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张后面有老王

    “我家生活过得还可以。”——凡是有这种谦辞而又充溢着自豪感的家庭，都值得我们去瞻仰一番。

    在这些家庭里，文明和富裕的象征是“三大件”：彩电、冰箱、组合音响。这些物什或者像圣物般地占据着最高贵的空间，或者如同珍视的艺术品摆在最引人注目的区域。当热情的主人向你介绍“三大件”的级别和档次的时候，这些物什就被美妙而神奇地异化了，精神价值便大大超越了使用价值。它们仿佛是挂在主人胸膛上的富裕的徽章，闪烁着时代节奏的光彩。

    然而，凡是到过张培英家的人，没有谁会相信，这就是一位副教授和一位助理研究员以及他们的子女共同生活的空间：

    一套两大间一小间（其实比营职住房面积大不出哪去）的住室里，除了一台20英时的彩电（此彩电别有一番来历，这是后活）和一台单开门的冰箱，全屋再也找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

    几件旧家具说不清是啥年月的，一只老旧不堪的沙发，往上一坐就陷进去且吱吱唧唧直叫，上面的皮革罩裂着一道道口子，被主人极怜悯地用胶布糊上了一层层补丁，看上去像个受伤的士兵……

    再看看张培英睡的那张床吧；掀开破白布床单和褥子，下面是个草垫子；铺在枕头上的白毛巾，缝缀着人大小小7块补丁；一床旧军被已经盖了15年……

    啊，日子过得这么清寒？就是刚解放放进城那阵子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嘛！

    “这并不说明我家穷，论我们的收入蛮可以生活得不错的……”

    王述言端一杯清茶放在我面前的凳子上，飘出的淡淡馨香沁人心脾。他则捧起他那只缺了把的紫砂茅壶，滋滋有味地对着壶嘴呷着，神情显得飘逸、恬淡，有那么点仙风道骨。他面容清癯，一顶头发白个彻底，看上去年虽老而不衰，依稀透着中原汉子的豪爽秉性，却没有一点学究味；一身旧军装得体而整洁，让人想到他年轻时的潇洒气度……

    像许多做丈夫的一样，王述言每月领回工资都要如数交给“内当家”的。

    从贺兰山回来时，他抽烟很凶，一天一包不够，就得厚着脸皮向张培英要钱买烟，张培英就数叨开了：“你这烟能不能少抽或者不抽？要是抽包烟能长二两肉，我天天给你买烟抽。”样子既吝啬又温厚。

    “好吧，抽了这包烟，以后就再也不抽了。”他暗暗下决心尽量少抽，一支烟分三次抽，免得要钱时多受数明。心想，烟可以少抽，生活上多改善改善也不赖。

    可是，十天半月碗里不见腥荤，孩子见人家炖鸡炖肉的，就眼巴巴的，这使王述言心里怪不是个滋味，于是就向张培英建议道：“我说当家的，咱们是不是也该动顿荤了？我和孩子都馋了。”

    张培英点点头，说：“好吧，今儿就改善改善。”

    她去肉店里买回几斤排骨。

    炖好了，她不吃，让丈夫和孩子吃。等大家吃完了，她又和往常一样，拣起桌上的骨头重新啃啃；见碗里有一点油星，她倒点水涮涮也要把它喝下去；已经是几天的剩饭了，她也不愿倒掉，又热热把它吃下去。

    看到这情景，王述言就说她：“我说你就不怕拉肚子？锅里给你留的有，你不吃，偏要拣我们吃剩下的，你这是……”

    她笑笑说：“我这个人胃口挺好。吃啥都香甜。”

    春节，这是中国人最隆重的消费节。辛劳了一年，积攒了一年，都希冀着这一天的到来——在这一天里，家家户户都准备好了年货，女孩子穿花衣，男孩子放鞭炮，热热闹闹一派喜兴。

    可是，这一家却显得冷冷清清，一点过节的影子也没有。

    张培英一天到晚在辅导站忙碌，好像把这个家给忘了。

    王述言翻箱倒柜去找钱，也不知道老伴把钱藏哪儿去了。他想找点钱把年货办了，因为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随便给闺女买件花布衫，给儿子买挂鞭炮放，再换几张一块头的新票子给俩孩子做压岁钱。总之，他想，一定要把这年过得像个样子。

