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民代表

    这一年，北京市海淀区选举新的人民代表，召开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工作一开始，区政府及各个街道办事处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鼓动，以增强和提高民主选举的透明度和国民意识。一些群众问：这是第几届啦？是不是上边“内定”好了，下发一串候选人名单，让人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宣传的同志解答说：这一次要充分发扬民主，相信群众，请你认真实施你的这种权利，投下庄严的一票，选举出你最信赖的人民代表。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万寿路、太平路、永定路等一些街道和单位赢得投票最多的一位代表是张培英。

    于是张培英就真的当上了人民代表。并且从1980年直至她去世，连续当选为海淀区第七、八、九届人民代表。

    人们说：这是张培英应该得到的一种荣誉，一种权力。

    张培英对这种荣誉是很珍惜的，但她从不把它当作一种“资本”去炫耀；而她对这种权力的理解就是一种服务，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备忘录（一）：

    沙窝，地处海淀区西南角，与丰台区毗邻，故被称为海淀区的“小西藏”。这里既是交通要道，又是自由市场，商贾杂客聚首交汇，时常发生交通阻塞和诈行事件，谁都看得见，可谁也没法管。

    张培英听人议论后，就去沙窝走了一趟，因为她很少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得“勘探”一番。

    她是着一只小提篮去的，想顺便买点青菜同来。到地点一看，唉呀，一路两旁的摊点挤挤挨挨，撞鼻子撞脸；小商小贩们大呼小叫着分外殷勤地招揽顾客；来往车辆因路面狭窄破不开道，排成一溜长龙；行人和学生在车缝里提心吊胆地躲躲闪闪……从路西头到东头不过1000米，她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她巡视罢了，空着篮子一根菜也没有买，同到家就即刻给区人大常委会写报告，要求把自由市场挪地方。

    挪地方，挪哪？

    有关部门接到区人大转来的这个建议报告，委实着难了。

    向上级反映情况，提台理化建议，并非难事，作为人民代表当然有行使这个权利的义务和责任。

    他们找到张培英发了一通感慨之辞的同时，也倾吐了本部门的苦衷。张培英自然很理解。但她更注重的是效果：“1”和“0”相加或相乘，得出的“和”与“积”是多少？

    她又为“挪地方”的事煞费苦心。她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又几次到现场考察，终于发现沙窝东边的两翠路南侧有一条很长的空地，并且地处沙窝和西翠路的中心地带，要是把集贸市场搬到这儿，是再理想不过了。有关部门的同志欣然同意，但一讲到征地皮和资金问题，又都摇头了。张培蔓说：这些事儿我来跑跑看吧。

    一些日子过后，自由市场真的搬到了西翠路南口。沙窝路面上一下子显得清静通畅了。不光是学生的安全有了保证（紧靠沙窝路有两所学校），孩子们的心灵不再受到市侩陋俗的浊染，连民警、司机和乘客都拍手称快，夸说政府部门为群众办了一件大好事。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位身残容毁的老婆婆从沙窝一所学校出来往家走，她看到一路两旁的居民，有的坐在槐树底下纳凉聊天，有的拎着笼子遛鸟，有的扎堆打扑克下象棋……并没有人注意她。迎面吹来习习凉风，她感到舒心极了。

    备忘录（二）：

    永定路附近有座水泥厂，除了一天到晚轰轰隆隆的噪音折磨着人们的心脏和神经以外，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无孔不入的灰尘。附近居民叫苦不迭。

    有的居民是：你到我们这儿最好别穿白衣服，也最好别晒被窝，那国际环保组织、卫生组织以及那个绿色和平组织目前还无暇顾及这片“埃土”……

    调侃归调侃，牢骚归牢骚，可是要把一座工厂搬迁谈何容易？又要找地皮，又要建厂房，这要投资多少钱？再说如今办成一件事，即使是一件不是很难办的事，也需要跑多少腿？费多少周折？耗多大精力？道道“关节”，层层“关卡”，有部外国电影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噢，《三十九级台阶》，这一级一级台阶你得一级一级地爬，爬来爬去恐怕叫你连喘气的力气也没有了……人人乱摇头。唉，咱犯得着么？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位地位和权力并不显赫的区人民代表，就是这位爱管闲事的老婆婆出面管这事了，她向区人大、城建局、环境治理部门以至市政府写了报告。

