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本书第六章对欧盟第二次扩大的分析和第七章对第四次扩大的分析，皆是按照这种研究路径进行的。本章对欧盟扩大的分析，先从第一次扩大说起。
第一节 第一次扩大的软权力关系背景
在欧盟（当时叫欧共体）的第一次扩大中，当时加入的国家共有三个，但由于英国是大国，同时又由于英国既是提出申请的带头国家，又是谈判协议达成的关键[232]，其加入欧共体的行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它的入盟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下简称欧自联）其他申请国的行为非常相似，而且丹麦、爱尔兰这两个国家与英国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要不是因为英国提出申请的话，它们极有可能根本就不会考虑成为共同体成员[233]。因此本章对第一次扩大的分析以英国的表现为重点。
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大致轮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欧大陆启动欧洲一体化之后，英国曾拒绝加入这一进程，之后由于形势所迫，历经曲折加入欧洲共同体后，英国又不愿向欧共体转让更多的主权，消极对待欧共体的超国家机构，对欧盟走联邦主义道路颇为反感，拒绝参加欧洲货币联盟，2016年6月掀起的公投脱欧事件等于向欧盟正式提出分手，但是目前还未完成退出欧盟的正式程序，所以说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总是呈现若即若离的状态，对待欧洲一体化不是那么一心一意。
1 欧洲煤钢共同体建立的背景及其对欧洲联合的促进作用
战后西欧国家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及安全形势，为它们走向国家间的联合提供了带有一定压力的外部环境，而这次西欧国家的联合道路迥然不同于历史上国家间的权宜之计，开始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可以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筹建为战后欧洲国家的联合开了一个好头。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两次世界大战带给欧洲的创伤、“欧洲世纪”的终结危机、超级大国的威胁以及欧洲国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使阿登纳、舒曼、加斯贝里等一批政治家普遍认识到，欧洲的未来取决于欧洲的联合和统一。[234]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需要迫使欧洲国家将追求和平列为战后最紧要的政治问题，舒曼计划的核心目的也是实现和平。二战后随着冷战气氛的加剧，欧洲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成为事实上对抗苏联的阵地。面对当时政治和军事实力都很强盛的苏联，西欧国家从安全战略上需要团结和联合。联合无疑首先是法德等大国的联合，要使这两个历史上宿怨颇深的国家实现互信与团结，除非能够有效消除这两国间纷争不断的基本物质资源——煤钢。根据舒曼计划所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比较成功地达到了这个要求。尽管舒曼计划的初衷，是解决法德重归于好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为发展双边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进一步巩固了合作，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235]。
尽管战后欧洲的国家联合是历史潮流和趋势，欧洲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多种具有联合性质的跨国组织，但是对欧洲一体化有重大和持久推动作用的组织，经过历史的筛选却逐渐落在了欧盟身上。战后初期欧洲建立的几个政府间合作性质的国际组织，如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或是欧洲委员会，事实证明都无法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产生重大推动力。[236]而西欧六国建立的欧洲煤钢联营，成为推动欧洲统一事业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欧洲煤钢联营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是钢产量的骤增，西德和法国的钢产量1954～1957年的增长率都达到40%，其次由于这一成就改善了煤钢共同体与各成员国企业主之间的关系，最后还争取到了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等原来反对联营的政治势力的支持。欧洲煤钢联营的实践表明共同市场能够带来三方面的进步：一是扩大生产；二是保证供应；三是促进现代化。还有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它能使欧洲国家实现和平、合作。战后欧洲国家要想生存与进步，和平及国家间的合作不可或缺，这反映了欧洲公众对煤钢联营新形式的肯定，也透露出公众对欧洲联合的自信和希望。但是作为欧洲大国之一的英国，却对战后欧洲的联合不那么乐观和积极主动。
2 英国拒绝参加战后欧陆国家紧密联合的现实依据
在战后积极推动欧洲联合的国家，它们的政治热情，源于对殃及自身的这场世界战争的理性反思。它们认识到法西斯势力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给欧洲再次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战后秩序的重建就应该以抑制民族主义的极端膨胀为努力的方向。在二战期间，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抵抗运动成为促进重建欧洲联邦思想的中心力量。所以欧陆各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倾向于以一种联邦式的安排取代旧有的民族体系，重建战后欧洲的政治生活。其中让·莫内在二战期间的超前眼光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欧洲各国如果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欧洲不会有和平，建立一个联邦和巨大的市场，可以防止强权政治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237]。
