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旭昇

    韩国两千年左右的文学发展史上，以汉文写成的文学作品总数甚多，截止到19世纪末，汉文作品甚至占韩国总体文学的一半以上。汉文作品在韩国被称为“汉文学”（或“汉文文学”），它与韩国本民族语文学（简称“国语文学”）一起，被纳入一般论述韩国总体文学的韩国文学史一类书籍（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出的文学史书籍）之中叙述。

    韩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汉文文学作品急剧减少，直至其地位被韩国本民族语言的文学作品所取代，从此汉文文学与国语文学两者并存共进局面基本上消失。这里所讨论的，不是汉文文学与国语文学两者并叙的韩国文学史中汉文文学史部分的叙述方法问题，而是专门以汉文文学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史的叙述方法问题。

    考虑到韩国汉文学的种种情况，笔者认为在汉文文学史中需要论述、说明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文文学是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汉文文学在思想、艺术的整体水平上比国语文学高；

    三、汉文文学对国语文学的深远作用；

    四、汉文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

    五、汉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

    以下，从汉文文学史的叙述方法上就上述五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汉文文学是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国汉文文学作家众多，作品数量十分庞大。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笔者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比较完整、确切的统计数字。汉文文学史叙述中，必须有这样的统计数字，以此使读者对汉文文学在韩国总体文学史中所占的分量有所了解，从而为深入了解汉文文学作为韩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供一个先决条件。

    由于汉文文学的写作工具是中国式的古汉文，其体裁与写作方法和中国的很相像，加之，其中有不少作品是以中国为背景和以中国人为主人公的，因此，在某个时期和某些文学研究者中，竟产生过一些不恰当的认识乃至误解，认为它不是韩国文学中最典型的、最重要的部分，有的甚至误认为它是中国文学（对《谢氏南征记》以及《红白花传》都曾有人如此误解过）。针对这种情况，要在汉文文学史中充分说明，韩国的汉文文学，所反映的正是韩民族、韩国社会的情况，所表达的是韩国人的思想感情，是基于韩国文学发展和韩国读者的需要、顺应韩国的历史潮流而写成的。不仅那些爱国诗篇、描述民间疾苦的佳作及乡土诗歌如此，即便是那些以中国为舞台，以中国人为作品主人公的小说，依然如此。举例来说，《谢氏南征记》虽然舞台是北京、湖南，人物中有明代奸臣严嵩，但它正是作者金万重针对朝鲜王朝肃宗时期发生的宫廷矛盾与朝政问题而写的。此外，其他一些作品的产生，也各有其韩国国内的种种条件与原因。

    在从数量与内容上有所说明之后，汉文文学作为韩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从而使得韩国年轻一代的读者更加了解和热爱其祖国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可以使得韩国以外（包括中国）的读者，能对韩国汉文文学有一明确认识，对之更为尊重，对其历代文学成就有更切近事实的评价。

    其次，还要就作品的形式（体裁）与内容（主题）分类加以说明。每一种体裁下，按主题分类。这样，既可以看出某些体裁的发展和成就，也可以看出此种体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情形，和它所反映的韩国客观现实，以及文人的思想感情状况。

    此外，对于最重要的名家，还需以作家论的方式加以叙述。

    总之，在叙述汉文文学是韩国总体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需要有三个层面，即：体裁论、作家论、主题论。这种叙述方法，可以使得读者对作为韩国总体文学一重要部分存在的汉文学的成就与状况，有一个条理性的印象和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体裁上看，韩国汉文学中比较重要的有诗歌、传奇与小说、史传、小品文、文学评论（诗话）等。

    在这几种体裁中，诗歌首屈一指，是汉文文学中的宠儿，是最主要的体裁。其次，小说的成就也很辉煌。这以外，史传（即历史人物传记）、小品文也都是不可忽略，需要介绍的。这以后就是文学评论（主要是诗话）了。辞、赋也应有所提及。

    这里就上述各体裁的作品，稍作说明。

    诗歌方面：韩国文人士大夫都重视写诗，视作诗为文人必为之事，从而使得诗歌成为汉文文学中作家和作品数最多、最重要的一种体裁。

    诗歌有四言、五言、七言，偶尔有六言的，此外还有词（长短句）。

    四言诗最早出现，如高句丽的琉璃王于公元前17年所作的《黄鸟歌》。但四言诗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随后的五言诗、七言诗则成为了诗坛的霸主，长期盛行达一千三四百年之久，诗人辈出，佳作纷呈。其中公元6世纪时的高句丽僧人定法师的《孤石》、7世纪高句丽名将乙支文德的《遣于仲文诗》、7世纪新罗真德女王的《太平颂》为早期的五言诗。9世纪统一新罗末期大诗人崔致远（857~？）的出现，标志韩国汉文诗步入成熟阶段。五言、七言大量的出现，形成了一派繁荣景象。