    一年之后，居民们再也听不到那轰鸣的机器声了，再也不发愁睡不好觉了，连空气的颗粒都变得饱满而莹晶，呼吸爽润。

    这是谁操的心，人们不知道。这并不重要。

    当你再去走访一下当地的居民，他们会由衷地对你说：还是政府关心群众疾苦、时时处处为人民着想，还是共产党好啊！

    备忘录（三）：

    通过主干道的沙沟路口有两所中学远离居住区，学生们都要骑车上学，加上工人上下班，都要横穿马路。可是沙沟路口没有红绿灯，后来安上了，但没有交通警指挥。一些司机才不管你“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往前行”哩，车到路口，一踏油门就闯过去了。尤其是到了上下班高峰，人流车流拥拥撞撞，总要出些事故。

    一天，张培英坐着三轮车到沙沟路口去“视察”了。

    她在路口观测了一上午，没顾得上吃午饭就去了交通队。提议说：“沙淘路口应当设交通警。再一个呢，你把测速的位置往路口挪一挪，司机看到了就会有所警惕，把车速放慢下来，这样既保证了大人和孩子们的安全，也减轻了你们的负担，希望你们能采纳我的建议……”

    交通队认识张培英的老同志倒是对她挺热情也着实被她的精神所感动，而一些不认识她或新调来的年轻人则私下咬耳道：

    嘿嘿，这老太婆管事管到我们警察头上来了，原以为她是来替违章肇事者求情“开后门”呢。事后听老同志垂教说：你小子知道不，她是堂堂的区人大代表，本事大着呢！

    他们果然采纳了她的建议，并照着去做了。

    当你再经过沙沟路口时，你会看到，路口一侧设立了交通岗楼和车辆检查站；路面上，车马行人各行其道，秩序井然。

    备忘录（四）：

    永定路南端不到一公里的路段上紧挨着3所小学，路面上没有分道线，也没有人行横道，各种车辆肆无忌惮地冲来窜去，有些司机甚至把这一路段当做试车的好场所，时不时发出骇人的刹车声。人们亲眼目睹过：一辆汽车跟一辆摩托车相撞，飞起的玻璃片把一个孩子的眼睛扎瞎了；还有一个孩子急着上学，被一辆卡车撞倒，造成颅骨粉碎性骨折……

    每天接送子女上学，成了家长们最头痛而又必须承受的一个负担。

    找谁反映去？

    我学校的老师反映。老师说，我们也反映了也呼吁了，可人家说老师么只管教好书就得了。

    找各自单位的头头反映。头头说，接送孩子么确实是个问题，但只好自行解决，至于奖金么可以考虑不扣或者少扣，别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张培英英坐不住了。

    她先后找交通局和公安局反映情况，提出两条建议：禁止在这一路段试车，挂限速标志；应在学校门口划人行横道线。

    公安部门的同志解释说：按交通规则，路上没有分道线，就不能划人行横道线，再说这划线的具体事项也不属本部门实施。

    张培英问：这线该谁划？请告诉我，我找谁去！

    她找到交通部门。不由细说，人家很明白，先给她上了一堂全面的正规的详尽而细致的交通规则辅导课，而后回答是：际回去吧，我们研究研究。

    在她等待答复的那些天里，她就去指挥学生们过马路，有时干脆站在马路中间冒着危险拦车挡驾，迫使司机减慢车速，并向司机晓以利害。有的司机探出车门吼一声：老太婆你疯啦！找死吗？她盯着司机说：是你疯啦！我要怕死就不敢拦你这匹野马了！

    她等不下去了，就又向区政府写出提案。

    不久，有关部门采纳了她的意见，下令禁止在该路段试车，并安装了测速装置。

    消息传开，老师、学生和家长一片欢呼！

    一天，一辆交通车开到医科院，车上走下一位交通部门的负责同志，将有关张培英提案的答复交给她过目（这是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制定的一项措施：凡是人民代表和群众向政府各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都要责成有关部门给予答复）。

    张培英看到一张表格的其中一栏里写道：因马路不够宽度，目前没划分道线，按规定应先划分道线再划人行横道线。

    她似乎看出了这字里行间潜藏着另一种意思：此事将陷入相互“踢皮球”或“马拉松”的困境。

    她不肯在表格的“提案人签字”一栏里签字。

    她又将那个被卡车撞伤头骨的孩子至今仍戴着头盔的事例向对方讲了一遍，她说：“假如要是我们自己的孩子遇到这样的悲剧，又该怎样呢？”

