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牧马人和月亮

    裸露横亘的戈壁。数不尽的牛粪帽子似的沙丘。贺兰山古长城残破的剪影浸透在残阳的血色里。星星点点的牛羊在稀稀落落的草地上贪婪地啃着，不时发出一声声哀叫，牧人的啪啪响鞭把陨落的半轮苍日震得簌簌颤栗……“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妙景象，似乎只是一种历史的幻觉。

    这时候，在天然屏障阻挡腾格里沙暴侵袭东移的贺兰山下，在桀骜雄劲骚动下的一匹匹军马的嘶鸣里，出现了一个人，瘦削的身子穿着一件肥大的羊皮袄，稀落的头发也像稀落的毛草一样遮掩不住已被强烈的紫外线过量照射呈现出赭石状的头皮，他正端起一筐草料去马厩拌槽，搅拌匀了，就又担起粪挑子在马屁股底下收粪、垫土……有时你会看到他莫名其妙地不知是对马还是对别的什么暴戾地吼一声，样子显得冷漠而古怪；有时他又掏出一绺纸，再从兜里撮出一撮青黄的烟叶，轻而柔曼地撒在纸上，两手一拧，便很熟练地卷出一支喇叭筒烟卷，伸舌头舔唾沫一粘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着，狠狠地深吸一口，老长时间才从鼻孔里冒出两道烟柱，脸上的表情也就显得熨帖、安然多了……当马厩椽檐上抹去最后一滴暗红的霞辉，一弯新月从层层叠叠的山梁后面爬上天幕，与三五颗孤寂的星星组成一幅清幽的布景，他以军人特有的深情目光抚摸了一遍垦植场，似乎获得了某种慰藉：

    相信吧，贺兰山的这段岁月肯定会嚼一天少一天！

    1973年冬，与老婆孩子分别4年之久的王述言从贺兰山回来了。

    列车在一望无垠的原野上飞驰。

    视线没了遮挡，世界显得更加广阔无边。千山万岭仿佛都变得微小，滚在了脚下；河流如丝如带，转辗蜿蜒；田野上覆盖着片片积雪，像散落的一堆堆棉花包，又像庄稼人常年祈盼着能吃上的白面馒头；阡陌纵横，氤氲缥缈，秋收作物的茬子和尚存绿色的冬小麦清晰可见……咦，明明是平生头一遭到这个塞外的世界里来，而眼前的风光景色怎么这么熟悉？莫非在哪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的描写？莫非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过这样的画面？莫非曾在梦中到此一游？莫非……噢，是自己又走神了！明明是从贺兰山回家，脑子里却总是闪现着去贺兰山的情景。时光荏苒，面貌依旧，“春风不度玉门关”，此景此情，历历了目，除了愧罪叉复何言？

    王述言归心似箭，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

    他说，4年之于人生，不过是短促的一瞬，不过是在时间长河里扎了个猛子喝了口水……

    他说，那时还算年轻，身体健壮，活力充沛，四肢和头脑都好使。既然在自己的人生之涯中被安排了这样一番经历，除了仔细品味，倍加珍惜，焉能虚度……

    他说，该咀嚼的都咀嚼了，能咽下的都咽下了，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婆和孩子……

    每当塞外荒原野狼般吼啸的疾风刮过，每当那个又圆又大的月亮爬上牛粪帽子似的沙丘，他就用两颗结满血网膜的眼球凝滞地望着这个归天下人所共赏的月亮，一种用肉眼看不到的只能凭意念去感知的沉郁、雄浑、博大而悲壮的浩然之气充塞苍冥，仿佛听出了它那冷面清色而幽沉无声的神谕：

    ……让我们一起去弄明白那些我们还没有弄明白的东西吧……

    娘也会生气，也会打孩子，打完了，气消了，会搂着孩子哭一场……也许，这是母亲教育自己的儿女、考验自己的儿女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孩子是不会记恨母亲的！

    ——这话好耳熟！10多年前，他曾对她这样说过；10多年后，她又对他这样说。

    妻子是很少来信的。他理解她，因为握笔写字的手已经成了她对昔日那双纤巧的手的回忆。三五个月来一封信，一页纸，儿行大大的字，像一串串铁坠子，让人感到沉甸甸的，说家里平安，一切都好，别惦记，保重身体，好好劳动，好好改造。唯独不讲她在家所从事的那个“职业”。

    妻子信，信中的话语，都在他眼前和耳畔幻化出熟悉的形象和音响，把他埋藏心底已久的美好往事又呼唤出来，促使他以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一种乐观向上的良好素质，一种“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的吃苦耐劳精神，加速自己劳动改造、净化灵魂的进程。

    劳动改造，原本是很神圣很伟大的。几十万年前，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人在劳动中改造自身生存的空间——大自然。几十万年后的中国，体力劳动正从对大自然的改造中转移过来，发挥起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大政治作用。

