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虎

    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县人（壮族）。辛亥革命时，他以广西提督响应革命，电请清帝退位。嗣后，继沈秉堃任广西军政府都督。他对袁氏背叛民国阴谋称帝，深为不满，因而托病请假，以第一师师长陈炳焜代理职务，自己在暗中准备实力以待机会。在当时像他那样地位的人，具有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避居海外策划讨袁的革命同志，曾讨论、估计过陆氏：他个人的义侠襟怀是足够的；但若希望他首举义旗，力任艰巨，那就感觉其部众中特殊才智之士太少了。所以我们都认为应以先经营云南为基础，因为对云南的情况，李根源（曾任云南讲武堂监督），方声涛（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都很熟悉；云南两个师的干部完全是讲武堂出身的；讲武堂老教官罗佩金、顾品珍、黄斐章、叶香石、殷承、赵又新等都是唐继尧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为讲武堂学生素所信仰的人。迨云南提出举义先决条件（须得广西保证支持）后，即由钮永建和我由香港进南宁要求陆荣廷同意。

    一

    我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在江西首义讨袁战役失败后，由长沙、汉口、上海出走日本东京。到黄兴离东京赴美国，李烈钧去法国之后，一九一五年春，我亦偕熊克武、龚振鹏、耿毅搭荷兰邮船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转新加坡。我们军界同志在东京虽散居各地，但无形中有一种志同道合的联系。陈炯明自广东讨袁失败后即出走新加坡，我们到达该地时，陈正孤苦无聊，对我们很表欢迎。陈在新加坡用某实业公司名义组织了一个筹款机关，向美洲和南洋的华侨筹款。到了秋冬间，李烈钧也回到槟榔屿来住。其时袁世凯称帝的准备工作，已愈来愈急迫了。我们本拟把我们的力量和陈炯明合作，但见他性情过于固执，心思过于深沉，恐怕不易共事，同志们都有些踌躇，因而未提出讨论。到了袁世凯帝制自为已十分明显时，陈炯明认为时机已到，派邹鲁和马育航回香港设立机关，进行活动，旧店新开，希望能多有几个助手。当时熊、耿、龚已返日本，我带回青年干部周毅夫、王啸、吕沧隐三人，被陈炯明邀作助手。临行时，陈炯明当面嘱咐邹、马说我对香港人地两生，英、法两国又与袁世凯订有协定，彼此可以引渡国事犯，我的所有食位和安全必须妥为注意和照料。邹、马唯唯领命。我见他们考虑很周到，颇为心感，以为到港可以安心进行工作了（因为龙济光所部的钦廉籍团营长，有不少是我在前清时的同事好友，不愁无活动对象）。谁知海轮将要进香港的两三点前，邹鲁忽然问我：“你们到香港住在哪里？”我听了真是诧异，只好转问他：“你们住哪里呢？”他答暂住亲戚家。我追问是什么街名？他说：“事关秘密，我不便说。”我忍了一肚子的气再问他：“你们不是有机关在香港吗？为什么不住？”他答，“这机关住不得了，时常遭到警察搜查和龙济光的特务窥伺。”我听了只好笑了几声说：“我虽然没有亲戚家可住，朋友的家想必可以找到的。”他又问：“我们顷刻就要分手上岸，安顿行李后，我们怎样再见面来商量联系的办法呢？”我说：“香港有一间老菜馆名陶陶仙馆，大家上岸把住处搞妥，隔两小时后，无论谁先到陶陶仙馆都用某某（假名）登在水牌上，届时大家到来吃饭，就可以会谈了。”我回舱和周毅夫商定船到之后，拟住某街的日本旅馆，叫他先去看好房间等候；又叫吕沧隐去开中国旅馆，选一个偏僻旁间住下，王啸去住另一个中国旅馆；约定大家安顿好之后，分头到陶陶仙馆会面。正午十二时左右船到香港，我独自上岸乘电车在香港转了一周，下午二时就到陶陶仙馆坐下，等候半小时左右，周毅夫等先后来到，不久邹鲁和马育航也来了。马育航开口就说：“好消息！”我问：“什么好消息？”他说：“人心思汉。”邹鲁接着说：“过去运动费需要多少多少，现在什么也不需要。内地有些军队知道我们就要回来，预先派人等候我们接洽，什么运动费也不需要，只要一些行动费就行。”我问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住在朋友处，很秘密。因为近日袁世凯对我们很注意，暗探很多。”他们也问我们住什么地方，我也不说，叫他们到某中国旅馆找到王啸就可以找到我。大家在饭后各自分手，我就和周毅夫到日本旅馆投住。我一路想，他们恐怕不会理睬我们，看样子不是能共患难的人，长此下去，势必贻误我们的活动，消耗宝贵的光阴。时机急迫，我们必须自起炉灶，但要自起炉灶，就得有人有钱。我正在作自起炉灶的打算，盘算怎样筹集经费和从东京找些人来，第二天邹鲁和马育航又来和我会面。邹鲁说，又有第二批人来接头了，也只要点旅费回去就动手。过了三四日，邹鲁等又来对我说：“你们在旅馆住，不是长久之计，有没有找到别的地方呢？”我故意对他们说：“谁知到香港后会找不到朋友呢？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他们说：“地方是有的。”我问：“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出地点，原来就是他们所设的机关。我听了心里立刻打了一个冷噤：机关常常被搜查捉人，做秘密工作的人是不能住的，他们要我们去住在那里，岂不是想拿我们报销吗？于是我下决心和他们分离，就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已经派周毅夫到东京叫我家里把留下的伙食费拿一部分来，又写信给东京相识的朋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现在姑且住下来等一等吧。”稍停，又对他们说：“我原先很兴奋积极，到香港之后，看到各方面的情形，就变消极了。”他们稍作安慰敷衍后就走了。邹鲁、马育航去后，我立即写信给杨永泰。那时杨在上海办《中华春秋》，因为他的工作环境关系，无形中成了我们军界几个活动分子的义务通讯机构。我写信给他，他可以将信摘要密电告知李根源，李就可以邀集在日本的同志来讨论研究，决定办法。我要求杨永泰转告下列的几点：