    一条来之不易的人行横道线，终于在有关部门的充分理解并联台采取有力措施后，明亮而醒目地划在了这段路面上。

    那天，不少家长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张培英当区人民代选10年间，共提出建议和提案102件。

    只要能尽快落实的，她都不辞辛劳竭尽全力去跑去办，从不考虑自己的面子、得失。有时她也深深感到有许多事情自己管不了，因为每回都遇到一个很难逾越的“障碍”——权限。

    有人感慨系之，私下议论说：就张培英提出的建议和提案，都不是什么高精尖科技领域的攻关课题，而只是一些在大家眼皮了底下蹭来蹭去、却又是群众长期呼吁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事儿，为什么她敢秉笔直抒，而我们却不敢呢？因为我们太慑于权限太慑于权力了，一句话：怕丢官！

    也有人好心好意地劝她：老张啊，我们真是实在替你惋惜，你要不是残废，就凭你这般热忱这般痴心和你这满脑瓜子智慧，你一定会在科技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可是，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你和你所拥有的权力太渺小了，你顶破天不就是个小小的区人大代表么？在长安大街上那奔流不息的小轿车里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比你的“头”大。可你怎么老写这么多提案出难题？你没见召开人大会议的时候，代表们纷纷举手，而你呢，总是提意见多举手少，你这样不就把上面的和左右的人得罪啦？到时候人家把你撸了你还在鼓里蒙着呢，甚至人家给你制造点“卡脖子旱”还会嘲笑你对权力太“渴”了！

    这叫一个“小小的区人大代表”怎么回答呢？

    类似的忠告和关心的话她听过不少。她一直都羡慕那些曾是自己的同行和他们取得的一项项填补国内空白、领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甚至做梦都在祷告上苍：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愿意为探索一切未知终身服役！——但这对于她来说显然只是一个荒凉的美梦。然而，自从投身社会，她就发现自己太渺小了，社会的学问，现实的民情世事，看似平凡，却比任何书本知识还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只要你不愿被这门“学问”淹没掉、吞噬掉，而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探索它、创造它，进而推动它前进，这时感到渺小的你就不会嘲笑自己的渺小了，那么你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的解释也就简单到了两个字：服务。

    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忌讳的了。

    所以她说：要是我不称职就撸了我，这没啥情面可顾的。人民代表不为人民说话、办事，还算什么人民代表？我相信我这样做是为党好，我相信党和政府会理解、支持我这样做的。

    她相信，一个对社会对群众有益的思考和建议，如果能付诸于实施，为社会为群众带来福音，那么，这正是我们的权力的全部意义所在，纵使其位卑微也弥足珍贵。

    2.人格比权力更有魅力

    出医科院西门，沿马路向北走100来米，路西边有一座临街小院，门前挂一块木匾：万寿路少年之家。同时它又是万寿路地区校外教育办公室。

    走进院内，端见草木葱茏，花团锦簇，红红绿绿地环绕着一间间活动室，显得这般清新、优雅而富有生机。

    谁能想到，身为医科院校外辅导站站长的张培英，竟为这座少年之家奉献了多少心血，以至于少年之家负责人兼校外教育办公室主任冯志忠和少年之家老师尤秀琴，一说起张培英，都抑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簌簌地落泪：

    “老张她不仅把医科院上千名孩子全当做自己的孩子，而且也是我们万寿路地区两万名孩子共同的母亲……”

