的，也是其治国之道，反映他教育目的的社会性。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是墨子对“兼士”素质的规定。“厚乎德行”处于首位，说明墨子重视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修身》载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把实践德行看作学问的根本。
“兼士”能够“有力疾以助人，有财勉以分人，有道劝以教人”，是“兼士”德才的发挥。墨子把“尚贤”和“尚同”相联系，把培养“贤良之士”作为国家安定统一的根本，认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尚贤者，为政之本。”这是墨子教育目的的社会性，通过“兼士”、“贤良之士”的培养和发挥作用，达到改造、治理社会的目的。
墨子要求兼士“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能言善辩，博通技艺。“兼士”道德品质高尚，谈辩有术，雄辩有能，知识广博，德才兼备。目前所从事的现代化事业，包含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是建立新型的、适应当前经济政治的教育体制。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手段，致力于改革教育制度、内容和方法，建立新教育体制，更新教育观念，使教育具有开放、民主、多样、整体和终身化的特征，墨家的教育思想有积极借鉴意义。
墨子认为教育是“为义”，通过教育实现政治理想。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兼士”、“贤土”，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墨子主张“教天下以义”，“有道教人”，把教育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系，有助于克服教育脱离社会的弊端，形成社会一体的教育观念。
墨子以“农与工肆之人”为教育对象，大为扩展教育的范围，为实现其社会理想奠定基础。他认为“万民”都应受教育，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墨子主张给“农与工肆之人”以平等的教育机会，表现教育的民主性，这对当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有借鉴意义。现代教育是有开放性、民主性、普及性和整体陛的系统。
现代教育有终身化的特点。墨子通过各种途径，追踪了解学生的行为表现，表现好就给予表扬、鼓励，反之就给予批评、谴责，如对弟子高石子“义胜禄”的称赞，对弟子胜绰“禄胜义”的批评，就是典型事例。
现代德育理论主张德育与自我教育结合，集体教育与个体教育协调，严格要求和尊重信任统一，主张品德结构中知、情、意、行都得到发展，创造条件使道德动机和行为形成稳固联系，有助于理想道德品质的形成。德育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学生的思想品质在道德观念、情感、意志与道德行为的矛盾运动中形成。墨家教育，注重德育，因材施教，全面发展，对当代教育有启示意义。
第一，重视道德知识学习，形成良好道德信念，养成高尚道德品质。《公孟》载墨子从“为义”的道德理想出发，认为“子不学，则人将笑之”，激励人学习道德知识，形成良好道德信念。
第二，重视道德情感培养。道德情感是人对事物的内心体验，环境是陶冶情感的重要因素。墨子的“兼爱”理想体现高尚的道德情感，墨子重视环境对情感的影响，用染丝比喻环境对人
的作用。
第三，重视道德志向的确立和道德意志的锻炼。《修身》载墨子主张积极强化道德意志，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主积极加强道德修养，认为“勇而不修者，其后必惰”。他以严纪律要求学生，培养学生为实现理想吃苦耐劳、勇于献身的神，在日常生活和突发事件(如守城战斗)中，使学生道德意
得到锻炼。
第四，注重道德行为和习惯的养成。道德行为是道德主体，在道德意识的支配下，影响社会和他人的活动。墨子主张言行一表达动机和效果辩证统一的思想。四教育的内容
教育的内容是实现教育目的的保证。教育内容的实施，受多种因素制约，如经济政治制度、知识发展和受教育者的接受水平等。墨子从培养“兼士”的教育目的出发，重视道德和知识技能的教育内容。其教育对象多“农与工肆之人”，更重视自然和生产的内容。
墨子重视德育，以“厚乎德行”为首。墨子注重主体道德认识的提高，道德情感的陶冶，道德意志的磨炼，道德的实践，体现主体道德意识和德行的结合，知和行的统一。《修身》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贵义》说：“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者而常之，荡口也。”认为言论能使人改恶从善，才值得肯定，不然是无用的空话。墨子主张言行一致，听说弟子胜绰参与项子牛助齐侵鲁，立即把胜绰辞退，批评他“背义向禄”，言行不一，明知故犯。
墨子教弟子掌握实际技能。《耕柱》载学生治徒娱、县子硕问墨子：“为义孰为大务？”即实现理想事业，什么是主要任务？墨子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
“谈辩”即“辩乎言谈”，指学习谈话、辩论的方法、技巧，属于逻辑学的内容。“辩乎言谈”是“兼士”的必要条件。墨家中有辩学一派，专事总结百家争鸣、辩论的技巧方术，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建立有巨大贡献。“说书”指讲习文化科学知识，培养学者、教师，相当于政治、经济、伦理。“从事”指“博乎道术”，研习农、工、商、兵实际技能，培养实用型专门人才，相当于数学、几何、物理、光学、机械等知识技艺。
