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宜

    一、事件的开始——蔡锷到日本

    一九一五年，我流亡到日本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其年八月，在国内，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已经公开化；在日本，流亡者的反袁活动也一直在进行，我也始终参与其事。这时，我住在东京市郊的代代木，寓所取名为“和居”。和我同住的有我原在振武学校的同学杨源浚（字伯笙）和袁华选。杨是蔡锷的好友。

    十二月初的一天，杨源浚忽然接到一封来自日本松岛的电报，发电者便是蔡锷。原来此时他已经瞒过袁世凯，托病逃出京津，东渡抵日，电约杨前去详谈。杨接到来电，便匆匆赴约去了。

    两三天后，杨回到东京，带回了不少蔡锷的亲笔函件，并同我详谈了与蔡见面经过，说护国起义的策划已经基本酝酿成熟了。蔡与杨见面后，即离日赴滇，他留下来一些重要事情托杨代办。其中一桩，便是要杨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向日本军方提出赊购军械的交涉。这时，杨自己也急于赴滇，便把此事委托给我。他取出一封蔡锷亲笔写的致日本参谋本部嘉悦大佐（名已忘）的信件给我。

    嘉悦是何等样人，这里需要作一简介。嘉悦和蔡锷是振武学校同学，在前清云南讲武堂练新军的时候，嘉悦被聘为教官，到过云南，和蔡共事，两人私交颇好。这时，嘉悦已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他的顶头上司不是别人，便是主管中国事务的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嘉悦已经是他部下的要员了。

    蔡锷的信相当简单，只说要嘉悦和他的这位同学联系接洽有关问题，并没有写谁的名字，因此这封介绍信对杨或我都可适用。我把信接下来，从这时起，同日本的秘密谈判便开始了。

    杨源浚自蔡离日之后，他也就跟着去了云南。他离日本时，距护国军起事时间已经很近了。这时，他把蔡锷留下来的许多亲笔信由他自己或托人发往北京。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封是写给梁士诒的，其余收信人已忘。因此，当护国军云南起义之后，北京方面诸人还收到蔡从日本发来的函件，不曾料到蔡已到了云南。

    二、和嘉悦、田中的接触

    我带上蔡锷的介绍信，到日本参谋本部找到了嘉悦，按照信上的意思，提出了赊购军械的要求。

    当时，嘉悦对我们反袁能否成功很怀疑。他听我说明来意之后，便问：“你们打算在哪里起事？”这时蔡锷已否到滇，我还不知道，为了保密和安全，我不能告诉嘉悦任何情况，因此我说：“你可不可以担任这件事？如果可以，我们再详谈吧。”我说这话，意在拖延一下时间。嘉悦说，这事他要请示田中。于是他收下介绍信，我就告别了。嘉悦并没有来回看我，这时他们的架子是不小的。

    不久，蔡锷到了昆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预先得到消息，于是再次去访嘉悦，加以催促。我与嘉悦谈来谈去，两个人都不肯摊牌，这样当然没有结果。于是，我不得不故作姿态，表示：“如果你们不答应，我们可以另找出路。”但是嘉悦并不重视这一点，他告诉我：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日本大部分军械都已卖给了沙俄，其他交战国根本买不到。你们如果到日本民间买，日政府控制很严，即使买到一点，也运不走。谈判仍然没有结果。

    又过了两天，云南决定起义的电报已经发到了我的手上，于是我想起了一个办法，先去找头山满。头山和我的日本老师寺尾亨博士交情极深，两人经常在一起，我就是通过寺尾认识头山的。

    通过头山满的关系，在云南起义前夕（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我通知日本十二家报馆的记者，到我家中来，说我要发表谈话。

    事前，我准备好了几个起义主要人物的相片，其中有蔡锷、唐继尧、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等人。另外，又油印了一份有关稿件，说明护国的缘起。等到记者到齐后，我就照稿宣读，告诉他们，起义目的在于推翻帝制，恢复共和，起义地点在昆明。我把起义主要人物的相片和稿件一起分发各报。最后我还提出了一个要求：文件、相片可以全部发表，但不许泄露消息来源，否则以后我不供给任何情况。这一点，各报都表示愿意遵行。

    招待会既散，当夜，各报都赶制了相片钢板。次晨，各报均以重要地位报道了护国军云南起义的消息。

    就在这一天的大清早，嘉悦赶来了，我还没有起床。这是嘉悦第一次到我的寓所。一见面，他马上表示非常亲善，问我看见报纸没有。我说没有。他一眼看见我枕旁已经堆着当天的报纸，就说：“你不是有报吗？”我笑了笑说：“用不着看了。”

