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公仆蜕变的基本条件
在阶级社会里，占有生产资料、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从“社会公仆”演变为“社为主人”，这种角色的转变不是偶然的。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不断增强，剩余产品日益增多，私有制和阶级的分化、对立与斗争日益普遍化，这一切为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
一 公仆蜕变的经济条件
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和国家出现以来，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这三种社会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本特征并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一方面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公共安全的保卫者，另一方面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政治权力的掌握者、社会道德的评判者，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基于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变动，统治阶级采取占有、剥削和压迫的制度、政策、手段、方法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但公仆蜕变这种社会现象的普遍存在，从经济上来说，就根源于社会生产资料被少数统治阶级所占有，广大人民几乎丧失全部生产资料，即使占有也是可怜的一小部分。正是这一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统治阶级才得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充当着治理社会、管理国家这一社会主人的角色。因此，在经济上占有生产资料并进而占有社会产品，是公仆蜕变的经济条件。
1.奴隶社会的经济状况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相对较多的剩余产品。奴隶社会代替了原始社会，又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在奴隶制度下，战俘不再被杀死，而是变成奴隶。这就保存了大量的劳动力，为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为奴隶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始于商，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废除于战国。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周天子。诸侯臣下接受周王分赐的土地，不仅不得转让和买卖，还要交纳一定的贡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奴隶主要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和劳动协作，只有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大量的奴隶才有可能，把奴隶集中在自己的庄园和作坊中，组织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从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和完成巨大的工程。大量的奴隶在大规模的生产劳动中，也进行简单的分工协作，不同的部门之间、同一部门内部的分工越来越细密，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不断提升，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随着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开始专业化。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劳动产品也日益丰富起来。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首领凭借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具、剩余产品和其他生产资料。他们不再扮演以前的“公仆”角色，所发挥的作用也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他们变成了奴隶主。以前的氏族成员由于种种原因日益丧失生存资料而成为奴隶。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使两大对立阶级形成。奴隶制王朝建立之后，奴隶主和贵族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利益和统治，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强化国家机器和职能，牢牢控制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使越来越多的平民沦为奴隶，迫使他们为其耕作和创造财富。在当时的背景下，奴隶丧失了生存资料就丧失了一切，完全成了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私人财产，被剥削和被压迫也就无法避免了。
2.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状况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度解体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较奴隶社会有了更大的进步。虽然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但不可否认封建经济为我国历史文明的不断辉煌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奴隶社会后期，井田制遭到不断的破坏，地主阶级日益强大并日益攫取了土地的所有权。封建王朝建立后，土地私人占有制成了封建社会一个基本且重要的经济制度。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必然会导致土地兼并的现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不断兼并必然导致大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这些大土地所有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他们先是以隐户奴隶形式，自唐以后又以租佃制的形式剥削在兼并中失去土地的个体农民。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一直是由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和依附于地主阶级的佃农（其前身是隐户农民）两种人物构成的。但不论是哪一种农民，都是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它的特点就是分散经营，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用来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封建社会的经济特征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也还有大量的这种经济现象。小农经济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而自然经济主要与商品经济相对，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在原始社会里就产生了。
中国封建社会是在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由奴隶社会逐渐发展变化而来的。中国奴隶社会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国家的全部土地都属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之说。春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国有土地制度不断受到破坏，新兴的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正在崛起，新兴的封建势力也日益强大起来，他们在壮大中不断提出政治要求。在斗争中夺取政权之后，许多诸侯国相继进行了变法改革，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允许“民众买卖土地”。从这个时候起，土地私有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成，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国家占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皇帝是最高的所有者）。例如，秦始皇在琅琊石刻所作的宣告：“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魏、晋、唐以国家名义推行的均田制，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地籍册上的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户籍册上的每一个人口的直接征税权。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人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3.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状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末期开始萌芽和发展。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解体，引起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又加速了这种分化，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一方面产生大批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无产者，另一方面雄厚的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转化成了会增值的资本。自然经济大量被破坏，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从而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和生产资料、货币转化为资本，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一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欧洲的封建社会晚期，新兴的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手段和途径基本上是非法的、不正当的，带有极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资本本身带着它与生俱来的扩展性和增值性的本质来到人间，这一特性决定着它的角色和影响是很不为人所称道的。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暴力手段，把自耕农无情地驱赶出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使他们背井离乡，成为毫无生存资料的流落街头的无业劳动者和雇佣工人。为了生存和维持家庭的生活来源，他们不得不接受资本家和农场主的沉重剥削和压迫。资本家把占有的土地用来圈地养羊，从而获取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为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本。资本家获取越多，广大雇佣工人和农民就失去越多，不公平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不断形成和确立。“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英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这种野蛮的经济利益获取途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大同小异的原始资本积累手段和方法，相继完成了资本的积累阶段，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道路。广大工人、农民、小生产者和自由劳动者日益贫困，成为社会的底层和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不断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确立和巩固，特别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确立，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深入扎根，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的确立，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社会在历史上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因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他们所制定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宗教等制度都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广大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所承受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命运仍然得不到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经过工业革命，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最终确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总的来讲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要点：第一，资本家垄断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第二，广大劳动者在生产资料方面一无所有，成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第三，资本家无偿地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成为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动机和根本目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资产阶级通过拥有资产而占有他人劳动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资本主义剥削与以往的剥削制度的区别在于：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都是剥削者无偿占有被剥削者的劳动，而资本主义的剥削则表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实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属性，也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失去了私有制度的支撑，资本主义的根基就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的大厦就会倒塌。因而资产阶级从来就是视私有制度为生命，视私有制为一切。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已经社会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仍然是单一的纯粹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便使社会化的生产力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并导致了其他各种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
