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炳浩

    内容提要：本文以前人学者对高句丽地名“国原（/gugwon）”和“槐壤（/goeyang）”的研究阐释为基础，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笔者个人的新见解，弥补了一些阐释上的漏洞。首先，前人学者提出与汉字词“国”相对应的高句丽语为“不/（bul）”“尉/（wi）”“未/（mi）”“託/（tak）”，但没有充分说明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此，笔者分析推断出它们与“（ba/bang，邦）”相关联，从而使它们的对应关系合理化。另外，笔者还从与汉字词“原”相对应的“耐/（nae）”“内/（nae）”“那/（na）”“乙/（eul）”“长/（jang）”等中推断出了“（nae/na/duil（ttang）”，又根据自己的分析推断出与汉字词“槐”相对应的是高句丽语“仍斤/ho？耷go（槐）”，与汉字词“壤”相对应的是“（nae/na（ttang））”。

    关键词：高句丽地名国原槐壤

    今天，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已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韩国语研究成果。虽然自15世纪创制训民正音后，也产出了不少有关语言情况研究的优秀成果，由于资料有限，因而不仅关于15世纪以前语言情况的研究难以深入，而且学者之间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相殊各异。这一方面是因为韩国没有自己的表音文字，而一直借用汉字，使得很难正确推断当时的实际发音，另一方面，由于每个汉字都有各自独立的含义，且有很多汉字代表多种含义，使得很难推断某个汉字到底是在表音，还是在表示多种含义中的某一个。另外，从汉字的音来看，今天韩国的汉字音和过去韩国的汉字音是否一致以及它和当时中国的汉字音有何区别等问题上也很难得出一个可以信服的结论，所以在研究古代韩国语时，往往通过分析高丽时期编纂的《三国史记》中所标记的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地名、官职名及人名相关的汉字来进行判断，这被视为是一个主要的研究方法并广泛得以应用，但可惜的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彼此差异太多，很难达成一致。

    为此，本文想根据自己的观点对前人分析过的一部分地名作一些新的推断。

    一、國原城（未乙省，託長城）

    高句丽地名“国原城”又被标记成“未乙城”和“託长城”。也就是说，一个地名有三个不同的名字。那么，究竟是在用不同的汉字来表示相同的名字，还是它们彼此就是不同的的名字，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前人所分析的一部分资料。

    未乙省标记的是“（milisu）”这个音，但它所代表的含义却难以得知。“託长城”和“亂长城”中肯定有写错的字，但却很难说明哪个是错的，而且看起来它标记的是字的含义，但具体是什么含义也很难推断。“国原”可能标记的是“（bureuna）”的含义。

    根据上述引文分析来看，将“未乙省”理解是“（milisu）”的理由可以推断为以下几点。首先，汉字“未”在中国上古音中属于止摄、合三、去声、微韵、明母，读成“未（miw？藜i）”，而在韩国汉字音中“未”读成“（mi）”，所以去掉辅音中的“”也是说得通的。但在将中国汉字音中的复合元音处理成单元音这一点上出现了差异。汉字“乙”在中国上古音中属于臻摄、开三、入声、质韵、影母，读成“乙（ǐět）”，而在韩国汉字音中“乙”则读成“（ωl）”，所以若将“乙”读成“（li）”，那么中国上古音的终结辅音“（t）”就应该被理解成词首音“”，其后也就需要添加元音“l（i）”，而这种说法不免有些难解。另外，汉字“省”在中国上古音中属于梗摄、开二、上声、耕韵、生母，因而读成“？蘩e？耷”，但“省”在韩国汉字音中则读成“（sε？耷）”“（s？藜？耷）”，所以若将“省”读成“（su）”，就意味着只保留了词首音“（s）”，而改变了元音，并略掉了终结辅音。综上所述，将“未乙省”推断理解是“（milisu）”的前提条件就是当时高句丽的语音结合中没有终结辅音，也没有单元音“（ω）”和“（？藜）”，且韩国语中也不太使用双元音。另外，上述引文中虽推断“未乙省”所标记的是“（milisu）”的读音，但由于没能说明其含义，所以对于它和“国原城”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仍旧是无从所知。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汉字音中，未乙省中“未”属于止摄、微韵、未韵、合三、去声，读成“未（miw？藜i）”，且根据微母到后期一般都和明母合而为一的原则，韩国的汉字音中“未”理应读成“（mi）”。但在现代汉语中，辅音大都已经消失，只有在一部分方言地区发成“p”音，所以笔者推断“未”代表的是“p（）”音。其次，汉字“乙”在中国汉字音中属于臻摄、质韵、影母、开三、入声，读成“乙（ǐět）”，但由于“未”和“乙”中有重复的元音，所以去掉其重复的部分，发成“p？藜t？藜/p？藜t？藜？耷”，而汉字“省”代表的还是“省”在韩国汉字音中的音“？蘩e？耷”。这样，“未乙省”所标记的发音就可以被推断是“（beodeongseong）”，这可以和“国原城”相对应，且后期韩国语中的确也使用过“（badang/beodeong）”这样的词，其含义是“没有树木只有绿草的高而平坦的大地”，这和古代的“国原”的含义有一定的关联。