    几乎把屋里有可能藏钱的地方全找遍了，也没找出钱来。他急得团团转，对闺女说：“星宇，快把你妈叫回来！”

    星宇出去不多会儿便跑回来报告说：“爸，我妈不在辅导站，听人说地上街去了。”

    “大概她去办年货了，唔，这很好。”王述言乐呵呵地点点头，又对闺女说，“星宇，快去大门口接你妈，她掂东西不方便。”

    星宇刚转身出门，正与妈妈撞个满怀。只见妈妈胳膊上提着一网兜食品和一包书籍，笑盈盈地出现在全家人面前。

    王述言和孩子甚是高兴，说这位当妈的总算没把过年的事给忘了。

    星宇和星际上去抓东西，瞧瞧妈妈给大家采购些啥好吃的好玩的，却被妈一把拦住。

    “这是给上工读学校的一个女孩子买的，她爹妈不要她了。过节了，我得去看看这孩子。”

    王述言问：“那这节咱们家还过不过啦？”

    “过呀，当然要过呀！”张培英从兜里倒出一把碎票子，“这大概还有20多块哩，足够买只鸡打几斤肉的。”

    这一家的春节就这样打发了。

    工述言越来越发现，张培英这位家庭主妇很难胜任了，光外头的事就忙得她整日身不待闲，并且维持家庭正常生活的薪水也时常出现“赤字”。

    他发现这种现象很有趣：紧巴着过赶上赤字，还没敢松动一下却又被赤宇赶上。

    “看来这个财政大权不能让你全拿着。”他跟老伴商议说，“起吗咱得积攒三口棺材钱：我家有老母和一位老叔子，你家还有一位伯母，他们年事已高，咱们不能空手去行孝。另外，你那个后妈和伯母家的子女要读书，咱得接济他们一些；还有你和我的几位老战友，他们打成右派后生活困顿，咱不能看着不管。这样吧，你的钱随你支配，我的钱用来顾家。咱们能节余一些就节余一些，以备后用……”

    听了丈夫的话，张培英流泪了。她啜泣着说：“老王，以后咱这个家全靠你啦……”

    这些年，她在外面奔波忙碌，像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进家门顿时散了架，毕竟是“一等残废”啊。买菜、买米、做饭、洗衣，全落在丈夫身上。一个男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两个孩子，快一把岁数的人啦，还常常带着老花镜飞针走线，就连她那厚达半寸的补丁袜子、用破床单缝制的背心，都出自男人的那双手，甚至连床下、柜橱里和阳台上大大小小坛罐里供全家人常年吃的成某，也都是男人的杰作。男人和女人，父亲和母亲，在这个家庭里的角色移位了……

    人都说，老张后面有老王。这话说得真切，实在。连张培英也说：“是老伴把我解放出来了，家里有他驾辕。”她内心深处时时感到：作为妻子，我欠他的太多啦……

    那年唐山大地震，王述言正在济南搞全军防化训练班，听说地震也威胁着北京，他就请了两天假，十万火急地赶回来了。

    进家一看，屋里像遭了劫似的，掉头去找人，见张培英正忙着往防震棚里安置一群孩子。张培英告诉他：家里一切都还好，只是把他积攒的几百块钱和一些被褥衣服捐给了灾区。

    王述言点点头：捐就捐吧。

    一种崇高、悲壮与苍凉把男人的心绪搞得沉甸甸的。在萧萧落木中，他感到太阳晒热着血液。

    从此后，他彻底戒了烟。

    剥掉笼罩在那层历史上的政治乌云，去还原生活本身的情致与生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被称为构成社会的“细胞”里所蕴存着的一种原始的纯朴而自然的情缘，它是那样亲切而辉煌地唤起人们对一种传统美德的温故与景仰！近而我们又看到一个女性那种超越于苦难之上、充溢于天地之间的似乎永远无法用理性去论证去定义去涵盖的神圣母爱！她在用一颗永远醒着的微笑的灵魂凝聚成一颗沉甸甸的砝码，去掂量我们的民族，去掂量历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但也请我们记住：在一个大写的女人的后面，站着一个大写的男人！

