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养了只“贵族猫”

    近日读报，看到一篇文章。某日本公司的一个头目训斥下属时说：“看看你，懒得像个中国人！”

    读了这篇文章，我又愤慨，又感慨。愤慨的是，中国人勤快还是懒惰，关你日本人什么事？阿Q长了癞痢头，也轮不到王胡等无赖来多嘴。感慨的是，中国人素以勤劳勇敢而著称，可惜那是过去的事。现在中国人的确不争气，已经变得越来越懒了，以致成了人家的反面教材。

    看看机关干部的工作状态：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企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临时工流汗，正式工打鼾”，“泥饭碗出力，铁饭碗休息”。企业的干部反映，现在工人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有半天时间是混过去的。在企业里，翻砂、铸造等脏活、累活正式工根本不干，只好雇临时工、合同工干，一部分工人成了老爷，已经“贵族化”了。难怪现在这么多企业亏损，日子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过去能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是怎么变懒的？我想起了机关食堂那只猫。

    一个时期，《求是》杂志社机关食堂鼠害泛滥，师傅们找来了一只猫养在食堂里。这只猫开始时非常忠于职守，一天到晚兢兢业业地抓老鼠，很快消除了鼠患。但时间不长，这只猫就不再抓老鼠了。因为食堂里有的是大鱼大肉，肚子饿了，到师傅们面前“喵喵”地撒一顿娇，就能饱餐一顿。很快这只猫养得肥肥胖胖，吃饱了就躺在太阳地里睡大觉。有一天，几个小朋友跑来告诉我：“叔叔，食堂那只猫怀孕了！”我告诉他们，这只猫是公猫。它不是怀孕了，而是发福了。于是，养肥了、也变懒了的猫与老鼠和平共处，食堂里的老鼠又猖獗起来。

    这情形和我国国有企业的情况很相像。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的一大特点是吃“大锅饭”。企业里也是一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所谓“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只要工人进了国有企业，从摇篮到墓地都由国家包下来。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企业里推行了奖金制度，但刚开始时大家轮流坐庄，后来奖金干脆成了固定工资的一部分，过去是“一锅大锅饭”，现在是“大锅饭一锅”，体制机制没有多大变化。在这种体制下，勤快的变成了懒汉，如同猫不捉老鼠一样，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却不认真干活。

    劳动创造财富，天上不会掉下馅饼来。要想使大家真正富起来，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必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努力工作，创造性地工作。要使劳动者有工作积极性，还是那句老话，必须真正深化改革，彻底打破“大锅饭”，实行按劳分配。谁想收入高一点儿，生活得比别人好一点儿，就要更勤快一点儿，多流一点儿汗，多出一把力。

    （1987年10月）

    “守夜人”你当自重

    在诗人的笔下，夜晚或冷月如弓，明河在天，或冰轮如洗，月明星稀。情人们在花前月下，缠绵缱绻，一派宁静与温柔。然而，“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夜晚也是狼群出没，强盗打劫的时辰。于是，人群中走出了守夜人，人们用信任的目光目送他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旧约·以赛亚书》第21章《论度玛之预言》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守夜人，夜晚怎么样？”守夜人回答：“黎明即将来临。”读书至此，不禁浮想联翩。我想，当无数眼睛在暗夜中安然合上，当远处天际流星划过，仿佛有一万个幽灵在天幕下潜行时，守夜人必然是一夜无眠，四处巡查，警惕着野狼袭击羊群、强盗潜入帐篷。而今黑暗将尽，曙光在前，守夜人抖落两肩寒霜与一夜的疲惫，如释重负，我们也不禁为他嘘一口长气。在我看来，与耶稣基督一样，守夜人周身也缭绕着圣洁的光环。

    我们的社会也有自己的“守夜人”，即掌握各种权力的公职人员——巴黎公社的领袖们所说的社会公仆。为了让“公仆”们尽职尽责地为社会“守夜打更”，社会免除了他们从事物质生产的义务，不稼不穑，便可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与此同时，他们享有其他社会成员所不具有的特权，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挑选他们做社会的“守夜人”，实际上是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了他们，这种无限的信任，足可以使任何热血志士为之献出一切，“守夜人”理当自重！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社会公仆却令我们大失所望。他们亵渎了善良的人民对他们的信任，身为“守夜人”，却充当了窃贼。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为个人谋私利的手段，不管该办不该办的事，都得先“意思意思”，“研究(烟酒)一下”。如果不“意思意思”，或者“意思”得不够“意思”，就让人家的事情结果变得没意思。对公家的钱财，他们像花后娘的钱一样毫不心疼，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掷千金。东北老百姓形容这些领导干部“一顿饭吃掉一头牛(上千元)，屁股下坐着一座楼(百万元的高级轿车)”。他们有的执法犯法，甚至与犯罪分子狼狈为奸，成为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沈阳市一位派出所所长，经常出入管片内的宾馆、饭店，白吃白喝不算，喝多了酒还要调戏女服务员。有一次他穿便衣到饭店白吃，酒后又做下流动作。当饭店工作人员出面制止，并说要打电话通知派出所时，他把工作证往桌子上一拍说：“老子就是派出所所长！”

    “守夜人”监守自盗实在比小偷、强盗更下贱，因为他们可耻地利用了人们的信任，亵渎了人间最美好的东西；比小偷、强盗更可怕，因为人们对小偷、强盗会加以防备，而将“守夜人”当作自家人，谁会料到他们当中竟有人趁我们熟睡之际登堂入室，拿走我们的钱袋，牵走我们的牛羊呢？

    值得庆幸的是，经历了一次次失望与愤怒后，人们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社会公仆”滥用权力，他们就可能不再是“公仆”而变成主人去奴役大众。放纵权力，就是放纵罪恶，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因此，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机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同样必要与紧迫的任务。

    （原载于《是与非》1994年第4期，发表时用了笔名）

    大街上捡来的话题

    都市的大街上，生活的急流不舍昼夜地奔涌着。在这条永不止息的河流中，流淌着历史，流淌着文化，流淌着哲学、经济学……愿意研究生活的人，均可以从大街上捕捉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我受的是经济学的专业训练，习惯于对街头的经济现象做费尽心力的钩沉。

    怎一个“涮”字了得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的性格。有时候会让自己的想法烂在心里，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有时候又唯恐人家不了解他怎么想的，光嘴上说还不行，还要写成标语挂街上。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东侧有一家饭馆，窗玻璃上劈头一个触目惊心的“涮”字，足有一平方米大小。骑车继续前行，安贞桥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之间，一家小饭店的窗户上，“涮”字后面竟跟着三个又粗又大的惊叹号。

    中国字是有表意功能的。从这两家饭馆路过，我从字的写法读出了以下的潜台词；“吃他娘，喝他娘！宁愿吃饱死，不愿半饱生，吃他个天昏地暗，吃他个一干一净，吃他个……”

    对这种“宣言”，中国人是身体力行的。众所周知，我国在许多方面比世界上发达国家落后，比如科技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国民教育水平，等等。然而，有一件事是令国人扬眉吐气的。这就是说起会吃爱吃，中国人绝对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足以傲视列强。什么法式大餐、俄式大菜、韩国烧烤、英国布丁、意大利通心粉，与中国菜比不过是小儿科。您看我们的席面：生猛海鲜、深山野兽，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什么不可以上桌？烧熊掌、炖王八、蒸孔雀、鲜猴脑，那才叫水陆杂陈，气象万千！生为中国人，造化呀您哪！先贤有言，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国人在吃上是非常投入的。什么受委屈，也不能让嘴受委屈。“口福，口福”，有吃的就是福嘛。话剧《天下第一楼》中那个二掌柜卢孟实，真算是精明到家了。伙计告诉他张大帅要打吴大帅、李司令要打刘军长了，他坦然作答：“他打他的，碍不着咱们做饭庄子的。打仗他也得吃饭，而且是越打越吃。”信哉，斯言！回顾历史，天灾频仍，人祸相继，“神州陆沉，百年丘墟”，诸业凋零，只有饮食这一行业，一枝独秀，从未萧条过。在今天，这个行业仍要算是我国最大的“支柱产业”。常听人讲，有人做这个生意亏了，做那桩买卖赔了，谁听说过开饭馆不赚钱的吗？这些年，眼瞅着大街两旁大小饭馆如雨后春笋一个劲地往外冒，说明了什么？这叫供不应求，是市场这鬼精灵挥舞着“看不见的手”，在尽职尽责地进行着资源重新配置。

    中国人爱吃，表明我们的消费偏好、消费结构与夷族不同；中国人会吃，说明我们会享受生活，本无可厚非。然而，据报纸报道，稍上点档次的饭馆，收入的70%以上是来自公家；我国每年公费吃喝用掉的钱有2000亿元！而我国“希望工程”搞了几年，国内外踊跃捐款，也不过募集了20亿元左右。这就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了。这些年，我国有许多事情该办而没有办，原因都是没有钱。教育经费不足，教师工资待遇低的问题不该解决吗？不行，没钱；有的企业产品好，有销路，想扩大生产，但是由于没有资金，只好作罢。那么，把公费吃喝的钱用来干这些正事不行吗？不行，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吃喝就是“正事”，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润滑剂，是正常的“成本支出”。有些事只有在觥筹交错，面酣耳热，团结祥和的气氛下才可以办成。所谓“筷子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能办，能办”。只是这样一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就提高了，我们的整体经济效益因为这一笔成本支出而大大降低了，与外国产品竞争时，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就会降低。由此看来，正如“文化大革命”中一篇“小评论”所指出的：“吃吃喝喝绝不是小事。”虽然未必“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但一年筷子头上用掉了国家2000亿元，的确不是小事一桩。

