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质观
墨家在总结当时哲学和自然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包括自然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墨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宝贵资源，与西方和现代哲学多有相通，经过创造性的诠释和转换，在新时代能够充分体现其积极价值。
墨家有丰富的自然哲学，提出“物”(物质)、“久”(时间)、“宇”(空间)范畴，认为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表现为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墨家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哲学的雏形。整个宇宙的抽象是“物”。《经说上》说：“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达名”是外延最大的普遍概念，即范畴，它同“有”(存在)、“实”(实体)的范围一样大。存在、实体，可用“物”名称呼。墨家把“物”定义为外延最大的概念，其内涵就是“实”。所有“存在”、“实体”都用它概括。这与恩格斯的“物质”概念接近。恩格斯说：“实物、物质无非是各种实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①“物质”概念是各种实际存在事物的总和、抽象。墨家的“物”概念不是指具体实物，是对各种具体实物的抽象概括，是哲学的概念范畴。
在狭义《墨经》中“物”字出现八次，都是作为哲学范畴使用。20世纪初，列宁把“物质”定义为“客观存在”：“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②
客观实在性包括第一性和可知性。从第一性来看，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墨家坚持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大取》说：“名，实名，实不必名。”《经说下》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物质、实体、存在是第一性的，名、谓(概念、判断)是第二性的，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这种一元论世界观是其能动反映论认识论和辩证方法论的基础。墨子主张“以实定名”，反对“以名正实”，坚持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从可知性来看，物质能为人所认识，可以通过感知具体的物质形态把握物质概念。墨子强调“以见知隐”，后期墨家强调理性认识，墨家强调认识的主体性，认为“物质”可以认知，坚持可知论。
古代素朴的物质本原论，往往把宇宙本原看作一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形态，如中国“五行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印度顺世论以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古希腊泰勒斯以水，阿那克西美尼以气，赫拉克利特以火等为世界本原。墨家以概括万类、包罗
象的“物”、“实”为世界本原，是一种更为发达成熟的自然观和世界观。2．时空观家把时间叫‘‘久”，空间叫“宇”。《经上》说：“久，弥时也。”《经说上》解释说：“久，古今旦暮。”《经上》说：“宇，弥异所也。”《经说上》解释说：“宇，东西南北。”时间概念是一切不同具体时间形式的概括，如古今旦暮都包括在时间概滁中。具体的时间形式叫“时”，连续有差异的“时”，叫“久”，即时间概念。空间概念是一切不同具体空间形式的概括，如东西南北都包括在空间概念中。具体的空间形式叫“所”，即处所，连续有差异的“所”，叫“宇”，即空间概念。
《淮南子·齐俗训》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元代俞琰《书斋夜话》卷二说：“《尸子》则日，天地四方日宇，往古来今日宙。”“余以俯仰之间言之，地居天之中央，地之上皆天也。仰观之，则苍苍无极，地之下亦天也。俯察之，则窈窈无穷，四表皆然：是之谓宇。以既往、未来言之，则自昨前日、去年前年、十年百年、千年千古、万年万万古，浩浩无极，自明日、后日、明年、后年、十年、百年、千年、干世、万年、万万世，绵绵无穷：是之谓宙。”墨家最早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正确定义时间、空间的哲学范畴。今语“空间”、“时间”，《墨经》叫“宇久”，后来叫“宇宙”，“宇宙”是时间和空间的合称。当代哲学把时间定义为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把空间定义为运动物质的广延性，这与墨家的时空定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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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认为时间和空间与物质运动密不可分。《经上》说：“动，或徙也。”《经下》说：“宇或徙，说在长宇久。”《经说下》解释说：“宇徙而有处，宇南宇北，在旦又在暮，宇徙久。”“动”即运动，又叫“徙”和“行”。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必然表现为一定空间和时间。物质运动在空间上有处，即有南有北。在时间上有久，即有旦有暮。时间一定要联系空间。墨家以人走路为例，《经下》说：“行修以久，说在先后。”《经说下》也说：“行者必先近而后远。远近，修也。先后，久也。民行先后必以久也。”人走路，先走近处，后走远处。先后是时间，远近是空间。时间空间紧密相连，相对于空间而有时间，相对于时间而有空间，两者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存在方式，这与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思想不谋而合。
狭义相对论表明，物质有其空间的广延性、时间的持续性，但在不同物质体系中，空间广延的长短，时间间隔的快慢，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根据相对论的公式，尺子的长度在不同运动物质体系中不一样，会随运动速度的增加而缩短，运动速度越快，长度就变得越短。空间的广延性，随物质运动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时钟的时间间隔性，在不同物质运动体系中不一样，会随运动速度的增加而变慢，运动速度越快，指针速度就显得越慢。时间的间隔性，随物质运动的变化而变化。
广义相对论进一步提出时空曲率与引力场、质量密度的关系，证明时间、空间与物质的密切关系。爱因斯坦说：“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的学说，即运动学，已不再表现为同物理学的其余部分根本无关的了。物体的几何性状和时钟的运行都是同引力场有关的，而引力场本身却又是由物质所产生的。”①广义相对论表明，时间、空间和运动一样，都是物质的属性。墨家的时空观和相对论的时空观，都强调时空与物质运动的不可分割性。
墨家探讨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墨家把“有限”叫“有穷”，把“无限”叫“无穷”。《经说下》说：“久：有穷，无穷。”时间既是有限，也是无限，是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经上》说：“穷，或有前不容尺也。”《经说上》解释说：“或不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空间是有穷的，也是无穷的。如麒一根尺子，量度一个具体空间，如果量度的结果，前面不够尺，叫有穷。如果一尺、一尺量下去，永远量不完，叫无穷。无穷是无数有穷的集合，无穷存在于无数有穷中。时间、空间的穷性和无穷性，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墨家的这些思想与辩证时空观吻合。在辩证时空观看来，时间和空间，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统一。无限包含有限，无限由有限构成。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把具体的有限时间和空含于自身，离开个别有限时间和空间，时空无限性就不存恩格斯说：“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事情就是这样。”①有限包含无限，体现无限。任何具体确定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界限，由于事物运动转化的本性，有限的界限不断被打破、否定，趋于无限。有限是局部，是无的环节。无限是全体，是有限的趋势。有限是有条件、暂时相对的，无限是无条件、永恒和绝对的。有限和无限，互相排斥，互相贯通。墨家的时空观，以朴素的形式，接近现代的见解。二认识论
1．名和实
认识论是墨家哲学的重心，从墨子经验论，发展到后期墨家感性和理性并重。针对孔子“以名正实”的“正名论”，墨子提出“以实定名”。《贵义》载墨子说：“今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取”，是选取。盲人不能区别、选取白黑实物，不是不知道黑白的语词。名由实决定，根据实理解名，关于名的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这一“实先名后”的思想，肯定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将外部世界看作独立存在，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
墨子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是非真假的标准。言论必须有衡量标准，才能区分是非真假，衡量标准是“三表”。《非命上》说：“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百姓人民之利。”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是把前人间接经验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是以人民群众现实直接经验作为认识来源和检验标准。“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百姓人民之利”，是把认识贯彻于政治实践，观察实际应用效果，以此为检验标准。
墨子把人们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有开拓意义，是杰出的经验论认识论，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墨子认识论的弊端是片面夸大感觉经验的作用，没有把感性和理性、经验和理论全面结合，以至于以史书的错误记载为根据论证“鬼神存在”。
2．认识过程
后期墨家继承墨子认识论重视经验和效果的传统，克服墨子偏重经验的弊端，建立感性和理性并重的认识论。《墨经》讨论认识能力、活动和过程，有以下相连的几条：
《经上》说：“知，材也。”《经说上》解释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不必知。若明。”
《经上》说：“虑，求也。”《经说上》解释说：“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经上》说：“知，接也。”《经说上》解释说：“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
《经上》说：“知，明也。”《经说上》解释说：“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着，若明。”
“知，材也”的“知”，指认识能力，是认识事物、获取知的生理条件。“以其知有求”、“以其知过物”、“以其知论物”中的“知”，都指认识能力，包括感觉和思维能力，整个认识能力。
感性认识的特征，是接触外界，以认识能力与事物相过相交往，反映事物的面貌。如人用眼睛看见事物。理性认识的征，是清楚明白，以认识能力分析、整理事物，把握本质、律，得到深切著明的认识，就像用眼睛看明白事物。
为了说明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区别，墨家用“知’’下加“心，”。造新字的办法，表示理性认识的特点，显示墨家区分感性与理性认识的苦心。 的本质，陷入唯心主义。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强 调哲学必须“面向事物本身”，将“现象”作为哲学的起点，有合理性，但他否认本质存在于现象背后，认为现象自身就是本陷入感觉主义和心理主义的片面性。墨家强调心智思维，有超越感觉的特殊作用。《经上》说：“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意得见，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循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语言的产生，凭借健全的发音器官。语言的接受，通过健全的听觉器官。把握语言的语义，依靠心智思维的辨察分析作用。
《经下》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五路’’指五种感官，是五条外界信息的通路。感官获得的感性认识，是认识时间概念的条件，但感官不是认识时间概念的器官，认识时间概念的器官是“心”。一般概念“时间”，需要通过心智思维把握。
古代解剖学不发达，误认心脏(而不是大脑)是思维器官。墨家认为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事物现象，即事物的面貌和外部联系，通过心智思维获得理性认识，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内部联系，比感性认识更深刻、透彻。这种观点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一致。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墨家的认识阶段论，以朴素的形式，接近于现代哲学的观点。
3．知和行
墨家根据来源和内容对知识进行分类。《经上》说：“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经说上》解释说：“传授之，闻也。方不彰，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
根据来源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亲知”是认识主体，通过亲身观察得来的知识，运用感觉器官，感知外界事物，从客观世界获取各种知识信息。“亲知”是直接知识，有直接性和现实性。“闻知”是认识主体，通过听觉，接受别人传授的知识信息，是间接知识。“说知”是超越时空限制，由已知推出未知的推论之知。《经下》说：“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在告。”“说知”的实质，是用已知前提做标准，衡量未知，未知即结论，就转化为已知。
墨家解释说，看到室外的颜色是白的，这是“亲知”。当有人告诉，室内的颜色跟室外的颜色一样，这是“闻知”。由此推知，室内的颜色是白色的，这是“说知”。“闻知”、“说知”，都属于间接知识。由于“闻知”比“亲知”增加传播媒体，出错的可能性增大，“闻知”没有“亲知”可靠。墨家强调“亲知”的重要，在认识的来源上坚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论认为，实践是认识来源，但不排除间接知识的作用。凡事都亲身实践，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间接经验离不开实践。在自己是间接知识，在前人或别人是直接知识。
