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你缝补心灵的碎片——给失足者

    “……据说古人把桂花称为金粟，我的名字跟这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这么高雅。近些天报纸电台都在宣扬张阿姨的事迹，大都讲到她挽救‘一位失足女青年’的故事，我看了以后觉得涂改的痕迹太重了，也写得太简单太概念了，难道我就那么容易堕落，受坏人引诱？今儿当着大记者的面，我愿意说出关于我的一切……”

    打开一个人的心扉，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面前这位已做了孩子的母亲的金粟（噢，请原谅笔者故以此芳名称之）尤为坦诚而直率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着实令我感动。

    当我打量她时，她并不同避我直视的目光，将身子坐得端挺，好像面对照相机镜头准备照像似的，抬手抹去额前一绺烫发，露出一张相当标致的瓜子型脸庞。

    我不禁心里暗叹：她因为生得美，才遭受命运之神的如此捉弄吗？

    我家过去很苦，爸8岁那年就被家人从河北送到北京当学徒，从此便注定了他要做一辈子泥瓦匠。我妈死得早，是爸把我们姐妹仨拉扯大，怪不容易的。可是，在我心中说不清是该爱他、恨他，还是该从根本上忘记他。

    也许在泥瓦匠那个行当里，爸算得上是个人物。他能把水泥地抹得一平如镜，能把砖墙砌得一线笔直一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们这个大院是科学的殿堂，只有研究科学尖端的教授才受人尊敬，连国家主席都认得出他们的名字。

    我爸呢，历史叉不那么清白，解放前糊里糊涂加入过一个反动会道门一他似乎很虔诚地笃信入了“道”，就能超度困苦，从此不再受难。但他对那个诡秘的会道门是怎么回事自始至终也说不清楚。而他越说不清楚，每次来了运动就越是要他说清楚。搞得他从来没有工人阶级的神气。

    可他一回家，就立刻变成了另一副模样，阴森森，恶煞煞，被我们姐妹称为“家庭王国的奴隶主”。他不在家时，我们还能说说笑笑；他一进门，家里立刻鸦雀无声。他没有客人，也不许我们带同学来家玩。家里整天被他没完没了“喷云吐雾”笼罩着，死一样沉寂。而他发起火来，惊天动地，令人胆颤，可他从来不摔盆摔碗，因为三个女是最好的出气筒。他打起人来真下得去手，光用手脚还不解气时，就随便抄起任何东西——不管是刀还是棍！我们姐妹像嗷嗷待宰的羔羊，惊动了邻居，被他们搭救，我们才得以幸免。

    开始，我挨的打并不多，有两个姐姐“垫”着呢。不过凭心而论我爸也根本没有打我的理由。从小学一年级起我就是班里的尖子，成绩表上一色优秀。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贴到墙上，还到区里展览过。平时我又爱跳义爱唱，具有多种才能。人都说我天赋过人，将来定有大出息。而我最大的特长是跑得快，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学校的百米冠军非我莫属，在区里比赛我也拿过金牌。班主任老师忒喜欢我，市少年体校的教练也到学校和家里来，说我是个运动员的苗子。

    然而在这个家里，我做不成任何美梦。

    两个姐姐上山下乡后，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爸在外面受了窝囊气，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姐姐的替身。蛆姐挨打时大都捂着头蜷缩着身子不敢反抗，我可不那么驯服，把我打急透了，我就顶着头朝爸胸前撞，以死相拼！爸更凶怒了，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吊在门框上打……

    一天深夜，我偷跑了……

    一声哽咽的哭泣令人心颤。

    我猝然发现她与我们的主人公竟有着相似的悲苦童年。我愤愤然却不知该谴责那个可憎的“继母”和这位“亲爹”，还是该控诉她们所遭遇的不幸！

    “金粟，喝口水吧……”我给她倒了一杯水递过去。

    她接过杯子捧在手中，却没喝，缓缓抬起头，目光凝视着窗外……

    其实，那一次我并没有跑哪儿去，就躲在我家这幢筒子楼里，被一位平时喊他“叔叔”的人领到他家里去了。

    这位叔叔30多岁了还没成家，他给我做好吃的，还给我买学习用品，说等我上完了初中给我找份工作。我对他很感激，叫叔叔叫得也甜。

    一次他悄悄拿一本手抄书给我看，我知道那是禁书。其实比起现在有些小书贩出售的黄色书籍并不算淫秽，无非是少男少女的钟情之爱、朦胧之爱。也许恶劣的是这位叔叔对我怀有某种企图，我害怕他看我时，那种意味深长地笑和他那上下滚动的喉结，当他伸手抚摸我的时候，我感到心惊肉跳，挣脱开跑了。我想下次不再来了，可是一掉进我家那冰窖就忍不住往他家跑。也许孤独、幼稚而脆弱的我被这位叔叔的那种危险的“父爱”迷住了心窍……