    街上流行皮短裙

    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来，虽然物价年年涨，但是经济发展速度更是前所未有，因此城里人的收入水平还是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00元多一点，到1993年则达到了3223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人并没有学会消费。没有学会消费，也得消费，不然拿钱干什么？存到银行里，1年期存款虽然利率高达10%，无奈通货膨胀率更高，有的年份竟高达20%左右。一年下来，100元变成了90元。去买股票吧，目前的股市是既无秩序，又无规律可循。分散股民跟着别人瞎撞，被“大户”玩弄于股掌之上，“过一把瘾”以后，就没有勇气再过一把瘾了。于是中国人的消费就凸现了一个“从众”的特点。时髦的就是好的，好的就要去追随。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街上流行超短皮裙。这种皮裙穿在身上，屁股箍得紧紧的，大腿衬得长长的，尤其是走起路来，风摆杨柳，万种风情，具有十足的女性妖冶和露骨的挑逗性。唯其如此，在西方这种服饰就成了一种职业的特有的标识。至于是什么职业，我想看过几部外国电影的人都清楚。不知道出于什么奇怪的心理，大概是看到“大款”的“小秘”穿上超短皮裙特别有派，年轻的小姐们昏头昏脑，竞相弄一件去大街上招摇过市。由此就惹出了笑话。一个美国人第一次到中国来，看到上海的大街上那么多女郎穿着皮短裙，无比惊奇地问：这个城市怎么有这么大一个“红灯区”？陪同的人向他解释后，这位老外一个劲地耸肩摇头，嘟囔着：“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多了去了。

    身材修长或体态匀称者，细腰配上长腿，着一条牛仔裤，于漫不经心中透着一番潇洒。然而身材矮胖者也要去赶这个时髦，不但夸大了自己的缺点，也让行路人捏一把汗。

    这两年，城市里时兴起山地车来。顾名思义，“山地车”是根据山地的环境设计与制造的，肯定不会适合在城市里推广。我骑过一次山地车，知道是什么滋味：这种车转向费力，骑车时还要弓腰蹶臀，再加上大街上交通拥挤，速度也快不了多少。其实远不如普通轻便自行车省力实用。那么，大街上众多骑山地车的男男女女，是什么感觉？“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当然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诸如此类的事人人都可以发现，“此是君家身边事”嘛。这就令我不解了：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只关心怎样才能挣钱，而不关心怎样消费才有效益，才有尊严？是消费不重要？把社会生活高度概括起来，只有生产与消费两个大的领域。不会花钱，也许会花钱买罪受，花钱换来耻笑。中国人是一个重文化、重仪表的民族，所谓“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试想，即使中国真的富了起来，人均GNP达到了1万美元，如果我们的政府要员出访时，夫人却着一条皮短裙出席欢迎仪式，会使礼仪之邦的人民陷入多大的窘境？

    怎样才能培养出高雅的消费趣味与消费文化？只有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与修养。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在重视GNP、GDP增长多少的同时，切实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舍得在教育上花钱。另外，也劝大家少花点时间砌“长城”，少在电视机前陪港台歌星发嗲，多读点真正是人类智慧凝结成的好书。因此，尽管不合时宜，我还是要“处处逢人劝读书”。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4年第12期）

    邻家女孩嫌钱脏

    邻居家小女孩刚上一年级，一片天真。坐班车回家时，常常加入大人议论世事的行列。

    有一次，大家议论说现在钱毛了，大街上扔着一枚两枚硬币，人们也懒得弯腰去捡。“我也不捡。”小女孩又杀了出来。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捡？“地上的钱脏。”“要是地上有10块钱，你捡不捡？”“不捡。”“100块钱呢？”她不解地看着大人们：“100块钱就干净吗？”

    我的一位同事曾向我讲述过一段往事，使我久久难忘。有一次，他在百货商场弹玻璃球玩，玻璃球滚到了柜台底下。当他趴到地下找球时，发现柜台下面居然有几枚钢镚。挨个柜台搜索一遍，小有收获。从此以后，每隔几天他就来一趟，装着找玻璃球，把所有柜台检查一遍。“我上小学几年的书本费、学杂费就是这样来的。没有这笔进项，真不知道是否能把书念下来。”当时，我发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

    两代孩童对待钱的态度，对我们应该是有所启发的。

    回想当年，我们小时候与现在的孩子比，可说是“见钱眼开”。六七十年代，一斤盐一毛五分钱。我的堂叔，一米八几的伟岸汉子，却不得不满脸通红，伸出蒲扇大的巴掌向人求借。一斤煤油七八毛钱，我们家却经常拿不出。母亲说尽好话，人家还是不赊给。回家的路上，母亲泪流满面。生活的艰难，使我们早早就知道了钱的重要。为了替父母分担一点生活的艰难，我们不得不向李铁梅学习，“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春天扫榆钱，夏天采槐花，秋天路旁沟畔捡蓖麻子，冬天半夜起床，约上伙伴去坟场下套子捉黄鼠狼，得到几毛钱，就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攥出汗来也舍不得花。如果有了几块钱，那感觉就像今天的百万富翁，会很慷慨地向父母赞助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生活，根本没资格奢谈什么“干净”和“肮脏”的问题。

    《圣经》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过针眼还要难。在商品经济社会里，永远不缺的是货币拜物教的信徒。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当人们有了一定数量的钱，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后，才有可能摆脱金钱的奴役，潇洒地对待钱。古人云：仓廪足而知荣辱，信非谬也。在商品货币的社会里，不承认这一点，或者是虚伪，或者是别有用心。不是吗？凡是谁敢于洒脱地说：“钱是什么东西？钱是他妈的王八蛋！”不用问，他口袋里肯定是有一些“王八蛋”的。如果自己养得胖胖的，穿得暖暖的，口袋里钞票大大的，却对扶贫对象大谈什么“不要一切向钱看”，那就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至于“四人帮”一伙，把国家金库当成自家钱袋，驷马高车衣轻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却大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则不仅用心险恶，简直就是无耻！

    所以，要使人们不在乎钱，前提是先让人们有钱；要使人们变得高尚起来，首先是使人们富裕起来。人只有在动物性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性才能得以充分张扬。中外历史上，当孤城被围，积粮告罄，大旱大涝，颗粒不收时，常常发生易子而食的惨剧。当此之时，并非人不爱其骨肉至亲，盖因物质匮乏与生存需要使得兽性压倒了人性，人与动物已无高下之分。鲁迅先生生前曾说要编一本中外吃人史，其中有深意寓焉。

    至于有的人一头钻进钱眼里，不惜违反党纪政纪，甚至以身试法索贿受贿，最终把自己弄进监狱里去，也不是钱的错，而是人的错。明乎此，我们一方面要反对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得经济的一时发展，不能引导人们一切为了金钱；同时还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使中国百姓富裕起来。这样人们才有可能粪土千金，一诺为重，人人羞言“阿堵物”，“孔方兄”门下信徒才能少起来，赵公元帅座前香火才能不再如此兴旺。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6年第8期）

    如何见得了马克思

    当听到有的老同志或不太老的同志洒脱地说，“快去见马克思了”，我就忍不住要和他“商榷”：倘若人死后真的有魂灵，你真敢问心无愧地去见马克思吗？即使你有胆量去见马克思，那个大胡子德国老人会不会见你？会不会不客气地把你轰出来？

    马克思那真是无愧于他的博士头衔。据说他懂得英、德、法、拉丁语等二十几种语言，晚年还学习了俄语；他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从制度分析入手构筑了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宏伟大厦，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一部《资本论》，融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于一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人类知识与智慧的里程碑；马克思还精通法律、历史、文学、人类学、数学……是少数几个因个人智慧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正因如此，不仅全世界的无产者热爱他，即使是他的敌人，在仇恨他的同时，也深怀敬意。再看我们周围的一些人，看见书就脑仁疼，革命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读完一本，对现代科学技术、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知识，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对此，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会议上沾沾自喜地吹嘘：“鄙人是大老粗，不也当了你们这些博士、硕士的领导吗？”这样的人，用种田的经验管理现代化的大工厂，用管理家庭的办法管理国家，一拍脑袋，几千万、几亿元的项目“就这么定了”。数不清的财富打了水漂，一句“交了学费”，就轻飘飘地了账。离了秘书写的稿子，大众面前一句话也讲不利落。照本宣科念稿子，秀才们加的括号注“念到这里停一停，下面可能有掌声”也照读出来，台下一片倒彩，还浑然不觉。这样的人去见马克思，会是什么情景？那位智慧老人会像赶苍蝇一样，把他们轰得远远的。