墨子注重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把知识按内容分门别类传授，表现出德智并重的特点。墨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传授、技能训练，开中国科学技术的先河，这与儒家“君子不器”、“耻于学圃”、道艺分裂、脱离生产劳动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墨家的教育思想更具现代价值。墨家的教育内容，涉及辩学、数学、几何、物理、光学等，就光学说，对光传播、光源和影像关系、物影形成等都有正确见解。墨家通过小孔成像实验，证明光直线传播的原理，为世界首创，后来幻灯机的发明，是这一原理的应用。
墨子教育方法，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其教育对象多“农与工肆之人”，重视实践教育，强调学思并重。他提出“故”概念，要求探明事物原因，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墨子重视具体、生动的教学方式，大量运用比喻和实例。
中国教育改革，在教育内容方面，反映社会发展的新成果，有灵活性、多样性、开放性和基础性。课程的开设，反映知识结构，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墨家重视德、智诸方面的教育内容，与当前教育全面发展的方针相吻合。五教育的方法育方法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践力行。其教育对象多“口言之，身必行”。认为言行不一，言行脱节，是明知故再次，重视具体、生动的教学方式。墨子的教育，理论知
和抽象道理，经常结合实例，普遍使用比喻，通俗易懂，便于理解和记忆。
最后，注重自然和技能传授，注重观察实验，培养思维能粲，以见知隐”的方法，据已知推论未知，从具象推论抽象，从现象推论本质。
墨子主张根据学生固有的材性，“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因材施教，量力而行。《公孟》载有两三个学生，希望到墨子学校回炉，转变专业改“学射”，专学射箭等军事技艺。墨子说：“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即智慧的人，必须根据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制定学习目标，因此没有批准这几个学生“转专业”的申请。
墨子主张，在教学过程中，需调动师生双方的积极性。教师要积极主动教诲，学生要积极主动求教。《墨经》说：“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教师积极教，学生不积极地学，教育功效必然寡少。学生积极学，教师不积极教，教育功效等于无。智少则学，智多则教，是天经地义之事。
教育方法的现代化，要求根据学生特点采取有效手段，使学生全面发展，有灵活性、创造性、开放性和针对性。墨家的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思想的精华，是墨子师徒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的优秀遗产，至今仍是值得提倡的合理教育原则。墨家的教育思想，对当前的教育改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认真研究继承。。墨学与语言文学艺术一语言的准确性《墨子》语言准确，生动简练。刘勰《文心雕龙》评价《墨子》“意显而语质”，即意义明显，语言质朴。毛泽东制定《工作方法60条》中第37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说话、写文章，要求语言准确鲜明，即刘勰所谓“意显而语质”。
语言的准确性，即恰当性、真实性、正确性，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事实。《非攻下》说，墨子反对攻伐掠夺战争，于是当时的“好攻伐之君”，以“汤放桀，武王伐纣”，都被“立为圣王”的事实为论据，为自己发动攻伐掠夺战争辩解。墨子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认为商汤对夏桀，周武王对商纣的战争是“诛”，即以“正义讨伐非正义”，而“好攻伐之君”的攻伐掠夺战争是“攻”，即以“非正义进攻正义”，二者本质不同。“好攻伐之君”的辩解，没有对“攻”和“诛”两个不同概念“察类明故”，分析论证，犯混淆概念和虚假理由的错误。
《经说下》说：“正名者”，“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不可彼且此也”。“彼”之名，指“彼”之实。“此”之名，指“此之”实。“彼此”之名，指“彼此”之实。如牛指牛，马指马，牛马指牛马，不可混同。要牛却说马，要马却说牛，牛马得不到，牛马会搞乱。“正名”就是使用语词、概念，讲究准确性、确定性。
《小取》说：“以名举实。”名即语词、概念。《经说上》说：“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言通过口说出，其中包含概念。概念反映客观事物，像画虎表现真虎。言是对客观事物的陈述，由语词、概念构成。
准确使用语词，应明确语词所表达的概念。《经下》说：“谓而固是也。说在因。”《经说下》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举美谓是，则是故美也，谓也。是非美，无谓，则假也。”称谓表达事物的属性，一旦使用某称谓，就要因袭沿用，不能任意改变。‘‘美”作为概念，反映物的状态，遇到这种状态的事物，就要用“美”的概念表示，女果把“美”说成“不美”，就是虚假概念，不准确。
概念不准确，论证会产生“狂举”的谬误。《经下》说：“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经说下》解释说：“牛与马牛和马虽然不同，如果用“牛有牙齿，马有尾巴，，而说“牛不是马”，是不对的，因为牛、马都有牙齿和尾巴，不是一个有，一个没有。“狂举”谬误，来源于所使用的语词、概念不准确。《公孟》载墨子与儒者对话。墨子对程子日：“儒之道足以丧下者四政焉。”指出儒学的四大弊端，程子不以为然，说：“甚矣，先生之毁儒也！”认为墨子是诋毁儒家。墨子反驳说：“儒固无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这是以定义式的语言，明确“毁”与“告”的不同概念。程子把“告”说成“毁”，混淆不同概念，使用语词不准确。为保证语言的准确性，需用定义。墨子在辩论中常给概念下定义。《墨经》多用定义形式表述理论，显示墨家用词的准确性。