    2.为“母亲”减轻些痛苦吧

    再也没有比抚摸母亲的伤疤更令人痛苦的事情了。

    那是一部反映革命老区人民生活现状的录像片，三总部迅速组织机关干部和部队指战员观看，要求大家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关心和支援老区建设，帮助他们尽快脱贫。

    80年代，我国最辉煌的两件事，第一是改革，第二是脱贫。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率先富起来了，可是我们的老区还很穷，还很落后：干旱、高寒、地方病、交通闭塞……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有数字表明，这样的“老、少、边、穷”地区，拥有1000多万人口，640个县，总面积400万平方公里，就这样支离破碎地贴在祖国母亲的躯体上，如同补丁，如同伤疤……

    但是，为了安慰母亲，我们必须忍受这个痛苦的事实。

    张培英看完录像回到家里，问老伴：“你去看录像了吗？”

    王述言说：“看了……”

    张培英说，“触目惊心啊！”

    王述言说：“浊目惊心！”

    张培英说：“这么多贫困县，人年均收入还不到100元，老少三代睡一个炕、盖一条被子……”

    王述言说：“国之大，人之多，真正摆脱贫困绝非朝夕之功。”

    张培英说：“改革近10年了，看看沿海和一些大中城市，令人欢欣鼓舞，再看看这些老区，又叫人忧心忡忡，悬殊太大了……老王，你说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老区人民为我们的共和国作出过巨大牺牲的呀！我们不能看着他们不管……”

    王述言说：“不能说没管，国家不是每年往这些地区拨了大批的财力物力吗？在按需分配暂时还是一种美好理想的时候，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恐怕就是最合理的分配原则了。至于两极分化，我想只要我们的政权不改变，最终会走向共同富裕的。”

    张培英长吁一口气，然后说：“既然这样，咱们就力所能及伸出援助之手，为‘母亲’减轻些痛苦吧。”

    王述言立刻明白了，说：“好吧，柜子里还有一床被子和我的一件军大衣，就交上吧。别的，恐怕你我也无法‘慷慨’了……”

    熟悉张培英的人都晓得，她克俭成习，自供菲薄，那种清贫寡淡的生活对她来说好像是应该的，但只要她认为慷慨的时候，她是极其慷慨的——

    她曾经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将一沓700元现金送到太平路中学校长手里，校长觉得这是现金，要是单位捐款是给支票的，于是就说：“这钱是你老张的，我们不能收。”她说：“钱不多，但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代表我慰问一下那些辛辛苦苦栽桃培李的园丁们。”

    她曾经为附近3所学校和少年之家各捐款1000元；当听说书店发行《少年文库》丛书，每套85元，她一下买了10套，又拿出900元买来体育器材，分赠给本地区各中小学校。

    要不是云南电视台的同志来医科院采访、感谢她，人们才知道她为云南地震灾区捐了1000元。她去邮局汇款时，不愿在“汇款人姓名”一栏里写名字，营业员不同意，说：“这不符合要求，要是万一出了差错，我们也好查询通知你。”她说：“不会的，我相信你们不会出差错。”营业员态度很坚决。她只好填上自己的名字。

    在辅导站做临时工的田军芳，家中遭了灾，马秀兰向张培英提议能否向领导反映一下，救济小田一些款物，她记在了心上，回家让老伴送给田军芳500块钱。

    还有买国库券，她每次都买得很多，她说：“国家有困难，能多买一些就多买一些吧。”

    还有向亚运会、社会福利事业和残疾人协会捐款，她一出手就是几百元、上千元……

    现在，你手里再也拿不出更多的积攒，家里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还怎么“慷慨”呢？

    王述言翻出一沓子还透着很好闻的油墨味的国库券，说：

    “前些日你要是不买这么多，现在不就排上用场了？还是蛮可以拿得出手的。”

    张培英说：“就交这床被子和这件军大衣吧。”

    不欠，她把出席全国“自强模范”表彰会发的200元奖金和一床毛毯全上缴了。

    辅导站的马秀兰（现任辅导站站长）很感慨地对她说：“老张啊，你除了还剩下这副残缺的躯体以外，你什么都交出去了，你没听见人家怎么议论你的吧？说中国这么大，需要救济的人这么多，你救济得过来吗？说你每月那点钱还没有大街上看车的修鞋的摊煎饼的烤白薯的挣得多。人家对你捐钱捐物的事看不上眼呀，还说你何苦呢，是不是太傻气了？”

