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初的信任

    1968年冬天，奇冷。

    小书摊实在不能在外面摆了，总得找个蔽风挡寒的地方……她想。

    可是，寻遍了偌大一个院子，却找不到一间可供孩子们看书的房子，她只能把小书摊从西门外挪到院内一堵朝阳的墙边。

    正值三九，她让孩子借书拿回各自家里看，看完了再找她另借别的书。上百号孩子哪能一起来借书又一起来还，总是这一群孩子走了，另一群孩子又来了。一拨一拨地没个完。她就得一直在外面守着，冻着，一站就是大半天。等收了摊子回到家里，浑身冻得失去了知觉。星宇和星际抱住她的脚给她脱鞋，鞋和脚像粘了胶似地拧不动，费了好大的劲儿脱下了鞋袜，姐弟俩都惊吓得哭起来：妈妈的脚已经冻肿冻烂了，脚面上的一块皮被袜子粘着揭走了！

    姐弟俩哭着说：“妈……你不能再出去了，我们不让你出去了，我们帮你去摆书摊吧……”

    她让女儿去门诊室要了一瓶冻疮膏涂在脚上，用纱布包了包，然后对姐弟俩说：“妈当上了‘孩子王’，妈不容易才把他们拢住，可不能失信啊！尤其对孩于，心里不能掺半点假……”

    一天中午，她去食堂打饭，进去一看才知道来晚了，炊事员已经在收拾锅碗勺盆、打扫饭厅。看到这么大一个既宽敞明亮又有桌子板凳的空间，她动心了——一个比买到了饭菜还要亲切而热烈的念头鼓动着她去找食堂管理员。

    她恳切地说：“这饭堂的清洁卫生就由我和孩子们包了吧，只是想借这个地方让孩了们看看书，不会影响大家就餐，在开饭前我们撤走，饭后我们夹丁扫，怎幺样？答应了吧……”

    食堂管理员实在受不了她这种恳切得近乎于哀求的话语和神情，只好点头答应了。

    可是，孩子们一扎堆毕竟不那么安分守己，没过几天，食堂里外就有了反应。当地和孩子们又去食堂时，门上赫然扣上了一把大锁！

    她感到有点尴尬。但她能理解食堂管理员的难言之隐，就去谢了谢。管理员说：“实在对不起了，你另寻别处吧。”

    一个雪后的早晨，院里通知大家打扫路面和广场上的积雪，她积极参加了。等劳动结束，她发现一位职工把大家用过的清理工具收进两间旧房子罩，她顿时兴奋得两眼放光，心想：怎么就把这两间存放清洁工具和杂物的破仓库给忘了呢？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场所吗！于是她满怀信心地去找有关部门要借用这块地方。部门的人说，那是堆杂物的仓库，孩子进去了，东西放哪？她说，我把东西归置归置，腾出点地方供孩子们看书就行啊……

    经部门领导研究，同意她暂时借用这地方。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她为争得了一块“阵地”而激动不已，尽管是两破仓库而且还是“暂时借用”。她一个人硬是在那里搬呀扛呀拽呀，残缺的手磨出了血，浑身浆成了泥人……小少人看不下去了，部跑过来帮着清理。一些孩子闻讯后，也纷纷跑来了……

    她获得了一种说不出的慰藉。一种最初的信任。

    接下来，她开始为这片小天地进行精心的谋划和紧张的奔波：拣回来人家抛弃的破桌椅板凳，求木工师傅修修补补也就排上了用场；向有关部门好说歹说，要来了取暖的煤和炉子；去街买来茶缸和烧开水的铁壶；再买来一批图书，分门别类摆放好，并且请人写了个“校外图书阅览室”的小牌牌挂在门口……就这样，一个相当简陋、意义却十分深远的“阵地”，成为这个充满神奇和诱惑的大院里大家公认的一个所在。

    这一年，她42岁。

    一种并非在职位、职称和荣誉上，而是在她的精神和意志上更炽热更执著的追求，分外蓬勃地亢奋起来，她相信以自己曾企想用卓越的坚韧和智慧摘取军事医学累累硕果一样的承诺，在这片失落的“圣土”上会同样干出一番让世界都可能对此发生兴趣的业绩。