但是英国对国家民族主义的态度却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充满质疑，而是自豪有加，因为英国与法国、意大利等曾被法西斯势力侵害的欧洲国家不同，其在二战期间成功抵抗了希特勒的侵犯，民族自豪感因战争考验而得到了加强。如果让它放弃部分主权参加如煤钢共同体等的欧洲联合，就等于对自己民族独立发展能力的不自信。英国当然不想多此一举。英国成功抵抗法西斯的行为，反而使欧洲联邦的思想在英国本土难以落地生根，这种极为不同的经历影响了英国战后欧洲政策的基调。
因此从战后一开始，创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欧陆六国就与海上强国英国有着不一样的欧洲联合的思想和途径。欧共体的创始六国，追求的欧洲联合更强调国家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紧密协调：在经济上，主张制定实施共同的经济政策，采取更多干涉主义的行为，以实现更紧密的经济联合；在政治上，认为经济一体化必然导致政治一体化，经济上的联合能够为政治上的逐步联合创造条件。这种观点，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所接受，逐渐在欧盟内部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念并不能被所有欧洲国家欣然接受，因为决定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终究还是国家利益。而此时英国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不是盲目反对一切形式的欧洲联合，而是仅支持松散的欧洲联合。相比欧共体六国的长远战略，英国的态度要保守很多：在经济上，它仅仅满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在政治上，它满足于政府间合作的方式。
3 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曲折道路
在西欧六国建立煤钢共同体之初，英国人的保守行为被视为拒绝参加重新振兴欧洲的工作，他们首先不相信能够实现共同市场，后来又想把共同市场融合在大自由贸易区之中，这也是欧自联产生的背景。但是很快他们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欧洲的立场，考虑加入共同体了。[238]共同体取得阶段性成就后，对英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吸引。英国在《罗马条约》签订4年后，恰逢欧洲经济共同体取得良好佳绩的时候，提出了申请[239]。由于种种原因，1963年1月，戴高乐公开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申请，然而这并没有打消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决心。当初看到欧共体前途渺茫的时候，英国决定置身事外，当欧共体展现大市场力量的时候英国决定加入的决心似乎也很坚强。英国政府在1971年发表的加入共同市场的白皮书中表示，“如果我们参加欧洲共同市场，比之留在外面将更加安全，我们维护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的能力将更巨大，我们的经济将更强大，我们的工业和人民将更繁荣”。[240]经过谈判、签约和批准，英国终于在1973年1月1日加入了欧共体。
第二节 第一次扩大的软权力资源分析
欧洲煤钢共同体——当初这个主要为解决西欧大陆国家战后安全问题而创建的组织，因其运营的意外成功，不仅从物质条件上有效化解了欧陆国家长期的战乱忧患，还产生了能够促进欧洲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力量。由于这个新生的组织让欧洲国家产生了集体生存和发展的希望，因此它们开始将联合欧洲的希望寄托于这个组织。根据软权力理论，这就意味着欧洲煤钢共同体，通常从低到高的阶梯顺序会对追求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相关国家产生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国家的处境不尽相同，对以上几种利益的追求方式就会有所差别。煤钢共同体对哪些国家能够产生吸引，对哪些国家不能产生吸引，既要看构成权力关系的双方之间的实力变化，也要看权力施动者对权力受动者提供的权力资源是否有需求以及需求的程度如何。而国家对权力资源的需求，在现实的对外关系中表现为相关国家对其利益的界定与追求。
1 20世纪50年代英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在英国进入近现代以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政治文化已经占据政府决策的主导地位。自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取代了王朝利益，其欧洲政策无论具体形式如何，都是国家利益引导的结果。无论是代表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还是代表理想主义的主张，只有遵从国家利益才会得到国民的支持。所以对于战后初期的英国而言，是决定申请加入欧共体还是选择置身事外，关键是看这种组织是否能够给英国带来足以使其自愿参加的重大利益。
尽管欧洲煤钢共同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这种成就未产生使英国要加入其中的足够吸引力。根据历史经验，英国认为欧洲一体化组织不会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英国的政治利益分析。不同的经历与现实状况，往往决定不同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其利益的不同认识与判定。除了前文提到的英国引以为傲的民族主义情结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跨地区性也使英国将眼界放在了遥远的海外。战争经验表明，英帝国、英联邦以及英美特殊关系才对英国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二战结束初期，当时的英国更看重与英联邦的联系，欧洲大陆自然占据次要地位。丘吉尔1948年提出的“三环外交”思想为战后初期英国历届政府所接受，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欧洲政策的基调。在这种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当西欧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酝酿组建欧洲一体化组织时，英国自恃经济竞争能力尚存，并可借助英美特殊关系与英联邦的有利条件，采取“不介入”的政策。[241]从具体政治利益考虑，当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时，英国政府仍旧拒绝参加，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同盟政策会影响英国更为看重的联邦特惠制，英国同时还担心参加以戴高乐为核心的欧共体会影响英美亲密关系，降低英国的国际大国地位。可见从政治利益分析，英国认为自己的重大利益存在于欧洲大陆之外，而不是之内。
