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是杀害岳飞的真正凶手？
岳飞对国家的赤诚忠心是代代所传颂的。冤死风波亭，让天下英雄灰心，使正直之士愤然，皆呼千刀万剐秦检不解心头之恨。但仔细想想，杀害岳飞的凶手就真的是秦桧吗？个中原委却未必了然。
岳飞是南宋民族英雄，金兵南下时，岳飞意气风发，主张收复失地，恢复中原，而且在抗金中建树不凡，因此成为一代名将。可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被卖国求荣的秦桧害死了。关于他的死，《宋史》在他的本传最后连出“呜呼冤哉！呜呼冤哉”八个大字，十分注目，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说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其实仔细想想，害死岳飞的真正凶手应该是宋高宗，秦桧只是帮凶而已。
岳飞河南相州汤阴人，自幼贫苦，文武并修自学上进。可惜岳飞生不逢时，大宋王朝已经走过了它的辉煌时代，进入末期。当朝的徽宗皇帝，是个琴棋书画样样出色，唯独不知如何治国的风流天子。在他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影响下，朝政陷于极端腐败，阶级矛盾便日益激化了。同时，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又出现新的情况。原居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建立了金国，势力急剧扩展，大举攻辽，十年之内基本上攻占了辽国全境，对宋王朝构成了新的威胁。
“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况且国难当头，年方二十的岳飞，毅然投军杀敌，母亲姚氏请人在岳飞的背上深深地刺了四个大字“精忠报国”，从此，岳飞便把这四个字，作为毕生追求的信念，奔赴沙场，死而无悔。
靖康元年冬，康王赵构来相州，遂隶大元帅府。次年春，金人虏徽、钦二宗北去。康王即位南京（今河南商丘），是为高宗。岳飞当即上书请“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不久，往河北投奔张所，转战太行山。后归宗泽，防守东京、河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大举南侵，高宗慌忙渡江逃往杭州，岳飞只好随军撤至建康（今江苏南京）。这年冬天，金兵渡江深入江浙，岳飞转战西南，六战皆捷，移师广德、宜兴。次年五月，趁金军北返之机，在常州、镇江、清水亭、牛头山、静安镇等地，伏兵截击，大败金兵，遂收复重镇建康。这是岳飞参军以来取得抗金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战后到杭州奏捷献俘，高宗细加询问，特予嘉勉。不久，即授武功大夫，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成为南宋政府日益倚重、独当一面的要员了。
从此以后，岳飞更是意气风发，大显军威。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岳飞赴临安朝见，获赐高宗亲书“精忠岳飞”绣旗一面，充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驻军江州（今江西九江），准备北伐。次年春，请复襄阳六郡，以图中原。得到高宗的批准，即于5月出师，陆续收复郢州、随州、襄阳、邓州、唐州、信阳等州军，初步实现了收复失地的愿望，移电鄂州。五年，作《送张紫岩（浚）先生北伐诗》，有“长驱渡河洛，直捣向幽燕”句，表达了自己的祝愿。六年，奉命移屯京西，破镇汝军，复商、虢等州，又长驱伊、洛，再援淮西，进军察州。七年，请以本军进讨伪齐刘豫。八年，赴临安朝见，反对和议。九年，派张宪率军西京祭扫北宋后陵。十年，进军中原，大败金军于郾城、颖昌，连复蔡州、淮宁、郑州、汝州、虢州、河南等地，直抵朱仙镇。忽然奉命班师，功败垂成。
岳飞自北宋末年参军抗金，胸怀“尽忠报国”的壮志，不怕艰辛，历经磨难，矢志不移，为宋王朝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正因为如此，他也从普通一兵，逐步升官晋职，做到了“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诸路招讨使、兼营田大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五千四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这长长的官衔，当然来之不易！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南宋政府对他出生入死，奋战沙场，为国立功的肯定。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功臣，在战场上回来不久，便被人诬告“反叛朝廷”。
“反叛”二字，当然与“尽忠报国”是决不相容的。不仅岳飞会感到万分气忿，不肯服罪；就是被秦桧派来主持审判的何铸，在事实面前也不好反白为黑，诬陷好人！
岳飞不会反叛朝廷，还有一个证据是他一贯主张迎还二圣。二圣，指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他们在“靖康耻”中，被金军俘虏北去。作为大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皇权的代表，国家的象征。在那个时代，君辱臣死，君死国亡。皇帝当了俘虏，自然是国家的奇耻，臣民的不幸。凡是爱国思想，不愿甘当汉奸的人，都把收复失地，迎还二圣，作为自己为国尽忠的具体表现。岳飞与当时广大受国军民一样，显示得尤为突出和强烈。