    （在张培英遗体交接仪式上，确实有一只花圈的缎带上赫然落款——万寿路地区两万名孩子敬献。）万寿路少年之家是1979年成立的，而真正挂出牌子是1984年春天。

    当时，有关领导找冯志忠谈话：上级一再强调，教育要校内校外并举，任务光荣而艰巨。所以，区里抽调几位老师给你，从即日起校外教育办公室和少年之家就算成立了。

    冯志忠问：地点设在哪儿？

    领导说：地点给你们找好了，在五一小学借了两间房，先住着吧，艰苦创业嘛，慢慢就会好起来的。

    刚刚30出头的冯志忠凭着充沛的精力和勃勃雄心走马上任了。

    两间房子既是办公室又是卧室。他满怀信心地对老师们说：

    不要太自卑嘛，有办公有睡觉的地方这就不赖了。请相信，我们这行当虽被谑称为“校外教育小夜曲”，但很快就会用我们的双手谱出新的“大调”。

    开张那天，五一小学门前赫然贴出“少年之家成立及活动安排”的告示。冯志忠和老师们还向各学校、街道和单位发通知，欢迎中小学生踊跃报名参加活动。

    谁知，这一宣传不得了，纷纷前来报名的学生应接不暇，每周末参加活动的人数逾千，然而，却没有一处室内活动场所。

    冯志忠和老师们着实犯愁了：

    舞蹈班的学生天天在坑坑洼洼的“黄土地”上学跳舞，美术班的学生只好对着马路对面的服装店、小吃部练写生……寒冬腊月也是如此。

    冯志忠怀着激动难抑的心情向有关领导报告工作，并提出筹建活动室的要求。领导对他积极开展工作的热情和效果给予极高的表扬和肯定，至于建活动室的问题，领导皱了皱眉头说：

    这样吧，你正式打个报告吧。

    他很快把报告打了上去，也很快得到了答复：等一等吧，教育经费太困难，拿不出这笔钱盖房子。

    像扔进肚里一块石头，让他久久消化不了。

    于是，对房子的渴望，成了少年之家的老师、学生和学生家长们一个“广而告之”的想念，以至于有的学美术的学生拿着兴建的一幢幢大宾馆写生画交老师审阅，画面的右下角画的是《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的模样，并给他填写了新的唱词：早也盼，晚也盼，只盼少年之家快把房子建……

    在一次召开的校外教育工作会议上，冯志忠向与会者道出了自己的苦衷：“要说建房子，我和老师们做梦都想，可您知道上级每年拨给我们的活动经费是多少吗？1500块钱。说句丑话，这点钱别说开展活动，还不够付水电费……”

    这番话让参加会议的张培英听见了，她心里怪不好受，也显得有些激动地站起来，向大家呼吁说：“校外教育是我们大家的事情，现在不是提倡智育攒资么，我看这是一项最好也最行之有效的投资，请各单位都伸出援助之手，扶植一把，资助一点经费吧……”

    会后，她找冯志忠和老师们详细了解了少年之家的基本情况，当晚就以区人大代表的身分，向区政府写了提案。

    冯志忠和一些老师不免疑虑地问：“老张，你这提案上级能批吗？我们不知呼吁、反映多少次了，不顶用啊！我们也懒得喊了，懒得做这‘无效劳动’啦……”

    张培英说：“试试吧。”

    数日后的一天上午，冯志忠捧着一份上级的批文，激动得两眼滚着泪花向张培英报喜来了：“老张老张……批了……批了……建房提案批下来了！老张您这一招可真灵！”

    张培英也着实高兴：“既然批下来了，那就赶快建房子吧。能盖多少间？”

    冯志忠说：“能盖4间活动室。这就很不错啦！真是谢天谢地，不，首先得谢您老张啊！”

    张培英连连摆手，笑道：“谢我？错了，应该感谢你们，感谢政府。”

    4间活动室很快破土动工了。

    谁知，等房子盖到一大半，经费不够了，差1万多块钱。施工现场一下子变得冷清下来，看样子是要搁下了。

    “搁下不是个事啊……”张培英急了，带着冯志忠跑到负责施工的基建工程兵某单位求援，三番五次，诉尽神圣忧思。

    施工单位领导深受感动之下终于决定：免收你们1万元！

    一位队长领着人马来了，张培英忙着给他们倒茶、递荼。队长私下问冯志忠：“这位残废老太太是你们什么官？”冯志忠说：

    “她不是我们领导，她是义务为我们求人帮忙的，就连这茶这烟都是她用自己的钱买来的。”

    队长愣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转身攀上脚手架，指挥大家加油干。

    当又见到张培英时，队长握住她那残手看了看，说：“张大妈，冲着您老这份热心肠，没有钱我们也要把房子保质保量盖好！”

    1984年秋，4间活动室盖起来了，学生们从此有了校外活动场所。

    紧跟着又一个问题来了。

    一天，张培英应少年之家的老师们特邀，来观摩舞蹈班排演的《欢乐的小天鹅》和《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舞蹈，当她看到老师和孩子们在冰冷的房子里学习和活动，实在太苦了，就问冯志忠：“为什么这时候了还不给安暖气？”