《公孟》载墨子与程子辩论。墨子引用孔子的话，表示赞赏。程子说：“非儒，何故称于孔子？”墨子日：“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或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墨子非儒，但认为孔子的话，有“当而不可易者”。“当”即恰当、准确、真实，是普遍真理，谁也不能改变，自然可以引用。墨子这样说，以真理为依归，不存学派偏见，难能可贵。二语言的生动性
《墨子》语言是质朴性和生动性的统一。《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的说辞，是质朴和生动统一的典型，准确恰当，有说服力，生动活泼，有感染力，所以能说服公输般和楚王。后代学者称赞是“辩士悬河之口”，“意高词健”，“绝类《战国策》”。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首先体现在形象性。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者的精神支柱和奋斗理想。墨子像编剧本，假设“兼士”、“别士”两个人物，让他们淋漓尽致地表演，把“兼爱”和“偏爱”、“别爱”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生动感人的形象。
别士之言日：“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别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日：“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
这里具体描写“兼士”、“别士”的言行，用对比方法，刻画鲜明的形象。墨子假设即将出征的将士，受命出使别国的使者，即将远离故土，生死未卜，行前要将妻子托人照顾，是托给“别士”呢？还是托给“兼士”呢？即使反对兼爱的人，也不会选“别士”，而一定选“兼士”。把抽象道理形象化，语言生动，有感染力。通过形象描写，增加语言的生动陛。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还表现在音乐性。《墨子》体裁是议论文，也讲究语言的音韵节奏。《七息》说：“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以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句式整齐，两句一韵，有如韵诗。《亲士》说：“是故僵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谔谔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荀者谔谔，焉可以长生保国？”音韵协调，平仄相谐。叠字使用更显语言的音乐美。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与修辞有关。亚里士多德说，逻辑家必定会成为修辞学家。亚氏素称“逻辑之父”，有《工具论专讲逻辑，又有《修辞学》兼论逻辑。墨子是逻辑学家，成就举世公认，其逻辑理论也包含修辞。《墨子》是我国最早的修辞作，讨论和运用多种修辞手法。
《小取》说：“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这是对譬喻特的最早说明。《墨子》对修辞手法有理论阐述，也有广泛运用礴《所染》载墨子见染丝感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用染丝譬喻环境对人的影响：“国亦有染”，“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修”。《墨子》常用辞格，有排比、比喻、对偶、反复等。技巧娴熟，有所创新。就排比说，有词组、单复旬、段落排比等各种形式。《备城门》说：“不然，父母坟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泽之绕足利；不然，地形之难攻而易守也；不然，则有深怨于适而有大功于上；不然，则赏明可信而罚严足畏也。”这是由五个连词“不然”构成的排比。
《非乐上》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是由三个主谓词组构成的排比。《尚贤下》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这是由三个单句构成的排比。
《亲士》说：“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这是由三个转折复句构成的排比。段落排比，是指用结构相同或相似的句子，作每段的开头或结尾。如《兼爱上》除了开头、结尾之外，中间三个自然段，都用“皆起自不相爱”作结语。
《墨子》所用排比有独创性。先设问，提出论题，几个排比句，层层论证，论题醒目，富有气势。《兼爱下》说：“然当今之世，天下之害孰大？日：若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大害也。”
排比与其他辞格合用，更有论证性和表现力。《公输》说：“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由三个排比句引出“此为何若人”的问题迫使楚王回答：“必为窃疾矣！”
由此引申，展开论证：“荆之地，方五干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梗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