明人文征明的《满江红》说：“岂不念，中原蹙；岂不靖康之耻‘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龙城飞将能抵挡住胡人的铁骑，却难抵汉奸的恶意陷害。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何必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清人郑板桥的《绍兴》诗也说：“丞相纷纷诏敕多，绍兴天子只酣歌，金人欲送徽钦返，其余中原不要何？”他们都认为岳飞“迎还二圣”的口号，触犯了宋高宗的忌讳，是后来被杀的祸根。
更重要的是，随着岳飞功劳的日高，兵将的日多，权力的日大，与高宗之间确实出现了一些矛盾；而且，这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的变化，还在日益明朗和激化呢！
绍兴七年正月，高宗和宰相张浚商议，欲乘胜恢复中原。考虑到近几年来，岳飞在战场上的表现，及其在诸将中的声望，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要在抗金方面有所作为，自然非他莫属，便下令岳飞速来奏事。
三月九日，岳飞到建康受到高宗接见，经过多次交谈，高宗认为他见识大有进步，议论皆有可取；决定加以重用，特下手沼：“卿等久各宣劳，朕所眷倚。今委岳飞尽护卿等，所宜同心协力，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岳飞对高宗这一决定，自然感到极大的信任，必须加倍努力，决不辜负知遇之恩，当即亲手写了北伐用兵的详细计划，进一步表达了“致身报国，复仇雪耻”的决定。
谁知，转瞬间高宗对岳飞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来这时秦检又担任了枢密使，极力宣扬和议，遥尊韦氏为皇太后，高宗说：“太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屈已讲和，正为此耳。”
宰相张浚则认为统一节制全国的军马，指挥北伐的重任应该归他自己，不能交给岳飞。秦张二人各从自己的角度提醒高宗，不能让岳飞有太大的权力，会出现尾大不掉，威震人主，难于控制。高宗于是改变主意，写了个手诏给岳飞：“淮西舍军，颇有曲折”，要他去见张浚。张浚闭口不谈高宗曾经答应岳飞扩军，将准西军归他节制的事；反而用征求意见的语气问岳飞将淮西军拨给王德、昌祉、张俊、杨沂中等人指挥，行不行？岳飞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人都不行。张浚以宰相之尊，听了岳飞的话，拂然而怒说：“我早就知道，非你不行。”岳飞也愤然回答说：“你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敢不谈个人的看法，我决不是想自己一定要得到那些部队！”说罢愤怒退出，立即上奏请求解除军务，不待批准便于三月下旬离开建康，溯江西上，回到庐山东林寺，去给亡母守孝。
张浚对岳飞这种“抗上”的行为，极为不满，多次在高宗面前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高宗果然认为岳飞居功骄傲，飞扬跋扈，不能容忍。便派兵部侍郎张宗元去担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判官，想乘机剥夺岳飞的军权，幸好有人及时劝解高宗，岳飞本是粗人，受不得委屈，只是所见不同，也许别无他意，忠义可用，应予谅解。于是派人去庐山，赐诏抚谕。来人以死相请，岳飞只好回朝。岳飞见到高宗后，承认有罪。高宗当然好言相慰，当即召还张宗元，让他仍口鄂州担任原来的湖北京西路宣抚使。一场君臣之间的矛盾终于缓解了，但再也难以弥合这已经出现的裂痕。
回到鄂州以后，岳飞在半年之内多次奏请，“以本部军进讨刘豫”，“请乘金废立之际收复中原”；然而，所得到的答复，无非“卿其勉力”、“唯候机会”、“行边备守”等虚与委蛇的应付之词，根本没有诚意。
岳飞很难理解高宗为什么不同意他“伺机进取”，去收复中原的失地。他哪里知道高宗这时正在准备与金人议和呢！
绍兴八年三月，一贯推行投降路线的秦桧，重新担任了宰相，并且兼任军事职权的枢密使。他一上台就加快议和的步伐，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派王伦去金往返穿梭密议，进展颇速，即将达成协议；但同时也招来了更多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不能不考虑征求拥有重兵的大将们的意见。
绍兴九年正月，金宋求和成功，高宗利用求和成功，金人将归还河南地的机会，宣布大赦天下，给诸将加功，借以欺骗国人，粉饰太平。岳飞在鄂州接到赦书后，在《谢表》申说：“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矢心天地，尚令嵇首以称藩。”曲折婉转地表达了和议不便的意思。又力辞加官进爵，认为“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可训兵饬士，谨备不虞，而不可论功行赏，取笑夷狄。”这些话都直接指向了主持和议的宰相秦桧，秦桧十分恼怒，遂成仇隙。
岳飞不久又上书认为这次“金人无事请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归我，实寄之也。”其中必有阴谋，和议决不可靠，因此请求派兵前往京西洒祭皇陵、刺探敌人内部究竟有什么活动，早作应付的准备，以免临时措手不及。可是秦桧怕岳飞挑起事端，不肯批准。
