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钧

    内容提要：本文从文字系统和历史角度对日本文字体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认为日语文字体系有其独特的一面，表现在日语书面语当中的文字也是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字参与到了语言各个层面当中。并指出，见之于日语文字体系中的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日语文字词汇乃至日语本身。日语文字标记的特殊性为丰富和完善世界文字学理论提供了宝贵资源。

    关键词：日语文字系统汉字标记文字学理论

    Abstract：This paper，by examining and analyzing Japanese writing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riting system and history，concludes that Japanese writing system shows particularities in the characters incorporation into written Japanese and their participation in every level of the language.The particularity of notation facilitates us a better perception of Japanese writing and Japanese itself，hence providing valuable resources for enriching and perfecting world grammatology.

    Keywords：Japanese Writing System；Chinese Characters；Notation；Grammatology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日语言研究而言，各学科领域的发展有不平衡的地方。如在语法方面，我国日语学界大体上能做到紧跟日本学术界前沿，取得了不少成绩，特别是在自觉运用语用、认知理论研究日语方面，目前已成为国内日语学界一个新的热点。然而，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如词汇、语义、文字标记等领域的研究却依然是进步有限。词汇方面的研究虽然还有一些，但重复性或考证性的较多，理论上建树不大；在文字标记领域，则几乎无人涉足，更奢谈进步了。在笔者看来，日语这一种语言当中同时容纳、并且能够有机使用罗马字（拉丁字母）、汉字、假名（平片假名）等数种来源和体系不同的文字，这在世界上也堪称奇迹。这一显著特点足以说明研究日语文字标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同时，文字标记绝不是孤立的一个局部研究领域，特别是如果我们研究日语史就会发现，它同日语的其他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包括语音、词汇、文体乃至语法层面，古代日语就是在不断吸收以汉字、汉语词为媒介的汉语、汉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变化而来的，现代日语的研究也非常重视文字标记这一块，因为它同作者的用字意识以至文章内容表达的需要紧密相关，构成现代日本人语言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电视型”语言

    长期致力于研究英语和西方语言文化的庆应义塾大学的铃木孝夫就曾指出，西方语言是广播型语言（ラジオ型言語），包含汉字等文字手段在内的日语是电视型语言（テレビ型言語）。应该说，他的这个比喻十分形象、贴切，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两种语言本质上的差别。比如，日本的电视节目在播报新闻时，播音员语言里常常夹杂着不少音读汉语词，听起来不好分辨，但屏幕下方的字幕则经常使用与之意思相近的和语词。在很多时候这种语言与文字的不对称并非是播音员读错，而是电视制作人员试图借此补救汉语词往往听起来不太好懂的弱点的一种有效方法，这正是他们煞费苦心的地方。因为日语的音读词有很多是书面语，不少词在日常口头中较少使用，特别是专门性稍强的词语，对于普通人来说属于理解词汇层次，而且汉语词当中同音词较多，借此办法可以针对和语词与汉语词的不同特点取长补短。具体说，打出字幕取的是汉字语素在语义表达上的简练、概括、准确的长处，补的是它们音节单一、同音词多以至听觉上不好辨别的短处。这种标记和词形的暂时脱离是见之于日语中的特殊现象，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在电视字幕上可以看到，在所谓的“あて字”的汉字用法中也十分常见，这也是机械套用西方语言学中的文字理论所无法解释清楚的。换言之，在这里文字手段相当于是一种补注，而不是对语言录音式的翻版。

    虽然日语的文字标记系统十分特殊，迄今国内学者并非没有人对此有一定的认识和体悟，但就笔者了解到的，日语界对日语文字标记系统的特殊性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缺乏历史维度和语言学理论的支持。就前者而言，日语史方面的知识本来就是我们的弱项，后者主要受到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即把文字看成是第二性的。

    1.索绪尔的理论

    索绪尔认为，“文字是外在于语言系统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被他概括为“再现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他的理论主要是基于他对西方语言中表音文字的观察和认识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日语这样文字（标记）体系相当特殊的语言来说尤其不适当。日本学术界对此早已有了反省，但在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字学理论方面的建构却迟迟没有取得进展，其中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日语文字（标记）体系的复杂性。