    马克思起先是学法律的。他本可以子承父业，当个律师，锦衣玉食，度过一生。然而为了人类的解放，“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放弃了人人欣羡的前程，穷毕生精力，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一生穷困潦倒，靠恩格斯的接济，才不至于饿肚子。当欧洲的工人运动兴起时，马克思不辞辛劳，四处奔波，对革命进行具体指导，直到在安乐椅上永远睡着。正如鲁迅先生描述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他是一个可敬的人。而我们的一些干部，只贪图个人享受，不关心人民疾苦，占着茅坑不拉屎，为官多年，山河依旧，车却越坐越豪华，吃穿用越来越讲究，房子越住越大。老百姓说他们“屁股下坐着一座楼，一顿饭吃掉一头牛”。他们不是把青春献给人民和党的事业，而是献给了酒桌，还把无聊当风趣：“当了××长，把胃交给党。”“三步四步全会，七两八两不醉。”对他们来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整个儿一个“醉八仙”。不要看他们尸位素餐，天天在肉山酒海中混日子，向党要起官来，却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没有疲劳还有牢骚”，脸皮比城墙还要厚。这样的人却大言不惭地说要“去见马克思”，岂不令人齿冷三日？去见马克思，你也配！

    马克思本人从来也不认为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相反，他一再强调，他的学说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完善。在这方面，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性。我们的一些同志包括理论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对待，而是把它当做神学对待。他们不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只是生吞活剥，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具体原理、原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现实问题，而是要现实服从书本，凡是马克思说过的话都必须照办，都不可更改。所以，当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就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百般阻挠，大加挞伐。这样的人死后去见马克思时，必定也是满口“左”的陈词滥调，一脑袋教条主义。马克思只能重复海涅的名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赶快逃跑，找一条干净的河水大洗耳朵。

    “去见马克思”，这是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不能轻飘飘说完了事。要死后去见马克思，生前就要像个共产党人的样子，像孔繁森那样的共产党人一样，去工作、生活、学习。否则，见马克思，并不比富人进天堂容易。

    （原载于《党风月报》1996年第1期）

    工作不等于生活

    我身边一些人，除了睡觉吃饭，生活就是工作。我很敬佩，但做不到，也不想做到。

    人非牛马，不是专为吃苦受累来到世上。除了有责任勤奋工作以养家糊口，还有权利很好地享受生活。画山绣水，海阔天高，正可游目骋怀；山珍海味，佳肴美酒，何不大快朵颐；丝竹歌舞，琴棋书画，足以怡情养性。造物所赐是如此丰厚，生活是如此多姿多彩，如果一概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变成了一架工作机器，岂不辜负了天之厚德、地之美意？权力使人年轻，数钱产生快感，有的人可能工作就意味着快乐与幸福，但在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劳动的本质还是人的异化，工作还是谋生手段，不等于个人兴趣。这不是颓废，也不是什么落后言论，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重要观点，也是多数人的真实感受。当年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工作着是快乐的”，曾经热血沸腾，今天重读，就感觉老马这人有点矫情。

    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有助于人们处理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万世功名，百年人生，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了。只有特别杰出的人物，才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一般人老老实实做好分内事，快快乐乐享受生活，就算是无愧于天地鬼神，对得起列祖列宗了。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狂妄到以为天下兴亡系于一己之力，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永远把发条上得满满的，那就是自作多情，可笑复可怜。

    我以为，一些人除了工作，根本没有时间享受生活，大抵是因为没有金刚钻偏要去揽瓷器活，小马拉了大车，人家举重若轻，他举轻若重，人一之他十之，勤不足以补拙，不但自己身心疲累，还会误人误事。人还是应该有点自知之明，找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做。

    中国历史上代有雄才，情况再复杂、形势再危急，也能指挥若定，游刃有余，甚至可以做到卧而治之，简直把工作诗意化。淝水之战前夕，苻坚率百万大军卷地而来，投鞭断流，而江左只有区区8万机动部队，东晋王朝和王谢家族命悬一线。“谢安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这时皇帝发话了，能与天下同乐，必能与天下同忧，谢公该出山了。谢安领命后，定下了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派子侄辈前敌率兵厮杀，自己却稳坐首都静候佳音。捷报传来时，谢太傅正与人弈棋，看完掷于床上，弈棋如故。友人问，是前方来的消息吗？谢安淡淡地说，小儿辈遂已破贼。隐则彻底不问天下事，出则把握天下股掌中，古人那份从容不迫，气定神闲，真令人神往。谢安能做到羽扇纶巾，谈笑却敌，是因为隐居东山30年里，始终关注天下大势，胸中早有万里丘壑。换了庸才或者蠢材，不要说下棋饮酒，一天工作36小时也打不了胜仗。

    还有一种人，过于自信而至于自恋，对谁也不信任，舍不得剖符授人，大事小事鸡毛事都不放手，只能白昼苦短，夜以继日。以诸葛之智，因不善于实行委托代理制，也被政务军务压得食量日减，日夜盗汗不止。司马懿听到这种情况后说，诸葛亮恐怕寿命不长了。由此看来，越俎代庖，事必躬亲，不智，也不祥。

    把工作当做生活的全部，那是个人的事情，无可厚非。但如果也要求别人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不允许别人过正常的生活，那就不近情理了。有位同志自己天天在机关加班到夜里11点，大家都要陪着，因为10点钟他可能还要召集开会。星期天他来上班，别人休息他就不高兴，脸阴得一把能拧下水来。还有一位同志曾经说，一天睡觉超过4个小时，那简直是浪费生命！遇到这样的领导，最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2007年6月）

    感恩他人报恩社会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不是思想境界有多少提升，而是逐渐想通了一些事情，火气和怨气越来越小了。比如有人说，你在某某单位工作了十几年，把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这个单位。我就告诉他，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这么多年，这个单位还给我提供了这些年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养活了我的妻子儿女。在这里我还增长了才干，积累了工作经验，由刚出校门时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历练得可以在工作中独当一面。

    人看问题、想事情只从个人得失出发，总会觉得他人、单位和社会委屈了自己，容易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产生莫名其妙的怨气，既无济于事，也伤身体。我看不妨换个看问题的角度。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多想想，一生中遇到的还是好人多，总的说我们得人恩惠如涌泉，给予他人一滴水，欠他人和社会一份海一样深的恩情。不是吗，成年之前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蒙父母和社会养育。走上社会后，如果今天还算有点本事，还能干一点事情，那也离不开老师、同事、朋友多年的教导、关心和帮助。在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我们这一生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和服务是靠他人提供的。我以为，人应该深怀感恩之心，尽量多做好事，尽量多帮助他人，以回报社会，回报他人，少为个人患得患失而焦虑。圣贤先哲，英雄烈士，高山仰止，常人难至。但知恩图报，这点良知和仁义还是应该有的。

    君子求诸己，是中国古代道德之士重要的思想方法。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是中唐文坛领军人物。在地方做官也是政声卓著，一篇《祭鳄鱼文》，足见其忠于国事、爱惜民众之赤诚。然而“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一生政治上很不得志。即使如此，韩愈也没有怨气冲天，依然平静如水地告诫太学里那些青年才俊：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不患世人不己知，而患吾之业不立。我和那位太学生的观点不同，不认为韩文公讲的是言不由衷、冠冕堂皇的谎言。我也不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说韩愈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有海洋大的学问，就有云水般的襟怀，古来圣贤皆寂寞，常人是难以理解的。我以为，人的贬黜升迁，有偶然，也有必然。客观地看，在单位提升快、位置高的人，总有他的过人之处。反观自己，如果岁月蹉跎，一事无成，不要慨叹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平心静气地检讨一下，一定是有明显的缺点和不足。有人抱怨自己时运不济，遇上的领导不喜欢用人才，专用奴才和胁肩谄笑的小人。我也不能苟同。我始终认为，即使是政治再糜烂的年代，即使是再糊涂的领导，也不会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因为只用奴才，做皇帝的江山就会易手，做官的就难以维持一个地方或单位的正常运转，官位就会保不住，必须既用奴才，也用一些人才。还是那句话，君子求诸己。如果还想做点事，又不愿做奴才，大路通天，各走一边，那就发奋努力，自强不息，争取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

    （2007年7月）

    思想碎片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读书思考、观察社会，心有所动，偶有所得。这里收录的是近年来随手记下的一些思想碎片，没有思想的内在逻辑，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

    一

    老实人吃亏，老实人不会吃大亏，吃亏在于不老实。遗憾的是，大家还是愿意做所谓聪明人，不愿意做老实人。所以总有人栽跟头，栽大跟头。

    二

    我观察发现：不但好人愿意和好人做朋友，坏人也愿意和好人做朋友，而不愿意与坏人为伍。

    三

    对今天国人的道德状况我很失望。看看城市道路上的斑斑痰迹，大街上发生争吵、斗殴时围观的人群，随处可见的“中国式”过马路，主动救人者反被讹诈，我感觉有些同胞一点也不可爱。

    四

    西方假设人性恶，因而设计了严密的制度加以约束，违犯了制度受到相应的惩罚，显得比较公平公正；中国假设人性善，制度上弹性很大，主要靠自我道德约束，违反了制度和道德规范，对不同的人惩罚标准不一，就容易出现不公平、不公正。

    五

    “文化大革命”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亲身经历，对我们的儿孙辈是历史。不经常讲讲这段历史，历史就极有可能重演，变成他们的亲身经历。

    六

    使有德的人处于高位，他的道德会更加完善；使无德的人处于高位，他会更加道德败坏。用有才的人，是成就他；用无才的人，是害了他，“没有金刚钻，揽来瓷器活”，沉重的负担迟早会压垮他。