英国的经济利益分析。从历史上看，近代英帝国的强大离不开其广大殖民地丰富与廉价资源的供给；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发生时，英联邦特惠制与英镑区的建立发挥了抵制危机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自治领、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得到加强，因此二战后初期英国人选择了英联邦，认为“英国的事业及利益远在欧洲大陆以外”。[242]用英国人自己的话讲就是，英国与澳洲和新西兰的关系属于骨肉同胞之情，要比英国与欧洲的关系亲近得多[243]，颇有“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之韵味。在英国正式承认帝国衰落之前的20世纪60年代外交战略中，英帝国和殖民地比欧洲大陆更为重要。
从具体的经济利益考虑，1950年，舒曼计划出台后，英国外交部反对将自己的主权委托给一个无法信任的外国机构，艾德礼首相对利用超国家原则管理英国重要的经济力量也持反对态度。欧洲煤钢联营建立之后，英国的质疑态度没有改变，理由是英国的煤钢生产都很发达，没有必要与欧陆国家搅和，因此反对将英国的煤钢生产置于超国家机构之下。对于尽量淡化超国家性质的1955年的墨西拿会议，英国在评估之后认为只有意大利和低地三国能够从原子能共同体中获益，对于英国则没有实际意义，还对共同关税政策顾虑重重。
英国的安全利益分析。英国对欧盟持怀疑主义的态度并非出于无端的猜忌，而是有自己一整套的理由和根据。英国欧洲政策史的规律是，当英国最强大的时候往往奉行孤立政策，当英国实力最弱的时候也是卷入欧洲最深的时候。近代英国的利益集中在欧洲以外的自治领与殖民地，加之英国具有海上强国地位，它对欧洲实行均势与孤立政策的历史证明，其能够有效地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英国在二战中曾经单独对德国作战，并从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民族自尊心，反观欧陆国家的历史一直纷争不断，表面的合作往往是权宜之计，在共同市场建立之初，没有人相信它能缔造长久和平，这都是事实。
从现实安全利益考虑，尽管根据舒曼计划建立的煤钢共同体，有效解决了困扰法德几个世纪以来的安全困境，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比利时、荷兰与卢森堡等低地国家来说也是一个福音。但是对于当时的英国而言，德国算不上是主要的潜在敌人，防御苏联才是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冷战气氛的加重，整个欧洲面临苏联霸权的威胁，因此英国实行了至少在军事上带头反对苏联的政策。以这样的战略为指导，英国始终强调两大防务政策：一是加强美国和北约在欧洲防务中的力量；二是致力于英国的独立核力量建设。因此与美国合作才符合英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欧洲大陆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不仅不是安全的屏障，相反多次成为战争和动乱的发源地。“既然英国的安全依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靠美国支持下的独立核力量以及依靠英国自己驻扎在欧洲大陆的7万名军队就可以解决，那么欧洲一体化在安全上的功能对英国来说也就可有可无了。”[244]可见，从安全利益分析，英国同样认为自己不需要与西欧联合就可以保障国家安全。
综上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情况看，英国不需要依靠欧洲一体化组织，照样可以实现国家所需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在这个时期，欧洲一体化组织很难对英国产生吸引。欧洲一体化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对本国利益的界定是联合美国对付苏联，而不是排斥美国搞欧洲联合；认为将刚刚实现国有化的煤炭、钢铁等部门交给一个统一的机构去管理，将有损于英国的利益；原来支持西欧联合的保守党在1951年上台后，并未改变工党政府对英国国家利益的认可方式。[245]所以在战后初期，英国人强烈怀疑欧洲大陆，依旧坚信的是欧洲的生存取决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隔绝，不相信欧洲大陆国家仅仅通过谈判和签署文件，就能获得一种取得重大进展的政治能力。[246]所以说英国采取疏远欧洲大陆的政策，从当时英国独特身份所界定的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共体对英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最后英国做出了加入欧共体的选择，这是因为其国家利益发生了新的变迁。
2 战后英国国家利益的变迁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共体在经济上逐渐崛起，使得英国出口减少，还有可能取代英国成为西欧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由于英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开始受到欧共体的冲击，因此以国家利益决定对外政策的英国不得不考虑调整欧洲政策。
