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

    内容提要：本文从蒙古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现状入手，探讨《蒙古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结构和叙事形式，勾勒史习成先生在书写蒙古国现代文学史过程中逐步建构、调整和更新的文学史观，再现一代前辈学人不懈探索与实践的执著追求精神。

    关键词：史习成蒙古国现代文学文学史观

    当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动笔梳理史习成先生在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时，“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两句诗便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渐渐由模糊而益发清晰起来。自1955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开始学习蒙古语之初，到2002年不幸因病辞世，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史习成先生在蒙古语教学、蒙古学研究领域勇于探索，勤于耕耘，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史习成先生格外钟情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浩茫的文学史料中爬梳葺理，摸索出一条线索，形成讲课体系，开设了蒙古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相继发表了有关蒙古国现代文学的论文多篇，并完成了《外蒙古现代文学简史》和《蒙古国现代文学》两部专著的撰写工作，首次系统地为国内读者介绍了蒙古国现代文学。能够在十余年中取得这些成果，固然与史习成先生的勤奋有关，也与他自学生时期就留心并熟悉蒙古国现代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东方集成编辑出版的其他论著相比，《蒙古国现代文学》似乎不是那么厚重。然而若将它置于蒙古国现代文学整体研究之中，这种看法将会改变。再读《蒙古国现代文学》，笔者感悟最深的是，为了清晰呈现蒙古国现代文学全貌，凸现蒙古国现代文学的特点，史习成先生不断探索，超越自我，逐步建构并不断调整更新自己的文学史观。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代前辈学人的精神追求与人格魅力。

    一、蒙古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

    蒙古国现代文学诞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其时蒙古国及苏联陆续有一些对蒙古文学发展进行研究的著述。在现代文学史的撰写方面，蒙古国步履相对迟缓。1946年索德诺姆撰写了《蒙古文学发展史》。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是叙述古代文学的，只有最后几页篇幅涉及现代文学。直到1968年，《蒙古现代文学简史》（1921～1965）出版，蒙古国才有意识对新文学40余年的史料和作品给予整理和评价，对新文学初始阶段各类问题成果进行评述，但它终不是完整的文学史。1985年蒙古国出版了《蒙古现代文学史》（第一卷），1989年出版了第二卷，第三卷直至1998年才得以出版。这本历经13年才编撰完成的文学史也不过撰写到1980年。素有蒙古学研究传统的俄罗斯，在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走在我们前面。1941年发表了卡梅什柯夫的第一篇研究蒙古现代文学的文章。1955年蒙古学学者米哈伊洛夫编著的《蒙古现代文学简史》（1921～1955）出版。米哈伊洛夫对蒙古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作了简单、扼要的叙述。由于作者的身份及其写作年代，这部书明显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者格外强调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对蒙古现代文学的诞生和成长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及苏维埃文学和它的奠基人高尔基对蒙古文学的巨大贡献。另一位蒙古学家盖拉西蒙维奇在1991年发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学》（1965～1985）。以上这两部文学史都介绍了蒙古文学发展的某一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曾经从俄文零星地翻译介绍了一些蒙古国现代文学作品。之后用回鹘蒙古文出版了《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学简史》《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概览》《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等论著。而史习成先生的《蒙古国现代文学》乃是我国第一部用中文书写的蒙古国现代文学专著。倘若单从时间跨度来看，《蒙古国现代文学》跨度最长，叙述了从现代文学诞生到20世纪90年代的蒙古文学，这是其他文学史所不及的。《蒙古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它独特的体例及构建的文学史观更是耐人寻味。

    二、从进化论的角度阐发蒙古国现代文学

    早在1985年，史习成先生在《国外文学》上刊登了《蒙古现代文学介绍》一文，论述了1965年以前的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这篇论文虽然还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史”，但它的结构框架已经具有“史”的含义。可以说，这是史习成先生早期关于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从该文对文学历史现象的归纳与阐释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文中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蒙古现代文学是伴随着新旧社会制度的建立而诞生的”。继而从“巩固政权，实行民主改革”（1921年～1940年）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1941年～1965年）两个时期分别进行论述。将社会发展史的分期标准作为文学史的分期依据，是撰写文学史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以这种历史的文学观念撰写文学史就是文学进化论。文学进化论研究坚信文学有类似生物学，即有其产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认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在我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影响，至今这种思路亦常见于各种文学史的写作中。史习成先生在撰写蒙古现代文学的初始阶段时，没有脱离这种观念的影响。而在《外蒙古现代文学简史》中，这种进化论文学史观更加趋于明显。这里他将蒙古现代文学划分为四个时期：创新时期、窒息时期、恢复与发展时期、发展与停滞时期。诸如“创新”“恢复与发展”“停滞”等术语常常出现于进化论文学史的研究中。