    他深信这一点。

    他把净化自己的活力和热情，全都倾注在日复一日的、笨重的、单调的、应该说还相当原始的体力劳动里——

    他学会了割草（因为这种割草与他小时候在家乡割草不一样）。割草时，上身脱个精光，弯下腰来把脊背袒露在赤日下面，一把如弓似月的雪亮镰刀在手中挥舞，是那么的锋利、疾快、锐不可挡。嚓——嚓——嚓——身后亮出一片空地，嚓——嚓——嚓一又是一片空地，然后收草打捆，驮在身上，就像驮起一座山……多么呵爱的眉毛啊，安排在眼睛上边真是绝妙极了，不然，汗水就把眼睛害苦了。

    他学会了翻地。翻地时，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全部肌肉细胞和全部思维神经都集中在三个机械而敏捷的动作上：直腰竖锹，抬腿下蹬，手握木柄使劲掘锹……就这样连续地重复着一个机械的动作。他变成了一台很皮实的翻土机器。

    他学会了掏粪、沤粪、撒粪。粪的臭味使他觉得光荣和心安。当风把粪沫送到嘴里。他觉得舒畅。在把自己的体力、汗水和热情掺进农作物所需要的氮、磷、钾和有机肥料，献给哺育着自己的共和国的土壤里，他认为是献给大地母亲最珍贵的礼物。

    他学会了牧马和给马看病。他发现马跟人一样有思想有感情，甚至马对人的忠诚比人对人的忠诚还要卓越。在一次牧马途中，突然遭到暴风雪袭击，是那匹花青马把他驮回宿营地，为他拣回了一条命。他从马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所以当他看到马生病和受到创伤时，他总感到是自己在生病，创伤疼在自己身上。

    这时候，他笑了——

    劳动的最大收获使他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为一顿能吃上三个大眼窝头、半马勺白菜、又喝了两碗稀粥而倾尽全力地去干活。农民就是这样，他们委实与知识分子不一样，他们最关心的是温饱问题，是怎样才能吃饱一点穿暖一点，稍一懈怠就有饥寒之危。而知识分子的境遇再不济，往往还能维持在生存的水平线之上，所以，他们的脑子里总闪出一些如何活着、为谁活着、活着干什么的稀奇古怪、自寻烦恼的问题，究其原因，是不是吃得太饱了，撑的？

    他这样想着，会心地愣笑着，眼皮已经像抹了乳胶一样撕不开了，四肢也像被拧上了螺丝一样动弹不得了，还没等收拾起脸上这个愣愣的苦笑，就睡着了……

    当然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当妻子来信了，当暗夜里突然狂风怒吼，飞沙走石，很快又平静下来露出那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他再也睡不着了。一页纸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夹在红皮语录本里装进兜里，不接到下封来信，这信就一直夹在红皮语录本里在兜里装着，翻看罢语录就看信，看完信就义看月亮，仿佛就看见了妻子的脸，就看到了一个永远醒着的微笑而痛苦的灵魂。接着就喝酒。一瓶酒一占脑儿见底。这时一切的孤独、寂寞、失意和惆怅全部忘却，灵体化羽登仙，在辽阔高原荒凉戈壁长河落日大漠孤娴里自由翱翔……

    2.跨进天国“门槛”

    “培英培英，你和孩子都好吧？”

    王述言跨进家门没等放下行李卷，就急急地喊问。

    没听到妻子回话。

    是闺女和儿子闻声跑过来，接过他的行李，说：“妈摆小书摊去啦。”

    他吃了一惊：“什么，摆小书摊？谁叫她干的？”

    闺女说：“是妈自愿干的。”

    儿子说：“我和姐姐都支持妈。我们都有好多书看。”

    他感到一丝安慰。

    看看屋里，虽是四壁皆空，可闺女已读了高中，儿子上了小学，一对优秀。就凭这，妻子就不简单，而且还有闲情逸致去摆小书摊，好哇！

    他把目光举向墙上的镜框。

    镜框里是他和妻子的结婚照。

    凭他丰富的想象，现在的妻子仍像照片上的妻子一样，那端正秀气的鼻梁依然生动传神，那倔强的嘴角依然绽露着自信的微笑，特别是那双好看的杏核眼依然荡漾着温柔的涟漪……他压根就不肯被那场大火所带来的不幸饬令于心上的爱妻！此时此刻，他很有一种“蓦然回首，她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境。

    于是，他笑了。

    结婚十七八年了，而夫妻实际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又有多少呢？好在都想得爽脱：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青春无悔，牛命无怨……

    现在好了，告别了那段孤独的牧马人生活，终于又和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了。他感谢命运，感谢太阳、月亮、地球和每一颗星星！

    晚上，两口子拉起了话。

    “培英，你也真是，怎么想起来干这种行当？”

    “这种行当怎么了？不是正业吗？你们健全的人都无所事事，我这个‘多余’的人还想干点什么？还能干点什么？”

    “就在家待着，我养活你。”

    “我还没到需要养活的时候。老王，我倍赖你，感激你，可我不全依靠你……信赖和依靠是两码事。”

    “那倒是。不过，你要正视你阳这个‘现实’嘛。”

    “现实？老王，你是没看到啊，这两派翻来覆去地斗，结果是老子派性，儿子倒霉。这全院几百号孩子，打架斗殴乱套啦！”

