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

    20世纪60年代始，一个普通的蒙古族文艺团体几度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在周总理安排下进行了全国巡演赢得社会广泛好评；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题词给予鼓励和肯定。

    这个光荣而普通的文艺团体就是：乌兰牧骑。

    乌兰牧骑蒙古语之意为“红色的嫩芽”，内蒙古自治区每一个牧区或半农半牧旗县都有这样一个文艺团体，全区现有74支乌兰牧骑。他们常年在草原上为牧民免费演出蒙古族歌舞，题材多源于当地生活。为了便与流动，每支演出队伍都控制在十几个人左右，但农牧民出身的队员们多数都多才多艺，演出内容丰富多彩。

    乌兰牧骑成立于一个特殊的背景：新中国成立初期，草原上地广人稀、分散居住的现实给基层政府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57年，在锡林郭勒盟自发成立了第一支乌兰牧骑，十二名队员在草原上边走边演，兼做宣传、服务、辅导工作，得到了牧民的认可，此后这种形式迅速在草原上推广。

    在各项条件较为落后的时期，乌兰牧骑的队员们在演出之余甚至还负责帮牧民修理电器、理发。而今，各种媒体的普及和经济的发展使乌兰牧骑担负的任务也更为单纯，其在五十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艺术传统也成为了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2007年1月，在内蒙古赤峰市的两会上，人大代表宝音门德提出议案：“乌兰牧骑值得保护”。他以自己居住地的巴林右旗乌兰牧骑为例，表达了对乌兰牧骑现状的担忧。

    巴林右旗乌兰牧骑是一支在内蒙古自治区非常有影响的演出队，20世纪60年代，老队员巴德玛三次随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并参加全国巡演，后来成长为自治区著名的舞蹈家。近些年来，这支队伍更是屡次获奖。

    时下，这个演出队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引起了人大代表的关注和忧虑呢？

    2007年春节期间，我来到他们的所在地——赤峰市巴林右旗进行了调查。

    一、转型困惑：生存如何定位

    51岁的张志刚退休前是巴林右旗文化局副局长，曾主持乌兰牧骑工作十余年。张志刚坦言自己是承上启下的一代，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老一辈敬业精神的熏陶，自己独当一面以后要面对的却是新的时代环境。

    “文革”后期，乌兰牧骑还处在混乱之中，高中刚毕业的张志刚就加入了乌兰牧骑。老队长巴德玛很欣赏这位热爱蒙古族艺术、会吹笛子的汉族小伙子，他很快就成长为巴德玛的得力助手，并从老队长手里接过接力棒，担任巴林右旗乌兰牧骑队长。在任十余年的出色成绩让他成为这支队伍继老队长巴德玛之后的标志人物，他也被公认为第二代乌兰牧骑人的代表之一。现在他已经退休一年多了，但说起乌兰牧骑，仍然很容易让人感到他心中的压力和焦虑。

    1.“我们现在基本都没有几个好演员了”

    提起德德玛、金花、拉苏荣这些广为人知的蒙古族艺术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成长背景：乌兰牧骑。几十年来，乌兰牧骑培养了很多广为人知的蒙古族艺术家，巴林右旗的老队长巴德玛当年也是享誉全国的舞蹈家。乌兰牧骑的舞台曾经是一个光芒四射的舞台，但是接力棒传到张志刚手里之后，外面的“大舞台”开始和这个“小舞台”抢起了人才。

    自1996年起，乌兰牧骑的舞蹈演员流失问题逐渐严重，每年都会有几名演员离队，有时每个月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舞蹈节目占了乌兰牧骑日常演出比重的绝大部分，全队的舞蹈演员总共才14人。1999年经过挑选录取了10名毫无基础的初中毕业生，按照规律培养四五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合格的舞蹈演员，眼下应该是骨干了，而实际留在队里的只有4人。

    “来要人的都是一些内地的演出团体。开始的时候我实在生气就会训那些跟外面谈的演员，但是人家给的工资却是比我们的要高两三倍啊！所以我们的一些优秀演员不惜放弃编制出去闯荡。我后来就不训他们了，但是我实在是着急啊！