    这样一来就有了“风声”。

    一天我在学校参加训练，回家晚了，只见爸的脸冷得像块铁板，等我走进屋，他立刻把门关卜，抄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木棍点着我，非要我说清楚在那人家干了什么不可。我说什么也没十。他就把我往死里打。我想也许别人就是这样逼他说清楚的。

    屈打成招？不，我当时只认为是一种反抗一我说了他想听又害怕听的话。心想：反正你女儿干丑事丢的是你老爷子的脸，而你脸上本来也没有多少尊严。

    爸像个凶神一样把我赶了出来，说从此不再认我这个女儿！

    这一次，我真的出走了……

    我出走的时候，也想找张阿姨告个别，因为张阿姨曾在上次我遭毒打时闻讯跑到我家，把我爸赳得一愣一愣的，并对我说：要是你爸再打你，你就报告我，我治他。所以我爸最怕。张阿姨。可是天已是深夜，辅导站关了门；又一想自己毕竟不足义夺得了赛跑冠军，何颜去见张阿姨？

    夜色茫茫，四野寂寂……我哭着，跑着，不知要跑向哪里……天蒙蒙亮时，才发现自己爬上了一座布满坟茔、野草丛生的山包。往东边望望，能望见那个最令人惧怕的焚尸烟囱正冒出股股浓烟，莫非这就是八宝山？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对于死人我已经不怀任何恐惧，我甚至不再惧怕死亡本身。

    我似乎相信自己真的干了那见不得人的丑事，被一个幽灵引到了这里，宁可陪伴死人也无脸再见任何一个熟悉我怜悯我嘲笑我的活人！

    我饿得心里发慌，饥饿的滋味使我对一切不论什么原因而进行绝食的人充满敬意。可我不想绝食。寻眼发现山下是一片菜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农民中午不隧家·带的饭盒就放在地头。我偷偷溜过去，抓起饭盒就跑，那些人就在后边猛追，虽说我是短跑冠军，可这时两条腿已不听使唤。他们追上了，我要苦苦挨一顿揍了。可当他们发现我是个女孩子，就不揍了，把饭盒里的饭全倒给了我……

    好在那是夏天，可以去地里偷黄瓜、偷西红柿，要是实在受不住了，就拣个破碗到农民家里要口饭吃……就这样体验了半个多月的“白毛女”生活。我的头发没有变白，只是又脏又臭，粘在一起用手都撕不开了。

    有天傍晚，下起了瓢泼大雨，我跑到八角村地铁站口避雨，猛然发现站亭下站着一位穿军装的人。远远看去身影有点熟，我扭头就跑。忽听那人喊：“孩子，别跑别跑，我是你张阿姨……”

    我又冷又饿，真盼望着爸爸能来找我，带我回家，我会对爸发誓说：爸啊，你打我吧骂我吧，女儿永远不再离开你……

    可是，来找我的不是爸，而是张阿姨！

    我站住了。看着她那被烧伤的朝上翻卷的嘴唇轻轻翕动，我等着挨她的骂。

    可她只说了句：“孩子，你饿坏了吧？”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包着的面包递给我，“快吃吧。我和孩子们找你都找了两个星期啦。昨天听人说在八宝山附近看见过你，今一大早我就来了，在山上山下转了一整天，这才总算找到你了。”

    我一听，嗥声大哭着扑在她怀里。这时我发现她的衣服比我的还湿，顺着裤腿往下滴水。她说：“孩子，快跟我同家吧。”

    她讲到这里，停了下来。两道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落入她一直捧着的杯子里。

    见杯里的水不多了，我提起暖瓶要给她再倒些，却被她止住。

    看她倔强而矜持的神情，似乎要把剩下的水掺着泪喝下去，颇有“我酿的苦酒我来喝”的意味……

    张阿姨带我回到家里。

    她对我爸千叮咛万嘱咐，我爸也当着她的面表决心下保证，还抱着我痛哭一场，说从今往后…定对我好。

    爸像换了个人。我闻到爸满嘴酒气好浓。

    等张阿姨走后，等爸酒醒过来，没想到他又还原了以前的那个爸。他一脚把我踢跪在水泥地上，又是打又是骂，而后就抓起酒瓶往肚里灌。很快我便发现爸身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