根据内容把知识分为“名知”、“实知”、“合知”、“为知”四类。“名知”是语词、概念的知识，如有时只知名称、概念，不知其所指。“实知”是实物，即认识对象的知识，如有时虽认识某物，却不知其名。“合知”是名知和实知的结合，知其名，又知其实。“为知”是有目的、有计划，自觉行动的知识。“名？知”相当于书本知识，“实知”相当于经验知识，“合知”相兰鳃于书本知识和经验知识的结合。“志行，为也”中的“志”，是裁志、思想、动机。“行”，即行为、实践。“为知”是知和行、脬想和行动、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即自觉实践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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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讲“名知”、“实知”、“合知”、“为知”，避免经验论和骖鳞理论两种片面性。经验论认为感性知识、经验知识是知识的唯一酒翮泉，轻视理性知识。唯理论承认理性知识的可靠性，否认理性亭弼识来源于感性经验。墨家认为，只有结合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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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知识和书本知识，知其名，又知其实，才构成完全的知识。
墨家讲“为知”，针对只重视理论，不注重实践，只重视“知”，不注重“行”的空头理论家，强调有正确的知识、理论，必须用它指导行动，有自觉实践之知，才是最高类型的知识。载墨子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强调学须“以行
《经下》说：“知其所不知，说在以名取。”《经说下》解释说：“杂所知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日：‘是所知也，是所不知池。’取去俱能之，是两知之也。”仅有“名”知，不算完全知识。必须能“以名取”、“取去俱能之”，在实际行动中会选择合乎“名知”的事物，排除不合乎“名知”的事物，才算完全知识。这类似辩证唯物论所说，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才是认识过程中意义更为重大的飞跃。
重视实践是墨家认识论的特色。儒家也讲“行”，讲实践，荀子说：“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家说“行”，主要指道德实践活动，即人的主观道德行为，符合社会道德原则和各种礼仪规范。墨家说“为”主要指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是有意识、有计划，自觉改造世界的行动。
《经上》说：“为：存、亡、易、荡、治、化。”《经说上》解释说：“甲台，存也。病，亡也。买卖，易也。削尽，荡也。顺长，治也。蛙鹑，化也。”“存”，如制铠甲，筑城台，是救亡图存的行为。“亡”，如治病除掉病根，是把病由有变无的行为。“易”，如买进卖出，是交易的行为。“荡”，如追剿来犯之敌，扫荡寇仇的行为。“治”，如遵循庄稼生长规律耕作，是治理农事的行为。“化”，如养殖动物，是促使动物生长变化以致富的实践行为。这都是墨家关注的人类自觉实践活动。墨家列举的“为”，涉及农、牧、副、商、医、军事多种实践领域。
《经下》说：“且然不可止，而不害用功，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宜犹是也。且然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功而后然者，必用功而后然。且用功而后已者，必用功而后已。”“用功”，指从事自觉实践活动，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功效。“宜”，是合适、有分寸。“是”，为正确，合标准。墨家肯定合乎事实分寸的自觉实践活动，主张发挥自觉能动性。墨家的认识论，充满探索和创造世界的能动精神。
墨家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人以认识能力能动地完成认识活动。认识活动过程，包括感性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墨家的知识论，既重视感性认识，又重视理性认识，是感性和理性并重的认识论。
在墨家的论述中，认识能力处于认识活动的中心，如“以其知有求”、“以其知过物”、“以其知论物”。实践活动，被看作是有计划、有意志的自觉行动。墨家的知识论，重视人，重视主体性和实践性，这与当代哲学精神不谋而合。
当代科学和哲学趋于更为强调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主体是行动者、认识者、实践者，客体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实践是人有意识、有目的改造世界的活动。获得科学知识，推进科学发展，不能忽视主体性作用。墨家强调主体}生的认识论，值得弘扬。三辩证法1．对立统一恩格斯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这一论断对墨家也适用。《经上》说：“同异交得仿有无。”同异交得是同和异相互渗透，同时把握。例如“有无”就是如此。铷“仿”：模仿，仿照。《法仪》“仿依以从事”，即仿照着做事“同异交得”，是墨家的重要辩证命题。
墨家列举十余个典型事例加以说明。《经说上》说：“于富良知，有无也。比度，多少也。蛇蚓旋圆，去就也。鸟折用桐坚柔也。剑犹甲，死生也。处室子、子母，长少也。两色交胜白黑也。中央，旁也。论行、行行、学实，是非也。鸡宿，成也。兄弟，俱适也。身处志往，存亡也。霍，为姓故也。贾贵贱也。”
一人家财万贯，却学识贫乏。或学识渊博，却穷困潦倒。这是“有富家”和“无良知”，或“有良知”和“无富家”，两者多，比3000元少，既多又少。
蛇和蚯蚓的蠕动，既离开，又接近。鸟儿筑巢，折取梧桐树枝，既坚实，又柔韧。剑的作用，在消灭敌人，但消灭敌人的目在保存自己。剑具有与保护生命的铠甲相同的作用。一妇女，对女儿说是母亲，对母亲说是女儿，既长一辈，又少一辈。一物颜色，比甲物淡，比乙物浓，既白又黑。一个圆的圆心，可作男一圆的圆周，既是中央，又是旁。
一人的言论和行动、行动与行动、学问和实际，既有是，又有非。母鸡孵雏，在小鸡将出壳，又未出壳时，既成，又未成。排行老二，既是兄，又是弟，说兄或弟，都合适。一人身处此地，心志跑往别处，既存且亡。“霍”字，可指一动物“鹤”，也可指姓“霍”的人，古代“鹤”、“霍”二字通假，使“霍”字有歧义。一合适的价格，对卖方够“贵”，对买方说够“贱”：既“贵”且“贱”。
“同异交得”的“同”，即同一性。“异”，即差异性。《经上》说：“同，异而俱于之一也。”即同是相异的事物，都具有的共同方面。用异规定同，与唯物辩证法的看法一致。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是包含差别和对立的具体同一。没有矛盾双方相互对立，就没有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反之亦然。
《大取》说：“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即事物有相异方面，恰恰在于有相同方面。所有相异，都生长于相同的根基。用同规定异，与唯物辩证法的看法相通。差别和对立，存在于事物内部，与同一性相联系，为同一性所制约。
“同异交得”，即同一性和差异性，相互渗透，同时把握，差异、对立属性，存在于同一事物。这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观念的另一种表达。墨家“同异交得”的辩证法，有其不可避免的朴素性、直观性和历史局限性。
“同异交得”的提出，有针对性。公孙龙《坚白论》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也，无坚也。抚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坚持“离坚白”的形而上学命题，认为一块石头中的坚、白两种性质，是绝对分离和排斥的。墨家对此给予反驳。《经说下》说：“抚坚得白，必相盈也。”“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墨家的论题是“坚白相盈”，认为一块石头中，坚、白两种性质，相互包含、渗透，对立统一，可以同时认知。
当代西方法兰克福学派提出“否定的辩证法”，认为矛盾绝对排斥，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立起来，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马尔库塞提出，肯定矛盾同一性，违反辩证法。只有不同一，才是辩证的、革命的。辩证法是不同一的思维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割裂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联系，否认矛盾双方的辩证统一，是错误的。但承认矛盾存在，人可以用“矛盾的思考”方式认识问题，这一点同墨家观点相通。2．全面性“两而勿偏”，也是墨家的重要辩证命题。《经说上》说：“权者两而勿偏。”《经上》说：“见：体、尽。”《经说上》解释说：“特者，体也。二者，尽也。”权衡思考，顾及两面，不要只顾一面。提倡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墨经》“体”、“特”、“或”、“偏”，表示一面、部分，“兼”、“二”、“俱”、“尽”，表示全面、整体。墨家考察分析对立现象，提出一系列对立范畴，如体兼、利害、有穷无穷、久宇，论证观察思考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大取》论述利害全面权衡的方法：“于所体之中，而权轻之谓权。权，非为是也，亦非为非也。权，正也。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也，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观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权，本义指秤锤、砝码、标准。用秤锤、砝码作标准，通秤杆(天平)的杠杆作用，同所称之物相比较，可知物之轻权，又引申为称量、衡量。古语说：“福与祸同门，利与害
邻。”利害权衡取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两利相权，取其大，容易决策。这是“于所未有而取”，是“非不得已”，不是现成的、被迫的，是主动争取，可以从容而回的大亏。经商办货，路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遇到拦路抢劫的盗匪，寡不敌众，被迫采取“断指以免身”的策略，毋宁说是祸中有福，害中有利，比失财亡身、人财两空要好。《小取》说：“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言论有多方面的道理，不同的类别和理由，不能片面观察分析。
当代西方结构主义哲学强调对事物结构性和整体性的研究，认为整体性结构规定事物各组成部分的性质，规定事物本质。这与墨家“两而勿偏”的全面性原则，在强调整体把握事物上一致。但墨家整体把握事物是要看到事物两面，全面认识事物。结构主义哲学把事物的结构和整体性看成是完全独立的，是同其构成要素和部分毫无联系的唯一存在，这是错误的。墨家的思想朴素直观，缺乏科学论证。结构主义哲学运用当代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对整体性、结构性的论证，比较严密。
墨家“两而勿偏”的全面性原则，“同异交得”的矛盾法则，一脉相承。客观事物是矛盾统一体，观察思考就应该提倡全面性，反对片面性。要顾两面，不要只顾一面。事物的辩证本性决定认识的全面性，否则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
系统论的整体观认为，必须把握事物整体和整体把握事物。随着现代科学发展综合性、整体性、联系性的加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提高辩证思维的自觉性。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和协同学等系统学科的建立，充分显露辩证法的鲜活生命力。墨家“同异交得”、“两而勿偏”辩证思维方法的真理性，越来越引人注目。
3．历史分析
墨家认为，事物会发生性质改变，必须用历史分析法看问题。《经上》说：“化，征易也。”变化，是特征、性质改变(质变)。古今异时，性质不同，今天比古代复杂，尧善治古不善治今。
《经下》说：“尧之义也，声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二。”《经说下》说：“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尧善治，自今察诸古也。自古察之今，则尧不能治也。”《经下》说：“察诸其所然未然者，说在于是推之。”
古今情况不同，像“尧是仁义的”这样的命题，有历史性、相对性。今天说“尧是仁义的”，指谓的实际情况是处于古代。古今是不同时代，古代的“仁义”，不同于今天的“仁义”。
墨家认为，概念、命题有历史性，其真实性依历史情况为转移。这种历史分析法有普遍适用性。“于是推之”，就是依此类推，由个案推到一般。
《经下》说：“或过名也，说在实。”《经说下》解释说：“知是之非此也，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故今也谓此南方。”命题、判断会过时，原因在于实际改变，或性质改变，或空间改变。不能因“过去曾经如此”，就说“现在还是如此”，这种经验主义逻辑的推论是错误的。
《大取》说：“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过去思虑，不等于现在思虑。思想应该“与时俱进”，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根植于古今进化观的历史分析法，是辩证逻辑的基本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暴学与逻辑一引言1.辩的定义
和古希腊、印度一样，古代中国的逻辑学是首先由辩论术发藤起来的。墨子要求学生把辩论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把“谈辩，基本功传授给弟子。墨家逻辑为辩论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
《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学的理解已进入自觉的、有相当水平的阶段。要阐述辩论的形式、方法和规律，首先要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辩论有无胜负，标准为何？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存在激烈争论。墨家文献“辩”字出现19次，基本含义有：第一，辨别、分别。《非攻上》说：“白黑之辩”、“甘苦之辩”、“义与不义之辩”。《兼爱中》说：“识其利，辩其故”。“辩”与“识”(认识)同义。在这种意义下，“辩”与“辨”通用。《尚同上》“是非利害之辩”，《非命上》作“是非利害之辨”。
第二，辩论、善辩。《耕柱》：“能谈辩者谈辩。”《公孟》：“子墨子与程子辩。”“今告子言谈甚辩。”辩的这种含义，经墨子应用和提倡之后，在战国中期得到广泛应用。战国中期的百家争鸣，迫使各家各派钻研辩论技巧，把名辩思潮推向高峰。后经后期墨家总结，形成系统的理论。
中国古代逻辑的确立，以《墨经》为标志。后期墨家提出系统逻辑学说：“辩，争彼也。辩胜，当也。”“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彼，不可两也。”“兕牛，躯非牛，两也，无以非也。”“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定义为“争彼”，辩论是争论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墨家为了说明什么是“辩”，引进了“彼”的概念。如两人针对同一对象，一人说“这是牛”，一人说“这不是牛”。这就是争论一对矛盾命题的是非。一对矛盾命题，不可能都正确，也不可能都不正确。两个相矛盾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墨经》用术语“彼”，表示一对矛盾命题。“彼”是“辩”的对象，双方所争论的题目。
如果不是关于同一对象的争论，一个人说“兕是牛”，另一个人说“躯是非牛”，二者“俱胜”，两个命题都真，不构成辩论。“二名一实”的命题，也不构成争论。“狗”和“犬”是一个对象，两个名称，是重同，可以“俱无胜”。一个人说：“这是狗。”另一个人说：“这是犬。”可以同真，不是必然有一不真。这也不构成“争彼”。如果对不同对象，作出两个相异命题，也不构成辩论。如“这是牛”、“这是马”，也可以“俱无胜”。
“辩”的定义为“争彼”，即争论两个矛盾命题的是非。凡是辩论，一定是关于某对象的某种属性，甲说“是”，乙说“非”(不是)。两个矛盾命题，必有一真一假，一是一非，因此，凡“辩”必有胜负。而“当”的一方，就是在辩论中胜利的一方。“辩胜”以符合事实和真理为条件，这是墨家逻辑的宗旨。
2．辩的目的
“辩”的目的，是分清是非的区别，审察治乱的规律，搞清同异的地方，考察名实的道理，处置利害，解决疑惑。探求万事万物本来的面貌，分析比较各种不同的言论。用名称反映事物，用言词表达思想，用推论揭示原因。按类别归纳，按类别推论。自己赞同的论点，不反对别人赞同。自己不赞同的论点，也不要求别人赞同。这是辩学的目的、形式和规则的规定。