    你想想没有明星的演出是什么样？！”张志刚说道。

    “演员水平的提高是乌兰牧骑事业提高的捷径，可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几个好演员了。现在我们的演员水平都比较平均，培养两年有个机会他就想走，想提高太难了。原来我们的演员都至少要三个月培训才能上场，可有时候实在缺人来了没几天就得上！”编导萨仁高娃也谈到自己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演员的基础太差，很多时候实现不了她的创作意图。同时演员的频繁流动又要求她不断地去培训新演员，花在创作上的时间自然减少了。

    这些年，张志刚看着他的演员流向了北京、长沙、广州等大城市，心态也在逐步调整。“我特别愿意带这些孩子，但是太难了，我想给他们涨工资，可是我做不到啊！演员的流动在现阶段还会继续。”但现实的压力也使他始终难以轻松：“不断地有演员在走，演员总是在频繁地流动，以至于有人认为乌兰牧骑要垮了，甚至有人提出了是否要保留乌兰牧骑的问题！”另一方面，张志刚的心里也有着巨大的落差，在他做队员的年代，这支乌兰牧骑还是一支稳定的“精英部队”，但现在他却要不断地招兵买马。

    2.“自治区的经费到我们这儿早已经没有了”

    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不仅冲击着乌兰牧骑队员的心灵，也在渐渐地改变着乌兰牧骑的生存方式。张志刚上任后不久，乌兰牧骑开始执行财政经费包干政策——由旗政府每年拨发定额经费，其余所需则要自己想办法。张志刚说：“自治区的经费到我们这儿早已经没有了，全靠旗里那点儿钱。我在各级会议上都在说这个事儿，但是解决不了。”

    计划经济时代的乌兰牧骑全部任务就是为牧民演出，每一场演出的费用都由政府报销。但是改革之后，乌兰牧骑要考虑的因素就多了起来。张志刚说道：“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经一年演出160多场，但是这些年我们一年只能演六七十场。

    为什么？现在我一年的经费只有30多万，下去的场次如果太多不到年底我的经费就用完了。需要经费的地方太多了，我要支付十几名临时工一年的工资，还要购置新服装、新道具。你看我们排练厅的地板是1996年铺的，现在走在上面就像走在雪地上一样，但一直也没有钱换。”

    为了缓解紧张的经费状况，也为了给队员们增加收入，张志刚开始尝试在为牧民演出的闲暇带队进行商业演出。这些年他也带着这支队伍去过北京、西安、长沙、杭州、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虽然每年通过演出队员们可以得到三千元左右的演出补贴，队里也可以多收入几万块钱，但张志刚的心里并不痛快，因为乌兰牧骑在市场上获得的回报与他们的艺术水准是不相称的。

    2005年，他带队到长沙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演出，和他们的同台那些节目在他看来非常不认真，演员在台上只会调侃，歌手更是一点儿基本功都没有。但演出结束后，尽管乌兰牧骑的节目是在比赛中获过大奖的，报酬却是最低的。

    张志刚无奈地说：“实际上我们这些高雅的艺术推向市场的时候往往不行。

    我们在昆明世博会上都能得到各国观众的喝彩，到了市场上观众就欣赏不了非常高雅的东西，这种现象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虽然已有多年奔走演出市场的经历，但张志刚认为现在他们的商业演出运作还不成熟，还只是在尝试。首先是他们在为牧民演出的同时承担着为政府进行外事演出的任务。这些演出的时间都不确定，因此他们无法签订长期的演出合同，一半以上的短期演出任务也因为要完成政府的演出任务而取消。对于这一点张志刚认为作为事业单位，必须为政府服务，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政府的支持。另外他们的商业模式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现在主要还是通过熟人找关系来演出，不成规模也不稳定，难以有大的发展。

    3.“完全进入市场我们根本没办法生存”