    （一）与陈炯明合作靠不住，他的驻港机关对我们歧视、嫉妒，决不能共事；（二）运动广东只能附带做，主要要运动云南和广西，才能适应、发挥我们的活动力量；（三）请派几个和云南、广西方面有关系的人来；（四）要找经费来源，自起炉灶。这信由周毅夫搭船到上海面交杨永泰。约一星期之后，东京方面发电给杨永泰说：“已派钮永建、方声涛来香港，并有信由方声涛带交香港富滇银行经理张木欣，请张木欣接济款项。”周毅夫把这电文抄下来带回香港给我。过了几天，钮永建和方声涛都到了香港。方声涛找到张木欣，张木欣拍胸口说愿负一切经费责任。于是我们就进行工作，首先是租屋住下来，找到一个老同盟会员谢良牧（原是南洋华侨，在香港跑马地开嘉泰织袜公司），请他做担保租房屋。当时在香港租屋是要有家眷的，我又写信到东京叫家眷先搬回上海，再行来港。接着又设机关，罗致工作人员，来投的有梁史、梁义忠等。

    我和钮永建、方声涛商量，都认为应该从云南下手，相信他们必能同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就写信给杨永泰密电东京，在我们所组织的青年干部补助机构“浩声庐”调来两个曾随方声涛在江西讨袁作战的云南讲武堂学生到香港，让他们先带信去云南，面见罗佩金。约一个月后，这两个学生从云南转回香港，带来罗佩金的口信，很简单，只是两句话：“有办法，要方声涛入云南商量。”于是方声涛就动身入云南。我见事情有了进展，就写信给杨永泰，要他转电李根源：工作进行顺利，方声涛已入云南，今后事情必然繁多，要加派些人来共策划进行。信去不久，李根源、熊克武、龚振鹏都来到香港。我们就在香港等候方声涛的消息。