三个排比句与提问照应，运用类比论证，兼有比喻成分，辅以夸张形容，铺陈渲染，更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三语言的简练性《墨子》语言突出体现古汉语简练的特征。《修身》说：“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强调语言的简练性。墨子强调语言的适用性和效用性。禽滑厘问墨子：‘‘多言有益乎？”墨子说：“虾蟆蛙黾，日夜而鸣，舌干辟然，而人不听之。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青蛙日夜呜叫，令人厌烦；雄鸡及时报晓，受人欢迎。通过比喻形象说明：反对说无用的空话、大话，但不反对说有用、合宜的话。
墨子认为该说的一定要说，不说则是错误。《非儒》载，儒家主张：“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墨子痛责：“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则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之大害，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墨子反驳的积极意义是：该说的不仅一定要说，还要“强说”。
《公孟》载，公孟子对墨子说：“实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罩处而不出，有余精。譬若美女处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炫人莫之取也。今子遍从人而说之，何其劳也！”墨子宣传主张，积极主动，见人就说，公孟子不以为然。墨子回答：“今夫世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于此，善筮，一行为人筮者，一处而不者，行为人筮者与处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日：“行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日：“仁义钧，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行说人也？’’说明“强说”的必要性。有用的要多说、强说，用的则少说、不说。《修身》说：“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用最经济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是机智精当。
《墨子》是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狭义《墨经》包含逻辑、5700余字表述。《经》文少则几字，多则几十字，最多百余字。语言精练，惜字如金。
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辩言正辞”，指思维和语言形式。孟子辩论，批评别人不知类”，酷似墨子。齐宣王说“汤放桀、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孟子说是“诛一夫纣”，不是“弑君”。模仿自墨子《非攻下》语：“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
孟子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日‘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模仿自《兼爱中》墨子语：“夫挈泰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强有力矣，至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
在理论学术观点上，孟子是墨子的反对派，但孟子的逻辑和语言表达方式，模仿墨子者甚多。孟子是雄辩家，其语言对后世影响甚大。《墨子》的逻辑和语言表达方式，间接地凭借《孟子》文字的魅力，流芳百世，影响深远。《墨子》的语言特色，至今仍值得借监。四文学的功利性
《墨子》是谈辩文学。《非命中》载墨子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仪法。若言而无仪，譬若立朝夕于运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诚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
“出言谈，由文学”，指说话、写文章。《墨子》中道理、方法等术语意思相近，可以互相解释。“文学之为道”，“立仪法”，“言有三法”，都是指说话、写文章的道理和方法。
“三法”，《非命上》称“三表”。“法”、“表”，指法则、标准、方法。“三法”、“三表”，即三种法则、标准和方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在中国文学史上，墨子第一个明确、系统提出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的标准。这三条，一条是历史经验，两条是人民的经验和利益，有突出的人民性、人文性、民主性和革命性。墨子是功利主义者，三表法突出反映墨子文学的功利性。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形式，特征是塑造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教育感染人。墨子的三表法体现文学的这一特征。所谓“人民之利”指劳动人民利益。墨子为“农与工肆之人”代言，主张文学要反映劳动者“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小取》说：“摹略万物之然。”文学要摹写、反映自然社会万物的形态状貌。