    张志刚也一直注意着其他乌兰牧骑的发展，希望能够从中吸取经验。通过观察他发现，自治区各支乌兰牧骑这些年改变了过去发展较为平衡的局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鄂尔多斯市的乌兰牧骑，在鄂尔多斯市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持下，由市政府投巨资排演了大型民族风情剧《鄂尔多斯婚礼》，依托当地的旅游业每年能创造上千万的价值；陈巴尔虎旗的乌兰牧骑则改变以往为牧民进行供给制演出的做法，一律采取有偿演出，极大地改善了财政状况。但是，更多的基层乌兰牧骑由于当地财政的限制，生存较为艰难甚至出现了解散的情况。巴林左旗乌兰牧骑就在2005年因经济困难演员流失无法演出而被解散（此事引起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高度重视后在自治区专项工作组的努力下重建）。

    在当地就乌兰牧骑的发展也有着种种不同的意见，进行商业演出有了一定的收获之后，就有人建议将乌兰牧骑完全市场化。对这一看法，他完全持否定态度：“且不说它不符合乌兰牧骑的精神，完全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我们也根本没办法生存。现在的我们这个地区的演出市场整个比较疲软，旅游市场还是空白，在本地生存很难；乌兰牧骑只是单纯的蒙古族歌舞演出，演出功能太过单一，到了内地脱离草原这个文化环境也很难得到认可，演过几场就没人看了。市场化根本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只能是改善一下财政状况。”

    张志刚总结说现阶段巴林右旗乌兰牧骑是通过政府经费来求生存的，通过在市场上的收入来进行创作和发展。这种现状对于一心求发展的张志刚来说是很痛苦的：“我们经常会有舞蹈排好了就是服装到不了位的情况，那舞蹈怎么看？而且搞好了一场演出之后我们经常就不太敢细推敲了，为什么？改就要再花钱。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很痛苦的。”

    作为一个有着光荣传统和特殊历史的事业单位，这支乌兰牧骑过去要面对的是艰苦工作环境的挑战，而在新的时期，他们必须在为牧民演出、做好政府的“文化名片”、进行市场探索之间争取新的平衡。这些老队员都是搞艺术出身，搞商业他们还是半路出家。在没有现成的经验和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他们的焦虑似乎是必然的，而他们的市场探索也因此处在较为初级和幼稚的阶段。

    巴林右旗人大秘书于洪亮长期关注乌兰牧骑问题，他认为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对于乌兰牧骑在新时期如何发展的理论建设方面出现了较大的空白，指导乌兰牧骑工作的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有关的专家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应加紧这项工作。

    虽然退休了一年多，张志刚的心里还是放不下乌兰牧骑，队里的领导遇到大事还是要找他商量。今年年初，张志刚和队里商定准备担任队里的经纪人，或许这个新的职务最能说明乌兰牧骑所经历的变化和挑战。现在，在张志刚的心里，开拓演出市场对乌兰牧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虽然现在演出市场上闯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但是他认为这对于现阶段乌兰牧骑的生存来说还是有好处的。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必须下定决心，敢于吃苦。”老队长重新出山寄托了很多人的期望，而他们的市场之路还需要实践来检验。

    二、体制困局：人才如何接续

    乌兰牧骑曾经是很多蒙古族青年实现人生理想的舞台，随着演出市场的形成，利益的冲击让这个意味着荣誉和光环的职业也面临着挑战。但同时，乌兰牧骑自身建设的不足也是部分队员离开乌兰牧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1996年以来，新招收演员的转正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1.十多年无一人转正，临时工成为演出主力

    对比巴林右旗乌兰牧骑的人员构成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现有人员41人；编制内人员为25人，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临时工16人，每月工资600元。

    但这支乌兰牧骑的演出工作尤其是舞台表演95％以上都是由临时工来完成的。

    为何一个事业单位需要靠雇临时工来演出呢？

    乌兰牧骑的特点就是人员少，机动灵活，适合为分散居住在草原上的牧民演出。建队之初，乌兰牧骑的人数通常在10到20人之间，现在25个编制的数量也是根据当初的演出实践确定的。但是舞蹈演员的舞台生涯到30岁左右就结束了，除去成为编导或转型为器乐演员之外，大部分的演员已不适合在乌兰牧骑工作，老演员的安置问题就凸现出来。以往会将老演员分离到文化工作部门如博物馆、文化馆、小学等。在等待调节之时，就只能招聘临时演员，等到编制空缺后将其转正。