    曾当过大学讲师的张培英，早在30年前聆听过闻一多教授授课时背诵的卡尔·马克思的两句警言：知识不存在的地方，愚昧就自命为科学；不学无术的人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利益。

    现在，她把这两句警言背诵给她身边的中小学生们听。她说，造就第三代第四代合格接班人，首先得将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读书求知的运行轨道上。

    这是1975年，她的这一观点曾遭到不少人的非议。

    最耐人寻味的是有人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和她谈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举国上下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狠批教育黑线回潮，批读书做官论，批学而优则仕，可老张你发表此番言论，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要紧跟形势，顺平时代潮流嘛。她说：有点“那个”啥？不合时宜？交白卷就叫“潮流”啦？共产党要的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荣耀……

    这年夏天的某个晚上，大院的孩子们像过节似的聚拢在阅览室收看电视。消息传开，一些家长不相信，也跟着孩子跑来观看：果真是一台14英时的黑白电视机。

    有人试探着问：“老张，这么崭新的电视，从哪儿弄来的？”

    她淡淡一笑：“买的。”

    “多少钱？”

    “500多。”

    “那这笔钱是公家出的吧？”

    “谁出都一样。”

    “眼下能看上电视的家还不多，你就抱回去看么。”

    “不，就放在这儿了，让孩子们看。”

    这件事让很多家长受感动，包括一些曾对张培英的举动泼过冷水的人这时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对大家的孩子关心爱护到如此份上，相比之下，我们该打自己的耳光！

    这只是一个方面，而更深层的东西似乎只有她自己最能体恤：正是因为电视还很少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她才用“这一招”吸引了孩子，以收看节目为“诱饵”，悄悄清米了老师为孩子们辅导文化课。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时，她已经为全院参加高考的学生办起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9个文化补习班。高考的结果表明，被录取的考生人数是医科院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当这些幸运的骄子们跨进高等学府之前，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愿是：要与辛勤栽培他们的张阿姨照张合影。

    如今，他们有的当了博士生、研究生、工程师，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被派往国外搞科研合作项目……这么多年，他们难得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当得知张培英溘然长逝的噩耗，他们怀着巨大的悲痛从天南海北、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聚在一起缅怀心中伟大的母亲，重温共同拥有而没有被失落的少年时光。他们说，张阿姨的力量是她的人格她的慈爱，所以她对孩子们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张阿姨的善良来自她的真心，凡是接触过她的人都会感到温暖；张阿姨的美德归结于她对信念的忠诚，一个人一辈子真正忠诚于信念很不容易。尤其是在那个动乱的岁月，盲目的崇拜导致一个时代悲剧的发生。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军队假若缺乏忠诚，那无疑是最大的悲哀。而在张阿姨身上我们看到了她把忠诚化为深沉而博大的爱来关心、培育下代，那正是一种大真大善大美！

    2.武训的传人

    如同承认天空是一种存在，大地是一种存在一样，张培英建起图书室、创办辅导站的昨天和今天的历史也是一种存在。

    当人们惊诧高考制度恢复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是怎样悄然到束的时候，才深深感到张培英的这种“存在”是不可忽视的，才发现这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图书室要扩大，孩子们要读书！”

    “辅导站要开设高中补习班外语补习班！”

    “要增加投资增加人员，张培英忙不过来，她太累了！”

    “……”

    家长们强烈呼吁，要求院领导和各级部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多关心下一代，支持张培英。

    1978年，张培英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青少年校外辅导站首任站长。

    这时的张培英该是多么激动，该感到多么欣慰啊！孩子们都为她高兴得流泪了！

    然而，她只是把一个没有笑出声的微笑挂在脸上，抬手拢一把鬓角的银发，显得那么平静，那么专注。是喜悦？是难过？

    ……兴许什么都不是，只是疲倦。

    “免费书摊”——“免费图书阅览室”——“青少年校外辅导站”，回想起来，整整10年了，一个拖着伤残之躯的女人干出这样一番事迹不容易呀！当年那些围着她转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工作了。结婚了，有了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开始围着她转。