二 公仆蜕变的政治条件
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的演变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公仆的蜕变除了有极其深刻的经济根源，还有与私有制经济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因素有关。其中，阶级的分化和各种等级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出现使公仆蜕变的条件日益成熟。
1.奴隶社会的政治状况
自奴隶制夏朝建立以后，奴隶社会政治文明得到不断发展，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夏、商、周（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几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周朝，奴隶制文明达到了辉煌和全面发展阶段。奴隶主阶级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社会的管理者，为了有力地镇压和统治奴隶以及平民阶层，为了有效地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久统治，为了能够使两大阶级关系的对抗矛盾处于一种相对缓和的状态，他们利用王权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备的家族制度（或者说是宗族制度）和政治制度。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在经济和上层建筑中居于主导地位，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劳动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从而使奴役他人变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人的形式，即奴隶占有制。最早的奴隶主是原始社会内部分化出来的氏族贵族。最早的奴隶是氏族部落战争中俘虏的外族人。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氏族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剧，富裕的氏族贵族不断对贫困的氏族成员进行奴役和剥削，压迫也日益加深。其主要形式是债务奴役，无力还债的贫困氏族成员往往被债主卖到其他氏族部落充当奴隶。此外，惩罚罪犯、海盗掠夺、拐卖人口、奴隶买卖、家生奴隶等也是奴隶的重要来源。随着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作为奴隶主阶级镇压奴隶和其他被剥削者工具的奴隶制国家应运而生。人类历史上最早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出现的国家，都是奴隶制国家。在奴隶社会，居民被分为自由民和奴隶两个部分；在自由民内部一般又可以分为占有奴隶的奴隶主和不占有奴隶的自力谋生的劳动者；奴隶内部又划分若干集团；在自由民与奴隶之间还存在许多过渡性的阶层。在自由民内部，存在着面临沦为奴隶危险的贫民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在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在奴隶占有制国家与被奴役的外邦人或臣民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和奴隶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被奴役的氏族部落反抗征服者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大规模的起义斗争。但奴隶反抗奴隶主的主要方式，更为经常的是消极怠工、逃亡、破坏生产工具或杀害穷凶极恶的奴隶主。在反抗奴隶主剥削和奴役的斗争中，奴隶有时与自由民中的平民联合起来行动。随着劳动工具的改善、生产技能的积累、劳动分工的发展，奴隶占有制的生产关系日益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矛盾。在奴隶社会末期，出现了一批由奴隶主阶级中产生的大土地所有者，广大自由民逐渐沦为与奴隶处境大体相同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奴隶占有制国家通过长期的不同形式的革命性变革，逐步走上封建化道路，大土地所有者演变为封建主，奴隶和自由民转化为农奴。以剥削农奴为主的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奴隶占有制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与原始社会相比较，奴隶占有制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打破了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关系的狭隘性，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发展，为整个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各种奴隶制度就有很大的落后性和野蛮性，广大的奴隶阶级和平民百姓素质也很低。奴隶主和贵族为了在经济利益上尽可能剥削和压榨奴隶，在政治上谋求长久和巩固的统治，就不得不采取极其残酷的手段和措施来管理和惩罚奴隶和自由民，从上到下奴隶主利用王权和特权制定残酷的法律、修建了大量的监狱、训练了大量的军队，不断完善司法制度、刑狱体系和赋税制度，建立并健全了一套严密的管理体制。这一套较严密的政治、刑法、司法和思想文化教育制度，从各个方面控制和束缚着广大劳动人民。阶级分化、阶级压迫、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非常明显，奴隶主和贵族利用国家机器把广大奴隶和平民百姓牢牢置于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境地。
在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群众对社会的认识水平相当有限，对自然界的各种灾害非常恐惧，他们非常敬畏神灵，迷信思想非常严重。由于广大奴隶和平民百姓在教育机会上的缺失，他们在知识的接受方面显得非常艰难，对于奴隶主贵族的教育也似乎觉得非常神秘，对于他们的统治也是盲目遵从，所以他们对所处的社会不可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广大奴隶和平民百姓在政治上接受压迫和管理，在经济上接受沉重的剥削和压榨，在思想上接受奴化教育的毒害。总之，广大奴隶和平民在奴隶社会享有的政治权利非常少，他们所做的只是为奴隶主和贵族辛勤耕耘和默默劳作，稍有反抗和对奴隶主不满，就会遭到奴隶主的无情镇压和残酷惩罚，在较长的奴隶社会，奴隶和平民对奴隶主和贵族的反抗和斗争从未停止过，两大阶级的对立和矛盾自始至终尖锐地存在着，辛勤的劳动人民虽然创造了灿烂的奴隶制文明，但是他们所承受的除了痛苦和折磨外就别无所有。奴隶主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奴隶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骗、剥削、压榨人民，这也是一个必然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
2.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
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社会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益没落的奴隶主阶层已不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奴隶阶级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冲击着腐朽的奴隶制度。新兴的地主阶级力量日益壮大，他们不断掀起变法和改革运动，最终通过军事斗争取得胜利，建立起封建制度。
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是一个历史的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但是封建社会仍然是一个存在严重阶级对立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特征的充满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地主阶级变成了社会的管理者和国家的主人。封建社会的政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皇帝是最大的掌权者和独裁者，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为了更有效地治理社会，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吏通过严密的等级关系，牢牢掌控着国家机器。整个地主阶级从中央到地方把持着各种权力，享受着各种特权，成为作威作福的“社会主人”。各级官吏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地主阶级整体利益而殚精竭虑。作为阶级严重对立封建社会的管理人员，他们似乎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其实他们在思想上和日常的行为表现中，那种绝对的愚忠意识显露得淋漓尽致，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负责并效忠皇帝。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对皇帝的尽忠思想严重地把官吏的执政为民理念抹杀掉了。农民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作为社会的底层公民，人身权利虽然比奴隶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仍然被地主阶级封建官吏牢牢束缚在狭隘的一方土地上，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虽然有了一定的生产资料，但仍要承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统治阶级为了培养其接班人，通过严密的考试制度和特权制度把持教育和选拔官吏的垄断权，一般只有贵族和地主子弟才能接受教育，有机会进入封建官吏的队伍之中。农民子弟很少甚至没有机会接受这种“特权教育”，农民世世代代只有被剥削、被压榨的悲苦命运和凄凉生活。在阶级对立和剥削深重的生活里，长期的悲惨生活境况使得农民阶级除了通过反抗斗争来宣泄不满情绪外，就别无其他的选择。
3.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状况
随着人类文明从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新的经济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取得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也日益壮大起来。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顽固的腐朽的封建势力不愿意也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比如在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在英国统治几个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历经曲折和坎坷，从议会斗争到革命战争，资产阶级联合广大自耕农和城市平民，不断地把革命推向高潮，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和1689年的《权利法案》的颁布，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基本完成，资产阶级政权才得到确立。法国的革命在欧洲是比较彻底的。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法国人民攻占象征封建势力代表的巴士底狱到1794年“热月革命”，基本上推翻了欧洲大陆具有代表性的最腐朽的封建势力。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社会矛盾非常复杂和尖锐，法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等级差别也非常明显，重重压榨下的法国农民生活在水火之中，腐朽的封建势力严重地阻碍了法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小农经济普遍存在，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革命的到来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三级议会的召开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法国大革命虽然比较短暂，但它的规模和影响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不管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只有五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其实质是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一次较彻底调整，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社会不公正状态仍然在持续。英国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党和保守党，美国在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同的政党虽然代表的阶级利益有所不同，但是其阶级立场和整体利益是根本一致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剥削、压迫和管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是他们的政治职能，侵略和扩张是他们的经济利益膨胀的必然表现。政党政治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主体，资产阶级利用政治的优势和政权的力量来有效地加强统治和社会管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今天看来，好像与以前相比较而言，他们已成为社会的主人，成为自己管理自己的主人，其实，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仍然坚如磐石地存在着，社会的财富仍然被少数人所掌控，广大的普通劳动人民仍然在出卖自己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维持生活，政治上享有的权利仍然非常有限。