    不久，方声涛返回香港，我们始悉云南在方到达之前，就已经酝酿讨袁，他们说云南独立不成问题，但要求两个条件：（一）云南的独立须得到广西的同意；因为云南独立，必然进取四川，贵州与云南关系甚深，可保无其他的妨碍行动，若不先征得广西同意的话，袁氏必使广西出击云南，使云南腹背受敌。（二）云南独立后一个月内最好广西能以独立响应，万一广西独立准备需时，亦必确实负责担保在这个空间不使龙济光的兵假道进扰云南后方。倘若这两件事得到保证，云南随时可以独立。方声涛从侧面探知云南的中下级军官都同意讨袁，向外发展，唯虑唐继尧没有此心，如果条件成熟，唐继尧不同意时，那就索性倒唐讨袁。

    大家根据方声涛带回的情况研究商量，决定照他们所提的条件来进行，推我和钮永建入广西，争取陆荣廷的同意。因为钮永建在前清时曾在广西南宁军事学校当过教官，和广西的军人有点渊源；而我则是广西人，在南洋时陆荣廷曾派其亲信曾其衡来向我慰问，我们两人去活动是比较适宜的。这时，陆荣廷虽然得袁世凯封爵位，但他称病不视事，职务交陈炳焜代理，袁氏也早派王祖同做广西巡按使，暗中监视着他，陆袁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