    当他喝醉酒的时候，他变得很祥和，温顺得像个孩子；一旦酒醒后就发作发怒，暴躁得像头困兽。

    为少吃些皮肉之苦，我想方生法给他买酒喝，愿他长醉不复醒！那些年头，每经过一场运动洗礼，就会产生一批病态者和病态的后遗症。但我不知道我爸患的是一种什么病。

    更可悲的是，我的出逃使我蒙受的坏名声变得更加坏起来。

    在学校，迎接我的是冷漠、鄙夷的目光，连以前最要好的女同学也不敢靠近我，好像我身上有传染病菌。有时当我走进教室，会突然爆发一片嘲弄和讥讽的狂笑，甚至有人在墙下画我的漫画，骂我是小流氓。

    我不愿再上学了。不再做冠军之类的梦。

    我虽然背着书包出门，但只是做个幌子，我坐的那个课桌经常出现空位。

    我接触的正是那些被斥为“社会渣滓”的人，也是我过去最厌恶的人，只有他们才肯接近我。他们在给我好言暖语的同时，也夺走了一个少女最宝贵的东西。我想我不能白白背个坏名声。便真地对丑恶不觉其丑了。

    这好比骑自行车滑下坡路，说不清楚是前面的轮于拉着后面的轮子往下滑，还是后面的轮子推着前面的轮子往下滑。我想主观和客观大概像那一前一后的两个轮子。

    等学校感到对我碰该在乎时候派出所比他们更在乎了。

    于是有传言，说我已被列入“严打”名单，也有人主动提供方便让我与警察做一次猫捉老鼠的游戏。我转入“地下”后，算是彻底陷进了罪恶的深渊，应验了“不可自拔”这句成语。

    那时我几乎丢光了羞耻感，可有时也怀有一种像外国电影里的修女愿去教堂作弥撒听布道的仟悔心理。对那些为我斗殴为我流血为我而变得更坏的人，我并不怜悯，甚至还挑唆他们来一场精彩的“狗咬狗”。我从中得到一种满足。我想如果把世界上的一切丑恶集中起来。强迫人去看，那一定是一种很惨的刑罚。

    要说我唯一想念的人，就是张阿姨。听人说她一直在寻找我的下落，一想到她那转动不灵活的身躯还在为我奔波，我心里就有点发酸。

    捉迷藏的游戏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便最终以我的失败而告终，众目睽睽之下，我被带上了铐子……

    她的手神经质地颤抖着。而她脸上却挂出一丝自嘲自解的调笑，仿佛那时是一位“地下党”因“叛徒”告密而慷慨赴刑……细细观察，适才发现她眼眸里正聚涌着浓重的云雨！

    一阵压抑的沉默。

    那么，后来呢？我在心里揣度着，却没有急切发问。

    她垂下头。仿佛有意给我留下片刻思维的空间……

    关于我的“前途”有种种不祥的猜测，最险恶的说法是：虽然我只16岁，还不到判刑资格，但势必要取消我的城市户口，发配到西域大漠，今生今世别想再“卷土重来”。有些混过局子的哥儿们对我传授经验说，进局子不怕，只要死不承认就定不了罪。可我似乎没了思维，只剩下一副“行尸走肉”，我听到自己喉咙里发出的一种怪叫声连我自己也听不懂，那一定是荒原野狼般的号啕……当天晚上，派出所把我押同到医科院，关在了地下室。

    我很纳闷。

    院里通知我爸给我送饭，我爸说：“我没有这个女儿，饿死她算了！”

    但我很快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我怀疑是自己饿晕了，出现了幻觉。当听到一声“孩子，快吃饭吧”，我才诚惶减恐地睁大了眼睛——是张阿姨！她用两只残手捧着一瓷缸热腾腾的白米饭端到我面前。米饭下面压着两个香喷喷的油煎荷包蛋和一些肉丝炒芹菜。

    她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饭菜吃完，然后在我身边坐下来。我埋下头，不敢正视她那布满伤痕的脸，我浑身上下都感到她灼热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我。

    她说：“孩子，你不要想得太多，不要太自卑，你愿意让我帮助你吗？”

    我喃喃着说：“阿姨……事到如今，晚了……我恐怕没救了……”

    “不，怎么会晚呢？你还是个孩子啊！”她热肠热肝地对我说，“圣经上说，青年人犯的错误上帝都会原谅。毛主席不是也说，犯了错误不要怕，改了就好么？”

    后来我才知道，是张阿姨跟派出所再三商议，才把我送回来，关在地下室是为了躲避那些“浪了”们的纠缠。

    当天夜里她回家取来铺盖跟我睡在了一起，连续陪我半个月。

    投进她那温暖的怀里，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闻到了妈妈身上那种令孩子陶醉的热乳气息。