墨家逻辑有助于认识事物，辩的形式为辩的内容服务。辩的目的和作用中，涉及认识和实践两方面。从认识方面说，“辩”要达到明是非、别同异、察名实，从实践意义说，要达到审治乱、处利害、决嫌疑。墨家认为，客观真理能够认识，客观真理的获得，以逻辑为工具。为了认识真理和揭露诡辩，墨家创立辩的系统学说，即逻辑学。
二概念论1．概说《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言，出举也。”说上》说：“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言，谓也。言由名致也。”
“名”是语词、概念。“名”的作用，是对事物的列举、模拟、摹写，《小取》叫“摹略”，是意识对事物的认识。用语言来事物的实质，如同画虎以表现真虎。对事物进行陈述的由“名”构成。概括事物本质，用语言表达为“名”，即概念。
《经说下》说：“或以名示人，或以实示人。举友富商也，是名示人也。指是鹤也，是以实示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说：“我的朋友是富商。”这是用“名”表达。“朋友”、“富商”是“名”，即概念。用手指指着动物鹤表达思想，叫做“指”(指认)。“指”的表达方式，没有摆脱实物的形象和感官对眼前实物的感觉。这种表达方式需要具备的条件：实物在此时此地。从时间、空间上看，实物必须与交际双方同时出现在同一地点。因而，这种表达方式有局限性，表达不方便。需要一种能克服这种局限性的表达方式，即“名”。“名”以其抽象性和概括陛，克服“指”(指认)的时空局限性。
从《墨经》对“久”与“宇”，即时间与空间的定义，可以看出墨家对“名”的运用。“久，弥异时也。”“久：古、今、旦、暮。…‘宇，弥异所也。”“宇：东、西、南、北。”“弥”：概括。“久”即时间的概念，是对不同的具体时间形式，如古、今、旦、暮的概括。“宇”即空间的概念，是对不同的具体空间形式，如东、西、南、北的概括。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不是直接通过感官感知，是通过抽象思维，对具体时空形式概括的结果，反映事物的一般性质。“名”反映事物的一般性质，存在于个别事物，个别中有一般，一般存在于个别。
《经下》说：“惟吾谓非私名也，则不可，说在返。”《经说下》说：“谓是鹤可，而犹之非彼鹤也。谓‘彼是，是也’不可。谓者勿惟乎其谓。彼犹惟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惟乎其谓，则行也。”“名”是许多个别的概括，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个别，“名”不可“惟谓”。《公孙龙子·白马论》说：“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非有自马为有马。”“白马者，言自定所白也。”由此诡辩说“白马非马”。这是从内涵上割裂一般和个别的内在联系，否认个别中有一般。从外延上抹杀种和属的一致性，把种属包含的关系，歪曲为绝对不相容的全异关系。“惟谓”论实质上是诡辩论，为墨家所批判。2．名的分类集合与元素墨家明确认识集合和元素概念的不同逻辑性质。集合概念叫“兼名”，元素概念可称为“体名”。《经上》说：“体，分于兼也。”《经说上》举例说：“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兼”指整体、集合，“体”指元素、部分。
《经下》说：“区物一体也。说在俱一、惟是。”《经说下》举例解释说：“俱一，若牛马四足。惟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而五一。”“牛马”为一集合概念，由“牛”和“马”两个元素构成。“牛马”集合，不能简单归结为“牛”，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马”，具有新的性质。
“俱一”，是元素每一个都是一个，如说“牛马四足”，指的是“牛四足”、“马四足”，不是牛马加起来“四足”。“惟是”，说的是“牛马”集合概念整体的性质。从元素意义上说，“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是说“牛马”集合概念有两个元素。从整体上说，它是一个集合：“数牛马，则牛马一。”
这就如同问：“一只手有几个指头？”回答是：“有五个。”这是从元素意义上说。又问：“这五个指头是几只手上的？”回答是：“是一只手上的。”这是从集合意义上说的。有五个手指头白一只手，从元素意义上看，它是五，从集合意义上看，它是一。。
《经下》说：“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经说下》说：或不非牛，或非牛，而“非牛也”可，则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日：“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卿或可或不可。而日：“‘牛马非牛也’可，‘牛马牛也’可。”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牛马”可理解为以典型事例充当的逻辑变项符号。“牛马”作为一个整体，是兼名，属集合概念。集合概念的特征，在于它反映的是若干元素构成的整体。集合所具有的性质，并非构成集就像人的手和手指的关系一样，手由五个手指构成，但手不是五指中的任何一指。因此，“牛马非牛”与“牛马非马”两个命题都成立。墨家精研集合和元素概念理论，讨论集合和元素勰念的区分与联系，为古代逻辑和数学理论增添异彩。实体和性质
《大取》：“以形貌命者，必知是之某也，焉知某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不可以形貌命者，虽不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荀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虽大，不与大同，是有使谓焉也。”
根据“名”的生成方式不同，区分为“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两种。“以形貌命者”，如“山”、“丘”、“室”、“庙”等，是具体概念、实体概念，必须知道“名”所反映的对象，才能认知它。
“不可以形貌命者”，如“白”、“大”等，是抽象概念、性质概念，概括事物的性质(包括关系)，它不是具体概念、实体概念，不知道“名”所反映的对象，也能认知它。这种概念，又分为“量数之名”和“非量数之名”，体现相对性和绝对性的不同。
“量数之名”有相对性，依赖于跟别的数量比较，才能认知它。如“大”与“小”比较，才能知道“大”。“大石头”与“小石头”比较，才能知道“大石头”的“大”。检验的方法是，“大石头”打碎，每一小块，未必能称为“大”。这是“大”概念相对性的表现。“大”、“小”、“多”、“少”等关系概念，都是这样。
“非量数之名”有绝对性，相当于抽象概念、一般性质概念(不包括关系)，它不依赖于跟别的性质比较，也能认知它。如“白”，是事物的绝对性质，不依赖于与事物其他性质比较，也能认知它是“白”。检验的方法是，“白石头”打碎，每一小块，能称为“白”。这是“白”概念绝对性的表现。范畴、类和单独概念《经上》说：“名：达、类、私。”《经说上》举例解释说：“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声出口，俱有名。若姓字丽。”
‘‘达”：通达、全面、普遍。“达名”：外延最大的普遍概念，指万物的通名。《荀子·正名》所谓的“大共名”，是综合各类名而成，为最普遍的类概念，如“物”这个达名，是概括一切客观存在实际事物的概念。“类名”概括许多不同事物的共同属性，即荀子的“小共名”或“大别名”，是达名之外的普遍概念。如“马”，此类名包含各种各样的马。“私名”，指称一个个别事物的单独概念，为独一无二的个体之名，如“臧”这个人。
“达名”外延最广，涵盖世间一切事物。“私名”外延最小，只概括一个对象。“类名”是介乎“达名”与“私名”间的概念。凡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都属同一类，都可用这个“类名”来称谓。相对于“达名”来说，它是特殊。相对于“私名”来说，它是一般。这种对“名”的划分，意义重大。作为概念论的知识，一直沿用至今。
3．定义形式
正确思维，必须概念明确。定义是从内涵角度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墨经》有概念定义一百多条，定义方法有种差定义
发生定义两种。
种差定义，揭示被定义项与其他同级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差”，即概念内涵，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如《墨经》说“罪，犯禁也。”“不在禁，虽害无罪。”“罪”的定义是“犯禁”违犯国家禁令。如果某行为虽对人有害，却不违反法禁，就不
犯罪。
发生定义，即种差是对象发生。如《墨经》说：“圆，同长也。”“规写交。”即圆是用规以“一中同长”的方法，画图形，近似于如下定义：“圆是一个点，在平面上，以等距离，绕一定点运动，形成的封闭曲线。”它从“圆”的产生过程，揭示其种差。《墨经》说：“方，柱隅四权也。”“矩写交。”即方是《墨经》有大量条目，用外延划分和内涵定义两种方法并举。如说“名：达、类、私”和“见：体、尽”等条目，都是划分，但在相应的《经说》中，则同时使用内涵定义，既明确按概念外所划分的子项，又明确各子项的特有属性，这是相当完满的明确概念方法，是墨家理论思维和科学精神的表现。三命题论1．全称和特称命题是对事物断定的思维形式。墨家研究多种命题的性质、特点和表达方式，对命题进行分类。《小取》说：“以辞抒意。，，《经上》说：“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闻，耳之聪也。循所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
“言”、“辞”指语句。“意”指命题。语句表达命题。语句属于语言系统，命题属于思维系统。听别人说话，是耳朵的正常功能。根据听到的语句，把握其中的命题，是思维器官的审察分析作用。命题是把包含于概念里的内容加以展开，形成的思维形式。概念蕴含着对客观事物属性的断定，但概念不是命题。概念展开为命题，把断定明朗化。概念展开为命题，叫“以辞抒意”。墨家对命题的分类，有全称和特称、假言和模态命题。
全称命题是断定事物全部情况的命题。用全称量项“尽”、“俱”，相当于“凡”、“皆”、“所有”、“一切”。《经上》说：“尽，莫不然也。”《经说上》说：“俱止、动。”“尽”、‘‘俱’’是莫不如止匕，全音巧女口止匕。
特称命题是断定事物部分情况的命题。用特称量项“或”、“有”，相当于“有些”、“有的”。《小取》说：“或也者，不尽也。”《经说上》说：“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特称量项“或”、“有”的定义，是“不尽”，即不是全部。《经上》说：“动，或徙也。”是说物体中有一部分运动。《小取》说：“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非一马而或白。”即“马或白”断定的语境，至少有两匹以上的马，如果只有一匹马，就不能这样说。
按命题断定的质，分为肯定和否定。全称命题有全称肯定和全称否定，特称命题有特称肯定和特称否定。《经上》说：“樱，相得也。”《经说上》举例说：“尺与尺俱不尽，端与端俱尽，尺与端或尽或不尽。”
“尺”：直线。“端”：点。“尽”：重合。“尺与尺俱不尽”，即两直线相交，二者都不完全重合(全称否定命题)。
“端与端俱尽”：点与点完全重合，两点相交，二者都完全重合(全称肯定命题)。
“尺与端或尽或不尽”，即线与点接触，一直线与一点相交，从点方面说，是完全重合(特称肯定命题)。从直线方面说，是不完全重合(特称否定命题)。2．假言命题假言命题，是表示假设和结果的关系的命题。《小取》说：“假者，今不然也。”假设是表示与当前事实不符的假定、设想。在假设条件下，设想会出现什么结果。墨家将假设条件和结果间的关系，归结为“小故”和“大故”。
《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非彼必不有，必也。”
“故”是得到它，成就一定结果。“小故”，相当于必要条件“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是必要条件假言命题前后件关系式的古汉语表达。
“非彼必不有’’是‘‘无之必不然”的另一表达。“之”、是变项，可以分别代之以p和q。“有之不必然”，可以换成
p不一定有q”。“无之必不然”，可以换成“无p一定无q”。这与西方逻辑一致。
“大故”，相当于充分必要条件。“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3．模态命题
墨家突出研究时间模态，《墨经》定义时间模态词“且”、已”。《经上》说：“且，言然也。”《经说上》解释说：“自前日且，自后日已，方然亦且。”
“且”是表示事物存在状况、样式的模态词。“且”可以表示两种时态，一是在事情发生前使用，相当于“将”、“将要”，二是在事情发生过程中使用，相当于“正在”、“刚刚”。“已”表示过去时，相当于“已经”、“曾经”。这种时间模态词的引进，使模态命题有三种时态。
或然命题
在一事物过程发生之前，断定有可能发生，使用将来时间模态词“且”。《小取》说：“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门，非出门也。止且出门，止出门也。且天，非天也。寿且夭，寿天也。”
“且”在时间上表示将来时，从模态上表示可能性。“且人井”，即将要人井，可能人井，“入井”还没有变为事实。“止且人井”，是采取措施，如拉住将要人井、可能人井的人，或盖住井盖，制止“将要入井”、“可能人井”，等于制止“人井”事实的发生。
“且出门”，即将要出门，可能出门，“出门”还没有变为事实。“止且出门”，是采取措施，如拉住将要出门、可能出门的人，或把门关上，制止“将要出门”、“可能出门”，等于制止“出门”事实的发生。
“且夭”，即将要夭折，可能夭折，“夭折”还没有变为事实。“寿且天”，是采取措施，如积极治疗疾病，改善营养条件，制止“将要夭折”、“可能夭折”，等于制止“夭折”事实的发生。
其公式是：或然命题，不等值于实然命题。否定或然命题，等值于否定实然命题。
实然命题
“已”表示完成时的模态。《经上》说：“已：成；亡。”《经说上》解释说：“为衣，成也。治病，亡也。”“已”又分为两种：“成”和“亡”。“成”是建设性的，从无变为有，如制成一件衣服。“亡”是破坏性的，从有变为无，如治病除根。《墨经》进一步研究了过去完成时模态。
《经下》说：“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经说下》解释说：“已然，则尝然，不可无也。”《经下》又说：“无不必待有，说在所谓。”《经说下》解释说：“若无马，则有之而后无。无天陷，则无之而无。”“无”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有”变为“无”，如先前有马，现在无马。一种是本来就没有之“无”。如天陷(天塌下来)，从来没有。要正确理解所说“无”的含义，必须根据语境判断。世界上一旦“有”什么，那就无法抹杀。因为它曾经如此，即“尝然”。世界上已经发生过某事(“已然”)，就不能说没有发生过(“不可无也”)。在一事物发生过程中表述，使用现在时间模态词“方”或“且”。《经说上》说：“方然亦且。”方：开始，正在。“国家方危”，可以说“国家且危”。现在时语句表示一种事实开始发生，正在发生，从模态上说，相当于实然命题。
必然命题
必然命题，是对，必然性的断定。“必”是经常使用的模态词。《墨经》指出，必然命题的论域，如果涉及一类事物，则带有全称性和全时间性。《经下》说：“必，不已也。”《经说下》举例解释说：“谓一执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工是非必也。”“必”蕴含“尽”。“尽”：全都如此。“一然者，不然者”，有个体是这样的，有个体不是这样的，是“不尽然”，并非全部个体如此，即“不必”，不是“必”。“必”：所有个都如此，并且所有个体都永远如此。若有个体、有时如此，有体、有时不如此，就不是“必”，而是“非必”，即必然命题的定，负必然命题。
《经说下》说：“行者必先近而后远。”即走路，一定是先走近处，然后才能走远处。《贵义》说：“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即如果贫困家庭效仿富裕家庭，在衣食方面费很大，那么，一定会很快败落。必然命题有负命题，墨家常用“不必”、“非必”、“弗必，，示。负必然命题等于或然命题。对一类事物而言，如果不具有全称的意义，或全时间性的意义，那就不能说是“必”，就是“不必”、“非，必”、“弗必”。《经下》说：“无说而惧，说在弗必。”《经说下》说：“子在军，不必其死生。闻战，亦不必其死鳌。前也不惧，今也惧。”儿子在军队中，不能必然断定其生死。听到战斗的消息，也不能断定其生死。墨家用这种负必然命题及其推论，对参加防御战争的军人父母做工作，希望他们不要为参军和参战的儿子担心恐嗅。认为这种担心恐惧，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模态逻辑的原理，并非必然p，等于可能非p，即否定必然肯定命题，等于可能否定命题。《墨经》的理解，合乎现代模态逻辑的知识。