    1996年之后国家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了对编制的管理，其他文化工作部门的人员也相对稳定，编制也没有出现空缺，不能接受来自乌兰牧骑的老演员。

    因此在1996年之后，巴林右旗乌兰牧骑就没再为一名队员办理过转正手续。

    根据今年的统计数字，现在乌兰牧骑队内有35岁以上的老演员14名，占编制总数的65％。这些队员大多也难以在队里充分发挥作用，队员好斯、布和说自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工资表上有五名队员他们根本连面都没见过。“老队员出不去，新队员进不来”，这个问题也给乌兰牧骑造成了相当大的财政负担，每年为支付这部分临时工的工资就要从他们仅有的三十多万活动经费中支出三分之一。而对于那些等待转正的队员来说，生存就更加令人担忧：如果转正问题在他们舞台生涯结束之前都不能解决，年纪大了的他们能去哪儿呢？

    2.“我都等了六年了，青春都献给乌兰牧骑了”

    在乌兰牧骑的荣誉室里有一张大幅合影，队员们站在温家宝总理的身边神情喜悦：2005年，乌兰牧骑的八位姑娘获得了荷花奖的铜奖。但又有谁知道，站在了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最高领奖台上的她们竟然全都是临时演员。

    八个姑娘之一的乌日娜初中一毕业就进了乌兰牧骑。在她父母看来，女儿进入乌兰牧骑就意味着在国家事业单位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就在获得荷花奖不久，未来的公公向已经订婚一年多的她提出了要求：离开乌兰牧骑，否则取消订婚。老人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很无奈：“乌兰牧骑这个艺术是有必要保留下去，我们也很尊重它。但是这些孩子们都得了荷花奖了还不能解决编制问题，将来可能性更小。我们得对孩子将来的生存负责任。”虽然回家做生意每月收入几千元，但华蕾依然争取留下来。然而最终，深爱乌兰牧骑的她还是含泪离开。

    布和与乌日娜同一天进入乌兰牧骑，当年一起来的10个队员只剩下4个。看着队友纷纷离去他也曾犹豫。他说最终没有离开，一是从小加入乌兰牧骑，感情很深难以割舍；二是凭自己薄弱的基础出去创业风险太大。但是，留下来所承受的困难也很多，生活没有保障，成家都成为奢望。“我们乌兰牧骑的舞蹈演员99％都没有结婚。尤其是我们男人，一个月六百块钱，还不够我自己花的呢，我哪能对人家负起责任呢？”他形容自己是“前怕狼，后怕虎”。当然，他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就是转正。“我都等了六年了，青春都献给乌兰牧骑了，万一我走了之后能解决编制问题，那我不是太亏了。”布和的女朋友也是临时演员，他俩一直在等待。

    今年3月18日，等待多年的队员们终于在这一天集体转正，他们以后的工资将由地方财政支付，结束了长期靠流动经费支撑的局面。而乌日娜也在这个月成了婚，她经营的店铺离乌兰牧骑办公地只有五百多米。政策的模糊不定让这个热爱舞蹈的蒙古姑娘最终与乌兰牧骑失之交臂。

    3.“没有统一的政策，地方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这次集体转正似乎解决了拖延多年的问题，但现实并不令人轻松。实际上这批转正的队员们仍未进入国家编制，而老队员也并没有分流出去。今年9月份，我再次采访了当地的人大办公室秘书于洪亮，他介绍说这次转正的效果并不理想——年龄大多偏大，再过两三年也将不再适于演出。这次实际上只是又解决了一批老演员的安置而招收临时演员问题再度出现。

    张志刚认为转正问题迟迟未决的重要原因是自治区没有统一的政策，当地领导又频繁调动。于洪亮也认为：要彻底解决老演员安置问题，必须有自治区的统一政策。

    或许提高演员的生存能力才是老演员安置的根本途径。在讲究效率的现代社会，即使是政府扶助，乌兰牧骑的队员们也应具备一定的就业基础。大多数演员在初中毕业后就加入了乌兰牧骑，由于演出任务的繁重和经济能力的限制，队员们接受其他培训的机会非常有限，面临分流时处境必然尴尬：专业水平非常有限，很难到地方艺术院校去执教，也无能力适应其他工作岗位。