    这时嘉悦已判明消息来源和我有关，就紧跟着追问不休。我则一字不答，只对他说：“你们的报纸，消息从何而来，参谋本部必定知道。我的消息全在报上，能发表的都已发表，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奉告的了。”就这样，把他打发走了。

    当天，嘉悦又来了，我仍不多谈，只对他说：“等到你们相信这些消息是事实的时候，会把应该告诉你的全告诉你。”这时候，我端起架子来了，不这样，引不起他们对护国军的重视，那就什么也借不到手。

    过了两天，嘉悦又来了，说田中义一请我和他见面。我和田中见面，谈的虽只是些应酬话，可是，从田中约我见面之时起，嘉悦便已经代表日本军方和我会谈，问我到底要些什么。

    我们的需要那时也实在可怜，根据蔡锷告诉杨源浚的数字，只想借一两个步兵师的装备，没有提出大炮，只提了步枪和附件及子弹。

    嘉悦告诉我，这事可以考虑。但是他又一次强调说，不能到民间去买，买不到多少，也运不走，官方控制很严。这一点，我表示同意。因为蔡锷临走，也曾一再吩咐不要到民间买枪，徒然上当，买不到好东西。

    当谈判正在进行时，岑春煊到东京来了。

    三、岑春煊到日本后商谈经过

    岑春煊是被反袁力量从上海拉到日本来的，从中奔走的是章士钊。岑是一个老官僚，当时广东都督龙济光、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他的旧部。章士钊等人之所以拉岑春煊东渡，意在利用岑的关系发动龙、陆响应云南起义。

    岑春煊一到东京，陪他同来的章陶严（章士钊之弟）就带了章士钊的一封信来找我，托我招待岑，把岑安顿下来，并千万保密，等他和张耀曾（镕西）到东京后大家再行计较。我问陶严到底是怎么回事。陶严说：家兄的意思，要紧的是不要让新闻记者包围，以便办事。

    岑春煊下车后住在车站附近一家旅社里。我们到时，发现已有警厅的人在附近徘徊，因为岑既不通日语，形状又奇特，已经引起了猜疑。随岑来的除章陶严外，还有他的两个家人和一堆行李。我们便趁警厅人员换班的时候，把岑一拥而出，由章陶严陪同径乘火车到国府郡，再换汽车到小田原（即西园寺公隐居所在地）。小田原有个清光馆旅社，主妇叫竹子。我要章陶严找竹子，说是我的叔叔来了，暂住该馆等我，我随后就到。我把岑的两个家人和行李安置在我家里之后，随即跳上火车，直奔小田原。一下车，只见岑、章才到，正在讲价雇车。我急了，把他们拉上车就拖走。到了清光馆，找到竹子，我告诉她我叔父有病，需在附近觅一小医院休养。竹子替我们找到了一个老医生的私人医院，只有一个病床，非常清静，把岑送进了医院。转身出来，我要章陶严在清光馆住几天，天天去“探病”，千万别走漏消息，必要时装做不懂日本话（其实他是懂的），其余由我去办。

    我回到东京，几天之内，在芝区（这里距中国侨民及学生住区较远）找到一所房子，专等章士钊到来。一个星期后，章、张到了东京，于是就到小田原把岑接出，在芝区定住下来。

    由于这一段服务工作，我取得了岑的信任。当时，他对章很尊重，对我也很信任。后来成立军务院时，立即发表梁启超为总参议，李根源为总参谋，章士钊为总秘书，以我为驻外总代表。

    经过一个时期的相处，我对岑有了一些了解。一次，他和我闲谈往事，说：“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我向西太后弹劾他，认为此人绝不可大用。下朝之后，我又向一班少年亲贵们说，此人不死必为国家大患。后来，我由京南下，路过天津，袁竟请我吃饭。我既有戒心，又不愿示弱不去，饭后居然平安无事，算是冒了一次险。”他又笑着说：“袁请我吃饭时，一个陪客都没有。据他说，天津没有人可以来陪我，显然是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当时我也笑着对岑说：“那么袁也可算是先生的知己了。”他默然一笑，颇有自豪之意。

    又一次，在闲谈中，我问他反袁的意义如何？他说：“自戊戌政变后，我就彻底明白了袁之为人，是个窃国的奸贼。辛亥革命，他利用时机造成北洋势力，两面要挟，盗取政权，就为的是自己做皇帝。他既这样卑劣无耻，也一定做得出卖国求荣的事来。我之反对北洋，就是为此。至于共和、民主、宪政，我一概不懂，只要打垮北洋，我就退隐，其余都是你们青年的责任。”末了，他说：“你可以告诉你们的同志。”

