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旧事-杨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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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座大楼里,杨友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有争议的人物算好人还是算坏人?抑或算不好的人,还是算不坏的人?谁都说不清楚。

    反正,杨友福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对杨友福的评价似乎也不一致:杨友福干活最认真,杨友福办事最草率;杨友福最热情,杨友福最无情;杨友福最可爱,杨友福最可恨;杨友福最最正直,杨友福最最马屁精……

    所有这些话,杨友福都听到过。有时是听到了装作没听到;有时候是没听到,别人转告了,杨友福还是不当一回事。

    杨友福是食堂的管理员。有时又好像还兼着采购员,又有时候好像还干着炊事员或卫生员的工作。反正,管理食堂,发放食品,卖饭卖菜,打扫卫生,都可以看到杨友福,或者说都少不了杨友福。

    于是,就有人说,“杨友福就是食堂,食堂就是杨友福。”

    这样的评价对杨友福来说是好是坏,是褒是贬,往往又要引起一番争议。

    杨友福进食堂之前是个轧钢工。他身强力壮,干活也肯卖力。百十公斤重的钢条红彤彤地飞过来,杨友福用小钳一夹,一个转身就塞进了辊孔。于是,轧机上就龙飞凤舞,气势非凡。

    这时候的杨友福,右手撮着烟,左手搭在轧机机架上,腿一抖一抖的,那份得意劲,不亚于升工资、讨老婆或生了胖儿子。

    干这种活,汗淌得多。热了,就到鼓风机旁去吹。吹着,吹着,最后就吹出了风湿性关节炎。终于,有那么一次,杨友福一下子倒在轧机上,差点给红钢烫死。

    厂里几个领导认为杨友福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就为他找了个轻便活,让他在食堂干起了炊事员;后来发现他竟还有些才能,又让他当上了管理员。

    杨友福的儿子、老婆都在农村。他自己就住在食堂后面的小平房里。房子已经很破很旧了,可杨友福从办公室要来一些旧报纸,又从仓库找来一些地脚面,糊着,贴着,贴着,糊着,居然也把房间拾掇得很干净,很亮堂。这样,杨友福在他老婆来的时候,除了有个避人避风的地方干干那种事情外,还可以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杨友福所在的这个厂是很大很大的。人也很多很。所以,杨友福的工作也很忙很忙。

    天没亮,杨友福就早早地爬起来。他先到食堂边的自来水旁,把头伸得长长的,用冷水抹脸,用冷水刷牙,用冷水揉搓着又细又黑的颈脖子,然后就匆匆地走进食堂。

    走进食堂的杨友福不洗菜,也不掏米,而是找来一只大碗,拿起一把很长很长的瓢子在锅里盛稀饭,再拿起一把很长很长的菜铲挖一勺咸菜,找一个地方坐下,慢慢地喝起稀饭来。

    杨友福喝稀饭是很认真的。他双手捧碗,目光凝聚,整个嘴都贴在碗边上。喝着,吹着;吹着,喝着。一会儿把头摇向左边,一会儿把头摇向右边。于是,在杨友福的嘴和杨友福捧着的碗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很悦耳、很均匀、也很奇妙的声音。

    一碗喝完了,杨友福就再喝第二碗。再不够就喝第三碗。就这么喝着,喝着,食堂里上白班的炊事员也就陆陆续续地上班了。上了班的男女炊事员们也都学着杨友福的样子慢慢地喝着稀饭。于是,整个食堂发出一片很响又很怪的声音。

    喝完稀饭的杨友福就围着围裙站到卖饭的窗口前。他是管理员,知道上夜班的工人在什么时间来食堂填肚子,也知道上白班的工人什么时候来食堂就餐。天气热,汗淌得多,人容易疲劳。一疲劳,脾气也就火暴,说不定在哪个窗口就爆发出一场毫无准备的“人民战争”。

    “我要凉粉、炒面。”一只油腻的铝制饭盒伸向了窗口。

    食堂人多,噪音大。炊事员把“凉粉、炒面”听成了两分炒面。于是,一个要退,一个不肯,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双方就突然开始战斗——

    等到杨友福跑过去,吵架的双方已经发展成打斗。

    一个青工莫名其妙地把一碗汤水扣在杨友福的头顶上。

    杨友福烫得直跳脚,疼得直钻心,气得在食堂里打转……

    消息很快就传到厂长的耳朵里。

    厂长火了,要保卫科给打人者以行政拘留的处分。

    杨友福捂着烫肿的耳朵进了厂长办公室。

    “厂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

    “已经要保卫科打报告给公安分局给予行政拘留!”

