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此窘境

    60年代初我们选择了雷锋。

    雷锋精神净化着亿万人的灵魂，它曾有效地鼓舞着几代人推动着共和国的车轮艰辛而顽强地驶出历史的泥淖，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使伟大的雷锋精神与刚刚苏醒的物欲一致起来，人们开始了新的探索：雷锋精神与商品经济能否兼容？

    我们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经过一番积极而热烈的研讨，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雷锋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伦理道德上的必然反映，而且也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进程中必须大力发扬和提倡的。

    于是，人们列举了“雷锋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很懂得生活”的事例，来证明跳舞没有错，吃得好一些并不违背什么，西装革履不是资产阶级……等等，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已不能再容忍自身的落后、贫困与无助。

    于是，居高临下的精神开始俯视卑贱的物质表现形式一金钱。当然，每年3月5口这一天，从都市到乡村，亿万人纷纷拥向街头学雷锋，似乎已形成了一个法定节日，以致有人颇有感触地发出“3月来4月走，雷锋同志没户口”这样的吟叹。

    物质的富裕便意味着精神的纯良吗？

    非常奇妙的是：中国人在快速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的同时，外国人却在研究中国人的精神。美国西点军校，大厅里悬挂着5位英雄画像，雷锋排在第一位；学生手册上赫然印着雷锋日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当张培英的事迹通过新闻媒介宣传后，在社会上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惊奇地发现，90年代的张培英和60年代的雷锋各自站在历史的峰巅，却有着惊人的相似。联想到时下出现的歌颂“红太阳——毛泽东”的热潮，中国人似乎在以各种“怀旧情绪”寻觅自己失落的东西。人们认为，张培英的出现和雷锋样，是时代的呼唤和需要。雷锋的价值在于他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象征之后的示范作用；在他死后，张培英的价值在于她一生索取的价值量远远小于她创造的价值量。其实，按老百姓的话说，他们都是考虑自己少考虑别人多的好人。然而谁又能否认两个典型之间有着近30年跨度的诸多不同之处呢：

    雷锋那微笑着的年轻形象永远辉煌地凝固在我们的脑海里；而张培英却是竭尽毕生精力，几十年的不懈，几十年的坚持，直至生命的终结。

    1989年初，仿佛一夜间人们做了一个惊梦，纷纷抛出手中尽有的积蓄拥向市场抢购商品，犹如一股狂潮，一场风暴，势不可当地摧毁着价格的防堤……但人们很快从梦中醒来，抢购风一掠而过，代之而起的是全国忍痛大甩卖、大减价、大亏本、大出血！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经济名词——市场疲软。谦虚好学的经济学家们发现“疲软”这种纯属生理学的概念对于表述消费市场不景气的现象比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萧条”、“滞涨”之类的字眼更容易为中国人接受，至少不那么刺激人们脆弱的神经，便借用了过来。

    曾从事过生理物理学的张培英对“疲软”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她显然很痛惜地对老伴说：“疲软，毕竟是一种病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病态呢？”

    王述言说：“大概是因为‘五痨七伤’及各种杂症引起的……”

    “……”

    老两口面面相觑，脸上挂着一种说不出的尴尬与滑稽。

    张培英找出一只网兜，在屋里踟躇了一阵，问：“老王，你还有钱吗？给我几个……”

    王述言愣愣地望老伴一眼：“怎么，又出现‘赤字’啦？抢购风那阵咱可是一文钱的东西也没买。不过这时候买东西倒挺实惠，据说七折优惠。”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过去，“这是我本月的薪水，米面油盐都买过了，还剩下这么多，都拿去吧。”似乎已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每老伴跟他要钱，他从不问钱的去处，但他知道那一定是花费在她所倾心的那个长远而巨大的“工程”上了。

    张培英接过钱，朝老伴点点头，一边说着一边朝外走：“马上又要高考了，几十个学宅需要辅导材料，我想买些复印纸。给每人复印一份，这样会减轻一点孩子家庭的经济负担。”

    王述言追出来问：“钱够吗？不够我找人再借一点。”

    张培英回头说：“我兜里还有几十块，够了。”

    她走出大院西门，去了定路商场。大老远只见街两厢摆满了售货摊点，众多的国营、集体或个体的售货员们摆出一副副分外殷勤和恩赐的样子大喊大叫：“利民大减价”、“学雷锋大减价”、“文明礼貌大减价”……似乎所有的一切都突然良心发现——最崇高的商业道德完全用“减价”二字所包容了。

    从商场买了一捆复印纸，她用网兜拴个扣挎着往回走。在十字路口，她看到很多人围着两台面包车凑热闹，那场面像观看两台戏。车顶上放有自行车、电视机、高级毛毯、床罩之类的东西。一台车上挂的标语是“为社会福利事业献上您的一份爱”，另一台车上挂的标语是“残疾人感受着大家庭的温暖”。