《经下》说：“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经说下》说：“或伤之，然也。见之，智也。告之，使知也。”事物状况的原因，认识的途径，传播的媒介，这三者不一定相同。例如有人受伤，这是生病的原因。亲眼看见，这是认识的途径。用语言告诉别人知道，这是传播媒介。这表现墨家从事物本来面目解释事物，而不附加一点主观的成分。墨家科学地、客观地对待某种事情的发生。“不必同”，等值于“可能不同”。这是应用负必然命题的实例。墨家在两干多年前提出的命题理论，有重要科学价值，当代生活同样有用。四推理证明1．推论原理墨子首次提出有逻辑意义的类、故、法三范畴，在辩论中应户甘。
《非攻下》说，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日：“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言日：“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
否定以无义伐有义之“攻”，并不意味着否定以有义伐无义之“诛”。“攻”与“诛”并非同类。表面上看，二者都是战争，但性质不同，一为非正义之战，一为正义之战。从逻辑上看，它们性质不是一类。墨子提出“察类”，即仔细审察事物类别，防止把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墨子提出“类”概念，表明他已把客观事物的类，及其在人的思维、语言中的反映，作为思维、认识的对象，这是逻辑的开端。
墨子言谈辩论，常问“为什么”，以探究原因、根据和理由，即“故”。《尚贤上》、《兼爱中》、《非攻下》等都有“是其故何也？”之类的话。《天志下》说：“今有人于此，人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之非之，是何(故)也？日：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之故。”
即偷窃行为之所以不义，是因为它不劳而获，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墨子通过这样的回答过程，探明现象因果联系，使认识加深，已把“故”作为逻辑范畴使用。
墨子本人是技艺高超的工匠。《法仪》说：“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即工匠用矩尺定方形用圆规定圆形，用绳定直线，用悬锤定偏正，用水平仪定平面。墨子从中总结出“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的规律。他说：“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子从“法”的概念出发，引出“方法”的概念。《天志中》说“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日：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之。此其何故？则方法明也。”“法”是标准、方法、法则，客事物，人的行为，说话、写文章，都有法可循。
墨子“类”、“故”、“法”的范畴，《墨经》发挥为“故”“理”、“类”三个逻辑范畴。《墨经》认为，在论证中，“故”、“理”、“类”三者，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故”是推理论证的根据、理由。“理”是推理论证的思路、条理。“类”是推理论证所具备“有之必然”的“大故”，推理论证才有充足理由。推理论证的思路条理前后一致，不互相矛盾，合乎事物类的关系，才能行之有效，畅通无阻。不明确“故”、“理”、“类”，推论必然遇到困难。错误推论，是由于不察故，不明理，不知类。《大取》说：“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因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这段话说明推理的原理。“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三者必备，结论才能必然推出，相当于西方逻辑的充足理由律，是推理论证的基本规律。
沈有鼎说：“‘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十个字，替逻辑学的原理作了经典性的总括。”“故”是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即充足理由。“故”就是原因、理由，是结论所以产生的前提的总和。推理结论之所以成立，由前提所规定，为前提所蕴含。前提和结论的联系，是内在的，必然的。
作为充分条件的“故”，有必然推出论题的性质。《经说上》说：“湿，故也，必待所为之成也。”“天下雨”是“地湿”之“故”(原因、理由、根据)，由“天下雨”必然推出“地湿”。作为充分必要条件的“故”，具有“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必然性。如说：“由于不具备见物的条件，所以不能见物。”而作为必要条件的“故”(部分原因)，就“无之必不然”，也具有必然性。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列出论题之所以成立的充足理由，是推论的实质和功能。做到这一点，论题的成立，就有必然性，毋庸置疑。《经说上》第84条说：“必也者可毋疑。”如果一个论断的“故”不明确，结论可能虚妄。
从前提到结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即推理形式。这种推理形式，《墨经》称为“理”。推论通过一定形式(理)呈现，即“辞以理长”。即推论过程要有条理，顺理成章，推理形式正确。《大取》用“道”(路)比喻“理”。今人“道理”连用，表示条理、规律。《墨经》道理、方法、法则、效法等词，可以互相解释。《大取》以“故、理、类”三范畴相提并论，《小取》以“故、方、类”三概念相提并论，说明“理”(道理)与“方”(方法)可互相替换。
《经上》第71条说：“法，所若而然也。”遵循法则，得到预期结果。如用“圆，一中同长也”的法则，用“规写交”(用圆规画闭曲线)的方式，可以画出标准的圆形。
类是事物的界限和范围。《小取》提出“以类取，以类予”，即用例证证明、反驳，要符合事物的类别关系。《经说上》第87条说：“有以同，类同也。”第88条说：“不有同，不类也。”“辞以类行”，即同类相推。推论过程混淆事物类别，会立即遭到困难。
2．推论方式
墨家在论辩中，总结了许多推论方式。
譬式类推
譬是由一物推另一物的譬喻类推。《小取》的定义是：“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譬”是比喻、比方。“譬”有两种功能，一是形象描绘，相当于修辞学的比喻。另一是抽象思维，相当于逻辑类比论证。譬式推论的功能，是列举其他事物，说明这一事物，与惠施对“譬”式推理的功能定义，异曲同工。譬喻类推的认识和表达作用：举此明彼，以浅喻深，以易喻难，由已知到未知。
《耕柱》载，治徒娱、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日：“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日：“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壤，能唏者唏，然后墙成也。”这里，墨子运用了“譬”的方法。
《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这也是墨子运用譬喻类推的典型例子。
譬喻类推，是借他物，说明此物。《小取》定义譬喻类推的联结词说：“‘是犹谓’也者，同也。”“是犹谓”、“譬”、“若”、“犹”、“如”等，是论证两个事物的相同、相似，意味着譬喻类的建立。《公孟》载墨子说：“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包去其冠也。，，“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鱼网)也。，，《墨经》谈“小故，，说“若有端”，“大故”说“若见之成见也”，“体分于兼也”说“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后期墨家有重事实、重归纳的科学精神，这是对前期墨家譬喻即类比思想的发展。因为有“譬，举他物以明之也”的譬喻类推，会很自然地扩展为“举事而明理”的归纳推论。
《经下》说：“擢虑不疑，说在有无。”《经说下》解释说：“疑无谓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之，必死也可。”即从一件事情中，思考、抽取一种必然性，可以不用怀疑，论证的理由在于究竟有没有这种必然性。怀疑是没有意义的。臧在目前医疗条件下，得了不治之症死了，春不幸也得了这种不治之症，她也必死无疑。《经说上》第84条：“必也者可毋疑。”“擢虑”，即抽引思虑，是从类比推论发展而来的归纳法。
《小取》说：“‘吾岂谓’也者，异也。”这是定义反面譬喻类推的联结词。“吾岂谓”、“不若”等，是论证两个事物的不同、相异，意味着反面譬喻类推的建立，是对于对方不恰当譬喻类推的反驳，相对于“举他物以明此物”的正面类比，可以叫做“反类比”。
侔式类推
《小取》说：“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是比较同类词句类推。
“是而然”的侔式类推
“是而然”的侔式类推：肯定的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的结论也是正确的。《小取》说：“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这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三段论，“白马，马也”为大前提，“乘白马”为小前提，“乘马也”为结论。其他例子：“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是而不然”的侔式类推《小取》说，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非事人也。其娣，美人也。爱娣，非爱美人也。车，木也。乘车，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入木也。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无他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无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
事人，指做别人的奴仆。“乘木”是乘一根原木。所以，“获之亲，人也。获事其亲，事人也”，和“车，木也。乘车，乘木也”两“侔”式类推不能成立。获的妹妹虽是美人，获爱妹妹非因为是美人，而是因为是自己的妹妹，所以，“其娣，美入也。爱娣，爱美人也”的侔式类推不能成立。
无盗不是无人。判断某地盗多少，与判断人多少，尺度不同。因此，“盗，人也。多盗，多人也”和“盗，人也；无盗，无人也”两“侔”式类推，是错误的。如果多盗是多人，那么，恶多盗就是恶多人。但恶多盗不是恶多人，所以多盗不是多人。同样，无盗也并不是无人。
“是”为肯定，“不然”为否定。“而”是表示联言性质的连词“并且”之意。前一命题，为一正确的肯定命题，在该命题主、谓项前附加同一成分后，变为正确的否定命题。上述“侔”式类推，肯定前提是正确的，肯定结论是错误的。为了表明这一点，《小取》在结论的主词与谓词间，加“非”字，把原来错误的肯定结论，变为正确的否定判断，取消推理关系。
“不是而然”的侔式类推
《小取》说：读书，非书也。好读书，好书也。斗鸡，非鸡也；好斗鸡，好鸡也。且入井，非人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蹬且天，寿天也。“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爿之，无他故焉。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无空乎内，胶而不解也。此乃不是而然者也。
“且”表示将来时。“且然”即将然，并非已然或实然。所语言习惯，而“入井’’和“出门，，两例，则合乎模态逻辑的原理。
如上引“寿天”和“非命”，都是墨家的主张。“且天”不是死亡，“寿且天”却是“寿天”。有命论者(儒者)认为挽救生命，是不可以人为的，但墨者从“非命尚力”的观点出发，即使眼看快要夭折的人，改善医疗和卫生条件，能够使之延长寿命。
儒者宣扬执有命，并不就真的存在“命”。与此相反，墨者反对儒者的“有命论”，却可以说是真的否定“命”。所以说：“有命，非命也。非执有命，非命也。”墨家的侔式类推，是为解决当时学派辩论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是实际辩论的逻辑升华。其辩技之精妙，逻辑之合理，令人叹为观止。
“一周而一不周”的侔式类推
《小取》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为不爱人矣。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
这里“爱”，要求遍及所有的人。“不爱”，不要求遍及所有的人。只要不爱一个人，就可以说“不爱人”。相反，“乘马”的“乘”，不要求遍及所有的马：只要乘任何一匹马，就可以说“乘马”。“不乘”，要求遍及所有的马：不乘任何一匹马，才可以说“不乘马”。
如果把这“周”理解为周延，则墨者对“乘马”与“不乘马”周延情况的规定，跟西方逻辑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对“爱人”和“不爱人”周延情况的规定，则有墨家的特殊逻辑。这种特殊逻辑，未必能得到世人公认，也未必科学。墨家学派的宗派性与科学性存在一定矛盾。“一是而一非”的侔式类推《小取》说：居于国，则为居国。有一宅于国，而不为有国。桃之实，桃也。棘之实，非棘也。问人之病，问人也。恶人之病，非恶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马之目眇，则为“之马眇”。之马之目大，而不谓“之马大”。之牛之毛黄，则谓“之牛黄”。之牛之毛众，而不谓“之牛众”。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居于国”是“居国”。但“有一宅于国”，则不具有“有国”的属性。马眼睛瞎，为马瞎，故“之马之目眇”，是马眇。但马眼睛大，不具有“马大”的属性。“问人之病”是“问人”，关心人。“恶人之病”不是“恶人”。这牛有黄毛，所以，这牛叫黄牛。但这牛毛多，却不可叫多牛。有些事物名称已经约定俗成，所以，不论前提与结论是否为肯定，都只能遵守既成的习惯。如“桃之实”，习惯叫做桃。而“棘之实”，则不叫“棘”，而叫枣。“祭人之鬼”，不叫“祭人”。“祭兄之鬼”，却叫“祭兄”。
汉字名词没有单、复数之分。马既可表示单数，亦可表示复数。但说“马四足”，或“马或白”的“马”，却有区别。“马四足”，指一马，而不是两马，或多马。“马或白”，指两马，或多马，而不是一马。从前提是一马，不能得出结论也是一马。这是汉字的习惯使然。以上“一是一非”的类推，肯定前提正确，肯定结论错误。或否定前提正确，否定结论错误。简单从形式上‘“比辞而俱行”，会犯错误。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是以援引对方为根据的类推。《小取》说：“援也者，日：‘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援式类推，兼有证明和反驳的双重作用。“援”是说：“你可以这样，我为什么偏偏不可以这样呢？”这是利用矛盾律，援引对方所赞同的，论证对方不赞同的。如前列《小取》：“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说“此与彼同类”，是按
取同。既然“恶多盗，非恶多人”，“欲无盗，非欲无人”，自然“杀盗不是杀人”。因为在这些说法中，“盗人”和“人”，都是作为不同的政治伦理概念处理的。“盗人”是损人利己的坏人，戈剑，天下君子说不对，是不义。杀一人，叫不义，必有一死罪。依此类推：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天下君子说不对，是不义。看到一点黑说酝黑，看见很多黑说白，是黑自不分。尝一点苦说苦，尝很多苦说甜，是甘苦不辨。做小错事，为小不义，知道说不对。做大错事，为大不义，攻伐掠夺弱小国家，却不知道不对，称赞为义。这是辨别义和不义的混乱。墨子概括的“明小不明大”(“知小不知大”)，同他批评鲁班“不知类”一样，是“援”式推论的妙用。
推式类推
即归谬类推。在辩论中，为反驳对方某一论点，以这话为类推前提，得出连对方也不能接受的荒谬结论，进而证明对方论点错误。《小取》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其”指辩论对方。“予”即把自己论证摆出来给对方，看对方承认不承认。“推”是以对方所不赞同的和对方所赞同的，同属一类的论证为根据，来反驳对方的论点。“是犹谓”(这就好比说)的说法，是用来表示前后两种议论的同类的。“吾岂谓”(我难道说)的说法，是用来表示前后两种议论的不同类的。
