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晓睿

    内容摘要：泰国的小说史，一般认为始自19世纪末（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西方小说的介入。本文试图提出的观点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中国《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等古小说的被移植开创了泰国文学史上小说文类的先河。

    关键词：“《三国》体”古小说文类生成

    泰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诗歌一统天下。散文体作品极少。从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来看，13世纪中期素可泰王朝建立之后的200年间，只有数篇纪事体的碑文、一部宗教著作、一篇纪事文学。阿逾陀耶王朝417年间，散文体作品仅有一部编年史、一部诗学教科书。就是这几部（篇）著述，多数也并非严格意义（狭义）上的文学作品。到了曼谷王朝初期，社会经济的变迁使得大众文艺开始对宫廷文学产生影响，或者说宫廷文学开始注重从大众文艺中吸取营养。文学作为阅读和消遣的功能日益凸显。为了满足人们的阅读需要，国王御下的诗人们开始热衷于寻求新颖的故事内容作为创作的源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曼谷王朝一世王时期，也就是中国清朝的乾隆至嘉庆年间，中国古小说《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被移植到泰国，取书名为《三国》《西汉》。其中昭皮耶帕康（洪）（Chaophraya Phrakhlang Hun）主持翻译的《三国》和孟族历史故事《罗阇提叻》以其前所未见的全新文学面貌引起轰动。之后，仿效《三国》的散文体文学作品络绎不绝，“《三国》体”（Samnuan Samkok）在泰国文坛上从此兴起。200多年来，关于三国故事和泰文《三国》文本的研究在泰国学术界始终受到关注。

    据苏南·朋普（Sunant Phuengphum）统计，1989年之前，泰国的各类《三国》版本就有散文体30多种，诗体4种，剧本（册页本）10本，另有戏剧片段如《三气周瑜》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学术界还多次举办学术研讨会，就《三国》等汉文学在泰国的影响进行探讨。不少知名学者的学术著作如文学史等专著中也对《三国》等泰译汉文学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和高度评价，此外还有学者从纯文本之外的多方位视角进行研究。例如，泰国的三国故事壁画、对三国人物的民间信仰等。

    近年，泰国出现了汉语和汉学研究热潮，市场上源源不断地推出以《三国》为论题的书籍，从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哲学、商学、管理学、文学等不同视角重新解读《三国》。例如：《〈三国〉战术》《〈三国〉将帅》《挖掘〈三国〉宝藏》《〈三国〉人物传奇》《〈三国〉谋略与管理》《司马懿——国之佞臣》《〈三国〉谋略研究》《〈三国〉文体》等。《三国》影响之深远，影响范围之广泛，可见一斑。

    泰文《三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除了上面提到的曼谷王朝初期社会经济的变迁和人们阅读兴趣的转移促成了文学功能的转型之外，泰文《三国》的问世还有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原因。

    三国故事大约是在18世纪后半叶阿逾陀耶时期和吞武里时期华人大批移居暹罗时传入泰国的，最早是以讲故事和戏曲表演的形式出现，由泰国南部逐渐传播到中部地区。南部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对中国戏曲表演有这样的描述：