    显然，乌兰牧骑的演员安置问题切实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进步和发展，对乌兰牧骑来说，如何让队员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生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课题。

    三、坚守困境：文化如何传承

    1.“老前辈的事业不能到我们这儿没了”

    在不稳定的局面和种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巴林右旗乌兰牧骑在2004年的全区46支乌兰牧骑评比中总成绩第二名。“我们的硬件基础设施非常差，都是二十几个人，有些旗县的乌兰牧骑演员的宿舍楼都比我们的办公楼大。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成绩和闪光点。”

    走进巴林右旗乌兰牧骑的荣誉室，就可以在进门的墙上发现，这支乌兰牧骑不但没有垮掉，而且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成绩：1997年自治区十佳乌兰牧骑，全国乌兰牧骑先进团队；1999年作为自治区派出的唯一的文艺团体赴云南参加“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2001年，4名队员参加“乌兰牧骑全国行演出”；2002年承担了内蒙古春节联欢晚会“吉祥巴林”的大部分歌舞及部分声乐节目；2003年应中央电视台等单位邀请全体演员参与《乌兰牧骑之恋》的拍摄；2004年应国庆55周年办公室邀请赴北京演出，并受到温家宝、周永康等领导人接见；2005年，在第五届荷花奖中国民族民间舞大赛上，取得了铜奖。

    对于条件和成绩的巨大反差，张志刚解释道：巴林右旗乌兰牧骑虽然在总体上条件很艰苦，他们还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充分支持，很多旗县的乌兰牧骑常年发不出工资；同时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支撑着这支乌兰牧骑的发展。

    令张志刚颇感自豪的这笔财富就是老队长巴德玛一代乌兰牧骑人的创业精神。他经常给队员们讲述老队长为了保证下去给牧民演出提前给两个孩子断奶，家里也很少顾得上的事迹。

    张志刚经常说：“我们的老前辈开创的那些成绩不能到我们这就没了，我们得一点儿一点儿往下传。”即便在不理想的环境中，他也一直没有放松对乌兰牧骑的管理。今年刚过正月初十，整个草原还沉浸在新春欢乐中的时候，乌兰牧骑的排练厅里已经开始了紧张的训练，这是张志刚过去带队多年的传统。在排练的间隙，张志刚去看望队员们。一进门，坐在地板上休息的队员们都迅速起身站成一排欢迎他们的“张叔”，神情既兴奋又庄重，可以想见他当年治队的威严。

    2.“我们知道蒙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巴林蒙古女性》是巴林右旗乌兰牧骑在第五届荷花奖中国民族民间舞大赛上的铜奖获奖作品。荷花奖是国内民族民间舞最高奖，获奖的作品包括《云南印象》等。在这个国家、省级直属院团以及高等艺术院校竞技的舞台上，作为大赛中唯一的一个县级文艺团队，乌兰牧骑得奖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而这枚奖牌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在荷花奖创立以来的第三枚奖牌。

    《巴林蒙古女性》的编舞萨仁高娃已经在乌兰牧骑工作了23年。她从一名初中毕业生成为舞蹈演员，再成长为队里的编导，获奖后被晋升为副教授。对于获奖的原因，她说：“创作这个舞蹈是因为近些年我看到了很多顶碗舞，虽然在形式上是蒙古舞，但是在动作和感觉上却都已经是现代的，我想创作一个表现古代蒙古女性美的舞蹈。”

    在创作两年多的时间里，萨仁高娃多次下乡采风，同老人们交流请教。同时调动了自己很多经历：有爷爷和姥爷给他讲过的故事，有从小培养起来的对草原的感情。她创作的舞蹈属于顶碗舞，是蒙古舞中广为人知的一种。有评论说这些年随着对这种类型舞蹈的深入发掘，顶碗舞已难有发展空间了，但丰厚的生活经历和深入的思考让萨仁高娃坚持对这种舞蹈作了全方位的改进。