    《对三国时期吏读的研究》中还指出很难判断“託长城”中的“託”和“亂长城”中的“亂”之间哪一个是错误的标记。文章虽然主张可以将“託长城”理解为对含义的标记，但由于没有作具体解释，所以很难判断研究者的想法。笔者也认为“託长城”标记的是含义，但还可以有如下一些新的推断。汉字“託”的含义比较简单，可以解释成“寄也”或“委也”，但汉字“长”的含义则比较繁多，既有“长”之意，也有“远也”“大也”“久也”“尊也”“多也”等十多种含义，所以很难判断这里到底选取的是哪一个含义。如果这里“託”的含义为“寄也”，而因“寄”又与“寓”同义，也就可以推断“託”标记的是“（but－bul－bureu）”；若“长”的含义为“多”，可以推断它标记的是“（man－manha－mana）”，而“（bureu）”和“（mana）”相结合就可变成“（beureumana/beureuana/beureuna）”，这和将“国原城”标记成“（bureuna）”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可以推断“託长城”是对“国原城”含义的标记。但若从发音的角度来看的话，则情况会有所不同。“託长”中的“託”属于宕摄、开一、入声、铎韵、透母，其语音标记为中古音“thank”，而“长”属于宕摄、开三、上声、养韵、知母，其语音标记为“”，所以可以读成“（takdyang/takdang）”，但问题是，在现代韩国语中找不到一个合理解释这种现象的方法，只是在蒙古语中，“（tak）”指山顶的平地，“（ta？耷）”指江边的平地（（yeoul）），综合两者的含义，指的仍旧是“宽广而平坦的地区”，这和“国原”中的“原”一致，但这种推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国原”中的“国”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后被统一认定是“（nara）”的标记，这和“託”的汉字音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上述推断仍有待进一步的推敲。

    此外，在《韩国古典汉字音的研究1》中俞昌均先生作了如下分析。

    国原城（未乙省、託长城）běl/b？藜r？藜l－k？藜l…国原「训」－未乙「音」b？藜b？藜l→「」，託长？……「未」的上古音是miw？藜t，它的反射形是měr，因m－的非鼻音化而变成b？藜r，因此它可以被解释为m？藜r→mb？藜r→b？藜r。……「乙」的上古音是·i？藜t，其中的－t变成－l，i？藜t就变成了·ěl。「未乙」的反射形是běběl，běl是běrěl的缩略形。……由此可知，在高句丽语中单词的原形和缩略形共存。

    上述引文中也将“国原城”解读为训读（对含义的标记），将“未乙省”解读为对发音的标记，这和《对三国时期吏读的研究》的基本观点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在所推断出的具体发音上则有很大的出入，上述引文中推断的是“běl”，而《对三国时期吏读的研究》中推断的则是“milisu”，且最遗憾的就是这里未能分析出milisu的具体含义。俞昌均先生的推断也不无道理。中国上古语中“未”字里曾包含有辅音“m”，只是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过程中早已消失，不过在韩国的汉字音中仍然保存有“m”音。另外，在中国一部分地区的方言中，如福建一带的方言里，“m”非鼻音化成“b”的现象仍然存在。由此可以看出，俞昌均先生的上述推断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但遗憾的是俞昌均先生没能成功解读与“城”相对应的“省”字，留下了疑问，这可能是他将“城”读成了“k？藜l”的缘故。其实，“省”和汉字“城”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完全可以将“省”看成是对“城”的发音的标记。