    冯志忠面泛难色，似有很多话憋在肚子里吐不出。

    其实很简单，与少年之家仅隔一道墙的校工楼就有暖气，只要接过来就行了。但是少年之家的老师时常只好对那隔着的“一道墙”望而兴叹。因为没有这笔钱。

    为了这笔钱，张培英一次次地写报告，一次次地去踏有关部门的门槛，最后总算解决了。

    接着又是一个问题。

    每周有上千名学生来少年之家活动，可是少年之家没有厕所。这个问题反映到上边，上边说：少年之家外边不是有公共厕所吗？让孩子们去公共厕所不就解决了？就这样吧，不要再为这些小事向上叫苦、伸手了。

    孩子们一下课就争着抢着去马路边的公共厕所解手，绊倒的、尿裤子的事时有发生。

    张培英又看不下去了，又写报告，又找领导了。

    这样，上边终于反感了，传话给冯志忠：“你们搞教育条件差我们知道并且同情，可也别老用一位人大代表来压我们，整天在房子问题上做文章，还有完没完呀？啊？”

    也有的老师对张培英说：“老张啊，您以后别再替我们打报告了，这样把上边得罪了，我们的日子会更不好过，看到您跑得这么苦这么累，我们心里头也不是个滋味啊……”

    张培英说：“怎么，人民代表就只配戴个牌牌吗？要是那样，人民代表也就太廉价了，我也太对不住这个称号了，我宁愿不要！”

    结局是，张培英的提案全部如愿以偿。

    至于厕所问题解决后又出现下水道堵塞，致使粪便污水漫了满屋满地的问题，张培英也就用不着再写报告再向上反映再去踏门槛了，她亲自领着医科院的工人来了。工人们一口茶不喝，一支烟没抽，二话不说就干活。工人们说：“我们都是冲着老张的面子来的，没说的！”

    现在，少年之家拥有整整7间活动室，办起了50多个辅导班和兴趣小组，在北京市少年之家和校外教育工作评比中名列前茅。

    如今已40开外的冯志忠脑门上刻出的“抬头纹”像稿纸上的格子记载着10多年来艰苦创业的生动纪实——

    你知道后来这几间房子是怎么建起来的吗？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是老张带着我们磨破脚板、磨硬脸皮要来的钱盖起来的老张是很会抓住时机做宣传鼓动工作的。每逢她去参加个什么会，总要利用会间或会尾向一些单位的领导介绍我们少年之家开办各种辅导班的情况，并欢迎他们前去参观，邀举他们的子女报名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辅导班，然后恳请人家出点“血”——资助我们一点钱。凡是召开校外教育工作会议，老张总是在会上磨破嘴皮子地呼吁大家关心、扶植“希望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只要有一丝希望，她就带我们去挨门挨户地要。

    搞到了一些钱，我们就想给老师盖间办公室。可一想到盖办公室，就又想到还有一部分孩子仍在室外活动的情景，就叉决定还是先盖活动室。我们把这个想法跟老张说了，她很赞成。

    可是我们犯愁钱不够。老张说：“钱不够，我们再去跑些单位吧，看能不能再要来一些。”

    就这样，老张领着我们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跑啊跑啊，走在繁华的大街上，看着高大气派的楼群拔地而起，看着豪华高级的轿车从身边闪闪而过，真是让人感慨……说句寒心的话，当我们看到自己、看到老张那跛跛颠颠的身影和她在人面前恳求的样子，像个四处讨饭的老婆婆，我们的心阵阵发疼……

    一天傍晚，老张笑嘻嘻地把一个纸包给了我们，说：“这一天没有白跑。总算搞到一点钱。”

    打开一看，是一沓子钱，整整1000块。

    我们又惊又喜，那样子简直像盼到了一个丰盛的晚餐。

    我问：“老张，这钱是哪个单位资助的？”

    老张说：“别管是哪个单位资助的，能多要一点就解决一点困难么，快收下吧！”

    我说：“得记下来，好给人家开收据、等开会的时候也好张榜公布。”

    老张支支吾吾半天才说：“是……是一位个体户捐的，他不愿告诉自己的姓名。”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甘愿做无名英雄者不乏其人，但老张这番举动不能不让人感到蹊跷。我们分析这位所谓的“个体户”就是老张自己。