《公孟》载，公孟子日：“无鬼神。”又日：“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日：“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公孟子说：“鬼神是不存在的。”又说：“君子一定要学习祭礼。”墨子说：“既然主张鬼神不存在，却劝别人学习祭礼，这就如同没有宾客，却要学习接待宾客的礼节。没有鱼，却要结鱼网一样。”这是运用“推”式类推的一例。他由对方的论点出发，推出荒谬结论，令对方不得不接受墨子的观点。
推式类推的逻辑性质，是类比推论和归谬法反驳方式的结合。就根据两个论点相同、相似引出结论而言，是类比推理。就揭示两个论点本属同类，但对方一为赞同、一为不赞同而言，是归谬法。如墨翟对公输般说：北方有侮辱我的人，想借你的力量把他杀掉。公输般说：我讲仁义从来不杀人。于是墨翟指出公输般造云梯，帮助楚国打宋国，必然要杀许多无罪之民，是“义不杀少而杀众”，是“不知类”，就应用“推”式类推。
“止”式类推
《经上》说：“止，因以别道。”《经说上》解释说：“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即对方举出一些正面例证，得出一个全称判断，我则举出反面例证，加以反驳。“止”式类推，是用来区别和限制一般性道理的。如对方以“火铄金”，即火熔化金属的正面事例，归纳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火胜金”的全称命题，我则以在某些情况下有“金靡炭”(金属压灭炭火)的反例，予以驳正。“止”式类推，是对简单枚举归纳的反驳和修正。
3．推论谬误
墨家研究推论中的谬误，《小取》说：“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譬、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事物间某些属性相同，不说明其他属性也相同。“譬”式类赢推，运用应当慎重，不能从某方面相同，必推其他方面相同侔式类推，只能有限制使用，超出一定范围，就不能保证正确现象或结果虽然相同，但本质或原因，却不一定相同。援式类推也有可能犯错误。有时“其所取”与“不取”之同，是表面不能滥用。
运用譬、侔、援、推等推论方式要慎重，以尽量避免犯
误。关键在于全面分析事物多种条理、不同类别和理由，而不能以偏赅全。墨家具体分析在推论中足以引起谬误的各种情况，《小取》说：“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不是而然，或一“强”：牵强论证，强词夺理。这是常见的谬误和诡辩。
譬、侔、援、推，是墨家常用的推论方法，墨家逻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墨家不是机械运用，同时指出其不成立的情况。这种全面的观点是合理的。五思维规律
1。同一律
同一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与其自身是同一的。同一律要求概念、命题的确定性。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A表示任一概念、命题，“A是A”表示，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概念、命题自身的同一。《经说下》说：“正名者：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
“彼”之名只指“彼”之实。“此”之名只指“此”之实。“彼此”的集合名称，指“彼此”的集合体。“彼止于彼”，“此止于此”，“彼此止于彼此”，是用古汉语代词作变项，表达同一律，相当于用英文字母说：A=A，B=B，AB=AB。其实例是：牛=牛，马=马，牛马=牛马。又说：“彼此不可彼且此也。”相当于用英文字母说：“AB≠A，AB≠B。”其实例是“牛马≠牛，牛马≠马”。又说：“若是而彼此也，则彼亦且此此也。”相当于说：“若C=AB，则A=BB。”其实例是：若羊=牛马，则牛=马马。这是用归谬法证明同一律的正确性。墨家为使概念明确，而把这些规定提高到规律的高度论述。对照如表2：同一律表述。
从表2：同一律表述可知，墨家同一律思想的正确性、合理性和普遍真理性。
《经下》说：“谓而固是也，说在因。”《经说下》举例解释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举美谓是，则是固美也，谓也。则是非美，无谓。无谓则假也。”谓：称谓，即用语词、概念表述事物及其性质。一旦对某事物作出某种称谓、表述，就应因袭下去，不可任意改变。如“美”的概念，指事物某种特征，具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就应是“美”。如果同时又说具有这种特征的事物是“不美”，就抹杀概念的确定性，是虚假概念。
《墨经》提出“通意后对”(弄通对方意思再回答)的原则。《经下》说：“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孰谓也。”这段话是墨家对同一律的应用原则，即主张在对话、辩论中，不先“通意”，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造成语言的多义性和复杂性。语词、语句，常有歧义。在对话、辩论中，如不先“通意”，确定概念含义，会出现答非所问的现象，造成无谓争沦，并常给诡辩者造成可钻的空隙。墨家“通意后对”的规定，正是为了避免答非所问的现象。墨家用名(概念)区别同异，主张名实相符，这已意含合理的论辩，用语需要有固定意义，概念明确。墨家逻辑同一律是论辩交际中的语义学、语用学原则。
2．矛盾律
矛盾律在西方是较早发现和运用的逻辑规律，亚里士多德把矛盾律视为“最确实的原理”。墨子在论辩实践中较早发现和囊用矛盾律。矛盾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互相反或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同时都真，其中至少有一假。矛盾在公式是：并非“A且非A”。
墨子初步发现和运用矛盾律，善于用比喻，具体、形象、生动地说明违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即自相矛盾的荒谬}生和不合理性。《公孟》载，公孟子日：“贫富寿天，全然在天，不可损益。”日：“君子必学。”子墨子曰：“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冠也。，，公孟子日：“无鬼神。”又日：“君子必学祭礼。，，墨子日：“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
既教人学习，而又坚持有命论的观点，这就像叫人包裹头发，却又叫人把包裹头发的帽子去掉，是自相矛盾。既坚持鬼神不存在的观点，又提倡学习祭祀鬼神的礼节，这就像没有客人，却学习待客之礼；没有鱼，却做鱼网，是自相矛盾。墨子的比喻，与韩非“矛盾之说”的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过墨家与其他学派长期辩论实践的锤炼，《墨经》中对矛盾律作出概括。《经上》说：“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若当犬。”
《墨经》用“这个动物是牛”和“这个动物不是牛”两命题“不俱当”的方式，表示矛盾律。矛盾律要求思维的一贯性。对任一命题p，不能既肯定，又否定。不能同时断定一对矛盾命题或反对命题。任一语言表达式，不能既具有，又不具有语义p。违反矛盾律的规定和要求，思维、表达会陷于混乱，发生逻辑错误。
违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是自相矛盾(逻辑矛盾)。《墨经》为了揭示思维的逻辑规律，引进“彼”的概念。所谓“彼”，相当于一对矛盾命题。如甲、乙二人针对同一动物，进行争辩，甲说：“这是牛。”乙说：“这不是牛。”这就是“争彼”。这两个矛盾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这里结合实例，生动揭示矛盾律的内容。
《墨经》用元语言的语法概念(否定词“不”，全称量词“俱”，特称量词“或”，模态词“或”必然推出关系“必”)和语义概念(“当”、“不当”，相当于真、假)，对逻辑矛盾律作出理论概括。这是《墨经》用古汉语的元语言工具，对墨子运用矛盾律的议论进行第一层次的元理论概括。把“这个动物是牛”和“这个动物不是牛”两命题，分别表示为p和p(读为：p和非p)，则“不俱当，必或不当”可表示为：_](p^、p)一(p V_1p)。读为：并非“p”和“非p”同真，则或“p”真，或“非p”真，即“p”或“非p”必有一假。这是用现代科学语言，对墨家逻辑进行第二层次的元理论分析。
墨家应用矛盾律，从对方论题引出矛盾，从而驳倒对方论题，这叫归谬法。在逻辑史上，归谬法的广泛运用，刺激、促进逻辑学的诞生。古希腊芝诺、苏格拉底、柏拉图，都应用归谬法，为亚氏逻辑的产生创造条件。古希腊所谓辩证法Dialectic，本指归谬法的具体论辩方式，后来长期兼作逻辑学的统称。古印度梵文tarka，原指归谬式推论，后扩大为逻辑学的另一统称。这种术语的变迁，反映逻辑发展的脉络和归谬法在逻辑中的地位。在中国，墨家较早运用矛盾律进行归谬反驳。墨子在辩论中，常用悖概念，非难对方，这种辩论方式的实质是归谬法。《耕柱》载墨子说：“世俗之君子，贫而谓之富则怒，无义而谓之有义则喜。岂不悖哉？”贫而谓之富，无义而谓之有义，都是过誉，而对方一怒一喜，岂非矛盾、荒谬？
《非儒》载，儒者日：“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日：“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儒者坚持“君子述而不作”的论点。墨者反驳说：你们说君子只转述，不创作，但后人所转述，一定要有人先创作。这样，那些“作而不述”的古人，都成了小人。而今天转述小人的道理，却成君子。传说古人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他们因为“作而不述”，都成小人。当今制革、制甲、造车的工匠，因为“述而不作”，都成君子。这岂非矛盾、荒谬？
《墨经》的归谬反驳。《经说下》说：“以言为尽悖，悖在其言。”《经说下》解释说：“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认为“一切言论都是虚假的”，本身有矛盾，因为这句话也是言论。虚假即不成立。这个人的这句话，如果成立，这就意味着这句话是真的，与“言尽悖”矛盾。这个人的这句话，如果不成立，那么认为它论，酷似古希腊诡辩家克拉底所谓“一切命题都是假的”，或唐玄奘译、印度逻辑家陈那着《因明正理门论》所批评“自语相违”的虚假论题“一切言皆是妄”。反驳方式，是用揭示逻辑矛盾的归谬法，也与古希腊、印度逻辑著作相似。
《经下》说：“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经说下》解释说：“非诽，非己之诽也。不非诽，非可非也。非不可非也，是不非诽也。”
墨家定义“诽”是“明恶”，即批评缺点、错误。而批评，在社会生活中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合理现象，不能一概反对。“非诽”论，即反对一切批评，或所有批评都是应该反对的，是错误的。庄子有类似观点。他否定百家言辩，而自己又在积极言辩。墨家认为，提出这一论点的人，会陷入自相矛盾。因为提出“反对一切批评”，就连自己“反对一切批评”的这一批评，也否定了。如果不反对一切批评，那么有错误就可以批评了。如果有错误不能批评，那么这本身也导致对“反对一切批评”论点的否定。这里机敏地运用揭示对方自相矛盾的归谬法。
《经下》说：“学之益也，说在诽者。”《经说下》解释说：“以为不知学之无益也，故告之也，是使知学之无益也，是教也，以学为无益也教，悖。”即学习是有益的，批评这一论点的人必然陷入逻辑矛盾。对方认为人们不知道“学无益”的论点，所以告诉别人、教别人，这等于否定“学无益”，而承认“学有益”。“学无益”论，是老庄一派所持的观点，墨家重视教育和学习，主张“学有益”。
《墨经》对悖论的归谬反驳，是逻辑史上的宝贵资料。科学研究中发现许多新奇观点，有时难以辨明真假，但从其出发，如果能推出荒谬结论，则这一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这被科学发展史所证实。
3．排中律
排中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不能都假，必有一真。排中律的公式是：“A或者非A”。公式意谓，对矛盾命题A和非A，不能同时都否定，必须肯定其中之一。这一公式是永真式，代入任何具体命题，都是真的。
就简单直言命题而言，排中律的“排中”，即排除对同一主项肯定和否定之外的任何中间可能。亚里士多德说：“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谓项之间，没有第三者，我们必须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某个主项有某个谓项。”①
如“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关于同一主项的矛盾命题，不能同时都否定，必须肯定其中之一。针对同一动物a，甲说“a是牛”，乙说“a不是牛”(=a是非牛)，二者不能同假，必有一真。
《经下》说：“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即辩论必须是双方针对同一主项，一方说它是什么，另一方说它不是什么，其中正确的一方是胜方，不正确的一方是败方。如果争论的论题都不成立，“俱无胜”，这不叫做辩论。如“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甲说“a是牛”，乙说“a是马”，这是关于同一主项的反对命题之争，“牛”和“马”是同一概念“动物”下属的一对反对概念，二者没有穷尽“动物”概念的外延，在反对概念“牛”和“马”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中间可能。
排中律不适用于反对命题，因为反对命题可以同假，允许对二者都否定，不肯定其中之一。排中律只适用于矛盾命题，因矛盾命题不能同时都否定，必须肯定其中之一。矛盾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不能同假，必有一真。如针对某一动物说“这是牛”，或“这不是牛”，不能两者“俱不当”，必有“当”(正确，符合实际)的一方。这是对二值逻辑真值规律的正认识。
《经说下》说：“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即矛盾命题之争，必然一是一非，二者必有一真。这是关于排中律的正确概括。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故日：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日：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牛马”是“兼名”，即集合概念。“牛”、“马”是其中元素，所以有“牛马非牛”和“牛马非马”的命题。难者说“牛马”一部分是牛，一部分不是牛，而你却认为“牛马的所有部分都不是牛”，那么，按此逻辑推下去，“牛马”一部分不是牛，一部分是牛，那也就应该认为“牛马的所有部分都是牛”。这两个命题为反对关系，同时肯定构成自相矛盾，故难者认为，“牛马的所有部分都不是牛”是不正确的，“牛马的所有部分都是牛”也是不正确的。即排中律不适用于这一对反对命题，允许“两不可”的立场。
墨家把“牛马牛也”解释为“牛马尽牛”，即“牛马的所有部分都是牛”。把“牛马非牛也”解释为“牛马非尽牛”，即“牛马的一部分不是牛”。根据排中律，这两个命题，必有一正一错。“或可或不可”的“或”为特称词。由于这里只涉及两个命题，所以等于说“一可一不可”，即一是一非。
墨家认为“牛马非牛也”是正确的。“牛马牛也”却是不正确的。他们说，既然你认为我的“牛马非牛也”是不正确的，那你就该认为“牛马牛也”是正确的。而你却认为我的“牛马非牛也”不正确，“牛马牛也”也是不正确的，这种“两不可”的立场是违反排中律的。
从你所说的“牛马牛也，未可”，也可推出“牛马非牛也”。即否定“牛马尽牛”，是等值于“牛马非尽牛”的。这个“牛马非牛也，可”，和我的命题“牛马非牛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可之”，即断定它。墨家对排中律的解释和运用是正确的、科学的，它所内涵的科学意义，今天仍为逻辑学者广泛采用。
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三者一致，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同一律保证思维的确定性，矛盾律保证思维的一贯性，排中律保证思维的明确性。如就一动物个体a来说，“是牛”就“是牛”，“不是牛”就“不是牛”，保持思维的确定性，这是同一律的要求。如果既说“是牛”，又说“不是牛”，这没有保持思维的一贯性，是“自相矛盾”，违反矛盾律的要求。如果既否定“是牛”，又否定“不是牛”，这没有保持思维的明确性，是矛盾命题“两不可”，违反排中律的要求。4．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被断定为真，必须有其充足理由。所谓充足理由，是指在论证中，前提真实，推论正确。充足理由律的公式：P^(P—Q)一Q。P、Q表示任一命题。含义是，要在论证中断定论题Q真，必须论据P真，并从论据P，能必然推出论题Q。违反充足理由律的逻辑错误，是“理由虚假”、“推不出来”。