    大戏演《三国》，髯口当胡须。

    泰人听不懂，“做”“打”却有趣。

    棍棒刀枪剑，虚晃即若离。

    我等如上台，劈头何所惧。

    可见三国故事当时不仅是在华人中，在泰国人中也已经影响广布。虽然“听不懂”，却已经是早有耳闻目睹了。

    吞武里王朝之后的曼谷王朝建立之初，内外战争和动乱不断，战争中被焚毁的大部分文学遗产亟待恢复。一世王作为靠政变推翻吞武里王而登上王位的国王，需要在各方面为巩固自己的王位和国家的复兴作出努力。他下令翻译中国的《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和孟族历史故事《罗阇提叻》（意译《伟大的国王》，讲述一个养马人最终成为国王的经历），正是当时巩固王权、安邦定国、复兴文艺的需要。《三国》问世之初就被定格为“国家文学”而经典化。在二世王时期翻译的《列国》（《东周列国志》）前言中曾引用昭皮耶帕康（洪）的话说：“国王认为从国家利益考虑翻译该书是必要的。”这说明王室积极主持并推动一批汉文学的翻译有着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据说1776年缅甸将领阿赛温吉（Asaewunki）率军攻打泰国的彭世洛城，时任征战大将军的却克里（Chaophraya Cakri，即后来登上王位的一世王）和他的兄弟就曾经利用三国故事中的空城计退去缅军。可见，《三国演义》在泰国的影响和重要意义从一开始就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它所受到的重视也绝非一般文学作品可比。

    泰文《三国》与中文《三国演义》

    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及其原因

    泰文《三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泰国学者对它在形式、内容和文字上的取舍已有相当细致的比较研究，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泰文《三国》对原著作了简化处理。保留了《三国演义》的散文体形式，删除了章回体篇头和结尾的近200首诗文，仅留11首。把以悬念结尾的章回体结构作了调整，改为每章结尾都有一个完整的情节。把原作中技巧性的、迂回式的人物出场方式改为由叙事者直接介绍人物的来龙去脉。删除了后部数段大战的情节。

    2.删除或篡改了不符合当时政治需要或与泰国文化传统相左的内容。例如：多处强调“弃昏君投明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被篡改成“驻守边城大将理当忠心报国”；曹操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被译成“保护自己免受人欺，乃人之常理”；把“天意”一词多处改为“福报”“业报”等佛教术语。

    3.对原文理解错误造成了误译。

    4.其他。原文中的对话改成了叙述，叙述改成了对话；删除了原文中一些泰国人难以了解的汉语典故；用泰国文化语境中的成语替代中国成语；年代以及其他数字的错讹等等。

    形成以上相异性的原因：一是受当时的翻译条件所限，不够严谨。翻译过程是由懂中文的华人把《三国演义》的内容口译成泰语，把口译内容记录下来之后，再由泰文专家撰写、润色。这个过程很容易造成译文与原文的较大出入。二是文学审美需要和阅读习惯的不同造成译文形式的变异。三是历史变迁中的政治需要和文化理念的不同造成译文对原文内容作了篡改。

    泰文《三国》与中文《三国演义》的相异性，一部分是汉文学在植入泰民族“身份认同”中的必要改造，一部分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误读。同时，《三国》的翻译也在泰国文学传统中植入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相异性因素——历史小说文类、汉语成语典故、政治军事谋略等。玛丽尼·蒂洛瓦尼认为：“《三国》的重要作用并不在于它是第一部翻译过来的中文作品，因为《三国》并没有忠实地翻译原文，因此它的中国特征已经不是亮点。相反，那些被改造了的部分反倒成了泰文《三国》的新特征，进而成为泰国文学中的新式样。”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了翻译后的泰文《三国》已经不再是中国的《三国演义》，它已经是在泰国文化语境中再生成的泰国文学；二是指出了泰文《三国》开创了泰国文学的“新式样”。尼提·尤西翁也认为：“这两部作品（指《罗阇提叻》《三国》——作者注）和同是一世王时期翻译的《西汉》以及陆续翻译的众多中国故事的共同特征，即全部采用讲故事的散文体。应该说这种讲故事的散文体是泰国文学的一类新形式，是曼谷王朝初期之前的文学所不曾出现过的。这样的新特点比之泰国原有的、同样可能是源自外国的作品来，带有更多的外国味道。”这里所说的“新式样”“新形式”“新味道”就构成了所谓的“《三国》体”。那么“《三国》体”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关于“《三国》体”

