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仁者无敌？
人们常说“仁者无敌”，真的是“仁者无敌”吗？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可谓应有尽有。既有温情脉脉的经典著作，如《论语》、《孟子》，但同时也有不讲任何感情、唯功利是求的经典，《孙子兵法》就是这样一部只有冰冷的理性，只讲铁血法则的著作。《孙子兵法》的信条是，只要能够取胜，就无所不用其极。不过，那倒是一种公开了的平等的竞争，即使失败了，人们也很难发什么怨言。
《孙子兵法》最推崇的战略战术是以外交取得胜利。《孙子兵法·谋攻》一篇中写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子看来，能够拚力打败敌人，实际上算不了什么，仅是战争中的胜利者而己，谈不上有什么境界。能够完整地攻取敌人的一座城市，而没有太多的杀伤，也算不了什么，只是战术策略运用得比较好而已。至于战争中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动刀枪就能使对方投降，实际上就是没有战争。从这一点看来，孙子虽是大军事家，但他的根本目的是消除战争，否定战争。这的确充满了古代人文主义色彩，听起来是十分动人的，但真正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又有多少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不用通过战争的手段，只通过外交的方法，或者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树立起国家的威望，使别的国家主动归附，这才是达到了战争的最高境界。然而，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证明，战争的主动者往往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战争的被动者也往往不愿不作抵抗就束手就擒，一定要被打得走投无路才肯投降。因此，孙子的这种“善之善者也”的战争境界无非是一种理想，很难在实践中实现。
尽管理想无法完全实现，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精神支柱和力量，否则，人类也就只能永远处于茹毛饮血的时代。
无论如何，修明政治，以民为本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孟子就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鲁国和邹国的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邹国的官吏死了33个人，而士兵百姓却没死一个，邹穆公十分不理解，既气愤又无奈，向孟子问道：“这些人不为上司去拼死，如果杀他们，实在是人太多，法不责众，杀不胜杀；如果不杀他们，他们仇恨地看着上司被杀而不去拼死解救，实是罪不容诛。这该怎么办才好呢？”孟子回答说：“您知道您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吗？每逢凶年饥岁，您的百姓是什么样子吗？年纪大的饿死后被埋在沟里坑里，年轻的逃散到别的国家去，这样的有几千人。而您的仓库十分充实，府库里也堆满了钱财，您的官吏都不禀告您，这是欺骗国君，残害百姓。这样的官吏还不该死吗？”这就是曾子说过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是说，您怎样对待别人，你就会得到怎样的回报。看来，邹国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哪一种具体的原因，而是由于国家的政治腐败这一根本的原因造成的。
更为典型的例子是齐鲁长勺之战。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听说管仲贤能，就设法从鲁国的手里骗走了管仲，任用管仲为国相。鲁君听说后，认为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污辱，就厉兵秣马，准备同齐国干一仗，出出这口窝囊气。齐桓公听说后，也积极准备，并想先发制人。管仲认为齐桓公刚刚即位，国内人心未稳，不宜打仗，但恰好相反，桓公正想出出风头，显示一下自己的能耐，压服人心。如果按照管仲的想法，先把国内的政治、军事一步步按部就班准备好，还不知要到哪年哪月，桓公可没有这个耐心。于是，他派鲍叔牙为大将，带兵一直挺进到鲁国的长勺（今山东曲阜县北）。
鲁庄公十分气愤，决心同齐国决个胜负。庄公有一个大臣名叫施伯，为人谨慎细心，先劝应公不要急躁，然后向他保举了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公元前684年，齐国派大军攻打鲁国。鲁应公准备率军迎战。一个叫曹刿的人听说鲁庄公要与齐军作战，便要进宫为庄公出主意。有人劝曹刿说：“庄公身边谋臣很多，要你参与干嘛？”曹刿说：“他们都是一些鄙陋不通之人，没有远见卓识。”别人对他的狂妄自大都暗地里嘲笑。
于是，他入宫进见鲁庄公。曹刿问鲁应公根据什么决定与齐国作战，鲁庄公说：“我有好衣服好食品，从不敢独自享受，一定要分给周围的人。”曹刿说：“您这是小恩小惠。小恩小惠是不能使全国人得到好处的，所以百姓不会跟从您。”鲁庄公又说：“我在祭祀神灵的时候非常虔诚，祭祀所用的牲畜物品从不敢随便增加，祭祀时所祷告之词全都是真实情感。”曹刿说：“您这是一己之诚，并不能代表一切，神灵也不会祜庇您。这些都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鲁庄公想了想，又说：“还有一点，对于国内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案件，我虽不能洞察清楚，但是，只要经我处理，我一定要使其结果合情合理。”
曹刿赞许道：“这才是打胜仗靠得住的前提。因为您这样做，表达了一种为百姓尽力的心意，凭这点，可以与齐国打一仗。我请求您让我和您一同前往。”