    她摸摸兜，还剩下20块钱。

    那位手持电喇叭的小伙子眼尖，立马朝她喊：“老妈妈快来买奖券吧，碰碰你的运气，中大奖者一万块呀，当场兑现，不中奖也发纪念品。”

    她递过去10块钱买了10张“福利”奖券。一些人围上来恭维道：“祝你好运，你一下买了这么多，准能发大财！”

    结果一张也没中。她连该要的纪念品也不要，很多人看着她挺纳闷。

    她又走到另一台车前买了10块钱的残疾人协会基金奖券，也没有中奖，也没有要纪念品。她微笑着说：“看来我运气不好，发不了财。不过我也是残废人，要是兜里有钱我还会再买一些的。”

    她往回走着，耳边轰鸣着震耳欲聋的叫喊声，眼前仿佛冒出一个炽烈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大地龟裂着，弯弯曲曲的溪流渗入大地的皱褶里，转眼消失了，大地仍在干渴中呻吟着……

    她突然感到心口隐隐作痛，像被一块冷硬的东西充塞在胸腔里；现实的市场疲软，是一个难堪的窘境，而另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疲软”，才是最叫人忧虑的！

    在一次家访的路上，张培英看到两位中学生为争着看一本杂志发生口角，就听一位学生压低嗓子说：“这书是不能随随便便看的，叫老师知道了非挨训不可。”另一位说：“你不让我看，我就告老师消你的毒！”

    张培英悄悄走过去，见两位学生的面孔很陌生，就问：“孩子，你们是哪个学校的？你们争着看的是什么书？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两位学生都认识张培英，神色显得慌张起来。那位拿杂志的学生把杂志卷成筒藏在背后，而另一位学生倒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说：“拿出来让张奶奶看看呀！那上面写的都是什么性呀爱呀失恋呀如何如何赚钱呀！张奶奶，我……我可没看。”

    那位学生不得不把杂志交了出来，哭丧着脸说：“张奶奶您千万不要告诉学校啊……”

    张培英翻了翻杂志，眉头皱了皱，很快平静下来，说：“孩子，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学校，也不会向任何人说你看了有毒害的东西。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仅仅是出于好奇吗？”

    那位学生说。“我是无意买的，是受那个书贩子的骗了，他说这是中学主必读之书，看了会大开眼界，我就买了一本，谁知一看，竟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那书贩子还要我鼓动学生都来买、说买多了给我回扣。”

    张培英问：“这杂志你是在哪买的？”

    那学生说：“在永定路个体小书摊上买的。”

    张培英说：“你们跟我一块去见见那个书贩子好吗？”

    两位学生对视了一下，点点头，跟着张培英去了永定路。

    摆书摊的是位姓侯的老板，40郎当岁，这几年靠倒弄“畅销书”使其腰包像吹泡泡糖似地发了起来，衣着打扮俨如港台大亨的模样，派头十足，身边还“雇用”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外来妹”。有人恭维道：“侯老板真是好福气啊！这几年开放搞活，你算是尝尽甜头了。”他说：“狗屁，他妈的老子凭本事！老子能耐！老子就是为了钱，有钱能买鬼推磨！”他似乎很是得意地认为，共产党已经改弦易辙了，这财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不知买通了什么关节，他竞能把各地甚至国外的形形色色的淫秽书刊堂而皇之地运进来，再堂而皇之地批发出去。

    张培英站在离书摊不远的地方对这位侯老板观察了一阵，觉得很面熟，好像以前在哪儿见过。于是，她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侯老板不愧是混惯生意场的“老油子”，一见张培英，马上搞下大墨镜，满脸堆笑搭讪道：“啊。这不是医科院的张站长吗，您在这一带可是大有名呀！当初您也是摆小书摊起家的，记得不，我还曾经向您借过两回小人书看呢！”

    张培英说：“我是摆过小书摊，我是要引导孩子往正道上走，可是你呢？”

    “我，我怎么啦？”侯老板马上架上大墨镜，使脸的面积几乎隐去了二分之一，“我也是光明正大摆书摊嘛！”

    张培英劈手将那本杂志亮在他面前：“这就是你的光明正大吗？为了赚钱，你可以出卖良心，不要道德！告诉你，我可不许你拿这些腐烂的东西来毒害孩子！”

    侯老板晃动着脑袋，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我对良心、道德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什么毒小毒的，有人乐意看乐意买，你老太太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张培英火了，真想给他两耳光：“这个闲事我是非管不可了，我可以让司法机关制裁你！”

    侯老板冷冷一笑；“你老太太不就是个小小的区人大代表么，别来这一套吓唬人。你不拿眼瞧瞧，现今是什么世道？钱！”

    钱是老大，一切向钱看，你那法律能卖几个钱？出个价，我买！

    气焰之张狂，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可恨，可悲，更令人思虑。它严肃地向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改革使得某些人身上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意识的演变，是否真的应了当年马克思的那句预言：文明的进步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难道为了追求物质文明的富有，而把那些纯朴的东西，那些被世世代代人视为珍宝的真诚、善良、互助友爱、见义勇为诸多品质扔弃掉？