    崔致远在韩国一向享有“东国文学之宗”之称。自他以后，历经高丽、朝鲜两大王朝的约一千年时期内所出现的诗人中，成就最高、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高丽时期的李奎报、李齐贤，朝鲜时期的权、丁若镛、赵秀三等人。在全面介绍韩国汉文诗成就的同时，应以作家论的方式分节集中介绍这类煊赫于诗坛的名家。

    但由于汉文诗作者作品数量极其庞大，对众多的诗人一一介绍不仅会导致篇幅过长，还会使读者产生散漫之感。笔者愚见：重点诗人以外的作品，可按作品的内容进行分类介绍。在介绍中，对同类内容的作品还可适当地作一些风格、手法、成就高低上的比较。

    以下就汉文诗的主题和题材试作如下的分类。

    政治类：如新罗真德女王《太平颂》、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遣于仲文诗》。

    民生问题类：如李石亨《呼耶歌》、元天锡《过杨口邑》、李荇《记事》。

    爱国类：如李舜臣《闲山岛》、郑澈《金沙寺》、金尚宪《沈狱送秋日感怀》、李元衡《悼节死妓》。

    爱情类：如《双女坟》、黄真《送别苏判书世让》、李达《关山月》、曹臣俊《闺怨》。

    友情类：如郑知常《送人》、洪世泰《听松堂别李秀才》。

    写景类：如奇遵的五律《日暮登城》、崔昌庆《题高峰郡山亭》、申纬《朴渊》。

    民间生活、乡土类：如郑梦周《江南曲》、严启膺《村中实记》。

    揭露讽刺类：如权《忠州石》、金笠《嘲两班儿》。

    牢骚类：如吴世才《戟岩》、马尚远《咏怀》、李植《解职归叹》、姜瑜《咏怀》。

    隐居类：许景胤《山居》、李基《退居仙游峰》、朴尚立《林居》。

    咏物类：如郑仁弘《咏松》、朴民瞻《咏鸟》。

    咏史类：如李榖《李陵台》、李光镇《汉高祖》、郑斗卿《檀君祠》、郑希侨《咏史》。

    文学评论类：李奎报《论诗》、申纬《东人论诗绝句》。

    在诗歌中，词（长短句）也必须加以介绍。词的作者和作品都不多。词作者之中，以李齐贤成就最高，除对他多作介绍以外，其他人如金时习等的词也应有所涉及。

    传奇与小说方面：《新罗殊异传》和金时习的《金鳌新话》是传奇作品集的代表，是小说的萌芽，可以和小说归为一类。汉文本的小说名篇如权的《周生传》、作者不明的《壬辰录》、金万重作金春泽翻译的《谢氏南征记》与《九云梦》、南永鲁的《玉楼梦》及朴燕岩的《两班传》《虎叱》《许生传》等应详为论述。其他的一些作品，可以仿照诗歌的叙述法，按内容加以分类，作简略的介绍。

    史传文学方面：主要出现在《三国史记》一类的史书中，它虽为纪实文学，但也不乏艺术性的描写，对今后小说的发展也起了一定影响。表现政治人物的《金庾信传》《温达传》，表现民间人物的《薛氏传》《都弥传》都写得很动人，是重点介绍的对象。此外的传记，也应分门别类，予以简略的介绍。

    文学评论方面：由于诗歌是文人最为关心和广泛创作的体裁，文学评论也基本上是诗评论，即诗话。李仁老的《破闲集》、崔滋的《补闲集》最具有代表性。此后，诗话大量涌现，成为汉文学中的一大现象，是汉文学史中不可不多加叙述的。除对汉文诗进行评论外，还有人以汉文写成了对国语诗歌的评论，如金万重的《西浦漫笔》对国语文学价值的强调，金春泽的《北轩集》对郑澈歌辞成就的高度评价，都属于此类。此外对小说的评论也不应漏掉，它们反映了崇尚写诗的文人中的少数人对于新兴的通俗文学的看法，很值得注意。