鲁庄公答应了。曹刿便与鲁庄公同乘一辆战车，来到前线。齐、鲁两国军队在长勺这个地方摆开阵势，鲁庄公便要击鼓作战。曹刿劝阻道：“这不到时候，等等再说。”这时，齐国军队开始擂鼓作战。等齐军擂完三通鼓时，曹刿才说：“是时候了，可以擂鼓迎战。”结果，鲁国军队一鼓作气，将齐军打败。齐军打了败仗，向后撤退。鲁庄公准备下令追击。曹刿说：“请等一下。”说完，走下战车，仔细观察齐军的车辙，然后又登上车前的横板极目远望，最后说：“可以追。”这一战，鲁军大获全胜。战斗结束之后，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在齐军三鼓之后才击鼓迎战？曹刿说：“作战是要靠士兵的勇气的。当齐军擂第一通鼓时，其军勇气正盛，第二通鼓，其勇气就减弱了，到第三通鼓时，他们的勇气就没有了。齐军勇气竭尽，而我军勇气正盛，所以会一战而胜。”
鲁庄公又问：“为什么齐军败后，你不让马上追击呢？”曹刿说：“齐国是个大国，大国作战，难以琢磨。我怕他们退中有诈，设下埋伏。我仔细看过他们撤退时的车辙，发现其车辙杂乱不堪。我登高远望他们的旗子，发现其战旗已经倒下。由此断定他们是真的溃败了，所以才下令追击。”
鲁国获胜主要靠两条：一是曹刿能够正确地掌握和利用战士的心理和情绪，把握住了作战的规律，再加上他的谨慎和果断，处处不失时机，就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掌握了主动权。其二是他认为人心可用，长勺之战一方面是鲁国的保卫战，带有一定的正义色彩，更重要的是鲁国统治者较为廉明，有一定的威望，人们愿意替国君打仗。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鲁人才获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
其实，仁者无敌虽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有时并不能发挥直接的作用。在战争中，真正起到最为直接作用的，则是双方的军事力量的对比。在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以军事制衡术而吓退敌人的战例莫过于墨子与公输般的桌面交锋了。
公元前447年至公元前431年间，楚惠王发愤图强，连续吞并了陈国、蔡国、杞国、莒国，使楚国在经历了动乱与衰落之后又重新强大起来。楚国要想同晋、秦等北方强国较量，就必须首先征服楚、晋之间的宋国，于是，楚王决定向宋国进攻。楚王起用一位在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即鲁人公输般，公输般制造了云梯、撞车、飞石、连珠箭等新式攻城武器。这些武器在当时看来确实具有极强的威力，用来攻打当时的城墙防守应当是十分有效的。楚国一面制造这些武器，一面大肆宣扬，制造舆论，实行恫吓战术。这种战术果真有效，宋国遭受楚国的侵略最多，这次吓得宋人惊慌失措，求救无门。这个消息传到了墨家的创始人墨子那里，他就赶紧带了三百弟子跑到宋国去。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因此听到宋国危难的消息，他立刻挺身而出。他先把弟子布置在宋国的城墙上，然后徒步跑向楚国。他走了十天十夜，脚磨破了，用布包上再走，终于来到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去楚国的使命就是要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但楚王认为公输般的器械很好，一定能攻下宋国，就不肯同意墨子的要求。墨子直率地告诉楚王说：“你能攻，我也能守，你是攻不下来的。”于是，楚王就叫来公输般，要两人比划对阵，看看谁能赢。墨子解下自己身上的皮带，围在桌上当作城墙，再拿一些木块当作攻城的器械，两人演示起来。公输般攻，墨子防守。公输般挖地道，墨子就用火箭。公输般一连换了9种攻城方法，均遭到了墨子有效的抵抗，不能取胜。公输般的攻城方法使完了，墨子的守城方法还有几种未使出来。楚王很清楚公输般是输了，但公输般却说：“我知道战胜你的方法，但我不说。”墨子也说：“我知道你能胜我的方法是什么，我也不说。”楚王感到迷惑不解，就偷偷地去看望墨子，问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法战胜对方。墨子直言不讳地告诉楚王说：“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他是想让您杀了我，他以为杀了我就没有人会知道抵御他攻城的方法了，其实不然。我来时就做好了这方面的打算，已经委派我的大弟子禽滑厘率领三百弟子帮助宋人守城，我已把这些方法全部交给了他们，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方法来抵抗公输般的进攻，因此，杀了我也是没有用的。”墨子见楚王听信了他的话，就又坦诚地对他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真是地大物博，你们如果用心治理，一定会富甲天下。而宋国呢，土地不过五百里，物产也远不及楚国丰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攻打宋国。这难道不是扔掉自己华贵的马车偷别人破旧的车子吗？难道不是扔了自己锦绣的长袍去偷别人家破旧的短袄吗？”楚王听了，羞红了脸，决定不去进攻宋国了。墨子终于为宋国免去了一场灾难，但这决不是因为楚王忽然良心发现或是因墨子的一番训导而有所悔悟，根本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对比，墨子之所以敢公开教训楚王，也在于有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没有这些，要想让楚王止戈息兵，是不可想象的事件。因此，军事力量制衡，是发动和平外交的根本条件。但必须看到的是，墨子的和平外交仅是使宋国暂时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并未能“屈”楚国之兵，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宋国亡国的危险。若想在战争中真正占有主动地位，只有富国强兵一条路。
墨子的行动可谓是极为正义的了，尚且以不可轻视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仁义，或者想用“仁义”去打倒“武力”，那就是自取败亡了。春秋战国时期还出了这么一位“奇才”，那就是大搞“仁义”之师的宋襄公。
宋襄公本是想当霸主，却没想到在诸侯大会上被楚国捉了去，幸亏公子目夷设法营救，才把他迎回宋国重登君位。宋襄公回国后十分气愤，可又不敢去惹楚国，就想去攻打郑国，因为郑国在诸侯大会上曾首先倡议让楚国当盟主。虽然公子目夷等一帮大臣不同意宋襄公攻打郑国，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带兵出发了。