岳飞的估计，果然不错。这次议和是由于金朝统治者内部发生矛盾的结果，以挞懒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处相传韩世忠在山下与金人决战，情形万分危急时刻，其妻梁红玉登上妙高台亲自擂鼓助威，使得宋军大获全胜。为首的一派掌权后，对刘豫的不受控制极为不满，因此废伪齐，将河南地归宋，达成和议。但以兀术为首的一派，又对挞懒的政策不满，向金熙宗控告，说归地于宋必有阴谋，结果挞懒被杀，兀术掌权。宋金议和纸墨未干，便岌岌可危了。
到绍兴十年五月，金兀术撕毁和议，分兵四路大举南侵。东京、西京、河南、陕西州郡守备不足，所至皆降，重陷敌手。各地抗战军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岳飞一贯反对和议，自率大军直捣中原。在颖昌（今河南许昌）、郾城等地大破金兵，攻克了西京等许多河南州县。金军损失惨重，兀术之婿也在一次战斗中被岳家军打死了。岳飞正在庆贺即将收复中原，勉励将士“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时候，忽然接到高宗命令班师的十二道金牌，君命难违，只好叹息了一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撤军回朝了。
金兀术遭此惨败，把一身的怒火都发泄到岳飞的头上，不久他便写了一封信给暗藏在宋朝政府内的奸细秦桧：“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议可成也。”秦桧本来就对岳飞的反对和议极为不满，现在又接到几术必杀岳飞的指示，口气是那样严厉，不执行是不行的。于是岳飞的命运便陷入了险境。金兀术给秦桧写了“必杀岳飞”的信以后，一时未见回音，便想再增加点压力，于绍兴十一年正月组织了十万金军再次入侵，高宗大惊，急命远在鄂州的岳飞前来退敌。岳飞奉命于二月中旬亲率八千铁骑赶到战场时，金兀术闻岳飞兵至，渡淮北去。岳家军也便返回鄂州。
这时，高宗和秦检经过密议，决定杀岳飞与金人讲和。秦桧为了达到必杀岳飞的目的，诱使王俊诬告张宪。说张宪得到岳飞的儿子岳云写的一封信，知道岳飞被罢官，便欲裹协大军移屯襄阳，威胁朝廷将军权交还岳飞。枢密使张俊接到控告信后，便将张宪逮捕。进行严厉拷打，张宪不肯屈从，张俊竟然不顾事实，上奏说：“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秦桧如获至宝，立即奏请逮捕岳飞。
岳飞父子被诬谋反，投下天牢。最初主持审判此案的是御史中丞何铸和大理卿周三畏，何铸见岳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字，又翻察卷宗，见并无反叛证据，不忍陷害无辜，审了一个多月不肯定案。
秦桧另派万侯接审此案，他由于并无可以定案判刑的证据，“不知所问”，只好“哗言”讹诈岳飞有“异谋”，有致张宪的“书信”，但又快一月，仍然“无可证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出主意可别加两条罪状：一条是说岳飞当年奉命增援淮西时“逗留不进”。尽管不符真实，但胡说一通是可以骗人的。第二条是说岳飞“指斥乘舆”，曾私下对部将们说：“我三十二岁时建节，自古少有。”就是比太祖三十岁作节度使。还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就是辱骂皇帝。因为皆属口说，可以无凭，随便找个人证明一下就行了。万俟大喜，命大理评事元龟年将这些并不确实可靠的材料“杂定之，以傅会其狱”，上报大理寺。
大理寺接到审判的材料，开始研究如何量刑断案，由于证据不足，意见十分分歧。大理少卿薛仁辅认为岳飞无罪，寺丞李若朴和何猷认为最多判徒刑二年。他们反映给大理卿周三畏，周再报告给万俟，周说：“判刑应当依法，我岂能可惜这项大理卿帽子呢？”可是，万俟根本不听这些反对的意见，仍然以“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定案，上报高宗，请“圣旨裁断”。
当时朝廷内外对岳飞一案十分震惊，许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纷纷出面进行营救。宗室首领齐安郡王赵士偯上书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布衣范瞪之上书说：“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载定，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还有进士智浃、布衣刘允升也上书为岳飞鸣冤。这时已罢官闲居的韩世忠，本已社门谢客，绝口不谈政事，但实在无法平息愤懑的心情，还是去质问秦桧，有什么根据说岳飞谋反？秦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他蛮不讲理地认为，尽管岳云给张宪的书信找不到了，难道这个事也没有吗？我看是或许有的，可能有的。韩世忠见他硬把无理说有理，只好拂然说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高宗和秦桧既然决心与金人讲和，就必须满足金人的条件杀掉岳飞。这既除掉了妨碍自己的绊脚石，又杀鸡给猴看，警告拥有军权的武将们必须顺从，使自己的统治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在这年的除夕，下达了“岳飞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的“圣旨”。