    七

    贪官落马后，经常痛哭流涕，说是因为党性不强等等。说大了，说高了，按做人的标准衡量，他们都不够格。贪官落马后，说对不起组织、对不起党。不只如此，也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儿女。古人说不孝有三，其一就是使父母蒙羞。

    八

    中国人迷信，缺乏真正的宗教和信仰。信道教的企求长生不老，信佛教是为了求子、求福、求财、求官，而宗教和信仰是寄托灵魂的。

    九

    有的人为了说明国有企业的成绩和贡献有多大，只强调利润率多高，交了多少税，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不说占用了多少资源，融资成本比民营企业低多少，也不说得到了各级政府多少特殊照顾。

    十

    我发现，老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来找你，都认为你应该把他当国宾来伺候。10件事办成9件，有1件没办好，他就会到处骂你。

    十一

    现在抓了很多腐败的干部，全国人民都拥护。我要问的问题是，当初为什么要提拔他们？提拔这些干部的人没有一点责任吗？

    十二

    我们经常宣传一些英雄人物，听起来都很优秀。为什么总是在他们死了以后才发现？他们活着时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啊？

    十三

    曹操要干事，他用的大都是有缺点但有才干的人。刘邦也是这样，陈平盗嫂，道德上有污点，还让他当了丞相。如此说来，愿意不愿意、敢不敢用有缺点的人才，是衡量想不想干事的重要标准。

    十四

    人性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喜欢听好话，不愿意听坏话，因此表扬永远无往而不利。譬如对于女人，如果她确实漂亮，你就夸她漂亮；如果她实在不漂亮，你就夸她年轻；如果她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你也要夸她有气质；中年以上妇女，不要叫人家大姐，要称她为资深美女。

    十五

    代表未来发展希望的腾讯、淘宝、京东等互联网公司都是在境外上市的。它们在中国上不了市，因为我国公司上市的必要条件是必须连续3年盈利，而它们上市时有的还在亏损。资本市场的本质是看未来，不是看昨天。

    十六

    如何面对过去，足以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德国人诚恳地反省“二战”中犯下的罪行，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向受害者下跪谢罪，受到了全世界的谅解和尊重。日本死也不承认对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犯下的罪行，在亚洲以至世界上都不招人喜欢，因此注定只能是一个二流国家。

    十七

    愿意不愿意真诚地向别人学习，就看学习时是否老强调自己的特殊情况。近代日本向西方学习是真想学，政治、经济、技术全盘照搬，照单全收，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清朝帝国向西方学习放不下架子，始终强调中国特殊，半心半意地学，迅速被日本甩在后面。甲午战争，一战见了输赢。

    十八

    中国国有企业为什么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不多，创新能力不强？因为有关部门考核企业主要看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情况，而科技创新投入短期见不到效益，还有可能投入以后打了水漂，就会影响企业领导人任期内的政绩和薪酬水平，也影响职工的收入提高。不改变这种制度安排和不合理做法，讲什么国有企业的发展要靠创新驱动，都是空话。

    十九

    幸福感来自于比较，而且主要来自于与周围的人、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当的人比较。农民工不会与国有企业职工比，与自己的工友比，工资多一点，就很满足；处长不会与部长比，能比其他处长提前进入局级序列，就会很满足，如此等等。

    二十

    鲁迅先生说过，人各有其烦恼，有的人胖得发愁，有的人瘦得可怜。诚哉斯言。比如，科长当不上处长很苦恼，局长当不上省长、部长同样苦恼；普通劳动者没有达到年收入10万元不高兴，老板没有赚到1000万元一样郁闷。同样地，人各有其快乐。今天蹬三轮多赚了20块钱，三轮车夫会特别快活，买二两猪头肉、一瓶二锅头犒赏犒赏自己，这一天就特幸福，这与官升一级带来的快乐没有什么区别。

    二十一

    分清官帽与个人之间的区别很重要，不然就会上演闹剧。过去在位时因为一纸任命，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自然门庭若市，前呼后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没有了那一张纸，变成了一个普通老人，还期望人们围着自己转，给予自己特殊照顾，是自寻烦恼，甚至自取其辱。要知道人们崇拜的是你手中的权力，不一定是尊敬你本人。有的人就是看不透这一点。一位局长退下来后，质问办公室的干部：“我上班时分的苹果个头都一样大，今年的为什么有大有小？”经办人员说：“苹果本来就有大有小，过去您当局长时，我们是一个一个给您挑出来的，现在谁还给您一个一个去挑？”

    二十二

    人一辈子只会工作，只会发指示，没有任何爱好，是很可悲的。据说一位领导干部退休后，没有文件让他批示了，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火。老伴猜到了其中原因，每天把家里一天三顿食谱拉出来，写上“请某某某同志批示”给他。于是，他每天都郑重其事地在食谱上写下“同意，请某某某同志办理”，签上名字，脾气好多了。不知道这是喜剧、悲剧，还是闹剧。但愿这只是坊间闲谈，子虚乌有。

    二十三

    前几年中国电影《赵氏孤儿》，把程婴描写成一个自私、颛顼的人，救孤也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考虑。《史记》中那个舍亲生、救孤儿，并耗尽心血把他养育成人的大义之人不见了。这样处理，似乎更符合有些人理解的人性，更像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问题是，这是今天的中国人，不是古代的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人不仅做不出古代人的义举，而且不相信古人也能做得出。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天有的艺术家在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上已经严重堕落了，与古代中国人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事实上，一直到明代，中国士人还是讲气节的，宁愿被皇帝打屁股甚至被杀头，对皇帝的荒淫无道也要进行谏诤。像方孝孺，从封建道统出发，就是不承认朱棣当皇帝合法，并挺着脖子说，你顶多灭我九族，还能灭我十族吗？结果还真被灭了十族，连他的学生也受了牵连。只是到了清代以后，这种士大夫遗风在中国才基本失传。

    二十四

    人在某个领域里不平凡只是偶然，平凡才是必然。但中国人教育孩子时，喜欢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说事，“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总是鼓励孩子做大事，建立大事功，成为大人物。兢兢业业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说当个能工巧匠，被看成胸无大志，没有出息。因此，我们不少孩子被教育成了志大才疏的人。一些孩子没有天赋成为科学家、教授、作家等，但都不愿意去学技术和技能，而一定要去上本科、考研究生，结果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一生一事无成，并且生活拮据。

    二十五

    一些官员昨天还在会议上大讲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转天就被“双规”了。不知道他们讲话时是否亏心。

    二十六

    我读鲁迅的书，不禁“替古人担忧”：要是鲁迅活到解放后，能躲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吗？不过，也有可能他早就学乖了，就像一些著名作家一样。

    二十七

    在陕西榆林出差，我看到一座破旧的楼房上刷了一幅标语：“日出照亮大地，读书照亮灵魂”，油然而生敬意。再看看其他地方触目可见的标语：“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等，不禁感慨，同样是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二十八

    我始终认为，说贫穷更能使人成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而且是混账话。在中国，城市里考上大学的孩子比农村比例高多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医生、律师比例低多了。我以为，家境好、事业有成的这样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家境贫寒的成功人士这样说，是昧着良心说话，也是借出身贫寒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人才成长，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要让更多的人成为人才，就要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就要聚精会神地促进经济文化发展。

    二十九

    在中国，如果有人出了点成就，奖励办法是给他个官做。奥运冠军去当体委主任，著名科学家让他当部长、大学校长等。这个办法不科学。好运动员不一定能当个好教练，好的专家学者不一定能当个好官、能干事的官，因为行当不同，需要的素质不同。英国的办法比较科学。那些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他们给他封个爵士，只给荣誉，不给官当。前苏联也有类似情况，比如授予杰出演员和艺术家人民演员、功勋演员等称号。我国应该尽快研究实行国家荣誉制度。

    三十

    我国为什么有世界范围影响的科技成果不多，出不了大师级人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一个人还年轻、最有创造力时，既不给他荣誉、地位和待遇，也不给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等人已经老了，院士也当上了，手里掌握的科研资源也多起来了，但早就没有创造力了。

    三十一

    据我观察，一项政策如果70%以上的人拥护，只有少数人反对，有可能这项政策是好的，反对的人糊涂。如果一项政策70%以上的人反对，只有少数人赞成，多半是因为这项政策本身就行不通。决策者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

    三十二

    一些官员办了一些好事，有了一点成绩，与老板的收入比心理不平衡，于是买官卖官、索贿受贿，东窗事发后还想不通。我认为，他们没有搞清楚做官这个职业的本质特点：从国家发生学意义上观察，当官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发财的行业。如果贪污受贿被抓，不存在功过相抵问题。比如，刘志军对中国高铁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照样判重刑。

    三十三

    有的人把工作当成全部生活，要么是能力不行，小马拉大车，举轻若重，勤不足以补拙，所以整天疲于奔命；要么是家庭生活不幸福，不愿意回那个家。自己把工作当成全部生活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如果要求下属也和他一样，就有点变态了。

    三十四

    我们一直宣传西方人如何自私，这其实是误解。人家不是自私，是自利，在不损害别人利益、不影响别人自由的前提下，可以追求个人最大利益，可以按个人意愿做事。现在一些中国人才是自私，完全以自己为中心，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都不重要，不顾及别人的利益和自由，把个人空间无限扩大。比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不排队，等等。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三十五

