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的《革命军》一书，是一篇革命的宣言书，语言通俗，感情激越，读来震人心魄。他指出，在中国，革命是必需的，中国要独立富强，就必须革命。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改良，只能是死路一条。书中对清朝统治者大加挞伐，斥之为民贼，而当朝的慈禧太后更是一个“卖淫妇”，对内压迫，对外谄媚。中国全国已成为奴隶之国，清朝政府是洋人的奴隶，而汉人则是奴隶的奴隶。邹容号召人们起来捍卫人权，争取平等、自由和民主，以卢梭和华盛顿为榜样，推翻清室统治，建立一个新中国，他将这个国家起名“中华共和国”，大书“中华共和国万岁”。
邹容写完《革命军》，将稿子送给章太炎，请他润饰文字，并说自己的文字太浅显，不够雅致。章太炎仔细读完全书，深深感动于书中宣扬的革命思想，主动提出为书作序。
章太炎认为当时正缺少这样大声疾呼、振聋发聩的著作，预料这本书会深受读者欢迎。“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藉，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他本人也知道，像他的《訄书》那样过于学术化、语言宏深雅致的著作，在读者中不可能造成很广泛的影响，因为中国能读得懂的人实在太少了。而邹容的书，文辞粗浅，可以广为号召，可作“义师先声”，能使那些死抱着忠君思想的人读了，汗流浃背，彻底悔悟。“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邹容的书出版后，《苏报》作了相应的宣传，除刊登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外，还刊登了章太炎这篇《序〈革命军〉》及章士钊的《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他们高度赞扬了邹容的著作，称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因为书本身写得好，加上这一番宣传，一时间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不但学堂里的学生，甚至清政府官军也有读得声泪俱下的。在有些偏僻的地方，这本书的名气大到竟能卖到十两白银一本。果然像章太炎预料的那样，《革命军》掀起一股浩浩荡荡的革命潮流。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章太炎系统地阐述自己革命观点的一篇长文，可以视他与改良派的决裂书。
事情的起因是，南北美洲华侨中的一些保皇会会员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谈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认为革命可能是改变中国现状的一条道路。他们指出，保皇会成立以后，做到了尽忠皇上，但朝廷并不保护这些忠实臣民，不断逮捕他们，有的被杀了，有的被监禁，甚至连及家属。既然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像华盛顿那样革命自立。康有为收到信后，觉得事态严重，立即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系统地回答了来信中提出的问题，也阐明了自己在革命和改良问题上的观点。
康有为在信中重申以前的主张，把朝廷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慈禧太后和荣禄，一派是光绪皇帝，前者祸国殃民，后者舍身救民。他还是宣扬他一贯的信念，后党当政是不会长久的，等光绪皇帝复辟后，维新变法，一切走上正轨。他找了很多理由支持这个信念。
他的中心意思当然是反对革命。他的理由有四：一是革命太残酷，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中国古代的革命往往“血流成河，杀人如麻”。二是特别国情，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与美、法等国大不相同。三是革命必然会引来外国干涉，列强早有瓜分中国的野心，如果闹起革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四是当今皇上乃是有道明君，现在一时遭难，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以皇上之仁圣英武，通于外事，足以变法而强中国；以皇上之久历艰难，能公天下，足以立宪而兴民权。天生皇上之圣仁，令其阅历变难，正所以救中国生民者也。”
这最后一条理由，是康有为觉得最重要的，但其实也是最没有把握的。不过，这个理由很能诱惑一些人。康有为学问渊博，文辞华美雄辩，加之他维新派领袖、保皇党党魁的身份，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的这些论点，经过他的门徒广为传播，被许多已经倾向革命的人接受，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
章太炎在爱国学社看到康有为的信后，觉得康氏的观点有一驳的必要，于是就写了这封信，本来是托人带到香港转寄在新加坡的康有为的，但因为没有带到，迄未收到回信，就公开发表了。
这篇文章发展了两年前作的《正仇满论》的观点，全面批判了改良派的理论主张。文章一开始，就直指康有为那个貌似坚强的“信念”，指出他的这些话实际上是阿谀之词，是说给光绪皇帝听的阿谀之词，他的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将来光绪复辟，他还像以前那样得到重用。也就是说，康有为的诸多理由，是出于自私的考虑。
关于满汉之间的矛盾问题，章太炎针对康有为鼓吹的平等说，指出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大屠杀、文字狱且不说，康有为本人的经历不是最能说明问题吗？维新完全是为朝廷着想，但朝廷生怕对它的权力有伤害，又抓又杀，使维新派效忠无门，从哪里能看出是平等的呢？
至于康有为寄予极大希望的光绪皇帝，他之所以赞同变法，是因为想在同慈禧太后的斗争中免于失败，不变法则“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太后之权力”。在这里章太炎说出了最严厉的话：“载湉小丑，不辨菽麦。”光绪皇帝连五谷都分不清，是个无用之人！他根本不是慈禧太后的对手，即便有朝一日他南面听治，也会同他的祖先一样是个独裁的暴君。
革命要流血。如果不流血而能变法，而能富强，那当然是好。然而革命何来免不了流血。那么立宪就可以不流血吗？章太炎认为也不那么容易。他在文章中列举了日本因立宪流血的史实，指出，康有为所说的不流血的立宪，是要作揖磕头“请”来的，但请来的只能是专制，并不是立宪。
革命与立宪两者哪一个难？章太炎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立宪比革命更难。两者都需要有人民的大联合和杰出人物的领导。现在，民众的力量已经具备了，如果有华盛顿那样的人物出世，革命易于成功。而立宪，则既没有民众的联合，又无领导的指引。
文章还劝康有为立即悬崖勒马，回头赞助革命，建立非凡的功业，如果继续在保皇的黑道上走下去，则会落得个名实俱丧的下场。
章太炎这篇文章，语言不像《訄书》那样古奥，全文说理缜密，感情充沛，读来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它一出版，就引起巨大的震动，受到革命者的欢迎，出现“上海市上人人争购”的场面。黄宗仰将它和《革命军》一起刊行，不到一个月售出几千册。黄宗仰在一首诗中称赞这篇文章宣扬革命思想的作用道：“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虏伥，麟起澉之暴其肠……独立帜已扬霄光，国仇誓雪民权昌，昆仑血脉还系黄，呜呼噫嘻南海康！”
不久，在国内影响较大的《苏报》也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要发表了这篇文章，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因为章太炎国学根底深，善于引经据典，所以他的文章很能打动一般知识阶层。
章太炎的文章和邹容的书，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在近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柳亚子称他们是中国的“玛志尼”（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正因为章太炎和邹容的著作影响巨大，刚出版就受到清廷的注意。两位革命志士也因此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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