郑国立刻向楚国求救，楚王就取围魏救赵之法，派成得臣和门勃率兵直接攻打宋国，这样，宋襄公就不得不回师救宋。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隔河相望。公子目夷等人认为，楚军兵势强盛，宋军不必去硬碰，况且楚人无非是为了救郑，既然宋军已经撤回，这仗就更不必打了。宋襄公却独有妙着，他认为楚人是蛮夷之族，兵力有余，仁义不足，蛮兵是敌不过仁义之师的。于是，他命人在大旗上绣出了“仁义”两个大字，妄图以“仁义”打倒武力。宋襄公自欺欺人，心里似乎有了降魔的法宝，但蛮夷之人真是不懂中原的文明，居然没被吓倒，反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渡过河来。
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人白日渡河，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正好趁他们既骄傲又未渡完河的时候出击，一定能获得胜利。”宋襄公已迂腐得到了家！他认为既是“仁义”之师就不该投机取巧，击半渡之师，那会给“仁义”之师丢面子的。就这样，宋军失去了进击的绝佳机会。
等楚军渡完河，尚未完全列好队的时候，公子目夷又及时向宋襄公提出建议，要求趁楚军列队未完出击，亦可获胜。宋襄公却认为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如能坚持到底，就是真正的“仁义”之师。宋襄公骂公子目夷道：“你真是个不懂道义的人，别人尚未列好队，怎么能打他们呢？”
楚军列队完毕，立即发动进攻，宋军无法抵挡，只好败退。公子目夷等人拼死保护宋襄公，可他还是受了几处伤，腿上还中了一箭。公子目夷责备他大搞“仁义”之师，他还毫不悔悟地说：“打仗就要以德服人，比如说，看见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了；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要再去俘虏他了。”
爱护百姓，增加国力，加强军备，就可不战而胜，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真理，但如果只图虚名，或是迂腐自误，那不仅不能克敌制胜，还会不战自败。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除了民心向背和战争性质、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以外，具体的战略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总结了各种战争的经验教训，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讲战略战术的运用的，由此可见，古人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至于墨子与公输般的较量、曹刿的指挥有方，更可作为典型例证。但像宋襄公一样的人也不是没有，直至今日，脱离实际的空头口号主义仍不绝如缕，甚至时有泛滥，是否也跟宋襄公大搞“仁义”之师有类似之处呢？
军事与政治密切相关，在中国尤其如此。拿破仑被囚禁海岛时曾看到过《孙子兵法》，他感叹自己若能早日见到这部奇书，一定不会惨败，不会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决定战争胜负最根本的、内在的原因还不在军事本身，主要在于政治。因此，从军事斗争中看出，以民为本的思想应当是我们今天分析中国军事史的重要着眼点之一。
2.“退避三舍”真的是为了报恩吗？
“退避三舍”说的是晋文公为报楚成王礼遇之恩，而进行的退让，晋文公的主动退让真的是为了报恩吗？其实这是个大阴谋，仔细分析一下就会明白其中的陷阱了。
“退避三舍”是一则成语，出于《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说的是晋国公子重耳为逃避后母骊姬的迫害，不得已流亡国外，跑到了齐国。重耳在齐国娶妻并生子，陷入温柔乡，不思复国夺权。于是他的妻子齐姜联合重耳的重臣，将其灌醉装入车中，拉出齐国，他们先到了曹国，曹共公不以礼接待，还要侮辱他。他又经过朱国、郑国，最后到了楚国。这时楚成王在位，用对待诸侯王的隆重仪式接待他，他十分感激。成王曾问他：“您将来回国做了君王，用什么来报答我呢？”
重耳说：“如果实在是迫不得已，两国交兵动武，我的军队与您的兵马相遇于平原大泽时，我一定退避您三舍。如果还得不到您的谅解，我就只好左手执鞭，右手拿箭与您周旋一番了。”
楚国的将军子玉在一旁听到这话，顿时大怒，对成王说：“您待他真是再好不过了，可他出言不逊，张口就说打仗，请您杀了他！”
楚成王却认为重耳仁贤，跟随他的都是些治国人才，况且说这话也没什么要紧，就留他住了几个月，隆重地送他走了。后来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君王，号为晋文公。
五年后，晋国逐渐兵强马壮。当时战争不断，各国相互攻伐。晋文公准备争夺霸主地位时，东方的齐国已衰落，南方的楚国却控制中原一些诸侯国，鲁、郑、宋、曹、卫等国都成了楚的盟国。晋文公要向外发展，碰到的障碍是楚国。
同楚结盟的国家中，宋是迫不得已，当晋文公上台，它就背楚亲晋。这自然为楚所不容，楚国就在公元前634年攻宋，第二年联合郑、许、陈、蔡四国围困了宋国都城。宋派人向晋求救，晋君臣认为这是报答宋国恩惠（指宋襄公给重耳流亡过宋时的礼遇）、夺取霸权的好时机，就痛快地答应救宋。