    我把过去和嘉悦交涉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岑和章，岑认为我的处置是对的。我便接着说：“我年纪太轻，声望不足。先生既到东京，还请先生主持此事，我当尽力协助。”岑答应了。从这时起，参加密谈的便是岑春煊、章士钊、张耀曾和我，我任岑的翻译。会谈地点移到芝区岑的住所，嘉悦等到这里来谈。和嘉悦一起来谈的还有日本军火商，我只记得一个姓久原的，其余的则完全记不得了。

    岑春煊和嘉悦开始谈判时，日本人狮子大开口，赊购军械的交换条件是云南全省的矿权。岑不答应，谈判僵持了下来。

    这时，蔡锷部队已经到达四川，由于一些政治原因（护国军在反对帝制这一点是一致的，但在帝制推翻之后怎么办，并不一致。例如把袁世凯放在什么地位，各派系意见就不同，甚至有拥袁复大总统位之说），加上曹锟率师入川后，两下打成拉锯战，军事上迁延不进，嘉悦得到这些消息，便进一步威胁岑春煊说：“你们的人快要做俘虏了！”但岑仍未敢答应。

    嘉悦见计不售，便说：“中山先生已经向日本借款，允许予以中国全国矿权。”还说：“你们再不接受条件就不行！”这话显然是哄骗我们，我当时就告诉他：“你这话，我不能向岑先生翻译。中山先生决不会做这种事。”谈判又僵持下来了。

    由于嘉悦提到中山先生，我就想到，中山先生这时就在东京，如能让孙中山和岑春煊会面，则日本人的诡计不攻自破。其时谢持（慧僧）正在中山先生左右，我就和谢商量，认定孙、岑见面于倒袁必然有利。于是谢便假说中山先生约岑便饭，其实是我和谢串好的。

    按约定的时间，我陪岑到了中山寓所。这是一次便饭，菜并不多，非常俭朴。在座就是孙、岑、谢、我四人。大家谈了一小时，但并未涉及具体问题。告别之后，岑也未再回请中山先生。但嘉悦知道孙、岑会晤之后，也就计无可施了。

    岑既不愿以云南矿权作为赊购军火的交换条件，因此在以后的几次谈判中，嘉悦又提出了其他一些条件（内容已忘），也均无结果。最后，嘉悦没法了，说：“你们一没抵押，二没条件，叫商人怎么肯借款？”磨到后来，嘉悦提出：“如果你们的政权成功之后，我们要与贵国商界共同兴办实业，你们持何种态度？”我们研究之后，答复道：“将来取得政权后，日本如与中国经济界兴办实业，将予以善意的考虑。”这就算是我们付出的条件。嘉悦得到这样的答复之后，把密谈草约拿走了。过了几天，他又拿了回来，日本方面同意了。

    这样，自我与嘉悦第一次见面之日起，历时三四个月之久，密谈的草约才在岑的寓所签字了。

    四、草约的内容及其履行

    草约签订的时候，我们方面签字的是岑春煊，日本方面签字的是资本家。签字时没有什么仪式，进行得很简单。

    草约内容规定了下面几点：

    （一）借款：数字像是日元二百万，包括军械价在内，但记忆模糊了。

    （二）军械：两师人的步枪装备（包括附件、子弹在内，没有重武器）。枪式为当时日本通用的明治四二年式，价格日元十九元五十钱一套，共约数十万日元。

    （三）利息：很大，周年一分息，一年后起息。多少年为期，已记不起来了，也可能没有期限。

    在这几条中，对我们比较便宜的是买枪械。因为日本所制的三八式枪，在世界大战中差不多都卖给了沙俄。有许多破旧不堪、打不到十发子弹就枪膛发热，来复线全坏的也卖了出去，而这样一套，沙俄就要付四十五日元。日本也因为三八式卖光，才肯卖给我们四二式的。价钱上便宜不少，可是利息则相对增大了。

    草约签订之后，忽然来了一个姓雷名殷字惠南的广西朋友，说是奉陆荣廷之命，带有陆的亲笔信来迎接岑春煊赴桂。他还说，到了香港还有人迎接。但我向他要信看时，他却以万分抱愧的态度对我说：“因为过上海要换船，在途中听说行李检查极严，还要搜身，唯恐泄露机密，所以在船上把这封信毁了。”我只好把这情况告诉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岑竟毫不在乎地允许和雷见面，畅谈之后又应允了和他同船回国，并邀章士钊、张耀曾同行，只留我一人在东京办理对外联系事务。我们问岑何以对一个初次会面的人这样毫不置疑？他的答复是：雷所口述陆干卿（荣廷）的话，完全是陆的声口，毫没走样，所以敢于断定是真的。果然，后来雷殷把他们平安地送到了广西。