    张培英听了，淡淡一笑：“我的这点钱是救济不过来，但这并不重要。要是大家都给自己的心加点温，特别是我们的干部，都拿出点做公仆的样子，对公民多倾注些感情，到时候需要救济的人也就不多了。”

    张培英在她生命最后时刻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发言：

    “……我知道，靠工资生活攒上百、上千元钱确实不容易，可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一些地区还很落后，人民群众还很贫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教育事业都需要钱。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个人生活简朴些，我心里反而感到更充实。”

    这也许是她一生克俭成习所崇尚的信条了；这也许是当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她依然贪恋着清贫的原因了；在这简单而朴实的话语中，蕴藏着这个女性超越自我的必然的全部因素，如同最微小的细胞基因能够决定一个庞大的生命的躯体——在这庞大的生命的躯体里蕴含着的不正是对富绰和满足更深远更热烈更执著的追求吗？

    3.终于读懂母亲这部书

    1983年，王星宇从首都医学院毕业，已经分配到宣武医院工作了，还整天穿着妈妈的旧军装，垮垮拉拉的没有一点线条。

    “哎呀，星字，你怎么老是这样‘山河未改，面貌依旧’？”

    热心的伙伴挑鼻子挑眼最拿手，一扎堆儿总免不了“刮”她一通。“星宇，你爸妈也真是太抠门了，把个‘十八变’的大姑娘抠得‘一成不变’！啧啧赜，看你这从上到下一身老油绿，像个退役的傻大兵，照这样下去恐怕谈对象就是个问题……”

    是啊，二十好几的姑娘家，“对象问题”是个最敏感也最令人倾注的“热点”了。

    性格内向、腼腆的星宇平日不爱言语，只憨憨一笑。

    等她换上白大褂出现在大家面前时，身高一米七0的个头儿无论往哪一站，亭亭玉立，看上去“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伙伴们又拿她“评头论足”逗乐子——

    “哎哟哟，美丽的天使！你总不能一天到晚、上下班、挤公共汽车都穿着白大褂吧？你总不能穿着白大褂去跟男朋友约会吧？”

    “生活把人生设计的权利交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就有权掌握、支配、享受这个权利嘛！星宇你莫要徬徨，莫要犹豫，‘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勇敢地抓住这个权利吧！”

    “李白诗曰：云想衣裳花想容。罗曼·罗兰说：爱美是人类的天性。毛主席老人家也曾即兴泼墨，笔走龙蛇道：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噢，星宇，大概你爸妈太保守了，不允许你打扮，那么我们给你打扮起来，咋样？”

    星宇不言语，只是憨憨地笑。这笑本身也许就是对自己形成的美学观的一种表述；你可以以外表的美丽来评论一朵鲜花或一只蝴蝶，但你无法用外表来论证一个人。奢侈是丑的，简朴是美的，品行才是一个人的守护神。

    星宇仍穿着妈妈的旧军装——你可以联想到一种良好的承传接代的遗传基因。

    星宇找了一位大学毕业的丈夫叫文斗。如今，他们的小宝宝已经两岁。

    星宇说：没什么可表白的，女儿理解母亲。

    王星际上初中了，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衣服，人家都叫他“大花子”，他委屈地哭了，回家就向妈妈央求说：“妈，我是个男孩子，我已经长大了，给我买件新衣服穿吧……”

    张培英这个时候似乎才突然发现：儿子长大了。

    她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去军人服务社买了一套的确良军装，并叮咛儿子说：“一定要爱惜。”

    星际很满足地点点头。

    那时，两家合住一套房，两家相处得很好。那家买来一台大彩电，那家的孩子就拉星际去看。一天很晚了，星际还在那家看电视，是实况转播世界杯足球赛，争夺得很激烈。张培英就把儿子叫回来，说：“天这么晚了还看电视，会影响叔叔阿姨休息的。”

    星际老大不高兴，噘着嘴嘟囔说：“人家都有电视看了，咱家为什么不买？是买不起还是舍不得？你给辅导站买电视怎么就舍得了？”