晋军按照狐偃的建议，并不直接往宋与楚军战，而是先攻楚的盟国曹、卫，楚救曹、卫，宋国自解，晋还可以逸待劳，夺取胜利。晋假道卫攻曹，卫不借路，晋军只得渡河绕道攻曹，顺路夺取了卫国的五鹿（在今河南濮阳县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县东），曹、卫不久就都被攻下。在攻曹中，中军元帅郤縠病死，文公就破格提拔在战争中显露才华的下军副帅先轸为元帅。下军是三军中地位最低的，下军副帅是六位统帅中地位最低的一个。晋文公大胆破格提拔人才，打破等级地位的限制，这是晋国兴盛，文公能获得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晋军攻曹、卫，楚让鲁派兵援卫，而不解宋围，且加紧攻宋。宋再次向晋求援。当时楚国的势力很强，晋国还不敢贸然同它直接交锋。先轸建议：让宋向齐、秦两国送礼，由齐、秦出面调解，若楚解宋围，我就把营君扣留，并将曹、卫的土地分给宋。这样曹、卫势必不同意齐、秦调解。楚国也必然保护曹、卫利益而不给齐、秦面子，齐、秦失了面子，就会支持我与楚作战。文公同意先轸建议，结果事情的发展果不出所料，齐、秦加入到了晋国一边。这一外交上的胜利，使晋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齐、秦与晋联合，楚成王知道形势对他不利，就从前线回到申地（今河南南阳），让申叔时从齐国撤军，命令子玉从宋国撤军，避免同晋交战。子玉是楚国的令尹，是楚王之下的最高执政者，他骄傲自负，不听楚成王退兵的意见，坚持要同晋国打仗，主要是为赌气，原因是为贾曾批评他不仅不能治国，若让他带兵打仗，指挥超过300辆兵车的兵力就要吃败仗。子玉很不服气，他说，我不是要建立什么大功，而是要堵塞那些讲坏话人的嘴。成王见子玉不听从他撤兵的意见，就削减了子玉的兵力。这正是晋人所希望的，他们就是要把楚军引向北方，在适当的地方打击它。
楚军北上，晋文公却下令晋军后退三舍之地（一舍30里，古时日行30里住宿称为一舍，三舍即90里），以实践他流亡到楚时，对楚成王许下的诺言。晋军于是后退90里到了卫国的城濮（今山东范县临濮集）驻扎下来。到城濮来加入晋军营垒的还有齐、秦、宋国的军队。
晋军后撤，楚国一些将士也主张就此罢手，子玉不肯，他以为晋军是怕楚，故一直追到城濮。他既误会了晋军退走是战略性转移，又没有注意到齐、秦与晋的联合以及曹、卫的倒戈，他一到城濮扎下营寨，就派大夫斗勃以十分轻蔑的口吻向晋文公挑战说：“我请求同您的士兵在这里角力一番，您可倚在车前横木上与得臣（子玉的名）共同观赏！”晋文公让栾枝回答楚使：“明朝相见。”这是公元前632年4月，春秋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就爆发了。
晋楚两军的兵力部署是：晋国三军投入战斗，有战车700乘，兵员3.7万人，另有齐、秦、宋军支援。楚国兵力具体数字不详，只知道楚王给子玉的是“西广、东官与若敖之六率”和原来围宋的军队。两国都以右中左部署军阵，晋上军对楚左军，下军对右军。
战争开始，晋下军副将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突然冲入楚右军的陈、蔡军中。陈、蔡本是小国，战斗力不强，从楚乃不得已。遭到胥臣突然袭击，立即大败，楚右军被打垮。与此同时，晋上军狐毛树起中军大旗后撤，迷惑楚军，中军却隐藏起来。下军栾枝也在陈地后让士兵砍下树枝拖在车后，扬起满天尘土，伪装惧楚逃跑。楚左军子西，以为晋军要逃，急忙追赶树起中军旗的狐毛。他求胜心切，造成孤军深入。晋人见楚军中计，这时，元帅先轸、副帅郤溱指挥中军精锐对深入的楚军拦腰截杀过去，狐毛、狐偃率上军反杀回来，前后夹击，楚左军大部分被晋军消灭。子玉见左右两军都被打垮，急忙收兵退出战场，中军才得以保全。
晋军获得大胜，缴获战车100辆，活捉1000人。楚军抛下大批物资，晋军吃着楚军留下的粮食，在城濮休整了三天才班师回国。
楚成王听到子玉大败的消息，就派人对他说：“你若活着回来，有何面目见申、息父老呢！”这次战争中，以申、息地方军组成的左军大部被歼，死人很多。成王之意是要子玉自杀以谢罪。使者派出后不久，他又后悔，再派人追回前命。子玉还未等接到赦免令，就自杀了。子玉是楚国的一员猛将，晋文公也怕他几分，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后，晋文公高兴地说：以后再没有人能同我作对了。子玉失败在他的骄傲轻敌，骄兵必败，自古皆然。楚成王既不赞成与晋战，就应严令子玉撤兵，他却不这样做，而是减少给他的兵力。楚军力量减弱，导致失败，成王也有责任。楚中军未败，主力仍在，损失并不严重，就下令子玉自杀，轻易诛杀大臣，反映楚国政令上的偏颇，子玉的死和晋文公的高兴，足以说明楚成王的失策。
晋军胜利后，文公检查军纪，祁瞒所掌管的中军大旗失掉，牛马逃散，依法在军中处决。在返回途中，文公车上的武士舟之侨独自驾车先归，违反行军纪律，文公在赏赐有功人员后，当众把他正法。有功者赏，有罪者罚，这是晋国开了政令严明以法治军的先声。
城濮之战是楚国北上方针遭受到的第一次严重打击，此后就只好转而经营南方。晋文公的霸主地位也就在这一仗后确立起来。
自古以来，晋文公“退避三舍”的做法，被传为千古美谈，被视为重信守诺的典型。有的人认为，晋文公“退避三舍”，是重信用，真正做到了“有诺必承”。有的人又认为，晋文公雄才大略，想称霸诸侯，而“退避三舍”，只是摆一个样子，目的是为了取信于民。又有人认为，晋文公是借以激发晋军士气，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主动，目的还是为了选择有利时机同楚军决战。诸多说法，可谓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晋文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决定的呢？
其实，晋文公退避三舍，目的之一是在于动员和激励部下。对于晋文公的做法，晋国将领非常不满，以为一国之君反而回避敌国臣子，是一种耻辱。于是晋文公首先说服了自己的将领，又让将领向广大将士解释，他们称：用兵的道理是在于理直，理直才能士气旺盛。由于晋文公过去受过楚国的恩惠，为了报答楚国，必须完成当时许下的诺言。假如晋国退兵以后，楚国继续追上来，那就变成他们理屈了。实际上，这样的解释，可称得上是最佳的战争动员，对内说明了晋文公的信义，鼓舞了将士的锐气，而对外又消沉了楚军将士的斗志，可谓一举两得，使晋军在道义上争取了主动。
另一方面，晋文公退避三舍，在军事斗争上讲，是以逸待劳，争取友军的配合而采取的权变之道。晋文公撤退之后，选择在卫国的城濮驻扎，而城濮是非常适合排兵布阵的地方，而且，宋成公、秦穆公的儿子以及齐国大夫国归父、崔天也率兵来到城濮与晋文公会合，看来这应该是晋文公事先与这些友军约定的，因而他主动撤军，自己选择会战地点，将士心中明确，准备也充分，又有友军支援，在军事上做到了“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已经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了。最终晋文公果然杀得楚军大败，他也因城濮之战的取胜而巩固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从上述两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晋文公“退避三舍”，并不完全是从守信的角度去考虑。相反，他更多的是从政治、军事上的目的去考虑退避三舍的意义。正是因为退避三舍在政治上可争取民心，在军事上又以逸待劳、充分准备，更有把握取得战争胜利。因此他才采取了这样一个重信的举动，倘若“退避三舍”在政治、军事上达不到预期目的，无利于晋文公的军事斗争，有碍于他夺取霸权，那么他是否会真正重信守诺“退避三舍”呢？这就难说了。如此看来，“退避三舍”哪是为了报恩，分明是个大阴谋，是一个高明至极的大阴谋。