    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强化了文学发展的纵向历史线索，往往先确定大的时间框架，再将文学史信息依照时间顺序重新组合。换言之，就是以时代、作家、作品为发展主线，用时间坐标为主线的编写方法。大部分的蒙古现代文学史通常都采用了这种编写方法。蒙古国出版的《蒙古现代文学简史》《蒙古现代文学史》，米哈伊洛夫的《蒙古现代文学简史》，以及我国出版的回鹘蒙古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学简史》等都是以进化论的角度阐发的蒙古文学。依据这种进化论文学史观编写出来的文学史，从史的发展角度来看，系统性较强，清晰度较高，简洁明快，有利于展示这一时期创作的总貌。但是其思维特点多为以历史为坐标的纵向，也就是说编者注重从蒙古文学发展的纵向上全面、系统地勾勒蒙古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无法摆脱狭隘的线性思维的弊病，不能充分解释复杂的文学历史。

    三、从审美角度构建蒙古国现代文学史观

    文学演变的进程受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与社会政治事件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蒙古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1921年的人民革命和蒙古国独立而诞生的，是在其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更容易比较集中地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中心问题。如写人民革命，包括歌颂革命领袖和政党，以及展示投身革命的各阶层人士的命运，是蒙古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蒙古国有许多以抗日斗争和声援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为题材的作品问世。在牧业合作化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关于牧民“自愿”入社内容的小说，可以说这种文学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蒙古国现代文学中俯拾皆是。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必然受到社会历史的制约，但同时又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蒙古国现代文学固然受到来自蒙古国政府和政党的政治干预，但它还是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对于蒙古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来说，采用进化论文学史观有其不利的一面，容易突出意识形态对文学作用的一面，忽略文学本身的特性及文学多方面的多功能和丰富性。事实上，史习成在撰写《外蒙古文学简史》一书时，就已经初步意识到进化论文学史观的局限性。他在谈到文学史分期问题时写到：“从现在的认识看来，蒙古现代文学史分为四个时期。”这句话说明史习成先生并不满足于他目前对蒙古文学史的认识把握，但苦于没有更好的描述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叙事手法，因而仅能停留在现有的认识之上。在《蒙古国现代文学》前言中，作者阐明了成书的一个原因：“本书是按题材内容来编排的。在同一题材的论述中再照顾作品发表年代的先后。这就与蒙古国已出版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专著，包括三卷本的《蒙古现代文学史》，先年代，后体裁，最后才是题材的顺序有所不同，也与研究个别作家的文学不一样。”现在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顺序差异，而是在编写体例上进行了一次有意地调整，是史习成先生文学史观的一次转变。

    （一）强调审美，凸现蒙古国现代文学价值

    我国介绍外国文学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研究者往往采用进化论的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对这种文学研究进行了反思、质疑乃至批驳，呼吁重新书写文学史。以史习成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之道，对上述文学史观进行质疑和批驳不是他的风格。他在肯定文学演变的进程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之后，直接提出：“文学自身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文学除内容外，还有形式。”题材内容固然重要，应该研究，而“艺术形式，艺术手法同样不可忽视”。尽管“蒙古现代文学在题材内容选择方面受时代影响较大，而艺术提高与否，与一个时期以什么为中心任务并无直接关系，而取决于文学创作的主观条件。”他注重蒙古国现代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

    随着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加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分析，成为近些年来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如诗歌方面的音韵学研究、语义学研究；小说方面的叙事学研究；对作品的符号系统和结构模式的研究等等。史习成先生是如何进行蒙古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艺术发掘的呢？记得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剧作时，强调了从历史和美学的标准，即最高的标准这样一个评判出发点。史习成先生也正是从审美层面，对蒙古国现代文学作品进行艺术分析的。