    小品文方面：如被称之为“假传”的人物小品，有《孔方传》（林椿作）、《楮生传》（李詹作）等等。再如说明事理的小品，如李奎报的《舟赂说》《镜说》等等。

    杂录方面：杂录是指一般称之为“稗说”的作品，其所记录的有历史人物逸事、生活琐事、山水风貌等等。

    此外，辞与赋也应一提。赋在中国较好的抒情作品不多，虽辞藻丰富，但缺乏感情，缺乏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且词句艰深，文字冷僻，喜爱的读者不多。在韩国它是科举必作之文，作品不少，应当一提。赋所需要的文字技巧较高，可以表明韩国文人的辞章才能与文字水平。

    以上只是一些分类的简单举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在体裁论、作家论、主题论三个层面的叙述中，会有更多的材料与类别需要说明，此处仅略举数例而已，还有待于汉文文学史作者今后的探索。

    二、汉文文学在思想、艺术的整体水平上比国语文学高

    汉文文学初而独占文坛，继而与国语文学比肩共占文坛。这两种文学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和艺术技巧的水平上，虽各有千秋，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从总体上来比较，汉文文学在思想与艺术方面比国语文学要深刻、精致些，高一些。

    由于谈的是叙述方法问题，本文不必要一一举例详述此种情况，只是略作说明。

    以史传文学为例：韩国历代正史都以汉文写成。大量的传记作品生动、具体地记叙了韩国重要历史人物的品德、行为和事迹。《金庾信传》《温达传》《乙支文德传》等等就是例证。在国语文学中，这种人物传记却很少。《恨（闲）中录》一类的宫中记事体作品，虽然也具体地记录了宫廷内鲜为外人所知的秘事和某些人物的遭遇，但其社会意义不如上述汉文历史人物传记，对于读者和后人的爱国思想、品德教育等作用也不如汉文史传文学。

    再如诗歌：汉文诗意境比较深远，修辞手段较为丰富，格律和形式都相当严谨。作为国语文学的时调和歌辞固然也有不少佳作，尤其是松江郑澈的《关东别曲》、前后《思美人曲》都是绝妙的国语写景叙事抒情之作，然而这类高水平的国语作品为数较少。从总体上看，汉文诗中的五言、七言绝句以及长短句的思想内涵、艺术意境、创作技巧上都有不少精品。时调中也有一些感人之作，歌辞中也有不少生动反映社会与生活现实的作品如燕行歌、闺房歌辞之类，具有汉文诗歌中少有的某些内容，但其意境较浅，创作手法也较为粗糙，逊于汉文诗歌。此处以一身而同时写了国语、汉文两种爱情抒情诗的黄真（1516~？）作品为例：

    我何曾不守信义把君欺？

    夜已三更月沉西，苦等不见郎君归！

    秋风树叶簌簌响，心中一片愁绪！

    这是她所写一首时调的译文。再看她的一首汉文诗五律《呈苏相公世让》：

    月下梧桐尽，霜中野菊黄。

    楼高天一尺，人醉酒千觞。

    流水和琴冷，楼花入笛香。

    明朝相别后，情与碧波长。

    虽然说时调译成中文难以表达原有国语的音韵，再说律诗比时调的篇幅也长一些，从而使得时调与汉诗不完全是在同一条件下相比较，但不难看出，不仅在音韵、篇幅上，而且更重要是在意境、表达技巧和修辞手段上，黄真的汉文诗比她的时调意境深远、表达含蓄、辞藻丰富，从而也更令人回味。据载，苏世让为感于黄真此一汉文诗，竟为之叹息不已，不忍遽离，破例更留数日与黄真相处。（《水村漫录》）

    再以表现思母之情的诗歌为例，高丽民歌中有《思母曲》：

    尽管小锄也有刃，

    它总不如镰刀快。

    双亲中尽管爹还在，

    可他不如妈慈爱。

    朴仁老的时调《盘中》也是思母之作，译成中文为：

    盘中早红柿虽美，却无可用处。

    纵然非柚子，亦可揣入怀。

    揣入怀，献何人？

    反复思之心中哀。

    这两篇国语作品感情真挚、思想淳朴。但再看一首思母的汉文诗：

    千里家山万叠峰，归心常在梦魂间。

    寒松亭畔双轮月，镜浦台前一阵风。

    沙上白鸥恒聚散，波头渔艇每西东。

    何时重踏临瀛路，采舞斑衣膝上缝。

    （申师任堂《思亲》）

    申师任堂一诗，不但情真意挚，而且内涵深广，用词美妙，更为感人。

    诗歌中，表现爱国思想和反映民生问题这类重大题材的作品，汉文诗中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感人至深。时调、歌辞中也有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时调如金宗瑞的《朔风》、南怡的《拔出长剑》。歌辞如朴仁老的《船上叹》《太平词》等，但是它们比之于李奎报、李齐贤、丁若镛等人的作品，艺术上就有所逊色。国语诗歌中反映民生问题的作品则罕见。