    造成复杂的原因有很多，如日语中的汉字定位问题。在现代日语中，汉字有时是词素，如“運（うん）”＋“命（めい）”＝“運命（うんめい）”，有时只是标记，如“命（いのち）”，有的还是对词义的提示，如写成“運命”，却读作“いのち”，即是所谓“あて字”的一类用法。另外，日语还拥有振假名（ルビ）这一辅助标记手段，使得汉字的使用变得更为灵活、复杂和多变。这些因素均给日语汉字的定位和定性问题带来了困难。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就要不拘囿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从日语历史发展的史实和规律出发，并且要从贴近日语使用实际的角度作深入分析。

    2.日语史发展的必然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在日语中所扮演的角色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开始是以词汇，即外语本身的形式进入日语的，如同今天来自英美的外来语词汇一样，发音上采用谐音（拟音）。之后，汉字（很多情况下是词单位）与日语词的对应，即和训产生以后，汉字逐渐成为兼具表词和标记功能的文字，汉字的应用进一步得到了拓宽。但古代日语、特别是书面语当中的汉字与汉字背后语言的关系恐怕同今天我们的认识有所出入。古代由于日本人对大陆文化的顶礼膜拜，汉字的符号功能一直受到特殊的倚重，因为它们是当时处于强势地位的大陆中国文化的象征。很多时候汉字使用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是，著写人重视汉字的装饰效果（符号功能）甚于单纯的词义提示效果，如很多辞书虽然是以汉语词的形式立目的，但当时这类辞典是为使用者写作时选用汉语词字面（确切地说是选择汉字标记）服务的，有些汉语词最终也没有变为音读词，即蜕变为日语词汇体系中的一部分，而是停留在了词语装饰的层面上，性质上其实等于假借字。到了明治时期，汉字进一步成长为能产的字音语素，借此生成了很多新的字音词，这说明至此日本汉字的境遇已发生了质的改变，从以往被设法揉入日语的被动地位，或者说是被借用到日语中标记日语的工具性地位，来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身，成为日语内部生成机制当中的一个有机成分。例如，明治以后汉语词已超越了借用阶段，作为一个字音语素参与到构词当中，特别是三字汉语词、四字汉语词的大量生成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像“不·非·的·性·化·員·機”这样的带有词缀性质的词根的参与。换言之，日语汉字此时已经起到了语言的中枢作用，具有了一定的主体地位，表现在读音、造词、文体，甚至语法、认知层面上，汉字都是一个极为有效、活跃的因素。并且，汉字在进入日语之初，就已获得一种特殊的权威和尊贵地位，给人们的意识层面带来了潜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千百年来，日本汉字的符号功能得到了强有力的扩张，由此才会有日本汉字文化的绵绵不绝和高度发达。这种千年积淀下来的尊崇汉字汉文化的意识同西方语言中的以摹音为主的音位文字当然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一方面不能割裂历史，另一方面，若从共时角度看，汉字、假名在日语独特的文字标记系统中其实各有特色，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二者相辅相成，分别起到了各自应有的作用。简单说，如汉字多表词（自立词），假名多表辞（附属词）；汉字多构成意义单位的核心，假名多成为语法关系的中枢；汉字表意兼表音，假名表音亦表词（外来语）；平假名一般不出现在句首，这样可方便我们断句，以提高阅读效率；等等。可是，迄今仍有日本学者看不到汉字标记的优越性，否认汉字对日语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以为日语中的汉字好比是一件外衣，不需要的话完全可以剥掉。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国粹主义的倾向，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误读。

    二、“望远镜”说

    对日本汉字的特殊性持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学者在早期主要有时枝诚记，他是站在他的著名的“语言过程说”的角度立论的，故比较深刻和独到。他提出了“望远镜”说。时枝诚记肯定了古代汉文、汉字对日语的绝对性影响，认为汉字已不是借来的文字。他的论据来自于他对文字的表达功能的深刻思考上。具体说，他以望远镜为例，认为通过肉眼和通过望远镜看到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即，不管通过什么媒介，如若表达的内容一致，汉字和假名之间就没有区别。汉字已经成为日本人表述日语的一种成熟文字。因此，他反对汉字衣装论。

    无独有偶，具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经历的内山完造在《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中也谈及到日语汉字的特性。他说：