    二

    我和钮永建分头进入广西，是因为考虑到纵使有一人中途遇险，还可希望第二人能安全地完成任务。钮永建乘港梧船到梧州转南宁，我则取道越南海防、同登，进镇南关到龙州转南宁。我先乘船由港到海防，到海防找到旅馆后，就到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理了一会儿发，突然在我身旁低声问道：“先生你几时到的？”我暗地吃了一惊，问他：“你知道我姓什么？”他说：“你姓林。”我又问他：“你从前做过什么？”他说：“我从前跟八大人（郭人漳之弟）当过勤务。”我觉得这人定和陈菊圃有关，那就不如主动地找陈菊圃好些（陈在前清曾做过钦廉兵备道兼边防督办郭人漳的侦探委员，我们从前是很熟识的，可能他这时还是以侦探为业）。我于是问他：“你们生意做到几时？”他说：“过一会儿就休息了。”我又问陈菊圃在么？他说在。我就说：我住在某旅馆某号房，请你替我转告菊圃。我理发完了就回旅馆休息。不久，见一人在我房门外探头探脑，我忍不住问他做什么？他说：“你是林先生吗？”我说：“做什么？”他说：“陈菊圃在这里，如果他请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千万不要去。”原来这是当地国民党支部负责人吉某叫他转告我的。我说请你们放心，他便走了。这人去后不久陈菊圃就来看我，和我谈到近来安南当局查得很严，袁世凯外交的手段很辣，国事犯也可以引渡等等，最后约定天黑时他再来邀我出去晚餐。我看情形或不致有什么恶意，就答应了他。到时，他坐一部自拉缰小马车来接我，我就硬着头皮和他出去。吃饭地点在一间商店楼上，有一人先在，是以前跟我当营长的杨南昌的亲弟，他是拔贡，分发云南候补知县，防城县人，常往来于滇粤间，大家都是认识的。吃饭时陈菊圃劝我谨慎点，他由于职务关系，对我的行踪不能不向边防督办报告。我问了他才知道当时的钦廉道尹兼督办还是冯子材的第七子冯纯卿（名铭楷）。我要求陈菊圃将我的行踪迟报一星期。我告诉他；冯纯卿是我的好朋友，你这样做，冯知道也不会责备你的。最后陈同意了，但是要我赶快离开并不要在外多露面。我和陈谈妥后，次日就离开海防到同登，途中倒没有出什么事故，但刚投宿客栈不到两小时，就被当地警察搜查行李，并传到警局问话。他们见我有一支很漂亮的水笔和港币数百元，就盘问我家里做什么的？我说我家是在马来半岛种植橡胶园的。他又问我哪里去？我说去南宁。他又追查到南宁做什么？我说我有亲戚在南宁将军府做秘书，我去投亲找事做的。他们问不出什么，就放我回旅店。谁知不到一小时又传去盘问一次，总算给我应付过去，没出什么岔子。第三天我离开同登经鸭水滩入国境，第四日到龙州。在龙州，我找了许久都找不着旅馆，所有的客栈都住了兵。原来陆荣廷已着手准备行动，把军队集中了起来，我只得雇小艇住宿。住了两天，有轮船开南宁，我遂搭船于次晨六时到了南宁，就近住在“济安筏”上。这是一所水上旅店，房间的左左右右，都住满了到北京请袁世凯登基做皇帝的“各县公民劝进代表”。我因急于知道钮永建已否到了南宁，把行李安顿好后即到将军府探询。时为上午七时许，我到传达室请见陆荣廷和陈炳焜。传达说：“陆老帅有病不问事，陈师长昨晚开会，今天要很迟才能起来。”我看势难立刻见面，只好留字，谎说我是陈师长派出去查事的人，要急于回报，现留信这里，师长起身时，请赶快转呈。他答应了，我就向他取纸笔信封留一简单的信，大意说我今晨到此，现住何处，有要事面达，请指定时间派人通知，以便来见，署名“林隐青”。留信后我回“济安筏”等候。到下午四时仍无通知，心里很觉不安，于是写一封长信给陆荣廷，大意说：我今早由龙州乘船到了南宁，是受海外同志之托来面达一切的，我能够到此，虽未和你谋面，心里已经觉得非常愉快；恐怕你事忙，未能及时接见，纵或会晤，又恐怕谈话时间有限，未能将海外同志的意见谈得清楚，所以现在先写这封信。辛亥革命成功，政府北迁之时，大家都怀疑袁氏会不会做皇帝，不幸今天竟成为事实。当年我们革清朝之命，牺牲的人很不少，今天依然出来一个皇帝，我们革命的成绩完全付诸东流，对不住以前牺牲的先烈，所以我们要继续革命。但举目天下，无一人能共商此事。素仰我公满怀忠义，以当年劝清帝退位而论，固然是对民国的伟大功勋，而对清廷的善后也非常适当。今日袁世凯要做皇帝，相信是出于我公意料之外，我公对此一定是非常愤慨的。