    至于反映韩国乡土风俗、人情世态的诗歌，在国语作品中很难找到像赵秀三的《陇城杂咏》《北行百绝》《次耕织图韵》这样的形象丰富、描述多彩的系列作品。

    即便是民间色彩最为浓厚的诗人金笠，在他漫游韩国山山水水、村村落落的行程中，写下的也只是汉文诗，而无时调。在诗人心目中，当时国语诗歌的成熟程度和表达能力，还不如汉文诗，他无法用时调写出他在汉文诗中写出的那些思想感情。这也正说明，在诗坛上还保持着“两种文学并存”的情况下，文人国语诗歌因历史不长，缺乏足够的创作经验。作者重视不够，不像对汉文诗那样注意技巧，炼词造句的能力都还不很高，难以达到汉文诗那样的水平。韩国国语作为文学写作工具，虽然具有充分的潜在力，但这种潜在力的发挥，只有在汉文文学基本上退出文坛，“两者并存”的局面结束以后，在文人作家充分重视国语诗，集中精力、一心一意创作国语诗歌的过程中，才能实现。韩国现代诗歌的成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传奇、小说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形。《金鳌新话》这样的传奇，在朝鲜王朝国语小说中很难找到。《谢氏南征记》虽有国语本，但是在篇章结构及其标题上，以及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则显然不如它的汉文译本。

    这里所说的汉文文学高于国语文学是指“总体上”，或“平均水平上”，而不是指每一具体作品上。就具体作品而言，很可能有某一国语作品高于某一汉文作品的情况。就具体作品的相互比较而言，是要具体分析的，不能一概而论。国语作品在某些方面比汉文作品为优，例如它的民间色彩，又如它的淳朴风格、它的通俗易懂、它的普及性。这些方面在汉文作品中就相对地少一些，但这也仅仅是就一般情况、整体的倾向而言。

    为什么汉文作品的总体水平高于国语作品呢？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文人对两种文学的态度大有差异。处于封建王朝政治制度下的韩国文人，主要是通过汉文典籍接受书本教育的，其写作能力的训练也主要是通过汉文来进行的。在文人中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以汉文为正统文字的传统观念。加之他们自幼所学的汉文典籍为他们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精致规范的修辞手段与写作技巧，更加上直到15世纪前期为止还没有出现朝鲜文字等客观条件，遂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韩国文人用本民族语言创作文学作品要比用汉文方便容易得多，但他们更重视汉文，更多地用汉文写作，在其汉文作品的创作中，投入了更多力量，殚精竭虑，千锤百炼，作品也就精美深刻多了。一些文人即使也多少使用国语创作，但往往视之为“余兴”，信手写来，不大注重修饰，所成的作品比之于汉文作品也就显得粗糙些了。

    三、汉文文学对国语文学的深远作用

    韩国的国语文学中，凡纯属民间创作的，无论是体裁、内容、风格、用词，都是半岛本乡本土式的，很少有中国文学或韩国汉文学的影响，但是文人的国语文学中，则具有汉文学的成分，无论是在体裁上，还是在内容、风格、辞藻上，都或隐或显地印刻着这种汉文文学的痕迹。

    这种情况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韩国历代文人高度重视汉文，以汉文为文学创作工具已成为了他们的习惯，这种习惯很自然地渗透到他们的国语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在其作品中留下许多汉文文学的身影、踪迹。对某些国语作品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以韩国国语为基础，而以汉文文学为重要借助力量而形成的一种文学。曾为一些文人试用过的国语“翰林别曲体”（或名“景几何如体”）就是一突出的例子。

    韩国汉文学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极深，作品中含有大量的中国文学要素。因此，当我们谈到韩国汉文学对国语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时，我们很难将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汉文学的影响截然分开。但大体上可以说，韩国文人国语文学是经过以汉文创作为主要文学活动的韩国文人的手而出现的。韩国汉文学对文人国语文学的成长、成熟、发展直接地起了催化的、“添加肥料”的作用。如果说从国语文学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中国文学痕迹的话，那么这一“痕迹”其属性已经是由韩国文人对中国文学加以接受、改造、咀嚼、消化之后并充分投放到汉文文学之中的基本归属于韩国的东西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直接对国语文学产生了作用的，应当是韩国汉文文学。如果韩国没有产生汉文文学这一重要而庞大的文学现象而仅仅具有国语文学的话，那么就很难想象这样的国语文学会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这个样子，它一定像民间的国语口头作品一样，很少具有汉文的词汇和表现手法。