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他们带领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主要通过革命斗争，不断地摧毁封建制度，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权力，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跟随其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们在革命时期提出的具有革命性的旗号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的狭隘性和虚伪性也完全体现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基础仍然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建立起来的国家和政权是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牢牢地把持和控制着统治国家和管理社会的权力。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在其确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各种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也带有很残酷的压迫性，无产阶级几乎没有政治权利可言。除了罢工、游行示威和抗议外，很难获得一点点权利。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为缓和阶级对立和阶级矛盾，采取了很多的改良措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有了较明显的变化，如出现了工人贵族、白领工人和金领工人，工会的组织规模和权利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但仍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一根本不合理的现象，政治生活仍然是资产阶级和有钱人的游戏。资本主义的所有一切法律、政策、方针、制度和措施都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政权统治的工具，工人阶级和广大的群众享有的权利始终是有限的。
三 公仆蜕变的思想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里，社会管理者从“公仆”演变为社会主人，除了有极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重要的政治因素外，还与统治阶级所宣扬的主流思想和文化密切相关。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里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统治者为使其政治统治名正言顺和美化其合理性，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崇为其服务的阶级思想，用他们的思想来教育、引导和钳制被统治阶级，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意识深处接受被统治、被剥削的命运。我们要消除剥削阶级和剥削思想，就要深刻分析腐朽思想的产生根源和严重危害，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好地为社会建设和人民利益服务。
1.奴隶社会时期的思想状况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两大阶级的矛盾和利益分化也日益严重。奴隶主为了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利益，建立了国家。一方面，奴隶主阶级不断完善国家机器，加强统治力量，努力维护其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奴隶主阶级竭力从思想上欺骗和麻痹奴隶和平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和原则得到不断的宣扬和确证，他们把奴隶制说成地久天长的、天经地义的，以使奴隶阶级安于现状和听天由命，不要作任何无谓反抗和斗争，老老实实地接受剥削和压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水平很低，广大奴隶和平民文化素质也极其低下，也不可能接受教育，因此迷信思想非常严重，加上奴隶主阶级制定的法律极其残酷，刑法也非常残忍，所以奴隶和平民只能接受统治者所宣扬的思想，麻木地为奴隶主和贵族辛勤地劳动。
众所周知，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阶级对立的私有制社会，奴隶主在经济上占有生产资料，他们以此为基础，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维护其获得的利益，并且也要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他们期望得到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权益。奴隶主贵族除了通过法律和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达到巩固统治之外，思想武器的无形力量他们从来没有忽视过。为达到用最小的代价来束缚和控制广大奴隶和平民百姓的目的，他们采用的最好的手段是垄断教育的特权，平民和奴隶因经济的弱势不可能有机会享受教育。妇女更是地位低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理论得到很好的宣传和推崇，统治阶级希望通过“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来驯服广大的奴隶和平民，使老百姓变得无知进而盲目接受剥削和压迫。即使是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也被所教育的内容奴化驯服了，严格的等级观念和繁琐的礼仪教规深深地占据着他们的心灵。高贵和低贱、庸俗和高尚、尊卑和高下的种种等级思想使他们变得对主子非常虔诚，对下人和无权无势的奴隶和平民表现得高高在上。与此同时，奴隶主贵族还大力宣传迷信思想和宗教思想，使地位低下的百姓对王权和特权万分崇敬，对充满神秘色彩的君主盲目顶礼膜拜。正是因为这样，奴隶社会的老百姓在思想和认识上显得非常的落后，他们不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与奴隶主正面冲突，除了诅咒和怨天尤人之外，对深受的压迫和剥削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即使到了奴隶社会的晚期，新兴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大力批判奴隶制度，宣扬新的思想和制度时，广大的奴隶和平民也不可能在思想上有新的根本性的转变。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的利益和要求不是为了奴隶和平民，相反奴隶和平民又将陷入新的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中。
2.封建社会时期的思想状况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统治时期，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统治阶级除了用极其完整的严密的封建制度来控制人民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缜密的封建伦理纲常和有效的伦理思想来驯服和奴化农民阶级。秦始皇灭六国后在琅琊石刻上所作的宣告是：“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289]这就把奴隶社会的“家天下”的思想传承了下来。特别是到了西汉，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极力宣扬“君权神授”思想，把皇帝说成天的儿子，代表天来治理天下，给皇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把皇权神圣化和神秘化。老百姓的作乱起义是违背天意的，必然会遭到天诛地灭的下场。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虽然是一个时代的进步，但是它毕竟仍是一个私有制社会，并且社会生产力水平也不是很高（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地主阶级仍然靠剥削百姓来获得经济利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必然伴随着落后的社会制度，落后的社会制度必然伴随着落后的统治手段，落后的统治手段必然伴随着落后的治国思想，思想统治也就成为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环节。封建社会的皇权思想必然滋生出奴化意识和心理，为了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的统治，地主阶级整个阶层自始至终地在驯化它的接班人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意识。
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对维护封建制度起着不可替代的维系作用。它是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广大百姓。儒家思想讲究“忠”和“孝”两大重要的道德原则，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就要遭到家族、社会舆论和国家的严惩，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这种思想具有极强的威力。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爱人”不是无原则的、不是没有阶级性的，它是一种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其本质要求统治阶级不要采取暴政统治，不要激化阶级矛盾，使剥削、压迫、奴役的程度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较稳定地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地主阶级除了用正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来教化人民外，还利用各种宗教来欺骗和麻醉人民，典型的如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对身处沉重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宗教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良药。统治者看到了宗教的强大麻醉作用，他们大力倡导、广建寺庙。苦于在现实中得不到解脱的贫困大众在宗教所宣扬的“来世说”、“转世说”和“天堂说”的美妙幻想中得到精神慰藉。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封建礼教牢牢束缚着人们的精神和思想，人民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和个人见解，个性完全被扼杀。广大人民群众除了承当沉重的体力负担外，在精神上也得不到一丝解脱，更多的平民百姓在精神上显得非常的麻木，他们已经没有信心和勇气来反抗封建势力的层层压迫和束缚。封建社会教育官办，教育权利被整个地主阶层和富人所垄断，统治阶级通过忠君思想的教育来教化、驯服和奴役受教育者和广大人民群众，基本上达到了思想控制和政治统治的目的。
3.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状况
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时候，曾打着“平等”、“自由”、“博爱”和“主权在民”等政治和思想口号，发动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后，人类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要特点的阶级社会。资产阶级为巩固其利益和统治，不得不从各个方面来采取措施，除了强化其政治和军事力量外，还从思想上对无产阶级进行控制。资本主义社会在刚刚来到世界的时候，它的统治也带有极强的野蛮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政治上享有绝对的权力。为了巩固其既得的革命成果，他们除了在政治上继续打击封建残余势力的进攻外，还不断地强化国家机器和专政的力量，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加强控制和监督。他们利用垄断掌握教育的特权，极力宣传和教育他们的接班人，把资产阶级的思想灌输给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众。比如，资产阶级一方面用“自私”、“利己”、“追求财富”、“金钱交易”等实用主义思想来武装自己，另一方面却极力哄骗和笼络无产阶级以及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是很充分，资产阶级亟须进一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他们尽可能地剥夺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使人民的思想落后。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国家机器监控着人民的舆论，牢牢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精神，从思想的深处驯服着广大人民，使劳动人民接受着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此外，资产阶级还不断地通过立法的手段向人民宣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普选实行“财产有限责任制”，政治是有钱人的游戏。思想文化教育权利继续被资产阶级所垄断，“自由”、“民主”和“博爱”等思想只是煽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旗号，它们的真正目的不可能是惠及下层劳动人民，这种口号带有强烈阶级性和局限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今天，私有制的思想仍然牢固地扎根在统治阶级的思想深处，虽然教育的权利逐渐大众化，受教育的机会也有了普及的趋势，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产阶级剥削、欺骗和笼络的手段就会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现人人平等，两大阶级在各个方面的对立始终会存在，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定。尽管有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和代言人在不断地鼓吹和美化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的美好，列举种种现实的惠及民众的举措和事例来进行论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始终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本的集中，都是在维护少数人的既得利益，他们的统治思想仍然没有实质的变化。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思想有了很大的解放和提高，但是那种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却十分盛行，集体主义意识非常淡化。这种思想状况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改变的。