    “孩子你说吧，阿姨相信你，阿姨愿为你承担一切责任……”她搂着我的肩头，轻轻地为我梳理着蓬乱的头发，也为我缝补心灵的碎片。

    不服不行啊，哪怕你是一块石头也会被张阿姨暖化的！在这样一位母亲面前，我被她感化了，震撼了！栽没有了任何防戒，没有一点心理障碍。我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我认识的那些人和干过的每件事。

    当张阿姨领着我爸来看我时，我忍不住哭了，我当着爸的面说：“要是我有张阿姨这样的母亲，我绝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我要到郊区一个农场去劳教了。临走时，张阿姨对我说；“这天底下无非就是个难字苦字，把它嚼碎咽下去！孩子你要有信心，要挺起胸来做人。我会抽空去看你的。”

    果真是，每隔一两个星期她就乘长途汽车来看我，带着好多书和食品，甚至连牙膏、肥皂及女孩子用的小东小西她都想到了。这年春节，她是和我一起在乡下度过的，以致乡邻们以为我有什么特殊“背景”。

    我清楚地记得，她对农场的管理人员说：干万不要对这些有过毛病的孩子另眼看待，我们应该把生的希望为孩子们留得宽宽的……

    我也清楚地记得，她对我和一些劳教的孩子说：人这一辈子谁也料不定会在啥时候啥地方跌跟头。一个人最大的光荣不在于一生从不摔倒，而在于每次摔倒后能爬起来……

    在我期满回来的那个晚上、天上的月亮又圆又大，我首先去了张阿姨家。她正吸吸溜溜地喝玉米糊糊，见我回来，非要给我做好吃的不可。我忙拦住说。“就喝玉米糊糊吧。”她盛了一大碗递到我面前，碗里像盛着一个月亮，她说。“喝吧，孩子，算是替你接风洗尘！”我接过碗吸吸溜溜一饮而尽，说：“好香啊！还有吗？再来一碗！”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回城后的第二天，张阿姨就四处奔波为我联系工作。她苦口婆心地向一些单位的头头说：“女孩子犯了过失回头不容易呀，好人不愿接近她，坏人还会纠缠她，我们帮人要帮到底……”

    终于有一天我进了一家厂子当了工人，而且从第一天起就干得很出色。我想我只有干出个样子，才能报答张阿姨，才能补偿张阿姨为我做出的牺牲。

    讲到这里，她打住了。放下杯子起身欲走，向我投递一个坦然的目光，意思是说：主要的方面都讲了，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连忙合上采访本，站起来：“你讲的很好，谢谢，谢谢！”

    “不用谢。”她口角犀利地说，“我最讨厌一些耍笔杆子的秀才们那种故作高雅的虚伪气，当然这个毛病不光是文人才有。你们不是要写文章宣传张阿姨吗？希望你们不要拣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标签贴在她脸上，也不要单单把她写成一位专行善事的慈母，她同时又是一位勇敢的卫士，一位为迷途羔羊带来光明和温暖的保护神。这个世界上要是有更多的像张阿姨这样的人，就不会有人走我曾走过的那条路。”

    我感到汗颜，感到被人掴耳光戳脊梁那样一种灼热麻酥的快感享受。我机械地铸了锈似地拧动着脖颈点头，能听到颈椎骨咯咯地发响，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哦，还有一件事，怕是不宜宣传，不过我说出来，仅供参考。”她说。

    “好好，那就再坐下来谈吧。”我说。

    “不坐了。”她说，“很简单，就是我的结婚问题。我结婚时没到法定年龄，是张阿姨给我介绍的对象，是她去街道办事处说服人家，作为特殊情况登记的。如今我们的小家庭很美满，孩子已经上小学了，成绩挺不错，我和丈夫都决心好好培养孩子，将来有大出息。”

    话音落地，她妩媚一笑，很有几分风韵地走了。直到她的背影在我视野里消失，身子还像一桩木头橛子似的扎在门口，我欣然地为这位年轻的母亲祝福！

    2.舔犊之爱——给失落者

    敬爱的张阿姨：

    我从遥远的山城给您写信，向您汇报我近期在大学里的学习和生活。我永远忘不了您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也时时刻刻铭记着您在送我上大学的路上对我的嘱咐……

    这是受益于张培英关怀，走向成才之路的陈超在重庆上大学期间写给张培英的信。

    那是1976年盛夏的一天，张培英突然接到派出所一个火气很盛的电话——

    “你院有个叫陈超的吗？”

    “有啊……”

    “他被拘留了！”

    “什么？他出了什么事？”

    “你来一趟就清楚了。”

    张培英放下电话，一路小跑去了派出所。

    这个叫陈超的小伙子蜷缩在墙角边，脸上呈露着一块块青紫印，手上戴着铐子，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来，他恨不得把头缩进肚里，恨不得地板突然裂开一条缝钻进去……