当天，大理寺的执法官遵旨来到狱中，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想到自己一生尽忠报国，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现在无辜被害，老天有眼，终有昭雪的一天。便镇定自若地提起笔来，在供状上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一代忠臣，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这样惨死了。年仅三十九岁。明朝名士文征明在题《杭州岳飞庙》中说“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亦堪怜，风波狱。”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以为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其实仔细想想，害死岳飞的真正凶手应该是宋高宗，秦检只是帮凶而已。
造成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迎还二圣，酿成祸根，宋高宗是在父兄被掳走的情况下登基做的皇帝，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况且，如果迎回二圣将是三主，当康王毕竟不如当皇上，徽钦二宗回朝对高宗的皇位会构成一定的威胁，自己还位于徽钦二宗，还是继续当皇上，都很难处理，岳飞抗金所打的口号其一就是：“迎还二圣”，这必然会遭到高宗的忌恨。
第二，扩军遭忌，功高震主。宋朝自太祖开国以来主要以文官治天下，而岳飞以武将居高位，以引起高宗和文官的不满，况且，岳飞为了抗金，还一再的招军扩军，拥兵近二十万之众，其本人在军中也素有威望，大有军中只知有岳帅而不知有朝廷之势。因而引起了高宗的惊惧，也就是犯了功高震主的官场大忌。
第三，反对议和，招致祸殃。宋高宗是个性格软弱、贪图安逸的人，而对金国气势汹汹的进攻，早以给吓破了胆，偏安江南小朝廷，到也清闲自在，决定与金国议和，而岳飞则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以“靖康之耻”为大宋之耻，为的是彻底打败金兵，而金国议和的条件是“必杀岳飞”所以构成了岳飞冤死的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导演正是宋高宗，秦检只是帮凶而已。
堪恨亦堪怜的风波冤狱冤杀了一个民族英雄，改变了一段历史。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点，爱国未必是忠君，忠君更未必是爱国，要想长久，只有“忠君”。像秦检一样搞好“人际关系”却得长久。
2.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
曹操是乱臣贼子，诸葛亮是忠臣良相，似乎是历史定论，但仔细想想，果其如此吗？忠奸自古就有别。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忠在何处，奸在何处？
曹操似乎是“奸雄”，所谓“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好像是公正的评价。然而，他所谓“如国家无孤一人，真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直率坦言又不能不使我们警醒，他真的是“奸雄”？这姑且不说，他的关于识人与用人之道，古往今来又有谁能赶得上？
曹操因讨伐奸臣董卓起家，没想到“以奸易奸”，除掉董卓后，他反被人看作是奸臣。在讨董卓时，他是汉朝的忠臣义士，在灭董卓后，他弄权自重，目无天子，其子曹丕自称皇帝，以魏代汉，追谥曹操为魏武帝，那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诸葛亮，则是大大的忠臣，其主刘备是汉室宗亲，更兼仁德宽厚，天下归心，在曹丕称帝后，刘备也做了蜀汉皇帝，俨然以汉室的继承者自居。忠于刘备，也就是忠于汉朝，无论从哪一方面讲，诸葛亮是忠臣，则是无可争辩的了！
其实呢，人的思维有时是很奇怪的，曹操不忠于汉室就是奸臣，那么，商汤反夏算不算奸臣？周武王伐殷算不算奸臣？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算不算奸臣？赵匡胤搞兵变夺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政权算不算奸臣？如此算来，中国历史上几乎有一半朝代是当朝的臣子从主人手里夺过来的，这些人算不算奸臣呢？好像从未听到过谁有闲情逸致来议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了，改朝换代原是正常的事，君主是否该杀，臣子是否可以造反，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孟子在评论武王杀纣王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把纣王看成是残暴的独夫民贼，臣下杀了他，只是杀了一个有罪的人，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孟子的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要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中国，有什么不好呢？然而，人们还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说曹操是奸臣，是乱臣贼子，这其实很不公平。说曹操目无天子，实在是因为天子懦弱无能，汉献帝虽还称不上是暴君，但也不能领导群臣，那么，群臣之中，有谁有能力、有志气统一中国呢？