    萨仁高娃在与老人聊天和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了解到，古代的蒙古人使用的是木碗而现在的顶碗舞演员头上顶的都是瓷碗。为了表现对蒙古民族真实一面，她决定改用木碗。可是木碗有点轻不宜固定，几经周折之后定做一批具有木质外观风格的瓷碗。经过改进的瓷碗重达10斤左右，增加了平衡的难度。队员们连续4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甚至吃饭都顶着才适应了头上的“木碗”。

    同时，萨仁高娃重新定位了服装的风格，大领绣边高靴的服装让人们领略到了蒙古女性的雍容典雅，这些服装在大赛上一亮相就令众评委眼前一亮。而最让她自豪的是这些服装都是队员们自己缝制的。她说：“我们虽然钱少，但是我们的服装可以说是全自治区乌兰牧骑中最好的。因为我们的老队长巴德玛就爱好做蒙古衣服，我们三代队员都是手把手教下来的，都很有经验。”

    有位专家曾经在赛后对领队张志刚说：这个舞蹈最大的突破是改变了现在蒙古舞日益模仿现代舞的趋势，在蒙古族文化的土壤上有了创新。对于这一点，萨仁高娃也是深有体会：“我们从小就在草原上长大，知道蒙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但现在看到的那些蒙古舞蹈跳得越来越快而且也越来越远离蒙古族的生活，我就很难受。”创作过程中的她不断地观察牧民生活，设计了一套柔和而富于蒙古风情的舞蹈动作。这套动作舒缓而不失精巧，朴素而不失高贵，在宁静和神秘中让人们充分体会到了蒙古巴林女性的美感。

    这次获奖让萨仁高娃对以后的艺术之路更加自信。这自信来源于她自己，也来源于她的同事们。2005年荷花奖决赛的导演是来自海政歌舞团的老编导，对于工作非常挑剔，尤其是化妆。虽然参赛的几乎都是国内一流的艺术团体，但不少团体的化妆还是让这位老导演发了脾气。作为一个小地方来的团体，乌兰牧骑的工作人员很是紧张。但在乌兰牧骑的演员上台之前，老导演没有提任何意见，只是一挥手说：“上！”结束后老导演来祝贺的时候说：“你们的化妆真是太专业了！”

    这次获奖标志着传统与创造的延续：老队长巴德玛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著名舞蹈家，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舞蹈作品；今天这些扎根基层和生活土壤的艺术家又培育出了新的艺术之花。

    3.“歌舞不只是爱好，更是他们的天性”

    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牧民们对乌兰牧骑的感情不曾改变。乌兰牧骑一直被牧民亲切地称为“玛奈（我们的）乌兰牧骑”。每当下去演出，牧民们就像过节一样，穿着最好的衣服，把靴子擦得铮亮。乌兰牧骑车刚到，演员还没来得及化妆，牧民们就带着小凳子排好座位等上了，演出后杀羊敬酒款待队员已成传统。萨仁高娃说：“乡亲们说，我们的演出跟电视上的晚会一样，也有的说还是乌兰牧骑演得好。其实，这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民族感情。”

    张志刚说：“歌舞对蒙古族来说不仅是他们的爱好，而且是他们的天性。我们队员的演出照片在家里都是摆在最显著的位置上，我们下去演出实际上就是牧民的孩子给自己的亲人演出。我们给牧民演出虽然挣不到钱，但是最欢迎我们的就是牧民。”

    春节期间，蒙古族牧民也组织好了几场节目到镇里的宾馆演出或是到旗里拜年。张志刚通过电视转播看了三场这样的演出，虽然水平不高，但是牧民们就是那样热爱自己的歌舞。“虽然都是蒙古舞，但是各地都不一样，巴林左旗和巴林右旗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当地没有一个有水平的文艺团体来继承和带动，牧民们接受的都是外来文化，那么民族文化就会慢慢地消失，这就太可惜了。”

    小结

    今年春节期间，旗政府通过了一个决议：地处城区中心地带的乌兰牧骑办公楼将被拆迁用于商业开发，旗政府将为乌兰牧骑在新址建一个2000平方米的办公楼，这比他们原来的办公楼大近800平方米。他们的硬件设施也将大大改善，录音室、500平方米的排练厅这些设计规划令队员们激动不已。这是近20年来这支乌兰牧骑硬件设施的第一次大调整。等待多年，这支乌兰牧骑终于也享受到了经济建设的成果。