    张培英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拣起那本杂志转身欲走，回头扫了对方一眼：“看来我这个小小的区人大代表实在让你瞧不上眼了，可是这小小的区人大代表所赋予我的责任和义务我还是很珍惜的，那就试试吧！”

    侯老板慌忙拦住，一脸赔笑：“张站长，您老的别生小的气，刚才全怪我嘴贱，您千万别往心里搁。要说么，我摆小书摊是受您当年摆小书摊的启发才有今天，我得感谢您才是，这不，我给您赔礼了——”他吱地一下拉开皮甲克内兜拉锁，掏出一沓钞票，死活硬往张培英千里塞。

    张培英接过钱，认真而仔细地瞧一眼，然后走过去把钱放在书摊上，说：“咱中国有句俗语：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呀，不感到自己太可怜吗？你要是有诚意，最好到市管部门去一趟，免得人家来找你。”

    2.在“骂娘”的背后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曾经上了党报显著位置的民谚，不啻于一块烧红的烙铁热辣辣地烙进了人心。

    改革开放使久困饥馑忍耐中的人们终于奔上了实现小康的致富之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得到的也应该是万语千言的赞颂而非肆无忌惮的埋怨啊！

    ——这是在那个闷热多雨的夏季，张培英耳闻目睹并且和周围的许多人谈论得最多的“热点”问题。

    那些天，一有空闲她就坐下来阅读党政干部参加自学考试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有时看到电视里播放《国民经济管理》讲座，她也悄悄地坐下来听。

    有人就风趣地问：“老张，你是不是想参加自学考试？要不要给你报个名？”

    她笑笑，摇摇头。

    “如今人们的‘战略目标’转移了，由捞‘文凭’变为捞资本，一切向前（钱）看，似乎能包容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所以这种死记硬背、照搬照套而又深奥难懂的理论已经在现实中退化，像人盲肠。”

    张培英听着，觉得这种形象的描述怪生动也怪忧惋，心里想：学会赚钱，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一大进步。但是，只学会了赚钱，而没有学会更多更好地创造财富，这就可悲了。

    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老张你是医人大代表，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恐怕你更清楚：人们最关心的不是生产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分配不公问题。”

    张培英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严肃，也很尖锐。在区人大会上，代表们也一再反映：社会秩序混乱，党内腐败现象，社会分配不公，已被列为当前社会的三大弊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许多人甚至条件反射似地怀念五六十年代那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和人际关系。对此，有人说这是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有人说这是我们一手硬、一手软政策上的失误，也有人说这是打开了窗户进来了苍蝇……不能不引人深思。但她认为，回头路不能走，也走不通，搁浅了的“中国船”已经起航，只有靠党的罗盘、操稳航舵、艰难奋进才有希望。

    她一直都在想：经济改革使按劳分配的原则得到了公认，社会成员之间在工资收入匕相对拉开了档次，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看重分配问题。可是，为什么大家的生活水平不同程度地提高之后，在相互攀比中又牢骚埋怨：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导弹的不如卖盐荼蛋的，写书的不如卖书的；发了海边的，富了摆摊的，穷了上班的……

    如果把人类征服太空和宇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一遥远而美妙的梦幻暂且放在一边，那么由国家、政府、党派、法律、科学、信仰所构成的现代文明的庞大“机器”，它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是：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资本主义在它的初级阶段就解决了生产财富的问题，解决得相当出色，以致引起马克思的赞叹：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它在解决社会的第二个问题时却显得有些笨拙了：分配失当！——丑恶不堪的豪华和丑恶不堪的穷困。

    人类为了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简直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一个名叫基尼的西方人，用数学公式计算出一个系数来衡量社会成员收入均衡的程度，故被称为基尼系数。系数过小，则说明分配过，一平均；系数过大，则意味着收入相差悬殊。呵是，在中国，人们对收入不公的怨气不是来自基尼系数，而是来自于人们的视觉、听觉、嗅觉。人们可以不相信数字，但绝对相信自己的感觉器官，不是有人以此规劝甚至讥笑你吗：老张你别再“傻”下去了，别再苦苦抠自己了，你紧紧巴巴地捐献那点钱，说不定在货币流通中飞到“全聚德”飞到“肯德基”飞到“白天鹅”那儿去了！不信，不信你到豪华宾馆里看看吧，到桑纳浴里看看吧，到“波音”到“奥迪”到软卧包厢里看看吧，他们为什么能高消费而我们却过紧日子？

    她抽回思绪，对向她坦诚地提问题的几位听讲座的干部说：

    “我很愿意同大家一道吃透这个严肃的问题。但我认为，光一味地埋怨发牢骚不行，要积极地为党风为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献计献策，如果大家信得过我，谁有好建议、好方案，我很乐意跑腿往上呈报，区里、市里直至中央。”（在这期间，张培英曾就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惩治腐败等问题，以人大代表的身分向上级有关部门写过提案。）大家都说：我们最信服的就是您老张，谁都愿意同您敞开心肺说话！