1961年7月31日，被视为英国与欧洲关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天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正式宣布英国准备加入欧共体的决定。学界关于英国实现这一巨大转变的动机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基于苏伊士运河危机对英国的打击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贸易量的增长，而对其经济与安全利益重新估计的结果[247]；第二种解释是，“英国要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有许多经济原因的，但政治原因却更为重要”[248]，即政治目的是最终目的，获取经济利益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就是说英国需要寻找一个发挥领导作用的舞台，借此提高其国际声誉[249]；第三种解释是，英国提出申请的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的压力[250]。实际上这些解释的根据都离不开麦克米伦首相本人对于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解释，那就是英国政府把加入看作“既是政治也是经济的行为”[251]。这从本质上反映出，选择加入欧共体是英国对其衰落做出的一个反应。学界所做的各种解释，也都不否认战后英国实力衰退是其做出这一决定的基本前提，特别是当欧共体的实力不断上升之时，欧共体软权力资源的吸引就显得极为重要。
从经济实力的角度分析，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算，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亚军位置1955年被西德夺走，1964年再被法国排挤到第四位，1965年日本超过法英两国，使英国退居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五位[252]。另外，英国曾寄予很大希望的欧自联，七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欧共体六国，英国从七国相互减税所得到的好处，并不能抵偿它在与欧共体六国贸易中所受的损失。随着1960年3月欧洲共同体做出的加快实现共同市场的决定，欧共体更加巩固了，英国组建的欧自联七国无法再对欧共体六国施加压力了。[253]欧共体实力的不断增强，对实力不断下降的英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贸易停滞不前，相反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贸易，其重要性与增长速度都开始领先于英国与欧自联的贸易。从1950年开始，英国对欧陆国家的贸易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英国向欧共体国家的出口额从1948年的16.7%上升到1954年的21.5%，进口额从13.1%上升到18.4%。[254]与此同时，英联邦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却呈下降趋势，英国对英联邦的出口从1951年的50%降低到1961年的39%，而英国对欧共体国家的出口到1961年却增长到32%。从1959年到1960年底，英国带头组建的欧自联七国之间的贸易仅增长16%，而同一年欧共体六国的贸易却增长了30%以上，美国资本更多地流向欧洲大陆，欧自联由于其经济资源的不足和缺乏专门协调政策的机构等缺点，使其难以对欧共体形成挑战。[255]
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分析，伦敦在与欧共体六国的对抗，以及组建七国的集团中都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但是美国坚决支持欧共体与欧洲一体化，英美特殊关系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了[256]。随着欧共体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上升，英国政府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如不加入欧共体则很可能将英国排斥在欧洲市场与欧洲政策的协调之外，还将疏远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就意味着，英国惯用的欧陆均势政策已经无法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了，接受共同体已是英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同时，这也预示着，英国从反对转向支持欧共体，并不意味着英国放弃了大国的地位，而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保持英国的世界地位。
这种新的变化开始引发英国政府的忧虑，促使英国的欧洲政策发生变化。斯蒂芬·乔治指出，英国“加入欧共体并不意味着英国接受了欧盟的理想”。[257]加入共同体是控制共同体发展的办法，是保护英国经济利益的手段，借助这个正在形成中的欧洲集团之首的名义可以增加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为什么不加入共同体呢？”[258]于是，1961年7月麦克米伦政府决定宣布申请加入欧共体，不久与欧共体展开了谈判。
这是历史上英国首次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大致过程，也是欧共体经济资源与政治资源对英国产生吸引，从而改变其抵制态度并自愿加入的第一次表现。据此，笔者认为这是欧共体借助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对英国发挥软权力吸引作用的第一次表现。
1963年1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通过列举共同体创始六国的共性远大于英国自身特性的讲述形式，否决了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申请，然而这并没有打消英国加入欧共体的决心。英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与政治利益向欧洲大陆继续倾斜的趋势，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英国选择向欧共体靠拢已是大势所趋。戴高乐总统对英国不兼容共同体特征的各种描述也仅仅适合于首轮谈判前期的英国实际情况，他没有看到英国对外政策也会随着其国家利益改变而调整的一面。