    中国人的社会是熟人社会，对亲人、朋友肯帮忙，讲诚信，对陌生人很冷漠、不守信用。这样的文化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因为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要求对所有交易方都平等对待，都讲诚信。所以，中国真正建成规范的市场经济社会，还面临着文化再造的任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十六

    有些职业，人越老越有价值。去医院看病，都愿意找年龄大的大夫；去书画店，都愿意花大价钱买老艺术家的作品。有些职业，人老了价值就要打折扣。比如，职业政治家，年富力强，精力旺盛时可以胜任，人老了就容易做糊涂事，还占着位子不下来，就不堪重负，就会误事误人，害人害己。历史证明，老人治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出来工作后，废除了干部终身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对社会是好事，对干部也是好事。

    三十七

    大哲学家罗素出了一个题目：How to grow old？可以直译为“人如何变老才好”。他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篇文章，主要讨论老人应该如何对人对己，挺经典的。我以为，人年龄大了，火过了，红过了，该做的事情做过了，就应该专心做个老人，自觉地从社会的聚光灯下淡出，不要再千方百计引人注目，害怕社会忘了自己。不然，就像要饭的向人乞食，有点可怜。比如，现在有些老人已经江郎才尽了，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了，就写家里的猫呀狗呀，花呀草呀拿去发表，真以为人们特别爱他们，也像他们那样闲得发慌，连他们家的猫狗都爱得不得了。

    三十八

    有的人喜欢断章取义。比如，他们经常引用名言让孩子立志，“成功等于99%的汗水加1%的天赋。”不过据我所知，他们省略了后半句：“而1%的天赋比99%的汗水更重要。”这样的教育使孩子们相信，只要努力，就没有不能创造的人间奇迹。结果，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拼命、在努力，而成功永远在梦中，永远活得不快活。

    三十九

    何怀宏说，我们的社会中流行着一种伪善之风，我也有同感。比如，媒体在宣传一些模范英雄人物时，喜欢描写他们工作多么忘我，多么不顾家庭。有的报道中总有这样的情节：英雄模范人物在亲人病重时，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到了也没能与家人见上一面。我读到这些文字时，没有被感动，反而感觉这些人有点不近人情。在和平年代，有多少事情这样紧急，父母快要咽气了，都不能回去看一看？有多少人有那样重要，离开工作岗位几天，地球就不转了？我怀疑这些情节大都是杜撰的，如果真有人在生活中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看也不值得尊敬和大书特书：他要么冷血，要么是野心家。

    四十

    恩格斯说，一个健忘的民族是不值得尊重的。我感觉国人就比较容易健忘。“文化大革命”过去不过30多年，人们对“文革”的破坏性、危害性似乎已经淡忘了。曾几何时，有的人在重庆大张旗鼓地“唱红歌”、“读红书”、“讲红故事”，用搞运动的方式进行“打黑”，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却没有遭到制止，有的人还专程跑到重庆表示支持。这说明，一旦有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在中国再次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点都不意外。

    四十一

    进入文明社会几千年，人类只是掌握的知识总量越来越大，并没有比古人变得更智慧，并没有学会吸取历史教训。罗马帝国为什么覆灭，看看美国今天的做法，就有了答案。美国称霸世界，穷兵黩武，发动一场又一场战争，对其他国家实施占领，树立一个又一个敌人，结果会是怎么样？让我们重温当年毛泽东说过的话（大意如此）：美帝国主义每侵略占领一个国家，就在自己的脖子上多套上了一条绞索。套的绞索越多，它就越接近灭亡。

    四十二

    以论文数量论英雄，不仅毁了中国的学术研究，而且也毁了中国的教育。一个学者在创造力旺盛时期，一年能写出一两篇有价值的文章就不错了，一生有几篇经典就很难得了，不能有数量的硬性规定。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工作，工作压力不大，凭个人兴趣业余搞研究，搞出了相对论。如果他在今天的大学当教授，要求他每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相信他什么也弄不出来。现在我国有的学者一年发表十几篇甚至更多文章，我相信大部分是垃圾。国外情况也是如此。张五常说，1969年以后，他基本不读他人的文章。问题在于，专家教授迫于压力，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论文和专著，主要精力不用来认真教书，既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发明创造，也把学生耽误了。

    四十三

    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起码要研究真问题，不要研究假问题。而可以验证的就是真问题，不可以验证的就是假问题。比如，在经济学研究中，价格上升，销售量就会减少；价格下降，销售量就会增多。价格与销售量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验证，就是真问题。以心理因素为基础的所谓边际效益递增或递减，是不可以验证的，就是假问题，就不属于科学范畴。

    四十四

    社会道德建设是分层次的。有较高的道德要求，这是针对社会精英的；有基本的道德要求，这是针对普通人的。我们现在对社会各阶层都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圣人，结果精英阶层没有做到，普通人更做不到。同时，又忽视了基本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养成，结果大众普遍缺乏基本的道德修养。比如，一般老百姓连不能随地吐痰、公共场合要排队、不能大声喧哗都不能做到。这种道德建设是失败的。

    四十五

    事不合常理则为妖。一个人突然对你特别友好，一定是有求于你。上司突然对你特别温和，估计这次升职你没有多少希望了。丈夫突然在家里变得勤快起来，可能在外边摊上大事了。如此等等。

    四十六

    看一个人值不值得交朋友，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周围的朋友都是什么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致错不了。

    四十七

    人即使工作压力再大、再紧张，也要努力保持内心的松弛。老百姓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下自然直——时间会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遇到了一个难题，总会有不止一种解决方案。能解决的问题肯定能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再着急也没有用。我很欣赏东北人的洒脱：蚊子来例假——多大个事呀！

    四十八

    恩格斯说，如果能被个别事实证明的就是真理，那么世界上将有无数真理。在自然科学领域，任何条件相同的重复试验都能得到同样的结果，才被认为是科学定理或科学结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最大量、最普遍的事实或现象证实的才是科学的结论。但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举出一个有力的例子，占有了部分事实，就自以为真理在握。

    四十九

    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教导我们，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中当然可以举出很多现象证明这个结论，但中国和外国的一些历史现象使我产生了疑问：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封建政权，只不过建立了另一个封建政权，而没有制度的根本改变。西方国家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以后生长出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明代就有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以后还是封建制度。即使在东方国家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西方也有很大差别，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大得多。我以为主要是文化传统的影响。你说是经济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经济？看起来，世界上的事情都没有那样简单，任何理论概括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所有现象。

    五十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依我看，如果调查研究方法不正确、不科学，经过调查也不一定有发言权，不一定能发现真实的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在调查研究之前先有了观点和结论，调查研究不过是给现成的结论寻找事实根据，这样的调查研究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调查研究不能先入为主，不能带有成见，只能在深入调查后形成观点，得出结论。同时，调研中尤其要重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不能驳倒对立面的意见，不能真正说服自己，就不能匆匆下结论。

    五十一

    读书不能轻信前人、轻信权威，要下一番慎思明辨的功夫。我读书时发现，一些被学术界视为经典的结论和事例，实际上是以讹传讹。如经济学讲市场失灵时，经常列举蜜蜂的寓言和灯塔的故事。但是，经张五常教授研究，历史上灯塔曾经为私人建造和经营；养蜂人和苹果园主签订有付费协议。再比如，中国学者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与物质利益有关”，说明物质的第一性，精神的第二性，而事实上这恰恰是马克思批评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些都告诉我们，“尽信书不如无书”。

    五十二

    经济学是实证科学，注重用事实和材料说话。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学家的话都是可信的。因为，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事实和数字，有时是精心选择过的，舍弃了不利于他的观点的事实和数字。经济学家告诉读者的事实和数字，是他愿意告诉读者的事实和数字，而不是全部。

    五十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的确值得自豪，但也不能过高估计，沾沾自喜，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我国经济总量已经不小，排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但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并不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大钱都让人家赚去了。有人说，现在制造业的利润，硅谷的科技创新企业拿走了35%，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拿走了35%，德国的设备制造商拿走了25%，留给中国企业的只有5%。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前几年，我国出口7亿件衬衫获得的利润，只能购买一架波音飞机。

    五十四

    真正强大的是有组织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数量大小。一堆废物经过化学反应按一定秩序重新排列组合，形成新的分子结构，就变成了有用之物。人类社会合理地组织起来，就变成改造自然的强大力量，就会变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和军事力量，而数量巨大的乌合之众是没有多少能量的。

    五十五

    日本人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在企业和政府机关，日本人自己想进步，办法是千方百计把上司推到更高的位置，从而为自己腾出位置；而中国人是想方设法把上司掀翻，告状、打小报告、栽赃诬陷、设置陷阱，如此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五十六

    现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国家鼓励企业“走出去”。中国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相压价，自相残杀，相互挖墙脚，弄得两败俱伤，谁都没有钱赚。日本人不这样。如果有日本企业先进入了哪个国家或地区，另外一些企业就不再去这个地方；如果一个工程已经有日本企业竞标，其他日本企业就不再投标。

    五十七

    中国人喜欢说商场如战场。其实竞争关系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正常的市场竞争应该有竞争，也有合作，最好给别人留一条活路，不要赶尽杀绝。在西班牙，中国店铺被当地人捣毁和放火烧毁，当然要被谴责，但中国人也做得太绝。人家周末不营业，中国商人一周7天都营业；人家下午6点关门，中国人昼夜开门。这样的经营方式，与西方习惯和文化反差太大，他们学不了，不这样干只有死路一条，难怪人家走极端，一把火烧了中国店铺了事。