第二节 公仆蜕变的实质与基本形态
一 公仆蜕变的实质
公共权力是人类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它主要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思想文化权力。它是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工具。公仆蜕变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蜕变，公共权力蜕变则是指因满足人们需要而产生的公共权力，在一定历史阶段和一定条件下成为违背原本意愿和人本身需要的社会现象。公共权力的蜕变具体蕴涵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权力与初衷相违背，成为一种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与奴役人们。马克思认为，公共权力并不神秘，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依靠集体力量对付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和调解氏族内外矛盾产生的，是为了维护氏族的公共利益自然而然产生的。但随着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产生，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矛盾不断升级，公共权力便开始蜕变，成为统治阶级和掌权者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公共权力与其来源相冲突。唯物史观认为，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曾在回答外国记者时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是人民，还有谁呢？”公共权力既然是人民给的，就应该用来为人民谋福利。可是在阶级社会里，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为追逐自己的特殊利益，把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武器，成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三是公共权力与人自身相冲突。公共权力就其本身而言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适应社会管理需要而产生的，是为人自身服务的。但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在法制不健全的国度里，权力被无限地放大，被当成人生追求的最大目的，并形成权力拜物教，一些人为谋取权力或者掌握更大的权力，不惜铤而走险，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在疯狂地追逐权力中丧失自我，权力成为强大的异己力量。
公共权力蜕变的实质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严重对立。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同他对象化了的劳动关系，是同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同一个对象的这种关系，是因为成为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对象的主人。”这种对立的主要表现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严重脱离群众，成为人民的对立面。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90]在这里，恩格斯讲的国家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国家是为调和阶级矛盾、协调各阶级的利益而出现的，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统治工具。而这种“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的温床”[291]。这就深刻表明，国家的产生是公共权力与社会分离的结果，一旦公共权力逐步由少数社会成员转到大多数乃至全部成员手中并自觉运用时，国家又将实现公共权力与社会的重合。“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92]
二 公仆蜕变的几种形态
公仆的蜕变伴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其基本特征的社会形态，阶级对立和矛盾非常严重。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在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也在不断提高。统治阶级虽然作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掌握着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的权力，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有必要把公仆的蜕变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不同表现作一个初步的考察和比较，以了解其基本特征。
1.奴隶社会“公仆”的蜕变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剩余产品也相对增多。氏族族长和部落首领的影响力和经济地位日益提高，阶级分化日益明朗化。“天下为公”的局面逐渐被打破，部落首领不再带领全体成员一起劳动和平均分配产品。奴隶制王朝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从以前的“氏族公仆”嬗变为社会主人。
奴隶制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是随着原始公社制度的瓦解、奴隶主占有制的形成、阶级的出现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产生的。奴隶制国家是建立在奴隶主占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对被统治的奴隶阶级的专政。
（1）强化国家的政治统治。原始社会氏族公共权力蜕变为奴隶制国家机关，奴隶制国家机关及其统治者成为阶级社会的“主人”，广大奴隶和平民则成为了社会的仆人，出现了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主仆关系的颠倒。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不只是把他自己出卖给奴隶主，而是连同自己的劳动一次而永远地卖给自己的主人了。奴隶主阶级凭借国家机器直接对奴隶和平民实行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随时有可能被杀戮。因此，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阶级统治社会。
（2）确立的经济和法律制度。奴隶社会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奴隶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安邦之策。政治上实现分封制，把贵族、功臣、立功将领分到各地做诸侯，并赋予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以拱卫王室的统治；经济上实行井田制，以保证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他们制定了明确的贡纳制度，《孟子·滕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法律上刑法制度不断加强，相传“夏刑三千条”[293]，到了商朝，《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到了周代也有《九刑》。
（3）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奴隶主阶级制定了维护其利益和统治的制度后，各级官吏就忠实地严格执行和落实政策。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管理社会和人民。奴隶社会的各级官吏是奴隶主阶级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极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加重苛捐杂税，中饱私囊。他们很少考虑奴隶和平民的利益和要求，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地束缚和剥削奴隶和平民。奴隶和平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就会遭到奴隶主的残酷压制。
（4）实施奴化教育。奴隶制王朝建立起来之后，为了能够长久地维持统治，奴隶主贵族始终在大力宣扬奴隶制度的合法性，采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愚弄和驯服奴隶。在奴隶社会，教育一直被奴隶主贵族控制，教育的内容和宣扬的思想由他们来掌控。《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校，教也，可教道艺也。”“道”指“明人伦”，主要是要使贵族子弟成长为奴隶主统治阶级。“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294]“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295]奴隶主统治阶级通过教育把贵族子弟培养成他们的后继者和接班人。那些卑贱的奴隶和贫困的贫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只能被灌输“效忠”于主人的奴化思想，被驯服为忠实的奴隶。
2.奴隶社会“公仆”蜕变的历史影响
（1）积极的影响。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进程来看，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跨过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注定要被私有制社会所打破，进入阶级时代“社会公仆”被“社会主人”所取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同时，奴隶制国家已有了国有经济的萌芽，特别是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流行着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形式。拥有无限权力的国王是最高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专制政治权力的握有者。在奴隶社会，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和艺术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虽然奴隶社会还很野蛮、明智未开，但这仍然是文明进步的体现。奴隶主阶级为维护奴隶制，不断开创新的制度、不断完善国家机器，有效地治理社会。虽然剥削和压迫很残酷，但那一时期还是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社会的不断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推动着社会的继续前进。
（2）消极影响。不可否认，奴隶社会是一个民智未开、非常野蛮的社会，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对抗非常严重。奴隶主阶级为维护其狭隘的自私的阶级利益，把广大的奴隶当成生产和创造财富的工具，任意惩罚、虐待和屠杀奴隶，视奴隶生命为草芥。在漫长的奴隶社会时期，血腥的争夺战争不计其数，经常使人民群众陷入战争的痛苦之中。奴隶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是以无数的奴隶和平民的牺牲为代价的。奴隶社会到了晚期，保守的奴隶主阶级和腐朽的奴隶制度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前进，竭力维持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二 封建社会“公仆”的蜕变
奴隶社会末期，新的阶级和阶层逐渐形成，崭新的生产关系日益成熟。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阶级变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凭借特权进行统治。农民阶级因只占有少量土地和生产资料，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租佃地主的土地耕作，向地主交纳沉重的地租，同时也要承担国家许多的苛捐杂税和其他义务。他们在政治上地位极其低下，没有多少人身自由，只能接受剥削和压迫，所以两大阶级的对抗和矛盾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
1.封建社会“公仆”的职能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比以前更加复杂化。封建政府的各级官吏担负的社会责任和任务也日益增多，他们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1）政治职能。封建社会是一个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他集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县级以上的官吏都由他来任免，所有官吏都秉承皇帝意旨执行公务、对上负责。公卿大臣协助皇帝制定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司法制度、人事考核选拔制度、教育制度和民族政策等。下级官吏遵章办事，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以维护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2）经济管理职能。封建社会以土地地主占有制为经济基础，社会土地被大大小小的地主瓜分和占有，广大农民少地或无地，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耕作。而农业税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经济来源，封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向广大平民百姓征收各种赋税，保证皇室和国家正常的财政开支，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要组织百姓进行农业生产，确保农业收成。在特殊时期，政府还要组织人民修筑水利工程，给百姓赊贷作物种子和农具。当然，封建社会杂税冗多，封建官吏在管理人民的同时总不忘剥削和掠夺。百姓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始终不能减轻。除此之外，一些封建官吏除了每年领取国家正当的俸禄外，还利用手中权力，巧立名目，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3）教化职能。封建社会阶级对抗非常严重，地主阶级除了健全国家机器来强化统治外，从未放松用奴化思想来统治人民。封建社会教育既有官办，也有私塾，主要是贵族阶层和有钱人垄断，平民百姓的子弟很少甚至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使下层人民始终处于低素质水平。官办学校的老师由官吏来担任，教育的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使受教育者牢牢树立“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和规范，培养的都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接班人。除了用正统的思想来教化人民，统治阶级也很重视利用宗教和迷信思想来麻醉人民，达到泯灭人民斗志、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和维护统治的目的。