影响英国欧洲观念发生变化并对其欧洲政策做出历史性调整的，最重要的因素当数其经济的衰落。英国所带头组建的欧自联，无意于对外统一关税，对成员国间贸易壁垒的削减使其总体实力不及当时欣欣向荣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例如，1958～1968年英国的实际收入增长38%，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增长为75%。[259]在20世纪50年代，欧共体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而英国仅为2.3%；在20世纪60年代，欧共体六国的平均年增长率为4.2%，而英国仍为2.3%，甚至欧共体六国中，原来发展水平较低的比利时也高于英国近2个百分点。[260]此时，英国的对外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决定性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的主要贸易越来越集中在西欧地区，加入欧共体扩大其在2.5亿巨大人口消费市场上的份额，增加其商业谈判的砝码，“对英国各大政党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261]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英联邦对于英国的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在不断削弱。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对美英特殊关系构成严重打击，英国原有的势力范围和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被美国所掌控。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在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运动的不断冲击下，到20世纪60年代英联邦国家的离心率进一步加强，依托英联邦国家已经不可能再次支撑起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英国的许多殖民地和自治领纷纷宣告独立，这些国家独立后开始发展自己国家的民族工业，从而影响了英国工业部门的产品销售情况。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分工也发生了不利于英国的变化，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加剧了英国的财政负担，高利率与资本输出的金融政策也限制了英国的固定投资，这一切都影响了英国战后的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与欧共体、美国和日本强劲的增长势头相比，英国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下降。英国对英镑区国家的出口从1955年的49.2%下降到1965年的43.8%，到1975年已减少到22.3%，到1984年又减少到13.2%。[262]尽管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缓慢，但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出口却增加很快，从1957年的13.9%上升到1970年的21.8%，而且在这一年英国对共同市场的出口值已经超过了对英联邦的出口值。[263]1967年英镑贬值危机的出现，使得英国对于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大不如以前，英联邦在事实上成为英语国家之间松散的联合体。
其实从1964年起，英国就对其各项国际政治与经济政策开始了全面的调整。原先反对共同体的工党执政之后开始改变立场从而支持英国的再次加入。由于国内的政治阻力，直到1967年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才递交了英国第二次加入共同体的申请。英国第二次坚定地选择加入欧共体，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动机之外，其政治所求也不难理解：单个的欧洲国家无力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联合的欧洲才有助于恢复其世界地位[264]。但是这一年戴高乐总统再一次使用了与1963年相似的理由否决了英国的第二次申请，不过这一次他更加强调英国的经济弱点会葬送欧洲经济共同体进一步发展的忧虑。随着这一次对英国的否定，包括挪威在内的其他三国的第二次申请尝试也失败了。但是英国加入共同体的决心还是没有动摇。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分析，1968年苏联公开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其扩张势头日益明显，英苏关系趋于恶化，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首先威胁到英国在中东和非洲的利益。[265]1968年英国对欧洲防务重点的重申，将防务范围收缩至欧洲地区，反映出英国实力与其早期目标的脱离，对借助英美特殊关系维持其大国地位已经丧失信心，加强与欧洲的联系势在必行。
对英国来说，以上的系列事件基本都是坏消息，都无助于英国的申请加入。但是到了1969年，英国加入共同体的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首先，长期反对英国加入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于1969年4月辞职，取而代之的是支持英国加入的蓬皮杜总统。其次，这一年10月西德新任的总理也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进一步扩大。最后，1969年12月的海牙峰会对这次申请加入的这4个国家表明了开放的态度：“只要申请国接受条约和政治目标，接受实施条约所做的决定，接受在发展方面所做的选择，国家或政府首脑都表示同意以共同体为一方，以申请国为另一方开展谈判。”[266]