    “乱而必治，多难兴邦……星移斗转，四季更替，冬天过了毕竟是春天。噢，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是180度，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

    “我当然相信这一点，可是这法则对于这个社会似乎已失去作用了……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下一代给误了给毁了，我得拉他们一把。”

    “子不孝，父之过。孩子都有父母，那是各自家长的责任。”

    “不，是社会的责任、共产党的责任！他们不该是各家各户的私有‘财产’，他们属于社会，属于国家！作为一个党员，我得负起这个责任！我就不信我在人眼里显得多余，显得碍事，是个累赘，是个头脑有毛病的人……”

    王述言似乎从这个时候起才真正瞥见了妻子的深度：一个人，一个大写的女人，大抵只有在非常时期，在复杂、困窘的境地里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品格和魅力，才变得让人容易识别。如果说妻子是个太多愁善感太富于理想色彩的人，那是因为过去的苦难和不幸留给她的印象太深刻——那些曾帮她摆脱厄运的人们所给予她的关怀和温暖又时时点燃着她的精神和血液。她之所以痴情相报，是因为那情感对于人类太珍贵。

    王述言由衷感到自豪的是，妻子虽然容毁了，身残了，可她的人格始终没有变节，没有毁损，没有萎缩，她在时刻矫正自己，求证自己，释解自己，使生命的灵性、潜能和伟力得到一种证实和张扬！

    “你要一直干下去？”他问。

    “干下去！”她说。

    “你让我想起十几年前一位苏联专家说的话，”他追忆着说，“他叫安德烈·西亚维奇，我陪他去尔北参观人防实验：把一个连队的人统统封进一个洞库里做最大承受实验。进去之前，有的战士向组织写丁血书，立下遗言，说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其它过高的要霉求，只请求组织能把自已当烈士看待。部队的首长和士兵列队为他们壮行……”

    “赴死的光荣，比死更强大。连长和指导员率领他们的士兵，一队一队走了进去。山洞被封得严严实实。就这样一道门槛隔着两个世界。7天以后，扒开一看。人都还活着！这位苏联专家对我说：了不起，了不起呀，中国人非常能吃苦耐劳，中国人不怕死，所以你会看到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创造奇迹！”

    “我笑了笑，什么也说不出来。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也就选择了一种‘光荣’与痛苦，只有‘光荣’了，痛苦也随之解除。这都是让战争贩了们给逼的，要防备和对付他们的细菌、化学和核战争。在观摩展览中，我和安德烈向指战员们解剖了核战争凶神的‘标本’，就像动物标本之于动物学家和生理学家一样，得出的结论是：和平是馈赠人类的美丽花环；争取和平，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太平，根本不值得一切善良的人们尤其是军人的信赖。唯有军人是用鲜血和生命为和平效忠的。”

    “安德烈为中国军人在险恶处境中创造的生命奇迹叹慕不已，可这位苏联专家怎么也不会想到，陪同他的这位中国同行的妻子就是一位创造生命奇迹的女军人！”

    张培英听罢，笑了笑，却很淡。一双仍像热恋时的目光一直倾注在止夫的脸上。

    王述言感受着妻子目光温柔的抚爱。

    看吧，这是一张被强烈而充足的紫外线灼烤过、被塞外特有的风沙雪雨肆虐地抽打过、被高含量的“nicotine”（尼古丁）烟草熏染过、被超浓度的（乙醇）烈酒浇透过的面孔！他郑重地迎着妻子的目光，把脸正过来，让妻子认真地瞧，仔细地看……

    哦，丈夫的脸腮上、脑门上和鼻架两侧都烙着一块块紫乌斑，像孕妇脸上的色素，并且蜕褪出层层茧膜；那眼角上的鱼尾纹显得过密而且势不可当地加深加重了，嘴角上的鸡爪纹却给人一种在啄噬人生苦味时显得恬淡而弥贵的感觉，这在他咧嘴微笑的时候就愈加明显；他的眼睛仍然是明亮的、达观的，他的鼻梁仍然是坚毅的、稳定的，他的头颅仍然是挺直的、高昂的……

    “我是‘瘦肉型’的。”王述言调侃道，脸上挂出常年一贯的超然、幽默和滑稽：“除了瘦条和几分老相，一切依然故我。”

    说起来我的生存适应力还足蛮强的，存那里几年间我好像没吃过什么药。

    这时，张培英欣然感到，一座抵风抗寒、安全牢靠的绿色屏障又回到自己身边……

    王述言又去后勤学院供职任教（1975年调回医科院）。

    张培英也和往常一样继续摆她的小书摊。

    关于妻子近几年所从事的这种“职业”的诸多生动而曲折的传闻，王述言自然也就知晓得一清二楚了。褒贬小一。最耐人寻味的是，有人把张培英摆书摊之举比做“华老栓”去做那“人血馒头”让孩子“趁热地拿去，趁热地吃下”。