    我说：“老张，您到处求到处要，我们就够感激的了，我们……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收你这钱……”

    见看出了破绽，老张只好说：“收下吧，钱不多，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很多老师流着泪围过来了，七嘴八舌地劝说：老张啊，不是我们不领您的情，也不是我们不理解您的心，只是您太苦了自个儿了……

    老张放下钱走了，样子很倔。

    我说：“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

    老师们也说：“这钱得给她退回去！”

    第二天，我和尤老师就悄悄把钱送到她家里。她很快又把钱送来了，扔下话说：“这钱不是给你们哪个人的，是让你们给孩子们办事业的！”

    话音落地，字字有声。

    看来这钱是不能直接退还给她了，我们不愿伤了她这样一位虔诚而倔强的老婆婆的一片真情。我们只好把钱送到医科院党委办公室，让组织上转交给她。

    可谁知，她还是把钱送来了，说：“你们搞到‘大户’啦？瞧不上我捐的这点小钱了是不是？可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把我当外人，就一定要收下……”

    话说到这份上，钱是无法再送了。

    我们坐下来商议，如何支配和使用这笔钱。经过一番讨论，景后拿出了一个最佳方案：用老张捐的这笔钱，设立一个“培英奖”活动基金，以资奖励那些在校外活动中做出显著成绩的中小学生。

    像我们的美术组每年都有作品在区、市、全国参展，以至参加世界画展，都有获奖的；还有音乐班、舞蹈班等等，只要有获奖的孩子，我们都召开颁奖大会。“培英奖”在学生中是很有影响的，孩子们拿到这些奖品，都感到很自豪，很荣幸，都激动得流着泪赞美自己的张阿姨，张奶奶……

    3.全凭这颗心

    一棵小草，一粒石子，一滴水……只要被人所珍视，它们也就得到了一种新的属性——一棵小草就代表了一种情操，一粒石子就展示了一种气节，一滴水就象征着一种深沉与博大的境界——所有没有思维的物质仿佛都富有了人的灵性与神韵。

    少年之“家”真正盖起来之后，张培英和老师们一起设计庭院内的景点布局。每逢植树节，她四处打听，询问哪单位有没有淘汰下来的树啊草啊，一听说有，她马上揽下，带领老师和学生们去挖去刨。如今少年之家院子里植有国槐、雪松、侧柏、黄杨、柿子树、山里红等树木和花卉，生长得蓬蓬实实，一派盎然！

    张培英曾提出：在少年之家，什么植物都应该种植一些，要让孩子们在散步和观赏时也能长知识，从而热爱大自然。

    “老张有一句至理明言：要像精心栽培树苗一样，把生的希望给孩子们留得宽宽的，因为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在两棵小枣树前，尤秀琴老师两眼噙着泪水呜咽着说——

    去年夏天的一个上午，天下着小雨，老张突然来电话说：

    “尤老师，我弄到了两棵枣树，你们快来挖吧。”

    当时我们正在开会。我对她说，等一会儿我们就去。

    等散了会，我们找来车子带着工具去了医科院。老远就看见老张正用她那十指九断的手抱着铁锹挖树，浑身浆成了泥人。

    我们跑过去拦住她，不让她再挖了。

    我说：“老张您身体不好，手又不能握东西，您赶快回去吧，别淋坏子身子，让我们来挖吧……”

    她说：“趁雨天挖出来，多带些老土，虽不是栽树时节也能栽活。”

    我说：“就凭老张您这热肝热胆热心肠，就是再难栽活的树也能栽活！”

    今年夏天，两棵枣树竞相开花，飘出淡淡的幽香；如今又一天天地挂果压枝；可是，老张她却没能看到，没能尝一个脆生生的红枣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人都说枣树难栽活，又不是植树季节栽下的，可它们竟奇迹般地活了，并结出了累累甜果。老师们说，是老张给了这枣树以灵性！

    岂止是两棵枣树？我们这院大铁门上另开的小铁门，是老张领着工人师傅来做的；这会计室的防护窗，是老张自个花钱买钢筋给安的；这美术室的绘画展板和木刻材料，是老张从医科院木工房的废料堆里拣来的；连这存放劳动工具与农药的柜子，也是老张从自己家里搬来的……