    他们小时候的张阿姨这时已成了下一代人的张奶奶。她真该喘口气，好好休息一下了……好多人都热心热胆地劝她，尊称她是“武训的传人”。

    噢，武训的传人？她笑了。

    她想起很早便看过的那部后来遭到批判的历史影片《武训传》，她觉得比千百年前那个任人掴耳光、当马骑，还口口声声哼唱“办个学堂真便宜”的武训，自己今天“办班”的条件要号得多了。她忘不了那些关心她、支持她“办班”的领导和群众。正因为如此，她更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没有时间去喘息，更应以生命的冲刺去为祖国的“希望工程”多播洒一些阳光，浇灌一些心血……

    “老张你要适可而止，量力而行，年岁不饶人哪！何况你又是个……你能干多少活就干多少活，能办多少班就办多少班吧——”有人劝她时把语调中最后那个“吧”字的拖腔拉得老长，似有颇多感慨在字里蕴含。

    这年头，办教育——何况是办校外教育，难哪！极而言之，属于“长期的战略任务，临时的办事机构，编外的工作人员”。

    加上你又是个一等残废，即使办好一件很平常的事，也注定要比健全的人吃更多的苦，遭更多的罪。

    她伴之无声的一笑：谁叫我当站长，管了那么多调皮捣蛋又聪明可爱的孩子呢？

    与张培英一起含辛茹苦工作过的高丽萍，讲起这位站长时，止不住一把一把地抹泪。那噙满泪水的眼眶里不仅含有一种伤感，而且还表露着一种自豪——

    我是1980年被组织派到辅导站协助老张的。虽说这里是非编，既无职又无权，可我愿意来，是被老张的精神感动啦！老张她累啊……

    初建站那会儿，就她一个人，白手起家，到处跑着去求人，磨破嘴皮子也不被别人理解。一见她来了，赶快把门关上；她来打个电话，嫌她罗嗦；要点东西或找个车就更难了。有人能把火柴棒大的权力挥舞出丈八蛇矛的气势，那真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可老张不生气，也不在乎，一次办不成下次还来。

    1978年因附近一些小学缺少教室，本院有四五十名入学儿童上水了学，家长们急，老张更急。她三番五次地向领导要求盖两间房自请老师办班。经批准后盖起两间简易房，其实就是用油毡搭起的两间棚子，太阳一晒就透，雨一下就漏，风一吹就跑，时值酷暑，棚里热得像个蒸笼，孩子们在里面上课热得够呛，老张看着心疼，就抱把蒲扇来回给孩子们煽风驱热。就这样从“a”“o”“e”一一开始教起来，直到半年后学校有了教室，才把孩子们转过去。

    有的中学搞试点，分快慢班上英语课，大院近30名初中生分到了慢班。老张一看又着急了，说这样会伤害孩子自尊心的。

    就赶快把学生组织起来，请来老师办起英语“赶超班”。每周两个晚上，整整补习了一年半，等他们升高中时，嗬，一个个挺“牛”气地敢和“快班生”对话了。

    这样的办班，一个接一个，除了主要课目补习以外，还开办了美术、摄影、航模、生物、计算机、英文打字等近20个种类的辅导班，令外单位的大人和孩子羡慕不已，纷纷找上门来报名“入学”，说：你们院的孩子真幸福，因为你们院有位张阿姨！

    办这么多班，对一个并非“好胳膊好腿”的“一等残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大院的人时常会看到她或拿着讲义稿四处请人打印，或抱着一摞摞飘着油墨味儿的辅导材料在办公大楼的台阶上坐下来喘口气……她忙碌了一天回到家里，身子一歪就瘫在了床上，老伴要给她擦洗擦洗，她也懒得动了……

    寒暑假是她最忙的时候，也是她承受最大痛苦的时候。夏天，她烧伤的皮肤排小出汗，浸得溃烂、出血，用毛巾擦洗时痛得她浑身打哆嗦，牙咬得格格响，可她硬是忍受住了。冬天，严重的关节炎折磨得她钻心疼痛，气管炎发作时剧烈的咳嗽使她大小便失禁，就得极狼狈地跑回家去擦去洗，换农换裤，换洗完了又回到孩子们中间。