    五十八

    不说中国人比西方人聪明，起码不比他们笨。那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被人家远远地甩在后面？原因很多。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导致国人用更多心思琢磨人，西方文化导致他们用更多心思琢磨事。中国人再聪明，整天琢磨防人整人，也不会增加一元钱社会财富，使社会前进半步；西方人即使不聪明，整天琢磨干事，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总会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推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向前发展。说到底，中国人有的不过是小聪明，人家有的才是大智慧。

    五十九

    人不能总是想着社会对自己如何不公，别人如何对不起自己。实际上，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里，我们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文化产品、各种服务是靠别人提供的，离开别人的劳动我们好好地活一天都很困难，我们应该常怀感恩之心，少一点抱怨和不平。具体说，父母把我们养育成人，花费了多少心血，有什么可抱怨的吗？老师教给我们知识，还教育我们如何做人，亏欠我们什么吗？在单位工作，是付出了辛苦，但是单位也给你提供了衣食住行等各种生活条件，使你增长了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有别人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恐怕主要还是自己的问题。不说大道理，要在一个单位干点成绩，领导也需要用有点本事的人，不能全用庸才、蠢材，就看你是庸才，还是人才。

    六十

    中国文化里，推己及人，换位思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宝贵的思想遗产，是中国智慧的结晶，闪耀着人性的万丈光芒。用这个原则无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民族之间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都会利己利人，皆大欢喜，世界就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就会实现世界和平，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爱。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其中历史和现实、民族和政治、宗教和文化，种种关系太复杂，矛盾太尖锐，用现在的思维来考虑，的确说不清、道不明，一时难有好的办法妥善处理。但是，如果双方都用推己及人的精神去考虑和处理问题，理解对方的精神创伤和历史创伤，理解对方的处境和诉求，相信都会冷静得多。不然恩恩怨怨、以暴易暴何时了，中东地区永无宁日，谁也没有好日子过。

    六十一

    时势造英雄，一个国家的崛起和称霸世界也是这样。历史上那些盛极一时的大帝国能够形成，都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希腊、罗马衰亡后已经一两千年过去了，也没有看见有重新崛起的迹象，昔日的“日不落帝国”也看不出重新称霸世界、替代今天美国地位的可能性。至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小国，更不可能重现昔日辉煌。这就像航天器发射有一个“天窗期”，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发现了“天窗期”，就要抓住机遇，根本没有“天窗期”，就不要做“飞天”的美梦。世界格局的变化，使我国面临着重新崛起的大好时机，应当抓住机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国家发展方略，千万不能瞎折腾，错过发展机遇。这是对决策者智慧的考验。

    六十二

    人们常说，党政机关领导，一级有一级的水平。因为水平取决于眼界，眼界取决于位置。用信息论来解释，就是看谁处于有利的位置，掌握的信息量更大、更关键、更有用。譬如，人在山脚下，没有半山腰的人看得远，半山腰的人没有山顶上的人看得远。学习可以弥补位置的限制。“秀才不出门，遍知天下事。”在信息网络化的今天，由于位置不同而造成的信息垄断被打破了，想不想站得更高，取决于自己。

    六十三

    英格兰球星莱因克尔获得过巨大荣誉，比如世界杯最佳射手，英格兰足球先生等。在足球界，名声可以与莱因克尔相提并论的大有人在，有的比他的光芒更灿烂。但是，在他漫长的足球生涯中，没有得过一张黄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第二人。他在球场上司职前锋，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总能在致命的时间和位置出现，一剑封喉，是典型的球场杀手，因此也成为对手重点“照顾”的对象，受到的侵犯最多。莱因克尔踢球时始终优雅从容，面带笑容，被恶意侵犯时一笑了之，遇到裁判错判误判也不去计较，被誉为“足球绅士”，国际足联曾给他颁发过体育道德奖。我喜欢上足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看了莱因克尔踢球，被他的天才表现折服，也被他的优雅风度深深吸引。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和恶意侵犯始终能一笑置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需要虚怀若谷的胸怀和强大的自我克制力。这样的人，做什么都能成大事。正如苏轼在《留侯论》中所说，自古成大事者，必有非常之志，也有非常之器量。匹夫见欺，拔剑而起，他们则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六十四

    我尊敬的一位领导经常说，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当官，就是多干两件事：兴办教育、架桥铺路。韩愈在潮州现在还受供奉，因为他在当地兴学。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修了白堤、苏堤，至今还传为佳话。当一个好官也许不是这样简单，但是由于他关心的是如何做事，而不是如何升官，就赢得了我的敬重。

    六十五

    经济，经济，经世济民，经济学就应该研究如何让大众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使大多数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就要发展经济，让有能耐的人把本事使出来，就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靠拉平收入不能使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更好一些。但是，发展的目的绝不是只让少数人富起来，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大多数人依然过贫穷的日子。不满于中国经济学研究只为富人更富出谋划策，或者为富人利益百般辩护，把普通劳动者利益放在脑后，我写了《富人经济学批判》。也许我还应该再写一本《穷人经济学导论》。

    六十六

    近来媒体报道，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数量，成了对外净投资国。不能简单地把这一现象作为中国经济强大的标志而沾沾自喜，还要作具体分析。第一，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因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国际货币市场资金供应紧张起来，一部分外资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倒流回发达国家；第二，我国对外投资数量确实增加了。对外投资增加较快，除了企业“走出去”寻求发展的正常投资，也有可能是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导致的，还有可能是更多的新移民带着大量资本走了。如果是后两部分对外投资占较大比例，中国经济就出了大事了。

    六十七

    我是一个京剧爱好者，尤其喜欢老生，因此对京剧有一点粗浅的了解。现在大家张口闭口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其实糟粕不少，并不代表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单就京剧的剧情和唱词而言，即使是那些代表性剧目问题也很多。比如，《武家坡》中王宝钏极力炫耀相府的权势和多金，与她当年抛绣球打中叫花郎、与父亲三击掌断绝关系，坚决嫁给薛仁贵的剧情完全不协调；《击鼓骂曹》中的祢衡，本来是一个蔑视权贵的名士，要羞辱曹操和满堂公卿，却要他面对衙役的蔑视说出，小子哎，别看你大爷现在衣衫褴褛，说不定哪一天就发达了，就脱下蓝衫换锦袍了，这与人物性格和剧情要求根本不相称。总之，我感觉现在留下的京剧剧目，大都还处在当年江湖艺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趣味，真的登不了大雅之堂。京剧要真正达到国粹的水准，需要大文化人介入，像田汉等人编剧的《白蛇传》、《谢瑶环》等就有更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准。

    六十八

    国家扶贫，买了一批品种优良的绵羊送给西部贫困农民。几年过去了，有关部门评估扶贫效果，结果发现：有的农民已经成为当地的养殖大户，年收入达到几十万元，有的农民当年就把羊吃掉了。在有的人手里，资源可以变成更多财富，在有的人手里就白白糟蹋了。一个社会要发展，还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向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手中集中。

    六十九

    近代湖南集中出了一批大学问家和大政治家。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平定太平天国以后，曾氏兄弟和湖南的将军们运回了数量巨大的金银财宝，其中相当部分用来兴办教育。这笔财富来路确实不光彩，但却办了好事。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测。

    七十

    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北方游牧民族打败中原文明民族的事情。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文人的朝代，经济也很发达，然而疆域最小，今天的山东德州就是它的边疆，还要向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俯首称臣。在欧洲历史上，北欧海盗的后裔也曾经打败了文明的南方人。然而，近代的历史却是先进的文明战胜落后文明的历史：盎格鲁——撒克逊人几乎灭绝了北美的印第安人，八国联军轻而易举地摧垮了僧格林沁王爷的骑兵。要理解和解释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七十一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看来，中国很有点蔑视文化人的传统。要我说，没有秀才参加，造反坚持不了三年。智慧的力量永远超过肌肉的力量。李自成的队伍中来了李岩，才成了大气候；杀了李岩，起义军就走上了下坡路直至覆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心骨，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背叛了自己阶级和家庭的知识分子。向忠发当党的总书记，中国革命的火焰几乎被扑灭，他自己也沦为了叛徒。

    七十二

    世界上真正强大的是思想，一切历史归根结底不过是思想的历史，不产生思想的国家的确成不了大气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现在除了向世界提供价廉物美的制成品，也开始生产和出口思想了。比如，我们提出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我们向世人宣布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等等。我热切期望中国能生产和出口更多伟大的思想。

    七十三

    与江浙人、上海人等南方人打交道，也许他们会斤斤计较，谈判过程很艰苦。但是，一旦达成协议，他们一定会履行合同和承诺，你尽可以放心。而北方一些地方的人，两杯酒下肚，他会拍着胸脯说，多大个事呀，包在兄弟身上。事后他会忘得干干净净，或者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事情会变得没有结果。我更愿意与南方人打交道，如果有大事更愿意托付给他们。