    “不行,那小子老婆做月子,家里需要人照顾。”

    “那就扣他三个月奖金。”

    杨友福叹口气,“听人说,他还是个无房户,一个月,光水电费就去掉一半,你扣他钱,他去喝西北风?”

    厂长愣住了,“那你说咋办?”

    杨友福摸摸还在疼痛的耳朵,“妈妈的,算我给鬼打了!”说着,走出厂长办公室。

    作为一个管理员,杨友福知道工人对食堂有意见。有人甚至当着他的面编了几句顺口溜,说食堂有三怪,家属吃饭不买菜,手里提包天天带,炊事员长得比猪快!

    杨友福听了不发火,也不动气,只是笑着骂了声:“这年头,猪好养,人难治。”

    实际上,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该使的手段也使过了!他曾规定所有的炊事员一律按标准交纳伙食费,甚至对炊事员、卫生员,包括管理员在内的人搞限制标准。可吃到什么程度算符合标准?哪些菜炊事员可以吃,哪些菜炊事员不可以吃?白班限制了,夜班限不限制?白案限制得了,红案怎么限制?

    杨友福也做过炊事人员、工作人员一律不准带包进出食堂的规定。可一双眼睛管得了那么多?何况你能天天像边防警察那样在每个人身上翻抖么?又何况自己是个大男人,能在人家女炊事员身上七摸八摸?

    杨友福还是拿不出个好办法。

    那回,食堂进香肠。杨友福亲自在冷冻库门口盘查清点。他要大伙一根一盘、一包一袋的过数送到仓库里,免得有人偷拿顺带。结果,一清点还是少了十多公斤。后来,才得知有人竟拿了一根一根的香肠结成裤带往腰上一系,大模大样地出了食堂。

    杨友福气得两三天没合眼。

    这些年,单位作兴发东西。赚钱的单位发,亏本的单位也发。杨友福就更忙了!

    “杨友福,人家发母鸡,我们为什么发公鸡?”

    杨友福把一只长有漂亮羽毛的小公鸡扔给一位女办事员:“问问你自己是公的还是母的?”

    “杨友福,人家发精肉,我们为什么发肥肉?”

    杨友福又笑笑。对一位挺着肚子的胖干部说:“把你那减肥霜送到养猪场去吧,要不,明年你还得吃肥肉!”

    “杨友福,人家的鸡蛋又大又新鲜,我们的鸡蛋为什么比人家小一圈?”

    “问你老婆去!人的蛋还有大小呢?”杨友福得了便宜,眼睛笑成一条缝。

    杨友福心想,单位这么大,人头这么多,一人一只鸡就是几千只。上哪儿去找母的?找到了母的又上哪儿去找一般重的?找到了一般大小的又上哪儿去找老百姓家养的本鸡?

    讲归讲,说归说,该换的杨友福还得给人家换。机关大楼里哪一个科室杨友福都得罪不起。有一回,财务室领皮蛋,少领了三只,结果炊事员的夜班费迟发了好几天,还招来嘲笑:反正你们有皮蛋吃!