    昭皮耶帕康（洪）的《三国》一书，最为泰国统治者和政治家所关注的是书中的政治军事谋略和智慧，最为文学界称道的则是“《三国》体”（Samnuan Samkok）。那么，所谓“《三国》体”的含义是什么？是否与文类有关？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确定《三国》的文类归属，从而更加全面地评价它在泰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昭皮耶帕康（洪）的《三国》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问世，1865年曼谷王朝四世王时期出版。《三国》问世之后不久，很快风靡泰国，仿效者不绝于世，600年诗歌文学独占鳌头的地位被打破。从一世王到六世王时期，计有30多部中国古小说被陆续翻译或移植到泰国，并大受欢迎。这种情况持续了近百年。当时人们把这类散文体文学作品都叫做“故事”，泰文用“Nithan”或“Niyai”来给它的文类归属定性。“Nithan”和“Niyai”古已有之。无论“Nithan”或“Niyai”在泰文中定义都是“传说的事情”（Reung ti laokan ma）。对同样也是散文体叙事形式却又别具一格的《三国》，似乎在当时很难给予其他的定位，只能以“《三国》体”（Samnuan Samkok）来概括。那么Samnuan在泰文里是什么含义呢？2003年出版的《泰国皇家学术院佛历2542年版大词典》的解释是：“著述或语言的风格（tuangthamnong）、手法（chancheong），如：昭皮耶帕康（洪）风格”，这里的昭皮耶帕康（洪）风格主要指的就是《三国》风格，亦即“《三国》体”。也就是说，当时的认识是，《三国》之所以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感觉，是在于它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手法的标新立异。对于它在文类上的创新则未予置评。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文学体裁的概念只有诗歌和散文两种。对于文类的概念只有故事、神话、传说、剧本、抒情诗、民间歌谣等。至于小说的概念当时还没有进入泰国文学界的视野。当中国的古小说《三国演义》被翻译成泰文，以一种全新的文类介入泰国文坛之时，无论从翻译者的视角还是受众的视角来看，都还是把《三国演义》这种陌生的文类当做“散文体故事”看待的。这与中国古小说区别于新小说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有关，即人物对话不加引号（事实上，标点符号在中国的应用是在近代西学传入之后），单从表面形式上看很像讲故事。另一方面，从翻译宗旨分析，我们可以推断，翻译者所关心的是如何把《三国演义》的故事内容移植到泰国，而负责润色的文人所关注的则主要是泰文语言的流畅、优美。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出来的《三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成了语言优美新奇、风格独特、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散文体历史故事”的特定符号。这个符号就以“《三国》体”总而括之。直到六世王时期（1910~1925）的文学俱乐部评选各种文类的最佳文学作品时，还是把它定性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泰国皇家学术院佛历2542年版大辞典》在“故事”词条中的举例很能说明问题：“故事：传说的事情，如《佛本生故事》《伊索故事》。”显然，《三国》与《佛本生故事》《伊索故事》这类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作家文学的范畴，具备小说文类的基本特征；后者属于民间文学。因此，把《三国》归类为“故事（Nithan）”是不恰当的。

    曾任泰国皇家学术院主席的丹隆拉查努帕亲王在他的《〈三国〉纪事》一文中引述波利帕·苏库潘王子的评价说：“《三国》一向以其内容和泰文译文的语言备受赞誉，故而入选为教科书”。一个世纪以来，泰国文学界一直承认对《三国》的这一评价，并沿袭六世王时期对其文类归属的定位。直到20世纪70～80年代，才有学者把《三国》叫做“历史小说”（古拉·曼利卡玛：《文学评论》，1988年）、“古小说”（阿通·范探玛讪：《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简史》，1984年）。

    我们知道，中国古小说从语体上区别，有文言和白话之分。演义小说属于白话小说，是从宋元话本脱胎而来。“话本”就是“说话”人讲故事的底本。因此，章回体的演义小说本身就带有“讲故事”的特征。但它又已经不再是一般民间文学概念上的“故事”的形式了。它具备了小说的特征：有人物、情节、时间、地点。《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和人物更具有史传根据。只是其中的人物性格、景物渲染、细节描绘等加入了虚构成分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种文类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语言上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化，形式上更加接近现代小说，为现代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鲁迅先生说，白话小说“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在泰国，自《三国》《西汉》等汉文学被移植以来，大批中国历史小说、演义小说、魔怪小说、传奇小说以及泰国作家的效仿之作风靡文坛近百年的一段历史，应该如何评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还得搞清被译成泰文的《三国》等中国古小说的文类归属。我们必须弄清两点：一是泰文《三国》在翻译（或移植）的过程中，是否仍然保留了原作的演义小说形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三国》是泰国的第一部小说作品。它在泰国小说文类生成上的重大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它的出现比之西方小说传入泰国早了半个世纪，因此，长期以来，泰国文学史界以西方新小说的传入作为泰国小说文类的发端是值得商榷的。二是“《三国》体”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仅仅在于内容和语言呢，还是包括文学类型的创新？如果是后者，就更能说明《三国》的出现，引发众多的仿效者创作出大量同文类作品的根本原因。