    我认为支那人的实生活，却并不能随了日本所使用的汉字东渡，成为舶来品的，退一百步说，即令与实生活同渡了，而其后汉字的内容也无疑大大地变其性质了。盖原不过是生活符号之汉字，传来后，不仅奉之如神仙，且因传入的人均属上层阶级，故益使一般人敬上加敬，而尊其专门家曰汉学者了。若仅至于此也还罢了。受人尊重的汉学者们便锦上添花，传言汉字乃均具非常的深意在内。这种锦上添花的内容，今犹一仍其旧。此外，日本又有了所谓的假名，使文字的意味益趋艰深。实际上，须知汉字不过是中国的假名（略），而反映在我国日本人头脑里的汉字的内容，不仅与支那人之汉字的内容距离极远，往往根本不同呢。

    内山在这里使用的不是学术性的表述方式，但他的意思却是十分明了的，即汉字在日语中不仅字义上（汉字的内容）有别于中国，而且已经成为一种带有形而上学意义的东西（均具非常的深意在内）。这从反面说明了汉字已经实现了日本化，蜕变成为日本人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本质上它与中国的汉字已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汉字、汉语词进入到日语系统当中历经了漫长时间的演变，其结果是语言符号得到了重组，很多汉字（或汉语词）带上了玄妙的深意（符号功能）；而另一方面，同汉语的汉字在字形上的相似和字义上的相近之处使得日语中的汉字标记仅仅成为一种表象，掩盖了其蜕变的实质。内山的这一段话可以为时枝的望远镜说提供佐证。显然，日本学术界的汉字衣装之说皆属皮相之见，经不起推敲。

    对汉字之于日语的作用或称影响，日本学术界一直有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研究汉语的高岛俊男在《漢字と日本人》（文艺春秋，2001年）一书中认为，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造成了日语的畸形。笔者对此难以苟同。要说畸形，换一个角度看可能正是其优势所在。日语语音中也渗透了大量外来的元素，只不过没有文字那么扎眼。严格说，这种畸形不是汉字造成的，如日语具有音位少的先天不足，语义表达模糊，靠汉字带来的视觉刺激可以实现语义切分，达到辅助阅读的目的。语音上，音节的增多同时意味着语音组合方式的多元，这无疑为日本人拓宽表达手段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字的多样性亦然，正因为有了平、片假名和汉字以及罗马字，日本才形成了独特的标记体系乃至为不少日本人所骄傲的标记文化。研究社会学的加藤秀俊在《なんのための日本語》（中央公论社，2004年）中认为，汉字对于日本人来说好比有“磁场”。近代日本医学全面学习西方医学，可是却喜欢用汉语词，这不啻是一种讽刺。就如天皇年号使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语词以及法律条文多使用汉语词那样，这固然主要是历史惯性和汉字权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由日语固有语言体系的先天缺陷造成的，如固有的和语词一般不用来表达抽象、明确的概念。因此，与其像高岛俊男那样把汉字看做是历史带来的负担，还不如把它积极地看做是一种财富，如前述“的·性·化”这些字音语素的形成对近现代日语词汇的大量生成是有重要贡献的，特别是专业术语，因为它们简练、准确，而且具有能产性。

    三、日语文字的本质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一书中对索绪尔的排斥文字于语言之外的理论进行了批判。索绪尔说：“言语与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再现前者是后者存在的唯一理由。”“语言学的对象不是由文字和言语组合决定的，只有后者才构成语言学的对象。”也就是索绪尔认为，文字只是语言的再现，和语言本身没有什么关联。这种认识即便对于单纯使用表音文字的印欧语言来说也未必准确，更何况日语。就日语来说，下面可试举几个反证。

    1.文字是语言的重要来源之一

    以汉语词为例。词汇是语言的重要元素。古代日语吸收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汉语词。古代汉语词，特别是书面语是随着汉字进入到日语中来的。最初它们或以词汇，或以视觉上的标记单位进入到日语中的（古代文献中很多词汇如没有提示便无法知道其读法）。若是和语读法，即为训，属于标记范畴，汉语词的字面是装饰；若是字音读法则是外来语本身，属于词的范畴。这些作为训的单位的存在是维系这些以词（汉语词）的形式融入到日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中介和保证。由于训（字义的提示）的作用，对一个新词即便不能了解确切词义，有学问的日本人也能猜出几分，更毋庸说大量“和製漢語”的生成就是靠了这种多元、灵活的认知和构词方式产生的。前面举到的“的·性·化”就是属于这种与汉字相关的特殊语素——字音语素。这种构词方式直到今天仍然十分有效。