    听完讲座，有人幽默而又隐喻地问她：“老张，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

    她忙问：“什么问题？”

    “‘犹大’紧抱着的钱褡子。”

    “‘犹大’？”她皱了皱眉头，哦，想起来了，是达·芬奇的一幅享誉世界的名画——《昂后的晚餐》。蒙难之前的耶稣和他的12名门徒，构成了至今令人忌讳的“13”这个黑色的数字。

    犹大左手拉着食品，右手紧握着鼓鼓囊囊的钱袋，独自坐在一边。达·芬奇为出卖耶稣的犹大描绘了一副冷冰冰的外表和贪婪的内心……

    啊，“犹大”，这个众叛亲离的家伙！

    那么，谁是“犹大”？是那些个体暴发户吗？

    人们指责个体户们扰乱了经济秩序，诅咒他们的生活方式，怀疑他们的经营目的，谴责他们坑蒙拐骗偷税漏税以孬充好以假乱真的恶劣行径。可是，你没听见一些个体户喊苦叫屈吗：给我个正当职务和位置，我宁愿啃死工资！没有比瞎子更羡慕阳光了，因为太阳光辉灿烂，月亮和星星只属于夜晚。

    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个体经济是“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应该在太阳的照耀下，让月亮和星星也闪烁光辉。

    严格地说，判断个体劳动者的收入是否合理，唯一的尺度是法律——即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经营他们的消费是否合法？当这一切都合法之后，他州的收入哪怕百万、千万也是合法的，不管你如何嫉妒它，挑剔它但你必须承认它。如果法与理之间出现了悖论，那只能是：要么法不完备，要么理太荒唐。问题的症结恰恰正在于此，使得些不法分子钻了政策的空子，用金钱敲开了权力的闸门，秘而不宣地把应该属于社会所有的“肥水”流进了自己的田里。

    3.答案

    极不寻常的1989年夏天过后的某个日子，国家纪委、国家监察机关立案查处了一批党政干部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经济犯罪案件，追回赃物赃款折合人民币××亿。继而中央又作出加强廉政建设的若下规定和制度。

    在那些日子里，不知有多少人为党和政府部门敢于正视和清洗“脸上的灰尘”而欢欣鼓舞。

    在那些日子里，张培英组织医科院的孩子们到卢沟桥、圆明园遗址、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场所参观，教育孩子们莫忘国耻、继承先烈遗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还通过野炊、拉练、军训、打靶等富有“军”味的活动形式，寓教育于活动之中，来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和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的精神。她对合格接班人的理解从来是全方位的，她常对辅导站的同事和临时雇请的老师说：咱们当校外辅导员，从小处讲是在帮助孩子们读好书、上好学、做好人；往大处讲，就是在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合格接班人，这就不仅要向孩子们讲清不能做什么，而且还要告诉为什么不能做和应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在孩子们心灵上播下革命信仰和理想的种子。

    万寿路地区少年之家尤秀琴老师向笔者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天下午，尤秀琴接到辅导站打来的电话，说老张给附近几所学校和少年之家购买了一些教具和书籍，要她来取一下。尤秀琴骑着自行车赶来了，一进门，嗬，辅导站正进行一场辩论会，张培英端坐在几十名中学生中间，正与大家侃侃而谈。

    有同学紧抠字眼提问：艰苦奋斗这个口号的提法是不是已经落后时代了？“艰苦”么，应该说是要克服和消除的贫困生存状态；“奋斗”么，是指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的工作态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辈们硬是把它们极矛盾地组合在一起了。

    张培英说：孩子们，要扳字眼恐怕我是扳不过你们的。可是，你们应该知道也应该铭记，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宝库中最值得珍视的一个法宝，同时也是一个人成就事业的根本。

    接着她讲起历史。讲东上大唐的盛衰，讲明王朝的覆灭，讲清朝八旗军入关时何等威武强悍，简直天下无敌手，可是打了天下坐了金銮殿，封官加爵，招妃纳妾，拎起了鸟笼子，两代人下来连马都不会骑了，那个慈禧太后“老佛爷”为给自己建颐和园，占用了一个舰队的资金；还有故宫耗费了两个朝代的财力，后来就拿大片大片的国土下赌注，引狼入室，靠洋人的屠刀维护昏庸的工权，外国人打一炮，咱中国就得割让地盘，就得赔银子……