    这天上午，陈超在一家商店买衣服，也不知怎么想的，一念之差干了件蠢事：趁人不备顺手将自己先前买的涤卡裤子偷换了一条毛哗叽裤子，结果在出门的时候被盯梢的人抓住，狠狠揍了一顿，扭送到派出所。

    张培英了解了事情的原委，表情异常沉重地把陈超拉起来，对派出所的人说：“把铐子给他打开吧，他不会跑的。”

    事情很快传到学校，学校也很快作出决定：撤销陈超的团支委职务，给予团内警告处分。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陈超无论怎样受家人责骂以至痛打，也无论他怎样哭天恸地痛悔无比，这一切都无可挽回走进学校他更抬不起头了，校领导在大会上五次三番地拿他当靶子以正校风，老师在班上召开阶级斗争分析会对他进行讨伐。因为他足高中生，又窃取了团支部委员的职务，其偷盗行为绝非偶然，要从灵魂深处挖一挖根源。

    一次次地写悔过书、立保证书、读决心书……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洗刷他那永远也洗刷不清的耻辱。他终日作反思状，不敢正眼瞧人也不被人正眼瞧，头勾得像一把弯脖子锄。

    在对待陈超处分的问题上，张培英曾跟学校进行过磋商，她说：孩子还小，念其初犯，就不要给处分了吧。校方说：其性质是严重的，败坏了学校的名声，处分一定得给，我们要以此向全体师生敲一敲警钟，狠狠抓一下校风问题。

    甚至有人说张培英护短，因为“该犯”出自医科院（就“护短”问题，王述言还因无法提供更多的情况而“抱歉”地告诉笔者：张培英从来不愿意对别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人谈论孩子的具体过失。有谁打听多了她还会生气，好像一说出口孩子就没有光明前途了。这也许就是她所谓的“护短”吧）。可张培英不屑于争辩，心里却说：园丁是为树苗苗修枝剪杈的，如果把它随意修剪随意捏巴，那就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在陈超受了处分的当天，她把陈超叫到辅导站，没有抱怨，没有嫌弃，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别伤心，跌个跟头爬起来就是了。错误这东西就像鞭子，抽打在身上是疼的，但它可以化作动力，鞭策你前进。你看到过拉车的牛吧，它稍一迷盹，套绳就松了，赶车人就在它身上猛抽一鞭子，它一振作起来，套绳又拉紧了……”

    这番极平常、朴实而又生动、形象的话，给了陈超很大的震动和启发，同时感受到一种舔犊般的母爱。他暗暗发誓：就做一头牛！

    他果真像那抽了一鞭子的小牛犊一样振作起来：每天他总是最早一个到学校，抹桌子、擦黑板，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坐下来温习功课。在一次上学的路上，他拣到一个钱包，钱包里装有100多块钱、30多斤粮票和失主的工作证；他根据工作证上的单位找到了失主。结果他耽误了两节课，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他委屈地哭了。后来失主带着感谢信来到学校，答谢这位拾金不昧、做好事不留姓名的学生。老师对失上说：“这是我们的学生应该做的。”所以他没有得到应该的表扬。

    张培英知道后，这样问陈超：“你给失主送钱包，脑子里当时想没想到受表扬？”

    陈超说：“没有。只想着赶快找到失主。”

    张培英说：“这就对啦！为了图表扬去做好事，心灵就会变得不诚实。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如何看待自己。”

    陈超领悟地点点头。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陈超以优异的考试成绩通过了录取分数线。

    然而他却落榜了。

    原因很简单：他档案里装有处分。

    招生单位看了档案，摇摇头：他被打入另册。

    这突如其来的一击，把一个年仅17岁的男孩子轰倒了！

    像一头刚起步拉套的小牛，套绳戛然截断，它猝不及防地栽在坚硬的路面上……他几天不吃不喝，昏睡不醒，母亲怕儿子寻了短也，送池去医院挂吊针，日夜监护。

    这时候，张培英正在为他的录取资格作着徒劳的奔波，结果是没有任何结果地失望而归。她只好安慰陈超说：“孩子，再等一年吧，明年再考。”说得相当有把握。

    “不，张阿姨……”陈超抽泣着说，“我以后不再考了，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极度的痛苦使他的双手在自己的胸膛上毫无顾忌地撕扯，似乎要把一颗鲜嫩的心脏扒出来透透空气。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泄气了？”张培英表情严肃起来，“这就像打仗一样，一次冲锋没攻上去，就败下阵来，还算什么英雄好汉？”

    陈超说：“张阿姨您帮我找个工作吧，干什么都行呀，哪怕扫大街、掏大粪我也干……”