《经上》说：“故，所得而后成也。”《经说上》举例解释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故”即理由。
立说持论，必须提出理由，才能晓晤、说服别人。“所得而后成”界定“故”。“故”是推出结论的充足理由。“所得”是前提，是“故”，“后成”是结论。论证理由充足，论题必然跟随。
充足理由律是墨家立说、谈辩的基本原则。《大取》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因果联系反映在思维中，形成论据和论题的逻辑条件关系，表明真实论题成立，所依赖的论据必须充足真实，即论题凭借理由而产生。如果提出论题，不明确赖以成立的理由，虚妄。这是思维的基本规律。“故”指推出论题的充分条件充足理由，“有之必然”，即有此条件，必有此论题，可确信勿需怀疑。
《经下》说：“无说而惧，说在弗必。”《经下》举例解释说：“子在军，不必其死生。闻战，亦不必其死生。前也不惧，今也惧。”儿子在军队，不能必然断定其死生。听到战斗的信息，同能性，断定为必然性，不符合逻辑充足理由律，是不正确的。
充足理由律是规范推论理由的法则形式。墨家从真实、充足的理由出发，得出真实、确定的思维论证性。这些合理思想，在科学发现和表述中有重要价值。六现代价信
1．理论价值
墨家逻辑是诸子百家争鸣辩论思维方式的总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与印度和西方逻辑有贯通之处，是世界逻辑史的重要成果。墨家逻辑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中国的精神财富，也是人类的知识遗产。墨家系统研究概念、命题、推论思维形式，明确揭示三者的区别和联系，阐述以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为主要内容的思维规律，至今仍有实用价值和生命力。2．历史价值墨家逻辑是古代百家争鸣和科学认识的方法。《小取》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当时名辩逻辑应用广泛，是思维、表达的普遍工具。
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两书，评价“科学的和逻辑的墨家”，“是以同异原则为基础的一种高度发展的和科学的方法的创始人”，“对演绎和归纳具有相当时髦的概念”。他们“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作为科学研究和逻辑探讨的学派”，“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的中国思想学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为中国贡献了逻辑方法的最系统的发达学说”。“《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
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评价墨家逻辑“是中国学术史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其总结中国古代科学，把古代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提高到自觉水平，推动科学发展，“成就不在古代希腊、印度逻辑学之下”。3．现实价值墨家逻辑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精华，是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普遍真理，经过创造性的诠释转化，能够在新世纪继续发挥对社会和文化的积极作用。梁启超在《墨子学案》论墨家逻辑的价值时说：“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子里两千年。今日我们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论理(逻辑)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民族，我们还有面目见祖宗吗？如何才能够一雪此耻？诸君努力啊！”
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中说，墨家逻辑代表“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光辉成就”。“中国古代逻辑学思想的发展，到了《墨经》，就同登上高峰一样。《墨经》不仅在古代，就在现时，也还是逻辑学的宝库。”
逻辑真理具有贯通古今中外的普遍性。中国古代逻辑的优秀：成果，应该向世界弘扬，使之与现代逻辑发展的最新成果相结合，成为中外逻辑交会的桥梁。中国名辩的现代研究成果，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作用。
现代哲学等社会科学所需要的是逻辑的力量，现代逻辑已成为哲学家、社会学家手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自然科学也需要逻证明。墨家逻辑对古代科学的论证，可以成为现代科学的借鉴
4．世界意义
墨家逻辑在世界逻辑史上，与古希腊逻辑、印度因明一样有地位。亚氏和印度逻辑与墨家逻辑有不同的特点，也有一致处。亚氏逻辑注重推理过程的公式化和形式化，印度因明注重推理形式和具体内容的结合，为论辩需要服务。墨家逻辑揭示形式逻辑的某些共同规律，有独特的体系和精湛独到之处。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说：“墨家的名学在世界的名学史上，应该占一个重要的位置。”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逻辑学思想曾有很大发展，即所谓名辩思想。”“先秦的逻辑思想是丰富的，但有着较完整的理论的是公孙龙、后期墨家和荀况三家。”“后期墨家曾对逻辑学作出重要贡献，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逻辑史中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孙中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后期墨家逻辑”条目释文中说：“后期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的重点，也是世界逻辑史的组成部分。墨学与军事一甲兵方起
《备城门》至《杂守》十一篇，专讲守城。孙诒让考证除这十一篇外，还应有《备钩》、《备冲》、《备堙》、《备空洞》、《备韫》、《备轩车》等六篇已佚，另有四篇，篇名已不可考。《墨子》城守诸篇本应有二十一篇，已亡十篇，现存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墨子》七十一篇，包括城守各篇。同书《兵书略》载“兵技巧十三家，一百九十九篇”，班固自注：“省《墨子》，重。”与“兵技巧家”相“重”的《墨子》，是指讲守城技术的篇章。《墨子》城守诸篇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兵书。
《墨子》城守诸篇的特色是反映小国、小城人民积极防御战争的规律。它透过守城战斗的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工程构筑和战斗过程，论述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在中国军事学说史上有重要价值。《墨子》城守各篇是中国古代积极防御战的经典，跟主要讨论进攻战规律的《孙子兵法》恰成古代军事学说中的双璧，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应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墨家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在当代中国和世界，具有更为特殊的现实意义，应给予更多关注。从本质上说，人民要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与和平生活，只有实施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
1．军事形势
《备城门》载禽滑厘问墨子：“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墨子时代，齐、晋、楚、越四大国对峙，四分天下。《非攻下》载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节葬下》又说：“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伍，以攻伐兼并。”后形成齐、秦、楚、越、韩、赵、魏、燕八国争霸。越亡后，其余七强并立，即战国七雄，夹在其间的鲁、卫、宋、郑等小国、弱国，不断受大国、强国的攻掠。
2．战略任务
“守小国”，是墨家从“兼爱”理想出发，根据“大攻小，强执弱”的军事形势采取的战略抉择。墨家怀抑强扶弱的侠义，肠，采取守小国、扶弱国的立场，其战略任务是最大限度利用，国、弱国的人力、物力，采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削弱攻掠一方的有生力量，争取小国、弱国防御战的胜利。居民居民，抵挡大国十万正规军。《杂守》说，墨家守城“率万家城方三里”，一万户居民，城墙周长三里。《备城门》说：
(敌)攻以队，十万之众”，攻方队伍十万人。这跟主要反映大国进攻战规律的《孙子兵法》的说法相吻合。《孙子·作战篇》载孙武说，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披铠甲步兵十万。又说：“日明“守小城’’的战略抉择是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被迫作出的，需要巨大战略勇气和充分战术准备。
在“大攻小，强执弱”的军事形势下，完成“守小国”的战胳任务，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墨家主张小国居民居安思危，积极备战。《杂守》载墨子说：“安则示以危。”在暂时平安中，要指出遭逢危难的可能。
墨子劝卫君蓄士备武。卫国是比鲁、宋还小的国家，周边与“好战大国”齐、晋为邻，不断受齐、晋攻掠。卫国上层骄奢淫逸，不思危图强。墨子游说卫国上层，分析强国林立，为求生存，应立志节欲备武，训练军队，不然难免速亡命运。
《贵义》载墨子对卫国卿大夫公良桓子说：“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阅子之家，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若取饰车、食马之费，与绣衣之财以蓄士(训练军队)，必干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数百人处于前，数百人处于后，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蓄士之安也。”
卫国一卿大夫家，有穿锦绣衣服的姬妾数百人，豪华轿车数百辆，吃粮食养肥的马数百匹，腐败奢靡，可想而知。墨子从卫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出发，告诫卫国统治者，应节欲尚俭，整军备武，改革政治，才能在大国挤压下长治久安，不致“速亡”。
墨子的警告没有引起卫国统治者的重视，卫国在周边强国的攻掠下败亡。《七患》说，国家大患之一是：“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看不清军事形势，麻痹大意，一遇突发事件，难于应付，必导致亡国。
小国应有危机意识，又不可在战略上丧失信心。在战事突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能闻风丧胆，把国家、城池拱手相让。墨子提出“危示以安”的原则(《杂守》)，在危难面前，要看到转危为安的因素。
《备城门》说，当敌人以“十万之众”，用“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附、辕韫、轩车”等各种战法，气势汹汹来攻城，应清醒分析守城战斗的有利形势，坚守胜围的条件。墨子说：“我城厚以高，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城墙厚高，守城器械齐备，柴草粮食储备充足，这是物的因素。内部团结，得道多助，是人的因素。凭借人和物的因素，守城战斗能坚持到最后胜利。
正确认识军事形势，对战略大局心中有数，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就可对可能发生的变故应付自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企图遏制我国的和平发展，不能丧失警惕，要有应付各种可能突发事件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包括以军事斗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稳定，保卫改革开放成果。我们在争取和平的同时，应居安思危，坚持加强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增强实力，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二非攻救守
1．非攻
墨子从劳动人民朴素的道德观念，概括“兼相爱、交相利”的“兼爱”说；又从“兼爱”说，引申“非攻”概念。“非攻”是平民道德的引申。墨子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祸篡怨恨”不生。“非攻”和“兼爱”，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墨子常用私有制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勿偷盗”，类比论“非攻”。他说：现在有一个人闯入人家的果园、菜园，偷窃的桃李瓜姜，入听到了都会说他不对，当政者抓到了也会惩
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不劳而获、亏人自利。同样，偷人家犬豕鸡豚牛马；屠杀无辜、抢掠衣裘戈剑；翻墙而人，绑架人之子女；挖洞人室，窃人之金玉布帛；等等，都是不仁不义的，应该鲁阳文君，捌、邻国相和郑国有攻伐兼并的意墨子批评鲁阳文君说，假定有一人，家里牛羊猪狗肉“食之不可胜食”，看见人家做面饼，千方百计偷来，说这样可以节省他家里的食物。墨子问鲁阳文君，这是他食物不够呢？还是他有偷窃病呢？鲁阳文君说：这是有偷窃病。墨子说，楚国四境之田，荒芜而不可胜辟，看见宋、郑之间有空地，千方百计占据，这也是有偷窃病。墨子对鲁阳文君说，窃一犬一彘而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这是知小物而不知大物。墨子从当时劳动人民兼爱互利、不偷窃的道德观念出发，保护小生产者的劳动成果与和平生活，谴责大国对小国的攻伐掠夺战争。
2．矛头所向
《非攻下》载墨子说：“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若使此四国者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非攻中》载墨子说，南则楚、越之王，北则齐、晋之君，所有余的是土地，所不足的是人民，然而他们却“尽民之死”，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像齐、晋、楚、越等大国，占有广大未开垦的领土，不足的是垦荒种植的人民。攻伐兼并战争，是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荒谬背理。
《节葬》载墨子说：“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齐、晋之君，此皆砥砺其卒位，以攻伐兼并。”当时齐、晋、楚、越四大国对峙，“四分天下”。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大诸侯国有齐、秦、楚、越、韩、赵、魏、燕八个，小的有宋、鲁、郑、卫、莒、邹、杞、蔡、郯、任、滕、薛、曾等。大诸侯国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攻城略地，矛头指向周边小国。在中国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这种现象不可避免，但也给小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3．战争罪状