    辅导站没有卫生问，附近搭起的一便池，只有一个“座位”，她为了不去增加“供需矛盾”，每天上班极少喝水，有时索性不带茶杯。喝水，竟成了她“八小时之外的高消费”！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她去家访，爬楼梯时一脚踏空，左脚趾骨摔成粉碎性骨折，被送进医院打上厚厚的石膏。医生说，伤筋动骨100天，你就好好在家养着吧。可是，第二天她硬是让老伴用一辆拉煤的小推车，车卜铺一张草席，把她推到辅导站。几乎一个冬季，人们每天都看到她脚卜裹着一顶破棉套坐在小推车上，早早来到辅导站开门、生火，晚上等辅导班结束后才慢慢离去。小推车周而复始推来推去不知换了多少人，可她要来，大家也都乐意推着她来上班。

    20多年啦，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她是在家访和校访中的途中度过的。从孩子们上小学开始，一直到升中学、考大学，到工作，到参军，包括前些年一些知青回城，一些残疾孩子的关心照顾，只要她能够求到的，她能够跑到的，她能够做到的，她都全力去求去跑去做。她为大家做了多少好事，是难以历数的，只有老师知道，家长知道，孩子们知道，而她付出了多少代价，却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心血，一点一滴写一个共产党人的历史。

    在清点她的遗物时，打开抽屉一看，是一大堆请她给孩子联系入学的条子。就在她临终前几天，她还从别处拣回来5个破书柜。这些年，凡是哪个部门淘汰办公用具什么的，都想到了她，说，这东两别扔，绐老张，好像老张是专收破烂的。她赶忙去拉回来，还连声道谢……就在她去世的第二天，还有人找她为孩子联系转学得事……

    3.“十连冠”及两千张档案卡

    在青少年辅导站，我目睹了几十项由国家、军队、北京市及海淀区颁发的奖杯、奖旗、奖状和证书，它们像一支支火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昭示着一种使命和希望。面对它们，不论你有怎样的情感，你都会收获到一种被感召被鼓舞和被灼烤被鞭挞的亲切感受。

    在5个经过修理、粉刷还散发着油漆味的破书柜里，我目睹了青少年创作的各类参展作品。其中肖孟振、甘行知、陈缅、陈曦4位中小学生制作的工艺品先后被选送联合国、蒙特利尔奥运会、意大利、南斯拉夫和西德等国参加展出，为中国少年儿童赢得了荣誉。

    接着，我在一份档案统计表上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先后有7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被大学录取的有500多人，另有100多人考入中专。

    自1980年以来，全院在校学生无一人触犯刑事法律。

    自1985年以来，全院近千名中小学生每年20%以上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是各枝正常比例的2倍多。

    截止1990年，全院的子女就业率为10%。

    院辅导站自1980年以来连续10年被评为北京市和海淀区优秀青少年校外辅导站。

    “这些数字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追求。正是这一串串扎实的数字，才奠定了辅导站的坚固基石！”接替张培英站长之任的马秀兰语调变得抑郁、凝重了：“……这些数字里，都浸透着老张的心血啊……”

    1989年暑假，北京市和海淀区校外教育联查组来到医科院。

    迎着一双双关切的审视的目光，和窗外一群围观的孩子们好奇的眼睛，63岁的张培英似乎显得有点拘谨了，她撩动一绺白发塞在耳根，朝窗外的孩子们笑着努了努嘴，借以使自己平静下来。

    这么大岁数的人啦，本应在家赋闹植花养草或早呀晚呀溜出来散散步、作作保健操、打打太极拳什么的，而面前这位残疾的老太太却是童心不老，为这么一个人单位的上千名孩子忙碌奔波……

    该问的都问了，该看的都看丁。

    无可挑剔。赞不绝口。

    联查组的同志被震动了。不仅仅是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而是这位站长的风貌与魄力，是她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片赤诚！

    墙上挂着溜白1980年以来年年当选市、区先进辅导站的奖状。这是第10个年头，当第10次先进领第10张奖状已成定局。

    忽然，有人对装了满满两大抽屉、做得很精致的学生档案卡片发生了兴趣，似乎足以从中拉出一些问号——“这有多少张？”

    张培英说：“自建站以来，我们给所有的学生郜建了档案卡，2000多张。”

    “你都能认得出来叫出名字吗？”