因为我公对于创造民国和劝清帝退位有功于天下，倘若今天对袁氏称帝予以同意，将来史笔直书，我公何以自白于后世？我个人年前承你派曾其衡到南洋慰问，对你非常感激，认为是我的知己，并且认为是可以为国家做大事的人，所以海外同志委托我来南宁代达他们的希望。现在我已经到了南宁，希望同我一见；如果因我此来过于唐突，将我处以应得之罪，我亦绝不逃避。我现在住于某处，正在等待你的命令……我吃过晚饭，下午六时左右又亲自将信送到将军府。送信回来，休息一会儿，将近二更时分，忽然大雨滂沱，我想今晚不会有人来找了，闭上房门，正打算脱衣就寝，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有两个穿便衣的人，一前一后，站在门外，在前的是一个彪形大汉，在后的手提马灯，像是随从的人，看样子来意不恶，我就让他们入房。那大汉自动坐下，问我是不是从龙州来？吃过饭没有？我回答之后，他从掌上伸出一个字条，问我这是什么？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我今早留给陈炳焜的信，便照实回答。他又拿出一信问我是什么？我一看，原来是我前年去新加坡途中写给陆荣廷的信，我也照实回答。接着他又拿出钮永建的信和我今天给陆荣廷的信，我一一回答清楚之后，他就说：“对不起，因为我们未见过面。我姓马，马慎堂就是我，马济也是我。老帅知道你来……”说到这里，我连忙插嘴止住他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前后左右都住有‘请愿’代表，和他们是一板之隔。”于是他和我外出，走了几条街，到了一间商店楼上，进去一看，曾其衡和钮永建都住在这里。坐下之后，马济说：“在这里我可以少说很多话了，一切你问钮先生便知。有遗漏的地方，我补充就是。”原来在香港别后，钮永建不几天到了南宁，他径入将军府，恰巧门口遇着甘朗廷，这人是他的学生，在将军府当参谋。甘一见钮就问：“老师，你怎敢到这里？”钮问缘故，他说：“王祖同在这里监视很严。”钮大吃一惊，马上乘原船转梧州，欲回香港。钮走后，甘把这事对曾其衡谈及，其衡遂报告陆荣廷，陆就派曾乘快轮赶上商轮，把钮接转南宁来。钮在我们坐定之后说，他到南宁也没多久。陈炳焜说陆荣廷病了。陈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大意说上将军对袁世凯称帝也有些不服气，但事已至此，他又有什么办法？国家不是他一个人的，就是他个人没法子爱国，天下还有许多人，也必定有法子爱国的。云南能先动就是爱国的表现。从这些话来推测，陆老帅可能有接受我们的要求之意。钮永建说完，马济补充说：“你们二位到了南宁，陆老帅已经知道了。今晚又接到林先生的信，老帅很感谢你们二位，要我代表他来转达。为什么对你二位感谢呢？第一是不把他当作外人，能够信任他而轻身入广西，这是他对海外同志和你们二位非常感谢的；第二是你们为国出力十分真诚，不但不辞劳苦，而且敢于冒险，这是他对你们十分钦佩的。至于海外同志要广西负担起云南方面所提出的条件，老帅愿以人格担保，绝对做到，但时间上还要等待一下，因为有三件事不能不等待的：（一）广西曾要求给一百万元军饷和五千支枪，中央指示由广东拨交，大约要等两三个星期才能全部收齐，这件事是我到广州接洽的。（二）广西的军队现在分散各地，必须集中起来以防万一，但集中不能太露痕迹，需要一段时间使军队在无形中集中起来。（三）王祖同监视很严，在准备未成熟前要保持秘密。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你们二位暂时离开南宁。老帅吩咐派曾其衡、雷殷二人做通讯员，来往南宁、香港两地，负通信联络之责。（四）还有一件事请你们不要误会，就是你们二位来到南宁，可能有其他人知道，我们为敷衍别人起见，表面上要出赏格来捉拿你们，这是要先讲清楚的。看几时有便船就送你们从梧州回香港。我们开玩笑地问马济：“经过梧州时王祖同要捉我们怎样办？”马济说：“我们暗中派人保护，倘他要捉，我们派的人就化装土匪把你们抢回来。”经过这一夜的谈话，我们就用不着和陆荣廷见面了，次晨便从南宁搭轮经梧州回到香港。曾其衡、雷殷二人和我们同行，到港后住在我们的机关里。