    张培英说：“儿呀，妈不是舍不得，是我们现在还不该买。”

    星际一听，更气了：“这不该买，那不该买，妈呀，你把咱们家抠得连擦屁股纸都没有啊……”

    张培英怔怔地盯着儿子，许久说不出话来。

    在一个最仞读懂人生课本的中学生的视野里，他还不能完全理解母亲为什么对别人对其他孩子是那样的关怀备至、慷慨大方，而对家人对自己的孩子却是这般清冷寡淡、抠抠索索。就像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别家孩子的母亲是那样年轻那样好看，而自己的母亲却是这么老又这么丑。他不明白。他很苦恼。他想起柏拉图说的话：物欲会使纯净的风俗腐败。他又想起孟德斯鸠说的话：富绰正在使人类思想日趋典雅与温厚。面对母亲这部书，他迷茫了——是应该选择柏拉图，还是选择孟德斯鸠？

    儿子与母亲之间，衍生出一种说不出的隔阂。

    星际一气之下，竟宣布和母亲“断交”，几天不进家！

    解开母子之间感情“疙瘩”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做父亲的肩上。

    实施家法似乎足中国的家庭之主维护其尊严和地位的一种手段，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遗传，子不孝，父之过。

    然而，当一直潜心于业务研究的王述言得知这一事情后，并没有火冒三丈劈头盖脑地给儿子一记耳光、一顿训斥，而是写了一封长信交给儿子，详尽介绍了母亲悲欢曲折的坎坷身世。

    儿子看完信，默默地回家去了。

    做父亲的给儿子倒好洗验水，找出干净的衣服给儿子换，又做了两盘好菜端上桌让儿子吃。

    星际呜呜地抽泣着说：“你……你别这样了，我受不了……”

    乇述言心平气和地说：“老子侍候小子也应该嘛，再说都这么多年了，我也习惯了。”

    等儿子吃饱了饭，他就靠近儿子坐下来，语重心长地说：

    “星际呀，你妈妈是不求你原谅的，因为你太不理解你妈妈了，就像当初我不理解她一样。不是说我们买不起东西，也不是我们把钱存起来舍不得花。你要懂得，你妈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说你妈为什么对外对别人是那么慷慨，而对家对自己却克扣得不近情理？即使我们有积攒，你妈不那样做，你也不要有依靠思想，你大了，要自立，要像你妈妈年轻时候那样，不要依赖家庭，不要以为父母老子总欠着你什么，你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什么，这样不好。往大处说，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从养尊处优垮掉的；就一个人来说，宠纵娇惯只会变得懒惰和懦弱，长不了多少出息……”

    一席话说得儿子垂下了头，泪珠子“叭叭”往下掉。

    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王述言于1981年11月17日写好一封遗嘱交给儿子看，为的是使儿子真正理解父母和这个家庭。

    他说：“本来，我不想让你过早看到，既然写好了，让你看看也好，事先交个底吧。”

    遗嘱里写道——

    星宇、星际：

    ……父亲已是古稀之人，在我百年以后，遗体不要火葬，捐献给军医学校作解剖用，骨架作为示教模型。原因很简单：一生对党没有什么贡献，而党和人民给我报酬已过高，离开时不宜再浪费国家财物。

    身后丧事越简单越好。不开什么会，也不要浪费同志们的时间去写和读什么悼词，更不应有什么悲痛。

    生与死都是自然规律，子女可能有别离之情，我看努力工作和学习，用其所长报效祖国则是最好的告别。

    ……我和你们的母亲过惯了清淡朴素的生活，以接济他人为快事，未留下任何家产供你们继承。希望你们自强自立……

    似乎从这个时候起，年近15岁的王星际一下子成熟了，真正长大了。这天晚上，星际拿起爸爸制做的专门给妈妈挠痒的小筢子，精心细致地给妈妈挠痒，贴近妈的耳根说：“妈，原谅儿子吧，我懂了。”

    张培英一把搂住儿子说：“儿呀，这些年妈让你们跟着吃苦了，妈也时常觉得对不住你们，欠你们的太多。你能理解妈，妈比什么都高兴。”

    星际跟姐姐一样，考上了首都医学院，当他拿着入学通知书给妈看时，泪水濡温了母亲的笑容：“儿呀儿呀，你可真是帮了妈的大忙了……”