    更深层次的一个理由是，日语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文字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先不说有些像“返事”“白寿”这样的以字为中介的词语的生成直接导源于文字，像“（慈悲）いたりて”“及び”这样的固有和语词由于和训的诞生——受汉字（词）意的影响，导致其词义得到了扩展或延伸；此外，像“天”“神”“阴”“阳”这类带有抽象内容和丰富文化内涵的汉字进入到日语，给日语、更是给使用日语的古代日本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很多时候应该说起到了文化意义上的启蒙作用。如“气”这个字来自中国，可是现代日语中带有“気”字的词或惯用句十分发达，这充分凸显了日本语言和文化对这种玄妙的词（字）的需要，并且进行了日本式的改造为我所用。缺少这些成分和要素，日语恐怕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也就是说，汉文训读给日语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一些语言形式上，更重要的是深入到日语的内部骨髓当中，成为滋养日语和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泉和动力。

    2.两种系统、两种符号词语的混合

    词汇语义的表达是与产生这种语言的文化土壤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宏观上，从文体风格和语义表达上看，汉语词与和语词的并存其实是书面语系统和口语系统这两种表义符号的杂糅和并存，形成这种格局有其必然性。从构词上看，和语语素植根于固有语言土壤中，易懂但却语义限定性差，较模糊；汉语词汇进入日语后，字音（汉语）语素形成，但弊病是同音词多，不好辨音，不过语义表达确切，限定力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语古代文体发展的重大转折——和汉混淆体（汉字假名混合文的前驱）产生的必然性——因为只有这种文体才能充分发挥两种语言系统各自的长处。明治以来，日语产生大量通过拼接字音语素形成的字音词（新汉语词），形成了在这两种系统之间的内部转换，实现了构词、认知模式的一体化。这种构词模式沿用至今，证明它的生命力之长久。废除汉字就等于废弃了这种经济有效的造词方式，因为没有汉字（语素）的中介就没有这一切。

    3.日语离不开汉字

    以上两点也必然引出这样一个结论：日语离不开汉字。究其原因，除了以上举出的语言方面原因外，还有子安宣邦在《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岩波书店，2003年）中的阐述更为深刻。子安在书中举出了近代以来日本各种有代表性的汉字观（有诸如入侵论、输入论、日语的不幸论、不适合论、衣装论、假说热和预测热等论调），反驳了认为日语“借用”汉字表述“やまとことば”的观点。他的结论是，汉字之于日本人（日语）是“不可避的他者”，日语是由汉字这个他者建构起来的。所以说，汉字的日本化既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日本新近出版的加藤彻著《漢文の素養——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光文社，2006年）更是从汉文（包括汉字）对日本文化的贡献的角度展开了自己的论述。在日本整个社会思潮出现右翼倾向的今天，这种论调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它从文化和文体的高度阐述了汉文对构筑日本文化的重要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为子安宣邦的汉字他者说做了注脚，高屋建瓴，十分深刻。

    明治以后，汉字的使用受到很多日本人的质疑或反对，这一方面是随着日本人民族意识的高涨、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以及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发生的，但汉字作为汉文化的最重要符号在外观上非常直观和突出，在世界文字体系中具有典型性，这对日本人的心理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西方，由于历史原因，拉丁字母早已成为西方世界通用的一种文字，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被公认为是欧洲文明的共同起源，所以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挪威人，至少在文字的使用上不会有太大的纷争。其实，换一个角度看，难道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确立就完全是倚靠自己独立成长起来的吗？如前所述，近代以来来自西方的概念、观念和思想很多是借助汉语词的外衣纳入到日语中的，其中一部分虽取自汉籍，但却被赋予了西方近代新思想、新观念。它们表面上是汉语词，实质上是外来语。文字可以通过一纸法令废除，概念和思想观念就不那么容易置换了。同样，中国近现代的词汇由于受到日本词汇的影响，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上也多少带上了西方乃至日本文化的烙印。其实，世界文化本来就是在相互交流和借鉴、互动中得到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里也融入了来自印度文化等外来因子的影响。只不过是日本由于其地缘位置的关系以及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造成了日本往往一边倒地向某一种先进文化学习。虽然它能很快吸收外来文化，但其本身具有中空的性质。文字更为直观和明显，尤其对于原本就没有文字的日本来说更是如此。