做大事者，交情与原则相冲突时，要认真审视，不可偏颇。人们也许会责怪晋文公没有良心，但报恩不该废弃国家，当然，晋文公的“术”不为人所提倡，可军事斗争不会有阴谋与阳谋之分的。
3.背水一战，还是兵家奇计？
千百年来，人们都以为韩信背水列阵、置死地而后生，如果仔细分析，这恐怕是千古误解，这哪里是背水一战，分明是厉害到家的一个大陷阱。
在楚、汉相争时期，有过许多著名的乃至传奇式的战役，其中韩信平定赵国的战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战役即使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有着十分突出的意义的。
西汉三年（公元前204年）十月，韩信奉汉王刘邦之命，与张耳率领数万人马往东进攻赵国。赵王歇、赵相陈余，得知汉军来攻，在汉军必经之路井陉口（太行山八隘之一，今河北井陉县北井陉山的井陉关）调集了20万大军，想凭借有利地形，与汉军决战。张耳和陈余原是非常好的朋友，曾经对彼此的性格都十分了解。
赵广越君李左车是个非常有见识的人，他向陈余献计说：“听说韩信渡过黄河，虏魏王，擒夏说，现又引军千里来攻打赵国，其锋难以抵挡。俗话说千里缺粮，士有饥色。今井陉之道，车不能并行，骑不能成列，汉军前来，粮草必在后面。臣愿请三万精兵，从小路断其辎重；君凭借地势，坚守不出。如此，汉军前不能战，后无退路，军无粮草，不出十日，汉军必败。”陈余听后，以仁义之师不用诈谋为由，拒绝采取用李左车之计。
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的确是一着非常厉害的杀手锏，如果真的采用了这个策略，韩信的处境将是极其危险的。
韩信听说陈余没有采纳李左车之计，这才放下心来，率领人马直抵距井陉口30里处扎下大营。半夜时分，韩信开始调兵遣将，他令一将领率二千轻骑，人手一面旗帜，乘夜色从小路隐于井陉口左右。韩信告诫他们说：“赵军见我军撤走，必然要追赶。那时你们就火速占领赵军的城堡，拔掉赵旗，插上我们的汉旗。”安排妥当以后，韩信拔营而进，直逼井陉口。这时，天已微明，韩信又传下命令，激励士气，他叫将士暂以干粮充饥，待今日打败赵军后，再营灶做早饭。他又派出一将，领精兵一万余人，渡过抵水，背水列阵。
韩信既不给士兵饱食，又背靠河流列阵，这是兵法上所从来没有的，也是兵家之大忌，以常理度之，这种自绝退路的做法，也是不能理解的。
赵国的将领见后，不禁暗自发笑，对韩信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开始怀疑，就是汉军对如此列阵也疑惑不解，但都知韩信向来用兵如神，虽心中不解，也不敢多问。天色已经大亮，韩信与张耳也渡过抵水，准备出战。
韩信对张耳说：“赵军占据了有利地势，如不见我大将旗鼓，只是看见这一小股军队，是一定不肯应战的。”于是，令人树起大将旗鼓，并与张耳领一支人马，杀向井陉关口。陈余见韩信亲自领兵出战，又见汉军人少，就有恃无恐，下令打开关口，领兵杀出。
两军混战多时，各有死伤，很难分出胜负。显然，如果再打下去，汉军是十分不利的。韩信也正是利用了敌军的这种心理，想引诱敌人出关。他见时机已到，命令汉军丢弃旗鼓、兵器，缓缓后退。赵军见汉军兵败后退，衣甲器杖丢得各处都是，纷纷争抢，以作为凭据，战后请功求赏。这样一来，留守关上的赵军将士，看到别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战功，也不禁心动，便按捺不住，跃出营门，抢夺汉军所抛弃的物品。
正在这时，突然一声炮响，埋伏在关口附近的汉军突然杀出，赵军本来留在关上的军队就不多，再加上他们已经打开了关口，猝不及防，赵军就乱了手脚，汉军很快攻进营寨，杀散赵军，占领了井陉关口，将赵军旗帜拔掉，插上了汉军大旗。
也就在此时，韩信、张耳已引军退入背水阵中。陈余见到这种情形，以为韩信已经没有退路，而自己无后顾之忧，完全可以凭借优势兵力来打败汉军，于是，他下令破阵。
此时，汉军的形势的确是非常危急的，前有数倍于己之敌，后有抵水，已经陷入了绝境，如果不打败敌人，只有死路一条。正当汉军不知所措的时候，韩信翻身上马，用剑一指蜂拥而至的赵军，大声对众将士道：“我们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只有杀败赵军，才有生路，况且赵军的关隘已经被我们拿下，他们的军心已经乱了。”于是，汉军又随韩信、张耳反身杀回，个个拼死向前，至死不退。这时，天已近午，陈余见一时难破汉军，便下令收军，军队已经十分饥饿，而自己这方又占有主动权，觉得不必在马上与汉军硬拼，完全可以消耗汉军的锐气，不必急于取胜，反正汉军背靠河水，也逃不了。于是，就下令退兵关口，午饭后再同汉军厮杀，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乎常理的。
然而，当赵军退临井陉时，忽见关口上插满了汉军旗帜，知要塞已被汉军占领，一时军心大乱。这时，后面追兵已到，前面汉军也已杀出，赵军顿时大乱，四处逃散。陈余想控制住混乱局面，虽连斩数人，仍难奏效，只得随败兵退到抵水岸边，又被汉兵围住，被杀于乱军之中。
这就是著名的背水一战的经过。
韩信在破赵军、杀陈余以后，又派出一支人马，追斩赵王歇于襄国。随后，领兵跃过井陉关，很快平定了赵国。
背水一战所用的正是兵法上所讲的“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的战法，这是一种自绝退路战术，其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将士的求生欲望，激发起他们最大的战斗潜力。然而，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战术，非有大智谋而不可用。否则，就会置之死地而后死。