    一九一六年五月，护国军在广东肇庆设立军务院。岑春煊任我为军务院驻外代表。与此同时，我在日本签订了借款正约。在正约上，我以原名王侃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由此时起，密约开始生效。

    所借的全部款项，是我从银行分两批（或三批）汇回国内。至于购到的枪械、子弹和附件，我找到了黄郛，由他的几个学陆军的同学去验收。验收后，由嘉悦设法密运中国。肇庆方面负责接收这批军械的是李根源。

    到此为止，我所参加的这次密谈和签约的过程，就告一段落了。

    肇庆军务院撤销时，根据段祺瑞与岑春煊的约定，所有肇庆军政府的军费、财政开支及一切债务，均由中央负责，段曾为此有一电报致岑作为依据。因此，在军务院撤销后，这一密约原件也就随之归到北京国务院档案里去，这是岑春煊后来到上海时亲自告诉我的。

    五、黄兴到日本——事件的尾声

    肇庆军务院成立后，中山先生已返沪。不久，黄兴由美洲东返日本。我原是黄兴领导的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因此，黄兴一到，就指定彭允彝（静仁）和我担任他的秘书事务。我考虑了一下，便对黄说：“以我和先生的关系而论，先生要我做事，万死不辞。只是如今我已经接受了肇庆的委托，不知是否适宜？”黄把手一摆，说：“没有关系，你替我照样办事好了。”

    我想来想去觉得此事不可不告诉岑春煊，便打了一个电报到肇庆，大意是驻外总代表一事，我资望能力均差，不如请军务院聘克强先去担任，我做他的助手更好。次日，岑回电同意我的意见，但说要等唐继尧的回电才能发表（唐是抚军长，岑副之）。可是，唐的电报始终未来，黄兴当然也始终不知此事。这说明黄、唐、岑诸人的关系，是存在一些阴影的。

    其时，彭允彝已衔命回肇庆去了，只有我陪着黄兴。黄自己能写能做，故我的文字工作不多，主要为他办对外交际事务。在此期间，黄身体更胖了，但做事勤劳，往往工作到深夜，有时连我都熬不住。这期间我曾陪他去会见过当时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我担任翻译。黄言辞不像中山先生那样汪洋恣肆，而又不预先准备，因此翻译起来颇不容易，好在与大隈只是礼节性的会见，没有谈什么具体政治问题，因此也没出什么岔子。此外，黄对日本一些朝野要人，也还作了礼节性的会见。

    一天，黄忽然给我看一份中山先生发给他的电报，电文大意是：听说肇庆方面和日本订立了卖国密约，希望注意此事，阻止密约的实现。我不能对黄说假话，便把密谈的前因后果全部向他说了。他把中山先生的电报递给我说：“那么，你去拟个复电吧。”我把电报拿到房里，发现后面原已附有彭允彝所拟的复电稿，大意是我（黄自称）如发现此事，必当力阻其成。我当时就代黄另拟了一稿，大意是：关于此事，弟尚无所闻，容候探明，当即奉告。我把拟稿送给黄，他看了，笑了一笑，说：“就这样发出去吧。”我照办了。这件事，也可以说明孙、黄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还存在着一些阴影。

    其年六月六日，袁世凯死了。次日，我陪黄兴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午餐。为什么袁氏刚刚死去，他的使馆就这样快请我们去赴宴呢？原来袁的大使陆宗舆已于先年回国，留下代理职务的参赞刘崇杰和另一个参赞孙润宇都是向我们常常供给情报的人，内线早已打通，所以六月六日刘得袁死讯，即来报信，并由我介绍谒见了黄兴，报告了许多北京的情况，并约定次日午宴，以示庆祝。

    之后，黄约我同船返回。我电请肇庆军务院同意之后，便结束一切，赴沪转京。在上海与黄分手，这就是和他的最后一面了。

    我到北京后，肇庆与北京已成立了和解局面。我接到军务院的电报，派我代表该院向段政府催汇撤销该院所急需的款项。经过几天奔走后，由京汇军务院一百万元。至于上面所说的对日购械欠款，段政府如何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曾宪洛 记录）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