由于英帝国的瓦解，英联邦与其母国联系减少，英美特殊关系降温，最关键的是英国经济的一蹶不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不得不转向欧洲，除了加入欧共体已别无他途。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1970年6月英国希思政府接受了英联邦重要性已然下降的事实，决定以英美自然关系取代特殊关系，大力推行加入欧共体的政策。[267]经过再次申请、谈判、签约和批准之后，英国终于在1973年1月1日加入了欧共体。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战后英国的相对衰落，欧共体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优势对英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英国为了从欧共体那里获得这些利益就逐渐改变了它的欧洲政策，最终自愿加入欧共体，说明英国认同了欧共体的体制。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对成熟的英国来说，欧共体的民主制度不可能对英国产生吸引，英国加入欧共体并不是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英国加入欧共体主要是想通过提高经济实力来巩固其世界政治大国地位，因此笔者认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是英国加入欧共体的最重要的动机。这说明，欧共体对英国发挥吸引的软权力资源主要是代表有形物质的经济资源。
3 爱尔兰、丹麦与挪威申请加入欧共体的情况概述
第一批申请加入欧共体的国家，除了英国以外，还有爱尔兰、丹麦和挪威。
爱尔兰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英联邦成员，1949年独立后，与英国的经济关系仍旧紧密，其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基本是与英国进行的。因此当英国提出加入欧共体的申请时，爱尔兰严重依赖英国的经济现状使其几乎无其他备用选项，只能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当时，英国、西德、法国和荷兰在爱尔兰都有很多投资，许多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被这几个国家的资本所控制。爱尔兰为摆脱对英国经济的依赖和寻找农产品市场，加之该国天主教势力也想加强与欧陆的联系，因此全民公决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对加入共同体的支持。
丹麦和挪威都是欧自联的成员，与英国的情况类似，这两个国家对共同体六国贸易额的比重大于在欧自联的相互贸易，英国和西德还是它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丹麦因是农产品出口国希望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扩大出口。所以丹麦与英国在同一天递交了加入申请，它乐于见到英国的申请，因为如果英国加入成功它的两大贸易伙伴也就可以在同一贸易集团内聚首了。那段时间，丹麦政府的政策被涉及国家利益的经济理性所驱动，这种理性甚至抵消了对可能削弱丹麦主权的种种忧虑[268]。丹麦的入盟热情基本上保持了始终，在第三轮与共同体的谈判之中，其表现与英国形成了鲜明对照。它没有提那么多的要求或问题，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共同体的要求，甚至表示其工农产品进入共同市场就从入盟之日算起，不需要安排过渡期。[269]由于农民和企业家对加入欧共体的热情支持，丹麦以全民公决的高票（63.5%）方式通过支持加入的决定。
挪威的申请入盟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曲折不断。主要是挪威提出的要求被明显看作对共同市场团结的挑战，这让共同体难以接受。挪威要求其农业享有永久豁免权、其渔业享受特殊待遇，同时还附加对边远、沿海捕鱼区的保护要求。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共同体只认可挪威对其农业、渔业的特殊关切，但对其永久减损的要求不予考虑。最后挪威政府做出了让步，接受了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与共同渔业政策以实行过渡期的形式完成加入。然而，这个时候挪威议会与民众之间发生了关于入盟问题的分歧[270]。尽管挪威的海运业强烈支持该国加入欧共体，但是由于挪威在政治上的仇德情绪犹在，还担心丧失独立地位，加之在经济方面遭到了该国捕鱼业的强烈反对，在1972年9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有超过半数的人投了反对票（53.5%到46.5%）。其实，由于挪威与几个北欧国家保持着特殊的经济联系，如果继续维持与欧共体的自由贸易协定，暂时不加入经济损失也不大[271]。
从软权力的角度分析，正是欧共体的经济资源对爱尔兰和丹麦产生了足够的吸引，才使得这些国家认同欧共体的体制，选择了加入的道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共体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挪威产生的吸引力十分微弱，导致了该国民众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加入欧共体的第一次否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欧共体/欧盟在第一次扩大的过程中，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主要是代表物质利益的经济资源。
笔者将欧共体1973年的扩大与欧盟1995年的扩大合并为一个案例进行分析，是因为这两批申请国的共同点是——原来保持中立的欧洲小国都想借助欧洲一体化的东风获取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些国家基本上只对经济一体化成果情有独钟，而对政治一体化则冷眼观之。所以本章第三节也要对欧盟的第三次扩大做简要分析。
第三节 对欧盟第三次扩大的分析
在本书中欧盟的第三次扩大是指1995年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欧盟。这些入盟的国家都是欧自联的主要成员。欧自联的其他成员国，如奥地利、芬兰、挪威、瑞典和瑞士都曾向欧共体/欧盟正式提出过加入申请，但是在这一批申请国当中，只有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最终于1995年成功加入了欧盟。
冷战结束以后，保持国际中立的北欧国家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减轻了，反映在对外政策上就是这些国家开始向欧洲中心地带的组织靠拢，这时候一直宣扬欧洲大陆团结的欧盟成为它们向回看的目标。由于这些国家基本都是欧自联的成员，除了政治因素的推动，经济上的不满足也成为其选择加入欧洲的重要动力。这些欧自联国家已经认识到，欧洲经济区属于“半成品”（halfway house），难以满足其远大的志向，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要申请加入欧盟[272]。1989年的欧自联国家，除了奥地利清醒地意识到欧洲经济区只是其加入共同体的必要通道，其他欧自联国家对欧洲经济区的局限直到1991年初才完全看明白，那就是只有拥有正式成员国的地位才可以享有充分的决策权。欧洲经济区的设计意图仅仅是从经济方面将欧自联国家纳入其中，欧洲经济区给予的有限决策与欧自联国家早期的希望相去甚远。