    对发给领导的鸡、鸭、鱼、肉,杨友福总是很仔细,也很耐心。他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几个领导的名字还写得出。他找来纸和笔,写了一张张纸条,贴在发放的物品上:朱厂长的鱼、崔厂长的蛋、马厂长的腿子、刘厂长的下水……

    一时发不下去的,就得贮存起来,第二天再发。更多的是放在食堂的冷冻库里分期分批地发下去。

    这样,杨友福就要一天好几次地在零下几十度的冷冻库里进进出出。他套着一件防寒棉衣,腰间别一串钥匙,一会儿浑身汗水,一会儿冰霜满脸。

    对于这些苦和累,杨友福都不怕,他最怕的是检查团。

    “一次又一次无休止的检查,财务方面的、安全方面的、卫生方面的,质量方面的,还有精神文明方面的、劳动保护方面的、计划生育方面的、审计管理方面的……

    每一次检查时杨友福都心惊胆战,寝食不安。他要用碱水去一遍一遍地冲地,用开水去一遍一遍地烫碗,用石灰去填平一个又一个鼠洞,用苍蝇拍去赶走一个又一个苍蝇……甚至不止一次地在半夜三更爬起,检查米袋上有没有老鼠屎,地面上有没有蟑螂粪,用手电筒寻找屋角里有没有蜘蛛网……

    还要花很大精力去摸清每一个检查团的脾性。了解他们要不要招待,招待时要不要喝酒。还要担心他们喝了酒以后是讲好话还是讲坏话,讲真话还是讲假话,抑或是讲不真不假、真真假假的话。

    杨友福就这么干着,忙着,忙着,干着。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天不亮就早早地爬起,早早地走到自来水池边把头伸得长长的,用冷水洗脸,刷牙,揉搓着又细又黑的脖子,还是匆匆忙忙地走进食堂,摇着脑袋喝他的稀饭。可是,喝着,喝着,终于有一天感到自己的腰有些酸酸的、胀胀的。接着是一阵阵疼痛。再接着,汗珠就不停地落下来。

    杨友福试着站了一下,没站起,再站一下,又没站起。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有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一串钥匙落地的声音,很脆亮,当啷一声,赶来一看,才发现杨友福倒在冷冻库边的水泥板上。

    几个炊事员赶紧放下锅、碗、瓢、勺,用三轮车把杨友福送到了医院。

    拍片,检查,各式各样的集体会诊。接着就是等待手术。

    有人提出,赶紧把杨友福老婆接来,好让她在手术单上代表家属签字。

    厂里就派车到农村去了。

    杨友福老婆正在地里收黄豆,看到大埂上有一辆车开过来,也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直到车里下来两个人向她招手,她才愣愣地放下手中的活。

    听说老杨要她和孩子到城里去一趟,起初,杨友福的老婆有些不信。她知道杨友福只是在每年秋收之后才把她和儿子接到城里看灯的。杨友福总是说,灯会一年比一年办得好,有“八仙过海”,有“孔雀开屏”,有“杨三姐告状”,也有“猪八戒招亲”……但这回,即使是顺便路过的车,也来得太早了,太突然了!

    她还是赶紧回去换了件衣服和儿子一起上了小车。

    车子没有停在她以往住过的平房前,而是径直开进了医院。

    看到那么多医生,那么多护士,那么多工人,那么多领导围着一张病床,看到那病床上躺着一位黑黄消瘦的病号竟是自己的男人时,杨友福的老婆吓得放声大哭起来。

    女人哭得很伤心,哭得很实在也很具体。她哭着家里盖房子已买好了砖瓦,要是没有杨友福还怎么上梁,怎么铺瓦?她哭着一个女人春种秋收,犁田耙地,还要拖着一个孩子上学,要是没有杨友福还怎么安排,怎么过活?

    任凭女人哭得死去活来,哭得惊天动地,开刀后的杨友福还是一天天黑下去,一天天瘦下去,一天天衰老下去,一天天干瘪下去……终于有那么一天头一歪就撒手西去!

    追悼会开得还隆重,厂里上上下下去了不少人,把火葬场的院子挤得满满的。居然还有不少人送了花圈。一个对活人并不热情、对死人却非常关心的工会老干事,找人用彩纸扎了锅、瓢、碗、盆。一个搞美工的同志还给杨友福整了容,化了妆。一个老炊事员甚至把刚发给自己的工作服和围裙让杨友福穿上,系上……

    杨友福还是那个老样子:面孔黑黑的,颈脖子细细的,嘴巴也还是往上翘着,好像还是喝稀饭的样子,只是再也不能发出那种很悦耳、很均匀又很奇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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