《墨子》是议论文体，也包含人物形象的描写。读《墨子》无不受其中所描写墨子形象的感染，对墨子的人格给予高度评价。《墨子》对墨子形象的描述，鲜明丰满。《公输》把墨子描写为雄辩的智者和救世者，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公输》是先秦的优秀散文，有高度的文学成就。
墨子师徒的形象互为衬托。《备梯》载：“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昧蕖坐之，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叹。子墨子日：‘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日：‘敢问守道？’墨子日：‘姑亡，姑亡。古有其术者，内不亲民，外不约治，以间众，以弱轻强，身死国亡，为天下笑。子其慎之，恐为身僵。
禽滑厘是墨徒的典型，折射出墨子的形象。禽滑厘执著忱，尊敬老师；墨子对门徒慈祥爱戴，谆谆教诲，师徒间充满情厚义。这动人的一幕，以泰山为背景，更增添悲壮深沉的神韵。
《庄子·天下》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跛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师徒，一心救世，不畏劳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门徒的献身精神是墨子教化的结果。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损己利人，尽爱天下，人格高尚，堪为典范。 文学的功利价值突出体现在有美有刺的特点。《非儒》刻画儒的迂腐形象：“是若人乞，赚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日：‘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葬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酒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喜日：‘此衣食之端也！”’这一形象塑造，饱含辛辣讽刺，寥寥数笔，入木三分，与墨子师徒的高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五文学的理趣性
《墨子》的论辩艺术所体现的文学性：逻辑论证带感情；有深刻哲理、抽象理论，又有浓郁情趣、具体形象。《墨子》作为议论散文，有极强论证性和说服力。《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子之言的逻辑力量是墨学得以广传的无形翅膀。
《贵义》载墨子说：“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捃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语言夸张，却自信有据。
《公孟》载：“公孟子戴章甫、捂笏，儒服，而以见墨子，日：‘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公孟子是儒家门徒，常与墨子辩论。他戴上大礼帽，拿着大臣朝见君主时所持笏板，穿上儒者特制服装，苦心设计圈套，诱使墨子上钩。从逻辑上分析，他的话是复杂问语，隐含虚假判断：“君子或者是服然后行，或者是行然后服。”
墨子只说“行不在服”四字，就轻易地破解了公孟子的复杂问语。墨子列举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几个历史人物，指出他们所穿服装不同，却都能治理好国家，证明“行不在服”，义正词严，生动具体，公孟子连忙称“善”。
公孟子接着说：“吾闻之日，宿善者不祥。请舍笏，易章甫，复见夫子，可乎？’子墨子日：‘请因以相见也。若必将舍笏，易章甫，而后相见，然则行果在服也。…公孟子又耍花招，装作心服口服，请墨子允许他先改换服装，然后相见，欲使墨子落陷阱。墨子轻轻一戳，公孟：乎圈套立即失效。这又是一幕绝妙的轻喜剧，表现公孟子的狡黠、墨子的机警，情节起伏跌宕，妙趣横生。《墨子》的逻辑艺术和语言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议论文以理服人，文学作品以情动人。《墨子》是议论文体，也以情动人。《非攻下》描写侵略行为：“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栓，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复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日：·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挠乎哉，罪无赦！，以惮其众。’’通过对侵略者言行的描写，表现是非爱憎，深刻感人。
墨子富有人情味和幽默感。《耕柱》载墨子与儒家之徒辩论，子夏学生问墨子：“君子有斗乎？”墨子回答：“君子无斗。”子夏学生说：‘‘狗稀犹有斗，恶有士无斗矣！”墨子感慨：“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孺，伤矣哉！”高超的辩论艺术，通过幽默的语言表现。
《墨子》论证，常引文学作品诗词、寓言、故事，作为论据《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儒家的经典教材，《墨子》经引用。《兼爱下》引《周诗》：“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引《大雅》：“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语言艺术。《墨子》语言，富艺术性。陈柱《墨学十论·墨子文学》将《墨子》文体分七类：“论说体颇华丽，演讲体最平实，经体、传体最奇奥，序体最严正，记传体亦简洁。”《墨子》讲究修辞，锤炼语词，选择句式，运用辞格，其文学成就值得继承。六非乐探源