与欧盟东扩的情况不同，这一批国家中最终没有加入欧盟的，主要不是由欧盟的拒绝造成的，而是有些申请国在申请的最后阶段自愿放弃了加入欧盟的机会。例如，挪威在1973年欧共体第一轮扩大的时候和1995年欧盟扩大的时候，都曾参加了入盟谈判，但是因其入盟的待遇遭挪威全民公决否决，挪威最终选择了放弃。无论是最终坚持加入欧盟的国家，还是如挪威、瑞士这样最后主动放弃加入的国家，其实都是国家利益选择的结果。
先说瑞典。瑞典的商品严重依赖英国的市场，它曾经跟随英国向欧共体两次提出过加入申请，随着英国被法国总统的两次否决，瑞典的加入也随之失败。当英国第三次发起申请并最后成功加入的时候，瑞典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没有再次申请，而是与共同体缔结了双边贸易协定。奥地利在20世纪60年代也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经济成就所吸引，但是当它想尝试申请加入的时候，却被苏联阻止。苏联给出的理由几乎让奥地利无法辩驳，那就是根据1955年的国家条约，苏联承认奥地利的独立是以奥地利保持永久中立和禁止与德国结盟为主要前提条件的。在苏联的阻扰之下，奥地利最后改变了加入共同体的立场，以创建欧自联取而代之。[273]这也充分说明，如果冷战未结束和苏联权力未受到削弱，欧自联中立国家加入欧盟的过程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曲折。
1995年加入的申请国与1973年加入的申请国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从积极的一面看，爱尔兰作为一个中立的小国由于积极参与欧洲一体化，其市场得到繁荣成为大获收益的榜样；从消极的一面看，英国和丹麦都有政府间主义者和吝惜国家主权的偏好，这两个国家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对欧洲一体化感兴趣，而对政治一体化则兴趣索然。因此，历史昭示，1995年的扩大充其量只会在稍大的政府间框架内将欧盟的一体化向某些领域推进，尤其是向经济领域推进，或者说，这次扩大至少说明政治一体化较为迟缓的事实。
然而，1995年的欧盟与1973年的欧共体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初的环境与现在也截然不同，1995年的扩大有了更多具体的审查要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东欧国家与地中海国家，只要政治经济方面的约束宽松到足以使加入欧盟成为可能，它们基本上会选择申请加入，然而欧自联的成员国却不会那样有始有终。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组建欧自联为手段，相关国家以含蓄的方式拒绝了羽翼未丰的欧盟，更有甚者，挪威在1972年的全民公决中以公开的方式宣示拒绝加入。1992年5月瑞士递交了加入申请，但是在这一年年底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又否决了申请。冰岛由于国内对共同渔业政策的疑虑，所以没有申请加入欧盟。
尽管欧自联国家在申请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常常表现得三心二意，但是这些国家的申请却得到欧盟的高度重视，有五种原因显而易见，这或许正是欧盟所期望的[274]。
（1）欧自联已经与欧盟建立了独特的贸易关系，不仅欧盟是欧自联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欧自联也是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其贸易规模相当于美国、日本的加总。对于双方的成员国而言，可以更加便利地进入对方的市场，而且是互利互惠的；（2）欧自联是由民主、富裕和发达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的规模与欧盟部分成员国类似；（3）欧自联国家的富裕程度足以使其成为欧盟预算的净摊派国，这虽然不是欧盟吸纳其的必要条件，但实际上却非常有用；（4）大多数欧自联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很高，甚至还高于一些边缘化的欧盟成员国，比如希腊；（5）就根本的生活方式而言，欧盟本来就是西欧民主国家的俱乐部，由于欧自联国家的缺席而显得不伦不类。
由于欧自联国家的综合实力较高，在与欧盟建立扩大关系的过程中，它们带给欧盟的问题相对少一些，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较低。例如，奥地利的经济与单一市场的融入程度较高，采用欧盟法规的程度也较高，所以共同农业政策的引入不会给其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是需要修改对农产品的高度保护政策。奥地利的交通环保标准比共同体还要严格，在这方面它反而不接受共同体实行的较低标准的政策。再说瑞典，由于冷战结束，该国的中立政策也修改为“以一个欧洲国家的身份确立瑞典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并坚定表示将以欧盟成员国的身份全面参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意愿。瑞典对农产品的市场定价要求与共同农业政策持平或低一点，这一要求自然会让欧盟轻松不少。另外，瑞典的高标准环保和对人权的关注，还反过来要求欧盟在地区政策和经济与社会团结政策上给予支持。而芬兰入盟的许多情况与奥地利、瑞典类似，委员会对芬兰的加入似乎更加欢迎。因为芬兰的入盟，可以为经济、货币、财政甚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各方面的加强创造条件，尽管该国有中立的原则，国内北部与东部地区也面临政策调整的问题。[275]所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1995年的扩大是欧盟历史上吸收经济富裕、高度民主、环保积极等具有良好资源的申请国家的最后一次扩大了，这样的好事欧盟以后不会再有了。
但是这些国家也有令欧盟不悦的缺点[276]。
（1）由各国政府所推动的入盟事宜，其国内的民众并非一定认可，挪威和瑞士就是因为其国内的民众与政府意见相左，入盟步伐受到牵制。就算最终能够加入欧盟，如果采取与英国和丹麦类似的立场，疑虑重重，必定会麻烦不断。