    是挽唱？是悲歌？是赞颂，还是愤词？王述言听得心惊肉跳。他甚至怀疑：那些个“牧马人”的日子是否使自己与这个风谲云诡的年代隔离得太久了？

    一天夜里很晚了，王述言挎着他那个已褪色发白的军挎包，从后勤学院赶回家。孩子已经入睡，妻子在用针线和浆糊缝补粘贴着几本被孩子们翻破的小人书。

    他悄悄地关上门，显得有点诡秘和矜持地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一本叫《门槛》的书（屠格涅夫著）。他把书在妻子面前晃一晃，仍然显得诡秘和矜持地从书中选了一段读给妻子听“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吗？”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而且是你的亲属，你的朋友都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便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着牺牲吧！”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甚至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读罢，二人相视良久，谁也不说话。沉默，也许是人类情感中品位最高的一种形式。沉默的山和沉默的海往往比山呼海啸气浪拍空更富有撼动人心的激情！

    张培英收回目光，拿起一支穿线的锥子，给包了皮的书本钻眼穿线，锥子的木把紧紧地攥在两个手掌心里，然后就倾过身，憋足力，一点一点地往下挤，往下按，终于钻透了，接着再钻第二个眼……

    王述言看不下去了，就从她那骨头茬茬的手里接过锥于，颇有意味地说：“看来，很需要我帮你一把喽。还有多少活没干完？”

    都拿来，我来突击突击。今晚特地回来的使命也许就是这个。怎么，不欢迎吗？

    这话的语调，昨还跟20多年前新调来的教研室负责人的口吻似的？张培英会心地笑了笑，说：“大驾光临，岂敢不欢迎。”

    接着又说，“干我这活儿，靠自愿，不强迫。”

    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同志者，志同道合也……”

    按照王述言的说法，他和张培英是一对生死缠绵的“同志夫妻”。他们一辈子以同志相称，以同志相敬，同志般互相帮助，同志船互相信在，保持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情与爱。在纷繁诱人的各种思嘲面前，他们依然本质地坚信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

    爱就是奉献，奉献需要无私。一个人要做到无私是很难的，这难就难在你必须战胜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全部优秀就在于无私！

    从这种意义上讲，张培英生命的辉煌，是她一生体验了战胜自己的滋味。别人的一丝愁容，半点叹息，都会在她心里引起几倍于常人的反响，并以超常人几倍的情和力去助人，把为群众吃苦解难当做自己的责任和光荣，把一腔热爱与真情播撒在群众之中……

    故事之一：

    1979年夏天某个日子。

    一对夫妇拖家带口从山西来京落实政策，住在一间防震棚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找这家男人谈话：你的问题有希望，但是你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因为亟待平反和纠正的人和事忒多，希望你能理解。

    我理解。我等。那男人说。

    他曾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开除打回了老家。他多次上访，但都不是时候。如今好时候到了，他急火火地来了，充满着焦渴和希望等盼着那个“福音”。

    等盼的日子一天天捱过，妻子和孩子病了，去医院看病因钱不够抓不起药。妻子哭着对男人说：“要知道这么难，咱就不来了……你能不能求求人，借给点钱先把孩子的病治好……”

    男人不说话，两只手机械地在衣兜里摸来摸去，似乎很快就能像玩魔术似的摸出一把钞票来。可惜他不是魔术师。堂堂五尺汉子倒真成了个“秦琼卖马，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他阿眼呆滞地看着瞧病抓药的人和翩翩来去的“白衣天使”，真想叫喊一声：你们要血吗？我身上的血便宜……

    这情景被前来打针的张培英看在了眼里。她似乎一眼便看懂了男人那目光里的语言。她最不忍心的，除了食不果腹的现象外，就是有病没钱治：孩子已烧得昏迷，却又很冷似地蜷缩在母亲的怀里；而孩子的母亲脸色惨白，泪眼汪汪地望着男人的脸。

    张培英虽懂医。可不是医生。她对孩了的父亲说：“快别愣着啦。快把他们娘俩搀进去瞧病吧，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

    她付了钱。

    她送他们回到防震棚。

    面对如此一种惨淡的人生和谋求生存的空间，张培英着实感到了自己力量的有限——她只有力所能及地帮他们解决暂时的困顿，而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

    她提来一瓶消毒水帮他们把居住的环境弄干净，以减少蚊虫的叮咬和苍蝇的危害；又送给他们只保温瓶，说：“别喝凉水了，我家有热水，随时可以去打。”

    等母子的病好了，她就又想起了一件事，对孩子的父母说：

    “你们不能只顾落实政策，把孩子的学习耽误了。这样吧，先让孩子在这里借读。”

    她领孩子去学校报了名，交了学费，回头又掏钱和粮票给他们。接着她又跑到家面包房好说歹说，让孩子的母亲去做了临时工。

    一家老小感激涕零。孩子的父母说：“张大姐，你叫俺一家咋感激你好啊……”“你真是活菩萨啊，俺从来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好心人……”说着就向她跪下了，张培英赶忙把他们扶起来，心里挺小是个滋味：中国有几千万党员，要这么说，就是几千万活菩萨呀，共产党人不信神，也不是救世主，但去掉那层色彩，都怀点菩萨心肠，去“普度众生”，有啥不好？