    张培英点点头。

    联查组组长“唰”地抽出一张卡片，“点”了一个学生的名字：“能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吗？”

    “好吧。”最多10秒钟，张培英一口气报出该生的住址、学校、年级、学习成绩、特长、爱好，在校表现以及班主任和家长姓名。

    似乎一张不足为凭，接着又抽出一张，再又抽出一张。

    三问三答，无一错漏。

    啊，果然足位超凡的女性，这位被尊称为“活档案”的伤残的身躯里暗藏着一副傲骨，特别是双双眼睛很有神，透出冷峻和矜持，看人时，隐隐含着自尊和压力……

    “张站长，您……”联查组长紧紧抱住她那十指九断、树皮般疙疙瘩瘩的残手，来回摩挲着，久久难发一言。

    年底，意味着“十连冠”的第10张奖状，如期而至。

    浏览着琳琅满目的奖状奖环、证书和锦旗，翻阅着两抽屉2000多张学生档案卡片，我似乎感受到卡片上依然还存留着逝者的体温，我仿佛看到有如繁星般的眼睛深情地向着一颗灿烂的星座呼唤、聚拢……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她就在1989年初，被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国家教委和中国青少年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单位表彰的张培英，为周围的学校和贫困灾区捐赠款物、不遗余力地救助失足、失学孩子的动人事迹，已在群众中传为佳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张培英是很有卓见的，她比一般人看得都远。

    1989年10月，一个被命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开始在全国实施。

    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为“希望工程”亲笔题字。

    1991年11月21日。江泽民总书记题辞：“支持‘希望工程’，关心孩子成长”。

    1992年3月22口，李鹏总理题词：“希望工程，救助贫困，兴学利民，造福后代”。

    4.在孩子的瞳仁里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采访的日子里，我曾几次遇到这样的情景：一些中小学生拉着我的手说——“记音叔叔，请好好写写我们的张奶奶吧……”

    “请帮帮忙，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张阿姨、张奶奶吧……”

    “张奶奶走了，我们想她呀……”

    “……”

    一种难抑的情感挤压着我这颗震颤得不能宁静的心，我含泪点头应诺着，却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儿来慰抚这些孩子们在辅导站，马秀兰拿出一份孩子们联名写的倡议书给我看。

    倡议书上，字字句句饱含着孩子们对张奶奶的思念是谁，拿出自己的钱为我们办图书室？

    是谁，寒暑假里，为我们开办校外娱乐小组，带我们去参观游览名胜古迹、纪念馆，使我们在娱乐中增长知识和才干？

    是谁，费尽心血开办各类辅导班，从院外请求好老师，为我们补习功课？

    是她，是我们敬爱的张奶奶！我们记事起，我们就知道，我们身边有一个关心我们、可录可敬的张奶奶。她一生把全部爱心都无偿地洒在了我们身上，面今天，张奶奶却永远地离开我们远去了……

    我们建议，大家把节省下来的零花钱自愿捐出来，在院青少年校外辅导站为张奶奶塑一尊像，让我们永远怀念张奶奶，让张奶奶水远和大家在一起！

    倡议人：金沙、宋志东；吴巧媚、武韬；李鹏、雷宇；刘影、陈越；王鑫、周鹏；王婧、高珊珊。

    马秀兰说：“倡议书发出后，很快就有许许多多的孩子捧着硬币和毛票来到辅导站，一些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的家长也来了，掏出十元、五十元、一百元的票子，说：收下吧，您要是不收，俺这心里过不去呀……”

    言语朴实，感情真诚。一个人赢得如此深厚的敬重和热爱，便是生命最好的证明……我收回思绪，继续听这位新任站长讲老站长的故事——

    去年附近两所中学考试作文，题目是：《我最敬佩的人》、《美在我们中间》。老师阅卷时发现，很多学生不谋而合写的都是张培英。

    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我最敬佩的张培英阿姨，并没有什么美丽的外表，30年前一场大火夺去了她那秀丽端庄的容貌。她的脸上已没有常人的光润；参差不齐的断指，让人看了既心惊又心疼；稀疏的短发，已经露出了光光的头顶……可怕吗？有点。然而她周围却时时刻刻围满了天使般的孩子。也许你会感到惊奇，而我要骄傲地告诉你：这正是她的美丽，我们听到的正足用她的心灵奏出的乐章！是张培英使我们懂得了——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当你看到她整天为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当你听到她亲切朴实的话语，你一定会被她那内在的美所深深地打动。正是这种美感化了一颗颗童心……