    张培英说：“扫大街、掏大粪当然需要人干，可是你就为了这个才上学？要是这样，那些扫大街、掏大粪的叔叔阿姨们也不会答应！”

    “那我还能干什么？”

    “你从明天开始不要泡床了，去辅导站参加高考补习班，不准缺课。有事要向我请假。”

    第二年高考转瞬即到。

    又是酷热难熬的7月，这不仅对参加高考的学生来说是“命运大决战”的日子，对那些从“十月怀胎”起就一往情深地进行各种名堂的“胎教”、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来说，更是焦灼不安的时刻。

    陈越又以优异的考试成绩通过了录取分数线。

    然而，他报第一志愿的北京某大学的录取名单上却没有他。

    张培英急了，拿着学校、街道、辅导站和医科院政治机关写的证明材料，冒着酷暑赶到百里之外的大兴县，向设在那里的高考招生办公室反映情况。

    第一次去，人家仅把门开了小半扇，露出半张脸和一只眼睛：你是怎么闯进来的？这地方是随随便便能进来的吗？都像你这位家长，我们还怎么工作？

    张培英并不为这种冷漠的气氛感到尴尬，而是以谦恭、直率的口吻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我是军事医学科学院校外辅导站站长，我是专程赶来向你们反映陈超同学情况的，希望你们在百忙之中看看这些证明材料。”

    装材料的信袋收下了，回话说：“好吧，我们可以看一看，你请回吧。”

    第二天她又去了，问：“我送的那些材料你们看了吗？”

    回答说：“看了，并向该生所报第一志愿的校方转达了，他们正在研究，你回去听候通知吧。”

    仅隔一天，她再次登门：“请问校方研究了吗？”

    回答说：“研究了，意见不统一，所以就……”

    这种答复令人失望。看来陈超又要落榜了。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她不敢往下想了。

    暑热蒸人。眼看招生工作已近尾声。

    这天天刚亮，她带着陈超第四次去了大兴。

    她向尚未离开的第二批录取学校介绍情况，并把陈超带到招生老师跟前“面试”。她把一颗滚烫的爱子之心蘸着辛酸的汗水捧给大家：“你们可以分析一下，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坏孩子！”

    我们不能一次机会都不给，就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打入社会的另册！不能让一个人把处分背到死呀！是为国家多争取一个有用人才好呢，还是少一个好呢？

    重庆电子工程学院的招生老师们接过陈超的档案当即传阅，然后把陈超叫到一个房间里。

    半小时后，陈超出来了，脸上挂着泪花，一头扎进张培英怀里，呜呜地哭起来：“张阿姨，我被录取了……”

    傍晚时分，张培英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再也无力把疲惫的双腿搬到床上。她浑身感受到针扎火燎一般的疼痛，同时又感受到一种长途跋涉后顿然宁静下来的那种独有的实在的愉快享受……

    老伴轻轻地走过来，把她的腿抬到床上，拿起湿毛巾给她擦洗身了，一撩汗衫，只见她浑身浸得通红，有些伤痕处已经溃烂脓肿，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王述言唏嘘着说：“你呀，啧啧……一身弄成这种样子你就没感觉疼吗？忍着点，我给你擦洗攘洗……”

    刚一擦，她痛得忍不住地吸气，浑身发颤，欲生欲死。她说：“老王，别擦了，我渴坏了，快给我来一碗凉水！”

    陈超拿着录取通知书去重庆报到那天，张培英一直送他到车站，对他说：“这才是你真正走的路，你应该尽快成为这条路上的优胜者。路是靠自已走出来的，你这个牛崽要拉紧套走好啊！”

    入学后的第一学期，陈超给张培英写信报告了自己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的喜讯。张培英回信说：祝贺你，大学生！

    要争取入党，打个“翻身仗”！

    谁知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辛。

    自陈超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他几次都被党组织审慎研究之后“靠边站”了。不言而喻，又是档案里那个倒霉的处分。看来还要对他进行一番考验……

    张培英一封信接一封信地鼓励陈超，要他端正思想，相信组织，接受考验。同时又给校党组织去信，阐明在对这个学生入党问题上的观点。她在信中说：对一个人应该全面地历史地长远地看待，像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一开始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曾经信仰过这，信仰过那，但最终成为了伟大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事业是少一个奋斗者好呢，还是多一个奋斗者好呢？共产主义像沧海一样，我们所有的人也无非是沧海一粟。精卫填海，鸿燕衔泥，像我们已故的领袖人物和功昭德重的元勋也无非是向沧海里填了几块石头，后来者任重道远啊！