墨子历数“好战大国”攻伐掠夺战争的罪状。第一，耽误农时，使百姓陷于饥饿。《非攻中》载墨子说：“今师徒惟毋兴起，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惟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农业生产的特点，是“以时生财”，必须“力时急”，抓紧农时，才能“五谷常收”，“生财密”。兴师动众，攻伐兼并，短者数月，长者数年，必然耽误农时，破坏农业生产，使人民饥寒冻馁。
第二，抢掠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墨子说：“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将必皆差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抢掠牲畜，把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窃为己有，是“非其所有而取”，“亏人自利”，不劳而获，犹如强盗。《孙子·军事篇》和《九地篇》说：“侵掠如火”，“掠乡分众”，“掠于饶野”，是大国掠夺小国的实情。
第三，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天志下》载墨子指出，“好战大国”攻伐小国，“民之格者则劲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御胥靡，妇人以为舂酋”。被侵掠国家的老百姓，稍有反抗，予以残害，不反抗者用绳索捆绑，像牵牲畜一样掠回，强迫为奴，生如牛马。
第四，国家失卒，百姓易务。《非攻下》载墨子指出，“好攻伐之国”动辄兴兵“十万”，连年战争，“农夫不暇稼穑，妇人不暇纺绩织织纫，则是国家失卒，而百姓易务也。”等于使国家去劳动力，使百姓不能务本业。被迫征战的大国百姓，在征途因饥饿、疾病死者“不可胜数”，战斗“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攻下“三里之城”，“杀人多必数万，寡必数干攻伐掠夺战争，对交战双方的百姓都是巨大灾难。墨子的结是：“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
4．救守
墨家由任侠尚义，而学军救守，组成带军事性的学术团体。平时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衣食住行有严格制度，受严密组律的约束。墨家平时研究学问，从事各种事业，而一旦战争发，可随时拉出几百人，指挥、组织和参与小国小城的防御战斗。一次战斗，有上百名墨徒牺牲，这在各学派中独一无二，构成墨家一大特色。墨子教门徒“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用文武两手，反对大国对小国的攻伐，保护小国人民的劳动果实和生命财产。典型事例是《公输》、《吕氏春秋·爱类》、《战国策·宋策》、《淮南子·修务训》等载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
公元前440年的一天，墨子听到鲁班帮助楚国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便从鲁国出发，日夜兼程，行十天十夜，到楚国都郢，找到鲁班。鲁班问：“先生有何见教？”墨子说：“北方有人侮辱我，请你杀他。”鲁班不高兴。墨子说：“我送你十两金子。”鲁班说：“我讲仁义，从来不杀人。”
墨子起身再拜说：“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鲁班被说服，并答应带墨子见楚王。
墨子对楚王说：“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日：“必为有窃疾矣。”子墨子日：“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粱肉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椴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以上三种比喻)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
楚王说：“讲得好！尽管如此，鲁班已为我准备了云梯，我一定要攻打宋国。”于是把鲁班叫来一起辩论。墨子解下腰带当城墙，以木片当守城器械，与鲁班进行攻守模拟战。鲁班九次改变攻城器械和战法，九次被墨子打败。鲁班攻城器械用尽，墨子守城器械尚未用完。鲁班对墨子说：“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也说：“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墨子说：“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说：“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制止楚王攻宋，返回鲁国，路过宋国，那里戒备森严，赶上下雨，墨子想到城门洞中避雨，遭到守城者拒绝，这是守城者根据墨子守城的要求行事。
从故事看出，墨子“非攻”和“救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对攻伐掠夺战争，当这种战争爆发，要用“救守”(救援守者)的行动去“非攻”，制止攻伐掠夺战争。
制止不义战争要有多种条件：第一，要有道义优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战争爆发，与之并行的是外交斗争，“伐兵”和“伐交”交织。“伐兵”靠军事实力，“伐交”靠道义。占道义优势，“义正词严”，“大义凛然”。墨子与鲁班、楚王对话，占道义优势，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第二，熟知战术、战法。“伐交”谈判，充满军事理论、知识的交锋。攻方用军事优势恐吓，想在谈判桌上取得在战场上尚未得到的。守方不被吓倒，要对双方军事实力了如指掌。在战术、战法、武器装备方面，要有应付对方的手段，“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墨子不在与鲁班的“沙盘战斗”中取胜，楚王不会放弃攻宋意图。
第三，以物质实力为制止战争后盾。道义胜利通过正义战争胜利实现，以正义力量强大为前提。墨子与鲁班模拟攻防战取胜，对方仍想通过杀掉墨子的不义举动，赢得攻宋战争。楚王听说墨子门徒，早已持墨子守城器械，在宋城上严阵以待，才真正认输。国弱受欺负，落后要挨打。在当今世界秩序中，要抓住机，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就会有更大影响力和更多发言权。
三发挥人力在“大攻小，强执弱”的形势下，采取“守小国”的战略选凭借的优势条件是小国、小城人民人力的充分发挥，各种积极因素的充分调动。墨子非命尚力，反对儒者宣扬的命定论，主张发挥人民奋斗的力量。《非命下》载墨子说：“夫岂可以为命哉？固以为其力也。”《经下》151条说：“且然不可止，而不害用功(人力)，说在宜。”《经说下》解释说：“宜犹是也。且然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功而后然者，必用功而后然。且用功而后已者，必用功而后已。”人在某种无法改变的趋势面前，不能无所作为，应该充分发挥人力的作用，趋利避害，把利益争取到最大，把祸害排除到最小。“宜”是符合原则、标准(“是”即正确、合标准)。敌方大军压境，是将城池拱手相让，乖乖投降？还是组织人民，把力量发挥到极致，坚守城池？墨家主张后者。
战略形势，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守城规模，是“率万家而城方三里”。《非攻中》说：“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即战国人说的“干丈之城，万家之邑”①。一万户的小城，有数万人口。敌方攻力，是“十万之众”。《非攻下》说：“今观好攻伐之国，徒十万，然后足以师而动也。”《备城门》述敌我力量对比说：“客(敌)攻以队，十万之众。”反映大国进攻战规律的《孙子兵法》，屡言野战军调动，《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日费干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孙子兵法》所述情况与墨子所说一致。攻者为强国、大国，拥十万精兵。守者为弱国、小国，只有万家之民。这种攻守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反映当时进攻和防御战的一般情况，有典型性。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战略形势下，应结成最广泛的抗战守城统一战线，把小城人民保家卫国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发挥到极致。1．全民皆兵一万户居民小城，抵挡十万敌军进攻，怎样组织守城军队？《备城门》说：“客(敌方)攻以队，十万之众，攻无过四队者。上术广五百步，中术三百步，下术一百五十步，诸不足一百五十步者，主人(守方)利，而客(敌方)病。广五百步之队，丈夫干人，丁女两干人，老小=}人，凡四千人足以应之，此守术之数也。使老4q<事者，守于城上不当术(攻道)者。”
这一部署，用守军四千人(含男壮丁干人，女壮丁两干人，老人小孩干人)。这四千人的队伍，男壮丁之所以比女壮丁少一千人，是由于另有预备队、突击队、敢死队和各级军事长官卫队、各种技术兵种等，需要男壮丁担任。
除这四千守军，还有其他安排。如：“(城下的)守法：五十步，丈夫十入，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御。，，按这种“守法”计算，“万家之邑，干丈之城”需守军三干多人。
还有城内各处守卫、巡逻，各种后勤保障，倒班轮换，不动员全城居民实行“举全城之民皆兵”，不能胜任。
广泛组织妇女参战，是墨家组织积极防御战的一大特色。《号令》说：“女子到大军，男子行左，女子行右。”几千名青壮年妇女，听到集合鼓声，放下手中活计，从各家各户走出，齐拥城上岗位报到。要速度快，有秩序，须要男左女右，分道而行。
-《号令》又说：“丁女子，老少，各一矛。”女兵和男兵一样，手持武器，参与战斗。《旗帜》说：“守城之法：女子为姊妹之旗。，’女兵军团，有特殊军旗标志。又说：“男女皆辨异衣章徽令男女可知。”男女兵各着不同制式军服，佩戴不同臂章徽记使男女兵易分辨，便于管理，严肃风纪。女子作战英勇，同男兵一样受赏赐，如“赐钱”、给予免征租税、徭役的优待。《备说：“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连坑道兵组成，都要男女半。在防御战中，妇女显示“半边天”作用。
战国时代，男子服兵役年龄从15到60岁。四千守城军“老少干人”，“老”指60岁以上老人，“少”指15岁以下儿童。《旗帜》说：“五尺童子为童旗。”儿童团，有专用军旗，上描儿童形象。《旗帜》说：“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其奸。”住在街道上的老人，没有参与守城部队和后勤工作，组织担任巡逻、联防，盘查往来行人，发现可疑，及时报告，以防奸细混入。《杂守》说：“睨(审观)小五尺不可卒者，为署令给事官府与舍。”观察15岁以下儿童，不能参加守城部队，组织在官府长宫住处服役。在小城保卫战中，连老人、儿童都彻底发动，在城内不会有一个闲人。
2．各用所长
在守城战斗中，对各阶层、各行业，各种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彻底动员，用其所长，各有分职，全部纳入战时体制，编制为军队的组织形式。《迎敌祠》说：“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与工，第之(编制使各有统属)。举屠(屠夫)、沽者(酒商)，置厨给事(给军队办理炊事)，第之。凡守城之法：百官供财(有钱出钱)，百工即事(有力出力)，士皆有职(士人都有专职)。”要求把各级官吏、各种有一技之长者、手工业工匠，都编为组织，明确上下级关系。让屠夫、卖酒商人，操办军队伙食。各级官吏提供财力，各种工匠提供人力、技术，知识分子分配专职。
《备城门》说：“敌人为穴而来，我急使穴师选士，迎而穴之，为之具内弩以应之。”“穴师”是专精开挖洞穴、坑道的技师。《备穴》说：“令陶者为瓦窦”，“疾鼓囊熏之，必令明习囊事者勿离灶口。”“陶者”，指制陶技工。“明习囊事者”，指熟练的冶金鼓风技工。在战时组织各种手工业技工、技师，利用专业特长，构筑军事工程设施，实行各种特殊战斗方式。
3．统一战线
《杂守》说：“有谗人(讲别人坏话的人)、有利人(替别人做好事的人)、有恶人(品德不好的人)、有善人(乐善好施的人)、有长人(高个子)、有谋士(善谋划的人)、有勇士(勇敢的人)、有巧士(手巧的人)、有死士(不怕死的人)、有内人者(城内老住户)、外人者(外来人)、有善爱人者(好心眼的人)、有善斗人者(好斗分子)，守(指郡守、郡长、守城战斗总指挥)必察其所以然者，应名以纳之。使人各得其所长，天下事当。均其分职，天下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备。强弱有数，天下事具矣。”
在守城战斗的非常时期，当权者应采取开明宽容的用人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参加守城战斗的人，结成广泛抗敌统一战线。
拥有数万人的郡级城市，各阶层、各行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所不有。平时乐善好施、乐于助人者，善于出谋划策的人、心灵手巧的人、勇猛无畏的人、侠客义士等，自然各有所用。高个子、“有力者”(力气大的人，见《备城门》等篇)、“案目者”(能够目不转睛、盯着看的人，见《备梯》)、“聪耳者”(耳朵灵的人，见《备穴》)等，各有用场。平时爱说别人坏话的人、品行不端的人、爱打架斗殴的人，只要参加守城战斗，改过自新，无不欢迎。外来不久的新住户与老居民一律对待。凡参加守城战斗，不计较出身、经历、品质、行业、才能等区别，一视同仁，皆予收纳，各分配一定工作，发挥长处，使每一个人都在守城战斗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使人各得其所长”，“均其分职”，“皆其所喜”，“强弱有数”，“天下事当、得、备、具”，即每个人都为守城战斗贡献，跟守城联系，结成广泛抗敌守城统一战线。这是守城的人力保证。
墨家注意团结内部，争取外援，瓦解敌人，优待间谍，目的是为了扩大守城统一战线。《备城门》说：“上下相亲”，“吏民和”、“主信以义，万民乐之无穷”。《号令》说：“诸有怨仇不相解者，召其人为之解之。”这是团结内部。《备城门》说：“得邻诸侯之救。”《号令》说：“豪杰之外多交诸侯。”这是争取援。又说：“守入城，先以候为始，得辄宫养之，勿令知吾守蠲之备。侯者为异宫，父母、妻子皆同其宫，赐衣食、酒肉，信善待之。”这是优待敌方间谍，意在瓦解敌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之有利于守城一方。
霸权主义占据军力、经济力的优势，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小国反霸权，物质力量处于劣势，凭借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的积物弥补物力不足。
墨家尽人力坚守胜围，把局部小国、小城有限人力发挥到极致，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日本是经济、军事强国，中国是经济、军事弱国。中国人民j崽动员，实行全民全面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是当时抗日军民的总方针。这场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全国、全民抗战，是中国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被冠以“人民战争”称号。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是因为进行了人民战争。研究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规律，墨家发挥人力到极致的战略思想，仍有启发意义。四积极防御
墨家以“善守御”著称，汉语中留下“墨守”(“墨翟之守”)的术语。“守”，防守，防御，作为战争行动方式，有战略、战役和战术防御之分。就防御在战争、战役乃至战斗中对全局影响而论，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二者相辅相成。作为手段，进攻和防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为了保存自己，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这两个方面，进攻是主要的，防御是第二位的。只有大量消灭敌人，才能有效保存自己。防御是不是积极的，主要看是否有助于进攻，或有助于转入进攻。在这个意义上，战略、战役和战术防御，都有积极与消极的区别。