    还有的学生写道：惊心动魄的壮举是可敬的，震撼人心的献身是可歌的，而像张培英阿姨那平凡而持久的默默奉献更为可贵……

    小学五年级的尹珊珊患感冒咳嗽得很厉害，老张跑了几家药店，最后在同仁堂才买到“蛇胆川贝散”，送到小珊珊家里。

    为了不使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等孩子病好后，她及时地领孩子到辅导站补课。

    初中一年级的陈铮因没有报上总后游泳班闹情绪，家人为此事跑了几趟也没办成。谁知，五天后老张把游泳证送到了陈铮手上。得知老张不幸去世的消息，陈铮的爸妈像很多家长一样，一直没敢告诉孩子。因为考试，怕影响孩子们的成绩。可是消息很快在学校传开了，陈铮几天都没好好吃饭，眼里总是噙着泪。考试结束，他取得了六门功课579.5分的优秀成绩，被评为三好学生。他来到辅导站，望着老张那张空空的办公桌，哭着说：“张阿姨，我向您汇报束了……”

    孩子们的家长都说，老张是孩子们共同的母亲，她有一颗圣母般的爱心，又有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本院离休干部陈定家门口坐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陈定一问她是哪的，她低着头揉着眼不回答。陈定一就给张培英打电话，很快，老张就赶来了，当时她心脏不好刚从医院回来。

    她看着眼前这个女孩子，便知道孩子不是本院的，并知道孩子的父亲身患残疾时常坐着轮椅去求医。她问孩子，为什么这么晚了跑出来？孩子说，爸妈经常吵嘴，不让她上学了。她非常羡慕本院的孩子，就跑来找张奶奶，结果找错门了。老张把孩子紧紧搂住，说：“孩子先跟奶奶到辅导站暖和暖和，我送你回家。”那天夜里下着雪，直到凌晨两点她才从孩子家回来，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可她还时时关心着孩子的学习，给学校的老师打电话。

    学校的老师说，张培英堪称“希望工程”的工程师。老张听了心里却不是个滋味。一次她参加一个国家级的表彰会同来，脸上并没有因为受表彰而兴奋的神采，她翻着笔记本对我说：

    “秀兰，你看看，触目惊心哪！全国有3000多万孩子从未入学或中途辍学，其中85%在农村。每年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就有上百万。这样下去怎么了得！从长远看，教育的失落会使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导致新的贫围……”

    事后才听说，她把从表彰会上领到的奖金和物品全上缴了，要组织捐给灾区。

    有人说，如今思想政治工作越来越难做了，甚至使学雷锋这个词也产生了另外的含意。而老张说，人间不可以缺少爱，雷锋精和最本质的一条就是爱——爱人民、爱祖国、爱生活。她给孩子们讲雷锋、焦裕禄、白求恩的故事，孩子们从来不问：

    “是真的吗？是这么回事吗？”因为在孩子们的瞳仁里，讲故事的人本身就是一位活生生的雷锋、焦裕禄、白求恩，就是孩子们在人生课堂上寻求真善美的一本活教材。

    老张死后，不少人议论说，像张培英这样的共产党员是真心的，是够格的，是样板！雷锋做好事是二十几岁，而张培英是做一辈子，她死了，真是党的一大损失！还有的甚至说，就是死几个别的什么人，就是死我，也不该让她死呀……

    我是1985年从院办打字室调到辅导站的。因长时间从事打字工作，眼睛瞅坏了，不能再打字，就被调到辅导站来了。找家住中关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挤公共汽车来上班。就这样挤了20多年，也就习惯了。

    去年我身体不好，老张陪我去医院看完病，叫我在家好好休息。一天，我听见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老张，她胳膊肘里托着一提篮鸡蛋。当时我这两眼泪珠止不住往下掉，叫了声“张大姐”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如今，老张她走了，我心里少了一大块儿，空落落的。她没挑完的担子我得接着挑下去，我记住了她的一句话：“为国教予，这才是真正‘光宗耀祖’的事业！”