纵观韩信这次背水一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他是十分主动地采取这一战术的，并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一来，就可以非常从容地安排与此相关的各种策略，使背水一战由被动在实质上转为主动。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马谡在守街亭的战役中用的也是这一战术，但他是在被动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战术的。于是，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硬拼。韩信的背水一战实际上是谋定而后动，与我们今天习惯使用的“背水一战”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所以，韩信的背水一战决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背水一战”，而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奇妙的大智谋。
其二，韩信的背水一战是一个系统的谋略。这不仅表现在夺取敌人的关口上，还表现在他早晨出击，算定敌人必定要在中午退回关口吃午饭，只要自己坚持到中午，敌人见关口被夺，就会不战自乱。另外，韩信是否料到自己以少数兵力对付敌人的优势兵力会失败呢？虽然历史记载的战例没有说，其实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就可以分析出来。赵军见韩信背水列阵，已无退路，就不必急于消灭敌人，况且打仗也不是一个上午就能解决的事，自己亲自指挥精锐之师、坚定之师与敌人相持到中午是肯定没有问题的，这就做到了知彼知己。
其三，韩信这一着其实并非险棋，而是万全之策。为什么呢？他所担忧的并不是与赵军作战，而是赵军据险固守，不出来作战。一旦出了关口，大家就平等了，他还怕你什么陈余。况且，就是韩信埋伏下的军队攻克不了赵军的关口，也足可以从已经出关的陈余的后方攻击，也完全可以把韩信救出来。在自保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计出万全的。
其四，韩信的军队是得胜之师，锐气正盛，足可以一当十。韩信所担心的只是被敌人切断粮道，在山区小路上无法进军，旷日持久，消磨了军队的锐气，所希望的就是与敌人速战速决。诱陈余出关，是他的根本目的。只是他所用的方法，一般人觉察不出来罢了。
由此看来，韩信的背水一战哪里是什么“背水一战”，实在是一个厉害到家的陷阱。非有大智谋者不可见也！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是不但对自己有充分了解，对别人更要高深一层的了解。显然，这已不是什么阴谋与阳谋了，实在是一种智慧和战术了，两千多年前韩信用过，时至今日，不管商场、战场还是体育竞技场这都是行之有效的一种策略。
4.政治上的伪君子
伪君子搞政治更容易成功，因为伪君子会用术，会用阴谋，话又说回来，政治上的权谋，没有阴谋与阳谋之分，就看其结果如何！
中国立国久远，每朝每代统治者在“治人”用术上都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单说所谓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就够一个聪明的读书人来读一辈子的了。举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其治人的精深独到之处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
其中固然不乏成功的历史经验，但把虚伪二字运用得如此地炉火纯青，不知能否算到成功的历史经验之列。不过，虚伪之术确实帮了统治者的不少忙，为他们沽名钓誉、巩固权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君王敢公然扯起反对仁义道德、崇尚虚伪奸诈的旗子，连被称为“奸雄”的曹操，也未敢贸然做皇帝，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已，他还是惧怕道德和正统舆论的力量。然而，统治者们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干一些道德败坏、残忍无情的事，于是，虚伪就成了他们的法宝，他们既不择手段地达到了目的，又树立了无可非议的道德形象。
大概最早能够成功地运用虚伪之术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郑伯克段于鄢”，极其明确地确定了这件事的社会伦理方面的性质。郑伯，是指郑庄公，段是指郑庄公的胞弟太叔段，鄢是地名。在这句话里，最有学问的用字是“克”，本来君主杀臣下，用“征”、“伐”、“讨”、“诛”等字均可，唯有这“克”字，即表现了平等对敌，又表现出高明的手段，郑庄公本可光明正大地讨伐他的弟弟，但他却暗设陷阱，沽名钓誉，其阴毒虚伪因一“克”字而跃然纸上了。《春秋》一书往往在记载历史事实的时候暗寓褒贬，在不露声色中给予褒扬和抨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不过，在春秋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传统的道德也遭到了践踏，即所谓的“礼崩乐坏”。《春秋》作者创“春秋笔法”，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也可见其用心的良苦。必须指出的是，“郑伯克段于鄢”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历史事件，也是《左传》中最为著名的篇章之一，由于《左传》细致传神的记载，这一历史事件就变得更加著名起来了，而郑庄公的才能也更容易让人辨清。
郑庄公共兄弟俩，自己的名字叫寤生，弟弟的名字叫段。寤生出生的时候难产，使母亲姜氏受惊，从此就不喜欢寤生，而段则长得一表人材，人也聪明，所以姜氏非常喜欢他。姜氏不断地在丈夫郑武公面前夸奖小儿子，希望将来把王位传给他。这样，寤生和母亲之间就有了隔阂。不过郑武公还算明白，没有同意姜氏的请求，最后还是把王位传给大儿子，寤生即位，就是郑庄公，并接替父亲的职位，在周朝当了卿士。
姜氏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没有当上国君，心里很不舒服，就去为段要封地。姜氏很有心计，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庄公告诉姜氏，“制”是郑国最为险要的城池，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虢国的国君就死在那里，况且父亲说过，“制”这个地方谁也不能封。姜氏见说不过庄公，就又请求把京城封给段，京城在现在河南省的成皋县附近，对当时的郑国来说，也是一座比较重要的大城，所以庄公当时仍然犹豫不决，在姜氏的一再督促下，庄公才把京城封给了他。