    四、日语标记的特殊性

    认识日本文字体系，还必须了解日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标记。特别是在研究古代日语时，标记与文字乃至文体概念密切相关，是一个不见于其他语言的特殊研究领域，对我国的日语研究者来说，这方面研究尤其受到轻视。

    1.何谓标记？

    日语文字种类多，符号功能各不相同，这为日语丰富的标记文化提供了基本前提和物质基础。恐怕只有日语才能够做到根据作者的表达意图选择适当的语言反映形式，而这种反映形式往往不是单靠音声语言就能承载的。按照索绪尔的学说，文字是语言的再现。但在日语中，标记带有选择性和多样性，那么它所能传达的语言信息就不是唯一的了，那么所被传达的语言也不应该是唯一的了，但索绪尔又把语言等同于音声语言，这就成为了无法求解的悖论。既然有标记上的选择，文字是语言的再现的索绪尔式的结论就值得推敲了。

    2.日语标记文化的特点

    就一般情况而论，和语词中汉字是标记，也是意义提示的单位，这时候语素往往是多音节的单位体；而在汉语词中，汉字是字音语素，字成为轴心，其语音构成往往很简单。这个特点在听觉上、在辨别一个词到底是汉语词还是和语词上也有好处。在现代汉语中，看一个组合是词还是词组不容易。视觉不起作用自不必说了，听觉上也没有赖以分辨的手段，因为没有形式标志。但在日语中却有显著的语音标志（如汉语词发音上多具有拨音、拗音甚至长音等特点）。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日语比汉语更具有优势，音读和训读的区分客观上也能起到这个作用。

    从结果上看，汉语词与和语词二者相辅相成，相互间的关系不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最终形成日语词汇量大、语义表达手段丰富的特点。凭借日语汉字的既作为标记单位又作为构词单位的特性，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日语固有的音位少、音韵构造简单的缺点。因此，日语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视觉文字（认知、构词等）。此外，虽然日语中的汉语词同音词多，但包括助词、助动词等在内的基本词汇都是和语词，在与周围和语词的比对和一定的语境下靠听觉辨音还是能够发挥很大作用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使用振假名手段是日语标记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存在促使日语标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具有立体性、开放性、能产性（字与词的对应比较灵活）等特点，构成日本独特的标记文化的基础即在于此。

    五、日语之于重新建构文字学理论的意义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字学理论一直受到西方语言学的影响，将汉字定义为“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也就是把汉字的功能仅仅限定在了对语言的摹写上。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有了反省，如曹念明在《文字哲学——关于一般文字学基本原理的思考》中就提出了疑义。曹念明受到1967年问世的德里达《论文字学》的启发，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汉字的定位问题，并且写出了堪称开先河之作的这部文字哲学著作。作者认为，扬雄在《法言·问神篇第五》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汉字的属性和功能。这里的书即是汉字。用现代人的翻译来说，就是“语言是思想的声音，文字是思想的图画”。换言之，语言是听觉符号，文字是视觉符号，二者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前引铃木孝夫的比喻即为此意）。曹念明认为，从起源上看，文字不是记录语言（口语）的，特别是对于自源性质的文字系统来说尤其如此。所有自源文字都是（象征）表意文字，所有表音文字都是他源文字。汉字是自源文字，脱胎于象形文字。到了日语中，身份转成了他源文字。在最开始，汉字的正用被称为“真名”，而产生于假借用法的表音用法被称为“假名”，这也说明了汉字有别于纯属表音的其他文字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当时人看来，单纯表音的符号不属于正规文字之列。从汉字起源看，所谓象形一开始就是对应着概念的，如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所指出的那样，象形、假借、形声是文字发展的三个过程。曹念明在介绍刘又辛著《汉字发展史纲要》中的观点时认为，“汉字的发展经历了表形、假借、形声三个阶段，秦汉以来以形声字为主的第三阶段延续至今，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汉字绝不是为了记录口语（语音）而诞生的。