曹操曾说：“设使天下无有弧，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此话虽然不甚谦虚，倒确实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把汉献帝及其群臣描写成了弱者，使我们的同情心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弱者的一边，从而憎恶曹操，这实际上是不敢正视现实，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变成了弱者，民族精神也由此变得虚弱起来。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掩藏着一种懦弱的心理：没有进步的信心，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只希望得到廉价的同情。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曹操历来被描绘成一个以奸术治人的无德之人，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曹操既然无德，其手下怎能谋臣如林，猛将如云呢？一个寡恩薄义之人反能收天下英雄于其麾下，天下英雄岂不是不可理喻了吗？说到底，并非曹操无德，而是我们不喜欢曹操的“术”罢了！
在这一点上，如果把曹操同诸葛亮相比，真是相映成趣。诸葛亮可谓是文治武功，均超出曹操很多，但有一样，曹操有人，而诸葛亮无人。诸葛亮事必躬亲，每战必到，如不亲自设谋定计，恐怕就有败北的危险。诸葛亮手下，充其量也就是“五虎大将”，而曹操的手下，其能独挡一面的将领谋士不下数十人，众寡悬殊，由此可见。诸葛亮之后有姜维，姜维还是魏国降将，姜维麾下就更无人材了，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真是说透了这一点。姜维虽能竭忠尽智，怎奈孤掌难鸣，处处缩手缚脚，其结局是众所周知的。
曹操用人就大不相同了，其后有司马懿，其才智应说不在曹操、诸葛亮之下，终于在其后代手里灭蜀吞吴，统一了中国。在能否得人用人这点上，诸葛亮比曹操相去甚远！
当然，这还不是关键，据说，曹操之“奸”，在于他奉行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和方针。刘备在比较自己与曹操的不同时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
《三国演义》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塑造了曹操和刘备，读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世人皆谓曹操只求功利，以法术治人，有法家的阴险刻毒；刘备则爱民如子，不计得失，有儒家的慈母情怀。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在喜欢刘备的潜意识里，是不是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依赖、懒惰和畏惧外在世界的心理呢？是不是希望刘备式的明君如父母一般地呵护我们，替我们包办一切呢？其实，当我们被人“做主”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奴隶。
所以，我们喜欢刘备，实在是因为我们想在他那里找到“安乐窝”，不喜欢曹操，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害怕他惯于实行的“责任制”。我们可以在《三国演义》中找出千条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难道我们就真的没有一丁点的上述心理吗？
因此，曹操之奸，并非真奸，尤其不能和历史上的奸臣相提并论。你硬要说他奸，那也是“奸”之有道，“奸”之有术，“奸”之有方。说他是“英雄”也好，“奸雄”也罢，曹操给人的感觉只是畏和服，却很少让人憎恶，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人们不喜欢曹操，是因为不喜欢他的“术”，有些时候，人们不懂，更不会用“术”。其实，用“术”也未必不是好事，况且有好多事情循规蹈矩并不见效，不妨动动脑筋，也可能会受益匪浅。
3.王莽：乱臣贼子有点冤
王莽篡汉，历来为人所唾骂，但杨坚废北周，赵匡胤废后周，却没有人骂。如果王莽真的成功了，又是一个什么历史结论呢？
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由书生做开国帝王的“怪胎”，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仔细考虑一下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就会令人沮丧地发现，成为开国帝王的大概只有两种人，一是流氓，二是豪强，何也？皆因流氓无顾忌，而豪强有势力也！
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无缘的，文人书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道理说来也并不艰深。