在段要离开都城前往封地的时候，先向母亲告别，段倒是没有什么想法，但姜氏心里明白，这兄弟俩恐怕不会融洽相处，迟早会火并。姜氏的感情倾向当然在小儿子段这一边，想提醒他早作准备。她对段说，庄公本不愿封他，只是在自己的一再要求下才把京城封给了他，虽然封了，但迟早会出事，一定要先操练好兵马，做好准备，有机会就来个里应外合，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
段到了京城，称作京城太叔。段被封到京城，本来庄公的臣下就十分焦虑不安，段在京城的所作所为，就更让那些人惶恐。首先，太叔段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严加训练，并经常行军打猎；其次是大修城墙，既扩大又加高加厚。一天，郑庄公的一位最重要的大臣祭仲对郑庄公说：“大城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中等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小城镇的城墙不得超过国都城墙的十分之一。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可京城太叔扩大了他的城墙，使之远远超过了这一限制，那就很难控制了，这恐怕是国君不能忍受的。”郑庄公心里明白，可嘴上却说，太叔是为国家操练兵马，为国家建造防御工事，有什么不好？况且母亲要他这样做，自己就是想管也不好管呀！
虽然大臣们私下里都说庄公器量大，为人厚道，但都又暗暗地替庄公着急，他们就公推祭足去劝说庄公。祭足对庄公说，姜氏是贪得无厌的，不如早早地定下主意，替她找个地方，安排一下。不要再让太叔的势力继续发展了，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都很难铲除，何况是国君的宠弟呢？
郑庄公终于吐露了心里的话，他对祭足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意思是说不符合道义的事干多了必然会自取灭亡，您就安心地等着吧。这句话把郑庄公的性格暴露无遗。
过了不久，太叔段让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听从郑庄公的管辖。公子吕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跑过去对郑庄公说：“国家是不能分成两个部分，不能有两个君主的，您对太叔打算怎么办呢？您如果打算把国家让给太叔，就请允许我去侍奉他，给他做臣子算了，如果不愿把国家让给太叔，那就赶快把他除掉，可不要让老百姓生出二心来啊！如果百姓归附了太叔，那可就难办了。”郑庄公却十分沉重地对公子吕说：“您不用闲操这些心，太叔段是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
又过了一段时间，太叔段干脆明目张胆地把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划归己有，其势力范围一直扩大到廪延这个地方。子封感到很惊慌，急忙跑去对庄公说：“我们可以行动了，如果再任他吞并城镇和土地，那就会占有人口，更加扩大势力，可就难于对付了。”庄公仍是不动声色地说：“做不义的事情，得不到人民的拥护，越是土广人多，就越是灭亡得快。”
太叔段终于修治好了城郭，聚集完了百姓，修整好了刀枪等战争用具，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而在这个时候，郑庄公偏偏到周天子那里去办事，不在郑国的都城。姜氏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就写信告诉太叔她将偷偷地打开城门，作为内应，并约定好了日期。太叔接到了姜氏的信，一面写回信，一面对部下士兵说是奉命到都城去办事，发动了步兵和兵车。
其实，郑应公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并非到洛阳周天子那里去办事，而是偷偷地绕了个弯儿带了两百辆兵车直捣京城来了。郑庄公还派公子吕埋伏在太叔的信使所必须经过的道路上，截获了太叔写给姜氏的回信。这样，郑庄公就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太叔刚带兵出发两天，郑庄公和公子吕就来到京城外，公子吕先派了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楼上放火，公子吕看见火光，立刻带兵打进城去，一举攻占了京城。
太叔出兵不到两天，就听到京城失守，十分惊慌，连夜返回，但士兵已经听说太叔是让他们去攻打国君，就乱哄哄地跑了近一半人。太叔见人心已不可用，京城是无法夺回来了，只好逃到鄢（在今河南省鄢陵县）这个小城，在这里又吃了败仗，就又逃到共城这个更小的地方。郑庄公和公子吕两路大军一夹攻，一下子就把共城攻下来。太叔走投无路，最后只好自杀了。郑庄公听到弟弟自杀的消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一边哭一边说弟弟不该自杀，纵使有天大的错做哥哥的也会原谅的，哭得周围的人也忍不住流泪。郑庄公又一次赢得人心，大家都说他是一位好哥哥。
郑庄公在弟弟身上搜出了姜氏给他的那封信，十分生气，就派祭足把信送给姜氏，并把姜氏安置到城颖，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
郑庄公除掉了弟弟，轰走了母亲，稳固了他的君主地位，心里当然十分踏实，也很高兴。可当时还是极其重视人的道德品质的，至于母子之间的人伦大孝，尤其显得重要。姜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在许多方面有愧于庄公，但她毕竟是庄公的母亲，所以社会舆论并不完全站在他这一边。人们议论庄公的做法是不孝，这使庄公很难堪。庄公是否出于母子之情对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姑且不论，不死不见母亲，如果破了誓言，不仅为人耻笑，丧尽君主的威严，将来还会遭报应，这使他左右为难。