    星际在大学里读书，极少向家里伸手要钱。他靠奖学金和实习劳补费度过了大学生活。论成绩，和姐姐一样：一比一优秀。毕业后，也分配到宣武医院，在脑外科接待急诊。

    星际今年已经27岁，却苦干结婚没房子，只好把购置的一张双人床竖在家中的过厅里，自己昼夜泡在急诊室。女朋友为此很沮丧，怀疑这种关系是否还能发展下去。

    星际倒是想得很洒脱：“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存在着、它并不因为居住条件的狭窄和生活的清贫，收敛了家庭成员们自身乐观的天性，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生活情趣，那种特殊的骨肉情感、生命活力和温馨的气息滋滋润润地在这个生存空间荡漾着……

    4.感受“太阳”的温暖

    早在1982年，张培英的事迹就在总后系统传扬了。有人称她的克己奉公精神就像“地平线上的太阳”，格外亲切而温暖地照在你身边。

    一些不了解她的人曾对她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猜测：莫非她家寓千斗，具有施善奉公的雄厚经济实力？莫非她腰缠万贯，仰仗着海外关系的资助？

    于是，有人从最初的亲切而温暖的感受中镇静下来之后，开始觅思形成这个典型人物的特殊背景和原因了。

    有位志愿兵慕名来到张培英家开口就说：“张阿姨，我是感受‘太阳’温暖来的。你是活雷锋，您是大家学习的模范，我想了叉想，只好找您帮个忙了。”

    张培英说：“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你说吧。”

    “我想跟您借3000块钱。”

    “怎么，你有急事？”

    “我家急着盖房子，盖不成我就娶不上媳妇……”这位志愿兵从兜里掏出家里的来信，眉头拧成了疙瘩，“家里本来也不愿来信向我要钱的，说我刚转了志愿兵，手里也紧，可是卖的粮食、棉花硬是使不着钱，只打给几张白条子。俺娘一把鼻涕一把泪找村干部哀求，村干部说，要体谅国家困难么，现在开放搞活，处处都需要钱。又说等着吧，你那点钱不会赖帐。为了盖房子，家里把两头猪也卖了，结果除了照价拨给两袋化肥，其余的钱又打了白条子。来信还叮咛我，要是借到了钱，要我亲自回一趟，或让家里来人取，千万不能寄，寄到乡里一时半时也取不出钱，有几家正在那儿打官司呢……”

    张培英听着，眼睛注视着对方的脸，仿佛看到了那“白条子”，许久没有说话。

    历史的故事总是那么生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拿了老百姓的东西，就留下了一张白条子，由后续部队付款。当年毛泽东在湖南搞农民运动，向北洋遗老章上剑借了两万银元。50年后，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用自己的稿费向这位湖南耆旧每年还两千元，还了10年，并付了50年以来的利息，直到章老去世为止。

    然而今天的白条子却是令人悲悯以至可憎！我们早已取得了政权，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建设，我们还要给农民打白条子，情理不通啊（她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一番调查之后，作为一个提案向政府反映）！如果说这也是继承所谓传统的话，昨天的白条子值得歌颂，今天的白条子值得挨耳光！

    供养着一个大国的农民，钱一直都是他们的稀罕物。他们世世代代把鸡屁股当钱眼，可惜那钱眼太小了，小得只能满足农家女对两尺红头绳一瓶雪花膏的向往，老奶奶对半斤盐的需求，老爹爹二两白干的酒量，娃子们一块糖的馋嘴。满足之余，人们围坐在昏黄的小油灯下听老辈人讲述那个“摇钱树”的古老传说……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态。”农民是不应该缺钱的。他们一年四季用沉重的低效益的体力劳动创造出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商品，应该具有高于一切商品的价值。可是，农民除了生产粮食得到的低效益，手中又拿上了白条子——一种许诺，一种不付利息的借贷，一种对农民和他们的劳动的堂而皇之的贬斥！