2.封建社会公仆蜕变的影响
（1）积极作用。封建社会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封建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灿烂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封建王朝处于一种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的良性发展状态。许多优秀的传统和思想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2）消极作用。在君主专制色彩非常浓厚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始终掌握着社会的经济大权和政治大权。他们运用所控制的国家机器维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建立严密的统治秩序。封建官吏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旨在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统治，他们在各个方面牢牢控制广大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残酷地压迫、剥削、奴役百姓。封建社会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都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巨大牺牲。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晚期，封建官吏和地主阶级日趋保守和反动，他们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野蛮地扼杀了人们的意志和权益。
三 资本主义社会“公仆”的蜕变
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后，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劳资关系，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掌握国家权力，通过各种手段，来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各级管理人员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手中所掌控的各种权力，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管理社会和统治人民。
1.资本主义社会“公仆”的职能
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阶级对立非常突出且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复杂化，政府官员和社会管理者所担负的职责日益增多。为了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1）制定国家制度、法律和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掌握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国家制度和法律，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职责。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阶级利益和矛盾对立非常严重。资产阶级除了要在本国治理好社会，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外，还要不断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以开辟国外市场和掠夺他国财富。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资产阶级上层领导者和官员要不断地调整政策、完善制度、加强立法、完善法规，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统治、稳定政局、化解矛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更大的空间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2）管理经济事务的职能。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获取最大利润是资产阶级的目标，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非常高，生产关系也很复杂。为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秩序正常进行，政府管理人员就担负起制定经济政策和制度、协调生产、化解劳资矛盾、处理经济危机、协调资产阶级内部利益关系以及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条件等职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管理经济的职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不断调整经济政策和手段，不断地调和劳资关系和矛盾，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3）管理社会事务的职能。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的管理人员，除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担负重任外，社会上的大量事务需要他们来处理，如医疗卫生、教育、住房、保险、就业、福利、培训、社会治安、基础设施建设、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关乎国计民生的事务都需要政府组织人员来管理和解决。当然，资产阶级政府的管理人员是在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发挥其职能的，资产阶级政府尽可能地把社会矛盾协调到良性运行状态，以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4）强化思想文化的熏陶作用。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坚定地反对君主专制，高举“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旗号，发动人民一起进行反封建斗争。但是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无情地抛弃了人民群众，转而对人民实行了专制统治。“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这些口号是最具有狭隘性和阶级性的，政治上能否享有权利是以经济和财富为前提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指导思想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他们仍一如既往地、毫不例外地继承了以往的剥削思想和传统。建立政权后，资产阶级也垄断了教育。一方面大量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尽可能剥夺无产阶级的教育机会并禁锢他们的思想，限制他们的自由，剥夺他们的权利。资产阶级利用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尽可能驯服人民的思想、泯灭人民的意志，使无产阶级和其他阶层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国家政策有了很大的人性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也缓和了阶级矛盾，但阶级思想和阶级文化根源仍没有根本改变。
2.资本主义社会公仆蜕变的影响
（1）积极影响。资本主义时代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长足发展。资产阶级为维持稳定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需要加强和提高政府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社会经历了几次大的科技革命运动，使先进的技术得到不断的开发和改进，生产力在各个社会领域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思想家优秀人才。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这些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和制度可供社会主义社会借鉴和吸收。
（2）消极影响。毕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他们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实行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得不接受不公平的剥削事实，资产阶级制定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野蛮性和掠夺性。有时在特定的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某些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不顾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反对不惜发动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人员尽管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们管理职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公正、不公平、不合理和奴役性、掠夺性、欺骗性现象始终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以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当今国际上许多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因资产阶级自私和狭隘的利益而引起的。
总之，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代表各个社会形态的统治阶级利益，实施对奴隶、农民和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及思想奴役，成为维护阶级社会统治的工具，原本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
第三节 公仆蜕变的历史必然性和阶段性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特别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机关及政府官员要维护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必然要损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是由统治阶级的性质所决定的。换言之，公仆的蜕变有其产生的各种条件。当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公仆蜕变这种现象也有其产生、演化和灭亡的过程，即公仆的蜕变会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而消亡。
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私有制社会公仆蜕变的根源
在阶级对立的私有制社会里，统治阶级以占有生产资料为优势，他们剥削广大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人民。经济上的不平等和财富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导致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治和经济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统治阶级利用自身的优越条件，推广先进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技术来提高效率和效益，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其统治增强了物质力量。
1.奴隶社会生产力的相对进步
奴隶社会是人类两大阶级对立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家天下”代替“公天下”是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奴隶阶级的统治、制度和政策带有极大的野蛮性，但奴隶社会还是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纪元，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剥夺了奴隶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强迫他们辛勤劳动。在当时，生产工具虽比不上今天，但与原始社会相比却有了很大提高。生产工具如木器、石器和骨器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也开始用于农业生产。在生产技术方面，他们已懂得使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在手工业方面技术进步明显，青铜业已成为当时的主要手工业部门，青铜时代已经到来。玉器加工技术也较先进，在中国安阳妇女墓出土的玉器就是很好的证明，原始陶瓷在中国的商朝已不鲜见，制漆的技术已用于车辆的制造。总之，奴隶制度是在生产力进步的前提下出现的，它又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中使奴隶制文明不断辉煌，并促使阶级对立的社会不断前进。