墨家论进攻和防御，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军事辩证法，是一般辩证法的组成部分。墨家在论证“同异交得”的一般辩证法原则时，列举例证：“剑犹甲，死生也”，意味剑这种致敌死命的进工文陛武器，也有如铠甲一样，保存自己生命的防御作用，具有“死生”两种对立的性质。，致敌死，是为了保己生；必要进攻，是为了有效防御。这里揭示进攻与防御的军事辩证法。“墨翟之守”，世代留名，无论在战略、战役、战术上，都是积极防御。
1．入守出诛
墨子“非攻”，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墨子不是反对一切战争的“非暴力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这样的误解，在墨子时代已经存在。
墨子向当时“好攻伐之君”宣传“非攻”学说，好战国君为自己攻伐掠夺的行为辩护，非难墨子说：“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把墨子“非攻”解释为“以攻伐为不义”，是错误的。墨子不是把一切“攻伐”(战争)都归结为“不义”，加以反对。
在战略上，墨家在刀兵四起，“大攻小，强执弱”的形势下，选择“守小国”，确定战略防御的方针。这种战略防御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守小国”，不限于守自己家乡，无论什么地方出现大国、强国攻伐掠夺小国、弱国的情况，墨家都全力制止。《非攻下》载墨子说：“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墨家救守，是主动行动。《尚贤中》说：“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即坚固设防守御，强力诛讨不义，全面表达墨子积极防御的方针。
《非攻下》载墨子针对“好攻伐之君”的误解，驳辩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力主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类：大国、强国攻伐掠夺小国、弱国为不义；而小国、弱国组织自卫，抗击和诛讨敢于入侵的敌寇，是正义的举动。前者为“攻”，后者为“诛”，概念类别同，物情事理有别，不可混淆。
战略防御，在总体上处于守势，不主动攻击别人。积极略防御，在总体上处于守势，为了有效防御，根本消除威胁，
≮时也采取进攻手段，打出去，并且打赢，这就是墨子所说的“诛”。把“诛”纳入战略防御可采取的行动范围，表现墨家战略防御的积极性质。积极的战略防御要以充分的物质准备为前提。坚固防守，积御，是墨家军事思想的出发点。《七患》说：“城郭沟池不可“敌国至境，四邻莫救”，“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而不知戒”，是国之患。并说：“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猝(敌国突然进犯的事变)。”“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积极的战略防御，包括在充分物质准备基础上，主动出击的“伐交”。通过主动行动，制止将要发生的不义攻伐，是战略防御积极性质的表现。著名实例有墨子止楚攻宋、止鲁阳文君攻郑、止齐国攻鲁等。
鲁国是墨子住地，是小国，春秋后期国势衰落，战国前期不断受到北方大国齐国的攻略。为了存鲁抗齐，墨子多次游齐，劝说齐国将领和贵族，宣传“非攻”学说。《鲁问》载墨子为节制齐将领项子牛对鲁国的侵略，指派弟子胜绰做项子牛侍从。胜绰接受项子牛的厚禄，支持、纵容项子牛对鲁国攻略。墨子把胜绰请退，给予严厉批评。
一次墨子听说项子牛要率兵伐鲁，对项子牛说：“伐鲁，齐之大过也。昔者吴王东伐越，栖诸会稽。西伐楚，保昭王于随。北伐齐，取国子(齐将国书)以归于吴。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厉(败亡)、身为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与中行氏，兼三晋之地，诸侯报其仇，百姓苦其劳。而弗为用，是以国为虚厉，身为刑戮也。故大国之攻小国也，是交相贼也，过必反于国。”
《非攻中》载墨子援引历史经验，证明齐伐鲁是犯了大错，告诫项子牛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攻战为利，则何不鉴之于智伯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墨子用吴国和智伯的教训，分析齐国自恃其大，频繁伐鲁，必然失道寡助，百姓离叛，玩火自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墨子对齐太公田和说：“现在有一把刀，用它来砍人，以检验它锋利不锋利。假如被试者人头猝然落地，这算是锋利吗？”齐太公说：“锋利！”墨子又说：“用它砍许多人，人头都猝然落地，这刀算是锋利吗？”齐太公说：“当然锋利！”墨子问：“刀是锋利，但谁应该承担杀人的责任呢？”齐太公说：“刀被证明是锋利的，但试刀的人应该承担杀人的责任。”墨子问：“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将受其不祥？”齐太公想了一会儿说：“我受其不祥。”在墨子大义凛然、振振有词的驳辩下，齐太公田和终于自认齐伐鲁的罪责，应该由自己承担。这是墨子一次成功的游说、“伐交”活动。
2．伤敌为上
战争由战役构成，战役不是进攻，就是防御。对一方是进攻，对另一方是防御。战略上处于防御一方，战役不一定都是防御。战役进攻越多，战略防御越积极。处在战略防御地位，战役主要是防御。战役主要为进攻，战略也就由防御转为反攻。
战役进攻，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战役防御，主要目的是保存自己。有效保存自己的进攻，是成功的进攻。战役防御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主要看能否在有效保存自己的同时，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墨家在战略上采取“守小国”的防御态势，其战役主要为防御。墨家“善守御”，主要指墨家善于开展积极的战役防御和战术防御。
墨家善于开展积极的战役防御，首先在于它在战役的安排上要求最大限度保存自己。古代防御战主要是依靠具有坚固城墙、宽阔护城河的“城池”。墨子在防御战中，主张集中力量守城防御是城池的本质规定。《七患》说：“城者，所以自守也。”当时城中积累较多财富，聚居较多居民，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
墨子提出，将不便守御，分散于交通要道和小城镇的人民财产，转移到大城市中保护。《号令》说：“论小城不自守通通要道)者，尽保其老弱、粟米、畜产。”“城小人众，保(全
离乡(近边境之邑)老弱国中及他大城。”主张牺牲局部，保护全局，犹如遇到强盗，谋财害命，采取“断指以免身”的策略。
敌人大军压境，不得已在所守城池周围，采取坚壁清野方俱坏伐除去之。”“去郭百步，墙垣、树木大小尽伐除之，外空井尽窒(塞)之，无令得汲也。外空室尽发(拆除)之。诸可以攻城者尽纳城中。当路材木不能尽纳，既烧之，无令客(敌)得用之。”
这些措施是为了征集守城的物资，避免被敌人利用来攻城。同时，也是为了不给敌人提供隐蔽藏身，接近城墙的条件，便于消灭敌人。在规定守城措施时，已考虑到消灭敌人的因素，表明墨家战役防御的积极性。
墨家善于开展积极的战役防御，还在于它在战役的安排上，要求最大限度消灭敌人。墨家主张，在防御战中，要尽可能采取积极攻势行动，力争最大限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号令》说：“凡守城者以急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不明于守者也。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一方，应把杀伤来犯之敌作为当务之急。如果消极等待救兵，旷日持久，对守城者来说，是不明智的。能做到最大限度消灭敌人，就能把城守住。这是墨家积极防御战的经典之言。
《号令》说：“干丈之城，必郭迎之，主人(守方)利。不尽干丈者勿迎也。视敌之部曲众少而迎之。此守城之大体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术与人事参之。”作为守城的大原则，要求有万户居民的城市，要在外城迎击敌人，这样对守方有利。具体战法应视敌我力量对比等具体因素酌定。“其不在此中者，皆心术与人事参之”，更表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对许多具体条件下的特殊情况而言，要根据具体的主客观条件决定如何迎敌，大原则是要“以急伤敌为上”。
《旗帜》规定：“守柞格(壕池内外的木栅)者”，若“三出却敌”，三次出击打败敌人，要受到太守隆重宴请，给予最高奖赏，赐予封邑，赠与财物，授予大旗。当敌人用云梯攻城被打败，“引兵而去”时，“则令吾死士(敢死队)，左右出突门击溃师”。“令责士(勇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击)”。要利用一切条件，设计策“出兵施伏”，隐蔽接近敌人，出其不意打击敌人。
墨家善于开展积极的战役防御，又主张在战役取得胜利后，要追击穷寇，不留情面，为世除害。儒者宣扬“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驰则助之重车”。君子打胜仗，不追逐逃跑的敌人，按着箭囊不射，帮助逃跑敌人引挽重车。墨家在《非儒》给予批判，指出这不符合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战争规律。
墨子说：“若皆仁人也，则无说(理由)而相敌。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治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敌？若两暴相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驰则助之重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残暴之国也，圣人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日：勿逐奔，掩函弗射，驰则助之重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贼(害)世也，不义莫大焉。”
墨子举出交战双方的几种可能：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通过讲理、辩论，就可解决问题，何必打仗？如果双方都是暴人，即使他们能做到“胜不逐奔”等，也不会因此就成为君子。如果一方为暴人，一方为仁人，那么仁人就应该奉行为世除害的方针，兴师诛罚。如果这时命令士兵“胜不逐奔”等，使暴人得以逃脱，为天下留下祸根，这是残害天下父母，对世人不利，是最大的不义。
墨子有坚定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有“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意境。与《孙子兵法》“归师勿遏”、“穷寇勿迫”相比，墨子的话更符合战争“你死我活”的规律。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防御战役取胜后，在可能条件下，将战役性质转为进攻，是典型的积极战役防御。
3．有备无患
不好战，不可不备战。《七患》说：“备者国之重。”“库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家的战术防御是积极的，首先艘设想在防御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预先作充分准备。《墨子》城守十一篇，七篇以“备”为篇名第一字，多是制定守城防御战法。鲁班设计进攻战战术、战法和武器装备。墨子模拟守城，比鲁班战役由战斗构成。战斗是武器、人力和勇敢精神的较量，又是战术、战法和智慧的较量。为防御战创造的战术、战法，为防御而制备的武器、工事和器械，属于战术防御范畴。积极的战术防御，是说防御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战法、武器、工事、器械等，可有效赢得战斗，最终夺取防御战胜利。
《墨子》城守各篇多有关战术防御。成语“墨守成规”或“墨守陈规”，原意为“阵规”。墨子“成规”，是防御战战术、战法、武器、工事、器械的规范。
墨家的战术防御是积极的，还在于创造战术、战法，针对敌方短处，主动出击，克敌制胜。从《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蚁附》各篇，可窥见守城战法中，如何贯穿最大限度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原则。
第一，备高临：破敌筑高台临城法。禽滑厘问，敌人堆土为高坡，比我城高，用柴草和土作掩体，不断向我城靠近，用弩向我射击，该如何？墨子说，敌人筑土台攻城，是笨拙的战法，“足以劳卒，不足以害城”。只要在城上临时搭起高台，用“强弩射之，技机掷之，奇器投之”，敌筑高台临城法可破。
第二，备梯：破敌云梯攻城法。禽滑厘问：“客(敌)众而勇，堙茨吾池(填塞护城河)，军卒并进，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士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墨子说，云梯是一种重型装备，“动移甚难”。挑选大力士“持冲”，“执剑”，“以鼓发之，夹而射之，重而射之，技机掷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水汤(开水)以济之”，“若此则云梯之攻败矣”。
第三，备水：破敌水攻法。一是在城内挖排水沟，二是挑选精兵三百，造快船二十艘，组成决堤突击队，出敌不意到城外决堤放水。为加强冲击力量，每两船并联在一起，叫做一临。每临配备三十名大力士兼材士(有专门才能的兵卒)，携带弓弩、长矛、锄头，戴盔披甲，在城上转射机的配合掩护下，“决外堤”，则敌水攻之法可破。
第四，备突：出其不意地突击敌人。“备突”，即准备突然出击。在城墙上，每隔百步，预凿暗门，组织突击队，乘敌不备，出其不意，突击杀敌。
第五，备穴：反坑道战术。禽滑厘问：敌人“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挖坑道爆破城墙)，城坏，或中人(伤人)，为之奈何？”墨子答：“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凿穴与敌相遇，用坑道战对付坑道战。，“窑灶鼓囊”，“用桔槔施利斧冲之”，“短兵相接”等，都是厉害的战法。如此，敌穴攻可破。
第六，备蚁附：破敌密集队形冲城法。禽滑厘问：“敌人强梁，遂以附城，后上先断，以为法程(下命令，让战士像蚂蚁一样爬城，谁爬在后面，先杀谁)”，“前上不止，后射既疾，为之奈何？”墨子说，“蚁附”是敌指挥官因攻城不下，不得已而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守军用“技机掷之”，“烧答(草帘)覆之，沙石雨之”等法，“蚁附”之攻可破。
墨家依靠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手工业技术和施工技巧，为守城战斗设计、制造许多武器、器械，筑城墙，建城门，精确设计，贯穿最大限度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原则，这是墨家战术防御积极性的又一方面。墨家是工匠师、技术家的团体，是当时制造先进防御装备的专家，发明创造甚多：
第一，悬陴。令大力士四人，用机械操纵木仓，仓内藏一人“操二丈四矛，刃其两端”，上下刺杀爬城之敌。二十步设置一台，敌人密集处，六步设置一台。集防守和进攻为一体。
第二，发明、制作当时最有力的进攻武器“连弩车”。《备高临》说明“连弩车”的构造、用途和操作要领。由十人操纵，次发矢六十枚。这种“连弩车”是当时领先的“世界之最”
第三，“转射机”、“技机”、“掷车”、“射机”等是利用杠杆原理，抛掷石弹的战具，是古炮的原型。用烟雾熏敌。
第五，城市防御工程主体城墙、壕池，城门洞、城门、城 机关，城上观察、指挥和战斗设施，城外围观察、通信设施，壕池(护城河)内外明暗障碍物“柞格”，城外设置陷阱，城墙内埋设反坑道战的监听设施，城墙上设置收罗敌箭和必要时燃烧覆的“渠答”，在街巷通设置“里门岗亭”。墨家的战术防御，是次的立体结构。根据今日的国际局势和国情，战略方针仍是积极防御。中国人民爱和平，不称霸，不侵略别国，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必要时须用军事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自卫、防御，保家卫国。《墨子》城守诸篇，是积极防御战的经典，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是今日积极防御战略、战术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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