    然而，对于贫困，他们并不责怪谁，他们的伟大也许就在于他们能够把贫困和一切苦难一起拌进粗瓷大碗里长年累月地去咀嚼，从而咀嚼出令世界公认的一种性格——忍辱负重。在人类所有的性格中，这是最倔强的一种，最柔韧和最刚烈的一种，因而也是最值得尊重的一种！不了解它，你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张培英然勾起了一个回忆——那个自然灾害造成全国大饥馑的年代——也就是在她烧伤前的那年春季：

    她参加防疫救灾小分队奔赴河北农村，在一个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里看到的是一锅地瓜干稀粥和排着长长的打饭队伍。当他们把自带的一点点干粮分给乡亲们时，一些社员推让着不肯接受，说：这光景也比旧社会吃树皮吃观音土强多了，你们留着吃吧，俺们乡下人苦惯了……最使她感受至深的是，小分队离开的那天，乡亲们过意不去，悄悄把一头伤残的牛宰了，炖熟后请他们去吃，门外边围满了馋嘴的孩子和吊着长长舌头随时准备扑过来叼骨头的狗，就听村干部一声不大不小的呵骂，孩子们跑了，狗也跟着跑了。村干部转过身招呼大家吃肉，可大家谁也吃不下，都端着肉往社员饭罐里倒，几位老农止住说：别这样，别这样，你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俺没啥好招待的，你们要是不吃，俺大伙儿心里过意不去呀！快吃吧，别再让俺了，俺们乡下人苦惯了……

    啊，“苦惯了”的乡下人把苦惯了的经历详尽地刻在自己的脸上：那一道道崎岖的皱纹如同深奥的象形文字，那镶嵌在皱纹里的汗莠和污垢就像标点一样分出段落和层次，无言地叙述着事实，阐述着理论，一切关于劳动、价值、分配、消费、国家、法律以及所有争论不体的问题，都可以在农民的皱纹里找到明确答案。尊重农民的皱纹吧便是尊重神圣的科学！

    眼下，面对着一个农民的儿子脸上写着的“白条子”，面对着老百姓对基本的生活状况的渴求，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了一个世纪前那个叫卡尔·马克思的科学头脑对劳苦大众的关怀和召唤。

    她出于一个老战士对新战士负责的坦率忠告说：“首先的问题是你不要以为当兵吃亏了，失掉的太多，需要弥补什么……”说到这，她马上打住了，又说，“我可以支援你一点钱，可也解决不了你家的根本问题呀。这样吧，你晚上到我家拿钱，我能给你多凑一些就多凑一些。”

    这位志愿兵说：“我代表俺全家谢谢张阿姨……请张阿姨放心，我借您的钱一定还！”

    晚上，他来到张培英家。

    当看到屋内的陈设和碗里的饭菜，他一下怔住了：来时的路上曾怀有的激动、喜悦和美好想象与眼前的真实截然造成的悬差使他感到意外，这一对戎马倥偬的军人夫妻所构成的特殊的家庭氛围更使他感到震惊，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是高级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家！

    他浏览着这屋里的一切，屏息敛气之间，仿佛一下子挨近了一座警悟执迷灵魂的磁场，他被一种磁力穿透得通体麻热，他以忏悔般的心情编造出一个逼真的谎言，说：“张阿姨，我是来告诉您，我从别人那儿借到钱了……”

    说罢，他转过身噙着泪走了。

    当首都各大报刊报道了张培英一生清贫淡泊、忘我奉献的事迹后，不少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阔绰的被时髦的名词恭称为“大哥大”的个体户们，怀着近似于朝圣的心态纷至沓来，一只只闪光照相机在这里频频按下快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电影厂的导演、编剧和摄影师也来了，对这个家庭的实况录下了真切的镜头。有人说，改革开放使公民们的钱袋正日甚一日地鼓起来，在经过贫困长久的折磨之后，人们提着空瘪的肚囊和一嘴好胃口，开始心安理得地品尝起享乐的滋味。现代文明和生活的快速变奏似乎把各种欲望从人的生命中无限制地引诱出来，轻蔑、敌视和抵御的结果往往是屈从、认同并最终投降。