    有同学说：那都是历史了，而我们最关注的是现实，现实出现的腐败和如何惩治腐败的问题。

    张培英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中国人做了几千年的富贵梦，当我们今天才稍稍满足一下温饱的时候，有的人就把那个“法宝”扔掉了，或者只挂在嘴上喊一喊，甚至有人拿权力和原则做交易，这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你们可知道大唐名相魏微吗？他以直言敢谏而被后人传为佳话，他有一段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你们大都看到了，一些腐败分子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处！但这并不是说打一次歼灭仗就完事了，希望同学们要敢于同腐败现象和社会不良风气作斗争，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我要告诉大家，为了创造新的富有，而不应该把我们原来所富有的东西当做破烂抛弃掉，在现阶段，放弃艰苦奋斗是十分愚蠢的……

    她嗓子有点发于，却又极不情愿地捧起杯子稍稍喝了一口润润嗓子，而学生们都听得入迷神往。这时尤秀琴走了过去，才使辩论会不得不暂且休会。

    张培英告诉尤秀琴，这几天她一直与孩子们座谈这些问题，光专题辩论会就开了两场。她说：“我是党员，可不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当哑巴党员！”

    看到张培英用自己的钱为学校和少年之家买来的教学用具和书籍，尤秀琴禁不住心里一阵灼热，使劲揉着发酸的鼻子：

    “老张，我们的心全让您操尽了，您看到那次‘曝光’的消息了吧？看了那些被撤职被判刑被开除党籍的家伙，真叫人又气又痛心！看看他们，比比您，公与私、美与丑、伟大与渺小，是多么泾渭分明！我们从您身上真正理解了信仰与人格的完美统一。一个人一旦失去了信仰和人格，就会变得卑劣、虚伪和贪淫，像那个‘犹大’！”

    张培英风趣地说：“看来你更认识这个姓‘犹’的家伙了。”

    尤秀琴连忙摇头说：“他跟我的姓可不是一个字，他的偏旁多了一个‘爪爪’，变成一种动物了。”

    张培英说：“‘犹大’出卖了‘耶稣’，要与大家分道扬镳，其实他很可怜！陶行知先生有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根草去。《红楼梦》里有句词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啊，就该活个洒脱！”

    尤秀琴说：“曹公若是九泉有知，真不知该如何嘲笑这些‘犹大’。人们乱喊分配不公，真正的不公是什么？是以权谋私，权力的利益化。这种权力和金钱的联姻孕育了腐败。”

    张培英思忖了片刻，说：“看来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建立健全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法不制权，为官难清啊！”

    4.跨越“代沟”

    女大学生陈文欣是位极爱讲究美观的姑娘，现代美容化妆品系列的卓著功效和新潮时装的标新立异，使姑娘更加风姿绰约，潇洒飘逸。

    1987年8日那个细雨霏霏的夜晚，她的母亲飞往大洋彼岸与丈夫（1986年赴美）一同参加中美合作的科研教学，临行前犹豫再三找到了非亲非故的张培英，言辞凄婉近乎恳求；“她张阿姨，文欣是我们的独生女，刚20岁，她奶奶又刚去世，我跟她爸去信讲了，这孩子只有靠您照管我们才放心，拜托了……”

    一句“拜托”，四载辛劳。

    一位“高知”家庭里长大的女大学生竟与这位“张阿姨”母女情深恩恩实实地生活在一起。张培英猝然倒下，使她的这位女儿悲痛欲绝，含泪挥笔给医科院政治部写出整整15页信纸题目叫《音容长在》的悼念文章，并向记者们毫不掩饰地袒露心迹——

    也许，“代沟”是个世界性的概念。英国诗人蒲宁说过：老人们喋喋不休的絮语，几乎使我们相信了他们那个时代是没有傻瓜的。遗憾的是，历史却留下了他们自己作为傻瓜的例证。

    不消说，母亲把我“拜托”给张阿姨照管，我是乐意的。之所以乐意，是因为好奇——我试想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证明这位“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位被人们称誉为“活着的雷锋”是不是一个“傻瓜的例证”。

    上小学的时候，雷锋的名字就印在了我们稚嫩的心灵里，成了一个崇拜的偶像。当我们初谙人世，老一辈还经常一贯地要我们全盘接受他们（其实他们有些人也不是老一辈，只是把他们要求我们去信、去做的统统说成是老一辈所拥有的）追求和创造的禧神财富，尤其是当一些人——当然是少数人——的现实实现就不如他们自己引以自豪的如何如何的“五十年代”时，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困惑。于是就有了一种汉界楚河，故曰“代沟”。

    现代人之间究竟能不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拥有？

    现在谁要作为反方同我辩论的话，那幺，我和张阿姨的交往可以做一个辩驳的例证。

    先从晟初最细小的事上说起吧。

    母亲去美国时，我正读大学一年级——北京商学院管理系。

    平时在家最怕爸妈说自己“小”，“小”和“不懂事”划等号。爸妈一走，突然发现自己确实没长大，什么都不懂。高压锅不会用，连豆油能不能吃都搞不清。临时请的一个早出晚归的“办公阿妹”，一来就以“吃豆油会中毒”为由，在“下班”时把家里7斤豆油全拎走了，张阿姨知道后，就笑着对我说：小欣，这也不能怪你，爸妈在家时什么都不用你操心，现在要你自理生活了，不懂的地方我教你，你也勤问着点。就说这豆油，放时间长了会变质，当然吃了对身体有害，食用前最好在火上先加加温，再炸什么就不会翻油沫淤锅了，炒菜的味道也很美，现在家家户户日常食用的大都是豆油、菜籽油、花生油，至于香油只是拌凉菜或者做好饭了往锅里放几滴子，感受一下味道。