    俞昌均先生在文中除了主张“国原城一云未乙城一云託长城”以外，还认为“国内城一云不耐或云尉那喦城（遺事王歷）”、“国内城或云不而城或云尉那城”，在标记上多少有些差异。根据他的观点，“国”这个汉字除了和“未”“託”两个字相对应外，还与“不”和“尉”相对应。汉字“不”在中国汉字音中属于臻摄、合三、入声、物韵、非母，语音标记为“piu？藜t”。根据韩国对这个音接受情况的不同，对它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

    上文中的“不”，若根据后期汉字音的读法则应读成“（beul/bul）”，且必须具有“国”的含义；若按照中国中古音的读法，则应读成“piu？藜t/p？藜t”，且必须把它看成是和汉字“国”相对应的韩语，这样上文的推断才可成立。但汉字“国”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后被统一规定为表示“（nara，国）”的含义，所以认为之前的“不”被读成“”这种主张是不大可能成立的。此外，汉字“尉”也是如此。“尉”在中国中古音中属于臻摄、合三、入声、影母，语音标记为“ǐw？藜t”，在韩国汉字音中为“（y）”。若汉字“不”和“尉”标记的是同一个音，那么“尉”的发音中就应该添加词首辅音“p”，这样才能标记出大体相似的发音。从中国汉字音的历史演变来看，词首辅音“p”发生“p－b－m－v”这种转变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可以认为韩国汉字“尉”原本有词首辅音“（p）”，这样“不”和“尉”的发音也就大体一致。但是中国中古汉字音中入声音为“t”，而韩国汉字音中则为“l”，彼此稍有差异。按照韩国汉字音的读法，“不”和“尉”虽然可以读成“（bul/buleu）”或者“（beol/beoreo）”，但至今为止却没有任何成果曾成功论证过它们就是“（nara）”。所以，笔者稍微转换了一下研究视角，先从“不/尉”推导出“（beot/beodeo/beodeong）”和“（bat/bada/badang/badag）”，然后又联想到中国汉字“邦”，进而推断出它们具有“（nara，国）”的含义。今天的韩国在读汉字“邦”的意思时仍旧读成“邦（（narabang，国家邦））”，所以高句丽时期极有可能使用“不”和“尉”两个字标记“邦”。据此，也可以推断汉字“邦”是根据其他民族的发音和意思创造而成的汉字。因为汉字既是音节文字，也是表意文字，所以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内一次性地全部创造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汉字不断被创制，汉字的数量也不断扩大，因而也就出现了今天这些同义但形态不同的汉字。汉字“国”和“邦”就可以被看成是这种历史演变的实例，据此，可以将汉字“邦”和高句丽语“不”和“尉”相联系起来，推断出“”等上述演变过程。

    另外，“国原”中的“原”的含义由“国内”中的“内”、“不耐”中的“耐”、“尉那”中“那”等汉字所标记。汉字“内”在中国中古音中属于蟹摄、合一、去声、遂韵、泥母，语音标记为“nu？調i”。汉字“耐”在中古音中也属于蟹摄、合一、去声、遂韵、泥母，语音标记为“n？調i”，汉字“那”属于果摄、开一、平声、歌韵、泥母，语音标记为“na”。这里可以以汉字音“（na）”来标记“原”。现代韩国语中“原”标记的是“（deul）”的含义，和“（na）”并不一样，我们由此可以推断韩国语中“na”这个词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在今天的满－通古斯语中“na”仍表示“（ttang，土地）”的含义，由此可以推断“na”比较接近高句丽时所标记的“原”的含义。

    二、仍斤内－槐壤

    高句丽地名“仍斤内”到新罗后期被改称为“槐壤”。对此，一部分学者作出了如下一些推断。首先，《对三国时期吏读的研究》中认为“仍斤内“中的“斤”为错字，应该为“尸”字。原文具体内容如下：