    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陈超终于入党了。当天他怀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庄严与激动的心情给张培英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对一位母亲、一位老战士的由衷敬仰！他永远铭记着一位严重伤残的老妈妈在一个因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大学不收却又上了大学入了党的孩子身上所倾注的心血！

    陈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某科研单位，他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被公费送往国外留学。

    3.诚则灵，金石为开——给残疾者

    幼年一场大病使他永远失去了听力。

    在一个听不到人类的语言、音乐和自然界一切美妙声响的孩子心灵里，该是多么遗憾、孤寂和痛苦啊！

    1975年失去了听力的施今迈随父母从上海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安顿下来之后，父母着实为孩子的学习犯了愁：小今迈靠带着助听器尚能听到一点微弱声音就读于一所小学，学校几次告知家长，说这孩子学习上很吃力，怕时间长了跟不上，不如早点让他进聋哑学校。

    一天放学回家，小今迈流着泪对爸妈说：“学校不想要我了……我不上聋哑学校……”

    父母心急火燎，几次去学校求情，学校出于诚意还是劝孩子进聋哑学校。

    倍受奚落、嘲笑，爹妈也嫌累赘。

    这事传到了张培英耳朵里，就找上门来，领小今迈去了辅导站。经过一番智力测试后，她对孩子的父母说：“这孩子比起正常孩子一点都不笨，上什么聋哑学校？这会伤了孩子的自尊心。平时多给孩子辅导辅导，完全可以跟得上。你们放心上班，这孩子就交给我吧。”

    精诚所至，学校破例留下了施今迈。

    人们由此亲切而新奇地发现：似乎从这个时候起，这位摆过小书摊的女人与医科院周围一，些中小学校的关系已经相当“铁”了，以至于后来有人拿着她亲笔写的条子为孩子入学或转学去找某个学校，梭方见了条子，没有二话，即使再有困难也不能拨了“老张的面子”。

    有人说，老张那条予真灵，简直像“圣旨”，拿她的条子去开“后门”，一打准开。

    学校的老师说，要是开“后门”，纵管你掂着重金贵礼也甭想开得动。而我们就凭老张那“条子”，学校大门正大光明地朝你开，为啥？你想去吧！

    施今迈上了小学上初中，又以无可挑剔的成绩读完了高中。

    他不仅听懂学懂了中国的语言，而且会用流利的英语同一些会英语的大学生和本院的科技人员对话。在某个清静惬意的晚上，你会听到他伴着六弦琴的旋律哼唱着一曲动听的歌儿……

    这一切，对于一个失去了听力的聋孩子来说，要付出多少超出常人的智慧和毅力，以承受生理和心理障碍的痛苦磨砺啊！

    在与施今迈交谈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我深为面前这位颇有几分干练几分老成，又显得姑娘般文静的小伙子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而感动！感动之余，又不禁为他生理的缺陷未能实现他跨进名牌大学的夙愿而深表遗憾——

    有一次，张阿姨领我们坐着大卡车去颐和园和圆明园废址参观，在路经清华大学门前时，张阿姨对我们说：“这就是有名的清华大学，希望你们有一天能走进这里求知深造。”我听了很激动。在参观回来的路上，我贴近张阿姨耳根问：“张阿姨，我高中毕业后能考清华大学吗？”张阿姨看着我，抚摸着我的头，许久没有说话。但我能看出张阿姨眼睛里充满着热切的希望，也含有一种惋惜和遗憾……回到家，张阿姨把我留下来，对我说：

    “今迈，你是个很有志气的孩子，可是你受条件的限制是进不了名牌大学的，但我相信你能上自修大学或者函授大学，社会同样承认学历。今迈，你的名字使我想起一位伟人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努刀吧孩子。”

    谈起他的成长之路，施今迈抑制不住情感的波澜，失声痛泣着说——

    张阿姨足看着我长大的，是在她格外的关怀和厚爱之中长大的。她是残疾人，我也是残疾人，残疾人最理解残疾人。我正是在这位时时刻刻关心他人、争取生存权利和实现人生价值的残废老人身上获得了启示，扬起生命之帆！从上小学起，我就一直牢记着张阿姨说我一点也不比正常孩子笨的那句话，时时鞭策自己追赶大家。有道是：天道酬勤，长绳系日。10多年了，我的学习时间一半在学校，一半在辅导站，每天很晚了，辅导站里只剩下我和张阿姨。她对我说：“马不吃夜草不肥，我得让你多吃点加餐。”不知有多少回，我是在她那热烘烘的棉袄怀里熟睡了……我妈从研究所回来接我，见此情景，总是感激得流泪。我妈说：“张大姐，孩子有了你，我们做父母的就有了依靠，我们和孩子全托你的福啊……”