    七十四

    “中国不仅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大国，也是富豪的出口大国”，国外媒体如是说。“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先富起来的都移民了”，国内网民如是说。近年来中国富人移民数量激增的原因是什么？我与一部分已经移民的企业人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移民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现在国内投资机会少了，与政府打交道困难，搞企业越来越难，越来越累；二是怕政策变化，政治上没有安全感；三是国内生态环境恶化，生活上没有安全感。企业家人才外流和资本外流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应当引起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我国到了要采取点措施的时候了。

    七十五

    印度电影《流浪者》中，那个法官说，“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只能是贼”。这当然是部分富人对穷人的偏见和鄙视，但不幸也是事实。英国某机构开展了一项研究，把来自不同家庭境况的孩子分成三组，从8岁开始追踪研究，每8年分析一下他们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化。结果发现，成年以后，少数中等境况家庭的孩子进入了上一个层次，家庭境况最差的孩子很少有进入更高一个层次的，家庭境况最好的孩子基本上处于社会最上层。这种社会地位固化的情况也开始在我国出现了。现在农民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好的中小学、考上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少，并且考上大学也不一定上得起，毕业了也不一定能找到好的工作。一个社会阶层固化的社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容易产生反社会倾向，社会矛盾很容易激化，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

    七十六

    在一个“拼爹”的社会，就会有很多“坑爹”的儿子。靠家庭福荫轻而易举就能进入名牌大学读书，进大机关、国有企业工作，或者通过经商赚到大钱，如果他们的爹再不加强管教和教育，他们不会珍惜难得的工作机会和现在的生活，轻则游手好闲、不思进取、一事无成，重则喝酒打架、吸毒嫖娼、赌博走私，五毒俱全，走上犯罪的道路。某位已被“双规”的大官的孩子车祸致死，某歌星的儿子参加轮奸，某小官的儿子叫嚣“我爹是李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养不教，父之过”，首先是爹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爹先坑了儿子，儿子反过来坑爹的。

    七十七

    移民国外的朋友告诉我，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人离开了熟悉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关系，就像水上浮萍，没有了根，事非不得已，很难下移民的决心。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之邦，移民不是一件轻松的选择，是有很大代价的。所以，不要一味责备移民的中国人不爱国，国家应该考虑做点什么把人留住。

    七十八

    中国古语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不过三代”。看起来权力、财富再加上道德教化对子孙的福荫，要比单纯的财富更能持久一点。诚如古人所说，子孙有德，多留财产无用；子孙不肖，多留财产无益——很快就会败坏殆尽，是守不住的。中国人有了点财产和积蓄，就送孩子念更多的书，上更好的学校，这是很智慧的。

    七十九

    一个人赚几百万、几千万，是为自己挣钱。赚钱上了亿，就是给别人赚的，与个人享受和家庭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多少关系。到了这个档次的企业家，事业做的越大、挣钱越多，无非交税越多，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都是为社会作贡献。与个人有关的只是自我成就感增强，个人价值得到更大实现，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明白了这个道理，社会上的仇富情绪是没有道理的，国家和社会要更加善待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

    八十

    我随领导同志参加过多次人大代表分组会议，听代表审议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发现一些代表的定位大有问题，他们发言时很少对政府工作提出质询，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修改意见，而是大谈学习总理报告后的心得体会，表示报告通过后要认真贯彻落实云云。人大代表的职责是监督政府的，怎么变成了学习和贯彻落实？这说明我国的法制建设道路还很长，人大代表的法制意识还有待加强和培育。不然，就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你让他坐下，他说奴才站惯了，如何发挥监督作用呢？

    八十一

    当代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尴尬，按法国人自己的话说，现在法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很模糊。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德国在欧洲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大英帝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对美国亦步亦趋，但有了这个铁哥们，在国际上仍然有一定影响。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就是不知道法国在世界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2007年我去德国和法国访问，对比十分鲜明。德国城市街道一尘不染，政府部门纪律严明、工作高效，企业人士办事一丝不苟。到了法国，城市里拥挤杂乱，与有关政府部门约好3点会谈，快3点半才来了一个人，捣鼓了半天电脑也找不到需要的文件。在戴高乐机场，由于机场工作效率低，起飞时间到了，乘客登机手续还没有办完，延误了1个小时。海涅说过这样的话，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可惜了法国这样一个出过无数大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的国度。

    八十二

    近年来兴起了“国学热”，似乎中华民族振兴要靠传统文化的振兴。我感觉一些学者脑子进水了。1840年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较量中，屡战屡败，国家屡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王朝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失败，实际上是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对抗中的失败。现在历史又前进了100多年，把传统文化搬出来就能够实现中国梦？这我不相信。

    八十三

    由于把资金投入制造业等实业领域，无法满足中国金融业对高收益的要求，于是银行与地方政府合谋把房地产泡沫吹大、价格抬高。银行通过各种“金融创新”把尽可能多的贷款放给房地产企业，政府通过土地抵押也获得了大量融资，用于城市开发和建设。这样，银行通过房地产泡沫获得高利息，政府利用土地抵押撬动金融搞开发，却导致了中国实业融资难、融资贵，空心化和缺乏核心竞争力问题严重。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整个经济繁荣的基础就会轰然倒塌。所以，政府和银行会千方百计维护房地产市场虚热，至于泡沫越吹越大最终怎么办，“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八十四

    中国经济发展缺乏科技创新支撑，国家和有关部门就投入大量资金，由政府部门选择攻关项目和研究方向，给予支持。于是出现了科研资金的浪费和科技领域的腐败，国家花的钱大部分打了水漂。让市场去发现有前景的科技创新项目，发展风险投资基金，让市场承担研究风险并支持有风险的研究项目，这样是不是更好。

    八十五

    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这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罗马俱乐部的一批专家、学者认为，过度增长不利于增进人类福祉，提出了有限增长的概念，有的甚至提出零增长的主张。到西方国家访问，城市的天际线上看不到几台起重机和几座脚手架。西方经过几百年发展，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发展潜力的确没有发展中国家大，但与他们重视生活质量和环境资源保护有关。中国一个时期内重复了西方早期发展中以资源大规模投入、环境严重破坏为代价的老路，今天才慢慢觉醒，开始重视可持续发展。难道人类一定要把犯过的错误再重复一遍吗？

    八十六

    有的人总喜欢思考生活，无非是为了适应生活。尼采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其实，人类思考与否，生活的性质和轨道不会改变。如果人们不去刻意地适应生活，而按自己的活法去生活，生活本身并不复杂。让我讲一个故事。著名化学家邓从豪教授当了山东大学校长后，有人知道邓先生早晨8点前要蹲厕所，专门挑这个时间去找他解决问题，打乱了先生的生活规律和节奏。就因为这一点，邓先生当了两年校长后，坚决要求辞去校长职务，仍然去当他的教授。邓校长以我为主，不去被动地适应生活，生活对他而言就变得简单了。

    八十七

    朋友圈里已有不少人使用微信，劝我也加入，到现在我也没有加入。用微信虽然会接触到更多信息，但那些小道消息、明星绯闻、卖萌照片看到和看不到，知道和不知道，又有多少区别呢？在大数据、云计算的社会里，问题不在于信息量不够大，而在于信息泛滥成灾。人们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选择信息，学会拒绝信息。否则，有用的信息、垃圾信息都照单全收，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真能把大脑这个存储器挤爆，结果不该知道的知道不少，该知道的却不知道。

    八十八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小的是美好的》。在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一些家族世代经营一家小面包店、奶酪店、小饭馆，等等。他们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品质可靠，风味独特，供不应求，但坚持不扩大生产规模，一天只做几桌饭，每天供应的面包、奶酪数量固定，卖完关门。正因为如此，这些家族小店成了百年老店和当地的名片，祖祖辈辈都有饭吃。我国一些企业，一旦产品出了名，就拼命扩大生产，做大做强，结果质量失去了保证，特点越来越不鲜明，很快销声匿迹。究竟是把企业做大好，还是做小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八十九

    “不幸周郎竟殒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蔡锷病逝，小凤仙送来了上面的挽联。悲愤、惋惜、爱敬，以及与英雄结识的幸运，两句话里包含了多少丰富的内容和感情。读了这副挽联，人们会忘了小凤仙的名妓身份，而把她当成一个知识女性来尊敬。再看今天整天出头露面大讲传统文化的女电视明星，言词滔滔却没有几句有内涵的话，不禁有今不如昔的慨叹。

    九十

    人在大节上不能随波逐流，在小节上没有必要特立独行。中国历史上，钱谦益、侯方域大节有亏，落下千古骂名。苏子卿、文天祥能保大节，千古流芳。涉及理论观点、价值判断，本来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尊，可以固执己见，即使是错了，也能赢得人们的敬重和理解。比如，有的学者，虽然观点有点“左”，但他自认为正确，是一贯的“左”，从不随风倒，人们对此并不反感。至于衣食住行，生活琐事，一定要独出心裁，不拘小节，与众不同，就没有必要了。比如，一些文艺青年故意弄得头发油渍麻花，衣衫破烂不整；有的年轻女人非要剃掉满头青丝，留个光头，这种个性不要也罢。