    这就是张阿姨给我的第一印象；她还挺懂得生活。

    母亲飞到美国后的第二个星期，全院统一安装闭路电视天线。接到通知我慌了：怎么登记？怎么买电缆？买多长的什么型号的电缆？正着急时，张阿姨来了，说别急我给你办。她和我一起在屋里量尺寸，确定买5米铜轴电缆。晚上，她一进门就对我说：“线买来了，只买了4米半，因为拐弯的地方可以横拉过去，用不着那么长，多浪费半米线的钱不值得，快扯一扯，看够长不够长。”从插座接口到电视位置一扯，嗨，正合好！等到正式安装那天，她又送来一个彩电天线插头。我问：“买这个干啥？您忘了我只有黑白电视机？”她笑笑说：“你先放起来，你爸妈肯定会给你买彩电，恐怕还是带遥控的哩，那时再去买插头不是又要麻烦一遍？”

    张阿姨想得真周到啊！我对她产生了信任，虽然是初级信任。

    大学校园里最崇尚“潇洒”。

    什么叫潇洒？曾风靡一时的“佐罗热”、“高仓健热”、“牧马人朱时茂热”，还有“丽达”、“叶塞尼娅”、“真优美”等等影星形象，被男士女士们都试演过了，不成功。

    于是，便流行过这样的标准：学习，要像个玩家，平时用不着像条虫似的吭哧吭哧地啃书本，考试时连滚带爬地“Pass”（通过）60分万岁；谈吐，要像个侃家，侃地球侃月亮，从哥白尼、伽利略到哥伦布、拿破仑，从萨特、尼采到伊甸园、圣母院，从黑猫、白猫到肯德基、金利来，海阔天空，无所不侃；行为，要把自我设计的大权交给人生的黄金时代，不要被烦恼和悲哀苦了自己，不要怜悯和同情眼泪。

    另外还有两条：穿戴，要领导潮流；出手，要像个“大款”。

    这最后两条，不是一般学生能做到的，同学们因此把羡慕的目光投向了我，因为我有“经济实力”。我引以自豪。

    母亲出国后，她那份工资留给了我，还不时寄来点外汇。我成为班里最骄傲的“公主”。

    我爱打扮，尤其爱穿新潮时装，中意什么买什么，穿一阵不新潮了，就送人再买。为排遗孤独，我沉溺于结交酬酢，常常几个同学一哄，就杀进舞厅来一阵“卡拉OK”，要么就进颇有级别的饭店“咪西味西”。

    “哥儿们”说，咱们的爷爷奶奶们过够了苦日子，爸爸妈妈们过的是紧日子，到了咱们这一代也该过过好日子了，噢，你说你那位“张阿姨”一生清贫令人感动，人生为什么要清贫？为了精神。精神有什么用？人这一辈子生命有限，活着放着好日子不过，死后留下个廉洁的美名给后人传颂，标榜天国理想的辉煌，这算什么人生哲学？这是贫穷的赞歌！为了来世而牺牲今生，为了天堂而牺牲人间，一代人接着一代人，苦苦地活着，活活地苦着，你说中国人冤不冤？应该坚定过好日子的信念。我们曾经依赖万能的精神，后来又试图依赖炽热的金钱，结果哪一个也靠不住了……哦，贫困，贫困本身并不是灾难，真正的灾难是人心与贫困的结合。开始有人提倡高消费，弄得全社会都争着享乐。如今又反对高消费，结果到处是疲软。什么市场疲软，是人欲疲软。好了，别自寻烦恼了，干杯！干杯！干杯！

    哪怕明天小行星撞击地球，哪怕美国的星球大战今夜凌晨发动，就是喝完了这杯“雀巢”而去了，也就一去而安：总统与“拉兹”就平等了至人和仆人就一致了，天下所有的富人和所有的穷人都一样了。不样。怎么不一样？秦始皇烂在地下宫殿里和叫花子烂在泥塘里有什么两样？万能的哲学主宰人类的哲学受到空间的限制就有了自己的界线——卡拉OK舞厅如果离开歌舞，离开灯光音响，离开美酒咖啡，就要受到生活的呵斥。