2.封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在奴隶社会晚期，奴隶制度日趋解体，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奴隶主阶级日益没落，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不断壮大。奴隶制解体后，奴隶主阶级作为落后的阶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农民阶级代替奴隶阶级虽然获得了一定的生产资料，但仍然摆脱不了经济上被剥削的命运。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推广铁制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技能，同时也增强了战胜自然的能力，使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得到不断扩大和巩固，经济实力也与日俱增。两大阶级在经济上的对立和矛盾日益加深和扩大。生产力越进步、工具越改进、技术越提高，农民阶级的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悬殊就越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只会有增无减。
3.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在封建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度成了社会前进的桎梏，而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形成，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统治地位后，用法律形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用来维护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使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资产阶级非常重视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可以说，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大多数科技文明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先后把生产力迅速推向前进，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乃至世界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极大地增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两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纷繁复杂，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到现在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一句话，私有制社会发展到今天，公仆蜕变的经济根源仍然存在。
二 阶级利益的对立是私有制社会公仆蜕变的阶级根源
在私有制社会里，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经济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导权。下层劳动人民不得不接受压迫和剥削，经济上的对立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对抗和阶级的分化。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利益，必然会建立一个专制的政府，各级政府官吏和管理人员就成了统治阶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意志的体现者，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使得他们成了劳动人民的管理者，也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和主人。
1.奴隶社会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
原始社会后期的氏族族长和部落首领逐渐从公仆嬗变为社会主人后，两大阶级的对立也逐渐出现。奴隶社会是人类阶级对立的第一个社会。奴隶主阶级由于在经济上具有绝对的领导权，为巩固其利益，建立了对奴隶专制统治的奴隶制国家机器，利用政权的力量以社会管理者的姿态出现，行使管理人民、稳定社会和统治人民的权力。奴隶主不仅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还占有大量的奴隶，奴隶也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广大的奴隶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不得已为奴隶主做嫁衣裳。两大阶级的完全对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已全面形成。奴隶的生活被限制在井田制范围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奴隶阶级辛勤劳动的产品完全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的生活有时甚至不如牲畜。还有更多的奴隶不幸沦为其主人的殉葬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生产力水平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是非常落后，社会的阶级成分复杂。奴隶制王朝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维护者和政治统治的坚定支持者，两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运动不断演绎着历史的发展。
2.封建社会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
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阶级社会，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而掌握统治权力。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地主阶级占有农民的土地为主要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地主所有制。所有的地主占有全国90%以上的土地，无地、少地和失地现象非常严重。农民阶级代替奴隶阶级后，虽然获得了一定权利和自由以及份额很少的生产资料，但是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为了生存不得不租种地主的土地。这种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使得农民阶级要承受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封建社会所有的地主阶级整体利益是一致的，以皇帝（西方国家称君主）为首的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共同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封建政府的管理人员奴化思想非常深厚，他们的利益也是紧紧依附在土地和剥削农民身上。封建官吏只能绝对效忠主子，老老实实替官府办差，如果稍有二意就有能遭到灾祸。他们不可能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有所作为，基本上是与人民群众对立的。
3.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的根本对立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规模和程度已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资本具有无限的增值性和扩张性，资产阶级就把追求最大利润和最大价值作为目标。资产阶级利用掌控的一切权力，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当然包括行政力量）来组织生产和发展经济。而广大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几乎没有什么生产资料，不得不接受资本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资本主义的制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残酷性和剥削性，无产阶级付出的越多，失去的也就越多。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限制无产阶级的权利，剥夺他们的自由，尽可能多地掠夺剩余价值。两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始终存在着并发展着。
三 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化是公仆蜕变的重要原因
自从人类步入阶级社会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衍生、日益显现。社会现象之所以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就是因为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各种利益纠纷和思想冲突汇集在一起演绎着历史的变迁。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特殊的利益，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化解矛盾、协调纠纷、平息冲突，以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目的。
1.奴隶社会的各种矛盾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方式单一。社会内部矛盾不是很复杂，但也有许多矛盾，如奴隶制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和各地的大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统治阶级和平民之间的矛盾等。其中，统治阶级内部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是在根本利益上还是一致的，是可以调解的。最高统治者和大小奴隶主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为了更好地剥削和奴役广大奴隶和平民，他们通过设置国家机器和加强统治力量，配置大量的管理人员来治国安民。在奴隶社会两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代里，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无法改变的。社会管理者想问题、办事情只能站在奴隶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想人民之所想。
2.封建时代社会矛盾相对复杂
封建社会是奴隶社会之后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相对复杂的私有制社会。国家的制度和功能进一步健全，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先进的铁器农具和牛耕方式从中原地区不断向落后的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传播，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渐趋复杂，如封建君主和地方诸侯的矛盾、君权和相权的矛盾、外戚和太监的矛盾、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矛盾、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矛盾、士族与庶族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等。这些复杂的矛盾纵横交错，使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为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更好地治国安民，地主阶级从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对人民的管理和控制，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封建官吏自然而然就成了地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剥削和统治人民成为他们的中心任务。
3.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纷繁复杂
生产力越进步，社会化复杂化程度就越高，社会关系就越复杂，社会矛盾也就层出不穷。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社会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与此同时，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反抗精神也大大提高。罢工、起义和武装斗争经常发生，资产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利益，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和措施来化解矛盾和危机。追逐最大利润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目标，剥削和掠夺无产阶级以及劳动人民就不可避免。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进行阶级剥削，在国外，他们也不断掀起侵略扩张的高潮，在对外大肆扩张中，给本国和世界制造了更多的矛盾，有时激化了战争的爆发，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表现。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府所制定的内政和外交方针无不体现对内掠夺、对外扩张的意图。资本主义社会的管理者的所作所为，无一另外都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和维护着资产阶级的利益。
四 公仆蜕变的历史阶段性
公仆蜕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因为公仆蜕变现象有其深刻的复杂的原因，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以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从蒙昧岁月进入文明时代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社会发展到今天，仍然存在剥削思想和剥削现象。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子，到目前人类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现象。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公仆蜕变的程度已有很大的改观。尽管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大量存在，似乎生命力还显得很旺盛，但我们更应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也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势，它们采取了越来越多的人性化政策，大大改善了民生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以资本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没有改变，资本的最大动力是获得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的增值。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公职人员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必然对内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对外加强扩张，掠夺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的资源和市场，这就势必加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加剧与殖民地和其他国人民的矛盾。为维持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资产阶级不得不强化国家的暴力工具，实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公职人员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是阶级社会剥削者和压迫者，是社会的“主人”。