    故事之二：

    1981年的春节眼看就要到了，谁知一封“家父病危”的加急电报给毕春海（原干部处处长）一家带来了阴影。

    儿了13岁，丫头8岁，都在上学，面临考试，又赶上快过春节……毕春海和妻子犯难了。

    毕春海说：“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咱俩回去吧……”

    妻子说：“这咋行？丢下孩子我当娘的不放心。人家欢天喜地过大年，可咱们的孩子吃饭就是个问题呀！”

    毕春海左思右想，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说：“有了，跟辅导站的老张说一说，让她费心照管下孩子。”

    妻子说：“过节了”，老张人家也有个家呀，再说老张她身体……

    毕春海说：“试试看吧，要是不行，咱就带着孩子一起回去奔丧。”

    于是，他去了辅导站。

    见了张培英他又实在难启口，支支吾吾也不知把话说清楚没有。但他却清清楚楚听到的一个声音是：“你们两口放心走吧，孩子的事由我管。”

    20多天后，毕春海和妻子从老家回来了。

    一进家门，俩孩子争先报告了各自考的好成绩，接着又都抢着夸说：张阿姨待我们可好啦，天天都来看我们，帮我们复习功课。参加考试前，张阿姨还送来好吃的，问我们有没有信心考好，我们说有，有！每天晚上，等我们睡下了，张阿姨给我们盖好被子，关好门才同去，第二天大早她给我们打米热腾腾的豆浆和油饼。春节，张阿姨陪我们玩得可开心啦！吃的也好……

    听着听着，毕春海和妻子不由得心里阵阵发酸，眼眶被泪水打湿了……

    毕春海不禁想起妻子和孩子从湖北农村随军后，为孩子上学犯愁的情景：孩子学习成绩差，哪个学校也不乐意要。是张培英再三找校方领导说情，才使孩子入了学，入学后又经常给孩子送书、辅导作业……

    毕春海义不禁想起妻子做了绝育手术，张培英得知后，就掂着一块大排骨来家看望，还悄悄对俩孩子说：要好好学习，听话，不要惹事让妈妈生气……

    记住吧，在这看起来微乎其微、平平凡凡的小事里，却蕴含着人世间弥足珍贵的东西。当你陷入困境、蒙受灾难以至穷途末路的时候，你是多么渴望这世界上能有人向你伸出一双温暖的手，给你渺小的生命以慰抚——这时候，她来了，她做了，她向你伸出了温暖的手！

    现在，毕春海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女儿也即将大学毕业。

    毕春海说：“要是没有老张，这一家甭想出两个大学生——并且当初是因学习成绩差、没有学校愿意要的学生。我这个祖祖辈辈农民的后裔，中了两个状元，连想也不敢想啊！”

    故事之三：

    人常说，什么都可以有，但最好别有病。

    而人们最惧怕最忌讳的是啥病？

    ——传染病。

    在医科院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

    有位小保姆，得知她所“供职”的这一家某个成员患了肝炎病，她连当月的工钱也不要就跑了，另技户主去了。

    在医科院也出现过这样一个事实：

    技师蔡乃川要去外地进修两年半时间，爱人工作单位又远离医科院，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7岁。张培英从孩子嘴里听说后，就对蔡乃川的爱人说：“别为孩子的事发愁，你该上班就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到我这儿领孩子就是了。”

    一天，她发现俩孩子都没来，就去了蔡乃川家。

    原因是：小儿子突然生病住进了医院，要家属陪床。

    张培英就对孩子的母亲说：“你去陪床吧，我来照管老大。”

    谁知，孩子的母亲说啥不肯。

    张培英有点生气了：“我是外人，信不过我？”

    孩子的母亲隐忍不住，道了实言：“……张阿姨，我不是不让您来家照看孩子，孩子他……他患有肝炎……”

    “嗨，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哩！肝炎有什么可怕？”

    当晚，张培英就把铺盖搬到这个家。

    不多久，二孩子出院后，大孩子又住进医院。

    张培英的铺盖没挪动一下叉住下了。

    一些家长出于对辅导站对孩子也对她身体的关心，劝她去打一针“人血蛋白酶”预防肝炎。也有人劝她去医院检查一下，看是否被肝炎病毒感染上了。

    她听了，觉得也怪有道理。就到医院作了一番体查，最后被抽了一小管血去化验。

    化验结果是，GPTC（谷丙转氨酶）20度（单位）HAA（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即“澳抗”）阴性一切正常。

    有人就风趣地说：“老张，你的抵御能力真强啊，连细菌病毒见了你都害怕！”

    她蜕：“我这躯体早就做过‘高温’处理了，小鬼小盼部吓跑了，还怕什么菌呀毒呀！”

    她领小孩子去商店买衣服买鞋、还给住院的大孩子买了一双袜子和水果罐头送去，并对孩子的母亲说：“你安心上班吧，去信告诉孩子他爸，别为家里的事分心。”