    你们快来看啊，这多么漂亮的衣服，这多么豪华的轿车，这多么富贵的别墅，还有这金钱，这权力，就看你选择了！

    当时，我和我的“哥儿们”就是这样“潇洒”的，以酒解忧，一醉方休。

    可是，母亲临走时把我家经济大权交给了张阿姨，目的是为了防止我大手大脚乱花钱。为此，张阿姨特意绘制了一张收支帐目明细表。每月我母亲的工资由她去取，寄来的外汇也存在她那里，我需用钱时得一笔一笔地写收据向她报销。如果她认为要求合理就把钱开给我，比如参加英语补习、学微机打字，甚至像参加交谊舞晚会、观看各种文艺演出这样的花销，她也没有难为过我，有时我家的钱入不敷出，她还拿自己的钱先垫上。

    最初，我总是编出诸多充分必要的、让她看不出破绽的理由瞒过她的“审查”，把钱开过来。当然她总也少不了苦口婆心把那些陈年老话讲给我听，什么父母的钱也是血汗钱啦，学生要以用功为本分啦，节俭是一种传统美德啦，有分寸才有美啦等等。而我自有一套一套的大道理跟她周旋。譬如消费促进生产发展，欲望推动社会进步，不会享受就不会生活，虐待自己就是虐待生灵等等。

    可她不屑与我争辩，只是说：“文欣啊，我并不是不让你花钱，也不是不让你打扮，当你花钱的时候，打扮的时候，是否想到了周围的人？怎样才会使大家都有钱花。都能打扮起来……”

    应该承认她至少讲出了一些我驳不倒的道理。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再也不忍心骗她了，尽管她对我没有半句责备的话，但我已经感到了汗颜，仿佛要榨出我身上的一种“小”来：

    1990年春节前一天，我在秀水街一家服装店里看中一条价值210元的裙子，实在难舍难割，便以买书为由找张阿姨要钱。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文欣，今儿是除夕，晚上到家里去吧，咱们一家人聚一聚，热闹热闹，顺便我把钱交给你。”

    俗话说：大年三十吃饺子——没外人。我去了。

    王伯伯特意做了几个菜，挺丰盛的。但比起我请客吃馆子“素”多了，可我吃得很满意。吃完饭，张阿姨交给我一个装钱的信封和一个饭盒，说：“这里多给你50元，算是我给你的压岁钱。饭盒里面是饺子，你熬夜饿了热热吃。”

    我刚到家，张阿姨匆匆赶来了，她又拿出一个饭盒，说：

    “刚才拿错了，这个才是给你的。”

    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就悄悄从原来的饭盒里留下一个饺子。尝了之后，才明白了一切——原来她特意给我包了肉馅饺子，而她和王伯伯吃的是菜馅。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想到张阿姨夏天吃南瓜，冬天吃干菜；想到她家寒酸的摆设，床上草垫子和那补了7块补丁的枕巾；想到她为像我这样非亲非故的孩子倾注的母爱；想到她常年拖着伤残之躯而不遗余力地为周围的人们排忧解难……我深深地被她身上那种巨大的人格力量震撼了！那是一种非权力威信！她用无言的行动对我们这一代未必靠教科书就能讲清的大道理，展示得透透彻彻。她的自检自律，她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并不是让地球或者太阳停止在一个支点上，她是多么希望人们都能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她甚至掏钱给随军来队的农村女孩子买花哨的衣裙穿……她曾对人们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作过这样的解释：

    ——什么是人权？就是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再也没有比一个民族、个人丧失了自己的尊严而依赖他人的施舍过生活更令人痛首的事情了。我们应该鼓励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去帮助贫困的人致富，淡化走在致富路上的人对已经富起来的人的忌妒，用电脑、法律和骨肉情感来调整分配上的不合理部分一但绝不是平均（自从人类那个最古老的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之后，平均就再也没有资格与合理相提并论了），不是取消正在使用的空调而是让没有空调的人也用上空调，不是把小汽车封存在车库里而是让赤脚走路的人也有车子坐，不是拆毁别墅而是让住房拥挤的居民和流浪人也能住进别墅，不是消灭富裕而是消灭贫困，让全体公民都享受社会的公平（公平是分娩社会繁荣的母体），都成为有产者——一个既有物质上的富有，又有精神上的富有的社会，才有资格炫耀人权炫耀自己的优越。

    我常常觉得张阿姨的年龄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大，特别是心理年龄。因为她不“疲软”。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谁最富有，我说：张培英阿姨最富有。

    我开始改变自己：去食堂就餐只吃些便宜菜，穿戴上也逐步降低了档次，闹得同学们莫名其妙，搞不清“公主”又在刮什么风兴什么浪，居然有不少人“公允”地认为我犹似一梦醒来，身上添了几分娴静与典雅。

    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也为了猎奇，我曾和同学一起上街卖报刊，如、《北京晚报》、《市场信息》、《消费者之友》、《广播电视报》等等。先是在展览路，后转到白塔寺，每天能卖300多份。当我在凛冽的寒风奔走叫卖了20多个傍晚，平生第一次拿到自己挣来的100多元钱时，兴奋地给国外的爸爸妈妈写信报喜，没想到当妈的火急火燎地打来国际长途电话，说我“不务正业”，令我立即停止这种“可怜巴巴的乞丐行当”。