    三

    我和钮、曾、雷回到香港，把广西的情况向大家报告。大家非常满意。于是一方面从东京调入来帮助，熊克武、但懋辛、冷遹带着几个四川籍的留日学生从日本来到香港。另一方面又派方声涛带十五万港币换成毫洋运入云南给他们做发动费，并把和广西接洽的情形告诉他们。方声涛到了昆明把情况一说，大家非常高兴，就积极去发动下级军官。我们原来是推李烈钧入云南的，方声涛到昆明时已对他们说及，他们表示欢迎。云南既准备入川，我们又加推熊克武、但懋辛、耿毅、龚振鹏等随同李烈钧入滇。这时杨永泰还在上海。正在李烈钧准备动身的时候，我突接杨永泰从上海打来密电，报知蔡锷已脱险离开北京，乘某轮来港，要我们接待他。我们当该轮到港时，就派人把蔡锷接上来。这时蔡还不知我们在云南进行的情况，他只说他对袁世凯做皇帝非常愤慨，因而冒险离开北京，打算入云南发动讨袁，能够发动一连算一连，不顾成败利钝。经我们把在云南进行的情况告诉他，他大喜过望，说是非出京时意料所及。

    其时，云南的情况渐趋明朗化，罗佩金、顾品珍等的活动成为公开的秘密，唐继尧知道了这事，他意识到若不同意讨袁，自己的军队就掌握不住。他固然非常生气，但也无法阻止汹涌的浪潮。事后听说唐继尧怀疑李烈钧搞他的鬼，非常痛恨李烈钧。蔡锷到了香港之后，我们问他怎样进入云南？他说要打一个电报给唐继尧，但是没有密电本。我们说香港富滇银行经理张木欣有。他就托张木欣转电给唐，大意说他已脱险离开北京到达香港，现拟入滇。据说唐继尧由于痛恨李烈钧，以为蔡锷到了云南就可以抵消李烈钧的影响，所以复电欢迎。蔡锷就托富滇银行代办手续，经安南进入云南。

    蔡锷打电给唐继尧之前，李烈钧已离香港，并已电知唐继尧。唐在接到两人电报后的态度是怎样呢？对蔡锷则派员到老街去欢迎，对李烈钧则派其弟唐继虞到老街去阻止，借口树大招风，请李暂缓进入昆明。当时军队干部知道此事后，即推举团长邓泰中到老街欢迎李烈钧等人。唐继虞向李转达了乃兄的意见后，对李等的行止不敢有所决定。次晨李等即同邓泰中上火车到昆明。李住罗佩金家，熊等住邓泰中家。

    蔡锷、李烈钧都到昆明之后，唐继尧对独立讨袁事已不能不表示同意，乃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独立。在军事会议上，大家都主张主力出川，一致同意把云南的出征军队编成两个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挥兵进取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出防滇桂边界剥隘一带，如广西响应独立，即入粤攻取广州。熊克武等随同第一军出发。黄斐章为挺进军总司令，巡逻于滇、黔、桂三省边境黄草坝一带。

    云南宣布独立之后，袁世凯果然派龙济光率部向云南进攻。广东巡按使张鸣岐以广东地方重要，龙济光不能离开，打电给袁请留龙济光军队驻守广东，改派龙济光之兄龙觐光带二千人运枪械八千支入广西，在广西招募八千人凑足一万进攻云南。龙觐光和陆荣廷原是儿女亲家，得到陆荣廷同意率部入桂。陆荣廷留龙在将军府同住，表面对他积极配合，划百色作他驻兵区域，并派韦荣昌率四千兵为他守护运来的八千枪械和弹药，并且在百色一带代他招募新兵。其时广东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在云南宣布独立后，暗中派人到广西和陆荣廷通款，大意是时局变动，他感到没有依靠，准备和广西联络，共同行动，广西有什么举动，他立即跟随。

    蔡锷经过香港时，我们曾把在广西的活动情况告诉了他，可能是他打电报到上海《时事新报》转知梁启超，因而蔡锷离开香港不久，我们又接到杨永泰从上海来电说梁启超带了三个弟子蓝公武、汤觉顿和吴某乘某船到港，要我们招待。船到时我们把梁等接上岸，梁问我们入南宁有几条路可走？时李根源在座，他指我说：“他很熟。”意思是要我说。我就接口说：“路有两条，一条较快，但是有危险；另一条较慢，却比较安全。”梁问：“哪一条较安全呢？”我说：“经安南入镇南关到龙州转南宁。”他又问：“哪一条危险呢？”我说：“经三水、肇庆到梧州上南宁，这路船上常有密探。”他们师徒商议结果，决定汤觉顿走梧州一路，以最速的行动入南宁，把梁启超的亲笔信带给陆荣廷；梁本人则走龙州一路。这时云南已经宣布独立，我们在香港原和日本驻港领事有联络的，梁启超要经安南入广西，他是袁世凯欲得之而甘心的人物，目标太大，我们为着他们安全起见，就请日本领事协助。日本领事答应帮助，由海防日领事负责招待和掩护。梁到达海防之后，被日本领事招待去游山玩水，迟迟其行。据说日本领事打算等待广西正式宣布独立之后，才把梁送入广西，以保安全。汤觉顿在香港急于要进广西，而他对广西人地均不熟悉。他对我们说，他带得有梁启超给陆荣廷的亲笔重要信，这书信十分紧要，是要赶时间的。我们觉得他们可能是连独立檄文都做好了，只要广西照发，这样大的事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和李根源、曾其衡等以此谈笑，觉得天地间竟有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曾其衡笑着对我说：“你是喜欢写信的，何不写信到广西告诉他们？”我觉得这办法对，就分别写信给南宁陈炳焜、马济和梧州的莫荣新，大意说：“广西的准备看情况已经差不多了，至于将来宣布独立所发的檄文，我们海外同志对于檄文的署名有两种不同意见，一部分人主张加入梁启超之名，一部分人主张不要梁署名。主张不要梁署名者以我为最力。因我认为袁世凯称帝，各省都受其封王封侯，独广西不受羁縻，起而为国家除民贼，这在你们是一种义举。你们既牺牲官爵利禄而为国讨贼，其荣誉自应由你们自己承受，不应客气，也不应拿这个荣誉分给别人做人情；况且你们为国讨贼，纯粹出于自动，是表现广西的人格，倘若掺进省外某一人的署名，那你们就完全成为被动，不独使各位受了委屈，并且使天下之士讥笑广西内部太无人。我认为万万不能加入梁启超之名其理由在此。未尽之意，托曾其衡先生面达。”