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治国安邦之道，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理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或者哀惋、慨叹不尽理想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三、文人书生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没有实际操作能力。用诸葛亮的话说，往往是“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四、文人书生由于道德观念的束缚，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勃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五、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了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也就是说，学者文人一旦当了官，就不再是学者文人了。
六、最后的一个补充方面，是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不会是文人书生。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慈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流氓和豪强两种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时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18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还是应当算作一个独立的朝代，这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但历来人们都把王莽说成是个大奸贼，以致于王莽很难翻身，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又何来奸贼之说。因为搞政治是不讲手段，只讲结果的。
公元前16年，即汉成帝永始元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王莽30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望重为皇后的阴谋，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王莽做了大司马以后，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他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这一招在当时是十分有效的；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这一招同样十分有效，使他获得了士人的好感和支持。
有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由此看来，王莽在这一方面确实是个富有心计的人。自这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众人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这里是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汉朝政权的主要危机还不来自最下层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士族离心。所谓士族，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既有一定的权力，又有一定的社会威望，还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并且富有文化修养的人和家族。这些家族并不是在当时形成的，往往有相当长的历史原因，有的已经延续了数十甚至百年。应该说，这些人和家族是当时政权的支柱，而西汉末年正是这些人和家族首先反对皇帝的。王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些士族的愿望，尤其王莽是个读书人出身，就更容易为这些人所接受了。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腐败，别的不说，仅举汉哀帝宠爱男色一事就足以说明。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哀帝偶尔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
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哀帝断袖”屈原诗意图书生搞政治很麻烦，脑子里读的是圣贤书，但政治要的是心机和手段，正所谓天道与人道不同，进不得进退不得退。的故事。仅这一件事就可知道，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26岁而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王莽入朝帮助董贤治理丧事。送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而是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迫他自杀，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赵等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大多数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摸王莽的心意，奉承王莽。