    九十一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2011年毕业典礼上对一位女毕业生公开道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原因是在拍毕业照时，这位女生的学士帽掉到地上，恰在这时摄影师按下了快门，接着摄影师补照了一张，后来学院发给大家的是缺少这位女生的照片。为此，女生向院里反映，要求重新发给大家后来补照的那一张，费用由学校和同学们共同负担，既没有得到同学的同意，学院领导也没有予以理睬，女生最后反映到校长那里。杨校长强调，一个学生希望毕业照上有自己的形象被拒绝，是对个人权利、情感和尊严的粗暴践踏，学校各级领导和同学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书记和院长身上，早就办妥了。对此，作为校长的杨玉良公开向这位女同学道歉。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却使我深深感动，并断定我们这个民族是很有希望的。

    九十二

    前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一只手受过伤，但又喜欢打猎。于是打猎时就把猎枪架在一个保镖的肩膀上。久而久之，这个保镖的一只耳朵被震得什么也听不见了。读到这个故事后，当一些大人物一方面对具体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尊严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却声称要全心全意为全体人民谋利益，我在心底里就轻蔑地说：“见你的鬼去吧！”

    九十三

    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上，看着那些批量建设的丑陋建筑，以及那些奇形怪状的先锋建筑，我经常想，50年后，不，也许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些建筑将有一半被推倒重建。在一个缺少美学和艺术趣味的时代，人们可以对这些建筑物熟视无睹，我们的后人一定会比我们具有更高的美学和艺术水准，这样的城市面貌可能会超出他们的容忍度。如果不是这样，后人将令我失望。

    九十四

    欧债危机爆发时有几个重债国家，媒体把它们合称为PIGS（英语中这四个字母的意思是猪）。其中的G是指希腊，S是指西班牙。这两个国家，一个是文明古国，一个是近代历史上曾经的强国。它们都无可挽回地衰落了，经济上拖了欧洲的后腿。依我看，这两个国家不仅现在经济不景气，以后重新崛起恐怕也有困难。根本原因是，它们都不愿意适应变化了的时代。我讲两个事例给大家听。在希腊，政治家靠借钱大幅度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以争取选票，一直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更令人吃惊的是，希腊的码头工人竟然是端“铁饭碗”的国家公务员。前几年，西班牙驻华大使召集中国企业人士推介项目，结果在会议上大讲特讲西班牙的阳光如何灿烂明媚，没有几句话与投资环境有关，参会的中国企业家以为大使在为西班牙旅游揽客。

    九十五

    真理往往被厚厚的外衣包裹着，只有当真理以极端的形式赤裸裸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一般大众才能看到真理的面貌。比如，人的物质需求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重要的是人的精神世界要丰富。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以极端的行为阐释了这个真理。他抛弃了全部家产，只留一个讨饭的饭碗。后来看到一个乞丐用手掬水喝，他领悟到连饭碗都是多余的，也扔掉了。他没有了房子，平常睡在垃圾桶里。亚历山大大帝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他，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第欧根尼回答：是的，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九十六

    罗伯特·爱德华兹是剑桥大学教授，也是“试管婴儿之父”和2010年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获得者。在做出这项发明前的14年间，他没有任何科研成果。通过这个事例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科学家发表的文章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却搞不出什么像样的科研成果。同时，我也敢断言，如果爱德华兹在中国大学当教师，既当不上教授，也不会搞出试管婴儿的发明。

    九十七

    鲁迅早年信奉社会进化论，认为一代应该比一代强。严酷的现实使他放弃了这一理论，后半生他更加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历史也使我们悲哀地看到，人类的历史似乎是一部道德退化史。上古贤人行王道，春秋之世行霸道，目的高于一切，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孔子当年提出，想吃鱼可以去钓鱼，但不可以用网打鱼，不能一网打尽。现在到处有人用炸药炸鱼，下药捕鱼，用电电鱼，无论大鱼、小鱼、小小鱼都不能幸免。类似的故事说明，现在不少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辱之心、恭敬之心。

    九十八

    无用之用大矣！科学发明史上不少科学家做的无用之事，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影响和福祉。瑞典一位科学家试验用装满酒的啤酒瓶和空啤酒瓶击打人的头颅造成的不同后果，结论对侦破凶杀案有很大帮助；日本科学家试验哪一种浓度的芥末更适合人的口味，结果研制成了一种火警报警装置。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看来无用，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人生。吟诗、做对看来无用，却可以使人变得高尚一点，一个喜欢诗的人坏不到哪里去。当然，顾城杀了他的情人，是因为他精神上有严重疾病，不能以偏概全。

    九十九

    苏州同里古镇有一个老园子叫“退思园”，1993年一个当地老板建了一个新园子叫“静思园”。一字之差，境界不同。先退一步，才能静思。不知进退，说要静思，那是矫情。人生进不易，退尤其难。知道要进的多，知道要退的少。进只需要勇气，而退是勇气，也是智慧，是境界。

    一〇〇

    在大多数情况下，争论并不是为了辨明是非，而是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是为了面子。不参与无谓的争论，尤其是不进行情绪化的争论，是明智之举。

    一〇一

    风险不能完全避免，但把风险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人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大的风险来到也是有前兆的。能不能事先预见风险，提前作出准备，就是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区别，一下子就分出了高下。

    一〇二

    无知者无畏。越是外行越敢对一些专业的问题发言。因此，可以作出判断，那些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肯定不是业内顶尖的专家。有的专家曾经在电视台说过，在中国近海种植海带可以抵挡敌方潜艇攻击；雾霾可以增加敌机发射导弹时的误差。大家是不是仍然记忆犹新？

    一〇三

    古往今来，君子与小人斗，君子永远不是小人的对手。因为君子有道德底线，有耻辱心，而小人没有任何顾忌，可以无所不为。这样的故事，史不绝书。宋襄公不击半渡之军，不击不成陈列之军，因此与楚军交战一败涂地。项羽在鸿门宴上讲情面，放走了刘邦，留下了心腹大患。鸿沟对垒，项羽捉了刘太公，威胁刘邦要把老头子给烹了做肉酱。刘邦露出了流氓本相：我们两个曾经结拜过，我爹就是你爹，“必欲烹乃翁，请分一杯羹”。现在也是这样。被小人缠上，噩梦就缠上了你。所以，人们说，宁愿得罪君子，也不能得罪小人。

    一〇四

    刘邦得了天下，讨论定都何处，有人建议定都洛阳。书生娄敬说，洛阳无险可守，只有有道之君可以居之。汉家是杂以霸道取天下，还是定都关中好。那里是四塞之地，能守能攻。刘邦采取了他的建议。刘邦是流氓，但起码清楚自己是什么货色。今天一些人干尽了坏事，一点也不觉得内疚。这一点就远不如刘邦。

    一〇五

    闲时发呆，我有时想一些很傻的问题。在欧洲旅行，油门一踩就到了另一个国家。卢森堡一个小村子叫深根，走出去几步就是法国和德国。我们国家900多万平方公里，尽管历史上也有分裂的时候，但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有人说，是我们语言的统一，但是你到南方走一走，翻过去一座山，这边的人听不懂那边的话。有人说是儒家文化把中华民族凝聚到一起来了。我觉得靠谱。正因为几千年来一个文化，一个思想，中国人变得呆板、保守、缺乏个性。常常听人说，欧洲人各有个性，比如法国人幽默、英国人风趣、西班牙人热烈、意大利人浪漫、德国人严谨，等等。中国疆域很辽阔，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人有很明显的区别吗？

    一〇六

    写文章怀念乡村生活的美好，成了一些已经功成名就人士的时髦。我不禁心生疑问，如果农村生活真的那样美好，为什么那些精英人士还要奋斗拼搏、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而一旦进了城，也没有听说他们再回到农村去。这就让人感觉有的成功人士不实在。其实，城市收入水平更高，生活更接近现代文明，生活质量更高，随着经济文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要逐步城市化，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一些城里人不要一方面享受着城市文明，一方面又对农村生活进行牧歌式的描写。今后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还是要使更多的农民变成市民。

    一〇七

    现在的中国人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挂在嘴上，无非是让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多学知识，而严重忽略了对孩子价值观、道德感、责任感、意志力以及生活能力的培养。依我看，这样教育孩子，我们的孩子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现在有的孩子上小学了还不会系鞋带，不会和小朋友一起玩。据国外媒体报道，中国留学生自杀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留学生，因为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承受压力的能力都比不过外国孩子。

    一〇八

    我观察，现在小学生上学时不再背书包，而是拖着拉杆箱，可见学业之繁重。在学校上课、回家做作业还不够，家长还要给孩子报奥数班、英语班等，本来应该天真烂漫的小朋友，一个个萎靡不振像小老头。这样下去，我们的孩子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会累死在起跑线上。

    一〇九

    人的天性是创新。比如，人都不愿意干扫地、抹桌子的活，因为这些劳动是简单重复。但是，人都愿意打麻将、打桥牌，因为每一副牌都不一样。所以，不是中国人不愿意创新，没有创新能力，而是要设计、建立一种制度和体制机制，弘扬人们创新的天性，发挥人们的创新能力。

    一一〇

    在家里和老婆讲道理是不想过了，在单位和领导讲道理是不想干了。

    一一一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高明的表现。比如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复杂的确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小事听老婆的，大事听老公的。

    一一二

    邓小平第三次出来工作时讲过，重新出来工作无非两个选择：一是做官，一是做事。我的选择是做事，谁让我是共产党员呢。所以，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有信仰、有抱负，而政客有奶便是娘。

    一一三

    现在社会上有人在讨论金钱是否重要。依我看，这个问题只有对于有钱人才是问题，对于没有钱的人根本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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