    曾其衡带着我的信连同我们帮助广西动员费毫洋十二万元回广西后，我们就请雷殷陪汤觉顿去梧州。他们到了梧州，雷殷先去见莫荣新报告情况，复带汤觉顿去见莫荣新。汤请莫找船把他送到南宁，莫故意作弄他说：“汤先生，你这样大胆！王祖同不知多少耳目在此，你胆敢到来，害我的事小，你自己的生命安全事大。你最好还是回香港等一下，时机到了，我再通知雷先生送你到南宁。”汤觉顿说，“我不怕危险，请你想办法给我找交通工具，不管怎样危险我都要到南宁去。”莫荣新答应信可代转，但仍请汤暂回香港。汤坚请留在梧州不回香港。莫更作弄他，说住在梧州未尝不可，但不可住在城里，怕有危险。最后在汤的同意下，把他送到梧州对河的火山碉堡居住。

    李根源接到岑春煊自马来半岛槟榔屿起程来港的电报，交给我们看。其时广西尚未宣布独立。我对李根源说：“癸丑讨袁军失败时，岑春煊原是住在香港的，那时袁世凯向香港政府交涉，把他驱逐出境，现在案还没有取消，而目前两广形势尚无变化，万一香港政府不许可他登岸，如何是好？”大家听了这番话，都说岑春煊这时来香港是不妥的。商量结果：岑所乘的船是到达日本横滨的，不如待他到香港时同他讲清楚，请他乘原船到横滨，暂到日本居住。我们又和日本领事商量，日本领事表示欢迎岑春煊到日本居住，并说可以打电报回到国内，请对岑加以招待。岑春煊到香港时我们把情况对他说了，他同意直达日本。我们替他补买了从香港到横滨的船票，又派一位江西籍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江西省国会议员王侃从上海上船，陪伴岑到日本居住。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刘显世宣布独立护国，派戴戡率黔军一部增援蔡锷攻川。袁世凯电令陆荣廷兼贵州安抚使，陆遂借此机会，伪称率队进黔，调集军队，编配既定，即于三月十五日宣布独立，护国讨袁。并将龙觐光驻百色之二千人缴械，连同代募之八千人和由粤运来的装备，增编为广西边防第一师，马鋆任师长；武卫军十营，马济任总司令，为陆直辖。接着广东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亦宣布独立。广西平梧镇守使莫荣新奉令率部进据广东三水、河口一带。护国第二军李烈钧部亦即由剥隘径出肇庆、三水进攻清远，直逼韶关。我所联系的潮汕陈德春混成团，新会、江门黄任寰团，高州陈敬团，鹤山民军黄明堂约一团，恩平民军刘梅卿约一团均相继独立，向肇庆附近之高明、鹤山两属集中整理待命。