不过，王莽自己也很明智，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是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羡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了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都知道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对孤寡老人，也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已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同意，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王莽还不满足，又秘密派人买嘱献瑞。第二年，黄支国献入犀牛，汉廷上下均感惊异，都觉得黄支国远在海外，从不和汉朝交往，难道又是仰慕安汉公王莽的威仪，前来拜服？随后，又接到南方某郡的报告，说是江中有黄龙游出。祥瑞达出，真是称倾不迭。这年夏天却出现了罕见的大蝗灾，王莽就是再有本领，也无法把这说成是祥瑞之事，于是另出新招，借灭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王莽一面官吏查勘，准备救济灾荒，一面启奏太皇太后，宜减衣节食，为万民做出榜样。尤其是王莽自己，戒除荤腥，不杀生灵，还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以充做救灾费用。朝廷公侯见王莽如此大方，也不好不效法，先后捐款捐物的多达二百多人。
过了不久，连下阴雨，蝗灾渐退，稼禾复生，大家都说安汉公德感天地，王莽由此又得到了一赞誉之声。
平帝12岁时，王莽建议选立皇后，并采用古礼，选娶12名后妃。王莽令人选择世家良女，造册而入。主管官员揣摸王莽的用意，多选豪门士族之女，尤其是王氏女子，几乎占了一半，连王莽的女儿也在内。王莽本想让自己的女儿独占后官，又不便明言，就故意启奏太皇太后，说是王氏女子应该一并除去。太皇太后正弄不清什么意思，群臣却议论汹汹，都要求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还要再选11名凑数，群臣尽皆抗议，说只需王皇后一人即可。太皇太后优柔寡断，只好听从了王莽和群臣的建议。王莽又把皇室所赏赐的钱物拿出八九成分赐给其他随嫁媵女及其家属，使得别人感恩戴德。
王莽这样做事，有时太过露骨，连他的儿子王宇也看不惯。王宇怕日后出事，屡次劝谏王莽，王莽概不听从。王宇无法，便派人在王莽门前洒露血迹，王莽迷信，也许会相信那是上天垂戒，多少加以收敛。没想到洒血的人竟然被卫兵发现逮捕，连累王宇，王莽竟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杀死了他的亲生儿子及其同党，并把平帝生母卫后的家族及其支族尽数屠戮，只留下卫后一人。
王莽之女既为皇后，王莽就更加想方设法地讨太皇太后的欢心。他认为太皇太后年老体弱，独居深宫一定十分憋闷，就建议她外出旅游，并借机存问孤寡。太皇太后当然求之不得，立刻答应，王莽还准备了许多钱帛牛酒，沿途赏赐穷困老弱之人，弄得万民拜呼，好不热闹。再加上所到之处皆是名胜古迹，老妇人仿佛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真是说不尽的欢愉。
王莽讨好太皇太后，真可谓体贴入微。太皇太后有一个弄儿，有一次生病，住在宫外，王莽竟以安汉公的身份，亲去探望，使得那个弄儿十分感激。病好人宫之后，在太皇太后面前极言王莽的好处，太皇太后认为王莽实在是孝顺极了，别说是侄子，就是亲生儿子也远远比不上啊！
王莽行事有两个特点：一是处处遵循古制，一是相信符命灵异。其实，这是王莽拢络人心的手段，至于他自己是否发自内心，却是十分难说。王莽根据周朝的先例，特别创议，设立明堂灵台，还建造了近万间学舍，专门招纳儒士名人，设官考校，贤者为师，悬陋者为徒。王莽见南方北方都来献瑞，独有西羌东夷未见人朝，就买嘱有关人等，让他们密往办理。不久，东献方物，西献鲜小海（即青海）等地。王莽十分高兴，立即征发囚犯边民，前往垦戍。群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向太皇太后王氏奏请说，当初周公辅政七年，制度乃定，如今安汉公辅政才四年，就大功告成了，应当把安汉公升到宰相的地位上去，列于诸王之上，并应加赐九锡。太皇太后一概应允。
这期间，上书请加封安汉公的就有近五十万人，太皇太后见朝野上下如此恭维王莽，也弄不清真假，只是加紧催办，行九锡之封典。九锡封典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高级别的封赏仪式，所封之物共有九种。受封之后，其德望权位，仪仗用度，几与皇帝不相上下。
这时，平帝年已十四，智慧渐开，知道王莽挖掘太后坟墓，且杀尽舅族，只剩母亲一人，还不许相见，十分愤慨地说：“我若长大，一定报了此仇！”王莽的心腹告诉了王莽，王莽怕日后平帝长大参政，就送入毒酒，毒死了平帝。
王莽压制住群臣的意见，主张迎立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各地的官民纷纷来献符瑞，长安挖井得石，上书“安汉公莽为皇帝”等丹红大字，各地待命，陆续来到长安。王莽让人告诉太皇太后，这位庸碌的太皇太后到了此时才算明白，厉声喝斥说：“这些都是欺人妄语，断不可施行。”但她已阻止不了王莽，只好不下沼，让王莽当假皇帝。王莽为假皇帝后不到一月，刘氏宗室就有人起兵讨伐王莽，再加上农民起义军，一直攻打到了长安。王莽派兵镇压，基本消灭了这次联合进攻，王莽的威德似乎又牢固了一层。