    汉文文学对国语文学的作用是深远的。大体上说来，这样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国语文学培养人才，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和写作能力。

    2.为国语文学的创作提供体裁的借鉴、辞藻和灵感。从《翰林别曲》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用词大部分来自汉文典籍。这以后，时调的三章在结构上的“起—转—结”的逻辑关系，和韩国文人十分喜用的五言、七言绝句中的相应情况十分相像。如郑梦周七绝《哭金元帅得培》：

    君是儒生合诗文，奈何提剑将三军？

    忠魂壮魄今安在？回首青山空白云！

    再如他的时调《此身》：

    此身死再死，死去百千次。

    纵令我骨化为土，魂飞入云际。

    为君一片丹心意，长在永不移！

    七绝的第一、二两句，与时调的初章作用皆为“起”，第三句与中章皆为“转”，末句与终章则为“结”，七绝中的无限哀思，时调中的坚定意志，都集中在这“结”上了。汉文诗中绝句之多和国语文学中时调之多很类似。文人在写时调时，把绝句的思考方式及结构带入了时调。

    再看灵感的提供。以表示隐遁、清高的山林文学为例，在汉文诗中常出现的“渔父”“白鸥”，也常出现在国语文学中，如高丽诗人柳淑的《碧澜渡》：

    久负江湖约，红尘二十年。

    白鸥如欲笑，故故近楼前。

    偰长寿的汉文诗《渔翁》有“绿蓑青箬”“一声欸乃”等语。再如成侃（1427~1456）的七绝《渔父》：

    数叠青山数谷烟，红尘不到白鸥边。

    渔翁不是无心者，管领西江月一船。

    他的《清江曲》中还有“渔舟一叶”“白头渔子”“白鸥浩荡”等语。仅仅写过《陶山十二曲》等十三首时调的理学家退溪李滉（1501~1570）却写了两千余首汉文诗，其中就有渔翁、白鸥之句，如“隐士宜驯鹤，渔翁自伴鸥”（《石江十咏》）。在表现同类情趣的时调中，这些渔父、白鸥带来的灵感是屡见不鲜的，最典型的是尹善道的《渔父四时词》。这种灵感与情趣，大多是由汉文诗渗透到国语文学中来的。

    3.汉文学保存和宣扬了国语文学。在韩国文字产生以前，依靠汉文译文保存了国语口传文学。在韩国文字产生以后的文学评论也多用汉文写成，这些文学评论宣扬了国语文学。其实上述的“保存”也起了“宣扬”作用，原因是文人无不阅读汉文作品，汉文的译文在文人中的影响比国语作品本身还要广泛、深入。汉文文学对国语文学所起的“保存”与“宣传”两种作用彼此是相辅相成的。

    古代的神话如《檀君》《东明王》，大量的民间传说如《首插石楠》《竹筒美女》《金现感虎》等等原都是口头相传，正是由于《三国遗事》、李奎报长篇叙事诗《东明王》《新罗殊异传》等文献才保存下来。至于李齐贤由高丽民歌译成汉文的《小乐府》，则以文学大家的作品而起了更大的宣传高丽民歌的作用，使得民歌能登入文人文学的“大雅之堂”，引起重视。

    李植把《关东别曲》译成汉诗，把原文的美体现在汉译诗中，使读者更能领略原诗妙处，更为钦佩原诗。

    尽管有些文人也在汉文以外兼用国语写作，但在涉及作品的评论时，则多用汉文写作。这些汉文的文学评论对国语文学直接起了扩大影响的作用，例如金春泽在其《北轩集》中对郑澈前后《思美人曲》作了如此评价：

    松江前后思美人词者，以俗谚为之。而因其放逐，郁悒于君臣离合之际，取譬于男女爱憎之间，其心忠，其志洁，其节贞，其辞雅而曲，其调悲而上，庶几近屈平之《离骚》。

    金万重的《西浦漫笔》对于国语作品价值作了充分肯定，认为：

    四方之言虽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是以动天地、通鬼神。

    他认为“闾巷、樵童、汲妇”所唱的歌——国语诗歌才是真正的好诗。

    金天泽在《青丘永言·序》中论述了国语诗歌与中国乐府的情形。

    此外，还有用汉文诗来评价国语文学的，如金尚宪的七绝把《关东别曲》的作者郑澈比为李白：

    关东歌曲最清新，乐府流传五十春。

    文采风流今寂寞，世间谁见谪仙人？

    权的七绝《赠杨理一》也赞扬了《关东别曲》：

    我逐浮名落世间，仙坛有约几时还？

    逢君听唱关东曲，领略金刚万叠山。

    我们很难找到用国语写成的评论和赞扬国语作品的诗文，但在汉诗文中却时有所见。上述这类以汉诗文进行评价的做法，宣传了国语文学的优点，对国语文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汉文文学为国语文学的发展所建立的功勋之一。