    应为“仍尸内”……是对“（neorinu/neorina）”的含义的标记，“槐壤”是对它的发音、含义的标记。“槐”是对“（neori）”树的含义的标记，“壤”的语音标记是“nia？耷→na”，是对表示“土地”含义的古语“（na/no/nu）”的发音及含义的标记。“（neori）”本来指的是“（neureup）”树（即榆树）。

    此外，俞昌均先生在其《对韩国古代汉字音的研究中》一文中作了如下分析。

    “仍尸内（n？藜rkěn－kar）”中，“仍n？藜r”标记的是发音，“槐”标记的含义是“－（neureup－（namo））”，“仍”的上古音是“ì？藜ng”。“？耷i－”与高句丽音“n－”相对应，“－ng”大体上可以演变成“－n”或“－r”。所以，“仍”的反射形是“n？藜r”。改新地名中将此改成为“槐”。“槐”在中期语中演变为“（hoehwa）”。

    上述两个研究中，《对三国时期吏读的研究》主张“仍斤内”的“斤”是“尸”的误字，但由于研究者没有通过资料阐明其依据，所以这种推断不免会令人产生怀疑。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为解读“（neori）”一词可能根据自己的见解作了相应的修正。另外，上述两个研究中的共同点是都将“（neori）”和“n？藜r”推断为“（neureup）”。虽然可以从日语里至今还将“榆”说成“nire”这一点上找到一些旁证，但是其说服力还是不足。因为“槐（/hwaenamu）”和“榆（/neureupnamu）”不是同一种树。在中国的汉字音中，“槐”属于蟹摄、合二、平声、微韵、匣母，后变成“槐（ywai/huai）”，一直延续至今。在韩国的汉字音中，与中国的“匣母”相对应的汉字一般为“（h）”和“（g）”，所以尽管“槐”演变成今天的“（hwaenamu）”或“（goenamu）”的这一现象与汉字音有关，但却很难说这就与高丽语的“仍斤”相关。那么北方的其他语言中又是如何称呼“槐”树的呢？蒙语中称“（hwaenamu/槐）”为“honggo－zakdo”，满语中称之为“hohonggo”，可以看出这些发音其实要更接近于高丽语的“仍斤（ingkωn）”。虽然高句丽语与其他阿尔泰语不同，没有词首音“（h）”，但汉字“槐”属于辅音“匣母/？掮”，原则上在韩语中应与“（h）”或“（k）”相对应，但它也极有可能变成不稳定的发音而脱落掉。大体上来看，韩国汉字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日母”都不发原来的辅音，而是脱落掉变成零声母，所以将不是中国声母的泥母或来母的日母归属到“（n）”并认为“槐”就是“（neureupnamu）”的这种推断的理由并不是很充分、确切，反而将之与和蒙语或满语相近的“ho？耷go”相对应要更为妥当一些。另外，上述两个研究中一个将汉字“壤”解读为“内（nu/na）”，一个将其解读为“内（nar）”，对此，笔者认为在考虑到今天的满—通古斯语中“（ttang）”被说成“na”这一现象的前提下，将“壤”推断为“内（na）”要更具说服力一些。

    三、结束语

    本文叙述和阐明了不同学者对高句丽地名“国原（/gugwon）”和“槐壤（/goeyang）”的阐释及笔者个人的见解。其主要内容简要概述如下。首先，从与汉字词“国”相对应的高句丽语“不/（bul）”“尉/（wi）”“未/（mi）”“託/（tak）”中推断出了“（ba/bang，邦）”，从与汉字词“原”相对应的“耐/（nae）”“内/（nae）”“那/（na）”“乙/（eul）”“长/（jang）”等中推断出了“（nae/na/duil（ttang）”。另外，笔者根据自己的分析推断出与汉字词“槐”相对应的是高句丽语“仍斤/ho？耷go（槐）”，与汉字词“壤”相对应的是“（nae/na（ttang））”。如上所述，本文的分析中既有与前面学者的观点相一致的地方，也有相异的部分。出现这种多种解读见解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古代高句丽语中有很多词汇发生了很大的语音变化和语义变化，而且还有一部分词汇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销声匿迹，所以很难作出确切的判断。

    但笔者相信，只要有更多的学者关心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一定会取得可喜可贺的优秀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