    而这时居然冒出张培英这么个人物，守着大都市的诱惑毫不动容，异乎寻常地过着清贫惨淡的生活，且苦苦地把自己克扣得一贫如洗……啊，这个灵魂值得琢磨！

    每年冬贮时，她都要买两千多斤大白菜，连白菜疙瘩也舍不得扔，切切腌着吃；另腌制的两坛子豆酱，是她长年嗜好的小菜……

    一个脸盆，底子磨出了洞，就焊了焊，用胶布补一补，实在不能用了，就彻底用白铁皮换了盆底，一用就是10多年……

    一个年代己久的破衣柜里，除了几件旧军装和补了补丁的内衣、袜子（有的袜底补了一寸多厚的补丁），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物……

    女儿结婚时她部分不得掏一点钱；两岁的外孙喝辅导站的一瓶汽水她都不让；宣传部门用剩下的胶卷给地照张像，她都坚决要付钱……

    家中唯一的“高档”消费品——那台彩电，还是在她为辅导站买了电视机10年之后的1985年，由她老伴的妹夫绐了一个出国免税指标买的。就为买这台彩电，她老伴把全部的十多张存折都拿了出来，有的存折上仅有10元或5元钱，数来数去也没凑齐1000元。妹夫见状叹了口气说：“别数了，剩下的钱我垫上。”

    当新潮时装日趋更换善人们的多姿形象时，她依然穿着长年一贯制的旧军装，土里土气像从乡下走来的一位老婆婆，老伴也曾劝地：“你看都啥年月了，你也风光风光，也现代派一点。”她说：“就我这种样子，打扮个花红柳绿的好看么？就现代派了么？”……

    面对这些枚不胜举、近似行为罗列的事例，有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培英在经受了那场与火魔和死神的决斗之后，就把生命的需求和物质享受看得很轻很淡，于淡泊、无欲之中秘尝世人无法领略的崇高意趣，弃享乐如敝履，视奢侈如疽疮，对那些精心保养得白白胖胖而又成天把痛苦牢骚挂在嘴上的“肉食者”不屑一顾，因此地对清贫的惬意和对痛苦的迭观，使她在廉洁二字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似乎是一个很有高度也很有见地的结论，可是用如此高深而抽象的语言来谈论一个人的行为优长，如同板着那种司空见惯了的脸孔去开导众多习以为常了的灵魂。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王述言坐存那个老旧的沙发上，捧着他那只缺了把的紫砂茶壶，讲到动心处就停下来，对着壶嘴呷一口润润嗓子。座垫上的裂口处露出了破麻袋布，他佯作一个抬手的动作然后悄悄放下来极不使人注意地拉拉沙发巾把破麻袋布盖住：“已故的领袖们，比如毛主席、周总理不也是一生简朴、有口皆碑的吗？这是我党的好传统，也是做人的一种美德。老辈人都懂得，没有饱尝过饥寒的人就不知道粒米寸棉的珍贵。古人云：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为啥老百姓对那些为自己的私利而不惜一切去挥霍权力的人是深恶痛绝的，说他们对羞耻感到迟钝，说他们是蛀虫，很可怜。也有人劝张培英别太苦自己了，甚至有人讥笑她，而她说如果不被有些人讥笑，自己就不是共产党员了！”

    王老讲着讲着，就动了感情，语调有一点哽咽。他停顿下来，让自己平静一下。渐渐，脸上又露出那种坦然的微笑。

    “你们不要以为张培英带领我们全家只知道煮白菜粉条南瓜汤，而对大鱼大肉冷眼相对。过惯了苦日子、紧日子，也盼着过好日子。我们不守斋，逢年过节或来了客人，我们也要开开杀戒动动荤的。有时我工作紧张或身体不适，或孩子们面临复习考试，她手头再紧也要买些好吃的给大家改善一下，补充营养……”

    这时，你不能不有所顿悟：张培英和她的家庭所奉守的那种简洁、朴素岂能说是一种“习惯了”的传统、一种“久违了”的精神呢？张培英的行为仿佛是在告诉饱经忧患、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争先恐后奔“亚小康”、“世小康”的人们：人类的一切财富实际上就是物质与精神两大类，而我们的全部经验和全部教训就是爱翻来覆去地顾此失彼，做那种“掩耳盗铃”的傻事，结果两口大钟向我们发出了警告！

    不妨让我们的视野从这个确也温馨也和谐也充实的家庭氛围扩展开去，进而端详一下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这也许正是一颗远逝的灵魂所昭示并为我们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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