    四、汉文文学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

    汉文文学从无到有，从少到多，陆续发展并存在了两千年左右，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文人中，形成了对国语文学的压倒性的优势。导致这一奇特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韩国汉文学史对此应有所说明。

    汉文文学在韩国长期占优势的原因不外两点：（一）自然条件；（二）社会条件。

    自然条件主要是指地理形势。朝鲜半岛紧连中国大陆，海上的水路距离也不很远，交通很方便，离中国中原地区也不远。这种地理条件十分便于大陆与半岛的文化交流。汉文进入韩国有充分有利的地理条件。

    社会条件主要指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韩国的教育与人才选拔制度、韩国本民族文字的长期阙如。

    关于韩中两国的历史上长期（自公元初到19世纪末）的政治外交关系，韩国学者全海宗作了这样的概括：

    1.朝贡关系成立前：三国时代前半期的关系（8~316）。

    2.初期朝贡关系的成立：三国时代后半期的关系（317~668）。

    3.朝贡关系的发展：统一新罗、高丽和唐、宋的关系（669~1279）。

    4.朝贡关系的变质：高丽与辽、金、元的关系（918~1368）。

    5.典型的朝贡关系的成立：高丽、李朝与明清关系（1368~1894）。

    如上所述，韩中之间朝贡关系的建立是在4世纪开始的，由此直到15世纪40年代发明韩国文字“训民正音”为止的一千多年时间内，韩国处于没有本民族文字的状况。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之间除了使用汉文以外无法进行文书交往。其实在朝贡关系开始以前，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之间就已经使用了汉文。朝贡关系的成立，正如黄元九教授所说，是韩国方面对中国的一种“事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汉文、使用汉文也就成为了韩国历代封建政府所必需的了。汉文因此取得了正统文字的地位。史书、奏折、公函、文告等等使用汉文的习惯也就此形成了。

    于是，在人才的培养上，必须采用汉文典籍，在人才的选拔上也必然以汉文能力为标准。新罗统一后，于神文王二年（公元628年）整顿教育制度，设立了国学，其教育内容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论语》《孝经》。设立“读书三品种”，以学问多寡定官位之高低，凡熟读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可被提拔为“上品”。另一方面，又派遣大量留学生入唐朝学习，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鼻祖的崔致远就是在唐朝中举为官之后才回新罗的大学者。

    新罗亡，高丽王朝建立，人才的选拔采取了科举制。考试内容为诗、赋、颂、时务策。科举制行之久远，即便在朝鲜王朝世宗时期创制了韩国文字（15世纪）以后，汉文作为科举必需的正统文字的地位，仍然长期维持不变。要取得官职就必须精通汉文。汉文当然在韩国文人中备受重视。这种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一直渗透到文人的抒情写景的文学创作之中，形成为韩国汉文文学在文人中源远流长、历久不衰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

    五、汉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差异

    汉文文学虽属于韩国文学范围，但它使用的文字来自中国，而且在内容与形式上又与中国文学很类似。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它与中国文学的“同”和“异”，它作为韩国民族文学的特征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发现它与中国文学的相异之处，而相同之处则是次要的。理由是，它与中国文学的相异之处，更能使我们看出它作为韩国民族文学的特征。一部专门论述汉文文学发展的专著，应当在这方面有所说明。

    本文所谈的是汉文文学史的叙述方法问题，而不是汉文文学史本身，因此不能尽述其“异”“同”，但为了说清楚上述意见，需要举点例子稍稍作点说明。

    此处光说“异”的方面。

    正如本文第一节“汉文文学是韩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说过的，从根本内容上看，汉文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自然风貌、所表达的思想与抒发的感情，全都是韩国自己的、属于韩民族、韩国人的，而不是中国的。从事汉文文学创作的主体是韩国人，作品的读者对象首先也是韩国人。它是韩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而和反映中国社会、中国自然的中国文学判然不同，这就是它与中国文学的根本的“异”。在作品中处处可见这种“异”处。

    以下举例说明某些方面的具体情况：

    例如情节和人物的异化。中国《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七中有一篇作品《霍小玉传》，写陇西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热恋、同居，得官位后，喜新厌旧，另聘表妹卢氏，遗弃小玉。小玉为李益的断情绝义而愤怨成疾。某“豪士”见此极为不平，将李益挟持到小玉家。小玉此时已奄奄一息，她头枕李益膝上发誓：死后必为厉鬼，以报复李益的忘恩负义。李益果遭报应，三娶而未能结成美满婚姻。