    强调审美，可以回避思想意识形态对文学发展的干涉，展示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多元性特征。蒙古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以官方思想意识形态为依托的学术体制和学术话语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很长时期内，蒙古国政府和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系统的理论和政策。对文学的性质、功能作用，以及创作方法都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看法，对作家为什么写和如何写也有明确要求。在这种以思想意识形态为本位的述史结构下，蒙古国出版的《蒙古现代文学史》中将蒙古现代文学描述为是由旧社会向新社会迈进的文学，是向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进化的文学，是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文学。蒙古国政府提出，文学的任务是真实而又全面地表现正在建立新生活的新人，表现他们思想和性格的一切优点。要深刻地反映现实，体现新与旧的关系。蒙古作家要以创作现代题材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的作品为己任。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群众在经济、文化建设和保卫国家安全中的贡献，他们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以及苏蒙之间的友谊。这种新的精神和新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主体在文学领域的展现。这样，必然排斥“个人主体”之于文学的创作性作用。在这种学术体制和话语势力范围内，文学的个人主体性势必被忽略。

    史习成先生力图通过对蒙古国现代文学中审美意识的追求，去突破蒙古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传统的一元化文学视角，暗含着不再以国家意志下的文学规范为文学史的评判标准，强调了那些不为当时文学规范承认的作家和作品的文学史合理性，及那些为当时文学规范承认的作品的艺术性，从而展现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创作主体的个人性和独创性。文学是由多种复杂的成分构成的，如果论及的作家仅限于国家机器认可的作家，又缺少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那么又怎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呢？

    通过对作品艺术性、个人性和独创性的审美分析和关照，回避政治意识形态对蒙古国现代文学的过多干涉，引导读者以独立的眼光审视蒙古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真实状态的方式，领悟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价值，探求文学史的真相，是《蒙古国现代文学》撰写的真实目的。

    （二）注重文本解读，再现蒙古文学特色

    为了重新定位蒙古国现代文学，史习成先生在文本的解读上深下工夫，即对于那些能够体现蒙古民族特性和审美风格的文本进行多维度的开掘和创造性的阐发，然后升华到题材学或主题学的相应美学范畴加以概括，凝练地形成一个个各具思想特色而又互相关联的题材群落或主题群落，借以显示《蒙古国现代文学》在结构框架上的创新，也借以凸现蒙古现代文学史观中的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识。

    此书在体例上采用了以题材分类安排章节的写法。全书共13章，除了第一章总论外，以12章分别论述了“启蒙文学”“爱国文学”“思索人生的文学”“写牧人的文学”“展示妇女命运的文学”等12个主题。然后，在同一题材的论述中，将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依照作品发表年代的先后进行论述。这种文学史的写法不是没有缺点，它不利于展示一定时期创作总貌。但比起其他的蒙古国现代文学史，这种体例的优点便是突出了蒙古文学的特点。该书包括的一些题材，一些是蒙古学者在研究同一体裁作品时经常提到的，如人民革命、军事、牧业、工业、知识分子、爱情等题材。而“启蒙文学——‘孤儿写孤儿’”“展示妇女命运的文学——为‘家庭的奴隶，男人的仆女’鸣不平”“思索人生的文学”等题材是作者的创新。这些题材群落强化了蒙古现代文学的民族特色，增加了蒙古现代文学创作的厚重感。同时也说明作者已经不能满足于就事论事地、孤立地一个一个介绍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考察他们之间的广泛联系。虽然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一部文学史应该是一部作品发生史、主题流变史、文本形态史，但是真正从题材与主题角度切入、以文学作品为主要框架来书写的带有本体论性质的文学史并不多见，尤其在撰写外国文学史这个领域。

    《蒙古国现代文学》不见得是最完善的，但它注重艺术分析，力求对各个题材群落的主要风格特征作出简明而又准确的概述，这是其他文学史所不及的。在充分利用蒙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以他民族学者独特的眼光审视蒙古国现代文学，得出一些独特的看法。如将“爱国文学”归结为“蒙古国诗人的‘我的蒙古’情结”。蒙古国作家数量不多，但歌颂祖国、吟咏蒙古自然风光及赞美蒙古这片土地的诗篇数量却是很多。蒙古文学界对这一现象除了在蒙古新诗与民间口头文学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分析外，没有进一步充分研究。史习成先生在深入研究蒙古民间口头文学赞词与蒙古新诗赞颂诗的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纳楚克道尔基、雅沃胡朗、策登岛尔基、乔依诺姆、盖达布、涅姆道尔基、达希道洛布等人的诗作，提出这是蒙古文学中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是蒙古文学的一个特色。