    但对于乌兰牧骑来说，除了物质条件的改善，还需在更多的方面跟上时代的步伐。基层乌兰牧骑在做着各种各样尝试的同时面临着普遍的困惑，这些困惑集合了一个转型社会要面对的很多共同问题。时代的车头早已越过转型社会的十字路口，而乌兰牧骑还在这个路口徘徊。它装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一个民族的文化财富，在期待着一个明确的方向。

    调查后记

    两年之后再回头看这篇调查报告，唯一能让自己完全满意的只有当时的努力程度了。那时候的我是那么渴望体验一把记者的生活，当然也有点儿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正因如此，一点儿都没把它当作一个苦差事，全当是体验了一把冯氏喜剧中的“好梦一日游”。努力的结果几乎都在这个报告里了，两点没法写进去的感受借此文补充一下。

    一是关于选题。我的选题是从家乡媒体的两会报道中找到的。在那之前我没怎么关注过地方两会，那次仔细读了一些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提案是有真问题的。有一个“关于环卫工人春节加班工资”的提案我虽然没做，但其关怀之细致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当然这些提案也有不足之处：行文比较小心翼翼，有点儿像是申请报告；很多问题非常复杂，但限于篇幅只能简单述之，等等。但这些都不能否定这些提案的价值，如果我们沉下心来，了解然后充实它们，这将是我们了解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口。每一届新的子牛杯开始的寒假，也正是地方两会召开的时候，找不到合适选题的师弟师妹们可以关注一下本地的两会，会有所发现的。

    二是关于写作。完稿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难题：老队长告诉我队员们年内就会转正，但队员们则说这话说过很多次了。怎么处理这个冲突的事实呢？我想老队长绝对是为队员们着想的，这么说应该是迫于压力。在上交的初稿中，我想当然地略去了老队长的话，因为我不希望读者质疑那么热爱这份事业的老队长。

    但4月份的时候，我却收到了一个队员的短信：“我们转正了！”当初动员会上系领导说过获奖报告会出书的，万一获奖我这不是要抹黑家乡形象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我写了一份检讨交到政办。政办的汪老师笑呵呵地跟我说：“回去再调查吧，报告过几个月才评呢。”

    经过继续调查，我才发现队员们并不是真的转正，而是地方财政担负起了他们的工资，调查的深度得以推进。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写作的问题，采访、构思和写作是联在一起的。从相互冲突的现象背后去寻找真相，则是我从中发现的最大乐趣。

    这也是子牛杯让我至今难忘之处。

    教师评语

    刘亚洲同学的调查报告选择了一个意蕴丰厚的题目，不仅具有一定的新闻性与传播价值，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文化价值与社会意义。

    20世纪60年代，本人曾有幸观赏过内蒙古乌兰牧骑的精彩演出，至今记忆犹新。那独特的演出形式与鲜明的蒙古民族风情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受到一种质朴深沉的心灵陶冶和洗礼，更令人滋生出对于草原文化的钦羡与向往，派生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与自豪。一时间，一专多能队伍精干的乌兰牧骑演出队赢得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赏与礼遇。

    物换星移，许多年过去了。偶尔也会在心里想起——当年无比精彩的乌兰牧骑现在怎样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又如何？文化大同日渐强盛背景下是否还能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原有的坚韧精神与优秀传统是否能够继续传承？这一系列问题令人牵念，不意竟会在刘亚洲同学的报告中找到些许答案。

    刘亚洲同学的调查基于深入实地的考察和详尽的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真实而充分，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乌兰牧骑的生存现状，虽然选择的是一个基层个案，却有着极强的普遍性与典型性。报告不仅对乌兰牧骑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梳理，同时结合相关知识对其成因给予了深透客观的分析，显出了刘亚洲同学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科研功力。而他在字里行间所表露的对于蒙古族文化的热爱，对于民族文化生态的关注以及对于整个社会的责任感，更是值得赞许和张扬。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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