“非乐”是墨子的论题，“乐”指音乐等艺术活动，“非乐”是非难统治者浪费民财民力，大搞奢侈享乐的音乐艺术活动。
墨子精乐道，对音乐等艺术活动是内行和专才。《淮南子·要略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儒者之业”和“孔子之术”，包括“乐”。“乐”是儒家业务、孔子学术“六艺”之一。
墨子学过“乐”，深谙乐理善乐技。他做过乐吏，善吹笙。《礼记·祭统》说：“墨翟者，乐吏之贱者也。”《吕氏春秋·贵因》说：“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艺文类聚》卷四十四说：“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墨子见荆王，曾为之吹笙。墨子“非乐”，对音乐等艺术活动也有所肯定，体现墨子的复杂心理和性格。
墨子肯定音乐等艺术活动的美感功能。《非乐上》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虽“耳知其乐也”，然“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墨子“非乐”，是因为统治者大搞音乐等艺术活动，不符合人民利益。他说：“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是故子墨子日：为乐非也。”墨子说：“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大搞音乐等艺术活动，以满足私欲。
《非乐上》载墨子说：“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日：‘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纹绣。此常不从事乎衣食之财，而常食乎入者也。是故子墨子日：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
墨子说：“今王公大人惟毋处高台厚榭之上而视之，钟犹是非也。”
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乐器制造，不像掊取地上积水，拆毁土墙，需要大量材料费用。制造乐器，不如造舟车，可减轻劳累，必然增加人民负担。统治者大搞音乐等艺术活动，劳民伤财，有害无利。所以墨子提出：“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不可不禁而止也。”这就是墨子“非七两种观点
《淮南子·泛论训》指出孔墨对乐的不同态度：“弦歌鼓舞以为乐”，“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儒墨对音乐等艺术活动，有两种不同观点。墨子非乐，针对当时“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的社会现实，同时也针对鼓吹礼乐的儒家。
孔子是个音乐迷。《论语·述而》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听音乐迷醉其中，竟三个月不知肉味，他自己也惊叹：想不到音乐感人至深，竟到如此程度！
《论语·八佾》载：孔子说《韶》乐是：“尽美矣，又尽善矣。”评论《武》乐是：“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形式美，内容善。《武》乐只是形式美，内容不尽善。表明孔子的音乐艺术理论修养和鉴赏能力。
孔子善于演奏各种乐器，喜欢唱歌。《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在陈、蔡绝粮时，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庄子·秋水》说：“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孔子好乐、善乐，重视乐教，把音乐作为儒家的主课。《论语·子罕》载孔子自编音乐教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主张恢复西周的等级制度，靠礼乐维持。西周奴隶主贵族等级森严，享受音乐，严格按照礼的规定，不许僭越，乐是区分尊卑、贵贱的标志。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鲁国季桓子是大夫，竟用天子八佾舞。“礼崩乐坏”意味着西周奴隶制度的解体，孔子力主恢复西周礼乐，企图借此恢复西周的社会制度。
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政治理想是效法“夏政”，以夏禹为榜样。墨子所“非”之“乐”，是儒家鼓吹的西周礼乐。《非儒》指责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徙”。《公孟》载墨子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其一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
《淮南子·说山训》说：“墨子非乐，不入朝歌之邑。”《史记·邹阳列传》说：“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墨子带学生周游列国，听说前方的城市是朝歌，便联想到歌舞，立即驱车返回，不入朝歌之城。
墨子“非乐”，受到儒家反击。《公孟》说：“子墨子问儒者日：何故为乐？日：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日：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日：何故为室？日：冬避寒焉，夏避暑焉，且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何以为乐？日：乐以为乐也。是犹日：何以为室？日：室以为室也。”