    蒙古民间文学是蒙古国现代文学得以发展的基础之一，民间文学对蒙古国现代作家的创作起着巨大的影响。如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达木丁苏伦最早的作品是根据民间口头创作改写的四个小故事。他的一些诗歌、散文创作也带有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注重民间文学传统与蒙古新文学的传承关系是《蒙古国现代文学》又一特色。如在“启蒙文学——‘孤儿写孤儿’”中，作者从民间创作中广泛流传的孤儿的形象入手，分析了人民革命胜利后刚刚走上文坛的作家如何继承蒙古民间文学这一传统，创作出一些以孤儿的遭遇来表现旧社会人民的苦难的作品，提出“孤儿写孤儿”是启蒙文学时期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对于一些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承认的作品，作者重新加以观照，剥离文本中的政治色彩，发掘作品暗含的蒙古民族特性和民间生命力的艺术因素，如对长诗《栗色马》的分析。这首长诗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革命前蒙古贫苦牧民的生活。史习成先生从民间文学中对马的歌颂主题入手，从栗色马的性格分析提升到蒙古民族性格的发掘。

    如果说，《外蒙古现代文学简史》第一次向读者介绍了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的话，那么《蒙古国现代文学》则为我们后辈在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处女地上开辟了一条道路。探讨《蒙古国现代文学》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文学史结构和叙事形式，而且还在于史习成先生对蒙古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形式的探索与实践的执著追求精神：平和的心态、扎实的积累和不懈的努力。对于蒙古国现代文学的曲折发展历程，史习成先生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没有以大国者的姿态自居，俯视蒙古国现代文学，而是平视其发生、发展。既没有抱怨其文学史上存在的不足和失误，也没有无限夸大它的成就，而是以一种历史的同情态度，客观地描述它的发展历程。详尽和丰富的文学资料是构成一部文学史的基石，文学资料的重新发现和重新提升促成文学史观的更新。史习成先生在原始资料的搜求、占有和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年来的教学工作及数十年对蒙古现代文学的译介工作是他完成两部文学史的根本保障。在《蒙古国现代文学》一书的前言中，他阐明研究并介绍蒙古国现代文学是从事蒙古语言文学教学者的责任。也正是这种责任促使他不懈地耕耘，不照搬别人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而是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并梳理，追求他心中构想的蒙古国现代文学史观。海登·怀特在《“描述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一文中指出：“历史编撰的伟大经典著作的这种隐喻性质，正好说明了它们何以都绝没有把某个历史问题最后‘包裹’起来，而总是开拓了观察过去的视野、激励人们作更多的研究。……它不是安抚我们求知的意愿，而是激发我们更多的探索、更多的话语、更多的写作。”《蒙古国现代文学》不正是这样的著作吗？！

    诚然，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国现代文学》是一部完美无缺的论著，它在深化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显示出作者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性。“蒙古新时代的文学，是在蒙古民间文学、蒙古文学以及苏联文学三个支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俄国古典文学和苏维埃文学对蒙古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如蒙古国的长篇小说的产生、戏剧的发展都与俄苏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蒙古国现代文学有待于在这个横的坐标上进一步总结，这也是先生留给我们后辈的课题。

    四、结语

    至此，我们已经清晰地勾勒出史习成先生文学史观调整的轨迹，即从历史进化论的文学史观转入从审美层面凸现蒙古现代文学价值的文学观念的转化和调整。史习成先生以其超越思想意识形态的眼光，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知求真的标准对蒙古国现代文学加以解析和评判；以其平淡、冷静和客观的叙述，描绘出蒙古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并将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及对蒙古文学的挚爱融入对蒙古国文学史的撰写之中。这就是《蒙古国现代文学》一书有别于其他同类著作的个人魅力之所在。最后，我想还是以李商隐的一句诗文——“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作为本文的结尾，以此赞美史习成先生梅花般的高洁品质，并表达我们对他深切的追思。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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