（2）欧自联国家对其农业部门的补贴实际上还高于欧盟，而欧盟因为共同农业政策成本过高的内部压力以及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外部压力，主张削减农业补贴，欧自联国家的做法显然与这种潮流相违背。
（3）寻求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决定有时代表一种完全适得其反的政策，这些国家要么以含蓄的方式拒绝加入欧盟，要么以公开投票的方式反对加入欧盟（如挪威），甚至连欧洲经济区也拒绝加入（如瑞士）。
这些观点总括起来，从软权力的角度分析就是：第一，欧自联成员国本身就是民主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欧盟的民主制度对它们的吸引力不大。更有甚者，挪威和瑞士就是因为其国内的民众与政府意见相左，才以“民主的方式”主动暂缓了入盟进程。第二，欧自联国家本身的富裕可以与欧盟多数成员国相媲美，反而对欧盟形成一种吸引力，这也使得它们加入欧盟不紧迫，而是要反复权衡经济得失再决定。这说明第三批申请入盟的国家，吸引它们的主要是欧盟的经济利益和更为长远的发展前途。
欧洲的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欧自联国家为什么又要在20世纪90年代做出追求欧盟身份的选择呢？这些富裕和民主的国家在寻求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过程中总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心理，这种心理可以用凯尔斯朱朴（Kelstrup）“一体化困境”的观点来解释：一个国家总是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困境，要么冒着被卷入欧洲一体化的风险来放弃一部分实质性的主权，要么冒着被一体化抛弃和孤立的危险来坚持自己的独立。据此欧洲学者断言，欧自联国家选择加入欧盟，并非对欧洲一体化抱有好感，并非要实践欧盟创立者的理想，而是受负面情绪的驱动，那就是——之所以愿意加入欧盟只是为了避免不加入欧盟所付出的代价。具体而言，主要有两种原因可以说明这些国家申请加入欧盟的动机。最初的驱动力来自单一市场。就是恐惧被单一市场所排斥，这倒不是对市场准入限制有所担心，而是怕随之而来的由于经济规模的丧失，无法吸引国外投资者，也怕被排斥在欧盟公共采购市场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曾经对欧自联国家有着重要政治与经济影响的苏联集团的垮台，放松了对欧自联中立国家地位的限制，一些欧自联国家也需要加强与西方的经济联系来取代与东欧的贸易。基本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促使欧自联国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欧盟就代表欧洲，当一个国家递交入盟申请引发周边国家争先模仿时就产生了一种赶“时髦”的效应（a related‘bandwagon' effect）。[277]
然而，两个欧自联成员国——冰岛和瑞士，对这股加入欧盟的热潮保持淡定，只不过瑞士对于欧盟成员国的身份曾有短暂的眷恋。欧自联的第七个成员国——列支敦士登，很明显想加强与欧盟的联系，不能排除将来向欧盟递交申请的可能。尽管瑞士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区（EEA），使得列支敦士登与瑞士的关系处于难以预料的尴尬境地，但是列支敦士登已经率先参加了欧洲经济区。实际上，由于列支敦士登领土面积小，在1995年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要让欧盟接受袖珍型国家加入，必须等到欧盟进行必要的机构改革，而改革又必须获得现有成员国的同意。鉴于冰岛并未认真考虑申请加入欧盟一事，好像意味着领土面积大小不是问题。实际上，冰岛之所以对加入欧盟三心二意，主要原因是该国的经济主要依赖于捕鱼业。加入欧盟将意味着，参与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接受开放原则，冰岛的捕鱼水域将向欧盟所有渔民开放。[278]
从软权力的角度解读欧盟的第三次扩大，可以认为这次扩大之所以仅仅吸纳了欧自联的三个国家，主要是因为欧盟的软权力吸引力微弱。对于经济富裕也并不缺乏民主保障的众多欧自联国家而言，欧盟提供的一般性的经济资源与民主资源吸引力比较微弱。除非欧盟提供的经济利益具有保障欧自联国家未来政治地位不受损失的长远功效，才会吸引如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加入。列支敦士登的例子说明，欧盟作为软权力的施动者，尽管对袖珍型的欧洲国家产生了吸引，但是欧盟并不愿意与这样的国家分享其资源，所以软权力的吸纳关系也就无从建立。如果欧盟不能提供足够多的经济资源，挪威和冰岛等国可能还会继续置身事外。从英国、丹麦、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欧自联国家加入欧盟后的表现看，这些国家总体上对欧洲经济一体化怀有一定的兴趣但对“实践欧盟创立者的理想”等事关政治一体化的事务则显得冷淡多了。
综合欧盟第一次扩大和第三次扩大的分析，由于这两次扩大的申请国都将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说明欧盟在这两次扩大中发挥吸引作用的软权力资源主要是代表物质吸引的经济资源。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梳理了英国和其他欧自联国家申请加入欧共体/欧盟的相关材料，通过合并欧共体第一次扩大和欧盟第三次扩大的案例，笔者发现，与欧盟政治制度相同的申请国自愿加入欧盟，不是为了改变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而是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持久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来保障未来的政治利益。据此笔者认为，欧盟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扩大，其经济资源主要发挥了软权力的吸引作用。
欧盟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扩大讲述，绕过了欧盟第二次扩大的内容，那么欧盟的第二次扩大是哪种权力资源发挥了主要的吸引作用，正是本书第六章需要探讨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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