    故事之四：

    一个女人凄楚的呻吟和一个男人的劝慰声从太平路一间低矮的小破屋里传出来，但并没有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大概都以为这一对“盲流”夫妻发生点“内部纠纷”的缘故吧，谁也没有介意。

    “咦，这声音听着不对劲儿……”去院外做家访回来的张培英路过这里时。不由得把脚步停住了。又仔细听听，更觉不对劲儿了，就走进了小屋。

    窄狭的小屋里除了一张用破石棉瓦拼成的铺，满地都是废纸箱和玻璃瓶子。噢，是收破烂的。那铺上躺着的女人正捧腹抽搐着，男人蹲在女人身边做着无效的安慰。

    “她是你妻子？”张培英问。

    “是的。”男人沉着脸子说。

    “她怎么啦？”张培英又问。

    “她肚子疼，着凉了。”男人说。

    张培英俯下身子看了看，马上站起来说：“她有两个多月身孕了吧？快送医院，她病得不轻。”

    男人术讷的目光在陌生的老太婆脸上瞄一下，说：“这不碍事。”

    张培英说：“恐怕她不光是身孕反应，还有病，快去医院吧。”

    男人搔搔头，做出一副苦相：“俺没钱，俺不去医院，俺怕……”

    “怕什么？怕医院追查你们偷生？”张培英一眼便看明白了男人的顾忧，于是说，“救人要紧，耽误了，大人孩子都危险。”

    经她这么一说，男人急了，扎下身子要背妻子去医院。张培英说：“稍等一下，我去叫辆三轮车来。”

    在去医院的路上，这个男人向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婆婆道了实情：他们是为了逃避计划生育才从河南某地跑出来的，家里撇着三个丫头，因超生被罚得一干二净，连给老人备的棺木也被拉走了，连两只下蛋换盐的老母鸡也逮走了，就这还欠着1000块钱的罚款，限期不变，就扣人。夫妻俩心一横跑出来了。

    先去了广州，谁知人满为患，结果被有关部门收容。在押送回家的途中，两口子害怕回去加倍受罚，就在一天夜里从火车里溜下来，又上了另一列火车，但不知道火车是开向哪里。等偷偷溜出站，才知道是北京。男人向一家施工队哀求，去做了临时工，一天4块钱。女人想给人家当保姆，可人家只用小丫头，不用她这号破媳妇。女人就租下这间破屋，拣废纸、收破烂，每口也有几个钱的进项。就这样，夫妻俩白天各干各的活，晚上又能住在一块，倒挺惬意的。男人说：“不赖不赖，”没想到咱在北京也有了这么一个‘窝’……

    张培英问：“已经到了这一步，你们怎么还要生孩子？”

    那男人说：“唉，大妈，农村不比城市，俺是吃苦受穷的命。”

    反正是生也穷，不生也穷，俺说啥也得要个小……

    “这样下去还得了？怪不得罚你。”

    “罚？嘿，大妈你可不知，俺掏心窝说话，这几年农民的日子是好过了一些，这都是中央的政策好啊！但不知中央对下边的事情知不知道，苛捐杂税多呀！除了该交的农业税以外，什么公益金提留费、干部报酬费、教师补助费、义务教育费等等花里胡哨的名堂多哟！最要命的是按人头征收的统筹款，有的人均好几百元，再加上涨价的化肥、农药、水电费，一年算下来，每亩地收入不到10块钱，有的还倒贴钱！按说，种地是庄稼人的本分，可这地还怎么种下去？就拿计划生育来说吧，你超生了罚款，可那款呢，交给国库有多少？让一些王八蛋私分了！而那些跟官沾亲带故的生三生四个的有的是，也没见罚他们估核桃俩枣……”

    张培英插话问：“有这么严重？”

    那男人说：“大妈你也别嫌俺说话难听，俺看你是个好人，俺才这么说。别光听报上的材料冠冕堂皇，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边要什么，下边有什么；用北京人的话说，简直没治了。”

    张培英听罢没再问，也没说什么，可她心里阵阵发颤：这是一种牢骚吗？难听吗？难听的牢骚里有一种朴拙的东西：直率。然而，牢骚并不来源于贫困！

    她亲眼目睹过，熙熙攘攘的火车站、汽车站挤满了外出挣钱的农民，他们风餐露宿，蓬头垢面……他们仅仅是为了挣钱、被改革开放的大潮鼓荡得非要告别留恋的土地、出来混混世界不可吗？啊，苛捐杂税，这个历史的晦气字眼，又被人们拣起来了。历史上最险恶的苛捐杂税是人头税，它使权力变成魔鬼，吞噬财富，毁灭生产，蹂躏生命，并在杀死生命的同时也杀死了灵魂！它使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都觉得自己再活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就是这样爆发的医院榆查的结果出来了：病人因食物中毒，腹中的胎儿已窒息。

    男人像劈头挨了一声炸雷，浑身抽颤着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算卦的相面的都说怀的是个儿子……”

    “没错，是个儿子。医生给你爱人做了引产术，救大人要紧啊。”张培英对这男人说，“住院要交预付金，你身上带多少钱？不够的我帮你垫上。”