    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泰国文学与中国文学同属于东方文学的范畴，两者之间文化势差不大，所以泰国在接受《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时，从接受者的角度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感。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应该是文学式样，即《三国演义》是“散文”体叙事文学，而不是传统的泰国古代叙事文学惯用的韵文体。因此，被翻译为泰文的《三国》，作为第一部以散文体讲述历史故事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就格外受到关注。那么这种“散文体历史故事”是否就是小说呢？

    我们认为翻译成泰文的《三国》较为完好地保留了原作的小说特征，其中的人物、主要情节、时间、地点、重要场景大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甚至人物性格、景物渲染、细节描绘等虚构成分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如抑曹扬刘）也基本维持原著面貌。所不同的主要是前面提到的三点：把结构形式和写作手法简化；删除或篡改了不符合当时政治需要或与泰国文化传统相左的词语及内容细节；对原文理解错误造成的误译。这三点相异性，对《三国》的文类性质不可能产生影响。因此泰文《三国》依旧保留着原著《三国演义》的小说类型。所谓“《三国》体”（Samnuan Samkok）其实就是小说体，是当时泰国前所未见的一种新的文类，而不仅仅是一种新颖的历史故事内容和语言风格。这也是《三国》的问世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带动了一批仿效作品不断涌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泰文《三国》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在于它开创了小说这种新的文类呢，还是仅仅在散文体历史故事内容和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开了风气之先？

    从后来陆续出现的“《三国》体”文学作品来看，首先是模仿所谓“散文体历史故事”（即小说体）这种形式，其次是模仿其语言风格。雅格的《十面威风》、乌沙·琴碧的《神枪将》、罗布里的《名人甲孟》、克立·巴莫的《慈禧太后》等作品在文类上都应该属于历史小说或传奇小说。在语言风格上这些作品也有着仿效《三国》的明显痕迹。当然，《三国》对文学创作和泰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物形象、故事内容、文功武略、机巧智谋、人生哲学、天文地理几乎都被后人所称道并运用于文学创作。但大多是散见于不同类别的作品当中。《三国》最明显的影响还是在泰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交替时期带动了一批古小说的出现。

    那么，为什么《三国》自问世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200年间，一直被学界叫做“散文体故事（Nithan 或Niyai）”而不叫做“小说（Navaniyai）”呢？