    朝鲜时期文人权（1569~1612）受此作品影响，以汉文写成《周生传》，其故事情节与《霍小玉传》相仿，也是主人公（周生）与妓女（俳俳）定情同居，而后喜新厌旧，背信弃义，另觅新欢。结尾同样是一病不起的被弃的女子头枕于来看望她的周生膝上，留遗言，但不同的是她不是诅咒负心汉周生，而是祝他与其新欢婚姻美满幸福。

    情节上的这一差异使人联想到中国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搬入韩国后的变化。韩国以国语将此故事写成小说，在祝英台跳入梁坟后，加上了一个喜剧性的收场：梁、祝死后按照阎罗王的安排，还魂人间，和父母相见，得到父母同意结成美满婚姻。夫妇互敬互爱，梁受祝照料，努力攻读，中举为官，并于敌人入侵时率军出征，大立战功。夫妇享尽天年，成仙升天而去。

    国语小说中的这一情节变化更有力地说明：汉文小说《周生传》中的情节与人物性格和原中国作品的《霍小玉》的差异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情趣、意向。比之于悲剧结尾，他们更爱喜剧性的结尾。

    又如带有寓言性质的借物喻人的“传记”，最早出自中国唐代韩愈的笔下的是《毛颖传》（写毛笔）。此后柳宗元也曾写过《蝂传》（写虫），司空图写了以铜镜为拟人对象的《容成侯传》，苏轼写了以饼为对象的《温陶君传》，秦观写了以酒为对象的《清和先生传》，等等。这种寓言式的拟人传记在中国并没有很大发展。可是韩国文人把这种写法接过去后，却大加发展。以汉文写成这类拟人传记的有高丽时代的李椿、李允甫、李奎报、李榖等人，他们是此类作品的首批作者，作品有李奎报以酒拟人的《麹先生传》、以龟拟人的《清江使者传》，李允甫以蟹拟人的《无肠公子传》，林椿的《麹醇传》（酒）、《孔方传》（金钱），李榖的《竹夫人传》（竹夫人），僧人息影庵的《丁侍者传》（手杖），等等。尔后到朝鲜王朝时期，此类作品陆续出现，数量很多，如李詹的《楮生传》（纸）、丁寿岗的《抱节君传》（竹）、权鞸的《郭索传》（蟹）、李德懋的《管子虚传》（毛笔）、柳本学的《乌圆传》（猫），甚至还发展到成汝学的以人体某种器官为对象的《灌夫人传》、张维的以精神状况为对象的《冰壶先生传》（襟怀）。品种之多，数量之众，作品创作延续时间之长，都超过了拟人传记的故乡——中国。

    这又是一种变异。韩国文学写寓言之风较盛。从最早的薛聪的《花王戒》《龟兔寓言》到之后的林悌的《花史》《鼠狱说》，再到《兔子传》《野公鸡传》《鼠同知传》《蟾蜍传》等等，其中有的是汉文，有的是韩文，说明寓言在韩国是比较受重视的。由此可见，韩国的拟人传记（亦称“假传”）来自中国而又较中国发达。这种变化也不是偶然的，它表现出韩国人自身的美学趣味，反映了他们对寓言文学的重视。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也受到了韩国文人的重视，他们利用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以建立自己的文学批评。但和中国有所不同，他们重“实用”而不重理论建设。其文艺批评用于诗歌的更多些。

    宋朝时期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诗话写作风气之先。据郭绍虞《宋诗话考》，仅宋人诗话现存的完整本就有42种之多。韩国高丽时期，晚于欧阳修一个世纪的李奎报写出了韩国第一部诗话集《白云小说》（一说为他人所写），此后又有李仁老《破闲集》、崔滋《补闲集》等诗话集出现。朝鲜王朝时期，诗话集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形成了一种文艺批评上的繁荣局面。

    尽管如此，韩国却没有出现像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一类的文学理论专著。

    此外，在小说文学的评论方面，他们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评论中国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文章，但没有吸收中国的小说评点这类文学批评形式。中国明代的李贽、叶昼、金人瑞在评点小说上的业绩没有为韩国人重视。明代与朝鲜关系密切，文化交流也很频繁，韩国小说在此时期也相继出现，读者较多，照理来说，韩国也具有对本国小说进行评点式评论的客观必要和条件。但是此一方面在韩国处于空白状态。这又是一种不同。这种情况反映出由韩国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文人对小说创作的态度，也说明了韩国文人对小说的审美观。韩国封建时代的文人虽也有看重通俗文学小说的意义者，但总的看来，他们对于通俗文学的注意比中国文人更少些。