墨子问儒者：为什么要进行艺术活动？儒者引用儒家经典“乐以为乐”作答。第一个“乐”是指音乐，第二个“乐”指快乐，音乐活动可使人快乐。墨子说“乐以为乐”与“室以为室”一样是同语反复，这是故意混淆概念，以便取笑儒家。
《三辩》载墨子对程繁说：“圣王不为乐。”程繁反驳：“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日：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脱，弓张而不弛，无乃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程繁认为墨子说“圣王不为乐”，不合事实，不近人情。历史上看，圣王有乐，从诸侯、士大夫到农民，各阶层都有乐从人情上看，没有音乐娱乐活动，就像马驾车不卸套，弓张满刁松弛，有生命的人办不到。墨子承认，古代圣王尧、舜、汤、武王、成王，都“作乐”。程繁反问：“夫子日圣王无乐，此亦
墨子说：“圣王之命也，多者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之者，智也；不饥而食，固为无智也。今圣王有乐而少，此亦
无乐也。”圣王的原则是，本来多了，就应该让他少一些。本来不饿，偏要吃饭，是无知。知道饿了吃饭，算是少知，也可以说是无知。圣王搞音乐活动，搞得少，可以说没搞，这是偷换概
荀子《乐论》批评墨子“非乐”，阐述儒家艺术观。荀子说：“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荀子把乐分为雅颂之声和姚冶之乐。认为姚冶之乐，使人“流侵鄙贱”，雅颂之声，使人“志意得广”、“容貌得庄”、“行列得正”。作为雅颂之声的礼乐，使人快乐。“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荀子认为，乐作用于人的情感，作用于社会，证明乐不可非：“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强调“乐”可以协调关系：“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认为“和”是乐的功能，“和”是协调关系：“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荀子的结论是：“乐者治人之盛者也。”音乐是圣王治国的手段。墨子不识音乐的教化作用，不知人情之真谛：“犹瞽之于白黑也，犹聋之于清浊也。”
墨子“非乐”，理由是“为乐”亏夺民衣食之财，荀子《富国》说，统治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墨子认为享乐活动是浪费，荀子认为是必要的，可“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于是也”，以达到治国的目的。
墨子的价值主体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急需解决的是温饱，不是欣赏音乐。从事音乐活动，影响生产，有害无利。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音乐等艺术活动给人以美感享受，但墨子认为统治者挥霍的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荀子的价值主体包括天子、圣人、君子、士大夫、庶民等多个层次，各层次有严格区别。荀子说的乐与礼结合，并称礼乐：“乐合同，礼别异。”“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穷本极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墨子非之，几遇刑也。明王已没，莫之正也。愚者学之，危其身也。君子明乐，乃其德也。乱世善恶，不此听也。呜乎哀哉，不得成也。”荀子以统治阶级代言人的身份批评墨子，体现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墨子以劳动人民代言人的身份，批评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用来大搞音乐艺术活动尽情享乐。这是来自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不同声音，可能各有得失利弊。
人要表达思想感情，言之不足，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歌舞艺术活动是思想感情的流露。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音乐舞蹈等艺术活动，产生于劳动。在劳动中发出“杭育杭育”的呼号声，是最早的音乐形式，可以协调动作。
人需要进行音乐等艺术活动。肖贝尔词，舒伯特曲《致音乐》：“可爱的艺术”，“你安慰了我生命中的痛苦，使我心中充满了温暖和爱情，把我带进美好的世界”，“每当受苦的人把琴弦拨动，发出了一阵甜蜜圣洁的和声，使我幸福好像进入天堂。可爱的艺术，我衷心感谢你！可爱的艺术，我感谢你。”歌曲表达的对音乐艺术的感受具有普遍性，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不可能与音乐等艺术活动绝缘。
音乐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曲悲壮国际歌，令全世界无产者觉醒振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甚至献出生命。音乐等艺术活动有教育感化，协调关系，陶冶品性，培养情操的功能。随着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精神生活、文化娱乐水平也会相应地提高。现在不能学墨子继续“非乐”，要适当发展音乐等艺17活动，并使之同经济、政治、伦理、教育、科学等文化各领域辅相成，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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