    汪德迈是一位长期生活在汉文化地区的法国学者，毕生精力献给了对汉文化的研究上。汪德迈在《新汉文化圈》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汉字有别于其他表意文字（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文字），特别是他指出：“苏、埃文字仅仅是一种书写系统，而汉字兼有书写系统和真正的独立的语言系统双重功能。”他认为的“独立的语言系统”指的是文言。所谓的文言是自律的，是一种不同于口语的独立的语言。他从文言文的起源、词汇形成的规律来证明和阐述他的独到观点。他认为：“在其他表意文字里，词语是独立的，文字仅仅是词语的记录；在中国的文言中，文字即是词语，读音仅仅是文字的注音符号……发音仅仅是文言中汉字的附属物。”也就是说，文字和口语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这与曹念明的观点可谓是殊途同归。这种认识抓住了汉字（尤其是古代汉字）的本质，可谓入木三分，对我们重新认识汉字的性质和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曹念明还认为，日语文字属于混用型文字。过去的文字著作都把日语中的汉字等同于汉语中的汉字，而把假名看做是音节文字。他认为：“这种承认语言系统的独立性而不承认文字系统独立性的学术见解是十分不合理的。错误的根源在于：没有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日本文字看成一种完整的系统，而把它当做几种不同成分的拼凑。”在这里，他强调汉字与假名是混用，而不是混合。两种文字的混合拼凑是表象，形成有效地表达日语和思想的体系才是本质。这种有效性从前引“时枝诚记的望远镜说”也能得到印证。

    如按照前面的分析方法，那么日本最早的文言其实是汉文（包括后来的汉文训读文），就是所谓的“独立的语言系统”，它与日语口语从起源到原理都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在此意义上，或许表现在日语文字系统中的汉字功能更能说明汉字的特殊性。因为，日语的汉语词由于是外来词，所以“文字即是词语，读音仅仅是文字的注音符号”，而不是相反。这尤其体现在古代正式书面语当中，因为当时的很多汉语词是一种文化符号，是包容各种文化信息的聚合体。不过在日语中，汉字的特殊性则更前进了一步，由于字与词对应上的灵活（或可称宽容）以及振假名的运用，特别是在文艺作品当中，落实到书面上的日语在汉字的使用上往往呈现出个性化和丰富多彩的一面，这时候的汉字已成为了辅助语言表达的一种修辞手段。

    六、结语

    如上所述，文字本质真的是摹写（再现）语言（音声）的吗？只说对了一半。至少在日语中，文字也是语言的一部分，文字也参与到了语言包括文体在内的各个层面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这种过程由古至今，绵绵不绝。日本人在对文字信息的摄取上，往往是视觉和听觉共同启动，构成一种捕捉（或创造）信息（或思想）的独特系统（如带振假名的假借字）。至少在日语中，文字语言和音声语言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特别是在书面语中，日语具有这样的特点：音声＋视觉（文字）＝语言。作者通过对标记形式的选择，是对原有音声语言的一种扩展和补充，客观上不仅还原了音声语言，而且还添加了一层内涵，丰富了语言表达。这一特点不仅集中体现在“あて字”（假借字）等双重标记上，也体现在普通日语文章的标记上。金田一春彦先生《日本语》中举出的上田敏译卡尔·布塞的诗“山のあたな”中，意思为人的“ヒト”这个词有时候写成假名，有时候写成汉字。汉字写的“ヒト”表示世间普通的人，用假名写的“ヒト”表示自己的意中人，即和自己心心相印的人。

    综上所述，日本文字是日语重要的标记和表达手段，同世界其他各国语言文字相比，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对此我们应予以高度的重视，并且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了解见于日语文字标记体系中的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日语文字词汇乃至于日语本身。同时，进一步深入研究日语文字标记的特殊性，还可以为丰富和完善世界文字学理论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周有光1998《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

    潘钧1998《浅谈汉字、汉语词对日语的再塑造作用》《日语学习与研究》第4期P.5~12

    潘钧2000a 〈中日两国文字体系比较——以文字的性质和功能为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本语言文化系编《日本语言文化论集》第3辑P.46~63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

    潘钧2000b 〈日语中‘あて字’的定义和性质问题〉《日语学习与研究》第4期P.7~13

    潘钧2003〈日本人汉字观之流变〉刘金才等编《日本语言和文化——孙宗光先生喜寿纪念论文集》P.55~70北京大学出版社

    雅克·德里达（法）2005《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山田孝雄1935『漢文の訓読によりて伝えられたる語法』宝文館

    高島俊男2001『漢字と日本人』文藝春秋

    加藤秀俊2004『なんのための日本語』中央公論社

    子安宣邦2003『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岩波書店

    加藤徹2006『漢文の素養——谁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光文社

    曹念明2006《文字哲学——关于一般文字学基本原理的思考》，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汪德迈（法）2007《新汉文化圈》陈彦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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