第四节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公仆的蜕变
社会主义社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砸烂了千百年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家暴力机器，以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状况，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跨越。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再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合规律的逻辑过程。但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还没有完全消灭私有制，还有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还有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腐朽的思想和观念是不能装入棺材和埋入坟墓的，还要在人们中腐烂发臭。“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的思想依然存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存在公仆蜕变的可能性。
一 公仆蜕变的经济原因
迄今为止，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必然带有它们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里不妨以苏联和中国为例来简要地分析一下。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革命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巩固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苏俄实施了行之有效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调整，成功地击退了外来侵略和国内反革命的进攻和颠覆。为了捍卫人民的胜利果实，苏联人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教育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政策能够根据时势进行有效的调整，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的矛盾和危机。例如，1918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后来的新经济政策和农业合作化等，在一定的时间里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发展经济的愿望，基本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性要求。这为苏联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里建立起来，又因资本主义国家仇视社会主义的运动，苏联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一方面尽可能地满足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抗拒外国的侵略，政权取得一定程度的巩固后，又不失时机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建设成果，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和发展了生产力，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在特定的历史背景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模式，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它的弊端日益显示出来，并且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也日益激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人民的利益不时地遭到损害，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压抑和钳制。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历程，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造成一种不正常的民主氛围，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极大的破坏和丧失。在这样的背景里，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和优越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没有真正履行为人民服务的义务，甚至形成一些特权阶层，一些领导干部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反过来向人民索取，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尤其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形成了皇权至上、官本位的思维惯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滋生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的历史土壤。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共产党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广大的贫农、雇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调整了生产关系并缓和了社会矛盾，使新生的人民政府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为新中国实行三大改造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并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新中国的“一五计划”从1953年开始，到1957年底基本提前完成。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完成，为我国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由于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可供借鉴的经验非常有限，更多的是探索。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进程是曲折和艰辛的，虽然与以前相比较而言，我国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巨大的成就，但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政治权利没有得到真正的充分的改善和实现，广大人民还一度生活在一个“个人崇拜”极其严重的精神世界里。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相互影响非常巨大，政府的职能与人民的利益要求虽然基本吻合，但是从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的巨变来看，政府作用和功能所具有的优势和潜能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两年的历史徘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转折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那次会议上，我们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新的视角来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协调的问题。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努力，中国经济制度不断改革，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本特征。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确立，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明确，从理论上消除了公仆蜕变的经济根源，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由于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社会分工依然存在，私有经济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不健全、法制不完善、监督不到位等原因，公仆蜕变的经济条件在现实社会中依然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活动的本身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96]
二 公仆蜕变的政治条件
不管是前苏联、“东欧八国”还是今天以中国为代表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它是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的，改变了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和政治状况，他们成了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享有了广泛的政治权利和民主生活，实现了当家作主的历史性命运的转折。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本质是要大力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党和政府首先要在政治上保障人民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让他们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充分激发出来，在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的政治建设也加紧进行。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满18岁的公民（剥夺政治权力的人除外）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每个公民有权利和机会表达自己正当的利益诉求，通过这种途径实现当家作主的愿望，来参与政治生活。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是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形式和途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内容。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比较漫长，历经两千多年的缓慢发展历程，封建思想在广大人民的思想深处牢牢扎根，虽然党和政府大力普及教育，尽可能地提高人民的思想和文化素质，人民群众的民主思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以及文化教育发展程度很不平衡，许多地区的人民群众对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存在一种敬畏的心理状态。一些政府部门的干部由于各种原因，其特权思想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们利欲熏心，想的做的不是为人民谋福利、办实事，而是想着怎样为自己和家属以及亲朋好友去谋取私利，当了一个部门的领导之后，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对人民的正当要求不闻不问。殊不知，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服务人民是领导干部的应尽义务，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是他们的工作需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最终是要被人民所唾弃的。对于当前社会上的许多群众性事件，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和作风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却是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的。还有一些国家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理想信念模糊、服务态度和奉献精神泯灭、官僚主义思想和习气滋长、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严重；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领导干部的不作为和腐败现象也并不鲜见，个别领导干部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贪赃枉法，巧取豪夺，从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