    病人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张培英带着一些水果罐头和滋补品来看望过两次。

    这男人着实被感动了：“大妈您真是好人……好人哪！是您救了俺媳妇一条命，您的大恩大德，俺这辈子俺下辈子也不会忘……”

    “快别这样，”张培英说，“几活在这世道上，都得相互关照点才会使日子过得好一些。你妻子想家，思想也通了，愿意做绝育手术，说还要问问你，看你通不通。给她做了绝育手术，医院可以开个证明，你拿回去，恐怕就不会再罚你款了，你看怎么样？”

    男人说：“下个环吧，下个环不也是节育么？”

    张培英说：“你这个人哪，是不是还想要儿子？”

    男人说：“大妈，相信您这个农民儿子吧，不讲觉悟讲良心，俺说啥也不会再偷生了！”

    这对夫妻回家乡时，张培英送给他们一些盘缠，叮咛他们好好持家，好好种地，民以食为天啊。

    但她也痛苦地承认：自己的一点微薄的扶助是抵不过下层的诸如地理的自然的尤其人为的贫困的。

    但她觉得这样做心里会好受一些。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周围的一些学校、街道和单位，你随便走访一下，谁都能向你讲出张培英的诸多事迹来。

    家长们看到孩子的进步就想起她的辛劳；老师在教育学生时讲授她的精神；学生们在作文里描写她的爱心；街坊邻居谈起她说：老张，好人哪！一些受她扶植被她“拉一把”的社会青年说：很幸运遇上了张阿姨这位活“伯乐”，张阿姨同我们之问没有“代沟”！更多的人都这么说：她所做的事情人人都能做，但就凭这一点，张培英就伟大！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一首歌，当这首歌呐喊般地唱出“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荒园……”时曾使一些人听着感到刺耳，有点不舒服了。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爱是太多，还是太少了呢？

    爱和被爱，是人类一切情感中最高级的情感，同时义被视为人类进化和文明程度的一个尺度。

    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窃得火来，而不惜自身永遭劫难。

    有句格言：火可以使人走向光明，每个人都可以是火。

    还有句谚语：一个痛苦分给两个人承担，这个痛苦就会减少一半。

    作为一个革命信仰的忠实履行者，张培英以她品格与心血之火先把周围照得暖烘烘的灿烂起来，而她的生命却在燃烧之中一点点逝去……

    4.壮哉斯人

    她实在太疲倦了。回到家往床一躺就跟瘫了似的再也懒得动了。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老伴说：“喂，你总得洗把脸擦擦身子嘛……”她躺着没动。老伴又说：“你躺着我给你撩？”她竞呼呼噜噜打起鼾来。老伴只好拿把蒲扇轻轻地为她扇风驱热。但只要有人一叫她，她马上又来了精神，翻身下床，跑了出去。

    找她的人大都是些职工、家长和保姆们。他们一扎堆就大姐二妹地称呼着拉呱个没完没了，好像时间的表针在他们共振的一个兴奋点上打住了。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张培英被大家公允地推封为医科院“不管部”的“部长”。

    可想而知，这“部长”要管的事情有多少，其中的甘苦，唯张培英皆能体恤……院保卫部门的同志说，10多年来，本院没有人因触犯法律而被判刑的，也没有发生过不法案件，连邻里间闹纠纷的现象也很少发生。要是谁家闹了难断的家务矛盾，有人就仰仗着说：

    走，找老张评评去。作为院治安会成员的张培英，不知为我们揽下并解决了多少事。

    院居委会的同志说，老张是我们院的“活地图”，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的人来院查户口、登记什么的都找她，连传达室、收发室遇到难寻查的信函信件也找她。

    “这并不奇怪。”王述言说，“因为她是‘不管部’的‘部长’啊！在她眼里，这院里的一切人，包括一些教授的遗孀，一些临时工和老保姆，一些有残疾的人，一些快要被人遗忘掉的人，她都一样看待，不讲人的身分、职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嫌。”

    她曾这样说过，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普通人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人人尊重别人，人人尊重自己，那么这个社会必定是文明的、进步的；倘若人人皆以高尚之心，以诚待人，我们这个世界不也可以少些阴影和寒冷么？

    “要说张培英的可贵之处，是她没有因为自己蒙受的不幸和痛苦而使自己的心变得阴冷下来，或无端地把阴冷撒给别人。她说，如果那样，人不就变成了另一类动物——冷血动物？”

    王述言记得在他从贺兰山回来，发现妻子已养成了一种良好的读书看报的习惯。当时大兴“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斗私批修”之风，一些机关单位半天学习半天工作。她呢，白天摆小书摊，晚上坚持学习。床头上堆放着报纸和革命导师的著作，但她绝不是为了做样子，而是真正地学。后来又潜心钻研各个时期的党的宣言和纲领，王述言就说她：有一本新党章就够用了，还看那些过去的干啥？她说：有用，看看哪些条款变了，哪些没，变。