    马秀兰说到这里，抬腕看看表，带着一种温和的歉意对我说：“真是对不起啦，请原谅，我要接待老师，准备给孩子们上课了。”

    我连忙说：“您忙您忙……”

    时间，在张培英和她的同行们眼里，比金子还宝贵，因而他们的劳动也就最沉重、最匆忙、最细微，又最不被人注意。

    懂得了这种劳动的神圣，共和国应该为他们授勋！

    5.但愿“神圣”不再忧思

    当年的两间破仓库被张培英借来当做青少年活动中心辅导站，今天它依然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婆婆……几经风雨剥蚀，几经修葺加固，看样子它还能撑住些时日。

    它坐落在大院那条中轴线路的西侧，当你从宽敞的大门走进来时，很容易把它从你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它的东西是50年代落成的颇具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办公大楼；它的西边是硕大的可以进行各类活动的广场；它就这样“乍看不协调，看久了也顺眼”地夹在大楼与广场中间。但它却是人们公认的一个标志，几代人的心灵因为它而没有最后绝望。500多名高材生就是靠它的滋润、辅补才超然地潇潇洒洒地走出来！这里的孩子们众多的充满奇幻的小发明小创造在北京在全国在世界获奖！

    辅导站的门楹上挂着一幅悼念逝者的挽联：

    一颗爱心蚕丝吐尽育出满园桃李两间陋室蜡烛燃竭照亮几代新人我站在门前，久久凝望，久久没有挪动，一股说不出的浓重的情绪充塞在胸腔里……或许我的感情被这里的氛围冲击得过分敏感和脆弱，以致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都像承受着放射波的震荡一样久久地难以平静……

    世界也许很小很小，而心的领域却很大很大……

    在短暂的课间休息时，我见缝插针，采访了五一小学高级教师王润宗一说起为孩子们补课，已有十五六个年头了。开始我是不愿来的，因为那个时候还在高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心有余悸。张培英一次次上门请，盛情难却，我就偷偷来了。

    第一次来上课，是她首先给我上了一课：只见她用断了9个指头的双手捧起暖瓶盖，佝偻着腰用牙齿叼起瓶塞，再弯着两只手臂夹起暖瓶给我倒水，还连连说“太辛苦您了，老师”，颤颤巍巍地把水杯端给我。看她那份绝对的吃力和同样绝对的虔诚，给我的刺激太深刻太强烈了！

    就为她这一个倒水的动作，我给孩子们上了3年辅导课，没要一分钱！

    后来公开了。我和其他几位老师都被她请来讲课。每次讲完课，她就把钱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不要，她就送到家里，她说：钱不多，也顾不了你们多大急，就称点盐打点酱油吧……

    冬天地给我们女老师买手套、书包，为男老师买棉帽、围巾；夏天给我们买雨伞；逢年过节也总是想着我们。有的老师病了住了院，她就带着营养品去看望，发现陪床的老师需要铺盖，她就从自己家抱来棉被，带来食品。有时她硬是拖着病身子替老师去医院排队挂号，取药，我们老师感动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啦……

    后来才知道，她给我们的补助钱和买东西的钱，都是从她身上掏出来的。这事传开后，孩子们的家长都感动了，说：老张为我们的孩子把心都操碎了，不能再让她掏钱哪！从此后，家长们就把老师的补助钱共同承担起来。

    听辅导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些家长怕影响听讲质量，就提出不要再收学生进来了。考张说：都是孩子嘛，都要一律看待，课堂小，我再想办法找她方。

    不久，课堂就搬到一个地下室（人防工事）里，夏天里面太阴，就在饭堂上课，在会议室上课，到处打游击。每换一个地方，老张不知要跑多少腿去说去求人。她总是对我们说；条件有点差，咱们一起克服克服吧，为了孩子。一听到这话，我们心里就颤得慌，鼻子发酸……看着这到处都是几十层高的大宾馆、大酒家、大饭店，又是四星级、五星级，又是超豪华、国际一流。怎么我们“希望”的天地，我们灵魂的“工程”就那么小？那么窄？那么可怜？日本国会第27届会议通过了“确保人才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和待遇。美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大学生，而我们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在当今世界有人提出“地球村”意识的时候，我们一位残疾的老婆婆却在为孩子们争得一块上课的地方去奔波，去求人……