三 公仆蜕变的思想根源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最美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它消灭了剥削阶级存在的经济根源，实现了有史以来人民群众的真正解放。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一个必经阶段，不仅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精神追求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思想认识和觉悟得到提高的表现。从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中，人们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追求以及幸福。但是在私有制和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面，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在肉体上遭受非人的折磨，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极大的束缚和摧残，思想从来得不到真正的解放，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制度的腐朽和野蛮，少数人控制和剥削多数人的身心自由，使人民群众无法真正实现精神追求和理想。通过不断斗争和社会实践活动，人民群众的认识得到不断提高，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斗争，推翻腐朽的野蛮的人剥削人的阶级统治和私有制度，获得幸福才不会是梦想。在承受了几千年的封建压迫，特别是在经历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科学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推翻的不仅仅是“三座大山”，更重要的是打碎了落后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并且抛弃了庸俗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人民群众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中国政府和各级组织也非常重视人民教育，尽可能让每一个公民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还特别重视边远山区人民的孩子。通过不断努力，中国人民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广大人民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有了空前的改观，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和条件。虽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度出现过指导思想错误的局面，但是人民还是抵制了错误思想的蔓延和发展，在关键时刻党领导人民扭转了社会局势的变化，使中国向着正确的方向大踏步前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旗，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自觉克服自身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执政能力的建设，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一个又一个新的成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有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科学理论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日益深入人心，科学的思想武装并指引着全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已被人民广泛接受。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使人民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人民受教育的机会越来越多，素质也日益提高。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不断改变广大人民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现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政治权利和合法权益不断得到法律保障和实现，政府领导和干部的服务理念有了新的内涵。人民的政治意识、民主思想、法治观念、参与意识和主人意识大大提高和增强。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繁荣，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各种非主流思想不断地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极个别领导和干部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政治立场不坚定、道德沦丧、物欲熏心、信仰缺乏、官僚主义严重。这些人给社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当前，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大力提高公仆思想和加强荣辱观教育已变得十分迫切。
四 公仆蜕变的主要形式
社会主义制度从空想变成现实，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大进步。社会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全体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主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历史形态，它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领导干部信念动摇，为人民服务精神淡薄，人格扭曲，以权谋私，从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
第一，以借为名和以权回报的“隐性腐败”。权钱交易历来都是腐败官员与行贿者之间最“铁”的交易法则。但是传统腐败大多是行贿者与官员之间进行的一次性交易，即行贿者通过“糖衣炮弹”的攻击，换取一次提拔或者项目审批等机会，交易完成后双方关系就立即终止。这种行为一旦被调查，很容易发现罪证。但是以“借”为名的“隐性腐败”则通常是一种长期的交易关系，形式也更为隐秘。一般情况下行贿者都需要官员提供长时间的权力保护，以牟取最大化的利益；而掌权的官员则通过向对方借款、借车、借房等形式来巧取豪夺。当然这种“借”通常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或者说是通过“权力回报、假公济私”。只要“共同利益”不消失，这种间接的金钱合作关系就会一直存在，而且相关部门很难发现行贿受贿的证据。这种“官商”勾结关系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当普遍，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
第二，高调反腐和低调敛财的“双面腐败”。这种官员表面看来清正廉洁、高调反腐，背地里则见钱眼开、低调敛财，是当前“非典型腐败”行为中最为“高智商”的贪腐形式。这些官员还不时向上级纪检部门上交一些小额礼金，以立起“拒收礼金”的“廉洁牌坊”，高调以清官形象示人；并且装模作样，出台各种反腐对策，强调要加大打击力度、查处腐败官员，显示出对贪腐行为极端痛恨的清高姿态。更有甚者，还潜心研究治理腐败问题的方式方法，形成理论论文或者专著，为腐败“痼疾”广开“药方”，从而获得官员百姓的一致好评，树立良好的廉政形象。但剥去其华丽虚伪的面纱，暴露出的则是赤裸裸的贪官形象。他们工作非常“注重原则”，对于违反规定的项目一律不批。只是通过下属或者朋友牵线，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人开方便之门，在审批项目时减少报批、报建款，而后中饱私囊。换种说法，这类官员慷国家、人民之慨，贪的都是国家的钱、百姓的钱，是各类商人在他们的权力运作之下将省出来的财政资金用来中饱私囊，这是一种人格扭曲的“双面贪官”。
第三，表面勤政的“温和腐败”。以往，我们经常听到某些领导“不收钱不办事，收了钱才办事”，我们称这种腐败为“暴力腐败”。那么与之相反的“温和腐败”则是某些领导“不收钱也办事，办了事再收钱”。也就是说，这类官员表面上会塑造出一种勤政爱民的好官形象，不管他人是否有所求，都会尽心竭力的为他人“谋福利、办实事”。然后在办完事的情况下“顺便”向得利人收点“好处”。表面上看他们没有明显的受贿动机，只是为了发展，为了履行职务，为了工作需要，进行正常的“礼尚往来”。如果说“暴力腐败”是“真小人”的话，那么“温和腐败”就是典型的“伪君子”。其形式更隐蔽、更可怕、更危险。因为前者直接损害他人利益，敛财快、风险大，一旦事发，很容易丢乌纱，蹲牢房；而后者则是办“该办”的事儿，拿“不该拿”的钱，是一种“平等交易”。即便被查出，也只是违纪，不涉及违法。可是这种“温和腐败”战线长、范围广，积少成多、集腋成裘，很容易影响周边的领导干部，成为一种普遍风气，从而扩大贪腐范围。
五 公仆嬗变防止的重要举措
腐败是党和政府的掘墓人，一个政党和政府的腐败意味着另一个政党和政府的诞生。人类生活史证明，无论何种社会，无论何种党派、何种政府，只要听任腐败泛滥，就必将导致合法权力的“合法性”丧失，最终在腐败中灭亡。防止权力寻租、预防社会公仆嬗变为社会主人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大力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外历史实践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目标。这告诉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等于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压倒一切。如果政治民主、政治效率、权力结构科学化等没有相应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那么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饱食的美餐或被挥霍浪费，最终使经济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近十几年来，我国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权力体制的改革，但传统权力结构却没有相应调整，相应的民主政治制度没有跟上，权力只是在集权的结构中大量下移，由上级的集权形成众多的大大小小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小集体、小单位甚至是个人的集权。以国有资产为例，一方面在不断增值，另一方面却因企事业单位中管理、经营权力的滥用而大量流失，进入小集体和个人的私囊。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必须坚持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政治民主发展不能及时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滞后的时间过长或距离太远，必然为腐败提供泛滥的空间。所以，必须依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改革权力结构的种种弊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要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权力制约和社会监督。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应当积极探索权力体制和结构的改革，寻求对策，改善权力运作的体制环境和相关环境。针对传统体制中过分集权、缺乏制约功能的弊端，要坚持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进行权力体制的调整和改革。权力体制的科学化是指权力的配置和结构设计要遵循权力活动的客观规律，通过改革过分集权的弊端，把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进来，把党内监督和党内监督结合起来，把法制监督和社会监督结合起来，建立起系统严密的权力监督机制。实践证明，民主政治的发展同权力腐败的发生，通常呈反比关系。尽管民主政治做不到完全根除腐败，但确实可以起到减少腐败发生和控制腐败规模的作用。同时，要强化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充分发挥舆论对权力的监督作用。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反腐败斗争仅有外在的约束机制还不够，还必须从干部自身的素质教育入手。我国《宪法》规定，国家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纪律等各个领域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之一。邓小平同志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加强对干部各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并坚决制止腐败现象在自己身上和身边发生。同时，也要注意运用有效的教育方法，要坚持学习讨论，定期开民主生活会。组织和同事要经常相互提醒和帮助，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性，建章立制，纠正错误问题等。
第三，进一步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面对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必须严刑峻法。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这是以法治腐的治本之策，是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反腐败斗争的法制化应该包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如反贪污的立法；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加快监督立法，建立起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装备良好、反应迅捷的执法队伍。①要继续完善反腐败和廉政立法。要抓紧制定从宏观上强化反腐败、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得到法律上的保证。②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填补社会转型带来的法律真空，要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标本兼治的方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③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对于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履行检察职能，紧紧围绕检察职权，不能超越检察职权搞预防，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和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防止在工作中脱离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和定位，更不能“种了别人的田，忘了自己的地”。
只要我们运用正确有效的手段，经过几代人共同努力，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腐败问题作长期而坚决的斗争，就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防止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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