    此外，韩国小说中还有一大批把背景设在中国的作品。上述的《周生传》以及有韩汉两种文本的《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玉楼梦》等皆如此，而在中国，以外国为背景的小说是比较少的。韩国的这类小说多出现于壬辰战争之后，多有中国汉族政权（如唐、宋、明）反对外族入侵、战而胜之的情节。虽背景、人物为中国的，却充分反映出当时韩国人在壬辰抗倭战争中增长起来的对明朝的友谊，以及对清朝满人统治的不满。

    在文学体裁上，韩国吸收了五言诗、七言诗，但四言诗的体裁除《黄鸟歌》等以外，极少有人采用。五言诗、七言诗体则广泛使用，古体、近体、绝句、律诗皆有，作品数量极多。

    四言诗极少的原因与韩国接触中国文学的时期有关。韩国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以及大量输入中国文学典籍，大约始于唐代，此时中国四言诗盛行的时期已过，五言诗、七言诗流行，韩国自然也就多用五言诗、七言体，不用四言体了。

    此外，词（长短句）也极少为韩国人所使用。高丽大诗人李齐贤居留于元朝大都（北京）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受中国影响写了不少词，此后金时习也写了一些，此外也有人偶而为之，但毕竟数量甚寡。词的接近口语、可歌、句式较灵活等特点，使韩国文人感到这种体裁比五言、七言诗体难于掌握和使用，知难而退，因而作者不多，作品稀少。至于中国的更接近口语的诗体——散曲，在韩国则根本无人问津。这种对中国诗歌体裁的带有选择性的接受，是汉文文学史中所应谈到的。

    中国的以口语写成的白话小说《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在朝鲜王朝后期大量进入韩国，对韩国通俗文学——小说的产生起了催化作用。国语的小说以外，有汉文小说。但所有的汉文小说，皆用文言写成，没有白话文小说。中国的口语文学未进入韩国汉文学的领域。中国元杂剧兴起时，正值高丽王朝时期，富于口语成分的这一体裁，在韩国汉文文学中却找不到它的一鳞半爪。

    为什么如此，理由很简单：一、科举制；二、韩国有自己的口语——韩国国语。

    科举必读书和考题从来都是汉文的文言文，围绕着科举而读书作文的韩国文人当然不可能学习与应用中国白话文，不可能以此进行文学创作的。如果他们感到有必要使自己的文学向口语化发展的话，他们找到的是本民族人民生活中使用的口语，即“国语”。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时调和歌辞的产生，就表明了这点。

    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韩民族日益觉醒的阶段了。汉文文学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让位于国语文学。这个“让位”经过了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自15世纪出现韩国本土文字“训民正音”时算起，历时数百年之久。20世纪，汉文文学最终为国语文学取代，完成了它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任务。

    这是长期负于韩民族肩上的文化上的历史任务。一部韩国汉文文学史应当说明：这个民族在吸收、借鉴中国文学的漫长过程中，是怎样依据本民族的需要与文化特征来实现这一历史重任的，是怎样创造出它的民族文化之一——汉文文学，和怎样表现出这种汉文文学有别于中国文学的本民族之文化特质的。

    六、结语

    韩国著名文学史家李家源先生称汉文学为“我国（韩国）文学中之巨峰”，确为真知灼见。韩国汉文文学史专著的写作，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涉及的历史长、现象多、作品多、资料杂。要写出一部材料丰富、理论深刻的汉文文学史专著，就必须探讨有关的叙述方法问题。以上谈到的五个方面，是笔者在从事韩国总体文学史与古代中韩文学关系研究时曾有所感受的问题，以及思考过的一些意见。

    本文所提出的这几点叙述方法上的意见，是本着这样一种出发点：对韩国汉文文学不能作孤立的观察与研究。汉文文学既是韩国重要文化遗产，又是韩国在和中国文学交流中的产物；它既是韩国文人以外来语言写成的书面作品，又和韩国民间国语文学颇有关联。因此在韩国汉文文学史的叙述中，必须“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看到有关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一部汉文文学史才不单纯是一种各时代汉文文学现象的罗列，或汉文文学发展的单线式的叙述，而是丰富的、照顾到它与各种有关的文学现象的、立体式的叙述。

    笔者才疏学浅，文章又写得仓促，必有不周与不当之处，仅作为一得之见以就正于诸专家与高明之士。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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