    少年之家的老师们似乎对他们所倾心的“王国”崭露出的这点规模，这点气派，这点壮观，深感欣慰了。

    似乎过惯了“紧日子”，而对时下某种奢侈、享乐风潮引起稍稍的醋意，他们马上自珍自慰地品味、咀嚼少年之家的“当初”来，也就自然体恤到一番惬意：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你随便翻一翻大都市的哪个皱褶，都能发现一大堆乐趣，这时你才蓦地感到你的乐趣只有也只能在你供奉的这个“王国”里而不愿也不忍心“跳槽”去撷取别的乐趣，尽管你显得有点清高，有点尊大，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

    这么多年了，十几位老师和职工没有食堂，每天带着干粮来七班，中午吃饭就来个“大家烩”；午休也没个地方休息，就各自趴在各自的办公桌上打个盹；教舞蹈的老师上完课，一身汗泥没处洗没处换，只好回家“自行解决”……他们似乎都认为，宁愿苦一些，累一些，也不轻易张扬，更不想再让一位残废的老婆婆为他们奔波呼喊。所以一开会，冯志忠总步不了把那个“关于过紧日子的问题”不厌其烦地常讲常新地“兜售”一番，让大家感受“艰苦创业的重要性以及它在少年之家所具有的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说，我们是富有的，因为我们有两万名孩子。他说，我们是紫皮子萝卜心里美。他说，姑娘小伙儿们，愿意过紧日子的就留下，吃不了苦的就另谋生路吧。

    话是庄衷的，却掩饰着一个灰色的幽默。

    大家都理解这话里的意蕴，极有点“潦倒秀才不言贫”的境界。

    然而，大家中午啃冷馒头的事被张培英看在眼里、挂在心上，她对冯志忠说：“前几年大家都忙着建这个‘家’，现在也算初具规模了，眼下是谚解决解决老师们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了。得尽快给大家解决中午吃饭问题，还有洗澡问题。这样长期吃干的冷的会闹出毛病来的。”

    冯志忠和老师们一听，连忙说：老张老张，您不要过意不去，我们这样很好、很好，您千万别、别再写提案了……

    张培英似乎明白了什么，笑笑：“啊，写提案有人不欢迎是不是？上边有反映了是不是？不欢迎也罢，有反映也罢，该写的我还是要写，我是人民代表么，应尽这个责任，也有这个权利。”

    冯志忠说：“老张您别多心，我们不是这个意思，生活中一点点小困难不足挂齿，我们能克服。党中央不是一再提倡过紧日子吗？我们坚决响应，从我做起。”

    张培英说：“是啊，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应当提倡过紧日子。要是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能过紧日子，从我做起，那该多好！”

    她没有再写提案等上级批复，只是向医科院领导作了一个口头反映，院领导当即拍板：老师的困难我们包了！

    于是张培英很快给少年之家的老师和职工办理了洗澡证，又领他们到医科院食堂买了就餐券。尽管食堂就餐人员比较多，老师们也可以像医科院的人员一样每人每月买30斤饭票、24块钱的菜金。

    当得知有些老师菜金不够吃，到了月底就只能干啃馒头，她先拿出自家的菜票给他们以应急，然后去找食堂负责同志商量。

    她说：“咱帮人可得帮彻底呀，现在的菜贵，吃一个菜就得一块多钱，他们每人每月24块钱菜金，当然就不够吃了，只好买成菜就饭。我知道，食堂就餐人员多，有一定的困难，但咱们能不能尽量考虑一下，让他们多买一些菜金？他们辅导那么多学生，活动量大，体力消耗也大，尽量帮他们解决一下吃菜问题吧……”

    声音是和蔼的、平近的，同志似的，没有丝毫的卖弄、做作和打官腔。

    食堂负责人说：“老张，通知他们来买菜金吧。”

    “……万万没想到，当我们刚买回来菜金的第二天，就听说老张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讲台上，竟没有来得及和我们告别一声……”

    冯志忠讲着讲着，眼圈又红了，哽咽着说：“当噩耗传到少年之家，老师和学生们都不相信这是真的，纷纷跑向医院，都哭着要见她一面。我们把去外地参加夏令营的活动都停了，决定派老师和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为她守灵。由孩子们发起，号召全地区两万多名少先队员每人捐2分钱制做一个大花篮，献给敬爱的张奶奶。现在，我们又作出一项决定，将老张提议搞起来的而她却没能看到的中学生篮球赛定为‘培英杯’，每年搞下去，以此来纪念张培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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