    原因在于泰国古代没有小说一词，“小说（Navaniyai）”一词是泰国人对西方式的长篇散文体虚构故事的称谓。之前，泰语中把这类作品泛称“消遣读物（Nangsu Anlen）”或“言情读物（Nangsu Pralom Lok）”。“消遣读物”也好，“言情读物”也罢，只是对文学作品以用途或阅读目的为标准所作的分类，并不涉及文学形式的类别。在这种情况下，翻译成泰文之后的中国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作为“消遣读物”被冠以“散文体故事”正是一种历史的误读。直到西方小说传入泰国以后，才把“Novel”一词引进泰语，在泰语中确定了与之对应的“Navaniyai”一词，即现代意义上的“小说”。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以后，一些泰国学者开始注意到把《三国》归为“故事（Nithan）”一类的传统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随着民俗学、民间文学理论的传入，“故事（Nithan）”一词已经被限定了更加明确的文类范畴。于是有人把它叫做“历史小说”，有人把它叫做“古典历史小说”。可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值得关注的改变。遗憾的是，这个改变并没有引起文学界从文类学、文学发生学角度作出进一步探讨和评价。以前出版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著作姑且不论，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影响较大的文学史、文学评论著作仍然沿袭传统的观点，把泰国小说文类的起源，归结于西方小说文类的传入。赛提·奴衮吉（Saitip Nukunkit）的《泰国现代文学》（1991年第一版，1996年第三版）一书中说：“西方小说传入泰国文坛之前我们泰国已经有了类似的文类，即‘故事（Nithan or Niyai）’，后来，大概到了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泰国派往欧洲或美国留学、考察的人……把西方小说这类文学作品的样式带回来推……泰国的第一部翻译小说是帕耶素林塔拉查以笔名迈宛发表的、译自Vendetta的《复仇》（Marie Corelli，1901）……”英安·苏潘瓦尼（Ying’on Supanwanich）2004年发表的《文学评论》一书中说：“小说是来自西方的文学形式，从人类共有的自然行为——讲故事发展而来。”商会大学泰语系教师合著教科书《交际泰语》同样认为“长篇和短篇小说是受西方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五世王时期大量传入泰国并不断发展至今。”这些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当代泰国文学界相当普遍的看法，即以西方小说的传入作为泰国小说文类生成的起点。我们则认为，如果承认泰文《三国》属于小说文类的话，那么，泰国小说文类生成的起点就应该是泰文《三国》等历史小说的问世，而不是西方小说的传入了。

    结语

    泰国700多年的文学发展史，前500多年（13世纪~18世纪末）主要是接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只是在泰文《三国》问世并带动了一大批中国历史小说的被移植之后，汉文学才逐渐为泰国所认识和接受。

    继《三国》开创了泰国小说文类的先河之后，从一世王到六世王时期，共有30多部中国古小说被陆续翻译或移植到泰国。1921年之后，汉文学的翻译达到了巅峰。当时的许多报刊都是因为连载中国古小说而保持了畅销的态势。以历史小说、传奇小说为主的中国古小说，一时间成了文坛的宠儿，在泰国拥有着越来越广泛的读者群。有些泰国作家为了迎合这种阅读的需求，甚至模仿“《三国》体”杜撰中国内容的所谓“历史”小说和人物传奇发表，也同样获得成功。这种情况断断续续持续了近百年。甚至当19世纪末，西方“新小说”传入泰国之后，“《三国》体”对泰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依然具有明显的影响力。雅格的《十面威风》（Phuchana Sipthit ）、克立·巴莫的《慈禧太后》（Bhranang Chusi Thaihao）都深受其影响。雅格在他的150万词的巨著《十面威风》后记中曾坦言“我承认仿效了曹操被火烧战船的情节以及一向无人问津的《三界经》……”

    泰国文学史家古拉·曼利卡玛认为“泰文《三国》是所有散文体文学中最优秀的，常常被后世推崇为经典散文体文学作品，也是二世王时期之后（三世王时期除外）中国历史文学翻译的典范，这部作品的翻译对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外国历史故事的翻译使泰国文坛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世文人创作提供了效法的榜样。”

    近百年来，正是不断涌现的这些散文体古小说的流传和影响昭示着“小说文类”在泰国文坛的生成和发展，它为近代西方新小说在泰国迅速蔓延，将泰国文学推进到现代发展阶段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提供了作者群和读者群土壤。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新小说传入泰国之初，正是先行一步的中国古小说在泰国风靡的年代，当时汉文学的强劲势头是西方小说不可望其项背的。后来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这种势头逐渐衰弱下去。但它曾经的辉煌既填补了泰国古典小说的空白，也为泰国古典诗歌文学向现代新文学过渡构筑了桥梁。

    简言之，以《三国》问世为代表的汉文学的介入促成了泰文古小说文类的生成，古小说文类的出现和发展又为新小说的生成和发展做好了铺垫。因此，以古小说为代表的汉文学的介入，在泰国文学发展史和中泰文学、文化交流史上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是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和高度评价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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