正在这时候，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颖考叔来给庄公进献一只鸟，庄公问他献的什么鸟，他说是一只夜猫子，这鸟不是好东西，它白天看不见东西，专在晚上活动，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了它，它长大了就把父母吃掉了，这种不仁不义的鸟，请庄公惩办它。庄公虽然知道他话里有话，但还是比较大度，任由他说。恰好到了吃饭的时候，庄公就请颖考叔和自己一起进餐。吃饭时，颖考叔把菜里的肉挑出放在一边，吃完后包好收藏起来。庄公很奇怪，就问他这是什么缘故。颖考叔说，他的母亲什么东西都吃过了，就是没有吃过国君赐予的食物，他要带回去给母亲吃。庄公听了非常感叹地说：“人家都有母亲好孝顺，为什么只有我没有呢？我虽做了诸侯，却不能像你们平民百姓那样去孝顺父母。”颖考叔故意装作很纳闷的样子说，太夫人好好地活着，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孝顺呢？庄公就把将母亲放逐到城颖及发誓的事说了一遍。颖考叔说，你既然惦记着母亲，就说明你大孝。虽说是“黄泉相见”，不一定就是死了才相见，如果在地下挖一条大隧道，一直挖到泉水，也就是到了黄泉了，在隧道中相见，谁又能说你不孝呢？谁又能说你违背了誓言呢？庄公觉得这办法可以，就派颖考叔去办了。
颖考叔派五百士兵迅速挖好了隧道，并在地道里盖好了房子。一面把姜氏接进去，一面请庄公从地道的另一边进来。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相互原谅了。在隧道内，庄公赋诗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出了隧道以后，姜氏赋诗道：“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从此，他们母子之间又像当初一样和睦亲爱。至此，庄公又赢得了孝子的美名。
郑庄公到底是不是真的道德楷模，如果看看他后来做的两件事，就更加清楚了。
郑庄公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很长时间没有去洛邑了，忽然听说周平王有不用他做朝廷卿士的意思，就赶忙跑到洛邑，去向周平王辞职，说自己本来没有什么能力，只是靠祖上对王室的忠诚，才被收留在朝廷里当差，这回希望能准许辞职。周平王本打算用虢公忌父当卿士，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给郑庄公来了这么一手，弄得周平王十分难堪，矢口否认有过更换卿士的打算。越是否认，郑庄公就越是说自己的能力赶不上虢公忌父，弄得周平王差点给郑庄公下跪。后来，周平王实在没有办法，就说如果怕他不相信郑庄公，就让自己的儿子太子狐到郑国去做抵押。平王的臣下们觉得让太子做抵押也太不公平了，但又害怕郑庄公，就提出让平王和庄公的儿子相互交换做人质，郑庄公就答应了。
太子做人质，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次，这使周朝的脸面扫地无存。臣下质押君主的儿子，更是大逆不道的事，由此可见庄公的真实面目。周平王死后，太子狐从郑国回到洛邑，他本体弱，又兼悲伤过度，不久就死了，就立太子狐的儿子、周平王的孙子做天子，即周桓王。不料周桓王十分强硬，他看不惯庄公的骄横，一上台就想撤掉他的卿士。庄公知道了这件事，就让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肆意挑衅，虽使关系变得紧张，但由于周天子的忍让；到底没有爆发战争。过了几年，周桓王干脆免掉了庄公的左卿士，任命了虢公，庄公无奈。不过周桓王也是得寸进尺，又用不属于自己的十二个邑换取了郑庄公的四个邑，使郑国白白地丢了四个邑。由于庄公不再去朝见周桓王，桓王就率领陈、蔡、卫等国家的军队前来讨伐。按照从商代以来形成的阵法，周军按左中右三军列阵，中军由周桓王率领，是主力军，左右两军起配合掩护的作用。而郑国的子之提出了不同于传统阵法的新阵法，他把主力放在左右方阵即左右军上，把中军摆在两方阵靠后，战车靠前，步兵靠后，意图先打垮敌人的左右两翼，再包围中军。子之还主张先出击周军的右翼陈军，因为陈国正处动乱之中，士气不高，必定一触即溃，战事完全按照子之的预料发展，陈军败退后，右翼的虢军也相继败逃，中军被紧紧围住，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了桓王的肩膀，周军大败。祝聃还要追击，郑庄公因为是被迫应战，就没有同意。
当晚，郑庄公派人去慰问周桓王的伤势和周军将士，愿意同周桓王及诸侯和好。至此，周天子“受天有命”、“辅有四方”的牌子就被彻底打掉了。周天子不仅名存实亡，现在连名也不存了。
太子做人质和射王中肩这两件事都是庄公干的，在当时看来都是违背人臣之礼乃至大逆不道的。他这样做是否出于历史的必然或者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但依当时的观念看来确实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郑庄公不是一个仁义之人，则确定无疑。
庄公在对待他弟弟反叛的态度上是极其令人深思的。庄公知道他的母亲和弟弟怀有二心，但完全可以及早地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用不着陷之于死地。不过，庄公也十分清楚，一天不彻底除掉弟弟，他的心里就一天不得安宁，因为他的弟弟迟早要反，况且经常采取严厉的措施，还会给自己招致不仁的恶名，不如设法一次斩草除根。因此，庄公一步步地把他的弟弟诱向反叛，而且又全在他的把握之中。在这全过程中，他显得十分“仁厚”，乃至大臣们都为他着急。
为了权力，不顾手足之情，不顾母子之情，既除掉了弟弟，又放逐了母亲，这就是所谓的“仁者”；在具体的过程中，庄公深藏不露，欲扬先抑，欲擒故纵，采取“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策略，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就是忍术。
在中国历史上，杀人必冠以名目，杀之有名，使被杀者无怨言，使旁观者无谤言，已成为一条通行的历史经验。如果认真地分析这些杀人者和被杀者，我们也许会被深深地震撼，权力欲望与人性的搏斗是多么残酷，怎样才能限制人的权力欲望，怎样才能发展人的正常的人性，恐怕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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