    这几年，我们这些教书匠常常被眼前出现的种种怪圈弄得迷惑不解，诸如“人类灵魂工程”滑坡，社会教育功能萎缩，继而形成一种自我窒息的反作用力，叫人捉摸不清船究竟在哪儿弯着？仅仅是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吗？邓小平讲近几年最大的一个失误是教育没跟上去。但是，社会机制的紊乱，总有它合乎规律的根源。说到底是客观规律对人类对社会的报复。这院里有一个高中生曾理直气壮地对张培英说：张阿姨，我不想读书了。老张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我爸妈都同意了，如今还念什么书呀，我要托亲戚关系到公司去干生意。就是上了大学又怎么着？不出来也没做生意赚钱多，你没看如今社会上赚钱都发狂了！

    我们能责备他的选择吗？但张培英却不肯撒手。她去找这位孩子的家长说：你们可不应该同意孩子半途辍学去做什么生意。家长说：我们夫妻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都是高级的。我们已守了大半辈子清贫，可也不能老是清贫；我们不怕苦，可也不能老苦啊！老张说：这孩子挺聪明的，学习成绩很好，我相信他用这聪明去干生意一定能赚大钱，可是钱对于孩子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现在需要的是知识，好为将来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书得念！孩子的前程我包了！她又苦口婆心地多次做孩子的工作，这孩子悟醒了，说：张阿姨您别说了，就凭您三番五次地劝，我也得念书，而且念好。他当年毕业当年就考上了大学。

    再说这些小学生吧，也被社会刮来的一股股享乐风熏染得直哼哼：“鞋儿破，帽儿破，手里无钱怎么过……”老张就得哄着劝着摁着他们头皮念书。有个男孩心野，是出了名的“害群之马”，仿佛天生就有多动症，注意力持续不了十分钟就坐不住了，不是踢这个一下，就是拧那个一把，一堂课下来，至少有五个孩子告他的状。老张就把他领回家管着饭进行了近半个学期的调教，他终于变成了一匹温顺而灵聪的“小马驹”。

    事实最能说服人。10多年来，医科院中小学生的升学率几乎是100%；参加高考的700多名学生有500多人跨进高等学府、100多人考入中专或中技。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只是创作这奇迹的人，本来就是个“一等残废”，却又落得一身都是病了：

    高血压、冠心病、支气管哮喘、风湿性关节炎、胆结石……全院上千名孩子的命运就是靠一颗伟大母亲的爱心改变的。

    每次上完课，老张送走了我们就去打扫课堂，归置东西。有一次，刚下了课，就见她趴在桌上不动了。我想，她太累了，就让她睡一会儿吧，可又一想，她身卜有好多种疾病，别……我就赶忙跑过去，推她一下。她没醒，又推一下。她身子一歪，瘫在了地上。我和孩子们都吓坏了，赶快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307医院抢救不了，送总医院才抢救过来。像这样的情况，我就遇到过两次。谁也没想到她这一次倒在了纪念“七一”的讲台上，再也没有……

    有些单位高薪聘请我们去讲课，我们没有去，我们依然还到给钱少的医科院来。老师们说，老张走了，我们还来！就凭老张这精神，就凭老张这一片爱心，我们也来！不给钱也来！

    王老师又给孩子们上课去了。

    40多年的粉末生涯使他的身影也像粉笔一样高洁、干练而凝重。他那朴实、坦诚而意蕴深邃的话语就像粉笔在黑板上频频书写着伟大的文字样在我的心扉上发出阵阵回响：

    承认落后是需要勇气的；承认落后并不说明我们的软弱，而是一种进步。

    当今世界，国力的强弱，军备的消长，贸易的角逐，科技的较量，最终都归结为一个教育的竞争。这已成为历史的定论。

    在地球这个曾被苏联人称为“人类的摇篮”到今日又被悲观的西方人称为“拥挤、危险的宇航船”上我们华夏民族该是一个怎样的境遇呢？

    但愿这个星球不会遗忘我们，但愿“神圣”不再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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