    他搞不透她是何种心境。

    王述言心想：巴甫洛夫讲人的大脑有兴奋灶的问题，看来是有科学依据的。

    有时她突然像梦呓似地说：老王，马克思指给我们的这条路走到底不容易呀……

    王述言还以为她获得了什么重大发现呢，他为妻子一脸的书卷气感到好笑。

    张培英说：这条路走起来往往容易陷入误区，又因为它离我们太远，所以有人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口号喊一喊，借以使自己高尚那么一点点；也有的甚至打扮成它的信徒，在政治的舞台上去演戏，把它搞成庸俗化了……也许我们的爱里包含着过于痴情的成分，我们的忠诚里存有盲目和盲从，我们的热情里带有虚妄和天真，我们的崇敬里有时为自己埋下了愚昧的种子，我们的事业远比我们所憧憬所追求的要艰难、困苦、曲折得多……但我们毕竟还有爱，有忠诚，有热情，有崇敬也有事业。我相信，过云有过的这，在经受了磨难和考验后，会使我们变得更坚实更成熟起来：马克思上义是科学，而不应该是宗教。

    王述言听着，目光一直停留在妻子的脸上，胸膛里翻涌着一股浓墨般的情绪，冲荡着心中淤积的块垒：人，不能没有启示！世界，不能没有启示！培英啊培英，你这板着疤痕斑驳的铁冷的而孔却令人灼热的谡语，促人把那遥远的高大的看近看清，把朴素的平淡的看出辉煌来！

    似乎从这时候起，王述言才更加深谙了妻子的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一个注视着酒杯、花环、华丽的衣裳和自身擎悟的灵魂。一个在人类的河岸上注视着血液，思想、情感流动的灵魂，一个为爱所驱动，在一层又层物象的幻影中奋然而行的灵魂！

    王述言追忆说，也许是出于自身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性质的需要，张培英又研读了大量的有关青年心理学、法律知识和历史书籍。她掏100多块钱买了一套《五千年演义》，临终前已看到“两晋”。她说。历史是人的足迹，但并不是所有留下足迹的人都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然而历史是无法重写的，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就不知道国耻是什么滋味。人家曾经像盗死人墓一样偷我们的东西，我们还要割让赔款。是共产党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崭新的制度，但我们也不能只讲“过五关斩六将”。不讲“走麦城”。人常说：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难就难在权力的使用和对待黎民百姓上，能否把宗旨付诸于行动，以无名的牺牲而受益于人民……

    就在张培英去世的第二天，一个叫章全的男孩子又来到张培英家吃午饭了。

    爸陪你吃饭，别去张奶奶家了，张奶奶她……爸不忍心将那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儿子。

    章全说：“我就喜欢跟张奶奶一块吃饭，张奶奶家的饭好吃。”

    爸哽咽着说：“孩子，你不知道张奶奶她……她昨天下午……”

    章全说：“我知道，张奶奶在讲台上晕倒了。听小朋友说，张奶奶去医院住了一夜又回来了。”说罢，硬足拦也拦不住地去了张奶奶家。

    活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副研究员章扬培要赴日本进行一个合作项目的研究，爱人在离家很远的农科院负责国际种子资源研究，早起晚归颇不上家。章扬培临走时只好跟爱人商量，安排儿子到院里食堂吃饭。

    章扬培到日本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儿子。突然有一天，他接到爱人的来信，说儿子的一切事情全由张奶奶管起来了：一天中午。儿子去食堂打饭，碗筷也不知丢哪儿了，就买个馒头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啃。这情景被张奶奶看到了，就把孩子领到了她家里……章扬培看着信，禁小住泪水滚涌而下……

    他从此不再为儿了没人照管而担忧了，全身心地投入研究，仅在两个多月内就完成世界先进水平的攻关项目，为祖国争了光。一位日本同行夸赞说：“章先生，你专心致志的精神令人钦佩！也更羡慕你家庭有这样位可亲可敬的老奶奶。”章扬培说：“我们全家都托老奶奶的福啊……”

    章扬培圆圈后，夫妻二人登门向张培英致谢，并执意要付儿子的饭费，说：“老张您要是不收下这钱，我们心里实在不好受啊……”张培英说：“看看你们跟我远了不是？外气不是？孩子吃口饭就把我家吃穷啦？不就添双筷子加个碗么？”

    现在，小章全已经来到张奶奶家里，又坐在他曾坐过的那只小椅子上，不说话，两眼木呆呆地朝张奶奶住的卧室里瞅，然后又扭头瞅王爷爷的脸。

    王述言仍像以前一样又炒了两个好菜端上桌，说：“孩子，吃饭吧。”

    小章全迟迟不去拿筷子，问：“爷爷，我奶奶呢？我要和奶奶一块吃。”

    王述言说：“孩子，别等你奶奶了，我们吃吧，她不回来了……”

    小章全“哇”地一声哭起来：“不，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奶奶会回来的，会回来的……”

    王述言在献给爱妻的祭文中这样写道：……为共产主义千秋伟业而呼颂，寄希望于后继有人而激动，奈何言未尽而力已殚，志待酬而身先去，壮哉斯人！敬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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