    1986年，施今迈考上了海淀区走读大学计算机应用专业。

    但毕业后却找不到接收单位。

    按说计算机应用专业是当前最受欢迎的热门学科，各企事业单位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量是供不应求的。同施今迈一起毕业的学生大都在毕业之前已找好了接收单位，唯独他像只掉队落伍的孤雁，茕立在被遗忘的“无名岛”上。

    原因并非学校不包分配。

    用人单位就那么不到两分钟的“面试”，便摇头了：原来是个聋子，可惜啊！

    无论他多么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第一生产力”，为单位换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无论他怎样申辩，表白自己的智慧、才干和素质比同龄大学生毫不逊色，仅就做人的质量而言一点也不比一些正常人、有职有权的人差，但是，他也只能申辩了表白了之后在“家里蹲”大学攻读“人生五味”。

    张培英就安慰他：“今迈，你要耐心等一等，我去给你跑跑看。古人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古人又说，淘尽黄沙始得金。我看总会有慧眼者识得你这个宝的！”

    可是，她蹒蹒跚跚跑了好几天，跑了好多家单位，也没跑成。当她一开口说“我们院有位大学生……”人家马上便明白了她所说的“大学生”是谁了，于是就搪塞道：唉呀老张，我们单位眼下不需要人，你到别的兄弟单位姐妹厂去推荐吧……

    看着她那满身艰辛和忍受病痛的卓绝表情，施今迈心疼得忍受不住了：“张阿姨啊，您别再替我跑了，我实在不忍心看您拖着个残身子到处去求人了……”

    张培英说：“孩子，你一天找不到工作，我心里也一天放不下。如今人常说，跑事跑事，事都足跑成的，不跑不成啊。这样吧，明天一早，我带你一起去区民政局一趟。”

    只好这样了。她心里想。

    她要以一个区人民代表的身分为这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呼吁！

    天公不作美，翌日一早下起了大雨。

    施今迈跑到辅导站，见张培英身披一块塑料布，脚穿解放鞋，做好了外出的准备。

    “张阿姨，”施今迈喃喃地说，“下这么大雨，就别去了吧……”

    “要去！”张培英说，“这是天赐良机呀！下雨凉快，下雨就会把头头们堵在办公室里出不去，咱们正好能找着人。”

    两个小时之后，这一老一少浑身都淋个湿透，打着哆嗦走进海淀区民政局。

    局里的人大都认识张培英，热情地打招呼：唉呀，冒这么大雨，老张您来一定有事吧？

    张培英开门见山：“是哟，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来打搅你们是要为这个残疾孩子的就业问题说句话。”

    很多人这才把目光投向站在张培英身后的施今迈：这孩子不是好好的么，有什么毛病？

    张培英一把将施今迈拉到自己身前，向大家陈情：“他是个没有了听力的孩子，可是他从小学一直上到大专毕业，学的是电子计算机应用专业。一个残疾孩子上到大专不容易呀，请给他一个就业的机会吧……”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唏嘘感叹，又都格外关注地打量这位残疾小伙。一位负责人说：“好吧，我们尽快联系用人单位，无论如何得给孩子找点事做，有口饭吃！”

    “别联系了，这孩子我要了！”在场的一位电子仪器厂的厂长站起来，走到张培英跟前，神情激动而庄重地说：“老太太，就凭你对孩子这番热心肠，就凭你淋的这一身雨，明天就让这孩子先到我们厂上班去吧！”

    一个月后，施今迈用自己第一次挣来的工资买了几包糖送给张培英。张培英乐呵呵地把糖散给了老师和孩子。

    施今迈说：“张阿姨，您怎么不吃呀？您不吃我心里难受……”

    张培英笑着说：“我身上的‘糖’多呀，可我不吃也知道你这糖是甜的。”

    不久，经张培英参与和学校推荐，施今迈有了正式接收单位，进了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如今，他已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助理工程师。

    就在张培英去世前一个多月，她还关心着施今迈的婚姻大事，她对今迈的母亲说：“孩子都25岁了，有合适的对象给他介绍一个。”

    今迈的母亲说：“张大姐，今迈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谁家姑娘乐意，就给他介绍一个吧。”

    张培英说：“唔，你这话有点不太对头哟，孩子的终身大事要由孩子自己做主，咱们只能当个顾问、参谋什么的。你放心，不要以为今迈有点残疾犯愁儿媳妇，准有好姑娘会找上门来的。”

    一个多月后，张培英猝然长逝。施今迈搀着母亲在逝者的遗体前长跪不起。这位母亲恸哭着说：“张大姐呀……你该喝了咱孩子的喜酒再走啊……”

    也许，这是张培英逝世前的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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