    张阿姨了解了我的委屈后安慰我说：“勤工俭学是件好事，尤其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深入社会，懂得一些生活的疾苦很有必要。你接着卖吧，妈妈的工作由我来做。”她连夜写了一封长信，从后又在电话中反复向国外的父母宣传和解释。

    而在同学们眼里我依然是很富有的“公主”，依然是辩才无碍的“侃家”，在唇枪舌战中很少有对手。

    谁知有一次，我却被同学引荐的一位“青年企业家”镇住了。那人25岁，利索的寸头，浓重的卧蚕眉，一双好看的眼睛和一副健淡的口齿令人青睐。当我和同学们大侃商品经济对人文思想大冲击时，有同学搬出马克·吐温的观点：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被热情燃烧的人的身体一样，一旦和黄金接触，就使它们迅速地凝结在一起了。也有同学抬出萧伯纳：人类全部文明的记录，就是一部金钱作为更有力刺激而失败的记录。我以高人一筹的气势辩驳说：马克·吐温是真理吗？萧伯纳是真理吗？

    对人的致命一击并不是用刀（金钱或物质），而是用思想，人的思想是天使，也是鬼怪。鬼怪的思想在折磨心灵，人就变得冷酷或疯狂，使社会泛滥腥污和铜臭。这个“青年企业家”端坐着听着微笑着，最后一语道出，惊起四座：“诸位，”你们说的似乎都有道理，但那是虚的，我是实干家，实际情况是……后来，便轮到我们听他讲述如何白手起家杀出一条“血路”，使工厂起死回生，“资产”扩大到数千万元，“产品”从玉米糖发展到几十种方便食品，引进国际流水线作业，“业务范围”扩大到中东、北美和欧洲，并夸口要把本公司办成美国“纳贝斯克”式的超级市场……

    就这样，他成了我家的常客。

    张阿姨闻讯后，向我问询这位“青年企业家”的情况，要我有所戒备，并坚持让我带小伙儿来见她一面。

    记得清清楚楚，张阿姨头上戴着她那顶开了线的毛线帽端坐在青少年辅导站与这位“青年企业家”见的面。他俩在里间谈，我在外间翻《青年一代》杂志，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突然，听到张阿姨提高了，声调说：“你以为你这样就能迷惑住姑娘吗？你有一副漂亮的外表，可你内心太丑陋了，请你尊重你的人格，不要再耍骗术了！”我赶紧跑进里间，以为那人一定会强词夺理辩解一番，没想到他竟像灭了引信的哑炮再也没敢吭一声，而张阿姨那神色俨然是一位威严的法官。

    从那天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位“青年企业家”，打电话去问，才发现留的电话号码是大兴县的，而且根本没有这个人。事后一个同学说是在一家商店附近见到过他，他根本就没有工作。

    我顿感万幸没上他的当！我不得不由衷地钦佩张阿姨独具慧眼，让一个精明透顶的骗子显了原形！

    我曾经失恋过。

    并不是我被众多的“小D”瞧不上眼，而是有的“小D”压根就不配正眼瞧，除了文凭、清高和孤傲，就是一身的女人味，没有闯世界的侠胆义气，又缺乏“老牛吃草”的精神。心想：中华男儿千千万，看不上眼的就换下一个。

    后来，我认识了在橡胶厂当普通工人的小王。爸妈知道后又是大发雷火下禁令，光张阿姨就代我接过好几次火气很大的越洋电话。但张阿姨总是不急不火地娓娓阐述她对我在恋爱问题上的正确评价：交朋友不是看重金钱和地位，而应以人品为标准，家长应当支持……她悄悄去橡胶厂做了一些调查，厂里的领导和师傅们对她说：小王是个堂堂正正的小伙子，有骨气，有事业心，你选女婿选对了。

    张阿姨回来对我说：“小欣，人我见了，也听了介绍，他们说我选女婿选对了。我看你们的关系可以建立了。”她还耐心地向我爸妈介绍小王的人品，以争得他们的同意。她要我动员小王参加自修大学考试，并支持我在爸妈没“点头”的情况下就用他们寄来的钱“投资”小王上自修大学，努力缩小我俩之间文化程度的差距。就在她去世前几天，还问我俩什么时候结婚，说要当我们的主婚人，可是，张阿姨还没等到我们的婚礼，她却匆匆忙忙地走了……

    人的鸿沟只能靠人的努力去填平，透过心与心的防线，人与人总能相会。

    在日后一对情人将要举行的婚礼上，我一定要代表“我们”——许多像我一样的青年人，为张阿姨这样的“老一辈”酹一杯酒，点点滴滴洒在她远去的路上——我们曾经并将永远地相互拥有：我们因为拥有她而获得更多的理解与欢乐；她因为拥有我们的敬意与祝福而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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