这时，王莽又得到了一项符示。原来，梓潼人哀章，狡诈灵滑，看准王莽的心思，想趁机弄个官做。于是，他暗制一铜匣，扮作方士模样，在黄昏时交给了高祖的守庙官。王莽收到后打开一看，其中断言王莽当作真天子，下列佐命11人：一是王舜，二是平晏，三是列歆，四是衷章本名，五是甄邯，六是王寻，七是王邑，八是甄丰，九是王兴，十是孙建，十一是王盛。
王莽当然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正好弄假成真，借此作为篡权的依据。初始元年十二月一日，王莽率领群臣朝拜高祖庙，拜受金匮神禅，回来后谒见太皇太后，说秉受天命，自己应当当皇帝，太皇太后正要驳斥，王莽已管不了许多，即跑出内宫，改换天子服饰，走至未央宫，登上龙廷宝座！文武官员，也一律拜贺。王莽写好诏命，正式颁布，定国号为新，改十二月朔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日，服色尚黄，牺牲尚白。
刘婴只是立为太子，并未做皇帝，所以御经一直由太皇太后保管。王莽派王舜去索取御玺，太皇太后不能不予，便狠狠地往地下一摔，这块自秦朝传下的传国御玺，从此便缺了一角。
王莽既得汉朝，便须依照符命所示，尽封11人官职，其余九人倒还好说，只是王兴、王盛二人，乃是哀章假造出来，取王莽兴盛的吉利之意，哪里去寻找？好在姓王的很多，同名者亦在不少，访得一个城门令史王兴，还有一个卖饼的男子王盛，俱拜为将军。
王莽又嫌自己的出身不够堂皇正大，自称为黄帝虞舜的后裔，尊黄帝为初祖，虞舜为始祖，凡姚、妫、陈、田、王诸娃，皆为同宗。这样，王莽既有了渊源，又有了宗族，可谓是天命攸归的真龙天子了。
新始建国二年，王莽根据古书《周礼》、《乐语》上的传闻记载，开赊贷，立五均，平物价，抑兼并，发货款。并令凡有田不耕者，城郭中宅不种菜植树者，民浮游无事者，都要交税。采矿、渔猎、畜牧、蚕桑、纺织、补缝、工匠、医、巫、卜、祝、方技、商贩，纳其利的十分之一上缴。并多次改铸货币，尤其是改动地名、官名，改来改去，令人记载不清，书写不明，以至下诏令时注明原地名才能看明白。
当时天下官吏不得俸禄，生活所迫均从奸利所出，王莽追查建始二年以来贪污致富的人，没收其财产的五分之四，并命令下级揭发上级、仆人揭发主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能制止住贪污，反而使贪污更甚。
“王莽改制”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有名的。尤其是他食古不化，他不懂得古书上的记载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而逐渐地将其中合理成分慢慢地向现实渗透，而是遵照古书的记载，原封不动地照搬古制，居然实行什么平均土地一类的法令，这样一来，就严重地损害了士族的利益。因而，士族离心，他为自己掘下了坟墓。
如果与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赵匡胤当时篡夺后周皇权的时候，他的内外条件都没有王莽好。赵匡胤对内需要收拢人心，解决权力分散的问题；对外则面临着周围强大的敌人，需要统一国家。但赵匡胤胤却“雄才大略”，把他的政权稳定巩固下来，而王莽却是得之容易而势所必然之难，其无真正的“治国治民”之才，也就很清楚了。
由于政治腐败，王莽新朝的诸多措施根本不符合实际，所以王莽政权遭到了从官吏豪强到普通百姓的一致反对。从新朝十多年开始，刘氏宗族及各地豪强就不断起兵反抗，后遇天灾，绿林、赤眉两军更是声势浩大。
公元23年2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以至王莽“一日三惊”。王莽纠集新朝主力42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
昆阳守军只有八九千人，敌人则连营百里，势力太过悬殊，有些人主张分散撤出，刘秀坚决反对，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使敌人手忙脚乱，阵脚不稳，终至大败。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奠定了基础。
公元23年9月，起义军攻入长安，王邑等战死，王莽率大臣入渐台，被义军围攻，王莽为商人杜吴所杀。
的确，王莽处心积虑地想篡夺西汉政权，利用弄虚作假、矫情作伪的手段收拢人心，一步步地攫取权力，树立威信，确实是成功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要探索的重点是，王莽是不是一个纯粹的骗子，纯粹的野心家，他究竟是不是一个篡汉的奸贼？应该说王莽篡汉与杨坚废周，赵匡胤废后周同出一辙，只不过是王莽没有后两者的雄才大略罢了！
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了这样几句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设使当日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什么是奸？什么是忠？什么是真？什么是伪？正如白居易所写，如果王莽未等篡汉便死，那谁又知结果如何呢？如果王莽能像杨坚、赵匡胤一样极富雄才大略，开创出一个清明王朝来，历史又会是什么评价呢？这些毕竟是假设，而实实在在的是：王莽至今在九泉之下仍然不得翻身，真是“读书人一声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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