    广西宣布独立后，陆荣廷派雷殷来港对我说：“老帅说他想见林隐青，不知你这时能否有暇去南宁？”我说，“再忙也得去一下。”便同雷殷经梧州上南宁，顺便带了十份上海《时事新报》，因它所登广西宣布独立的电文，与广西所发出的独立电文不相符，而且署名有梁启超，广西所发出者则无此名。我和雷殷到南宁时，梁启超还未到达，唯已派曾其衡出越南的同登去接他，预计明午可到。次日，梁果到达，当天下午陆荣廷就请我们吃饭，梁启超坐首席，陆荣廷坐主位，我和龙觐光坐陆的左右。陆荣廷笑着说今天的宴会是“龙虎会”，大家相视一笑，但都没有谈什么具体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岑春煊不久就可从日本回来，待他到后，再作具体行动和布置，此时自可缓谈了。

    广西独立后，岑春煊在日本借得二百万元：一百万元现款，一百万元军械（约得步枪一万四千五百支、速射山炮二十门、捷制是乃德重机枪八挺，以及各种弹药）。岑雇了一条日本商船连同军械开到广东肇庆，陆荣廷已先到肇庆等候。我在南宁住了几天后就回香港，派人入广东内地指导联系各部队的集中行动，并与在香港各同志商妥立即专人赴广西的恭城、广东的钦县，各募一千六百人，准备编成一个混成旅，作我的主力部队。派遣既定，即同李根源、冷遹、杨永泰等赶到肇庆。岑春煊到了肇庆就通电讨袁，并电各独立省征求同意，在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各省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后又成立护国军军务院，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陆荣廷、刘显世等为抚军。又把云南和两广的出征部队统一编制，统称为护国军，增编为六个军，军设总司令。第一军蔡锷，第二军李烈钧，第三军谭浩明，第四军李耀汉，第五军莫荣新，第六军林虎。

    编制既定，军事上的行动，就作如下计划：李烈钧既攻占南韶连全境，应肃清残敌，并分一部沿粤汉铁路进攻花县、新街，会合友军进取广州。谭浩明第三军从桂林、全州出湘南，援助已独立的湘军收复长沙。李耀汉第四军警卫肇阳罗根据地。莫荣新第五军从三水进取佛山、顺德会攻广州。林虎第六军从芦苞、大圹进取高圹、赤坭、白坭、石井，会攻广州。各军按照计划，同时进攻。龙济光亲信部众三万，备多力分，我各军为了爱惜弹药，常乘黑夜肉搏进攻。龙部虽弹足械精，而我士气极旺，奋勇异常，龙部亦不得不逐渐缩短防线，集中力量，坚守广州近郊。其时龙曾为投机政客所愚，说是只要龙济光宣布独立，他们就可以阻止护国军的进攻。因此，龙氏在情急之下，确是发出了广东独立的电文。发电后，龙济光的统领颜启汉，江防司令兼统领蔡春华等遂邀请这伙政客到海珠开会，讨论要护国军停战。这真是喜出望外的事。据说投机的人，因欲得寸进尺，又要求龙济光方面即将部分军政权交给他们，才有保证，才可向肇庆方面提出停战问题。这就使得蔡春华、颜启汉等恼怒，拔出手枪向他们乱打。据我所知，汤觉顿、谭学夔确是被当场打死了，其他被打死的我就不知是谁。事后，龙济光以蔡乃煌为致祸之首，乃杀蔡而要求张鸣岐到肇庆向岑春煊解释，说是误会。可是，我们二、四、五、六军的共同意见，无论如何必须龙济光退出广州，这是根本问题，无条件可讲的。这时，汤芗铭已被打垮，湖南全境已无敌军；谭浩明第三军回驻全州，陆荣廷即率直辖的万余人由全州转驻梧州。不久，袁世凯已天夺其魄，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完蛋了，黎元洪依法继任总统，通电到粤，命两方即时停战，各退十里，听候后命，并责成陆荣廷派队居中监视。未几，黎元洪即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省督军，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李静诚为广西省长，李根源为陕西省长，莫荣新为广东广惠镇守使，张开儒为广东南韶连镇守使，李耀汉为广东肇阳罗镇守使，林虎为广东高雷镇守使，龙济光率所部即日移驻广东琼崖（海南岛）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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